司法覆核法援獲批宗數創新低 法援署長認「與香港整體氣氛有關」

追光者報道

法援署署長陳澤銘昨（29日）接受報章專訪透露，今年首兩季獲批法援的司法覆核案件只有4宗，陳澤銘承認獲批數字創新低是「與香港整體氣氛有關」，強調一向嚴格把關，又指「濫批申請」的批評令法援署「食死貓」。有前立法會議員批評，批評當局批出法援與否已經與政府利益掛勾，形容法援署現在是「濫不批」市民申請。

陳澤銘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今年首兩季只批出4宗涉及政府政策或決定的司法覆法援申請，與去年全年獲批宗數相同。翻查資料，法援署過去5年就相關司法覆核批出申請的比率有下降趨勢，從2022年13.68%的高峰，到過去3年獲批比率銳跌至個位數字，去年更只有2.86%，比率或宗數均創5年新低。

認「香港整體氣氛」致法援獲批宗數大跌 前議員批法援署「濫不批」

被問到獲批宗數銳減是否與政治氣氛改變有關，陳澤銘未有正面回應，僅承認「與香港整體氣氛有關」，強調當局是嚴格把關，只要申請人符合資產限額，並判斷有合理勝訴機會，就會批出申請，確保沒有人「因為財政原因而無法尋求公義」，形容有關「濫批申請」的指控令法援署「食咗死貓」。

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接受本台訪問時指出，陳署長的「整體氣氛」自然包括政治因素。他指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政策或決定本身難免涉及政治考慮，近年獲批比率持續下跌亦是一個客觀證據，批評法援署是基於「維護政府利益」而批出申請，相比「濫批」指控，「濫不批」才更貼切形容現時的法援署。

司法覆核迫令政府改政策 岑子杰案、免針紙案皆獲批法援

單仲偕又指，在《國安法》實施前，申請法援以及獲批數字都比現在為多。作為前議員，他亦承認一般市民若在獲得法援後，以司法覆核迫使政府作出改變，威力比找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更大，一旦勝訴政府就須跟隨法庭命令行事、更改政策。

近期例子有「岑子杰案」，該案挑戰港府拒絕承認海外同性婚姻違反《人權法》，申請人岑子杰為此司法覆核申請並獲批法援，案件最終於2023年判決岑子杰部分勝訴，港府須立法訂定同性伴侶登記機制，惟有關法案於去年被立法會否決。有「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亦於2022年於法援獲批下，挑戰政府自行取消7名被捕醫生發生的「免針紙」效力，最終獲法官裁定勝訴。

批政府提高獲批難度 南丫海難、北都發展JR案無以為繼

除了以上成功案例，過去亦有不少市民在獲批法援情況下，挑戰政府決定，包括機場「三跑」填海、圍封公民廣場、丁權等政府政策或決定，儘管大部分案件最終敗訴，但審訊及上訴期間亦令到相關措施因而暫緩，甚至引起公眾討論。正因司法覆核具有此等「威力」，單仲偕認為政府於是選擇「釜底抽薪」，大幅提高獲批難度，令市民可能面臨鉅額訟費而放棄繼續司法覆核。

事實上，今年就有兩宗司法覆核，因申請人不獲批法援而被迫取消入稟。最近一宗為南丫海難死難者家屬，他們本欲挑戰死因裁判庭裁決，但因不獲批法援，最終於今年7月放棄司法覆核，家屬明言，鉅額訟費「見唔到個底」，慨嘆沒有法援「普通市民絕對唔會畀得起」。

至於另一宗為守護大嶼聯盟召集人謝世傑，他於去年入稟指控政府發展「北都」新田科技城涉違《環評條例》及程序不公，並同時申請法援，但遭當局拖延四個月，在法庭催促下，法援署最終在今年初拒絕謝世傑的申請。

單仲偕慨嘆，表面看來現在市民的申訴渠道並無減少，法援制度仍然有批出申請，但他認為整個機制如同「名存實亡」。他指陳澤銘在專訪中提到的獲批例子，「只係某啲部門嘅細微行政問題出錯」，而不再是針對重大政策。

政治案件被告申法援困難重重 當局只允「官派律師」予初選案被告

法援資助範圍並不限於司法覆核案件，其他民事與刑事案件同樣可以申請，不過若案件涉及反修例、國安案件等，過去經驗顯示，部分申請人似乎遭到刁難。在「反恐第二案」脫罪的吳子樂去年再被政府控告他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串謀煽惑暴動」，今年6月被法援署拒絕申請，須自行聘請律師。

至於被控「妨害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及「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的時事評論員王岸然（原名黃覺岸）更曾被《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諷他可申請法援，由納稅人墊付訟費「何樂而不為」，但由於法援署只願承擔當中三分二費用，王認為會動到「棺材本」而撤回申請，今年4月向陳廣池表示自辯。

在民主派初選案開審前，亦曾發生法援署拒絕部分被告提名的辯護律師人選，導致不少被告最終選擇自費聘用律師；翻查資料，法援原容許刑事案被告自選名冊上的律師，但自2021年起便改法援署「官派」，不少初選案被告因而受「新制」影響。去年判刑後，有12人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但法援署以有關定罪或刑罰「並非顯然過重或法律上錯誤」而拒絕批出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