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中共的精神病院为谁而建

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很少有人会在这一天想起另一类人。他们身心健康，却被送进精神病院，原因是拒绝在一张纸上签字。图为福州神康精神病院帮助政府关押了400多名访民，进行迫害。（视频截图）

【大纪元2026年10月08日讯】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一天，各国的医院和公益组织会谈抑郁、谈焦虑、谈病耻感，呼吁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多一些耐心。但很少有人会在这一天想起另一类人。他们身心健康，却被送进精神病院，原因是拒绝在一张纸上签字。

警察来敲门的第二天

南京的韩纪珍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据她的儿子王永生后来对海外媒体讲述，1999年底，母亲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遭警察殴打，随后被关进南京的一家精神病院，被注射药物。王永生当时在美国休斯顿大学读物理学博士，得知消息后赶回南京营救。

人接出来了，正赶上过年。王永生回忆：“就把我妈接回家准备过年，没想到第二天，警察又来了，说你必须写一个不再炼法轮功的保证，否则就把你送回精神病院。”母亲的回答很朴素：“我怎么能做这个保证呢？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受到很大好处，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够不炼呢？”警察随即把她强行带走，再次送进精神病院。

在这段讲述里，医生始终没有出场。没有问诊，没有量表，也没有复诊记录。决定一个人该不该住精神病院的，是站在门口的警察，标准是她肯不肯写那份保证。写，就是康复；不写，就是复发。

医学诊断看的是症状。在这套做法里，信仰本身被当成了症状，放弃信仰的书面承诺成了出院证明，精神病院门上的锁和看守所、劳教所的锁并没有两样。这样的精神病院，只是多了一件白大褂。

从“政治疯子”到安康医院

把异见当成病来治，在中共的历史上有据可查。英国学者罗宾‧芒罗曾在人权观察工作，长期研究中国人权问题。他翻查了大量中国精神科专业文献，发现文革前后流行过一个词，叫“政治疯子”。按当时的理论，一个人精神出问题，根源在于脑子里装着“错误思想”。据他梳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政治案件”平均约占全国刑事精神病鉴定案件的10%到15%，1990年代初以后才明显回落。他保守估计，二十年间中共司法人员经手鉴定的这类精神病案件超过3000起。

承接这套逻辑的机构叫安康医院，由公安系统管辖，名义上收治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芒罗2002年在美国精神病学与法律学会的期刊上撰文写道，这类医院当时全国已有20所，还有更多在规划中。精神病院归警察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它为谁服务。

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精神病院里的人骤然增多。芒罗2000年发表在《哥伦比亚亚洲法律期刊》上的研究提到，海外法轮功支援网络已整理出约100名被警方强送精神病院的学员名单，总数估计可能高达600人，其中至少3人直接因关押和虐待死亡。两年后，两位美国医生在美国精神病学与法律学会的期刊上撰文，援引法轮功信息中心的资料说，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学员已超过1000人，涉及至少36个城市的57家医院。他们还写到，送人进去不需要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当事人的单位、家属，或者专门为镇压法轮功设立的“610办公室”，都可以出面办理。

郭敏是湖北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的职工。据明慧网报导，2000年，她在杭州火车站被警察搜出法轮功书籍，随即被送进黄冈市康泰精神病院，两年后转到浠水县红十字会精神病院，被长期注射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她进去时二十多岁，2011年死在病房里，年仅38岁。按报导的说法，一个女人本该是工作、成家、照顾父母的那些年，却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在一针一针的药物里耗掉的。

一部法律之后

2013年5月1日，中共《精神卫生法》开始施行，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不少媒体称之为“被精神病”的终结。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当时就表示怀疑，他对媒体说：“现在公安部门所办的那些精神病院，仍然没有取缔，或者撤销。”同一条款还留着一道口子——只要先有一纸“严重精神障碍”的诊断，再加上“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非自愿住院的门就重新打开了。

五年后的2018年7月4日，湖南女子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并在推特上直播，说要反对独裁暴政。当天下午，她发文说门外来了几名警察，随后失联。据海外媒体报导，警方后来通知她父亲，说她被认定有精神问题，收治在株洲市第三医院，父亲本人也一度遭到拘押。2019年11月她出院，父亲说女儿像变了一个人。2020年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没有违法，精神也没有问题，但人已在崩溃边缘。此后她又被送回精神病院，外界再难得到她的确切消息。

法律的条文变了，安康医院还在，警察手里那张入院单也还在。

这份诊断书不能签

真要给中共写一份病历，素材倒是现成的。它把一群在公园里打坐的中老年人当成威胁政权的力量，从网民的每一句抱怨里听出“境外势力”，删掉一段视频之后，还要接着删讨论这段视频的帖子。按文革年代那套“错误思想致病”的理论，凭这几条，就够它在安康医院住上一阵子。

但这份诊断书我不打算签。中国《刑法》第18条写得明白，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诊断在法律上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当事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给中共开出精神病证明，等于替它办好了免责手续。

疯子做事没有章法，这套体系恰恰相反。“610办公室”协调，派出所押送，医院注射，最后由一张保证书验收，每一道手续都有人经办，有人签字。这条流水线已经运转了二十多年，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头脑清醒的人经手办完的。

这种滥用，伤害的还有真正的病人。精神病院一旦能被警察用来关押上访者和信仰者，“精神病”三个字就带上了政治判决的意味，真正需要治疗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难免更怕走进医院的门。世界精神卫生日年年呼吁消除的病耻感，在中国被权力又加深了一层。

10月10日这一天，该被检查的不是韩纪珍、郭敏和董瑶琼的头脑，是那只把她们送进病房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