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国“灵活就业”人口激增的背后

【大纪元2026年10月29日讯】中国有多少“灵活就业”人员？2021年初官方数据2亿多，仅仅5年过去，陆媒称已涨至3.2亿了。为什么涨势如此凶猛？惟恐庞大的“灵活就业”人群冲击政权，当局应对的一项重大管控政策竟是“数据找人”、强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到底是让“灵活就业”人员增加安全感，还是又一轮割韭菜呢？

中共官方“灵活就业”概念歪曲国际标准

“灵活就业”作为政策概念，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采取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多种灵活的就业形式。当时中共搞“国企脱困三年改革”，爆发失业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66个城市进行调查，首次在内部估算出全国约有1.45亿人（其中城镇约7,500万，农民工约7,000万）处于临时工、小时工、劳务派遣或进城打零工的灵活就业状态。不过，官方当时称之为“再就业”或“自谋职业”。

2011年中共《社会保险法》采用了“灵活就业人员”这一法定身份。2020年出台的《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将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数字零工正式归入灵活就业。

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中共国家统计局正式采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标准定义——“在调查参考周内，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只要从事了1小时以上的有偿劳动，即算作就业”。解读这一国际标准，要结合中国的现实。

第一，中国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全民覆盖、高福利的兜底失业救济金。一个中年失业者如果这周只送了1小时外卖、赚了15块钱，他在统计上成了“已就业人口”，但在现实中却只能买一碗面吃。长期以来，中共的“失业率”数据在国内外都被当作笑话。许多人认为中共这么做，是在“美化失业率”、玩文字游戏。

第二，国际标准中，就业包含三个维度的指标：就业、失业、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那些一周只工作几小时、但渴望干满40小时的人，在国际标准里属于“时间相关型不充分就业者”。可中共国家统计局在发布数据时，只公布“失业率”，却不公布“不充分就业率”。而中共的“灵活就业”，在绝大程度上，应属于“不充分就业”：想工作挣钱，却缺少机会。

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的暴涨

中国“灵活就业”，在国际上对应的是“非标准就业” (Non-Standard Forms of Employment, NSE)。所谓标准就业指：固定雇主，签订全职、无限期／长期劳动合同，享有标准福利。非标准就业包括：临时就业（诸如定期合同工、项目工、季节性工人、以及按天结算的日结工），非全日制就业（ILO的通用参考线通常是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或35小时），多方劳动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劳务派遣（Agency Work）和分包、外包，劳动者被派遣到其它公司干活，出了问题由派遣公司负责），自雇与变相自雇等。

中国却有特殊的国情。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只分三种：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农民。“改革开放”后，转向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大变化，失业问题凸显，产生了大规模的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进城务工，当局被迫渐渐调整相关政策，这才有了“灵活就业”的说法。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灵活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研究估测，在2015年，灵活就业人员约1.2亿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块是失业的“替代品”或短期的“避风港”，一块是与数字经济深度捆绑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电商等“新就业形态”（2012年起平台经济大爆发）。

2018年中美开打关税战，当局首次提出“六稳”，第一稳是“稳就业”，可见失业问题已进入到中共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

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中国经济遭到致命性打击，“灵活就业”人员大增。2021年3月11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也就是说，从2015年到2021年初，“灵活就业”人员增加近1亿人。

这远没到底。疫情及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持续发酵，2024年底，官方及权威媒体等确认，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4亿人；2025年攀升至2.8亿人左右。2026年6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预测，2026年官方定义的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3.2亿人，占到全国总劳动力（约7.25亿）的44%。这意味着在目前的中国，将近一半的上班族属于没有长期全职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者”。

而且，从2021年初到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又增加的1亿人里，很大一部分来自“陨落的中产”（注意，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代表社会主流和中间的中产阶级，只有“中等收入群体”）。

2020年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后陆续出台政策，“一纸文件打到一个行业”，诸如教培行业、房地产及周边建筑／设计产业链、互联网大厂（35岁门槛裁员）、金融以及外贸行业深受影响，导致大批拥有高学历、高薪资、城市房贷的白领失去正规就业岗位，流向了网约车、外卖配送、或大厂外包零工。

有研究指，过去的“灵活就业”主要是低学历底层，但根据2026年的数据，知识型、高技能型的灵活就业者目前已占到灵活就业人口的35%以上。

当局的两大管控措施

“灵活就业”的大规模、快速扩张，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层面造成重大冲击，中共穷于应付。这里仅略谈两点。

其一，维稳。举例而言，中共五中全会前夕，中南海向各地下发的维稳密令中，把灵活就业中的“三车两员”群体列为维稳对象。所谓“三车”，是指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所谓“两员”，是指：快递员、外卖员。

密令声称，要严防他们为了利益诉求群体规模聚集。为此，要对这些群体进行深入排查，紧盯煽动罢工、组建工会、扬言游行示威等涉稳风险苗头，针对性做好线索落查、教育稳控等工作，严防风险落地成势。当局为什么这么恐惧呢？

孟春的一篇评论有着透彻分析：他们人数众多，且处在城市运转的关键节点；虽分散在各地，却可能通过网络迅速联系；利益诉求具有共同性，容易从经济问题发展为集体行动；可能成为各种社会不满相互呼应的连接点；比经济不满更令当局敏感的，是他们的自主组织能力。

过去，当局害怕“流民”造反；现在，“三车两员”的潜在能量或已远远超过“流民”，当局焉能不惧？

其二，强制加入城镇职工社保。为此，当局已公开宣称“数据找人”。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社保的窟窿越来越大（例如2025年，纯保险费收入约9.12万亿元，同比增长3.3%；而总支出约11.14万亿元，同比增长5.4%；补缺口主要靠财政补贴），迫切需要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口来补血。

根据相关学术机构研究：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约2.8亿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约8,500万至9,800万人，占比约为31%至35%。换言之，超过60%的灵活就业人员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处于断缴状态；而当局“数据找人”，找的就是这些人。

可问题是，这些人可能大部分都没有能力。他们“灵活就业”之所得，不能支持一个月千元以上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江苏为例，2026年，养老保险缴费最低档每月缴费1,005元、最高档缴5,025.4元；此外，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金额为407元。而2025年江苏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也就约6,655.7元（税前），也就是说月平均工资的约1/5交社保了；可很多人是“被平均”的，还拿不到6,655.7元这个数，负担就更重了。

结语

对于庞大的、还在增加的“灵活就业”人口，当局在“维稳”上是严阵以待，在经济上是割韭菜。这必然会刺激“灵活就业”群体的不满。当今的中国，可谓遍地干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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