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

1951 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周恩来指导，中共在全国大学里开展了一场名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大纪元配图）

【大纪元2026年11月13日讯】1951 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周恩来指导，中共在全国大学里开展了一场名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在大学里，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 “过关”。

周炳琳就是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对象之一，一共检讨了四次才终于过关。

一、  亲近中共的“民主人士”

1919年，周炳琳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五四运动期间，他是积极参与者，曾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并参与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他与另外几名北大学生由蔡元培选派，赴美国留学，后来又到英国、法国深造。

1925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起长期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曾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部分译成中文出版。

抗战期间，周炳琳主张国共合作，反对独裁，支持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党在战后政治协商中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主张国共双方通过政治协商解决政治分歧，实现和平建国。

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周炳琳起草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并联合48位教授签名发表，公开抗议政府的做法。

1949年，他选择留在北平迎接中共的新政权。

二、成了北大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物

1951年9月，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随后思想改造运动逐渐扩大。

尽管周炳琳是亲近中共打的民主人士，但他所理解的民主、自由和政治进步，并不等同于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对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起初明显是有抵触的。

他倒并不是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而是不愿意按照运动所要求的方式，否定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经历。

他认为自己长期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也反对国民党独裁，不能因为自己有过国民政府任职经历，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当成错误。

但官方并不认可他的这种解释。在当时的政治评价体系中，知识分子过去的政治立场、社会关系、学术观点，都需要重新审查。

周炳琳曾经加入国民党，担任过政府官员，与国民党政界、学界人士有广泛交往；他又有自己的民主宪政主张。这些经历都成为批评的重点。

据北大经济系教授张友仁回忆，周炳琳多次作检讨，但都没有通过，逐渐成为全校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人物。他向马寅初校长表示，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是他这样说也没有用。他无处可以逃遁。他也不被允许逃遁。

三、马寅初亲自登门帮助周炳琳过关

为了帮助周炳琳过关，马寅初专门到他家里谈话。

谈话中，马寅初在客厅和内室通道之间的台阶上，向下一跳，然后对周炳琳说：思想改造就要痛下决心，就像我这样向下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这不是简单的劝说，而是马寅初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周炳琳：不要再犹豫，要下决心改变思想。

马寅初还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表示：“周先生人很好，不贪污，如果改造过来，可以对人民有很大好处。”

这句话颇有意味。

马寅初并没有把周炳琳说成一个坏人，而是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争取、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人格品行和对国家的贡献，似乎还不足以使他获得政治上的认可。他还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接受了新的思想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对周炳琳的“帮助”也越来越深入。妻子、子女、同事和朋友都被动员起来，参与批评和劝导。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帮助过关”。

表面上看，他们是在齐心协力帮助周炳琳认识所谓错误，而实际上，则是在对他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逼迫他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向共产党缴械投降。

四、第四次检讨终于通过

1952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毛泽东送交了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其中专门介绍了北大师生以及周炳琳的妻子、子女如何帮助和批评他，也反映了他多次检讨仍然不能过关的问题。

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看过材料后，专门写下批示：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这使周炳琳的个案具有了超出个人命运的意义，他成了中共如何争取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案例。

1952年7月30日，北大在沙滩新膳厅召开千人大会，周炳琳在会上作第四次大会检讨。

这次检讨与此前几次有明显不同。

他不再只是解释自己过去为什么那样做，而是开始从政治立场上否定过去的自己，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

他承认，“解放”后自己的“自处之道”是敌视人民的，并说：我这一反动的态度，妨碍了自己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表示，我决心贡献我的余年来为祖国的建设尽我最大的努力。

从检讨的内容看，他已经接受了运动所要求的基本政治结论：过去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存在根本性问题，现在必须站到人民一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次检讨终于获得了通过。

这之后，周炳琳写了一篇《我的检讨》。这篇文章后来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亲自将标题改为《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

1952年10月9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公开肯定“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等方面的成就，并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周炳琳不仅在学校通过了思想改造，而且通过公开发表文章，表达了对中共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周炳琳的经历充分说明，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强制驯服知识分子的洗脑运动。共产党其实是在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告诫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它的统治下，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但首先必须转变思想，在政治上表示归顺。这无疑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规模精神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