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卷首语
教育不公平的背后：政治的专权与垄断！
本刊特评
强烈谴责贵阳警方对糜崇标先生的人身迫害！
请国家尊重保障人权、还高智晟先生以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零八宪章论坛”就高智晟事件致中国国家主席的公开信
焦点关注
艾未未：暴力城市北京 恶梦挥之不去
特别关注——渺小（梁海怡）
李悔之：让中国男人羞愧的南国烈女——渺小(实名梁海怡)
梁海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已移交到法院
公告天下
高智晟女儿致信温家宝要爸爸
许志永：几千万留守儿童致温总理的一封信
贵州人权研讨会对利比亚局势的看法
张凯律师出国被拒 致信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綦彦臣： 写给卸任前的温家宝总理
綦彦臣：写给卸任前的温家宝总理（2）
选举观察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广州市选举的前期观察
广州选区违反选举法，故意阻止独立参选者竞选人大代表
广州独立参选人梁树新就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公然违法发表公开信
黄辉善 、梁树新的人大代表选举资格被恢复
联名推荐人辞职支持梁树新参选人大代表
广州各选区审查、刁难人大代表参选者的联名推荐人
广州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叶瑞立参选人大代表遭阻扰
郭玉闪：从预选起飞
专访独立候选人曹天：亿元竞选郑州市长
利比亚观察
利反对派官员称如卡扎菲落网且反人类罪成立 将被枪决
卡扎菲及子女的奢侈生活
卡达菲官邸的糜烂生活：美女、美酒、毒品、杀人取乐
卡扎菲父子被指强奸和性虐多名女保镖
反对派发现卡扎菲人体屠宰场 遍地焦骨仍有余温
利反对派承诺将按支持力度给予各国相应回报
媒体力挺卡扎菲 或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杨恒均：永别了，卡扎菲！
执政党观察
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选举网综合：当今中国何去何从？
苏共解体20周年 学者：中国今日之鉴
人民日报：慈善机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重庆观察
重庆：拒绝“被代表”
薄熙来：有两极分化就没有“三个代表”文章
共识网：广东VS重庆：模式之争
人权观察
贵州糜崇标宣传动态网 遭折磨失禁脱肛
人权律师刘士辉首度讲述被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
沈良庆 ：中国的酷刑问题
为完成计生指标 六旬单身老汉被结扎
刘洪波：无理劳教上访者令人恶心
亦忱：关于常州警方以不买一块钱车票罪名而劳教上访者的感想
北风：新浪配合“他们”作恶的明确证据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裸体下跪的77岁老妇现被限制人身自由
姚立法继续失踪 其妻仍在苦寻
《南风窗》社长陈中因"政治导向"被免职
精彩时评
信力建：中国问题需要政改化解
财识日报： 不应忽视的中国互联网业政治风险
孙文广：为大连集会示威叫好
綦彦臣：纪念一九九一：叶利钦为何坚定地抛弃苏共？
白岩松：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
《理财一周报》社论：给人民选择权,给所有人退路
胡耀邦之子带头批有人试图搞文革
周兼明：信息时代政府禁绝不了批评之声
张曙光：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才能保障民生
经济观察网：外交部自我豁免“三公”经费逻辑不通
宪章论坛
《公民》月刊社论：温州动车灾难启示录
陈有西：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
吴玉琴：社会不稳定因素来源于中共腐败下的上行下效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要狠批“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
杜君立: 维稳主义的假想敌
钟扬：维稳的最好武器是制度化民主
杨子立：为了即将忘却的回忆
王德邦：从中国近半个多世纪学科热点变换看社会发展
铁道部坏，中宣部更坏！
财识网综合：中南海的“特供”与农村的“专供”
央视百度“黑吃黑”？
杜导正：《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感言
杜润生说：中共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好书推介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八章：培养公民社会》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九）
卷首语
教育不公平的背后：政治的专权与垄断！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9月1日。
对于学生而言，又到了该欢欢喜喜上学的时间了——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三年级升四年级……幼稚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报名、领新书、排座位……仿佛过节一样——对于一个学生、一个孩子来说，还有比这更可喜悦的事情吗？就是对于家长来说，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够“天天向上”、“岁岁进步”，一步一个台阶往“上”努力，心中又会溢出多少甜蜜、脸上又会绽放多少笑容呢？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种景象又将预示着多么美好的希望！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由于许许多多的制度壁垒，由于许许多多的人为原因，使得我们的教育发生了诸多甚为扭曲的事情。一部分孩子在体制的保护下能够顺风顺水、圆圆满满的完成学业，而另一部分孩子在求学的道路上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甚至好多孩子因为这种制度壁垒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
据报载，从今年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地处北京的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政府勒令关停，许多校舍被雄赳赳、气昂昂的政府拆迁人员践踏成一片废墟。临近开学之际，却导致数万名孩子面临辍学的危险。虽然北京市教委放话说“不让任何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承诺“一个也不能少”，但在实际分流学生去“公立学校”的过程中，却又要求学生家长需要“五证齐全”——只有在暂住证、务工证等五个证件一应俱全的情况下，才能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而这些证件对于大多数身为菜农、商贩、临时工、拾荒者的家长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容易，许多家长一脸无奈地表示：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做可怜的“留守儿童”……
其实不光类似“新希望小学”、“红星小学”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孩子们在北京得不到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平等教育，而且越往上壁垒越森严。外地户籍学生不仅在北京得不到正常的教育资源，享受不到北京学生的教育待遇，而且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高中也没有办法上，许多外籍打工子弟被严格禁止参加中考。
这的确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城市化浪潮根本不可能阻止农村居民往城市的流动，更不可能将已经在各个城市生活工作多年的农村居民赶回乡村。大部分“农二代”也已在城市出生成长，他们不再想重复父辈们曾经的乡村生活，他们对城市的认知程度远远超过对偏远故乡的认知程度。正如北京已经被强拆的新希望小学五年级学生“京京”所呼喊的那样——“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想在北京读书，北京是我的家”！
但是人为的城乡二元制度与户籍壁垒制度却在残酷的粉碎着小“京京”们的梦想。既就是他们能够勉强在“北京”这些他们视为“家”的城市里接受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却免不了名目繁多、架梁叠屋的“借读费”、“赞助费”等的折磨，到末了，由于无法在京参加中考和高考，“京京”们还是不得不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对未来的担忧不仅困扰着孩子们，而且也极大地困扰着来到城市的家长们。为了孩子们的学校教育不被中断，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一些家长便自发地联合起来进行抗争。据“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博士透露，2011年6月23日上午，一些外地孩子家长再次前往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请愿书”，许志永说已有数万家长联名向教育部发出呼吁，而且这是自2010年以来他们第12次前往教育部“请愿”，但他们十多次的请愿与呼唤都如同“竹篮打水”，教育部及有关公权部门一概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但问题解决不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们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北京的资源有限，无法解决外地孩子在北京就学和升学的问题。
如果是因为资源紧缺而拒绝打工子弟在京上学和考学，可为什么台港澳籍的孩子以及海外侨胞的孩子能够在“北京”享受到与北京学生一样的权利和待遇？如果他们在北京上学考学不会挤占北京学生的教育资源，为什么打工子弟在“北京”要求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教育部官员便会像某种很势力的动物那样直叫叫什么“资源短缺”呢？
这种逻辑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所谓“资源短缺”并不是主要问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现在财大气粗——从经济总量上讲，中国现在已经“阔”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了，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创纪录的83080亿元，不仅如此，中国的“希望工程”都搞到非洲去了（根据6月13日新华网的报道，“中非希望工程”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耗资约为20亿元人民币），这足以见得中国政府是“不差钱”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城市的“农二代”以及广大农村的孩子却得不到来自国家提供的平权教育，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悲剧。难怪有网友发帖质问： “援助非洲几千亿，援助朝鲜几千亿，购买美国国债几千亿，外汇亏损几千亿，欧洲采购几千亿，公款吃喝几千亿，奥运几千亿，亚运几千亿，维稳几千亿，可就是没有1000亿把全国的学校都好好盖盖。最扯淡的是现在连希望工程都搞到非洲去了，可帝都的农民工希望小学却被拆了！”
更可笑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忙着在世界各地建造什么“孔子学院”，他们忙着在世界各国打扮推销“孔圣人”，却不知道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特别重视“有教无类”，所谓“有教无类”，是指对所有的人都进行教育而没有“类”的差别，即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如果孔夫子活到现在发现“北京”强拆打工子弟学校、不许外地学生在北京参加中考、高考的话，老头子一定会要求将浪费在“孔子学院”上面的金钱用来为打工子弟建设合格的校园的。滑稽的是，中国执政当局一边忙着拆毁学校、一边又在宣扬什么“科教兴国战略”——真正的一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嘴脸！
如果说因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度导致了打工子弟学校被拆、“农二代”在“北京”上学难、考学更没戏这样荒诞的剧情的话，中国教育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更多的“农二代”无法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相对公平的就业、发展和上升机会。
尽管城乡壁垒严重，但发源于九十年代末的大学扩招政策还是让很多农村学生走进了大学校门。但无论他们在学校是多么的用功、多么的勤奋和刻苦，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走向社会的时候，才发现找工作还需要“拼爹”、“拼关系”，好的就业机会、优越的工作岗位被更多的预留给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毕业即失业”、“一人上学，全家返贫”的残酷现实使得“读书无用论”再次激荡在“农二代”的心灵当中，在书中既无“颜如玉”、书中更无“黄金屋”的情况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据统计，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 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 201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117万。这些弃考生绝大多数都是“农二代”身份——不是他们不想接受大学教育，实在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僚权贵集团垄断了几乎全部优质的机会和资源，而且这种垄断乃至于“霸占”在许多地方似乎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理直气壮的应有待遇了。
据报载，河南省固始县在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的后代。当外界质疑其中的 “猫腻”时，中共固始县组织部长周辉回应说：“12名乡长大多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推选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周辉反问道：“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这使我们不得不想起作为“太子党”代表之一的陈同海（中石化前总经理、董事长）曾经宣布的豪言壮语：“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大小官僚们的口径如此一致，作风如此相似，在一个以“官”为本、官僚贵族掌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优质资源并想一世而万世的传承下去的国家，请问“农二代”、“贫二代”、“压二代”还有多少公平发展、公平竞争和公平上升的机会呢？也无怪乎，近几年来，整个社会形成了愈来愈浓的“仇官”、“仇富”氛围，以至于著名学者于建嵘博士在微博上公开说：“根据我的观察，仇官和仇富是当前最基本的社会心态。所以，当你与人在公共场合发生争执时，如对方强大，你只要把他说成是当官的或有钱的就可以了。围观的普通民众一定会帮你骂他，甚至最后变成他们在吵架，你是一个无关者。”
而官僚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的垄断地位是怎样造成的呢？答案是唯一的，那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党独大。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造成整个国家“唯官”、“唯上”的官僚崇拜，大大小小的官僚由于长官任命关系而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权力所及范围内都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的“土皇帝”。民主选举和平权监督的缺席导致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官僚手里。而对于这些优质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官二代”“富二代”们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平等教育，“农二代”无法享有公平上升与发展的机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教育资源不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但从深层寻找原因，便会发现这种教育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专制主义政治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推行的“恶政”。因此，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公平上学问题，要解决“农二代”的公平发展问题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变专制主义政治为民主主义政治，必须建立起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在价值，以民主、法治、宪政为制度框架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唯如此，“新希望小学”的“京京”们的梦想才会变成美好的现实。否则，当公平正义长期失丧，“仇官”“仇富”继续发酵，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大泽乡式的丛林战争，中华民族又会以最为极端的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牌。
《零八宪章》论坛
2011.9.1.
请国家尊重保障人权、还高智晟先生以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零八宪章论坛”就高智晟事件致中国国家主席的公开信
“主席”先生：
自2003年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以来，您在这一最高公职任上已经有八年多时间了。不仅如此，从2002年11月开始，您还一直担任着中国执政党总书记的职务。作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您曾成功地推动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宪法，您还承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记得当年国内外舆论普遍指出，这是中国人权进步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对“胡温新政”充满期待，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时代”
充满盼望和期待。
但八年过去了，虽然八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所谓“胡温新政”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不仅“富强社会”没建成，而且“民主社会”、“文明社会”、“和谐社会”更是连影子也看不到。尤其是在人权领域，八年来不仅没有前进，反而是一步一步地严重倒退了，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仅仅剩下宪法文本的点缀性意义。广大国民的基本人权不仅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政权的有效保护，反而在诸多方面受到来自国家机器的侵犯和打压。我们认为这是作为执政党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耻辱！
在这里我们仅举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所遭遇到的野蛮迫害来说明中国社会距离“民主、文明、和谐”有多远，说明主席先生背负的耻辱有多严重：高智晟先生生于1966年，通过自学成为律师。自2003年，高智晟先生为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积极参与多起维权案件（包括陕北石油案，广州太石村事件及汕尾杀戮事件等等）。尤其是自2004年开始，高智晟先生开始密切关注法轮功同胞受迫害打压的情况。他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披露了大量修炼法轮功的同胞在派出所、劳教所、监狱、黑监狱以及各种秘密关押地点被污辱、殴打、虐待、伤害的血腥事实，揭露了法轮功同胞作为中国公民的诸多基本人权受到国家政权非法剥夺的黑暗现实，并先后数次亲笔致书“主席”先生要求关注并改善法轮功同胞的人权状况，尊重保障法轮功群体的基本人权。
在一个文明、健康的国家，高智晟先生的前述作为本应该得到国家的光荣嘉勉和鼓励，因为这是推动整个国家的人权事业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优秀公民行动。但是在“主席”先生领导下的中国，高智晟先生因为前述维权举动竟然遭到来自政府的逮捕和判刑。不仅如此，在高先生被捕以后，还先后遭遇包括殴打、电击生殖器官乃至以竹签捅刺生殖器官的野蛮酷刑，他的妻子、孩子也因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和迫害不得不逃离自己的故乡，不得不逃离炎黄老祖留下的这片土地……
“主席”先生，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听到您宣布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也无数次地听到你在各种“报告”中谈到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号召你的官僚系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你甚至在写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书信中谈到要“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在这些华丽辞藻的承诺里，我们惊异于“主席”先生对高智晟先生悲惨遭遇的冷漠，惊异于“主席”先生对法轮功同胞被普遍伤害之悲惨景象的冷漠，也惊异于“主席”先生在“维稳”旗帜下对新制造出来的天量维权事件的冷漠！！
“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这种冷漠是不正常的，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公民应该持有的庄重态度。这种冷漠不仅是对中国宪法有关“人权保护”的蔑视，不仅是对人道主义与人类文明的蔑视，不仅是对高智晟先生、对法轮功同胞、对维权同胞和广大人民基本尊严的蔑视，也是对“国家主席”这一国家公器的蔑视和亵渎。我们认为任何在“国家主席”位置上的半点玩忽职守都是对人民的不尊重甚至是对人民的犯罪。遗憾的是，由于“主席”先生的这种冷漠和玩忽职守，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地恶化，并因此而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官民对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改革开放时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和危险！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疑虑和忧患！
就“主席”先生个人而言，执掌“大位”的时间并不多了。屈指算来，正常情况下，您还要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为人民服务”一年多时间，我们希望阁下不要把遗憾和惆怅留在您“下台”之后，希望阁下不要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间里饱得国人的冷眼和诅咒。也因此，我们希望“主席先生”尽快改变您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冷漠，恢复您那被冷藏已久的人性和良知。庄重履行您对《宪法》的承诺、对人权保护的承诺、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承诺。希望您以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对一切受到非法打击和迫害的人权事件保持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并责令有关方面给予公正的处理。
就高智晟先生的遭遇而言，他于2006年8月15日失去自由，同年12月21日被北京方面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现在已经是2011年的8月底了——既就是按照现行法律程序，也应该恢复高智晟先生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了。但截至目前，高智晟先生依然处于“被失踪”的状态，这是中国政府在高智晟先生问题上错上加错、罪上加罪的恶劣表现，是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又一粗暴践踏。我们注意到高先生远在美国的女儿已经写信给中国总理温家宝——要求“归还”她的“爸爸”……我们深切的体验到一个小女儿渴望见到父亲的那份迫切心情……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没有理由继续剥夺高先生的自由，
“主席”先生应该迅速责令有关地方当局纠正在高智晟事件中所犯下的系列错误和罪行，还高智晟先生以中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促成高先生及其女儿全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普通心愿!
与此同时，我们也郑重提醒“主席”先生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内正视法轮功同胞的基本人权问题，正视包括守望教会在内的众信徒的基本人权问题，正视因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而发生的系列人权事件，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王荔蕻、倪玉兰等众多民主维权人士，果断放弃“维稳”思维，有效启动政体改革，开启与公民社会的政治协商对话，团结朝野一切健康力量向着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则不仅执政党的困局和危局能得以有效化解，而且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必将建立起来，中华民族也必将迎来万紫千红、花果飘香的美好时代！就是你个人也会赢得历史的纪念、赢得未来的纪念！何去何从，岂不惕厉自觉乎？！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8月29日
焦点关注——艾未未
编者按：
艾未未先生6月22日才被“保外”，但他没有被眼前的黑暗与高压所吓倒，当王荔蕻大姐因为维权而被审判时，他大声疾呼良心人士都来关注王大姐；现在他又冒着巨大的重被收监的风险大声控诉“暴力城市北京”，公开揭露自己在监狱里受到的“巨大折磨”，指出农民工在北京所拥有的“奴隶”身份，一针见血的抨击了当局所不断制造的贫富悬殊……
在此，“宪章论坛”谨向艾未未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也郑重提醒执政当局，不要在迫害艾未未先生了，不要再迫害任何中国良心人士，不要在迫害任何中国公民！否则，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你们恐怕是难以向广大人民“交账”的！
艾未未：暴力城市北京 恶梦挥之不去
【大纪元2011年08月30日讯】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8月28日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中共政府剥夺其公民享有基本的人权。他表示中共的司法制度不能相信，“北京是一座暴力的城市，北京是个恶梦，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
这是艾未未两个月前取保候审以来，首次在美国主流媒体公开批评中共政权。
艾未未：北京是个恶梦
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自华盛顿报道，艾未未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星期天（8月28日）晚间在其网站上发表评论。
艾未未说：“北京是一座暴力的城市，在北京，最糟糕的是你绝不能相信它的司法制度......北京是个恶梦，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
百姓只是制度的一个数字 基本权利被剥夺
今年54岁的艾未未，因参与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设计，以及他引起争议的艺术作品和他对当局的犀利批评，在今年4月4日乘机前往香港时被扣押，此后音讯全无，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81天，直到6月底才获释。
艾未未以他自己被警察非法关押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他说，在被秘密关押期间，他经历了巨大心理折磨和压力，监狱里的经历让他明白，中国有许多地点秘密关押那些没有身份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匿名制度中的一个数字，“他们(当局)剥夺了我们的基本权利”。
丈夫被秘密逮捕 妻子奔走无下落
艾未未说，在他被秘密带走，关押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后，“只有你的家人为你的失踪四处奔走呼号，但是你得不到任何答覆，街道办事处，官员，法院，派出所，甚至高层以及国家领导人。”艾未未表示，他的妻子每天都写各种请愿书，每天都打电话给派出所，询问他的下落，但一切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她得不到任何官方出示的正式扣押他的文件。
艾未未曾在20世纪80年代旅居美国。他在纽约的朋友、《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博士说，北京是座暴力城市，行之已久。他以北京政法大学教师腾彪为例说，腾彪有一天开车回家，在大楼的门口被绑架，戴上黑头套，带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地方。他说，这种事情在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异议人士，以及普通百姓身上，多有发生。
艾未未：百万农民工 北京新奴隶
艾未未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星期天（8月28日）晚间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评论中还批评中国政府猖獗的腐败现象和农民工政策。他说，数百万在北京从事修桥，筑路，建房的农民工，他们居住的非法陋室，经常被当局拆毁。艾未未说，北京是一座“权力和金钱”的城市，政府官员，煤矿老板，大企业的负责人，灯红酒绿，尽享荣华富贵，而在北京城的另一面，他看到的则是绝望，公交车上的人，在他们的眼睛中，看不到任何希望。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是北京的奴隶。
中国贫富悬殊 当局一手制造
中国政论评论家胡平说，中国农民工的处境，同十九世纪英国西区和东区之间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以及美国黑人受到歧视的处境，并不一样，因为那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而中国户口的二元制，农民工的问题，非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的问题。
他说：“就拿中国的贫富悬殊来说，贫富差距不但在程度上特别悬殊，而且性质上尤其恶劣。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消灭富人起家的，到头来你自己变成了富人，把别人变成了穷人。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另外它主要也不是市场造成的，纯粹是由于权力造成的，而尤其是这个权力最初还是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剥夺富人的财产，作为它存在的前提，就显得尤其是个巨大的讽刺，也是一个自我的否定。”
艾未未对当局越来越失去耐心
在艾未未4月份被逮捕秘密关押后，国际社会一片愤怒声讨中国当局违反人权，秘密关押这位仗义执言的异议艺术家。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国当局没有拿出正式起诉艾未未的证据，最后只是以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继续对他进行调查，艾未未也因此获得保释，但当局却非法地规定艾未未在一年内不得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会见外国人，使用互联网或同人权活动人士联系。时隔大约两个月后，性格豪放不羁的艾未未，似乎对获释后被当局的严格限制，越来越失去耐心。
艾未未公开呐喊 看北京如何应对
旅美的政论评论家胡平说，以艾未未的个性和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在获释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还会像以前一样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发出他的呐喊。
他说：“从这里，我们更能看到一个本色的艾未未，另外也由于他在海内外的声誉，使他的这些揭露，在现在就尤其更有份量。”
艾未未得到民众支持和敬佩
路透社说，艾未未再次公开批评中共当局，对北京提出直接挑战，看北京如何处理中国名声最大的社会批评人士。艾未未此前已经通过他的推特，为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呼吁。艾未未在新闻周刊上说，上星期一些在公园遇到他的行人，虽然没有跟他交谈什么，但对他竖起大拇指，拍拍他的肩膀，表达他们的敬佩和支持。
离开中国？好好活着看他们灭亡
艾未未说：“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他们在等什么？他们总是对我说：‘未未，赶紧离开中国吧。要不，好好活着，看着他们灭亡。’”
艾未未曾表示，绝不远走他乡。但是他在最近的文章中说：“要么离开，要么耐心，看他们怎样消亡。我不知道我将怎么做。”
（责任编辑：辛民）
特别关注——渺小（梁海怡）
编者按：
今年2月，因茉莉花集会的相关言论而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哈尔滨市民梁海怡（网名渺小）日前被哈尔滨检察院提起公诉。梁海怡女士正面临着被黑龙江地方当局判刑的危险。
我们认为梁海怡女士所说的一切都没有偏离中国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
我们认为梁女士是对中国充满爱情、充满公民责任感的优秀公民。
“宪章论坛”谨向正在狱中受难的梁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呼吁更多的健康力量和良知人士来关注梁海怡女士的遭遇！
李悔之：让中国男人羞愧的南国烈女——渺小(实名梁海怡)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27日
转载)
注：本文来自网络全文刊登——博讯记者徐蓉
（一）：心中的隐痛
渺小失踪六个多月了
渺小是一位普通的网民。同时，她又是半年多来最令我牵肠挂肚的美丽女子……
渺小是今年初于哈尔滨人民广场失踪的——二月二十日的上午，她孤身一人前往哈尔滨人民广场向行人派发传单，并发表强烈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激情演说……结果便可想而知了。
“渺小”真名叫梁海
怡。广州市从化人。多年前，“千里姻缘网线牵”，网恋，让这位来自南国——珠江三角洲的“靓女”，与北国冰城哈尔滨的一位英俊儒雅的大学教师于先生走上红地毯。后来，他们有了一位可爱的小男孩。
渺小并非我的亲戚，本人与她没有发生过浪漫悱恻的爱情故事。半年来，她之所以最令我“牵肠挂肚”，更非咱这位小老头暗恋上这位年仅三十有五的美丽少妇，而是她“有之，请自海怡始”的殉道精神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注1）。
渺小失踪半年多了，每想起她，心中便隐隐作痛和愧疚不安……为何会“隐隐作痛”？原因是：同为“受难的耶稣”，有些人却备受天下舆论关注，广受社会各界的舆论声援和经济支持，有人甚至因受难而改变了人生命运，成为名利双收的英雄……而更多人则成了饱吃“哑巴亏”的殉道者——蒙难之后，不只个人饱受精神肉体摧残，而家人也因此饱受精神惊吓的同时，生活因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所知道的曾建余、唐荆
陵、姚 立 法……等等等等同胞就是如此。
——这，就是现实中国的悲哀：由于严酷现实环境所致，所有追求“人民共和”理想者人人皆是散沙一粒。若遭遇不测，且在社会上没有一定知名度，结果往往是吃尽黄莲苦也不为人所知！
每想至此，心中岂能不“隐隐作痛”？
就比如渺小吧，每想到她目前的苦难和处境，怎不让人有揪心之痛？——她只是一位极小范围内被人所知的小网民，远远没有老艾和老冉的名气。甚至没有唐荆陵和姚立法的名气。所以，她的壮举只为极少数QQ群中网友所知。她“失踪”后，也只有她QQ群内的网友经常发出“寻人启事”。我曾经打通她爱人的手机，然而，要么是关机，要么是支支吾吾很快挂掉电话……
一想起渺小目前的处境，心中怎不“愧疚不安”？——身为七尺男儿，却没有“有之，请自李悔之始”的殉道精神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身为同志，半年来，除了打过几次电话关注之外，没有对受难的“渺小”施之援手。甚至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对其安危作出呼吁。尽管我屡次奋笔疾书，只是囿于现实环境最终放弃了——写了也极难发表，岂不白费一番心血？
（二）：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
在万马齐喑的现实中国，渺小二月二十日之壮举，用“力拨山兮气盖世”来形容也不为过——女中伟丈夫梁海
怡在偌大的人民广场孤身振臂一呼，神州数亿男人瞬间皆成侏儒！
如此一位年纪年年的弱女子，竟作出如此惊世之举，精神之源、力量之源来自何方？是否一时心血来潮之举？……相信不少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抱有不小的疑问。
渺小二月二十日的壮举令人敬佩，但如果没有去年冬哈尔滨一次刻骨铭心的聚会，我亦会怀疑渺小是否“一时心血来潮之举”。
事情得从本人去年的东北行说起——应黑龙江友人杜兄之邀，我于去年十一月底到黑龙江大庆访友。家在哈尔滨、从未见过面的老网友渺小得知我到了大庆，在QQ上对我说：“李老师，您可是咱的‘娘家人’，我们一家人得知您来到黑龙江都十分高兴，无论如何要到哈尔滨一趟啊。……”我当时愉快地答应了渺小的邀请。第三天，杜兄亲自开车与我一起前往哈尔滨……
一路走高速公路，大庆到哈尔滨只用了两小时车程。下车后，我与杜兄见到了典型南国女子身材的渺小和她身材高挑、风度儒雅的丈夫于先生……随即，夫妇俩领我和杜兄来到一间装潢考研的韩国餐馆。
在韩国餐馆吃的是铁板牛肉。渺小和她丈夫于先生的豪爽热情令人感动。尤其是渺小，在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用餐过程中，又是举杯，又是切肉、煎烤，热情殷勤让人有些难为情……然而，随即而来的，却是几个小时的尴尬——虽然事先我与杜兄达成这样的“共识”：席间只叙乡情友情，不谈“政治”。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客套话没说几句，政治话题便成了整个聚会的主题。
令我没想到的是：纤弱文静的渺小，竟比网上所接触、了解的渺小要壮怀激烈得多。尤其是她的许多激烈言论，不但让我和杜兄深感意外，更让一旁的他丈夫于先生深为担忧——他先是陪着笑脸劝阻渺小，后又转为委婉的批评。没想到的是，于先生的劝阻和批评惹得渺小毫不留情的嘲讽和怒斥，当着我和杜兄的面痛斥丈夫是“犬儒”，是“做惯了奴才的小人”……
渺小的“河东狮吼”，让我与杜兄尴尬异常。她的丈夫于先生却不恼不怒，自始至终脸带微笑。为了不让我们产生误会，他特地解释道：
“海怡很有抱负和血性，很有正义感。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我们不能成为一对‘革命夫妻’，她没有工作单位还好，如果我也跟她一样，肯定被开除。我可要养家糊口啊。”
于先生的话让我和杜兄深深点头。然而，渺小却不依不饶厉声痛斥丈夫道：
“于××，我鄙视你这种瞻前顾后的软骨头。中国有血性的男人都死绝了！不自由，毋宁死！一河之隔的韩国人能做到的，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到？这就是中国人的无耻——都想让别人去牺牲，自己坐享成果！中国如果要靠你们这帮软骨头男人，再过一千年也会做奴才！”
渺小这番毫无顾忌，毫不留情面的话，让我和杜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幸好我俩都是曾经沧海之人，心中再咋的，表面功夫还是到家的——仍然微笑面对渺小和于先生夫妇。
于先生可能感到渺小太过了，于是对渺小打哈哈、话中带刺回嘲道：“老婆大人，我承认我是奴才，是犬儒，是软骨头…但你还不是只会在网上闹革命？”
于先生的话让渺小更加怒不可歇，她点着于先生的鼻尖痛斥道：“于××，你走着瞧吧，我要让你领教一下梁海怡究竟是什么人！”……
午宴在令人难堪的气氛中结束了。分别时虽然彼此热情握手话别，但我内心却笼罩着一片阴云：渺小的激烈既使我难堪，更令我深深忧虑……不过，我却并未将渺小“我要让你领教一下梁海
怡究竟是什么人”这番话放在心上。三个多月后渺小在哈尔滨人民广场振臂一呼，我才痛省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位“君子”就是南国烈女梁海怡！
渺小，你绝不“渺小”！在你的壮举面前，数亿中国男人才立马变得渺小不堪！
2011年8月25日于云南大理初稿（作者李悔之）
（注1）“有之，请自海怡始”：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Modified on
2011/8/27) (博讯 boxun.com)
梁海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已移交到法院
（维权网信息员高翔报道）今年2月，因茉莉花集会的相关言论而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哈尔滨市民梁海怡（网名渺小）一案，于本月已经移交到法院。
据维权律师吴镇琦讲述，他曾于8月19日到哈尔滨代理维权人士于云峰案件，但遭到当局阻挠，并将他软禁在看守所一天一夜。吴镇琦在被拘禁期间，有位警察和他闲聊，无意中谈起梁海怡得知，警察称起初是她负责看管梁海怡的，现在梁海怡起诉卷宗已从检察院移交到法院。当吴镇琦律师提出可以作为梁海怡的代理律师时，警察称梁海怡已有律师。
由于梁海怡户籍在广州，其被抓捕后，本网通过多方途径都很难获知她被羁押期间的详细情况，尽管外界也一直在关注，但苦于无从打探她的进一步消息。
梁海怡，网名“渺小”，原籍广州，毕业于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学校，后到哈尔滨工作。2月20日因发表有关茉莉花的言论而被哈尔滨市呼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公安抓走，2月22日梁海怡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目前梁海怡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据称梁海怡在被羁押期间，当局曾多次要求她写悔过书，但都遭到梁海怡的拒绝。
来源：维权网
公告天下
高智晟女儿致信温家宝要爸爸
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8月14号缓刑5年本已期满，但仍继续失踪。他的哥哥曾发出寻人启示；逃亡到美国的高智晟的妻子儿女一直非常焦虑。近日，高智晟的女儿格格只好致信给中共总理温家宝，希望能找回日夜思念的父亲。香港《苹果日报》转载了这封信。以下是信的原文：
2011年08月25日
亲爱的温家宝爷爷:
您好!
我叫耿格，您可以叫我格格。我的父亲是高智晟律师，我相信您也一定听说过他。
爸爸是陕西人，从一九九六开始自学法律考取律师资格，2000年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到北京，也就是温家宝爷爷您和家人幸福生活的城市。听我妈妈讲，从他选择当律师那天起，就代理了大量维权案件。多年以来他处理了信仰迫害案件、强制拆迁案、陕北油田案等等。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善良能干幽默的父亲，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当律师后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穷人免费代理了一起医疗事故案。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善良能干幽默的父亲，温柔耐心贤慧的母亲，天真活泼可爱的弟弟。每天听着父亲编的童话故事，吃着妈妈做的可口饭菜，真的感觉很满足。那时，笑声洋溢在屋子中的每一个角落，快乐荡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
但是在2006年8月15日，不幸发生了，爸爸被强行抓走，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这段时间，警员住进我家里，住进了楼道里，还在离我家窗户对面二米处盖了警员房子，我上学也要坐警员的车，最后不让上学。2009年初在朋友说明下，妈妈带着我和弟为求学被迫离开爸爸、离开了家人，到了国外。2009年2月9号爸爸又被抓走，在2010年3月间，父亲曾经短暂露面，并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但并没有自由。他的容貌让我们的心碎，他一定经受过残酷折磨。几天后，他再次被失踪了，音信杳无。
直到今天，今年的8月15日，是父亲五年缓刑到期的日子，我们全家都期盼着能够与他团圆。
在这五年中，是我成长最重要的阶段，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时间，聚少离多。我一直都羡慕我的同学任何时候都能与家人在一起，我们全家的照片仅有一张，还是朋友照的。
在电视中，我曾看到您为了逝去的生命留下了眼泪，这让我相信您是一位温情、愿意关心百姓的总理。我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父亲，您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能让他给我们打个电话吗?至少您可以告诉我，他是否还活着。
您知道吗?在我的房间中，满墙挂的都是父亲的照片。每天我都和照片上的父亲说话，希望有一天他会突然打来电话，甚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再给我们讲故事。我知道，他现在可能无法离开中国，但我们至少希望他可以和中国的家人见面，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可以和我们通话。对此，我常常祈祷。
他是一位善良的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爸爸为需要帮助的人代理案，但他和我们家人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五年过去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您能让他早点回家吗?弟弟要过生日了，天天吵着要爸爸打电话，我也快上大学了，想和爸爸有个沟通，能满足我们这小小的心愿吗？
衷心感谢您的说明!
耿格
关于几千万留守儿童致温总理的一封信
来源：许志永的博客
（这是一名家长就教育平等问题写给温.总.理的信。此信已寄出，连同378个连署家庭的情况。）
尊敬的温/总/理：
您好！
我的孩子很快就要与父母骨肉分离，成为一名留守儿童。她现在在北京读初中，今年暑假之后就要上初三了。前几天，班主任在班上发话：由于国家教育相关政策的限制，户口不在京的学生今后很难在京上高中，更别说在京参加高考了，让非京籍学生早打主意。现在，摆在孩子及家长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让孩子独自回外地老家读高中。孩子一直在北京读书，对老家已没有多少印象，压根不愿意回去。另外，回家很难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与教学方式。同时，未成人的孩子一个人在千里之外，正值青春期关键时刻，学坏了咋办？不好好学习咋办？生病了咋办……做父母的如何放心得下？我想，总理您也是为人父母，一定能体谅到骨肉分离时的那种煎熬、那种疼，特别是当与尚未成年的孩子长时间天各一方的时候……
二是继续在京读高中。目前的情况是，北京的高中不欢迎外地孩子，外地孩子要想进北京高中读书，需要找关系、托熟人。即便费尽周折进入高中读书，根据地方教委的相关规定或潜规则，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同时，作为借读生，即便孩子成绩或表现再好，也很难获得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因为如把这些荣誉授予本地学生的话，会获得高考加分，从而使本地学生能进入更好的学校。即便花费高昂学费及另类待遇情况下读到高三，还得回老家参加高考。由于北京、老家两地教材、高考考卷相差悬殊，孩子高考成绩极可能一塌糊涂。
这些留守在家的孩子普遍缺失正常家庭生活，生活不能自理，缺少家庭教育，缺少安全保护，许多孩子因此变成问题少年。近年来，留守儿童因无人照看而意外死亡、留守少年儿童犯罪等案例不断见诸于报端，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大量孩子因不让异地考学，而被逼无奈失学，才去摆摊、捡破烂、卖菜、当童工,甚至犯罪……现行高考政策严重地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受平等的教育权利，破坏了公平教育，也严重地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残忍地伤害了未成年人的稚嫩心灵。
“农民工的来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被洗劫后的乡村到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某种意义上，孩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姚凯伦曾经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做过调研。他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由于留守儿童在缺乏父爱母爱的环境中成长，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许多孩子出现“厌世自闭、社会逆反、空虚、自卑、胆怯、没有精神寄托等心理问题。由于疏于监护，安全教育缺位等问题严重，近些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事故居高不下。
为争取孩子在异地参加中高考的权利很多家长自发地到地方教委、国家教委上访。如，2011年6月23日上午，一些外地孩子家长再赴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呼吁书和建议。这是他们一年来连续第12次去教育部及市教委。“我们计划每月去一趟北京教委和教育部，让他们听听几十万家长的呼声。”但他们数次去教委均无功而返。教育部门迄今为止，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路线图。教育部门面对数千万孩子及数亿家长的强烈呼声，给出的回答是尚无明确的时间表，这可能意味三五年、十年八年内解决的希望渺茫。异地高考问题究竟复杂到何种程度，竟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解决？
不知这些官僚们认真想过没有：禁止异地高考这道早已不合时宜、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禁令，还将要继续制造多少新的人间悲剧，还将耽搁多少孩子的前程，还将新增多少问题孩子，将要有多少问题孩子步入社会？
绝大多数随迁孩子如果要继续留在当地上学，只能自己私下想办法，这无异于断送了他们的前程。绝大部分外地学生在未到初三时，就不得不回到老家上学，要不成了留守儿童，要不家长放弃在这里的工作和事业，举家返乡，欲哭无泪，同时，也让大量的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公立中学国际班等有了寻租空间和机会，滋生腐败。
连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孩子都享受与北京生（上海、广州也如是）的同等资格和待遇，为什么不能容纳我们自己的孩子呢？
目前中国有6500多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面临着很多心理、生活、情感上的问题，要知道，他们大多数是被留守的，而留在城市的约二千五百多万孩子，也将大多被留守，所以，随迁孩子上学的事情，已经到了火山即将爆发、和谐不下去的关头了，如果再研究几年，一代人的前途就这样被毁灭、被研究掉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遭受着歧视和摧残。
以资源紧缺，人口调控为借口，把随迁子女挡在校园门口，是荒唐残忍的，这就好比为了多卖船票而让很多人上了船，船开后，发现超载了，人多了，就要把人推下水去。赤裸裸的地区歧视，不但毫无人情，也违背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谐社会，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宪法法律的有关条文，更违背了国际法《儿童权利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等众多条款和精神。
面对几千万的留守儿童，面对全国接近三分之一家庭的渴望的目光，国家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尽快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和高考问题。
总理，您精妙的引经据典倾倒世人。这里，我就引用您一定知道的梁启超先生的一段名言,他说中国的前途“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少年弱则国弱、少年病则国病、少年自闭则国自闭、少年自卑则国自卑、少年（迁徙）不自由则国不自由？是不是可以说：少年心理患病则中国患病？因为“少年强则中国强”则
“少年病则中国病”，不健康的中国焉能有明朗的未来？ 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照顾儿童等于在照顾她的“核心利益”。政府要尽早实施危机干预措施，促进孩子和其父母的团聚。这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我的孩子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成长历程，我的家庭能不能够完整生活，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公正对待她的公民，是您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对吗？
温/总/理，我们希望您和您的政府能尽快出台解决随迁孩子就地考试的办法和政策。
谨致总/理！
一个普通的、不愿与孩子分离、希望孩子成为祖国有用之才的中国公民 谭新华敬上
2011年7月21日
附：连署的部分家庭情况（抱歉由于博客容量有限只能发出一少部分）：
所列内容为：家长姓名、电话、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孩子就读地、孩子年龄、就读年级何年迁居北京、离开户籍地迁居北京的原因、希望孩子留在北京参加高考的原因。
联署名单略
贵州人权研讨会对利比亚局势的看法
人民觉醒之日，就是暴君独裁者灭亡之时！
8月22日利比亚人民的正义之师——茉莉花革命的武装力量占领并控制了利比亚首都的利波里。逮捕了暴君独裁者卡扎菲的两个儿子，同时迅速组织力量对卡扎菲进行全面搜捕。8月22日是暴君独裁者卡扎菲面临灭亡的日子，这说明了自由民主的力量是绝对战胜得了专制暴政的邪恶统治的。
2011年，是中东阿拉伯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这里的人民高举象征和平的茉莉花，用和平的抗议和斗争方式，实践自己的政治权利，将本国的独裁者赶下了政治舞台。继突尼斯、埃及之后，利比亚的人民迅速组织起来，形成自己革命的武装力量，面对暴君卡扎菲的残酷镇压，革命者聚集在革命的根据地——班加西，在自由民主国家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他们向暴君卡扎菲政权发动并吹响了武装进攻的号角和行动。经过了半年的艰苦努力，利比亚人民的革命武装胜利的占领了首都的黎波里，并将在这里实现自由民主的治国方式，将由利比亚人民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所信任的领导人来治理自己的国家。
这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的时代，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将在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中得到新生。我们看到：在萨达姆之后，又一个暴君卡扎菲即将被押上绞刑台。这是暴君的下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都会欢呼雀跃。这也是一个自由民主革命时代，其时代精神表现在专制暴政的残酷统治下，革命的人民以理性的和平态度，以声势浩大的自由民主的革命气派，用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起义行动来抗争暴君独裁者的血腥屠杀。这些民族的精英——自由民主的革命者，他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平理性的革命态度，只是在万不得已的事态下才拿起武器。可是，他们始终清楚的看到，在暴君独裁者的血腥屠戮中，也只有正义的武装革命才能解决一切政治无法解决的问题。
利比亚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已经起得了胜利！由独裁者统治下的国家叙利亚，其人民也在仿效利比亚人民的革命精神，他们刚开始也采取和平理性的斗争方式，和本国的独裁者进行斗争。但是，在和平理性的斗争方式已经趋于失败后，叙利亚人民也不排除用武装革命的斗争方式来解决一切和平理性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全世界最后一个专制暴政的堡垒——中共暴政集团，他们依然在残酷和血腥地屠戮着中国自由民主的革命力量。20几年前天安门屠戮的鲜血造就了这个暴君屠夫的政治集团，其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手段就是残酷的镇压和无度的屠杀。他们除了狂饮中国民众的鲜血、剥夺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用各种方式掠夺中国民众的财产、制造出无数的“天灾人祸”来屠戮中国民众，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力来治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这些独裁暴君们面临人民的怒吼如火山爆发而瑟瑟发抖，为了巩固他们用血腥屠杀而得来的江山，他们出重金武装他们的警察和军队，在他们的眼里只要“有兵在”，便可以使他们的政权永远存在。但是，利比亚的斗争经验已经告诉了中国民众，对待用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的暴君独裁者，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斗争方式将这些暴君独裁者打翻在地，并将其消灭，那时自由民主的太阳将照亮全中国。
我们坚信：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夺回中国民众赖以生存的政治权利，才能使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治理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坚信：中国民众将中国暴君独裁者押上绞刑台的日子将不会太远！
贵州人权研讨会
2011-8-23
张凯律师出国被拒 致信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北京的律师张凯今天在国内博客撰文，就出国被屡次阻拦，写信给公安部长孟建柱，申明自己的看法。全文如下：
致孟建柱先生之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先生：
您好， 虽我们素面不识，但基于我们均从事法律工作，相信很多信念可以达成共识。
且根据《宪法》之公民批评建议权，特撰此公开信。
近一年时间，我四次出国访问均被中国边防无理由拒绝。该事不仅仅涉及到我个人权利，更有损国家之声誉，并必然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状况整体评价之降低。
此四次出国访问，包括两次民间NGO组织邀请的访问，还有一次奥巴马总统邀请的总统早餐会，及一次美国国会邀请的国家访问者计划。第二次被边防禁止出境后，告知是北京市公安局之命令。我遂要求依法下达处罚决定，以便寻求法律救济，并也曾试图与相关部门善意沟通，但均无法实现我之诉求。
无独有偶，在我困惑于自己权利受损却无力救济的情况下，得知有很多人都与我有相同的遭遇，包括很多著名的学者、律师。如
茅于轼、何光沪、贺卫方等。最为严重的是2010年10月15日，中国将近200余位家庭教会牧师被集体禁止出境参加世界性宗教会议洛桑会议。一时，中国被众国所指。对此现象，我表达以下看法。
一、 闭关锁国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发已近三十余年，遗憾的是，很多领域，我们依然奉行闭关锁国的管理模式，我们推崇的价值，遵循的规则，甚至表达的礼仪都无法真正与国际接轨，且相距甚远。中国作为一个领土和人口的大国，崛起的仅仅是经济。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宛如一个不懂礼数，举止粗野的暴发户一般。国人与世界联系的需求日益加大，却常常无法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社会的交往中，既失礼，又失节。几乎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古巴都可以自由参加的洛桑会议，却独独中国大量缺席，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直接伤害到了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中国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却缺乏相应大的胸怀和度量，显的既没自信，也少智慧。并且有大师才可有大国，无法自由走向世界的国人，也不会碰撞出目光深远的大师。
二、 传统的保守思维模式
在被禁止出境的名单中，我们分明可以察觉，这些人多是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对中国现实有所担当，对中国未来积极建构的人。他们本应是中国社会的脊梁。而相关部门出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持续用文革式的敌我阶级划分模式将其标签化、敏感化。这些人不仅可能出国无门，甚至在其它方面也会受限。很显然，这种敌我模式的划分早以与现代社会推崇的法治模式无法相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之桎梏。这种模式，无法让国人独立、自主、积极的参与到国际社会交往中，并常常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伤害公民的权利。
三、非法治的处理模式
《世界人权宣言》十三条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就当遵守世界认可的基本价值。并且， 几乎所有被限制出国的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边防也不会告知具体禁止出境理由，更不会告知救济渠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公民的出入境权利被无理由剥夺不仅无处寻求法律救济，也没有办法对自我行为予以矫正。最后只好通过其它方式表达抗议。如去年被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冯正虎回国事件。外面的人无法进来，里面的人无法出去，国家法治形象荡然受损。这种模式下，激化冲突与彼此的误读。
四、缺乏尊严的外交格局
且不说，中国公民会被无理有禁止走出国门，即使是走入自己国家的土地，也显得步履艰难。比如香港，上述的无法出境的情况中，有两次是在去香港的边防中被阻拦。自己的国民无法踏上自己国家的土地，实在滑稽。并且所有去香港的大陆人办理港澳通行证程序复杂，在港逗留的时间短，这一点远远不及外国人的待遇。这种歧视性的规定，实在让国人感到屈辱。
另外，持大陆护照出入其他国家比持台湾护照出入其它国家，程序更复杂，手续更繁琐。这些制度层面设置的障碍，不仅仅传达着我们并未被世界完全认可和接受，也表达了我们对外交往政策的僵硬与保守。
鉴于以上基本理由，恳请孟建柱先生仔细度量，作为一个深深热爱这片土地的公民，我企盼我们国家真正的赢得外人的尊重，企盼执政者的权柄是为了公义与爱，企盼这片土地的人民自由、平安，企盼有一天，中国人对外输出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高贵的品格和令人信服的价值。
愿上帝祝福你
北京律师 张凯
时间：2010年8月22日 (博讯 boxun.com)
綦彦臣：官员鼓动上访，原因何在？
——写给卸任前的温家宝总理
我做代理人的一个行政复议案件，递上申请月余；申请人王志友去泊头市政府法制办问询开议时间，法制办刘主任说：“你还是上访去吧，我不管你这事。”王志友问去沧州、石家庄、北京上访去，行不行，刘笑而不答。那意思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别来我这里就行。
这分明是在鼓动上访！鼓动越级上访！
这个行政复议案件的被申请人是泊头市水务局（原叫水利局），其从2003年以来占用四营乡王庄村土地存放河道取土，共涉及十七户人家。按河北省的补偿规定，每亩每季600元，一年补两季。但是，水务局只补了2003年一季的，就没了下文。
起初，王志友也即十七户人家本来是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的行政庭的张庭长说，先去政府复议，看看政府的态度。按行政诉讼法，可以直接在法院立案。为了以后程序好进行，我和王志友就走政府这边的程序。
现在，复议申请被政府踢到信访那边去，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正是因为数年信访没结果，王志友才来“求”我这位在地方被视为“知名人士”的人。我认为走法律程序为好，王志友也同意，这样就与包括王志友在内的十七户农民签了委托代理书。
平白无故地被政府踢出来，我们继续补充证据，直到政府认可。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补充的最重要证据，是村民委员会曾公布的2003年一季补偿款的分配情况。
那片地是三十二亩多一点，补一季是两万来块。据村民反映，那时公布账务，其中吃喝费用约一万元，即乡政府来人或村委会得人去乡政府，由村里出吃喝费用而形成的开支。
进一步来看，问题不只是涉及到十七户农民与水务局的交涉，而且还会涉及到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为什么有那么高地吃喝费用，吃了快一半了。接下来的问题更复杂了。政府法制办不受理复议，很可能涉及到乡政府与水务局在补偿款上存在绕开十七户农民以及村委会的行为。正是这点可能，让与水务局、四营乡政府平级的法制办很难办。
这样看来，十七户农民想得到的2004年到2010年底的七年补贴，总计二十七万元有余，不好得到；以后的陆续补偿，更是既不渴望，也无法谈可及。
权益请求一方可选择的道路是：
第一，王志友拿到村里的2003年分配账单（就是两万多块补偿款有一万来的被吃喝的那个公开账目），再提复议，或者加上十七户农民给政府下跪；
第二，向法院直接递交状告泊头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状，要求依法判决。
不管这两项哪一个发生，可以肯定进展极难。
有鉴于此，我估计到本届中央政府届满，这个事情也不会有结果。也正是因着此点，我的以上这些话算是说给温总理的知心话。看看我称之为“温大叔”的好人，能否对这个看来很小的事情表个态。
——谁说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我忘了！
綦彦臣：写给卸任前的温家宝总理（2）
——苦水王庄，水不苦，村民命苦！
来源：维权网
2011年8月24日，上午，忙着给一位老访民修改行政复议申请书。快十一点了，去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刘福信还是说不行。此前，他说还是去信访好，复议证据不足。老访民找来新证据，我修改复议申请。结果，刘主任还想推。我就跟他叫板：受理不受理，作为代理人我没意见，但是得给个书面的东西。
他一会儿说给，一会儿又推。我说：“那就让十七户农民来给你下跪吧！”经过反复的交涉，他又提了补充证据的要求，不说不受理了。难缠不难缠？
他还好心说上访比较快。我反驳说：“上访就快呀？！信访是骗人的，所以，我们才来走法律程序。”
最后，你得告政府呗？我们当被告呗？——他有些抱怨。我说：“闲话少说。告政府是肯定的。但等你明确了受理不受理之后再决定怎么个告法儿。”
我们打过不止一次交道。有一次，也是给一个老访民出证明，刘主任就是磨我们。我一生气：“这个代理人我还不当了，爱谁管谁管！反正我不挣钱，是白帮忙。”那老太太一听也急了，坐地下就大哭起来。我径直走出市政府。
后来，那份证明出了。我到省高院的代理行政诉讼也赢了，但是在小城市大街上见了面，我是绝不理他的。今天，他说我们打交道不是一次了。我只是哼了一声。
没别的，受理不受理给个书面答复。复议不好，就上法院起诉。
信访难，走法律程序也难！！但是，维权的事情只要做，就得耐着性子来！
苦水王庄，事实跟名字一样，老百姓真苦！该村全名叫：河北省泊头市四营乡苦水王庄村。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瘫痪了数年，现在只有一个人“临时”替乡里管着。今天看到的2009年初的财务公示，有两点很奇怪：第一，为什么2009年初，只公布2003年到06年期间的？第二，饭费只列了三年的，9564元，其余的呢？03、04、05三年花了九千多得饭费真不算多，一年才合三千多。
在我们这个地方，按饭店消费水平，也只能吃上中等水平、中等人员规模的饭局七八顿的样子。可能是由于村委会及党支部不健全，乡里的干部无法老来吃，一个月还吃不一会呐！
据我了解，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村，一年两万的饭费下不来。有个村干部跟我说：“一天背不一百，就算没大吃大喝。”我听了没法直接表态，只能长叹一口。
乡镇干部经常是住市里，一个月到乡镇的办公时间三分之一就不错了。反过来说，要是天天去，村里的饭费开支还得大。
选举观察
编者按：
本期我们继续关注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问题，我们注意到在8月中下旬，广州地区的基层选举“斗争”很激烈，独立候选人黄树新、兰小和、黄辉善、叶瑞立等均受到所在选区“红色”力量的干扰和阻挠，但我们也欣慰的看到所有参选者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也看到了很多选民对这些独立候选人的热情支持，我们谨向所有推动中国民主选举的力量表示我们的高度敬意，并呼吁更多的选民来支持这些独立候选人，投下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广州市选举的前期观察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按照广东省的安排，广州市已经公布了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日，时间是9月8日。这样从8月18日起，广州各选区都公布了有关选举的消息。广州的选举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我们看到的总体特征是，这次选举比较冷。从官方的宣传来看，过去常常贴出条幅号召积极投票选举、人民当家作主等等，有比较密集而且显眼的投票宣传，但这次气氛明显冷清许多，许多选民在微博上普遍反映自己都不知道选举已经开始了，更不知道如何登记选民，如何投票。比如，越秀区建毅街05选区8月3日的一个选举公告，贴在一个地下室的电梯口。天河区某居委的选举宣传条幅则挂在一个封闭社区内的小道旁。这次广州选举日安排在工作日，很多上班族担心自己无法亲自去投票。而许多大学生独立参选人也因投票时间问题，面临着宣传困难，因为递交推荐表的时间恰在放暑假，学生很少在学校。
虽然本次涌现出许多独立候选人高调参选，做了不少宣传，居民们也觉得闻所未闻，很具新闻性，但在媒体上，关于选举进程及参选人的活动，基本不见报道。总之，除了一些候选人在积极向选民介绍自己，动员选民登记外，本次选举的总体气氛是静悄悄。
广州市统一定于9月8日（周四）投票。但各选区8月初或中旬的选举公告上都没有说9月8日投票的具体起止时间，也没公布具体投票地点。
这次选举在广州出现了许多的独立候选人要求参选人大代表，这是历次广州选举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所以我们的初步观察也从这些候选人开始。
番禺区有3个独立候选人参选，包括丽江居委选区的梁树新、华南师范大学选区的黄辉善和祈福社区的李奇林。番禺从8月10日开始选民登记，但该选举公告的张贴日和落款日却均为12日。公告内容包括选举日程安排及选委会名单。但没有选委会办公地址，只有选委会投诉电话和选区选举办公室电话。祈福选区（即李奇林所在选区，是和广东工业大学合并的选区）规定13日（周六）开始登记，17号（周三）下午五点结束登记。去掉周末，只有三天。这样短暂的登记期限，明显没有充分考虑很多流动人口的转移选民登记问题。
8月12日番禺区洛浦街公布选民登记公告，选民登记起止日为8月12日至18日。中午不工作。8月14日丽江居委选区选举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全是丽江居委会专职工作人员，共8人。（这也是目前看到的少有的有盖章公告，很多公告均无机构盖章）
8月16日，番禺区丽江居委选区独立参选人梁树新发微博称将于周末举行的社区宣传申请已经得到丽江选举领导小组及选委会的同意。
8月18日丽江居委选区及华师大选区公告代表名额分配及代表类型要求，梁树新所在丽江选区要求选出一名工人或农民，且须是妇女、非中共党员，而梁树新是男性、中共党员。黄辉善（男）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选区则要求选出一名女性。这两份事先限定代表身份的公告，因梁树新及黄辉善向选委会提出申诉，而于第二天撤销。
同日，丽江居委选区公布选民名单，该社区常住人口将近五万，但选民名单只有27人。而选区划分则非常模糊，只说丽江居委选区，其实包括三个小区。此27名选民名单中不包括之前公布的8名丽江居委会工作人员。梁树新于当日领到了联名推荐表。
其他选民发现，8月15日张贴的塘西、塘东、员岗村选区限农民（妇女），8月18日张贴的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大学城）选区限定须民主党派妇女的公告仍未撤下。
8月19日，正是梁树新原定举办选举宣传日的前一天，即周五晚上，梁家来了三个人，自称是街道办的人。对梁树新说：你明天的宣传活动没有法律依据，只有等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后才能由选委会统一组织宣传。梁树新说选举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成为正式候选人前不能宣传。然后三人提到，广州现在正在创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你的活动会扰民。梁说会尽量注意。他们要梁树新好好考虑。
8月20日上午，梁树新按原计划展开社区举牌宣传，向选民介绍自己。十点半，街道人大办公室来人，要求他们于十五分钟内撤走一切宣传布置，说梁树新等人扰乱选举。梁树新报警，同时发微博求援。接着来了很多迷彩服、便衣和制服警察，对着梁树新及其助选人员拍照录影。梁等人也与之对拍。双方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宣传过程中，许多居民咨询如何登记选民，更有人主动提出要联名推荐梁树新。众多街坊现场支持，万千网友声援，警察也没有采取强制行动，社区举牌宣传完整进行到下午五点结束。共发放了5000份宣传单。
8月21日丽江居委公布第二批选民名单，人数增加到60人。
8月22日，新增15名选民，共75人，迄今为止，只包括一名居委会专职工作人员。
梁树新当日中午向丽江居委提交推荐表，有效签名27个。按选举日程，24日前公布初步候选人名单。梁树新交表时要求出具受理手续，被拒。梁只好录下整个交表过程。
同日下午，为其他选区的提前限制代表身份问题，梁树新致电番禺选委会，选委会工作人员称将尽快处理。同日，梁就丽江居委选区登记选民太少的问题致电选委会，一是要求公布上届选举选民名单，二是希望居委会主动上门登记户籍人口减少漏登，三是建议加强选举宣传。选委会受理该申诉。
23日，有签名推荐梁树新的选民接到洛浦街道人大办公室的电话，问他是否推荐了梁树新，并要他下班后到街道办公室谈谈，并签一份文件。且强调当天必须过去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选区独立参选人叶瑞立8月15日已拿到推荐表，21日征集到1000余签名。22日交表。
广州中医药大学选区独立参选人兰小和21日交表时被要求每个签名的同学都要到学校办公室集体签名，以确认是否自愿。
天河区石牌街道第7选区一直没有公布本选区代表名额。该选区独立参选人吴泽广8月16日下午五点领到推荐表，被要求18日上午10点交表，正是刚刚公布选民名单的时间。因此吴泽广征集签名的时候，尚未公布选民名单，只好在本选区内找确定在本地有户籍的居民或邻居签名。之后吴泽广按时交表。8月22日早上居委会通知吴泽广重填，当日下班前交表。因为里面有部分经授权家人代签的现象，还有几个签名不在选民名单上，虽然他们的户籍在本选区。吴泽广辩解，代签是经过授权的，其他几个签名是被漏登的选民，签名是有效的。但该辩解不被接受，推荐表必须重填。吴泽广匆匆又找选民签名，交表。中间，吴泽广曾到其他选区居委会希望申领推荐表，因为另一个选区有数名选民愿意联名推荐他，但被拒。吴泽广举出1998年人大法工委答复山西省人大常委的询问时明确同一行政区跨选区推荐是合法有效的，但不被承认。另，吴泽广所在选区，实际组织选举完成选民登记、联名推荐等一系列工作的居委会，其主任也是候选人之一。在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登记选民时，顺带要求部分选民在推荐居委会主任的推荐表上签了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选举法只规定了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回避问题，即如果选委会成员是候选人的，要辞去在选委会的职务。但其实组织选举工作的人员不仅仅是选委会而已，尤其大量工作是由居委会及选区选举工作小组（两个机构一般是一套人马）完成，这些工作人员如果要参选，他们在职务中是很容易为自己宣传拉票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担任候选人也违反回避原则。
2011年8月23日下午
广州选区违反选举法，故意阻止独立参选者竞选人大代表
（维权网信息员李照综合报道）8月18日上午，此前公开宣布竞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者梁树新所在的番禺区丽江花园选区办公室发布文告，本区人大代表要求为工人、农（居）民代表（非中共党员，妇女）。而梁树新刚好是中共党员，男性。本文告没有盖公章。
按照《选举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委员会并无限制候选人身份之权。限制即歧视，即等于剥夺公民被选举权。广州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公然违反《选举法》，对参选资格作出条件限制，属于操纵选举的行为。
对于番禺区丽江花园选区发布的文告，梁树新强烈要求撤销这一不合法规定，并希望大家声援！广州番禺区选委会投诉电话：020-84636193。番禺区洛浦街选举办：020-84582777
同日，广州华南师范大学联合推荐的独立参选人黄辉善（男）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他所在的华师大大学城选区发布文告限定人大代表类型限女性！
黄辉善表示这简直是在侮辱他的智商。
广州独立参选人梁树新就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公然违法发表公开信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由于昨天8月24日，广州独立参选人梁树新被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公然违法剥夺其作为初步代表候选人资格，今天（2011-8-25）梁树新发表致丽江花园街坊的一封信——我们都是丽江人，我们一直在一起！以下是公开信全文。
“我们都是丽江人，我们一直在一起！”
昨天，8月24日，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短短的24小时内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但我们始终紧紧拥抱在一起。
尽管我最终没能成为初步代表候选人，但我们却赢了真相，赢了人心。我们有全国网友的强烈声援，有丽江人的相助守望，有23个联名推荐人的无畏和坚守（尽管有几位因高压被迫撤销推荐，我也依然认为他们不是退缩，只是策略性回撤），有我们对法律的敬畏和民主法治社会的向往，我们其实没有输。
这几天，我的手机收到了上千条鼓励的短信，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也有海外网友。他们的每一句真诚祝福和支持，都让我看到了希望和信心。更坚定了我依法参选的决心。昨天快下班时，韩寒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你好树新，我是韩寒，看到你的微博，祝愿你成功。一切没有意外，只是多些波折。加油。韩寒这条短信除了给我打气，更让我豁然开朗。路途漫漫，是会多些波折的。
大家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会怎么做。我以联名推荐方式参选，完全符合选举法规定，我获得的有效联名推荐人数23人（官方认可数，我统计的有效人数是24人。），其中有5人受到压力退出，至少还有18或19个有效推荐。按选举法，只要有10个选民联名推荐，被推荐人即可成为该选区初步代表候选人。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公然剥夺我作为初步代表候选人资格，剥夺我的被选举权，是公开违反选举法。洛浦街道选举办联合相关部门，动用各种手段公然骚扰及威胁我的联名推荐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影响正常选举，涉嫌破坏选举。其无视法律尊严的行为，令人发指。下一步，我将咨询我的律师团，并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
各位街坊，我知道，我有为街坊和社区服务的热情和能力，有公益心，也有很多缺点。但我起码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有不加掩饰的喜怒哀乐，关心菜价和空气，爱结交朋友。也有虚荣心，会因为偶像韩寒给我
的短信激动，也会为拥有众多支持者而骄傲。我最佩服自己的一点是，只要是认准的目标，哪怕百转千回，我也百折不挠。做公益如此，参选更如是。
昨晚12点，我和十多位街坊到丽江居委会看公告。回家，打开家门，我太太什么都没说，上来就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她的眼里满是泪水。我笑着说，没什么，公告上没有我的名字，是因为我的名字都放在丽江街坊的心里了。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相信我和大家都会一直在一起。因为我是丽江的一分子，因为我们都是丽江人。 丽江人，没输过。
梁树新
8月25日
黄辉善 、梁树新的人大代表选举资格被恢复
（维权网信息员李照综合报道）昨日，本网报道广州选区违反选举法，发布公告意图通过限定条件阻止独立参选者黄辉善 、梁树新竞选人大代表，
黄辉善 、梁树新随即分别向广州番禺区选委会提交了申诉请求,并且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8月19日，番禺区选委会表态答复说：选区规定具体条件是错的，已要求撤下公告，不能以此为筛选候选人的标准。新公告盖住了旧的公告，各项限制没有了，黄辉善、梁树新的被选举权恢复！
违法行为若不加以阻击，甚至会堂而皇之的以真理的面目横行！请所有关心中国民主法治的同仁继续努力，争取自身的权利！
联名推荐人辞职支持梁树新参选人大代表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8月24日，广州番禺洛浦街道一一通知梁树新的联名推荐人，让他们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再签一次推荐表。有做律师的街坊在表格上面加注：本人已提交联名推荐信，此签名仅作核实用，并非联名推荐信（原件）。
有推荐人反映，就在刚刚家里来了七、八个人，有警察带路敲门。我问了一下所有人员的身份，要求只有一个人可以进门。最后还是进来了两名街道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意思是：梁树新在未成为选举人之前就搞宣传活动发传单是不合程序的，然后再三问我是否真的决定作为他的推荐人。
另一位推荐人、梁树新的好友打电话，说他所在单位（国企）的省级领导来人，软硬兼施地做了半个多小时思想工作，要求他必须放弃做梁树新的联名推荐人，没有理由。被他拒绝。
因为刚接到通知，据广州市人大选举规定，有工作单位的，默认为单位所辖区域选民，换言之，如果工作单位不在丽江选区，即便已在户籍和居住所在地丽江居委会登记了选民资格，其合法选民资格也不被认同。为了保证自己有合格的推荐梁树新的选民资格，有两位联名推荐人从所在单位辞职，并重申作为丽江社区合法选民推荐梁树新。
梁树新表示，按选举法程序，8月24日是法定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时间，同在一个行政区的其他选区早已公布。我以一个选民和参选人的身份，要求番禺区洛浦街道选举办及丽江选举工作小组在今天下班前公布丽江选区的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
广州各选区审查、刁难人大代表参选者的联名推荐人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报道）8月23日，广州市丽江街道选举办要对梁树新的所有推荐人进行当面核实重签。梁树新问，这个选区其他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是否也要履行同样程序？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答，说可能是抽查，刚好抽到梁树新了。有推荐人问，如果今天因来不了而不能核实的，是否推荐不算了。答：这个问题要请示领导。
8月23日梁树新接到其中一个联名推荐人电话，今晚他重签回来后，接到单位领导电话，要求他必须马上改选区。他说，我们是国企，没办法做你的推荐人了，一会就去找街道办撤销推荐。梁树新说，很感谢你的支持，理解的。他问：那你还够十个人吗？梁树新说：这要取决于今晚他们的工作效率。
梁树新一位居住丽江在深圳工作的推荐人打电话，说街道办人大选举办找他，问他是在什么公司上班，并要提供具体地址，要过来看看。推荐人说梁树新现在深圳，梁树新是我签字推荐的。选举办说，他们可以派人去深圳。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签字。梁树新严重抗议这种对梁树新推荐人的骚扰行为。
一位梁树新的朋友说，洛浦街道人大办公室打电话给他，问是不是推荐了梁树新做人大代表，要他下班过去谈谈，并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并且坚持说今天之内必须要谈。每一位梁树新的推荐人都必须在推荐表格中填写工作单位和实名，在填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写下了“自由职业”，只有少数几个人包括他自己写了真实工作单位。刚接到的消息，其中一位推荐人就在刚刚接到了单位领导的通知要求他退出推荐，所以只好退出了。这位朋友表示他决不更改。
广州地区人大代表学生参选者、广州中医药大学学生兰小和透露，其所在学校要求8月22日九点半集合七十多联名推荐他的同学去护理楼确认签名是否属于本人自愿签名。他担心同学很难都到齐，并对此做法表示质疑。
广州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叶瑞立参选人大代表遭阻扰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2011年广东白云区人大代表中，拥有1000多位联名举荐的广州外国语大学学生叶瑞立遭到学校阻挠。
昨天8月24日是原定的选民登记日，广州外国语大学作为选举登记单位突然违背自己公示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关于白云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拒绝叶瑞立作为初步候选人的资格，理由是“学校要选出无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叶瑞立表示“如果放弃，不如死去”。
尔后学校改为要求在24日晚10点之前，叶瑞立需至少拥有10位举荐人在广州外国语大学南校区进行现场确认才予以登记，如若现场确认不足十人则叶瑞立的1000个推举签名无效。
由于校方突然阻扰刁难，叶瑞立及朋友立即在新浪微博上广播消息，部分举荐人到场后，校方又告知各个学院的举荐人要在自己的学院去登记，目前具体情况还不明朗，但据一位知情人表示：目前推荐人确认时间已被学校延迟至25日上午10点。至今尚无最新消息。
对于这起大学生严格依照宪法法律行使公民权利却遭到当局干涉阻碍的事件，我们将密切予以关注。
郭玉闪：从预选起飞
本文转载自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www.zhuanxing.org），转载敬请注明
来源：传知行学术通讯 作者：郭玉闪
不夸张的说，预选在中国的推行，缺少的只是一个起飞的机会。
谁也没想到，这届区县人大代表换选会如此热闹。这么多独立候选人站出来表达了参选意愿；同样，如果没有这波热闹，大家也不会想到原来人大选举如此复杂，原来有决心为选民服务的候选人要当选这么难。
还有人问，就算当选上人大代表又如何？的确，虽然法律上人大代表权利极大，可现实中人大代表参政能力又极弱，让人感觉人大代表就是个花瓶，当不了真。这又有两种情况，第一，有能力当真但不愿意当真，第二，没有能力当真却又成了人大代表。
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他们作为人大代表在参政议政上可以不需要去较真。不需要较真也能成为人大代表，这至少说明，在决定谁能当选人大代表以及谁是否称职上，民意是无足轻重的。
民意不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出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让民意无从着力。中国的选举制度被称为多级间接选举，除了区县一级保留直选外，市级省级全国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所谓间接选举，即由低一级人大代表投票产生高一级人大代表。层级越高越远离民意，层级越多民意越无足轻重。
中国的选举另外一个特点是以党政社会团体推荐为主，也就是组织安排为主，这也导致了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疏离。也许整个中国选举制度，唯一让民意与人大代表挂钩的，就是在县区级别人大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姿态出现，通过直接争取选民投票当选的人大代表。
这才是当下独立候选的意义所在。但在程序上，除非是绝对民意支持，否则即便有一定民意支持，也未必有机会成为正式代表。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如果独立候选人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在竞选活动的组织上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且在最后投票时名字不会在选票上出现，需选民另外填写名字，难度增加不少；第二个，县区的直选，往往第一轮海选，能推举出十倍于正式候选人的提名候选人；而从这些提名候选人里选出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一般是三上三下的酝酿，主导酝酿的基本是领导的意志。所以实践当中，这个酝酿过程几乎能将所有民意隔绝在外，独立候选人少有能顺利度过而不被淘汰的。
在各级人大选举中，县区人大代表直选本应该是最贴近民意的，但被一个酝酿过程颠覆了。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想让人大代表在中国能真正代表民意，那么各级人大要看县区级，县区级选举要看酝酿程序的存废了。
按照选举法，可以替代酝酿的方案是预选。也就是说，让海选出来的这些提名候选人先有一次面向选民的竞争，让选民用投票方式选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在正式候选人之间再竞争一次，投票决定出正式的人大代表归属。
预选的好处显而易见，至少在区县直接选举中可以让民意有用武之地，虽然这对以间接选举为主的整个选举制度实质变革作用不算很大，但若能实施，则总算能在向民意靠拢的方向上踏实的走出第一步。
预选也并非无先例。社科院专家史卫民等1999年主编的《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里介绍了一个成功的案例：1998年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选举分会三家店选区遇到三上三下酝酿后提名候选人数量仍多于正式候选人，只好进行预选，结果很成功。
而且预选也并非没有理论支持，社科院专家史卫民等在主编的另一本书《规范选举》（2003）就已经介绍了一套周密的预选程序设计；史卫民牵头在01年-02年乡级人大代表选举时挑选了数省做预选程序试点，成果也体现在《规范选举》一书里。
不夸张的说，预选在中国的推行，缺少的只是一个起飞的机会。
（本文首发于《新世纪》2011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文）
(本文来源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年第六期）
专访独立候选人曹天：亿元竞选郑州市长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29日 首发
自曹天宣布竞选郑州市市长消息至今的几个月来，曹天遭到河南当局的“深度调查”。最新信息显示，郑州税务部门经过“深入调查”后对其所在公司开出600万的巨额罚单。此外，其所在公司的多名股东被郑州市纪委“双规”，接受调查。以下是国内记者对曹天的专访，遗憾的是，在打压“独立候选人”的精神下，这个采访无法发表，博讯辗转得到了该采访的首发权，全文发表如下：
一个厌倦城市喧嚣的人，却要凭信念和亿元诚信保障金竞选郑州市长这一职位。无论这个城市的官僚体制多么僵硬，他都要试试手中的撬棍。此时，他并无更多的准备以抵御未来将面临的种种未知局面
“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耍流氓！”北京的清晨，天刚一放亮，他就抓起手机，在这家酒店的15层，向他的朋友抱怨。“荒唐！难道仅仅因为一个法律术语的不同讲法，就要引导舆论否定这个事？！”
早在数天前，他曾关掉了两部手机，要躲避外界的一切干扰。这皆因6月6日下午他做出的一个决定。
那天，他在北京，通过一个媒体朋友的微博，宣布将用一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准备竞选河南省郑州市市长一职。
第二天，各类电话接踵而来，这让他两部手机应接不暇。
“很多人问，你现在没事吧，没被控制吧？”他很纳闷，“控制？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一样，我说没事没事一点事也没有，活得好好的！”
他由此认识到网络媒体的传播力量，事后有人告诉他，一条微博如果转发超过两千条，就基本上能形成国内的公共事件，被广泛关注。
对此，他惊叹不已，“我的博客都是由专人帮助打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技术盲”，一直就不适应太过复杂的东西，比如，手机、电脑、网络、DVD甚至全自动洗衣机这类涉及到程序控制的东西，复杂的操作步骤，会让这个男人感觉难堪。
更让他感慨的，是这两天网络里一片叫好的声音，但电话里劝说他放弃“竞选”市长念头的人很多，基本上是媒体圈的朋友，有个CCTV的电视人竟然亲自到酒店里陪他彻夜长聊，他们皆向他预示了令人恐怖的后果，而支持他“谨慎地试一把”的竟然是一些省市的政府官员。
他不清楚这些官员们对他的“支持”是否出于真心，“也许有等着看笑话的因素”，但是，他并不在意——“不用怀疑我的动机，我只想用《选举法》来撬动僵硬的干部任用体制！”
这样的表态被朋友发到微博上，立即遭到迎头痛击——有人怀疑他的竞选目的和上亿资金的合法性，更有被称为“独立候选人”的北京网民对他进行了深刻的“人格分析”。
“我就是一诗人”对此，他解释，“大家都认为外面漆黑一片，你就不走夜路了？”
这个中年人从不主动展露他河南地产商的身份，他对外贴出的标签一直是：作家、诗人、词作家、画家、收藏家，除此之外，他自称就是一老派男人，除了喜欢红色T恤，生活既无格调，也不时尚，非常无趣。
“挣钱挣累了，想换一种生活，实现我一直就有的一个政治梦想——能不能也做一回公仆？能不能争取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郑州市市长职务的空缺，让他感觉时机来临了，这个十岁之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人说，“台风来了猪都会跳舞，现在的问题也就是台风没有过来。”
商人的狡黠，诗人的浪漫，老文青的情怀，极端理想主义者的执拗，这些毫不相干的元素，在这个夏天，全部指向一个人——他叫曹天。
“一个亿是廉政保证金”
“如今，一点一点的进步都是我们每个人努力去推动的，大家都认为漆黑一片，就都不走夜路了？”
记者：：郑州市长是由郑州市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而郑州市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你如何影响他们的投票意愿？
曹天：我会在《宪法》和《选举法》的框架内推行这个事情，比如说需要市人大代表的联名推荐，这些我都会争取，而且一定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用程序的正义保障这个事情往前推。我不能胡来，否则就等于一个疯子。
记者：你所说的一亿资金在竞选中将起到什么作用，怎样使用？如何化解公众对你可能在选举的过程中进行贿选或炒作的猜疑？
曹天：这一个亿是“廉政保证金”，是公开向全社会承诺：曹天如果在竞选市长的过程中、以及在当选之后的工作期间，如果有贪污受贿和道德腐败的行为，这一个亿就自动收缴国库，或者捐给社会福利事业，并保证当市长期间不领取一分钱工资。
贿选不会存在。我竞选期间，如果出现贿选这种丑闻，这一亿元就没有了——这是公开对社会承诺，而且我也实实在在要拿出来真金白银来。
另外，选民也不可能选一个没有一点经济背景的人，能拿出一亿元放到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里，也足以证明我的诚意。我在郑州的影响力足够了，犯不上在这事上做秀、炒作或起哄，那样做没意义。
记者：你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人大代表，却全身心地投入竞选郑州市长，是什么原因让你做了这个选择？
曹天：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做企业，经常在换位思考。比如说，媒体报道社会焦点问题的时候，我总是想，如果是我当政，我会怎么处理某件事情。
另外，二十多年，我一直有这个从政的梦想，从来都没冷却过，也一直认为自己行，而且还非常理性。现在我虽然是一个诗人，但是我学法律出身的，我认为只要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可行的都是没有太大风险的，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国家的进步我们得承认，如今，一点一点的进步都是我们每个人努力去推动的，大家都认为周遭都漆黑一片，就不走夜路了？
“趟地雷”影响中国
“我40多岁了，现在就要做一个国民的榜样给80后和90后，让他们看看，就是这些老家伙还是可以趟地雷的。”
记者：一些“独立参选人”被地方当局视为跟政府“搞对搞”，采用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压，到目前为止，你是否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
曹天: 没有这种压力。我认为不能一说某个地方有阻挠竞选的，别的地方也一定阻挠。关于“独立参选人”，国内个别地方可能是出了点问题，我感觉很多人还是心有余悸。如果在法律框架内行使你的权利，你失败与成功，我估计政府也不会有太大的干预，他干预没有意义。
我认为“打压说”是多虑了，在当今时代，如果一个公民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利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未来。
记者：你个人的信心来自哪里？
曹天：来自于这个国家每天实实在在的进步。很多事情你不到这个漩涡中心来就难以体会，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结果。比如，长期以来，我处理了很多经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使我得到了历练。况且，我有良好的政府资源，包括跟政府官员的个人沟通。你的沟通能力强，那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你根本就不沟通，而是排斥或抵触，那只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记者：为了这次竞选，你目前正在做什么？
曹天：正在筹建我的竞选团队，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由各方面专家组成。比如说法律方面的、社会事务方面的、文案方面的，他们会给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另外，这个团队里面会争取一些社会影响力极大的人士，对我有所呼应。我认为一件大好事一定要争取很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尤其是官方的，获得体制内的一些有改革思想的人支持，这很重要。我将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做得透明，不带任何商业的色彩。
记者：你该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是什么力量在影响你当前的选择？
曹天：我坚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我更坚信英雄推动历史。当前，中国改革的路途艰险迷茫，我40多岁了，现在就要做一个公民的榜样给80后和90后，让他们看看，就是这些老家伙还是可以趟地雷的。我2008年就是“影响河南的十大公民”，还想继续影响中国。
提前应对公权力“加害”
“最大的法律障碍是政府不习惯我这样做
，他们可能认为这样是胡闹。因此，我有心理准备，最严重的干扰，就是政府让所有人大代表不配合我。”
记者：你通过微博向公众承诺——参选成功后自己任期内不拿一分钱工资，并且城管绝不可能打百姓，官员腐败必定严惩，遏制高房价，保障被拆迁户的利益，希望用《选举法》撬动僵硬的干部任用体制，这是你主要的竞选纲领吗？
曹天：不仅仅是这些，微博一百多字，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具体的竞选纲领，我会一步一步会用文字的形式让它条理化，逻辑化。
如果能当市长，这个城市里群众关注的热点我一定会处理好，我肯定会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另外，为了让城市美丽起来，我会用浪漫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策划力让郑州这个城市有文脉，有历史的记忆，这都是文人的长处。
记者：在你的竞选承诺中，关于暴力强拆问题，你把惩治对象转向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官员和相关开发商，这和当前国内的局面正好相反，如此操作是否现实？
曹天：我认为“公民家
”的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就是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的地方，如果家都没有了，谈什么国家利益？
国外办有些事情为什么没有效率？因为它在效率和公平两者冲突的时候，会坚决选择公平，因为政府永远都不能是一个商业化的政府，保障社会公平是它的要务。
我们不能说一栋烂房子值多少钱，因为它承载了家的梦想和生活的记忆，所以我们得尊重这些。如果需要，我会让经济降降温，让这个城市稳步发展，不能冒进。
记者：:微博上有人看了你的竞选承诺，问你到时候会不会把郑州90%的公车给取消了？
曹天：那肯定会有阻力，但我将身体力行，如果赋予我这个权力的话，我改革力度肯定很大，因为我不是任命的，我是选举出来的。
记者：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讲，你是否认为自己的参选已经“水到渠成”？如果出现法律障碍，它们将是什么？
曹天：这事还没有人尝试过，谁都无法掌控结果。尽管目前我获得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但政府可能还会对此事存在不适应。
我在郑州也算一个知名人士了，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选票，没有人给我说你有选举权。我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拿一个城市做试点给广大的公民一点希望，也不是不可以，现在基本上是时候了。
我认为最大的法律障碍是政府不习惯我这样做，他们可能认为这样是“胡闹”。因此，我有心理准备，最严重的干扰，就是政府让所有人大代表不配合我。
如果最终出现这种结果，我的内心只能感觉悲哀——你可以推测它，但是你左右不了政府。
记者：郑州是一个有着八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你的履历显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从政的经历，这是否对你竞选市长存在不利的一面？
曹天：什么叫从政？比如说管理一个社区，管理一个公司，是不是管理？我认为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对社会提供管理。能管理几万人，同样也能管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比如说经商的，他把一个行业做精致了，他做另外一个行业也可以做得很精致。
我的自信来自于长期的理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如果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也会给年幼的女儿说：死后给我坟上烧一张选票吧！”
记者：你对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各项施政目标，当了市长就能实现？
曹天：会有推进作用，你有权力跟没权力肯定不一样——这个国家的本质还是一个人治的政府，你在那个位子上就会发挥你的影响力。
记者：江西新余市下岗女工刘萍,因为参选人大代表而被当地政府内定为重大政治事件，遭到多次打压甚至被失踪，无锡的“独立参选人”谢润良也因“微博言论疑似有问题”，5月29号被某机构约谈后最终放弃参选，综合来看，公民以个人形式参选的形势并不乐观，你作为一个房地产商，竞选郑州市长，是否做好最坏的打算？
曹天：我认为最坏的结果就是公权力的加害。但我相信，对方的风险也很大，成本也很高。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长期正面的社会形象，被他们突然颠覆，会有很多不好向社会公众解释的地方。
我已经做好安排，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不，那我会启动所有的风险应对措施和救济程序，我的律师团也都会行动起来，去进行危机和灾难方面的处理。
如果我努力了，维权了还是不成功，那我只能悲哀，别的没有办法。
记者：即使有这样的风险，你还是要坚持做这件事？
曹天：那肯定的，就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一样，我肯定会继续做下去。除非公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崔健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讲的，说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现在好多人没有感觉，认为这个东西与我无所谓，国家谁打理都无所谓，他不知道你放弃了公权力，这个老虎就会把你的权利都给你吃掉。而公民的权利从来都不来自当政者的恩赐，它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争取来的。对于竞选市长，我不会轻易放弃，一定要得到结果。
其实，我清楚，自己的行为将会触动这个体制最敏感的神经，是有风险的。但是风险不是危险，风险有时候也不一定会转化成危险。
我用一个亿的廉政保证金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有什么不对？他们当公仆，我们怎么不可以当公仆？
记者：如果你努力了，但竞选最后仍然失败了，你会去做什么？
曹天：如果一尝试就成功了，那这个事情早就有人做了。没有公权力的野蛮干预，这个事情就有希望。
即使失败也在意料之中，我会从头再来，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会竞选省长的职位。
如果我能按照法律框架内的选举程序走到法定候选人的地步，这将大大地刷新中国公民参与选举的历史。如果郑州市民用选票砸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市长，就会给郑州、给河南，给中国带来信心与希望。
如果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也会给年幼的女儿说：死后给我坟头上烧一张选票吧！
关于曹天
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曾当过律师、记者，曾在河南省民营企业协会政策法规处工作，曾任河南华豫集团副总裁。他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法学会会员、河南省住宅产业商会理事。
出版过诗集《少女中国》、经济随笔集《天下英雄》。
1999年至今任河南风雅颂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获得2005年中国经济改革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同时被中国作协评为当代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2006年首届“河南十大文化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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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观察
编者按：
在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于8月22日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后，利比亚局势出现关键性转折。目前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已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攻占阿齐齐亚兵营，卡扎菲本人狼狈逃窜，他的妻子和女儿逃往阿尔及利亚，卡扎菲在利比亚长达42年的独裁统治终于画上了句号。
卡扎菲倒台后，通过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卡扎菲政权的残暴——杀人、强奸、绑架、虐待，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而其生活的奢华和糜烂不亚于任何一个被送上刑场的独裁者如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等人。
卡扎菲虽然目前失踪了，但反对派已经明确宣布：如果卡扎菲通过审判后“反人类罪”成立，将会被枪决——我们翘首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最后，我们热烈祝贺利比亚人民反独裁、反专制的胜利！
我们也由衷的祝愿利比亚人民早日结束战争、恢复重建，尽快过上有民主、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
利反对派官员称如卡扎菲落网且反人类罪成立
将被枪决
环球网实习记者赵小侠报道 据《澳大利亚人报》8月30日援引英国《泰晤士报》的消息报道说，利比亚反对派“国家过渡委员会”司法部长29日表示，如果卡扎菲落网且被判反人类罪名成立，他将被执行枪决。
据报道，“国家过渡委员会”司法部长阿拉奇（Mohammed al-Alag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反对派政府希望自己审理卡扎菲，而非将其交予国际刑事法庭。他还表示，卡扎菲将会受到公正的审判，并且审理过程会向全国播放。一旦被判定为死罪，卡扎菲将接受为军官而设的处决形式，即由执行死刑的射击队处决。在利比亚，平民则受到绞刑。
“公开审理是对利比亚人民的一种治疗方式，”阿拉奇的一位亲信称道，“他们需要看到那些奴役、折磨并且关押他们42年的人接受公开审理。”
报道称，阿拉奇希望卡扎菲的5个儿子——赛尔夫、穆塔西姆、哈米斯、汉尼巴尔和萨阿迪和其他卡扎菲政府的高级官员一起受到反人类罪的指控。
据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29日宣布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夫人萨菲亚、女儿阿伊莎、两个儿子汉尼巴尔和穆罕默德，以及他们的孩子，经由两国边界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利比亚反对派随后表示将寻求将卡扎菲的妻子和儿女引渡回利比亚，并指出阿尔及利亚向卡扎菲家族成员提供庇护是一种“侵犯”。
卡达菲官邸的糜烂生活：美女、美酒、毒品、杀人取乐
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编译
据新华社电巴西整形外科医生利亚西尔·里贝罗1994年给卡扎菲做过除眼袋手术。他24日回忆探访卡扎菲在阿齐齐亚兵营的地堡。
里贝罗当年正好在的黎波里参加一场医学会议,利方人员把他请至一处建筑,“那里有顶帐篷”。
“卡扎菲在那里迎接我,”里贝罗说,“我告诉他,地方太暗没法做检查。他把我带进一处非常现代的牙科诊所。”“我感到诧异,没想到会看见这种事,”里贝罗说。地堡内还有一处健身房,游泳池规模堪比奥运会赛池。
反对派武装的背后有北约的空袭助力，而政府军的背后却是卡扎菲官邸的糜烂生活。
马里奥透露称，“卡扎菲的生活相当混乱，官邸内景象极其离谱”，宴会不断，美女如云，不但有美酒助兴，还有毒品提神。“我曾随卡扎菲的一个亲戚去过他的别墅，在那里我几乎要什么有什么。我听说了些关于杀人取乐的事，比如他们会强迫别人玩俄罗斯轮盘（一种用左轮手枪赌命的疯狂游戏），并会从旁下注，就跟电影里一样。”
卡扎菲及子女的奢侈生活
环球网记者张哲报道 随着利比亚反对派占领首都的黎波里，该国持续近半年的内战也已接近尾声。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8月29日表示，虽然卡扎菲去向不明，但其对于利比亚和整个世界仍然构成威胁，他呼吁北约继续给予“国家过渡委员会”军事支持。而韩国《中央日报》8月30日则发表题为“双面卡扎菲”的文章，称卡扎菲一方面称呼利比亚国民为“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去海外时拒绝入住高档酒店；另一方面却又生活奢侈，私人住宅被装修的十分豪华。
《中央日报》报道称，卡扎菲去海外的时候，曾拒绝入住特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在公园里搭帐篷，称这是游牧民族贝多因人的传统。他也拒绝了“统领”和“大总统”这样华丽的称呼。卡扎菲说：“我将为把本国建设成地球上最好的福利国家而献身。”
不过，现在的利比亚人民因为他的“背叛”而怒不可遏。因逃跑时比较匆忙，卡扎菲和他家人的痕迹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他的藏身之处——位于首都的黎波里的要塞“阿齐齐亚兵营”内部的官邸里，都是意大利产的家具和最高级羊毛地毯。宅子前面还停着德国产的防弹车。虽然玻璃窗上有数十发子弹的痕迹，但玻璃并没有碎。也许是觉得这样也不保险，车窗内部还有另外一层防弹玻璃。兵营附近的机场里停着卡扎菲的豪华专机。里面的特大号床上铺满了豪华的寝具。
报道指出，卡扎菲子女们的生活则更加奢华。在的黎波里市内的卡扎菲三儿子萨阿迪的家中，并排停放着包括意大利产最昂贵的跑车兰博基尼在内的多辆轿车，衣柜里挂满了乔治•阿玛尼、杜嘉班纳等高级品牌的衣服。他女儿阿伊莎的家则是拥有游泳池的豪宅。豪宅里有一个美人鱼样式的镀金沙发，沙发旁堆着最高级的法国产香槟——唐•培里侬香槟王。
此外，卡扎菲子女们的住宅里都安装有高价的家庭影院设备并收藏有多张好莱坞电影DVD 影碟。值得一提的是，卡扎菲曾在1994年制定了一个名为《社会净化法》的新法规，其中包括有关于禁止国民欣赏西方电影或西方歌曲的条款。
另据外媒8月29日报道，尽管卡扎菲在他独裁统治的42年中始终称他住在贝都因人帐篷中，但他的儿子们显然过着不羡神仙的奢华生活。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西海岸，伫立着卡扎菲家族的豪宅。如今反对派武装已经占领了这里。虽然房间里杂乱无章，却依稀能感受到过去卡扎菲儿子们的繁华生活。
踏进第一座豪宅的大门就是日常派对舞会的大厅。整座大厅仅有黑白两色，显得豪华气派。由于反对派对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大厅脏乱无比，但通过一望无际的海洋景观和各种高科技设备，还是能一睹过去卡扎菲家族的享乐时光。
在宅邸的储藏室中藏满了昂贵的尊尼获加蓝牌威士忌、罗兰百悦粉红香槟和波尔多红酒。每一瓶都价值数百美元。在卧室里有一张圆形大床，附带的卫生间中是豪华的按摩浴缸，装饰着白色假花。卧室外面就是温水游泳池，酒吧和烧烤区，紧邻着蔚蓝的私人沙滩。
另一座豪宅中有一座白色的三角钢琴以及更加昂贵的音响设备。隔壁便是运动区，不仅有游泳池冲浪区，还有白色大理石打造的桑拿室。
卡扎菲父子被指强奸和性虐多名女保镖
来源：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专稿：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曾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hafi）充当女保镖的5名女子称，她们曾遭到卡扎菲及其儿子们的强奸和虐待，并在卡扎菲等人对她们“厌倦”后遭到抛弃。
这5名女子日前告诉班加西（Benghazi）的心理医生赛哈姆·塞尔加瓦（Seham Sergewa），她们曾遭到卡扎菲、卡扎菲的儿子们以及一些高级军官的强奸和性虐，当那些男人对她们感到“厌倦”时，这些女保镖就会被抛弃。塞尔加瓦正在为国际刑事法庭收集材料，作为未来审判卡扎菲及其心腹的证据。
其中一名女子称，卡扎菲共有约400名女保镖，她是被迫加入这支保镖队伍的。卡扎菲的手下编造谎言，声称她的哥哥在马耳他度假归国后，身上携带毒品。她被告知：“要么你成为卡扎菲的保镖，要么你的哥哥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塞尔加瓦说，这名女保镖还曾被大学开除，并被告知若想恢复学业就要求助于卡扎菲，她还被要求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等医学检查。最后，她被带到的黎波里的阿齐齐亚兵营（Bab al-Aziziya），见到了身穿宽大睡衣的卡扎菲。塞尔加瓦说：“这名女保镖拒绝了卡扎菲的求爱，但最后遭到强奸。”
据报道，这5名女子的“保镖”经历都大致相同，她们首先被卡扎菲强奸，随后被送给他的儿子们，然后是其他高级军官，在被允许离开前，她们都多次遭到强奸和虐待。
反对派发现卡扎菲人体屠宰场 遍地焦骨仍有余温
来源：环球网 作者：李亮
环球网记者李亮报道，据英媒报道，正在首都与卡扎菲余部作战的利比亚反对派26日晚在的黎波里南部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人体屠宰场”。卡扎菲幼子领导的32旅撤退前在一个仓库中杀死了上百名囚犯，并将仓库付之一炬。事隔两日，被烧焦的尸骨仍留有余温。
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日报道称，这个仓库位于卡扎菲幼子哈米斯领导的32旅总部附近。该地居民称，在23日晚上，他们听到了开枪及爆炸声。但由于卡扎菲部队与反对派正在激烈交战，他们无法出门前往查看。26日晚，反对派带领居民们进入仓库，发现了至少53具烧焦的遗体。
报道称，8具遗体双手被绑，弃于仓库门外。而仓库内的遗体则遭到焚烧，汽油罐堆放在仓库角落，遗体还留有余温。当地人称，至少有150人在这里被杀害。
利反对派承诺将按支持力度给予各国相应回报
来源：凤凰卫视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25号说，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一半成员周四抵达的黎波里，正在着手迁都。贾利勒还促请联合国安理会尽快图解冻利比亚被冻结的海外资金，协助战后重建。他承诺，将会按照不同国家对革命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回报。
贾利勒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至少8名成员已经到达的黎波里，他们都是卫生、交通、内政、司法、情报和国防等部门的负责人，正在准备迁都事宜。贾利勒还促请联合国安理会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并确认，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提前解冻这些资金。贾利勒还承诺，那些支持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国家将在战后获得回报，它们将获得利比亚重建项目的合同。
贾利勒：“那些花钱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国家将会成为利比亚未来发展项目的首选，我们是忠诚的，每个国家将根据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和贡献大小受到相应的对待。”
贾利勒还说，反对派武装在扎维耶获得大量石油资源，足够整个利比亚使用数月。此外，反对派还获得可够一年所用的药品，并在的黎波里一粮食仓库内发现大量储备，足够首都使用一年。
贾利勒：“首先，我们不再有食品、医疗用品和燃料上的问题，第二，卡扎菲有意不让人民得到这些物资，他故意让他们忍饥挨饿。”
凤凰卫视 李睿 郑凯 班加西报道
媒体力挺卡扎菲 或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作者：感悟生活
据媒体报道，昨日反对派控制的石油公司AGOCO的总经理阿卜杜勒贾里里·马尤夫表示，“我们与诸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合作，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可能会与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企业的合作则存在一些问题。”
这句话被认为是利比亚反对派在释放信号，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将失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勘探合约乃至建筑工程项目。中国、俄罗斯、巴西曾反对对卡扎菲进行严厉制裁，认为应该先靠和谈解决问题。
一周前，在利比亚反对派临时首府所在地班加西采访的凤凰卫视记者，曾经受到利比亚民众的抱怨，认为中国媒体没有客观报道利比亚的情况，以中国媒体普遍支持杀害了大量平民的独裁者卡扎菲表示强烈不满。
三个月前，在利比亚反政府人士集会现场还出现过中文标语，称“卡扎菲是说谎者”。
利比亚即将掌握的反对派，对中国媒体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完全是中国媒体坚持意识形态立场，以谎言误导国内民众必然付出的代价。军事评论家、中国现役将军张召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表现，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政府曾经在联合国授权北约干预利比亚问题上投下赞同票，可与中国政府这一明智、正确的外交立场相反，张召忠将军等人一直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媒体，散布令人不耻的谎言，力挺卡扎菲独裁政权而仇视反对派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军。比如，“卡扎菲政府代表了至少80%的民意”，“利比亚的动乱是由美国和北约幕后操纵的”，“利比亚反对派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反对派都是乌合之众，利比亚政府军开始大规模反攻”，“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政府军很快将平息反对派挑起的暴乱”。北约获联合国授权动武之后，张召忠罔顾中国政府曾经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的事实，利用一切机会抗议北约的暴行，声称“空袭利比亚是非法的。”
在民主革命军节节胜利之时，张召忠将军更以其“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精辟”的作战理论，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为卡扎菲军队出谋划策，诸如：组织巷战、地道战和地雷战;给人民发放武器，让反对派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甚至鼓动卡扎菲动用传说中的化学武器，包括约32吨芥子气和另外2300多吨其他化学武器;组织特种部队，深入北约国家进行破坏活动，让这些北约国家后院起火，从而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中国媒体和明星将军张召忠对卡扎菲不遗余力的支持，并没有拯救这个独裁政权灭亡的命运。只是这一次，中国媒体欺骗国内民众的谎言，可能要让中国支付世上最为昂贵的说谎费用。
中国在利比亚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据第一财经日报8月23日报道，3月商务部例行发布会给出的数据是，中国13家中央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报道还引述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一位人士说法，机电商会涉及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主要包括电信、水泥生产线、铁路建设等行业，具体包括中兴、华为、中建材等企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0年利比亚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为737万吨。
据外电报道，在利比亚出现动乱之前，中国是利比亚最大的投资国，具体金额多少当然是国家机密。中国从利比亚撤离人员的庞大数量，很大程度上能印证中国在该国的巨大投资规模。据新华网北京3月6日报道，中国政府组织的撤离行动，从利比亚一共撤出了35860人，撤离人员数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国内外普遍认为，利比亚动乱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1200亿人民币，间接损失无法估量——这包括由于中国媒体对卡扎菲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对利比亚民主变革进程的敌视，给全世界和利比亚人民心中留下的恶劣印象，不仅让中国丢失在利比亚的巨大商业利益，而且增加了将来在其他国家获得合法的商业利益的难度。
中国媒体若不改变为维护自身意识形态、欺骗国内民众而刻意说谎的恶习，将来还将注定要让中国支付越来越多的昂贵的说谎费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杨恒均：永别了，卡扎菲！
真是多事之秋啊，每次在天上飞十几个小时，一落地，准有一件新闻等着我评论，这不，昨天刚下飞机，前来接机的连问好都忘了，劈头盖脸：老杨，你写过一篇《别了，穆巴拉克》吧，现在该写“别了，卡扎菲”，他的政权垮台了……
真的还是假的？折腾了半年，让人快要失去兴趣时才垮台？好在一上网就看到了咱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利比亚反对派日前武装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希望利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人民过上正常的生活……发言人的话啊，这次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当初联合国针对利比亚投票时，老杨头真是提心吊胆，担心外交部去投什么反对票，丢中国人的脸，要知道，卡扎菲政权垮台是迟早的事，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与常识的人，都清楚这点。好在这次外交部是从善如流了。卡扎菲还不知道躲在哪个狗洞里，我们就开始尊重“人民的选择”。不过，重复一遍这话，就觉得有点别扭，什么叫“恢复稳定，过上正常的生活”？卡扎菲时代那叫稳定？那叫正常生活？如果那是正常生活，全世界差不多都不正常了。另外，什么时候能够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呢？
说起下落不明的卡扎菲，就让人想起当初躲在一个狗洞里的萨达姆，有人说了，为啥这么折辱自己？当初带领整个国家反对美国反对西方的豪情哪里去了？大不了一死，杀身成仁有何难？要杀要刮也没什么嘛。怎么这些独裁者都一个德性？说起伊拉克，就不能不留意大陆网站上出现比较多的一句话：“担心利比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
“第二个伊拉克”？这一定是把伊拉克当成反面教材了。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存在混乱与屠杀，但那不正是因为独裁者萨达姆的旧部不愿意放弃绝对权力而负隅顽抗？问一下伊拉克人民：有多少人不愿意付出这种代价而愿意回到萨达姆时代？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屠杀与混乱比现在少？
现在的伊拉克绝对不是反面例子，看看某大电视台不再播送那里传来的屠杀就知道了。尤其是与萨达姆时代相比，伊拉克正在走向光明。我们不停地听到有国际媒体报道伊拉克的混乱与暴力，还看到有伊拉克人对着各国电视镜头抱怨“今不如昔”，正好是现在的伊拉克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最大的不同之处。请问一下：在萨达姆时代，有任何伊拉克境内人士敢对着国际媒体说一句对政权不满的话吗？那些把伊拉克当成反面教材来说事的人，最好对照一下没有被美军推翻的北朝鲜，那里的人民过得很和谐吗？没有屠杀，没有混乱？
美国是世界头号政治、经济与军事强国，又是所谓民主自由理念的大本营，在这类颠覆与推翻独裁政权中肯定少不了他的戏份。但从南联盟、伊拉克到埃及、利比亚，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为了推翻萨达姆，他赤膊上阵，让人觉得它想把民主自由推广到所有独裁的国家，可伊拉克之后，就停滞不前了。可是，世界历史不会随着美国人的脚步停下来。埃及与利比亚都是美国的老朋友，却也发生了革命。这说明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民主自由理念并不是美国垄断的，没有你美国的支持，甚至刚好相反，即便你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如穆巴拉克等，人民也迟早有一天会起来推翻它。
那些担心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出现的爆炸与混乱会在利比亚重演的朋友也请放心：这种事不会在埃及与利比亚重演。原因很简单，夺取政权的利比亚反对派不是美军，卡扎菲的追随者胆敢恐怖袭击一下他们与平民，绝对会遭到血腥的报复，保准让你片甲不留。
这话说起来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却是事实。早在六年前，一位从伊拉克回来的美军军官亲口告诉我，美国只要从伊拉克撤出，三个月之后，伊拉克绝对不再会有恐怖袭击。为啥？因为，伊拉克当权者觉得美军太温柔，他们会用把萨达姆旧部全部活埋的方式，消灭所有的恐怖活动。就像当初萨达姆当政时一样，你听到过有人敢对他老人家不敬？活埋你！你恐怖，他比你恐怖十倍！
美国占领伊拉克后，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金字招牌，要对付的却是一帮萨达姆的帮凶。这帮在萨达姆时代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畜生不但不把人民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我们大家都记得，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从图片看根本不算什么事，既没有“喝水死”，也没有“躲猫猫”死的，可虐囚的美军却坐牢了。而萨达姆的追随者却把屠杀的美国士兵的尸体在地上拖，肆意侮辱，让全世界目瞪口呆。且不说战争如何，就从这基本的做人的底线，那些连尸体都侮辱，那些为了什么JB正义连孩子都不放过的畜生，该不该死？
相对来说，美国人太GB温文尔雅了,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现在试一下鼓噪卡扎菲的追随者用对付美军的方式对付利比亚反对派？你敢去用自杀炸弹？保准把你祖宗八代都拉出来斩尽杀绝。美国人占领巴格达时，世界上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屠杀，现在利比亚的反对派攻入的黎波里，全世界都担心可能会有报复性的屠杀发生。没办法，有时，文明与野蛮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所以，历史上野蛮征服文明的事时有发生。
真是罪过啊，老杨头口出污言秽语，还好像在宣扬暴力。请大家千万别误会，破坏了老杨头温文尔雅的形象。老杨头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作为学者，我却不能昧着良心，不顾事实。事实是：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要让独裁者放弃绝对的权力，单单靠甜言蜜语与卖弄风情是很难奏效的，你得有民意支持的实力以及坚如钢铁的意志，要有“勿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记得美国总统里根说过一句话吧：“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他就是用这句话，促成了苏联东欧的非暴力转型。
且慢，你肯定要拿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黑人马丁路德金博士来回击我，他们可都是非暴力的典范，也是我老杨头的榜样。不过，想一下他们分别对付的敌人吧：老牌民主国家英国，英国人为主的移民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其它的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
好了，诸位，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快笔如我的时评作者，竟然也有些跟不上时局的感觉。但利比亚这么大的事，总不能不说两句吧？为了不重弹老调，这篇短文的题目就叫——永别了，卡扎菲！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有些杞人忧天，如果独裁者都一个一和我们“永别了”，那这个世界该多么乏味啊，老杨头这个“民主小贩”还有什么用处呢？另一方面，我很希望所有的独裁者，以及各种形式的不民主政权，都一个一个地永别人间，永不再见。
大家要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身边的亲戚朋友有信心，对人民有信心。相信我，没有人生来想做奴隶，不喜欢自由与自主，谁都想当家作主人。不相信我？在短文结束时，我贴出今天看到的两张新闻照片来说明人人都想当主人。一张是利比亚的，一张是中国的，两张照片都反映了两国人民想要“当家作主人”的愿望。为了大家看清楚，我用自己刚刚出版的几本书把两张图片隔开（顺便做一个广告哦）。
来源：作者博客
执政党观察
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作者：张洋
来源：人民日报
民主就是把社会力量真正纳入政治生活，打破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的垄断，防止政治权力对于私人生活的不适当干预，并且成为及时纠正政府失灵或失范的重要工具。对于政府的某一行为而言，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民主能够使公民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政府行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长期而言，作为一种选民的评判工具，民主则是任期制政府的风向标，是国家政策部署的导航仪，一旦某一任期的政府或者某一项政府决策偏离了轨道，其长期执政就会遭遇民主危机。
□民主就是一种权衡“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之间的重要机制
□只有民主落到实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走错路
在政治生活中，什么是对的？判断对错标准是什么？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会认为，是否最符合统治阶级的意愿是一条重要标准；而现代政治中，为了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治理者则应该转变观念，上述标准中的“统治阶级”应该也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替换。
政府因社会而生，但高于社会，主要负责处理社会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公共事务，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满足公共需求，实现“社会满意”。但是作为独立个体而言，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难免会有个体利益的考虑，“政府满意”应运而生。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经常会出现“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的不一致，从而引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民主就是一种权衡“政府满意”与“社会满意”之间的重要机制，尤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民主更是一种纠错机制。
虽然在民主条件下做的决策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在集权条件下做的决策不一定都是错误的，但是民主机制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及时纠正错误，而在集权条件下，由于民主的缺乏，正确的决策也往往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民主就是把社会力量真正纳入政治生活，打破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的垄断，防止政治权力对于私人生活的不适当干预，并且成为及时纠正政府失灵或失范的重要工具。对于政府的某一行为而言，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民主能够使公民及时了解政府动态，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政府行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长期而言，作为一种选民的评判工具，民主则是任期制政府的风向标，是国家政策部署的导航仪，一旦某一任期的政府或者某一项政府决策偏离了轨道，其长期执政就会遭遇民主危机。
以我国的村民自治为例，在村委会选举中，民主的纠错功能得以充分彰显。长期以来，我国的乡村政治表现出“好人政治”和“强人政治”的特点，并且两者之间相互循环。所谓“好人政治”，就是村级领导干部怀揣民心，但未必有能力替老百姓扎扎实实办点事；所谓“强人政治”，就是村级领导干部作风强硬，但未必真真切切替人民群众着想。于是，普通村民在每次的村委会选举中，往往都会在“好人”和“强人”之间重复博弈，这一次的选举往往就是对上一届的工作不完全满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能人政治”开始兴起，即能为老百姓踏踏实实服务的人逐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如果说民主是一项村民自治的重要原则，那么，是否有意愿和是否有能力则构成村民在选举中的两条重要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创建政府，是为了服务群众，而唯有将群众真正纳入到政府治理当中，“社会满意”才可能最终实现；只有民主落到实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走错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选举网综合：当今中国何去何从？
作者：天堂青鸟
来源：选举网编辑部
编辑的话：当前的中国已然处在一个变革的前夜，又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以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争着为中国的未来开药方，搞设计。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顶层设计”这个概念，强烈表达了整体地、全方位地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意向。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并认为改革的困难主要来自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在这个历史的关口，一大批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公众说话，为公众写作，廓清基本理念，提出改革方案，有助于引发全民讨论，达成广泛共识，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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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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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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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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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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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路
苏共的教训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两个时间如此贴近、意义全然相反的纪念日。庆祝建党90周年后，紧接着就是苏共亡党20周年。这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必然成为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0年来，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因为，早年中共就是照苏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从学苏联开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南方周末》刊载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的长文《苏共亡党二十年祭》，这是作者不久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所做同名报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指出只有科学、深刻地反思，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丁礼庭：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二十年来几乎全世界各国的学术理论界都已经形成共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伪”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原来实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甚至是越南和我们中国，都非常一致地放弃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放弃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各种改革实践，尽管还在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但已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取得了经济上的相对繁荣、人民群众生活上的显著改善和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的成就。不久之前，连古巴也启动了社会改革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至今仍然坚持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朝鲜的人民群众无可争辩地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这就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更是各国人民实践检验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甚至包括东欧各国和越南，改革开放后不但国民经济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高速持续的发展，而且全体民众，都或多或少地改善了生活的条件，13亿中国人第一次彻底地实现温饱、彻底地告别了饥寒交迫的生活环境，虽然确实存在着严重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致命问题，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集权管理体制没有彻底改变的结果。所以，中国和俄罗斯一样，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如李慎明和梁柱之流所主张的，倒退回去，回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体制中去!
国际的形势
齐鲁晚报：逆势而动让卡扎菲沦为孤家寡人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已经被反对派三面合围，持续近半年的内战也进入了倒计时。一代枭雄卡扎菲叱咤风云四十余年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令人喟叹。生死惨烈的利比亚内战只能警示旁观者和后来人，把国家未来全部寄托于英雄或强人并不可靠，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导者，英雄或强人与其为了强权在握费尽心机，不如尽早实现主权在民。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逆势而动使得卡扎菲从英雄豪杰沦为孤家寡人。
笑蜀：卡扎菲不懂的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
卡扎菲永远不会懂得一个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财富分配的均衡和权力配置的均衡。愈是出于贪婪和恐惧而集中权力和聚敛财富，就愈是违反均衡原则，就愈是成为众矢之的，总有一天要天怒人怨。那时，怎样大的权力和怎样多的财富，怎样坚实的盔甲，就都保护不了他和他可怜的家族，可怜的后人。卡扎菲是已经没救了。无论利比亚的未来怎样，卡扎菲和他的家族、他的后人都没有未来了。只是，这殷鉴，是该让人警醒的。
菁菁远山：卡扎菲的“绿皮书”
《人民日报》分析卡扎菲为什么垮的快，指出有四个原因，其实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中级以上军官悉数被收买，二是首都的群众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忠诚。至于战略上的失误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靠欺骗和贿赂官员及国民制造的假象永远是假象。尽管如此，我也支持一把《人民日报》，其立场终于转变了，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是专制“破鼓万人锤”。
甄炎：利比亚：央视“维专”为哪般？
央视把导致利比亚战事的一切归结西方为石油而进行的利益争夺，而完全回避卡扎菲政权的专制独裁，只字不提国内矛盾的激化，根本不谈反对派崛起的深刻原因，对人民的民主要求汇成的民主潮流讳莫如深，试图用“石油”二字掩盖一切国内国际因素。充分表现出央视在国际报道中维护专制利益的某种情结。
历史的使命
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从近代、现代到未来，中国的建国理想、建国目标始终都应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就是创建新中国，直至最终建成新中国。而若倒行逆施，则就是破坏新中国，退往旧中国。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1949年都只是中国百年建国史的新起点，而不是建国大业之完成。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我们现在也还是处于建国的半途中。
一切历史规律归根到底都是人的活动规律。没有梦想，就没有奋斗。没有奋斗，就没有美好的未来。新中国仍然是我们的梦。我们的崇高建国理想也仍然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已经为了新中国而英勇牺牲了，无数先辈也已为了新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理应继承先辈的遗愿，继续为未来的新中国而奋斗。
往前站：中国的时局和百年使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不明白这次革命不再只是换一个皇帝和他的臣子而已，而是要我们民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其实，我们的制度已经千疮百孔，奇形怪状，惨不忍睹。封建主义的、均贫社会主义的、私有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国家主义的，形形色色一锅浆糊。从系统学角度来讲，这个系统会自我崩陷的，因为它的大脑神经系统与它的躯干和四肢之间在产生背离。我们的官员们捞了一把，玩失踪;我们的富裕阶层，富了一把，玩移民;我们的江河大地在溃烂，我们的天空在化学反应，我们的教育在误人子弟，我们的医疗在草菅人命，我们的食品在五毒俱全。每当夜深人静，我常扪心自问，我们还剩下什么?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正视我们的制度问题，毅然决然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我们100年来企图绕过去的问题。
如同100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夕，如同33年前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一条通向充满活力的光明的未来，一条通向万马齐喑的黑暗的过去。两条道路都不会是平坦无险的，但前一条于人于国都将是站立着的勇者，在亿万个个人组成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探索前行，后一条于人于国都将是跪拜着的弱者，匍匐在一个腐朽的制度僵尸前偷生。
好在我们的国门已经打开，不再能轻易地被关上；好在我们亿万民众的蓬勃朝气和探索的意志和勇气堪比辛亥革命的前夜。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为国献策者渐众。
现实的矛盾
杨继绳：解析公权腐败危局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
于建嵘：社会冲突与刚性稳定（上、下）
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如下四个特点：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说，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行为上，也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如果说，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泄愤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困境。所谓“管治困境”，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方面的有效性存在问题与危机。它和政治危机及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政治危机主要是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三类危机是相互联系，互为牵动。一般来说，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群体心理更值得注意。
“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中央运用政治权力的压力来驱使地方进行各种施政行为。中央执政者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独享，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地方执政者惊惶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少、少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角度，要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中国的出路
温家宝：未来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张千帆：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要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过渡，中国需要一套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并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看到宪法制度对权利保障的作用，对制度改良形成自己的诉求并主动参与到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来。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疑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只有在人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落实。
杨光斌：建设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平台的法治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杨光斌教授认为，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们认识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平台的法治民主”。这对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如公民自主参选人民代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郑酋午：我国政治改革浅议
当前中国何去何从？需要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公众说话，为公众写作，以便彰显正义，追求公平，从而达成广泛共识，推动社会进步！郑酋午老师提出通过政治制度改革，实现民主化，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宪政和法治，限制各级政府权力、限制政府行政性支出，惩治官员腐败，调整收入分配，为实行公平正义创设政治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应该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孙美堂：当前中国价值建设的语境、问题和出路
当前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官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间百家争鸣，方兴未艾。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指出，中国价值建设的出路，首先要解决一些基本的前提：政治上还政于民，经济上还产于民，思想文化上还言论权、知情权于民。一句话：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让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每个人基于真实的“自我”而生活，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自主地进行评价和选择，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价值诉求——当然也独立承担自己的责任。价值建设是人民大众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也可以推进社会的价值建设。当我们都按照人类最基本的良知、道德和文明准则生活时，当我们都尽可能地正直、善良、仁慈地处世待人时，中华民族的价值建设就有了社会基础。
结语：“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中国著名宪政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留给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的，宪政民主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世界是人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就处在历史的纵坐标和世界的横坐标当中，前已见古人，后可知来者，看潮流之滚滚，想清楚而不惑：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需要思想和行动，我们学习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建设、个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实现新的人类梦想而努力奋斗！
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反宪法的组织”，并向民众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 (AFP)
苏共解体20周年 学者：中国今日之鉴
【大纪元2011年08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陈怡莲报导）1991年8月19日，原苏联党、政、军中一部份强硬派共产党领导人秘谋发动一场政变，以阻止联盟国家的解体趋势，恢复中央集权体制。苏联人民响应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号召奋起反击，军队反戈，致政变三日即流产。事变平息后，苏联人民唾弃共产党，自1991年8月29日，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被停止；199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叶利钦在2006年表示，苏联的解体“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已经被天定了”。2011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分析指出，从道德审视开始，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其中道德的复活是精髓。
有学者表示，当今中国的现实比苏联解体前更恶劣，中共政权现在一味的打压民众，带来的后果就是内乱；呼吁当今中国体制内部的人顺应历史的潮流，退出中共、解体中共，让中国平安过渡到一个民主社会。
事件背景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1989年，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
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政局动荡，经济濒临崩溃，民族矛盾激化。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共产党总书记，实际上成为苏联的第一把手。为了向反对他改革经济的苏联共产党保守派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推出与言论自由有关的开放政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开放政策、辩论及参与让苏联民众会支持他推出的经济改革。
言论操控和打遏批评者一直是苏联政体的核心部份，开放政策中的放宽新闻检制使苏联共产党逐渐失去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不久，媒体开始揭露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长期被隐瞒的问题如恶劣居住环境、粮食短缺、酗酒、污染等问题浮上水面，并广泛讨论。随着开放政策的推行，人民开始对斯大林的恶行有更深的了解。实况与政府宣传的美好生活大相迳庭，人民对苏联体制的信心开始动摇。在1980年代末，针对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抨击与日供增，人民变得勇于表达对苏共政府不满，甚至反对苏共政府。
1990年3月,立陶宛共和国宣布独立，此后一些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为缓和民族矛盾,防止联盟解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发表声明，主张签署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拟8月20日签署。草案把国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放弃了社会主义，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这在苏联引起极大震动，成为苏联“八．一九事件”的导火线。
“8.19”政变
8月19日凌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他代行总统职务，并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宣布对苏联部份地区实施为期 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
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告苏联人民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亚纳耶夫称：“将采取最果断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并于当天命令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部份军队开进莫斯科，坦克包围了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所在地。
当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政变者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
叶利钦呼吁人民反击
这些做法遭到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等人的坚决反对。8.19日中午，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府和议会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反宪法的组织”，要对执行这个委员会指示的人“追究刑事责任”，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并组织群众举行总罢工。
19日下午，大批群众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聚集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前进行抗议示威，军队的坦克在人群中无法行动。各共和国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政变行为，支持叶利钦。
这一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布什声明不承认苏联新的领导人。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要召开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共同采取措施，对苏联施加压力。德国总理科尔表示“十分不安”。
军队倒戈 特种部队抗命
8.19政变后，8月20日，克格勃试图部署由其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议会大厦并将叶利钦等11名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但尽管面临“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威胁，整个“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这个命令。”“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8月20日，苏联空军、空降兵、海军和战略火箭军司令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已被调入莫斯科的部份军队也发生倒戈。8月21日下午，事态出现重大变化。国防部宣布撤回奉令实施紧急状态的部队，莫斯科卫戍司令宣布首都的宵禁将解除。
政变流产
8月21日晚，被软禁在休假地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并发表声明，称自己已控制了局势，将立即返回莫斯科履行总统职务。
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当天他下令撤销由紧急状态委员会或其个别成员颁布的各项决定，解除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现任职务。同一天，叶利钦宣布亚纳耶夫等人已被拘留。
苏联共产党被人民唾弃
“8．19”政变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
8月22日，宣布退出苏共中央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指出，8月19日至2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来自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文件确凿地证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和决定。其中一份文件是秘密通告内容显示：“鉴于实行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使共产党员参与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纳扎尔巴耶夫说：“正是这些行为使苏共中央书记处威信扫地。它与普通党员相对抗，违背了人民的真正需要和利益。”
8月22日继续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议会大厦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强烈的反苏共气氛。各国记者听得最多的口号便是“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
一位人民代表、著名眼科专家费奥多罗夫总结“8．19”政变教训时对记者说“戈尔巴乔夫拆掉了苏联专制政权的牢笼，但并没有捣毁苏联共产党这个产生专制政权的‘动物园’。应当禁止苏共参政，不把共产主义改成人道主义就不允许苏共活动。”有些人民代表（包括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则要求戈尔巴乔夫退出苏共。
——曾经召开莫斯科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动员党员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被捕了。据《国际文传电讯》报导，这位市委第一书记是在市委全会结束之后，在老广场溜跶被群众认出来，押进出租车，扭送俄罗斯检察院的。
——屹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雕像被15,000人围住，最后被推倒。尔后许多天，有很多人用斧头和各种工具在那里敲纪念碑的底座，以便取一块石头回去作纪念。据目击者说，其情况几乎是头一年德国拆柏林墙情形的翻版。
——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列梅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当局决定拆除座落在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大楼前的列宁塑像。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大楼被没收并“移交给国家”。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宣布脱离苏共。
——雅库特共和国议会决定把苏共的建筑转给地方苏维埃，该共和国的苏共报纸转为人民报纸。在10月1日之前将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机构和护法机关非党化。
——8月23日这一天，苏联有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或实行非党化。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并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高潮。
——8月23日，叶利钦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并限制苏联共产党活动。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声明说，苏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事件中“未能站在谴责和抵制的坚定立场上”，应“自动解散”,并宣布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8月29日，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于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共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
苏联解体
8．19事件平息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继立陶宛和格鲁吉亚在“八．一九”前宣告独立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8月21日和22日也宣告独立。尤其是8月24日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宣告独立引起了其他共和国的连锁反应，短短一个月内，又有7个共和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相继宣告独立（土库曼和哈萨克分别于10月和12月宣告独立）。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１１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12月25日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被一面３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叶利钦：天定苏联解体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2006年在接受“俄罗斯报(Russiskaya Gazeta)”专访时，对于前苏联的解体，叶利钦表示原因很简单：“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这是一个已经被确定了的历史过程，一个无法逃脱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命运，苏联也是一样，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叶利钦在专访中表示，“我们不应该忘记，前苏联发展到最后，民众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商店里空空的货架的样子，忘记了自己害怕表达那些无法同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实想法的那种感觉。而这些，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忘记的。
英国《卫报》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独家专访了推动1991年苏联解体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当记者问他最遗憾的事情时，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说：“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
《卫报》报导，1个小时的访谈中，戈尔巴乔夫至少说了5件担任共党总书记时觉得遗憾的事。头一件戈尔巴乔夫说到：“事实上，在尝试改革共产党的路上，我走过头了。”他表示应该早几个月，在1991年4月辞去总书记职务时成立民主政党，因为“共产党对所有必要的改变都踩刹车”。
2011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为何全世界出现集体性误判。文章称，当时的苏联经济停滞，政治管制严厉，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急剧恶化；然而似乎是不经意的，从道德审视开始，“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其中道德的复活是精髓。
中国学者：苏联昨日之覆 中国今日之鉴
在1991年苏联8.19事变之前，中国1989年的“6.4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中国学生及群众的反官倒、反腐败等民主诉求运动，惨遭中共政府派军队武力血腥镇压。此后二十余年来，中共政权不断加强独裁统治。但随着《九评共产党》的问世与广泛传播，中国人民日益觉醒，认清中共罪恶本质，并纷纷唾弃中共。截至2011年8月7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超过一亿。
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自由撰稿人陈树庆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8.19事件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人民开始觉醒了，抛弃了共产主义独裁专制政体；次要原因是苏共政府内部一些开明人士在关键时候能站到正义的一边。不像过去那样一味的为了维护专制独裁采取暴力镇压。
陈树庆认为，苏联解体，为从专制社会顺利过渡到民主法制社会起来一个表率作用，也是全人类走向民主化的一部份。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虽然失去了他的总统地位，但俄罗斯的民主化离不开他的贡献。
天网创始人、第六届“中国民主斗士奖”获得者黄琦表示，尽管戈尔巴乔夫在苏共晚期所推出的“公开化”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想挽救苏共避免崩溃，在国家彻底走向民主化方面他还有一些优柔寡断，最终完成对苏共政权最后一击的是叶利钦以及他身边的团体。
叶利钦能与民众站在一起，通过自己勇敢行为引导民众奋不顾身的保卫苏联当时民主化进程的成果，为摧毁苏共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勇气在苏联近代史上是无可比拟的。
针对目前已有一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黄琦表示，苏共解体前夕有400万苏共党员退出苏共，和中国现在超过一亿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是完全有联系的，表明当时苏联人民和现今中国人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已经崩溃了。这种退出的趋势还会加剧。
陈树庆表示，退党潮是中国走向民主、保障人权的进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异议人士吴义龙表示，当今中国的现实比苏联解体前更恶劣，如果不作出一个新的选择那时非常可怕的。中共政权不断制造冤案大量的屠杀人民，是不可能持续的，终将是要解体。
黄琦也表示，现在整个中共政权已经陷入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巨大腐败。全国性的强征强拆，大规模剥夺漠视民众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在中共和民众之间撕开了一道不可弥补的裂痕。对维权和异义人士的打压，也加剧了官民关系走向敌对。现在民众的恐惧正在慢慢的消失，已起来大规模的维权。中共现在一味的打压民众，带来的后果就是内乱。
人民日报：慈善机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来源：人民日报
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慈善大讨论，凝聚起了诸多宝贵共识.
经过近来的种种风波，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相关管理部门，都已经开始了一场与“挽回信任”的赛跑。
日前，民政部公开表示，公益慈善类组织将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独立的行业监管。由民间公益组织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上，也有越来越多基金会加入了这个信息公开的平台。
如果说“慈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这场由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讨论，也凝聚起了关于慈善的诸多共识。
比如，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职业化、专业化保证善款能被高效使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是问心无愧提取管理费的前提；破除双重管理体制、放开公募权利，才能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意味一点问题都不出，而在于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从“怎么看”走向“怎么办”，才能促成我国慈善行业的进步、慈善水平的提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些，可以说都是慈善风波推动形成的共识，在实践中的一步步落地。
制度层面也同样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索。“壹基金”走出身份困境，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民政部或将“松绑”公益组织，不需业务主管单位可直接登记注册。这些透露出共同的信号：政府角色将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多元化将是未来的慈善格局。
当然，任何变革都有其历史包袱和传统逻辑的阻碍，不可能一步到位。这也是作为慈善主体的公众应有的意识。
风波之后，公众需要深化对慈善的理解。在看到慈善组织不足的同时也看到它们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它们工作的同时也认同必要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要平复“慈善风波”激起的强烈情绪，与过去一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
风波之后，慈善组织与管理部门也需要重新看待媒体与慈善的关系。这段时间，如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有人迁怒于某些人的“天真无知”，有人怪责于媒体的“穷追猛打”。诚然，回望“慈善风波”，确有一些组织机构“躺着中枪”；展望“慈善伤疤”揭开后的信任修复，媒体作为正面传播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无疑应该强化，但抱怨者也需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新闻报道是第二位的。民政部证实的“社会捐赠总额没有大幅下降”、只是“慈善机构收的捐赠少了”这一现象表明：公众的慈善热情一直存在并释放，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
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
重庆观察
重庆：拒绝“被代表”
作者：静之
来源：选举网编辑部
2011年8月初，由于一些私人事务，我有幸再访重庆。
与贺卫方老师同感，这座城市同样也令我魂牵梦绕。这儿有我们共同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它留存着让我此生难忘的记忆，传授给我受用不尽的知识。故地重游，有太多想见的老同学，有太多想去的老地方，但都因为时间所限，想见而难见，想到却未达。尽管如此，能有这等良机进入式观察重庆，还是积攒了一些东西，这些消息均来自民间，既是所见，也是所闻，适逢最近选网上又出现了讨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小浪潮，借这期网站看点的机会，以个人游记形式记录于此。希望能在对“重庆模式”的讨论演变成“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的讨论背景下，为读者们提供一个有别于学者、官员和时评家等群体观察重庆的不同视角。一同听听重庆民众的心声，还重庆一个相对“真实”，他们拒绝“被代表”。
寻找“红色”的味道
8月1日 13：40 我乘坐K688次列车抵达重庆北龙头寺火车站。重庆是出了名的火炉，恰好又是八月，然天公作美，天气一反常态的凉快。上一次来到龙头寺大概已经是08年的事儿了，时隔3年，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火车站完成了与长短途汽车站的结合，已然形成了重庆北部的交通枢纽中心，周围的写字楼、住宅区也是密集起来，显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气。
自07年12月薄熙来走马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里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全国瞩目，只可惜我在学校的那几年，虽然也目睹了早期打黑，但总体感觉并不明显。可能是当局者迷的原因，当我毕业离开后，才强烈地感受到大江南北都在热议“重庆模式”，在其包罗万象的政策行为中，“唱红打黑”不仅全国知晓，更是世界闻名。曾经，谈到重庆，人们会立刻想到“山城、火锅、美女”；而今，在受到近年外界质疑争闹的种种影响下，不夸张地说重庆已被贴上了“红歌、文强、薄书记”的标签。“唱红歌跳红舞”、“闪电式打黑”、“李庄案”等一系列大事件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褒贬不一的公开争论中，几乎所有人都只把目光集中在了“唱红打黑”上，而忽视了“重庆模式”的其他元素，尤其是经济。
当一个事件被盯着不放，眼里边自然也就没有别的事件进入的余地。于是乎，“红歌”成为了“左右”之争的舞台，“打黑”成为了法律界力争司法正义的战场，而重庆在经济民生所取得的成绩经验似乎少有人问津。吾等凡人，亦难逃世俗影响，一下火车，便四处找寻“红色”味道，想一尝究竟。然而，除了在火车进站前，看到市郊高速路旁的灯柱上平行悬挂着国旗党旗略显“红色”气息外，在市内并未见到被外界渲染的那般强烈的“红色运动”。我当时以为，可能是初到此地，还未有发现，决意多观察几天。谁知在往后的十天里，从主城区辗转到永川区，我都没有亲眼见到类“红”的运动，只是与人交谈中，耳闻了一些故事。
在主城区活动的三天，我访谈了四类人群，一是在校研究生，二是出租车司机，三是广场上跳“坝坝舞”的民众，四是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义工。
初到重庆那天，即在江北约见了老同学，她就是重庆江北人，现为重庆某高校法学在读研究生。晚饭期间我便迫不及待地向她询问重庆的情况。大致说来，她向我传递了三则信息：
一、据说前段时间有些外地人来重庆要住五星级宾馆，却发现全都爆满，他们感叹重庆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人们都富裕了，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全国各地来重庆唱红的，政府都给他们安排了五星级宾馆；
二、某高校组织本科生唱红歌比赛，恰好是学生们期末复习期间，比赛耽误了他们考试复习，于是全班在考试时统一穿戴了红歌比赛服，以示抗议；
三、许多中老年人对唱红打黑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现在年轻一代价值观缺失，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喜好低俗，十分不好，而唱“红歌”昭示着宽厚兼容、昂扬奋发，它巻舒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兴中华需要这种精神。“打黑”则是真正打垮了一大批顽固数十年的恶霸，解救了许多老百姓，与此配套的强化治安也保障了民众的安全，比如重庆全城随处可见的“交巡警”网点。她的父母就持这种观点。
听了她的描述，我向她表达了未能见“红”的疑惑以及担忧，她补充解释说，其实在她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唱红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就她个人而言，并不反对唱红，只是认为不要唱的太过了。为了避免受其一面之辞的影响，我在江北观音桥、渝北碧津公园、渝北工业园区等地还简单随机抽访了十二位跳“坝坝舞”的市民，六位相对年轻的，六位相对年长的，但基本是中年及以上，男女比例为1:1，主要向他们询问了以下问题：1、是否愿意唱红；2、唱红前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3、这些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4、对这两年来重庆的动作有什么感受。受时间人力各方面限制，调查无法完善，但从访谈中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与外界不同的声音。简要调查总结如下：
一、受访的12位市民中，9位表示愿意唱红，6女3男，其余2位男性表示无所谓，1为男性认为没必要唱红；
二、12位市民中有10位均表示唱红没有给生活带来太大影响，只是改变了坝坝舞的歌曲和形式而已，作为休闲娱乐没有太过在意。其中一对中年夫妇则表示，他们参加了单位唱红歌比赛，开始觉得挺有意思，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单位为了搞比赛花销太大，认为不值得，“唱红作为一种弘扬民族精神，唤起危机意识的手段可以采取，但是如果劳民伤财搞得太过则有失其本意”；
三、谈到这些年生活的变化，12位市民共同表示物价涨得太快了，但是重庆的发展也很明显，人们越来越富裕了，当问及具体家庭情况时，他们选择了回避；还提到，自打黑以后治安确实好多了，街上警察多了，感觉安全了；
四、最后，从他们对生活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重庆这两年的“动作”应该是基本满意的，他们说道“打黑打得好”；
简要的随机访谈很难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但是仅从之前罗列的这些耳闻之事，也能由此得出一些与“从外看”不同的感受。这两年的山城，“红”是确实唱了，动作也确实不小，薄书记把红唱到了北京，不然，外界也不会这么多争议，以至于“左右”之争已上升到是否要“再次发动文革”和是否要“颠覆红色政权”的“幻想高度”，我之所以称之为“幻想高度”，是因为，“左右”之争太过极端，近乎走入完全幻想的高地。重庆唱红不可谓没有高层的政治动机，也不可谓没有官员的政治策略，但是，民间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果如外界所认为的：“市民都被动员唱红，都着了魔”？我看不是，当然不仅仅从受访的小范围民众得出，还包括这十天在主城区和永川区的亲身体验。我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市民的生活并没有充斥着“红色”。借当地市民的话说：“组织‘唱红’也就仅仅像其他地方过节办台晚会而已，只是有些单位太夸张，为了讨上面欢喜，劳民伤财，声势浩大”。唱红唱过了这是重庆上层需要反省的，唱红是否已演变成一种“运动”也是上层需要反省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简单把整个重庆看成全城红色运动，更不应该随意把市民唱红歌就当作已经被洗脑，要搞“文革”。我们应该在事情火热的时候保持远离，不急予置评，静观其变，然后进入式观察，了解民情，负责任地将上层行为与民间行为分开，这样才能分开上层动机和民众意识，否则会误导不知情的旁人，尤其是把持着话语影响的媒体和学者。
从“打黑”到经济，再到“模式之争”
对重庆“打黑”，外界把目光集中投射在了前段时间才结案的“李庄案”上，形成了影响力空前的法律界集体挑战政府的司法正义争夺战，关于这方面文章，选举网已经多如牛毛，也做了相对完整的综述，在此不再多言。在本次所有访谈中，市民对打黑普遍是拍手称快的，其实法界精英与市民草根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面向的讨论，却看似形成了精英与民众的内在紧张，其实大可不必，但也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在此亦不作为重点讨论。“打黑”能让普通市民直接有感觉的就是治安问题，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不同见闻，到时乘坐出租车时，与司机的一点谈话，让我产生好奇。
出租车司机表示，打黑之后的生意还不如打黑之前了，但是仅此一说，没有过多解释为什么。这点值得追访，留给读者们探讨。关于打黑就没有更多的见闻了，接下来想谈谈重庆的民生经济，这一块在我看来为外界相对不太“感冒”的部分，恰恰我认为这是“重庆模式”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也是最能称之为经验的一部分。
我们从民生说起，同样也从所见说起。所见自然是最细微的变化，就发生在市民生活的身边。如今公交车售票员都运用标准的普通话服务；公交车站，公交信息以大字体大贴画形式展现在市民面前，大大方便了市民查看公交线路，这种小而精的惠民措施在北京、深圳都没有；除此之外全城各街道增加了许多城市义工，通过简单的交流，这些义工告诉我，他们主要为市民提供信息指导和生活协助服务，他们运用标准普通话，态度很好。这些小变化在一年前都未曾出现，可见重庆在这些细小民生上的努力。
大的方面，从户籍政策到住房政策都让人幸喜。重庆推出的“十大民生工程”的第七条“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针对户籍改革的措施。重庆的户籍改革，目标是帮助农民工转成城镇户口，享受城镇各种基本公共服务。重庆的基本计划是，到明年年底，要为已经在重庆主城九区工作五年以上、40个区县工作3年以上，以及在中心镇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大概338万人，全部转为城市户口。户籍改革自2010年8月15日启动至今，已经有77万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口。而在公租房方面，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用地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同时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重庆公租房建设保证了200亿元的先期投入。后续的发展我们都有目共睹。虽然这些政策也引来了多方争议，但是如公租房这样的建设，以及重庆对于房屋买卖的规定，试问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哪一个城市做到了？
民生要以财政作为支撑，很多人质疑重庆直辖这十来年积攒的财富支撑不了多久。因此，重庆的“盘子”能有多大，还需要自身的经济发展。惠普、宏基的进入势必会带来一批加工厂商的进入，这里的前景未能估量。只是，重庆的经济发展经验要么不被重视，要么一热议就被拿来跟“广东模式”对比，甚而有人还非要将二者比个高低出来，抑或是非要完全看作领导人政治前途竞争的大戏来看待，甚是迂腐可笑。模式之争本没有意义，发展经验的产生在于独立探索，重庆与广东都有自己的探索，同时都有自己的成绩，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其怎么样去探索的，是其背后有怎样的助力促使他们探索，而非硬是要总结出个框框来，然后比比谁的框框硬。
在近期举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王占阳谈到：“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在这次会上，还有茅于轼、扬帆等的精彩发言，读者可参阅选网受权发布《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
重庆归来，虽然想说的还是那些事儿那些人，但是“走了看了听了”就是跟看看文章不一样。这篇游记没有学理的争论，没有官员的文件，没有时评的干脆，但有在重庆这座城市游走的真实感受，有听到老百姓的真实声音，哪怕不全，但能窥得一斑。最后借一句重庆市民的话，同时也表达我此文最想传递的信息。他说：“我们是重庆人，我们的有没有模式自己都没说话，你们先下什么结论？我们没说跟什么广东争高低，你们瞎起啥子哄？我们唱红唱着玩，你们干嘛说我们要文革？那些都是当官的事儿，别把政治放到生活上说……”这哥们儿的话不全然正确，但我们也应该清楚，不要让话语掩盖了一座城市的真实，虽然如波普尔说我们无法获取真正的真实，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证伪，如今，重庆说话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拒绝‘被代表’！”
那里，还是其实还是“山城、火锅、美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共识网：广东VS重庆：模式之争
在中国模式的宏大框架之下，同时运行着两套治理机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机制。总体上而言，这两套机制处于某种胶着状态，也可以说是某种平衡状态。
在这种混合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同样是在这种混合体制下，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现在热议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试图对目前的混合体制的内部紧张作出探索和回应。
一、政治方面：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重庆：唱红打黑 强化大政府的管理机制 且看政治层面，重庆唱红打黑无疑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赚足了眼球。然而，唱红打黑的背后是一个强政府的存在，这些都需要一个权力较为集中的政府，需要政府能调动各种资源，保持一定而持续的社会动员力。而这有可能对司法权构成挑战，所以，在李庄案发生后，引起了法律界的一片哗然，法律界怀疑行政权对司法权进行了干涉，这无疑危及了法律界所念兹在兹的“司法独立”。
另外，重庆恢复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重庆在全市机关干部中组织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三项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唱红打黑，扫除腐败，让共产党重新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因此，重庆模式可以说是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以此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
广东：思想解放 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创新 政治方面，广东强调社会发展要以幸福为导向，提倡社会自治。近年来，广东各地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最近提出的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汪洋对于法治的强调，也是合乎上述变革之逻辑的，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取向鲜明的“广东模式”。
曾有人大代表说，中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大制度，而广东一直处在中国人大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汪洋访德之后，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赋予“广东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
二、经济方面：要市场还是要政府
广东：注重市场机制 汪洋认为，广东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广东省长黄华华认为当前一些提出是不是要以“公平”为中心的舆论不合时宜，还是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
就广东模式而言，虽然也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之下运行，但这一模式的重点并非固守旧有的元素，而是试图增加新的元素。政治学者肖滨认为，相比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更因循市场逻辑的发展，并试图去缓解中国模式内部的紧张性，推动中国模式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重庆：政令护“公平” 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却一直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仅在经济领域常常失效，对许多社会问题更不能提供解决之道：如环境保护、贫富差距。今天在中国形成的三大民怨：高房价、看病难、教育负担。重庆模式可谓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以此促进民生。
重庆率先征收房产税，而后又推出保障房政策，以期为虚火上身、高烧不退的房地产市场降温 。此外，还进行民生户籍改革，加强食品医药管理，也提出了要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文化方面：红蓝对峙
重庆：红色的频道 文化方面，重庆卫视全面改版。改版后，重庆卫视不再播出商业广告，并将减少电视剧和外购外包节目，同时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重庆广电集团将策划制作一大批符合频道定位、展示重庆城市形象、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公益广告和宣传片。此类公益广告和宣传片将不在单个节目或电影、电视剧中插播，而是安排在各档节目之间适当播出。
重庆已然继承了革命的、大众的文化传统，甚至黄金频道都改成了红色频道，对于这种重庆上下一片红的壮观景象，有人警惕的认为有文革遗风，也有人认为仅仅是宣扬主旋律而已。
广东：媒体的胆量 广东在文化方面的开放则为其他地方所不及，所谓“南方报系”影响范围极广，充分继承和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领头羊精神”。国内的纸媒中，数广东的媒体最不吝啬舆论监督。07年的一次新闻界联谊会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说，“好的舆论监督是连带批评和建议一起出来的。对于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老百姓怎么看，媒体出出主意，这对政府本身就是推动。一句话，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
广东的开放在自有其历史渊源，晚清时期广东就是革命的思想策源地，也是革命在实践上的试验场，改革开放也是在广东打响了第一枪；此外，加之广州经济的发达和距离港澳的有地利之便，思想新风容易传入。如果说重庆的颜色是红色的话，那么，至少在思想文化上，广东则呈现出海洋文明所特有的蓝色。
四、公共政策：民主还是民生
广东：民主才是硬道理广东首开网络问政的先河，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率先触网，在网络上与网友互动，直接交流，听取民意。同时，广州市人大创新人大代表视察制度，规定人大代表可以自发相约调研。此外，广州市人大明确常委会可以对代表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重申了“对执行决定、决议、法规及办理审议意见反馈、报告不及时的，甚至拒不执行、办理的，常委会将视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必要时按照法定权限采用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以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罢免等方式，问责或追究相关责任”等刚性规定。
广州还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鲜明的现代民主观念的现代公民，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并且依法、和平、理性地表达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重庆：民生才是硬道理薄熙来曾强调：“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五个重庆”，个个都紧扣民生——“森林重庆”是为了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重庆”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要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宜居重庆”要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
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七次全委会上，明确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重庆要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薄熙来在会上强调：“发展本身就应该包含民生的内容。”
结语：可以说“模式”理论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理论，往往一旦成调，就会造成了姓“社”姓“资”和行“左”行“右”的争论和斗争。但只要是这个“模式”能让人民真正的富起来、幸福起来、尊严起来、让社会公平正义起来，不管所谓的“模式”好还是坏，我们都是拥护的。
来源：共识网
薄熙来：有两极分化就没有“三个代表”文章
原标题：薄熙来：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
作者：龙在宇,阳炆杉
来源：重庆日报
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要从调整收入分配入手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践行了“三个代表”。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背景介绍（选自牟传珩文章）
“骂娘论”
今年 7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线与网友交流时，称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的问、虚心的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特别是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此“骂娘论”一出，即被外界视为是汪洋刻意剑指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言论治罪，迫害异己，在民间赚来了不少的彩头。
“忧患论”
6月26日也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员生活会”上，汪洋发表讲话，称“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汪洋说， “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反腐论”
7月12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分组讨论时特别强调，“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
“政绩论”
7月12日上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主题报告时，发表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讲话，声称不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蛋糕论”
7月3日，薄熙来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7月10日，薄熙来在重庆召开“2011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
7月11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由此，这两种不同的“蛋糕论”便开始在舆论界、政坛膨胀和发酵。
薄熙来偏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公平”；而汪洋偏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效率”。
其实，做蛋糕重发展，分蛋糕重分配。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眼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解决好分配应是主要矛盾。汪洋借“发展”要压倒“分配”，显然不为百姓所理解。
7月17日，重庆日报发出《薄熙来：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文章，薄熙来说：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人权观察
贵州糜崇标宣传动态网 遭折磨失禁脱肛
【大纪元2011年08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明报导）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糜崇标先生，因展示“人权橱窗”，发放“动态网”新闻，于8月20日上午被警察粗暴绑架至三桥派出所酷刑折磨，警方用膝盖跪他患有膀胱癌的部位折磨他，导致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人，当场大小便失禁，脱肛达一厘米，同时糜崇标的妻子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雍志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8月20日上午，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在贵阳市黔灵公园大门口再次展示“人权橱窗”，同时发放“动态网”上报道的时政消息，向市民义务宣讲公民的政治权利，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参与，得到市民的互动和响应。
当天上午，贵阳国保支队、派出所警察和联访队员共五六十人，对“人权橱窗”进行粗暴干涉，收缴宣传资料和橱窗横幅，并将糜崇标夫妇、李任科、范厚成、李老伯五人粗暴的绑架抬上警车，带到三桥派出所，通过审讯后释放了四人，糜崇标被留下来并遭到酷刑折磨。当时有人对抓捕场面进行拍照，被现场的警察把拍照的手机和相机全部抢走。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糜崇标表示，他是一个患有膀胱癌的七十几岁的老人，四个联访队员把他抬到警车里，带到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命令联访队员用膝盖跪他的右膀胱部位，使他异常疼痛，并导致他大小便失禁，脱肛达一厘米。同时他的妻子也遭到警方殴打，遍体鳞伤。
在讯室刘教导员对他说：“我们不仅要把你整死，还要把你儿媳怀在肚子里三个月的胎儿弄死，让你断子绝孙！”他们的流氓语言让人感到震惊，同时也为黑恶化执政下的民众感到伤感。
22号下午糜崇标被放回家，他说，今天还有半截大肠露在外面，大便已经解不出来了，他要求警方送他去省医院治疗，警方以医院已没有床位为由拒绝，他家门前仍有大量警方人员，对他的行踪依然实行24小时监控，这种“待遇”是从今年2月28日茉莉花革命开始，持继到现在。
记者致电贵州市三桥派出所，向警察表明了大纪元记者身份，需要采访和核实关于糜崇标的酷刑情况，接电话的警察请示领导后表示：他们没有接受采访的权利。
糜崇标说：“《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能够把人们解不开的死结一针见血的指出来，我今后依然不会放弃传播这些文章。”
据悉，贵州人权研讨会自2010年5月开始举办人权橱窗活动，内容包括派发人权方面的宣传品，为受刑的维权人士募集捐款等。2011年2月15日，人权橱窗正式在人民广场推出挂牌专栏，从2月底开始，政府禁止茉莉花革命而打压人权橱窗，但糜崇标等人依然坚持由公开转入深入群众中去散发“动态网”文章，8月14日开始，人权橱窗再次亮相于贵阳人民广场。
维权网：人权律师刘士辉首度讲述被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
（维权网信息员齐迹报道）今年2月25日被广州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抄家、监视居住的人权律师刘士辉，于6月12日以“取保候审”（无限期）的方式被从广州遣送回内蒙老家。两个多月以后，刘士辉律师首度打破沉默，公开讲述了自己在被羁押期间的遭遇。
被羁押期间情况
据刘士辉律师陈述：2月25日凌晨两点许，警方砸门进去，一扇铁门被砸成了麻花状。同时被抄家，一间房被翻了个底朝天，当场抄走了电脑、书籍、光盘、案卷、六四诗抄、U盘、MP5、手机、股票机等物。
2月25日当晚，广州警方就宣布以“煽颠”的名义对我进行“监视居住”。
被抓后昼夜突审，连续五天不让睡觉。直到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医生量过血压后，才获准睡觉。此时，我的裤子几乎已脱不下。被抓后第一次脱裤子，我发现受伤的左腿肿得有原来的两条腿粗。
除了审讯，日常所能做的就是绕圈踱步了。108天，步行了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坐牢步行五千里。
当时我一再申明老婆是外国人，不懂中文，请不要难为她，如果一定要带走，请出示有关法律手续。但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一个甚至不知道我究竟出了什么事的外国女孩子居然被以“刑事传唤”的名义抓走。此后被非法拘禁17天后遣送回越南。越南老婆在他们手上被控制了17天，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获释后身体及生存现状
刘士辉律师被羁押108天后获释。他说：这次坐牢最让我痛心的是——老婆被剥夺，房子被剥夺！
据刘士辉律师陈述：出狱后，体重减了七八斤。瘦身对于老艾来说，也许可以安慰是免费减肥；但是对于瘦比黄花的我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现在满身是病，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凌晨两三点钟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除了老婆、房子，同时被剥夺的还有三十几万律师费的财产权利。被从广州扫地出门，就意味着这些财产权利已经化为泡影。
刘士辉律师同时强调：我知道公布真相会面临什么危险，我知道我头上有紧箍咒，但是，如果连剥夺新婚老婆这样的夺妻之恨都可以忍辱的话，那只能催生更多的杨佳！我不想做杨佳，所以我说出来。如果国保因此怒发冲冠，请你换位思考一下。换是你，你作何感想？
事件回顾
2月20日，刘士辉律师在推特上发布了：我跟茉莉花小姐有个约会，地点在广州人民公园，时间是2月20日下午两点。无关隐私，欢迎围观！
当晚，刘士辉律师遭到暴打至左腿骨折住院，同时手机被非法停机。2月25日，还在接受治疗的刘士辉律师被广州警方抄家，随即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被关押，新婚的妻子被“刑事传唤”后遣返越南。
6月12日刘士辉律师被遣送回内蒙老家后，曾赋囚诗一首，以志劫难。《七步踱》：茉莉含苞花未香，残冬余威肆虐狂。群魔门破黑夜半，厉鬼棒散鸳鸯双。囹圄心悲书生恨，情缘泪祭异国殇。掳妻拆婚孽可作，岂断后继再赴汤？！
当时他即表示：罪恶罄竹难书，义愤迸胸而出。如果我因囚诗二度坐牢，请良善网友关注我老父和幼子。
自今年2月份以来，陆续有百余名人权律师、作家、艺术家、维权人士、异议人士遭到拘捕，虽然大多数人士都已获释，但警方却附加了诸多的条件，出狱后亦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受到严厉的警告和恐吓。虽如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破沉默，良心人士在被羁押期间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酷刑慢慢浮出了水面，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令人发指。
沈良庆
：中国的酷刑问题
（原载《动向》8月号，主编张伟国先生加上提要，将原文分段列出标题并对个别词句略作润色，本文据清样进行修改，以便统一）
【提要】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可是中共当局却对人民采取威权统治，肆意摧残迫害，对异议及维权人士任意拘捕、施以种种酷刑……
尽管中国法律禁止刑讯逼供和虐待囚犯，二十年前，中国政府已批准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仍一直存在严重的酷刑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落入国家机会主义陷阱，制度性腐败、贫富分化和官民矛盾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面对社会管治危机，中共当局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强力维稳，在法定程序之外，对政治犯、良心犯、上访者和维权人士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虐待。甚至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用精神药物进行摧残。前苏联曾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犯，但在中国则是新极权时代出现的危险动向。
无数异议人士被失踪受酷刑
2007年9月21日晚，维权律师高智晟被警方强迫失踪，遭到骇人听闻的包括警棍电击、竹签捅生殖器等酷刑虐待。最厉害的一次殴打持续两天两夜。警察告诉他：“你必须忘记你是个人，你只是个畜牲。”《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一文披露真相后，2009年2月4日，他再次被失踪。2010年4月，他向美联社描述了酷刑折磨的细节，要求等流亡海外或彻底失踪后公布。此后，他一直下落不明。2011年1月11日，美联社公布了专访。2010年12月9日，原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同样被戴上黑头套强迫失踪并连续多日被施以酷刑。
今年1月17日，滕彪、江天勇、唐吉田、李方平等19位律师发布了反酷刑公开信。公开信指出：高智晟、范亚峰的遭遇并非孤立现象，滕彪、李和平、刘德军等维权律师和艾未未、华泽、刘沙沙等异议人士或维权人士，都有被秘密警察或政府指使的人黑头套绑架、殴打、强迫失踪和酷刑虐待经历。针对越来越多的有组织和大规模施用酷刑，他们呼吁“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严禁酷刑开始”。未几，阿拉伯茉莉花革命导致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垮台。中共当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2月19日，网上出现“中国茉莉花革命”消息，警方立即展开大规模预防性抓捕，130多位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网民在法律程序之外被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联署反酷刑公开信律师大多被抓捕并遭到酷刑。
事实上，强迫失踪使受害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更容易遭到酷刑虐待。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其界定为危害人类罪。《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认为：“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构成相关国际法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从事后披露的信息看，他们在失踪期间都受到程度不同和形式各异的酷刑，获释后都三缄其口。寒蝉效应表明当局通过酷刑实现了禁言毁谤和威慑余孽目的。唯一的例外是上海律师李天天获释后，因不堪屈辱，率先通过微博披露了酷刑虐待情况。艾未未获释后表示不能接受采访，仅吐露“九死一生”。家属披露其体重减轻20多斤，其余情况则让人怀疑是否受到酷刑。
观察中国酷刑问题，首先要看到酷刑标准不同和新极权时代的镇压特色。
中国刑法与国际标准不同
中国刑法规定的刑讯逼供和虐待被监管人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同，仅指直接对受害人身体施加暴力伤害和能够造成肉体伤害或痛苦的所谓变相刑讯逼供或体罚（如长时间不许睡觉、吃饭喝水），不包括与人性有关的精神伤害。后者以《禁止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为例，包括侮辱人格和精神胁迫等足以使某人在“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这种差异说明了中共的野蛮性质。按照中共标准，李天天、艾未未不仅没有遭受酷刑，还享受了刘晓波所谓人性化管理。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则遭遇了艾姐所谓另一种形式的酷刑。
技术官僚当家的新极权时代强调科学管理，镇压手段也与时俱进，需要计算成本与收益。艾未未是此番严打最受海内外关注的异议人士，此前被警察殴致颅内出血，倘若再殴出人命，显然得不偿失，宜其享受“人性化管理”。余者则不然。综合维权网等媒体和私人渠道信息，这些文弱书生多被脱光衣服打得屁滚尿流，受到惨绝人寰的酷刑。维权律师金光鸿律师遭到酷刑后，被转移到精神病院注射药物，致其丧失对失踪情形的记忆。李天天则属于计算失误，行刑者低估了这个女律师超强的反抗精神。如果动用对付高智晟的手段，照样能彻底摧毁她。酷刑之下无勇夫。积威约之渐，足以逐节摧毁任何民族脊梁和士节。
酷刑在历史上曾合法存在。酷刑大体分三个方面：1.纠问式程序通过刑讯获取口供；2.实体法上一种刑罚；3.管理囚犯手段。近代国家实现民主与法治转型，通过对抗式程序、陪审团审理、无罪推定、正当程序原则、沉默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体法上则用自由刑和罚金取代酷刑，废除了酷刑赖以存在的土壤，使之成为违法犯罪现象。中国并非法治国家，酷刑在调查程序和囚犯管理中普遍存在。但是中共有组织和大规模使用酷刑则与极权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渊源密不可分。前苏联等国家亦然。
中共历史上酷刑从未停止
1949年前后，中共当局在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中不断犯下大规模和有组织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虐待罪行，且从未受到政治、法律和道德清算。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大规模和有组织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虐待一度消失。但社会管理、罪案调查和监管场所一直存在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和虐囚问题。笔者在安徽省检察院法纪检察处工作期间，该处每年都要查处若干起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这些得到查处的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大多数都被基层党委和司法机关加以掩盖。根据笔者在看守所、劳教所经历，捆绑、殴打（徒手、皮带、竹板、棍棒、吊打等）、电击、戴铐、钉板（主要适用于不宜殴打的死囚）、饿饭和关小号等五花八门体罚是管理囚犯主要手段。
鹰犬的爪牙被开明专制掩盖并不等于废除。一党专政及其罪恶未能清算，为酷刑死灰复燃埋下了伏笔。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出于政治控制和选择性反腐败需要，率先用双规恢复了野蛮的隔离审查制度。这也符合攘外必先安内惯例。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后，面对社会管治危机，大规模和有组织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虐待逐步适用于作为普通民众的良心犯和访民。最后，借用一篇网文题目：“时隔三十年，中共再对知识分子动用酷刑”。作为这个“文明社会”的讽刺。
为完成计生指标 六旬单身老汉被结扎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金松
58岁的刘长江是河南省永城市顺和乡的一名“五保户”，孑然一身的他，已经开始在当地敬老院打发晚年时光。
不过让当地村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却在今年三月份被带到当地计生服务站做了绝育手术——结扎。
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措施中，结扎是颇为有效的一项绝育方式，一般适用于年龄在40岁以下的夫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的情况下采用。
显然，这项手术对刘长江是多余的。据当地村民介绍，刘长江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在村民眼中，“有点憨”的他甚至可能从来没碰过女人。对其进行结扎的功能只有一个，“完成计划生育指标任务”。
今年3月初的一天，和刘长江住在一起的另一位“五保”老人王东（化名），突然对刘长江说，“走，领你去医院检查身体！”刘长江跟着他走出了敬老院大门。随后，有人开车把他们径直带到了永城市计划生育服务站。
王东是顺和乡夏楼村人，与刘长江的关系比较要好。此次之所以让刘长江来结扎，是让他来顶夏楼村的结扎指标。
听说要“动手术、挨一刀”，刘长江不乐意。
王东便许诺说，“你结扎，给你钱。”
“给多少?”
“三百!”
“那行！”
在三百块钱的诱惑下，刘长江同意替夏楼村完成一个指标。对王东而言，介绍刘长江来完成指标并非“义务劳动”。据了解内情的顺河乡领导透露，夏楼村村干部给了王东800元，帮夏楼村完成一个结扎指标，给顶替者300元后，他自己还挣了500元。
夏楼村之所以愿意掏钱找人顶包，则来自完成上级摊派任务的压力。据夏楼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证实，永城市每年都有计划生育专项活动，每个村都有结扎指标、引流产指标等任务。
最近三年，夏楼村每年都要完成8个结扎指标、5个引流产指标。具体指标多少根据人口数量来确定的，“要是完不成指标，村里就要被罚款！”在对村干部的年终考核中，也会受到影响。
但最终能够到医院结扎的人并不多。在永城市计生服务中心，前去检查身体的两位妇女透露说，“现在根本没有人真的去做结扎，都是花钱买假结扎证，结扎对身体伤害很大，男的做了，以后都不能干重活了！”
据其透露，一般都是给乡里管计划生育的干部送点钱，如果和村主任、书记关系好的话，可以让他们帮忙，可以少花点钱，否则就得几千块。
永城市计生服务中心咨询室的工作人员也证实，“如果不想做的话，可以给乡里边花点钱，一般几千块钱就行。”
收了钱之后，本该结扎的人自然会逃过“一刀”，但上级摊派的硬指标总还是要完成。找人“顶包”成了完成上级摊派任务的变通措施。据当地一位政府干部透露，“做手术的医生，当时也没有仔细核对他的身份证，他说他是顶替的那个人，医生就把他给结扎了！”
回到敬老院后，刘长江和管理员说，“我结扎了！”管理员不相信，马上带他去卫生间检查，一看，真的被结扎了！结扎给他带来的一项福利是，在敬老院，他不用再干重活了。
一个月后，刘长江的侄子也知道了这个有点憨的叔叔被结扎的消息。不过，他并没有敢去找政府讨说法，他只是觉得这事有点荒唐，“你说，让一个六十多岁，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去结扎，这不是笑话吗？”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网
亦忱：“劳教”上访者：敦请常州警方换个靠谱的罪名
——关于常州警方以不买一块钱车票罪名而劳教上访者的感想
作者：亦忱 2011-08-09 12:37:16 发表于：博客中国
今早，在中国富有良知的平面媒体上，突发一个令人惊诧得目瞪口呆，且连下巴也半天合不拢的奇闻：常州市民吴产娣、朱玉妹、陆菊华及孙洪康等四人于两年多前的2009年6月29日，曾结伴去北京上访，因“拒不购买公交（价值1元一张的）车票，强行登上14路公交车，致使14路公交车被迫停运1个多小时”的罪状，其中，吴产娣、朱玉妹、陆菊华三人，分别在事隔114天、289天、373天之后，先后被送劳教一年；而那位被警察吓着了的孙洪康，由于不再去上访，才非常侥幸地逃过一劫，躲掉了也被投入劳教所享受劳动教养的待遇。
此事是真的吗？至少目前尚未见任何一个“辟谣联盟”前来来辟谣。至于你们是信还是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坦率地说，本人作为在一个地级市中诸如政法委和中级法院等强势部门曾混了21年的前公务员，在过往的工作履历中也不止一次受命处理过一些悲惨的访民上门投诉。其中，我甚至数次亲手从大牢里开释过好几位冤屈的受害者。所以，我自认有资格下这样的结论：当今受到许多网民诟病的信访制度，如果是让那些具有施政良知的官员来操作，还是可以对一些无钱请到律师来展开诉讼的穷人，真能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
自然，这种救济手段的功效非常有限，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从事信访工作的官员团队中有良知的人不多，而是信访制度的设计只是用来判明基层治理的恶劣程度而已，其本身却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纠错的有效手段，各级信访部门所采集的基层治理的溃烂信息，不过是照转给那些病得不轻的各级贪官污吏们自己去找药吃。
据笔者曾经亲自所处理和平息过的一些很难化解的信访问题来看，并参照自己刚刚在浙江义乌所接触的一群老访民所展示的扎实证据材料来分析，那些导致各地访民顽强上访不息的事件，无不将一批昏官或坏官捆绑进了犹如一滩烂泥的局面之中，加之在任何地方都普遍存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官场架构之下，那些能够得到有效处理的信访案件，确实犹如中彩一样百不过一。曾有学者做过一段时间的定量研究早已表明，那些有幸通过信访解决问题的访民，据传不到总数的千分之二。
如果我们能冷静地分析一下当今中国社会为何信访潮汹涌不息，其最关键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这个死结：就是有再多的访民赴京告状，也无损那些昏官和坏官们半根毫毛。我们的这个制度目前所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是，各地用权肆虐敢无所不为的贪官污吏们，其最惧怕的人物并不是访民再多，也无惧新闻舆论的日夜监督，而是恐惧那些能够轻易摘掉自己乌纱帽的顶头上司雷霆震怒。自然，这个道理其实无需展开来说，大家都懂得：那是因为各级官员的职务和待遇全是来自上级的授予和安排。这个问题的消弭尚有待政治制度的改良来加以解决，在此不赘。
尽管现状是如此难以描述，但是，任何一位在仕途上跋涉的网民也应该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现象：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约束，认为只要搞定自己最近几个层级的上峰，就可以肆无忌惮动用公权力为非作歹的昏官或坏官们而言，他们其实在骨子里还是非常害怕治下的上访民众一波接一波往北京跑。那是因为，国家信访局的信访挂号制度设计，对访民奔涌而来的地方，其给出的评价大都是很低的，虽说这种来自信访部门的负面评价，不会导致各地的官员丢掉自己的顶戴，但却会比较严重地堵住这些导致上防潮不退的地方官升迁的通路，也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于是，我们便可以频频看到各地的烂官群体，是如何围绕着遏止本地的上访潮，而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出自己的看家坏本领。像笔者刚刚从浙江义乌田野调查中所掌握的扎实证据材料中所揭露的那样，此地不仅长期安排驻京办官员专司截访，而且还买通“黑社会”将访民关进北京的“黑监狱”，甚至把访民从北京绑架回原籍之后，竟关进“国防教育基地”去吃几天牢饭以度过敏感期。
如果大家能将这等官员收拾访民的做法收集汇总，其千奇百怪的现象确实不仅会难以计数，而且大都会令人发指。不过，若要像常州一帮弱智到极点的昏官与坏官们所干的那样，对一个上访群体中的人，以同时同样同等的“违法事实”，却分别在时隔“114天、289天、373天之后，”再将“犯法”的四人之中的三人，先后送去劳动教养，却莫名其妙地开释另一位同样犯事的人！对此，不知智商超过25点以上的非重度弱智者，会怎样来看待和评价这种集荒诞、怪异、吊诡于一体之事？
尤其令人震骇的是，如果说常州市公安局是一帮饭桶兼打手在当家尚情有可原，可是，常州市中级法院难道也是一群硕鼠兼权贵走狗们在经营吗？否则，相信任何一位具有起码良知兼而具有最简单法律常识的中国人，都可以发现这所法院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死不纠正市公安局错到阴间的劳教访民的荒诞决定。
下面，我们看看来自常州的荒诞闹剧是如何演出的。新快报记者在报道中是如此写道：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朱玉妹、陆菊华和吴产娣三人的案件中，均认为，"鉴于本案并不属于必须由违法行为地管辖的情形，常州警方及劳教部门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劳教机关，行使本案管辖权是可以的"。
但记者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章第九条看到，法院所采用的规定只截取了前半段，后半段中还写有："对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郑建伟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由行为人居住地管辖案件，也应该有"交接手续"，但北京警方根本没有向常州警方进行案件交接。
记者采访朱玉妹案件的立案派出所，一名警员表示："北京警方都没有立案，所以不存在案件交接程序。"
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执委袁裕来的斥责，他说："全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都是一样的。案件发生地北京都没有立案，常州警方怎么可以跨辖区立案，有滥用职权的嫌疑。"
好了，不要再抄这篇报道了。此事其实就像阿Q爷爷头上的癞痢疮疤那样令人一瞄即知且不堪入目，常州公检法三家若非要死不纠错，如此弱智地甘当本地权贵的走狗，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在此，笔者最后仅给常州市公检法三家的掌门人提两条建议：
一，请将你们三个机构名称中或员工称谓里面拥有的“人民”二字立马就去掉；
二，请常州市公安局那帮下三滥的操蛋警察，下次再抓捕上访者劳教或判刑之时，多长点智慧，更加稳妥地给那些锲而不舍往北京跑的上访民众们，换个靠谱点的罪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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