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肆虐两月有余，对于这一新冠状病毒究竟源自何处，仍然没有定论。最早提出的看法是疫情爆发的源头是华南海鲜市场，新冠病毒来自原始宿主蝙蝠，华南农大几位学者表示他们找到了中间宿主穿山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疑点似乎不少。
综述多家媒体报道，华南海鲜市场是中国卫生机构最早认定的疫情发源地，武汉卫健委12月31日通报表示，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当局随后关闭了这一市场。
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个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表示，该所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地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
然而，『科学』杂志1月27日在线公布『柳叶刀』一篇论文，对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源地提出了质疑。这篇论文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与该院其他医生以及多家研究机构成员撰写，论文提供的重大信息有：
第一例病人发病时间是12月1日，这比之前公认的12月8日早了整整一个星期，那么，这位病人是所谓的零号病人吗？无法确定，但论文表明，这位病人发病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关系。而且，没有发现第一例病人与以后的病人存在流行病关联。12月10日，又有3例病例，其中两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12月15日，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集中出现。
这篇论文涉及到41例病人，有14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联。而且，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人卖蝙蝠，也未发现蝙蝠的踪迹。1月29日，中国专家在『柳叶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分析了金银潭医院99例确诊病例，其中50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但是卫生当局最早把华南海鲜市场作为必要排查条件，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症状明显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而得不到及时治疗，并传染给更多的人。
根据『财新』报道，武汉卫健委2020年1月4日下发的救治工作手册中，对确定“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有两套标准，其中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将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作为必要条件。即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以及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2020年1月15日，中国卫建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流行病学史的内容定义为“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
『中国青年报』采访的一名武汉医生结合自己的经验表示，他所在的医院1月4日涌进来102名发热医患，1月15日，一天更有261个发热病人进入医院急诊，但是这些多到没地方坐的病人，由于采取严格的“排查标准”，即把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必要条件，病人很难被报送至武汉疾控中心。这位化名李夏的医生说，“严格得不得了，根本没有一个符合入排标准的”。根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11日至1月15日，连续无新增病例，难道与把华南市场接触史作为必要排查条件有关？
零号病人是谁 病毒源头出在哪里
如果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源地，这不仅仅是排查标准出了问题，还提出了许多更复杂的问题：诸如新冠病毒究竟源自哪里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刊发在『柳叶刀』论文中提到的第一例病人，他的发病时间是12月1日，他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他是所谓的零号病人吗？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指武汉疾控中心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有无道理？
肖波涛等人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的论文说，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有一批供试验用的动物，其中包括155只在湖北捕获的蝙蝠和450只在浙江捕获的蝙蝠。蝙蝠曾攻击一名研究人员，其间蝙蝠的血液接触到这名研究人员的皮肤上。他因此自我隔离了14天。在另外一次事故中，蝙蝠的尿液接触到他的身上，他因此做了自我隔离。论文写道，“患者的基因组序列与蝙蝠冠状病毒ZC45的同源性为96%或89%。这种冠状病毒最初是在中菊头蝠中发现的，而该种蝙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是生活在约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这种蝙蝠正是本次疫情暴发前武汉疾控中心所使用的。
论文还说，武汉疾控中心还临近武汉协和医院。本次疫情的第一批被感染医护人员就是在这家医院。这有可能说明蝙蝠的组织炎本或受午饭的垃圾可能被泄露到周边地区，导致第一批患者被感染。但这篇论文在发表后不久就被删除，目前只能在网上找到论文的摘要。
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个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表示，该所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地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
然而，『科学』杂志1月27日在线公布『柳叶刀』一篇论文，对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源地提出了质疑。这篇论文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与该院其他医生以及多家研究机构成员撰写，论文提供的重大信息有：
第一例病人发病时间是12月1日，这比之前公认的12月8日早了整整一个星期，那么，这位病人是所谓的零号病人吗？无法确定，但论文表明，这位病人发病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关系。而且，没有发现第一例病人与以后的病人存在流行病关联。12月10日，又有3例病例，其中两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12月15日，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集中出现。
这篇论文涉及到41例病人，有14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联。而且，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人卖蝙蝠，也未发现蝙蝠的踪迹。1月29日，中国专家在『柳叶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分析了金银潭医院99例确诊病例，其中50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但是卫生当局最早把华南海鲜市场作为必要排查条件，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症状明显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而得不到及时治疗，并传染给更多的人。
根据『财新』报道，武汉卫健委2020年1月4日下发的救治工作手册中，对确定“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有两套标准，其中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将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作为必要条件。即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以及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2020年1月15日，中国卫建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流行病学史的内容定义为“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
『中国青年报』采访的一名武汉医生结合自己的经验表示，他所在的医院1月4日涌进来102名发热医患，1月15日，一天更有261个发热病人进入医院急诊，但是这些多到没地方坐的病人，由于采取严格的“排查标准”，即把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必要条件，病人很难被报送至武汉疾控中心。这位化名李夏的医生说，“严格得不得了，根本没有一个符合入排标准的”。根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11日至1月15日，连续无新增病例，难道与把华南市场接触史作为必要排查条件有关？
零号病人是谁 病毒源头出在哪里
如果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源地，这不仅仅是排查标准出了问题，还提出了许多更复杂的问题：诸如新冠病毒究竟源自哪里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刊发在『柳叶刀』论文中提到的第一例病人，他的发病时间是12月1日，他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他是所谓的零号病人吗？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指武汉疾控中心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有无道理？
肖波涛等人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的论文说，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有一批供试验用的动物，其中包括155只在湖北捕获的蝙蝠和450只在浙江捕获的蝙蝠。蝙蝠曾攻击一名研究人员，其间蝙蝠的血液接触到这名研究人员的皮肤上。他因此自我隔离了14天。在另外一次事故中，蝙蝠的尿液接触到他的身上，他因此做了自我隔离。论文写道，“患者的基因组序列与蝙蝠冠状病毒ZC45的同源性为96%或89%。这种冠状病毒最初是在中菊头蝠中发现的，而该种蝙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是生活在约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这种蝙蝠正是本次疫情暴发前武汉疾控中心所使用的。
论文还说，武汉疾控中心还临近武汉协和医院。本次疫情的第一批被感染医护人员就是在这家医院。这有可能说明蝙蝠的组织炎本或受午饭的垃圾可能被泄露到周边地区，导致第一批患者被感染。但这篇论文在发表后不久就被删除，目前只能在网上找到论文的摘要。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石正丽团队1月23日在bioRxiv预印版发表“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论文，指从云南马蹄蝠身上发现新冠状病毒，与武汉新冠病毒同源性达96.2%，病毒源自蝙蝠就此成为大众共识，不少科学家也倾向于这一看法。
文章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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