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哀歌：清华大学与北京“最后一个士大夫”脱钩

香港电台报道指出，许章润受到清华大学处分的理由是“道德败坏”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27年的相似一幕：南方北伐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四月的一周之内，张作霖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 革命党人处决了湖南大儒叶德辉，6月1日清华大学春季学期结束，北伐军攻入郑州，《世界日报》登出《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其中即有王国维的名字。王国维终于在暑假开始的第一天，即6月2日投昆明湖自尽。

在过去多年笔耕不缀、尤其是2018年“修宪”之后连续发出多篇重磅批评文章对许章润教授，一直在家“坐待天明”，其遭遇与王国维何其相似？在清华校内的王国维纪念碑的背面，陈寅恪题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曾与许教授数次同席研讨，聆听许教授慷慨陈词，以他特有的掺杂文言的“汉语法学”风格阐述“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在不惜“文死谏”之后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也看到许教授徜徉在清华校内王国维纪念碑旁，留下了仿佛北京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身影。

这毋宁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悲歌。过去的八年，在中共中央2013年的“九号文件”指针下，高校等所谓“意识形态阵地”遭到残酷清洗，一拨“异议知识分子”被以“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所谓砸锅教授名义被清除，教室课堂遍布摄像头、麦克风和“信息员”，人文社科统编教材被强行作为指定教材，教师的自备讲义和社交媒体账号都被要求上传审查，国际学术交流被严格限制和审查，审查项目包括会议论文和国际学者的政治立场，连教师们的私下聚餐也因多起举报事件而变得小心翼翼、越来越少，对于那些遭受学生、同事举报或者被外交部、中宣部等“看门狗”部门注意到的教师则可能被来自系、院、学校的行政和党组织的“领导”与保卫干部以及来自“文化保卫”的公安在多个层面约谈。改开四十年以来逐渐在大学校园里站住脚跟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言论、公共批评和政治参与陷入了死寂状态。

这种死寂也是当下清华大学的校园气氛，但是绝不仅于此。在过去几年，许章润撰写多篇文章历数当下中国政治、社会的乱象、倒退和反动，为“全面内战、病夫治国、暴民政治”的现实图景忧心忡忡，道出了可能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的恐慌和忧惧：“怎么在倒退、为什么会倒退、不知道还会退到哪一步？”

换句话说，“坐等天明”的许章润教授，其心死堪比1927年6月王国维、1966年8月老舍的投湖。对许章润以及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空间和前景已经越来越黯淡，而校园里的法西斯主义和小丑弄臣式的学者则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如许教授五月间所撰“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一文，论及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的“伟大抗疫”：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 — 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 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 — — 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面对许章润以及最后残余良知和勇气如任志强等人的公开批评，北京最高统治者是否因此恐惧和惊讶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与世界文明的背道而驰：以羞辱许章润的方式摧毁他的地位、声望、尊严和人格，并向所有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发出警告信号。也就是，不仅是对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许教授曾笑称准确地说是1902年庚子新政以来）自由主义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传统的最后一击，更是为了两年后的“二十大”做理论清场。

许章润过去几年曾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

不久前，中央党校副校长何毅亭发表文章，称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俨如打响了为“二十大”做理论准备的第一枪，而7月初开始的“新延安整风”运动则让这场准备回到了1941年底：处在抗战困难阶段的中共领导集团专心地通过整风运动为“七大”做准备，不仅对大批干部进行“审干”和清洗，而且虐杀了王实味这样还保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终服务于树立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绝对主义权威与个人崇拜。

当下北京当局对许章润的恐惧和处分也无不指向两年后的“二十大”，他们在为树立“习近平思想”和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清理“阵地”、扫除最后一个自由主义的遗老。在这意义上，许章润所罹，不啻为来自最高领袖的私人报复，也坐实了许章润此前对僭主政治和＂内廷政治＂大行的批评，最高领袖和他身边的意识形态大员对干部和知识分子扮演着越来越生杀予夺的角色。清华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机器，特别是1952年“高校改革”后“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对许章润，对知识分子们，则担当了监视者和刽子手的职能。如此行径，于领袖、于中国、于清华，都等同与自由主义的脱钩，与世间大学、与世界文明的脱钩。

惟其能做的，如许章润稍早所言，“正是义愤，惟义与愤所在，惟吾土先贤揭橥之仁与义这一 ‘人心人路’之激荡，令书斋学者成为知识分子，直至把性命搭进去。毕竟，自由，一种超验存在和行动指归，一种最具神性的世界现象，是人之为人的禀赋，华夏儿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个地上的神，不是别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绚烂展开。如此，朋友，我的亿万同胞，纵然火湖在前，何所惧哉!”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