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一党独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祸国殃民

今年是八九“六四”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前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和民众要求反腐败、反官倒，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和法治，因为统治集团的“六四”血醒屠杀而终止。此后，政治改革成为禁区，一党独裁下的权贵结构日益固化，中共统治集团以维稳的名义打压民众维权和争取自由民主的吁求，致使腐败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一发不可收拾。独立学者吴祚来指出：“六四之后，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明火执仗地对人民公开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国家暴力机器在戒严时期用坦克清场，非戒严时期用推土机来开拓权贵资本的疆土。”

“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六四以后，中国在中共一党独裁统治下深陷“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这个泥潭之深、之黑、之浊、之脏举世罕有其匹。

一、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

上世纪70年代，关于腐败的寻租理论问世，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反响。按照寻租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Tullock）的说法，所谓寻租就是追求非生产性的利益，或者追求管制带来的价格差。后来，斯蒂格里兹进一步提出，寻租就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好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布坎南则认为，寻租是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了。也就是说，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形成了差价收入——租金。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寻租现象的根本特点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与金钱交换。有了权，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二、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

宪法学家张千帆教授指出：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欺压百姓甚至草菅人命之事无所不在。在一个公权力至高无上、横行无忌的国家，政府必然是一切掠夺和腐败的总根源。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必然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必然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必然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与江河从来没有如此浑浊，食品从来没有如此不安全，草原与湖泊从来没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三、打着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

权贵分子惯于打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售其私。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及各地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宗旨的社会发展政策，已经相当严重地压低了劳动和土地这两类要素的价格。要素价格的扭曲，通常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比上述各类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各级政府的行为，由于普遍实行的“任期制”，由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缺失，还由于无药可救的腐败，正在越来越“短期化”。以这种短期化的政府行为，欲纠正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素价格的扭曲，实在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不要人为扭曲“劳动－资本”比价》）

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暴力维稳，镇压民众维权抗争。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通过大量案例使我发现，权势集团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已经自如地掌控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不惜使用国家强力机器和暴力来镇压民众的抗争。根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国2010年有超过18万宗如示威和骚乱的“群体性事件”是接近10年前数量的三倍。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出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自2010年起，中共维稳（公共安全）经费开支，已连续四年超过国防（军费）开支，2013年，维稳经费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继续超过国防（军费）开支。政治评论家潘晴指出：经过对一些基本事实的分析之后，笔者得出结论：“维稳”——是中共对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五、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

中国的官场腐败已演变成大规模、公开化、弥散型和制度性的社会之癌。据媒体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2006年就已达到9000亿元，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2013年这一数字虽无权威公布，但只会更高。按照美国“尼米兹”级别的航母，造价是40亿美元计算，一年三公消费能“吃掉”30艘航母。而由于党政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损失更远远高于三公消费。胡星斗先生指出：中国的腐败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部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国人的“涉外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而且有些领域的腐败前腐后继，官员视死如归，“‘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特征说明中国的腐败已经浸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弥散性和制度性，在一党独裁、没有制度约束的现状下只会愈演愈烈。

六、政府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

这个概念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的。孙立平指出：他所说政府官员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某些官员的行为本身就是以违法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这些规定其实全都是违法的，但这些政府正是以这种违法的手段在“执法”。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会公信力。如果这类现象发展下去，局部性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就可能出现。被孙教授不幸言中，近些年来，党政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呈现出逐渐走高之势。

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

2010年底，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披露，中国大陆目前资产过千万的富豪达96万人，比去年87.5万人增加了9.7%。其中资产达100亿元人民币的有200人，资产过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人，资产过一亿的亿万富翁为6万人。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超过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

基尼系数是全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贫富差别问题，而创建的一套预警机制，是全世界公认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标杆，0.4正是它的“警戒水位”。经济学家警告说，反映中国大陆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为0.473），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有学者在著作中称，如果将“暗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之后，中国全国基尼系数将上升为0.67。显见贫富差距问题十分严峻。

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社会充斥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城乡不公、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医疗不公、选举不公、参与不公、权利不公等等。这些由于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给整个社会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和难以补偿的伤害。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笔者年轻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但是看的书多了，发觉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却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他所说的“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政治垄断、政府机会主义、官商勾结、分配不公和随意的侵犯私有财产等。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坏资本主义之一种。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共一党独裁和专制统治下，从国家垄断、政府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权贵结合、政府拥有绝对权力的坏资本主义，改变的只是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依然如故。症结在于执政党囿于私利，坚持一党独裁和四项基本原则，顽固地排拒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走上一条罪恶滔天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今中国，政治溃烂、经济畸形、社会断裂、道德沦丧、正义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灰霾遮天，自上而下的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而灾难的根源就是一党独裁，“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祸国殃民，民怨沸腾，执政者若死守旧制度，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零八宪章》月刊2014年6月号 总第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