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

以“私隐”为名收紧多项查册要求,香港未来还有侦查报道吗?

记者:刘伟程
来源:立场新闻

有份制作港台《铿锵集》7.21 专题报道的编导蔡玉玲11月3日被捕,被指因在节目中运用查阅车牌所得资料,涉嫌作出虚假陈述。事件除令公众续关注 7.21 事件,亦有揣测指,政府有意“没收”传媒在侦查报道中的各项工具。立场新闻整理发现,近年多个公开资料登记册的查阅要求被收紧,当中出生及死亡登记、婚姻登记,传媒已经无法再查阅。有现职侦查记者(大陆称调查记者)指,一些过往“好爆”的侦查报道(大陆称调查报道),可能成为绝响;亦有新闻系讲师坦言,香港记者未来“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事事小心,避免被当权者借题发挥。

蔡玉玲因查册车牌时涉及虚假陈述被捕,是首名因查册被捕的新闻工作者。现时查阅车牌必须声明用途,三项用途分别为“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没有与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有关的选项。翻阅资料,车辆登记的查册申请表在去年曾改动,把原有的“其他”一项改为“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向《立场》表示,改动时已有疑问,“唔知想点”,但“而家就知”,认为政府是处心积虑更改查册要求,令传媒无法借此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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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协:若政府全面开战,能做的有限

除了车辆查册,其他公开资料查阅近年亦有被收紧迹象。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去年 10 月,曾入禀司法复核,要求禁止披露选民登记册中载列的姓名及地址资料。当时员佐级协会曾指,是为了避免警员及家人被“起底”。虽然其后高院上诉庭裁决可供候选人、新闻机构和政党查阅,但同时表明公开登记册会侵扰私隐。

杨健兴坦言,未来传媒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难,虽然记协会从所有渠道保障采访权利,但“如果政府要全方位开战,传媒能做的事有限。”

婚姻登记、出生死亡登记已“封杀”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于 2018 年 1 月上任,但旋即被指在屯门海诗别墅的独立屋僭建,更被揭发与“邻居”,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乐陶事实上是夫妇。当时传媒翻阅婚姻登记资料,发现 2 人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登记结婚,进一步发现主婚人可能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男方见证人则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现职侦查记者 Kyle(化名)解释,查阅出生死亡登记、婚姻登记,有助核实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的身份,特别在监察官员处理政策时会否与家属有利益冲突,尤其关键。他举例,当政府出招压抑楼价措施,记者通常会调查处理政策的官员、行会成员,其本人及亲属在出招前会否有物业买卖。

但入境处于 2019 年 10 月收紧查阅,若要查阅出生证明需获当事人同意,或向入境主任申请,入境处表示,改动是基于保障私隐。而新闻机构并不属豁免范围之列。Kyle 说,如果官员没有公开配偶、子女的身份,传媒再难以透过查册,核查其亲属的身份,变相阻碍调查官员亲属财产、以及持有甚么公司股权等利益状况。

政府曾提出收紧公司注册查册

虽然各查册系统均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管,不过条例列明,新闻工作可获豁免。但蔡玉玲是次的案件与《私隐条例》无关,而是“虚假陈述”。换句话说,所有须填写“事先申报声明”的查册,都可能会有同样“陷阱”。

其中传媒经常用到的注册公司资料查册,政府亦曾于 2012 年年底以私隐为由,提出限制公众查册,不能查到公司董事的完整身分证号码及住宅地址,但其时因新闻界反对而作罢。惟至 2016 年,公司注册处要求公众查册时申报目的,而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并无新闻采访及报道。

Kyle 批评,公司注册处未有把新闻采访及报道列为正式选项,变相不肯承认新闻采访及报道,是正常的查册目的之一;他忧虑政府进一步收紧、甚至改变现有选项,令记者公司查册时,同样会误堕法网。

“套丁”侦查或买少见少

另一位侦查记者 Johnny(化名)亦向《立场》表示,过往不少“重磅”调查报道,都是透过查册找出线索,假如政府继续收紧查册,这些报道可能再不复见。例如 2017 年 9 月,刚卸任特首的梁振英,被揭发出任两间私人公司的董事,却未按规定,向政府申报出任董事。当时传媒便是凭公司注册处的公开纪录,查证梁振英的董事身份,再整理出事件时序。

另一例子是“套丁”。虽然发展商与原居民之间的秘密协议,不能透过查册取得,但丁屋地段的买卖纪录、“满意纸”、公契,以至男丁授权书等业权相关文件,都可在土地注册处付费查阅。近年多间传媒,正是以这种方式,调查不同丁屋发展项目,透过文件上的人名、公司名,追查出一个又一个“套丁”利益关系网。

多年来埋首于各项公开资料册的 Johnny 无奈表示,已料到政府将以不同理由,收紧传媒查册空间,打击调查报道,“传媒的监督角色,将会大幅削弱”。

吕秉权:收紧查册涉“中国因素”

政府以“私隐”之名收紧各项查册要求,但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估计,除了表面上的私隐问题外,更有“中国因素”的“大背景”,“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事件前后,香港传媒透过查册,揾到好多中共领导人的家产问题,例如温家宝家族。”他认为,中央察觉到传媒查册会触及当权者利益,但又不能贸然抹杀整个国际认可的制度,“要保住营商环境,所以收紧传媒查册。”

他以早前国安公署的图则完全无法查阅为例,指当去到中央敏感的位置,查册资料便会“完全消失”,“当权者系认为,呢啲系唔应该畀人知。”吕秉权说,现时无论中央及港府,均把传媒定性为“抹黑”、“专挑衰嘢嚟讲”,所以要“根本上令你做唔到嘢”。

他认为,当北京“法律武器化”时,传媒亦只有细心研究法律,尝试避免“中招”,传媒机构亦可以透过注册法人、有限责任代表等,避免让记者独自承担风险。但吕秉权表示,“应该做的事,要继续做”,曾任中国组记者的他,亦提醒香港记者,“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当权者会千方百计搞你”。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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