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 孙大午案体现出多重社会意义

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2020年11月11日清晨被警方带走。河北公安网络部门发布的简短信息显示，他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后的报道，不仅孙大午夫妇，而且其儿子儿媳及集团高管等共有28人被捕，大午集团高管几乎“连锅端”。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关注中国权利运动的非政府团体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先生认为，孙大午案是一个政治迫害案， 代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意义。

孙大午案是一次政治迫害案

法广：首先，您对孙大午再次被抓感到意外么？

杨建利：“我并不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孙大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所谓“典型”是说“异类”的民营企业家。他有几个特点。一是他本身做人非常正直，基本上在他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和政府勾兑；另外，他有另外一个角色，他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他的问题代表了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乡绅，和政权之间一直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他有一直不屈服。所以他的案例有几重意义。一个是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乡村的发展问题，再一个是中国的乡村自治以及乡绅的命运问题。就是说，孙大午案有多重的社会意义。由于他和公权力不断冲突，而且他一直不屈服。他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在社会上也掌控着一定的资源。他肯定是政府的心头大患。出事也是迟早的。他被抓、被迫害，这也不是第一次。”

法广：到目前为止，其实孙大午具体是以什么事件被指控“寻衅滋事”罪名还不清楚。但是，“寻衅滋事”罪名近些年在中国成为一种“口袋罪”，很多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参与公益活动或社会活动，而被当局指控“寻衅滋事”。这是否意味着孙大午这次被捕并不只是他被指控的另一项罪名“破坏生产经营”罪，就是说不只是经济层面的罪名……

杨建利：“这本来就不是经济层面“犯罪”。本来就是一次政治迫害案。但政治迫害，当局一时找不到经济问题，没办法以经济行为治罪，只好用口袋罪“寻衅滋事”。说到“寻衅滋事”，大家就会联想到很多维权人士、公民记者，还有一些为自己维权去抗议的那些人。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用这个罪名来打击维权律师，打击维权运动，打击和公权力有这样或那样冲突的人，不管这些冲突是什么原因造成：可以是环保权利，可能是土地权利，甚至可能是女性权利，包括一些性骚扰案，等等，如果抗议的声音很大，引起社会关注了，就可能会被指控“寻衅滋事”。所以，很简单，从这个罪名就可以看出来，孙大午案不是经济案，而是政治案。其中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年来，他不断地和公权力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他又不屈服，这就继续有冲突，因为就公权力而言，习近平现在急剧左转，对民营企业家越来越不友好。（一个民营企业家）既掌握一定的资源，又不想和官家勾兑，那迟早是会被治罪的。“寻衅滋事”罪名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状况。”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有天然的冲突

法广：孙大午第一次被抓是被指控“非法集资”罪。这一次，从目前传出的消息看，大午集团在当地有一些土地产权纠纷。是不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和中国现行体制，在运作上本身就有矛盾呢？

杨建利：“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资本有天然的冲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改革开放，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起主导作用。那个时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民营资本，稍微有一些空间。但是，习近平左转的一个标志就是逐渐加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公有制，要管控一切，对民间资本肯定不放心，对民营企业的打压也是自然的。这些打压，我们看到的是孙大午被抓，但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另外形式的打压，比如逼迫民营企业家屈服、向民营企业中派驻党的机构、公私合营等等。前不久还爆发出马云（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案……这一切都是习近平当政下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剥夺民营企业趋势的明显写照。”

“而孙大午与其他民营企业家又不一样。我们刚才提到马云。虽然马云和孙大午都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家，但性质完全不同，所代表的人群也不同。仅说孙大午，刚才我们提到他最早遇到的集资问题。集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非常容易被定罪的问题，因为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集资。它们不像国营企业，可以通知银行，在需要融资的时候，由国家输血。而民营企业家发展的一大困境就是得不到国营银行输血，必须自己想办法集资。而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处处漏洞，自己集资过程中，当局可以用各种办法治罪。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和官家配合，是否和公权力勾兑。如果积极勾兑，积极配合，就可能怎么集资都没问题。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像孙大午这种人，就会动辄有罪。”

“另外一个问题是土地。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乡村问题。中国农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的根本问题是所有权问题。直到今天，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都是一笔糊涂账。以前给农民留有宅基地，就是农民的生活起居用地，这是不能动的。但是最近，政府已经开始向宅基地动手。有很多案例。 另外，农村耕地是集体所有，也就是村民所有。这本身就是一个产权非常不明确的问题。前几年，发展商与政府勾结，农民耕地随时可能被剥夺。集体所有就可以出卖（土地）……所以，这其中有很多强大的政府与强大的资本合作，抢夺农民土地的事件。孙大午这第二次出事好像也与土地有关，也就是争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国有企业抢占民营企业土地。这是农村的根本问题。所以我说，孙大午代表着不同层次、各个方面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农村：到底中国乡村要怎样发展？土地所有权未来如何规划？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在孙大午案上体现出来。”

中国民营企业家不能自主，没有政治地位

法广：但是，最近几年，民营企业虽然的确面对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有不少疑虑，但中央政府好像也在不断推出措施，至少在形式上，政府好像还是希望拉拢、稳住民营企业……

杨建利：“对。民营企业在中国一直没有一个正当地位。中国政府对他们从来不能平等对待。民营企业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歧视。中国政府面对民营企业有两难。第一，发展中国经济、活跃中国经济，主要靠民营经济。所以，政府不可能把民营经济一下子全部掐死。更何况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来源，所以政府不能阻止经济发展。但只要发展经济，就要靠民营企业。但依靠民营企业，就要允许民营企业坐大，要给他们空间。可一旦民营企业坐大，政治上就有问题，政府就开始不放心，就开始政治上的歧视。在过去一两年间，政府政策就有各种反反复复。一会儿打压，一会儿又给吃定心丸；一会儿说“我们都是自己人”，过几天又要“统战”：如果是“自己人”，干嘛还要统战呢？！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矛盾。”

“我们这个民营企业家维权协会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让民营企业家明白自己在中共这个体制下的命运。就是资本和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牢固的、稳定的良好关系。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要想：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即使像马云这样非常有影响力、而且中国政府需要靠他吸资、吸钱的机构，一句话不合适，它就会教训你，告诉你谁是老板。实际上中国政府很需要马云上市吸资，至少三百亿。中国需要外汇，所以（吸资）非常重要。但是一旦政治上不正确，它就要敲打你。敲打差不多后，它再利用你……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

“另外一个大背景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左转，市场肯定受到限制。再加上经济复苏速度放慢，现在几大国有银行都出现债务问题。所以金融危机（风险）其实一直都没有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中央政府财政实际上都非常紧张，加上对民营企业的政治歧视、习近平政权对民营企业家打压的总趋势，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觉得“收割”民营企业非常方便， 没收他们的财产，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不需要的时候，再放松。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不能自主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

孙大午再次被抓捕引发中国网络舆论哗然。曾经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姚监复先生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称他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先行者”。据姚监复先生这篇文章的介绍，大午集团是陷入了当地村委会和国营徐水农场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地纠纷中。这不是孙大午第一次被捕。2003年，他先是因为在集团网站发表的文章不合当局口味，而被警告和处罚，随后又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姚监复在文章中指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已经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风向标。公民力量在2018年就宣布成立民营企业家维权协会，希望为“第二次公私合营”威胁下的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一个互助平台。杨建利认为，民营企业家要想好自己的角色，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要幻想可以与政府勾兑，换取一时的利益。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