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数字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培养自我审查的“和谐新人类”

“中共正计划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完美的监控之国，其理想目标是人们甚至看不到监控，因为国家已经把监控植入了公民的大脑。”这是长年驻华的德国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在其著作《我们被和谐了：中共监控下的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在他看来，习近平要比斯大林和毛泽东幸运得多，尽管三位独裁者都想要一天24小时监视他们的人民，但是只有习近平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正在逐步实现他的目标。而且，历史罕见的大流行病也为习近平建立完美的监控国度，甚至将监控之手伸向全世界创造了机会。

新冠病毒大流行：数字威权主义的通行证

马凯是《南德意志报》的资深记者，曾经驻中国报道长达12年，获得过德国最著名的新闻奖项——西奥多·沃尔夫奖。《我们被和谐了》一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20年9月，适逢全球遭遇新冠病毒的冲击，而中共官媒持续宣传其抗疫模式的成功，并称疫情凸显“中国制度”优于民主制度。

马凯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把重点放在抗疫不利的民主国家，刻意忽略芬兰、台湾、新西兰等抗疫的优秀范例，并且闭口不提中国国内疫情初期的失败政策。2019年12月初，中国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传播，在当局忽视并刻意封锁消息之后，疫情很快扩散。武汉于2020年1月23日封城，之后发生了包括医疗资源挤兑、弱势群体流离失所、食物资源匮乏等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北京陷入自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以后罕见的统治危机中。不过，随着中国国内疫情逐步得以控制，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严重后果，北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起初的被动。

马凯说：“这是中共政治宣传近一年来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把新冠疫情融进了他们的叙事之中，说自己有着更优越的政治制度。这是政治宣传和审查的又一个成功典型，换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是难以置信的。”

中共让人们忘记了疫情初期的失败政策，把舆论引向了中国制度如何优于西方制度。马凯说，中国目前的疫情控制的确非常有成效，但是他也指出：“这种说法建立在集体失忆上。他们让人们忘记了12月和1月的事情，那是中共制度的系统性失败，并且导致了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

此外，该书及时回答了这样一个疑问：中国强力抗疫的代价是什么？马凯的回答是：疫情已经变成了中共数字威权主义的长期通行证。

他说：“一些中国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父母那一辈的人每天早上都很愿意把自己的信息输入健康码程序，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听从安排，就像其他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一样，没有批判性的讨论，人们也意识不到问题。比如，《纽约时报》对健康码程序进行了逆向工程，发现它从用户的手机里传递信息，简直就像一个间谍程序，把信息从你的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发送给当局，但是人们不知道。新冠病毒就是送给国安的一份大礼。”

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项目的政策主任克里斯·梅瑟罗尔(Chris Meserole)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一个威权政府想要其公民习惯于无时无刻的监视，那么大流行病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绝佳机会。你会有最好的借口实行大规模监控，假装是为了公共健康。”他还补充说：“我的担心不在于他们在大流行病期间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是把无时不刻的监控变成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传统独裁理念与数字威权主义的结合

马凯在书中指出，尽管目前中共利用现代科技对公民进行控制，但使用的思维与策略和毛泽东时代，甚至列宁斯大林时代并无根本差别，主要手法就是恐吓、审查、宣传。在恐吓方面，习近平2012年8月发出指示要“夺回互联网高地”，随后政府开始删除一些著名的微博账号，比如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很快又逮捕了公知“薛蛮子”，并且强迫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上认罪；在审查方面，马凯以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举例，在抗议刚开始，审查者就关闭了社交媒体Instagram，创纪录的微博帖子被删除和拦阻，在中国大陆几乎没人能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在宣传方面，同样是“雨伞运动”，中共并没有止于审查删帖，而是马上就拿出了自己的对应叙事，指责示威者“不爱国”、“不知感恩”、“废青”、“分裂分子”，背后有“海外势力”，而且必然会“遗臭万年”。

按照马凯的总结，中共利用互联网审查制度以及官媒报道，加大对内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其手段包括审查信息、扭曲事实、改变叙事、刻意引导人们忘记历史等等。马凯指出，人们必须“学会忘记”，然后接受一套全新的叙事，威权政府才能生存，而“党的宣传一直在进行重新排序和重新配置的任务”。他在书中提到了“六四”、文革、汶川地震、天津爆炸等事件。马凯举例说，2015年8月天津有毒化学品存储仓库爆炸后，审查机构大量删除“人间地狱”的照片，然后互联网上的报道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几个星期后，该事件就从新闻中消失了。 

新冠疫情也是另一个典型重大案例。针对强制集体性失忆的危害，马凯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话：“谁控制了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了当下谁就能控制过去。” 他又特别指出，在中共引导下，中国全国上下对文革和六四集体失忆，导致人们缺乏反思和进步的动力，并且“由于理想在这个国家已经被禁止，多数人都变成了没有底线的物质主义者”。

马凯在书中写道：“在这个社会里，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都滑向了普遍的犬儒主义。道德危机破坏了中国社会，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互信，也不再相信国家机器。毫无制约的腐败，生态环境的恶化——所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些致命时刻的规则设定。” 

与此同时，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来追踪和控制民众的一言一行，以达到审查和恐吓的目的。具体案例包括号称能够在“一秒钟内识别14亿人中的任何一个”的“天网”系统，强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安装的“净网”app，以及多个层级的社会信用系统等等。

马凯说：“中共确实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政权，混合了1950年代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这就是习近平的作为。他推翻了很多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所做的事：他集中权力，重新开始讲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以及共产党的完全控制。同时他也将数字技术为己所用。习近平希望，在科技的帮助下，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实验能够消除政权的危机，并且能够适应未来。他赌了一把，并且到目前为止很成功，比很多人预料的要成功，看起来中国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独裁国家。”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中国现代史学家谭安(Glenn Tiffert)则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威权主义的内核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现在只是披上了科技的外壳。他说：“科技让中共有机会对个人进行前所有未有的监控，其范围也已远远超过了过去30年。曾经有一段时间，党的宣传无所不在。人们早上醒来锻炼的时候，广播里放着官媒的最新报道，一天24小时不间断。人们还要学习《人民日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科技让中共能够重建这样的思想框架。最近，中共官员们要在手机程序里回答关于习近平思想的问题，成绩会影响到他们的考核。科技能让中共直接控制人们，见识人们，保证人们按照他们的标准说话和行事，这就和许多年前党控制人们的方式如出一辙。”

新人类：我们自愿被和谐

《我们被和谐了》一书用整章篇幅讨论了审查和监控的最高境界，即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他们自觉自我审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还为此自豪。

中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核心手段在于国家层面和各个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结合互联网审查、防火墙、大规模监控、爱国主义教育等工具。该体系源于2014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旨在“规范公共行为”。除传统金融违约和欺诈行为外，部分地区已经正式将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网络危害行为”、“危害国家统一和团结”等纳入社会征信体系，并给予惩罚；相应的，弘扬“国际友谊”或者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等行为会得到嘉奖。

马凯指出，即便是最有可能获取外界信息的中国精英群体，也因为长期的高压政策，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这个体系生存的大部分人，即便能翻墙而出，也已经对外部的信息和争论有了抵抗力”。正如鲁迅笔下的“铁屋”理论，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在沉睡中“死亡”，大声疾呼的人反而要被视为不怀好意。

马凯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想要创造一群新的人类，列宁和毛泽东就曾经尝试过，那是一群能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共存’的人类，一群守规矩的公民，一群勤奋的工作者，到时候政府就不需要担心了，因为人们都很自觉。” 

马凯进一步指出，新冠疫情为加快了中共“创造新人类”的步伐。他说：“（疫情）不仅让监控更加完美，而且是让控制深入人心，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无时不刻不在政府的掌控中，所以他们最好自我审查，自我控制。当人们到了自己给自己当’警察’的地步，就不需要真正的警察了。”

布鲁金斯学者梅瑟罗尔则认为，数字监控将是下一代人面临的最严峻的人权危机。他说：“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类似的问题，以前的威权政府必须实打实地去想办法了解自己公民的想法，比如去明察暗访，让人们相互举报，或者鼓励地方官员帮忙监控，最多也就是窃听电话，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时监控。现在这种程度的控制和监视是前所未有的。有了这样的监控手段，可能都不需要监狱了，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一座开放式的监狱，人们不会像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那样行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监控之下。”

马凯也在书中引用了一位上海市实施社会信用系统的部门负责人的评论，她说：“几十年后，再也没人讨论这个系统和它的管理，那样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吧？到那时，甚至没有人敢有违反信用的念头，没人会有破坏社区的打算。到那时，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威权政府的未来

《我们被和谐了》一书在谈到中共威权统治的未来时，指出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战将不会来自僵化的俄罗斯，而是来自中国这个经济大国。然而，马凯同时强调， 中共始终对西方民主和西方价值观心怀恐惧。他认为，除了西方的压力，中共还面临经济上的严重挑战，这可能会威胁到其统治的根基。

他说：“我认为接下来还会发生几场危机，而危机的根源会是经济方面的，因为中国不会一直超常发挥。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百分比都达到两位数，或者是很高的个位数。在某个时刻，尤其是在习近平的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出现停滞，或者是倒退。中共就没有金钱来掩盖表象下的内部矛盾，比如生态破坏，社会上的不平等，腐败等等。”

斯坦福学者谭安则认为，这些经济上的压力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收紧对公民的控制。他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到达极限，中国的人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婴儿潮一代在90年代正值壮年，如今已经50多岁，但是由于中国曾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现在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赡养这些老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遇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速下降，中国也面临债务问题。这些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对于中共来说，用科技来镇压公民和维护稳定，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控制无可逃避的民怨沸腾。当经济增速有10%的时候，粉饰太平是很容易的。当增速下降到3%甚至2%，裂痕就会显现。老话说的好，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

布鲁金斯学者梅瑟罗尔也指出，从科技角度来看，中共的监控能力会越来越强大，中国民众的自由和人权不容乐观。他说：“我还抱有希望，但是我觉得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些监控科技还不成熟，却已经无所不在并且非常强大。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只会越来越先进，有的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就不会改变了，但是人工智能只会越来越好，会给习近平的政权带来更好更新的技术。”

民主国家的应对

在书的最后两章，马凯讨论了中共对世界施加的影响力：一方面以商业和政治利益为要挟，强迫外国政府和企业按照中国的审查制度行事；另一方面，中共在海外招募人才，进行大量间谍活动，对他国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进行渗透；最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科技，包括监控和追踪技术，为其他的独裁政府大开方便之门。

马凯指出，中共善于利用民主制度的瑕疵和丑闻来进行宣传，这意味着民主国家如果要有力反击中共，必须首先洁身自好，修复自身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美国政府尤其如此，因为近年来关塔那摩虐囚和“棱镜门”等事件对美国政府的信誉造成负面影响。

他说：“在制定任何中国政策，或者对中国采取行动之前，应该先解决自身的问题，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再次成为民主的典范，恢复从前的荣耀。为什么中共可以攻击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呢？当然是因为他们害怕，因为过去很多年来，民主制度充满了吸引力和说服力，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做得并不好。所以这一届政府需要重建民主制度，投资民主制度，并且进行创新。中国正在对独裁制度进行数字化创新，我们也需要对民主进行创新。”

布鲁金斯学者梅瑟罗尔表示，可以从两个层面限制中共监控的能力。一是软件方面，要建立相关的规范，禁止在西方运营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数据；二是硬件方面，应该继续甚至进一步限制中国的芯片供应。他说：“在硬件方面，我们应该和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尽管中国的技术做得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做高端芯片的机器。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民主国家的联盟，禁止向中国出售制作芯片的机器，这样他们的技术就会落后，无法再升级现有的监控。”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