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大家谈: 孙大午集团遭“满门抄斩”，所犯何罪？

农民企业家、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等七名高管日前被正式逮捕，被控涉及非法集资、寻衅滋事及非法采矿等八项罪名。

去年11月，大午集团与一家国营农场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当局以寻衅滋事及破坏生产经营的罪名将孙大午和另外29名管理层带走，目前25人至今仍被羁押，包括孙大午妻子、儿子和儿媳等多名家人及公司全部高管。当地政府其后派了29个工作组接管了大午农牧集团。

孙大午曾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他创办民营医院和学校，喜好评议时事，且与北京诸多公共知识分子理念相近。

孙大午是怎样的一位企业家？大午集团所犯何罪，竟被“满门抄斩“？孙大午的遭遇是私企越界还是官方越权？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孙大午此番凶多吉少，他的被捕表明习近平在倒行逆施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

他说：“孙大午确实凶多吉少，从去年11月当局抓捕孙大午就故意搞出很大的响动，出动300警察，一气抓走二、三十人，包括孙大午的家人和大午集团的高管。而且是异地执法，同时还马上接管了孙大午的公司，查封冻结了全部资产。这本身就已经表明这次逮捕孙大午不是出自地方，而是高层。而这本身也表明当局是铁了心要把他办成个大案。从现在当局给孙大午安的八条罪名，这说明所谓大午集团和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只是个幌子，只是个借口。这说明当局对孙大午的不满是由来已久，这次就是要和孙大午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当然习近平也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民营企业，因为他也知道民营企业是下金蛋的母鸡，不能杀鸡取卵。习近平要消灭的是大午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要消灭的是孙大午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胡平认为，孙大午是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另外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非常深厚的社会关怀。

他说：“他认同宪政民主的理念，他本人就是个公知，是企业家中最出色的一个公知。另外他还办赔钱的学校、不挣钱的医院，他所创办的大午城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在现代化的今天，民间自治的典范。像孙大午这样民营企业家在江胡时代虽然也经常遇到麻烦，但毕竟还可以生存、还可以发展。只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就不能容忍了。比起马云，孙大午的知名度没有马云高，但是他体现的价值、意义并不比马云低，在我看来还要更高。这件事表明习近平在倒行逆施的路上已经走了有多远。”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孙大午案具有风向标意义，对中国其它的类似民营企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风向标的案件，我想就事论事来讲，其实中国的执法机构已经违反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它有很多种，其中包括他们对大午集团这些高管们采用的所谓的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又比较宽松地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七十条规定的非常清楚，执行地要在自己的居所，除了居无定所的流浪人员或者是逃犯可以在指定监视居住的执行地。只有三种情况，因为刑事诉讼法当时修改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争论。”

虞平说，过去公安机关经常使用“监视居住”任意拘押他们认为有社会危险的那些人。这个法在制定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争论，最后大家妥协的结果就是把对指定监视居住这些人限定为三种。

他说：“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还有一种是恐怖犯罪；另外一种就是有重大行贿、受贿嫌疑的人，才会有一个指定监视居住。但是大午集团这些人都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就法律来讲，对他们监视居住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背后的动机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采用任何其它的包括羁押、刑事拘留，这些都不能超过很长时间，只有监视居住可以达到6个月。现在当然已经接近6个月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做出批捕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首先就是非常违反法律的，就是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第二个，把这些关联的家庭、个人全部逮捕，是不是意味着对整个家族采取连锅端。我觉得这跟中国民营企业的性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风向标。现在大午企业做得这么大，地方上的这些官僚也好，中央的领导也好，他们对一些有重大影响或者有非常多资源的农民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确实感到有一种威胁。所以我觉得今天做出这样一个逮捕，把他的全家、把他整个企业的高管进行起诉，甚至于八项罪名的起诉，我觉得本身意味着一个风向标。我想未来类似的民营企业家或者说民营企业可能在这些方面真的需要担忧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孙大午二次被捕反映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整个大环境的变迁。

他说：“在胡温时代都能够比较缓和处理的事情，到了今天都变成没有生存的机会，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当然不是要全盘扼杀民营企业，也不是要打倒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他就是要你民营企业家闷声发大财，你不要有社会关怀，不要有公民意识，不要做那么多慈善事业，不要做那么多好事情，等于就是在和党争夺人心，所以党就绝不都能允许。所以它就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从孙大午案来看，在习近平治下中共不允许资源的控制权旁落他人手中，并以此来维持一种新的中国模式，即在政治上搞极权主义，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道路。他说，北京当局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公知这个人群，现在剩下的就是少数像孙大午一样的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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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