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些年,我被无端处死,我一定会期望我走之后能有人为我说句公道话,现在我还活着,所以我应该为别人说句公道话,不管我会因此得到什么后果。
我不能为所有的被无端处死的右派说话,我只能为我所收集到的屈死的右派说话。
一、我收集到的屈死右派名单,共33人。
屈死右派的几种情形。
1、死于处决,9人,
林昭、任大熊 、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
2、死于暴力,1人:
施于力;
3、死于病饿,8人:
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张行陶、林建荣;
4、死于自杀,13人:
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 鹏、孙贤义、黄茂兰
邵??、周去霞(?)、林生方(?)、许世华(?)、卢贤军、(?)冷 辛(?)。
死因不明,2人:
胡稼胎、吴兴华。 共33人。
其中,带(?)者存疑。
二、提供名单的人。
这里所列名单,均来自拙著《1957年之 燕园风雨》。一部分来自沈克琦、赵凯华所编《北大物理九十年》与《北大物理百年》,其他提供情况的个人有:沈克琦、陈奉孝、孙传仪、于 劭、张景中、郭定一、沈志庸、沈泽宜、王东华、张效政、王国乡、纪增善、俞庆水、刘国鼎、倪国熙、燕遁符、刘显生、博绳武、张 玲、邓荫珂、张元勋、张 耳、李廷栋、王雨田、钱辉育、王书瑶、武宜三(非北大、非右派)、王友琴(非右派)、孙志伟(北大,非右派)。
上列各位,是对《燕园风雨》全书年供名单的人,我不能单独列出提供死难者名单的人,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三、部分死难者的具体情况。
1、林国策
从北大九十年校庆开始,我们年级的同学就逢五必返校集会,可是每次都没有林国策的音讯。在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的校友会决心找到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非常热心的校友会,自然都是留在北大的同学主持其事,核心人物是朱生传。他们辗转经过几个月,十几个同学,方始找到他的下落,他果然已不在人世。
林国策先是受了劳动考察的处分,后来复学,并于1963年毕业于地球物理系,分配到西安“燃化部”的一个部门,工作出色。他这个人本就比较内向,当了右派之后,就更加孤僻,有些话就只能在日记中说。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他看形势不对,就焚烧日记,却被人看见了,以为在焚烧反动文件,于是就被批斗。他生的乐趣已经很少了,先是自杀一次,未遂,后来又跳楼,当时还没有死,送到医院检查,说没有问题,回来不久,就发现不行了,再送去还未及抢救,便命殒黄泉。前后不过六个小时。
他没有再给那些左派以批判他的机会。
2、刘智平
我在文中没有提到过刘智平,但是他却实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当了右派,在于家岭时期我们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医院看病时遇见了。64年我住在“车站”时,他去看我,他说,他发誓要把一本《英华辞典》背下来。
据已有文献记载,世界上背得英语单词最多的是英国前首相邱吉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认为他很笨,但是,后来他不但成了英国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者。据说,他能记下20万个英文单词。另一个记得英文单词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学者,他能背下一本词典,背的方法就是背会一页就撕掉一页,最后把一本词典全撕光了。
刘智平想成为世界第三人。
在这个时期,他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就是用“蒸发”的方法计算地球的年龄,在非饱和的空气中,水份是要蒸发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计算公式。宇宙大部份空间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蒸发,依此计算,地球的年龄大约是200亿年,这与其他方法计算的地球年龄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时候,一块玻璃碴子扎破了他的脚,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那块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装上火车运回清河农场的,――虽说是小儿麻痹病毒,可是对大人也毫不客气,很快他就下肢瘫痪,直到下腹部。卧床几个月,少进饮食。春节时,他只因吃了七个饺子,仅仅是七个饺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进行抢救,24小时即可丧命。由于他半身瘫痪,已属不治之症,所以医生也没有抢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还带着他那已经背完的半部辞典,长眠在经过天津的拉圾改造过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中。
3、张锡锟
张锡锟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他开头的运气要比我们好一些,他受的是“劳动考察”的处分,被分到某个纺织厂里。可能在那个纺织厂里监督劳动的人不多,党委又特别左,所以对他的管理监督特别严,他这个人充满朝气,个性十分活跃,自然难以忍受这种苛刻待遇,愤而回到成都老家自谋生路。
不过,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我们也一样,如果离开劳教农场),不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能安稳藏身,65年之后,阶级斗争的纲越拉越紧,他在成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就想跑到苏联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大错误。
当时往苏联跑的人我也听说过,大多结果不妙,具体情况不敢乱说。
张锡锟并没有跑成,跳到河中被捉了回来,回来之后被送到四川盐源劳改农场,判刑14年。75年9月,不明不白地被处决,没有判决书,也没有给家属通知,家属不知道任何他被枪毙的正当理由。
1979年改正的时候,张锡锟也没有得到改正。
我在化学系也还有一个同学,当时也划成了右派,也姓张。58年他先是被判了一年徒刑,释放后又牵扯进了一个更大的案子里,又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79年我改正之后,就到化学系去问他的事情。化学系的党总支说:“我们已经给他改正了,但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同时,因为他还判了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也给他平反了,就是找不到人。我回去找到他服刑的地点,告诉了化学系,不久他就给放了出来。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可是也怪,化学系对张锡锟另眼相看,却一直没有给改正。
一个右派是不是应该改正,唯一的根据是他在1957年的言行,不论他以前做过什么,还是他以后做过什么,都不能成为是否改正的依据。张锡锟在65年想跑到苏联去,并不影响他在1957年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为什么化学系偏偏不给他改正?
4、徐大钢
徐大钢是最早一个离开我们的,他的孩子现在也已经快70岁了吧,他的父亲是为了自由而死的,他能正确对待他父亲的死吗?
5、6、7、陈洪生、张行陶、林建荣
这三个人是已经都死了。他们都还很年轻,都是热情、诚实、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富有进取精神,他们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凌云壮志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学习的,谁知道,壮志未酬,却都在1960年长眠在荒凉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里。不论怎样的哀思都不能使他们起死回生,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是怎样的悲痛。他们没能活到给右派改正这一天,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给国家做许多贡献。
陈洪生江苏人,生长在农村,北大历史系,张行陶也是江苏人;林建荣是广东人,也都来自农村,都是劳动教养,而且还同我在一个小队,后两人是清华大学的,因为学的是“工”,在五八年大跃进来了之后,他们都设计了农业机械,被调到另外的分场去了,后来就都饿死在那里。
8、刘奇弟
刘奇弟早已经就离开人世了。他的身体本就不好,是死于病和饿。所有能向我提供情况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向我说明他是在何年何月因何病死于何地的。
一个人有气有质,所谓气质。气、质相当,人活得正常;气胜于质,必然夭寿;质胜于气,必然愚钝。王信忠与刘奇弟可说都是气胜于质,他们的身体不堪精神压力之重负,终于不能支持他们为之奋斗的艰难事业。这个道理,在《黄帝内经》与阴阳五行学说中有所论述,我记不得出处,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说。大意差不多吧。
8、任大熊(兼王信忠和陶懋颀)
这三位先生都已谢世,他们当时又都是数学系的助教,所以放到一起写,但后两人不是死难者。
任大熊与陶懋颀两位先生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我当右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任大熊与王信忠两先生还都辅导过我的数学,陶懋颀先生是后来张景中介绍我认识的。
任大熊先生性情刚烈,不然他也不会起意与陶懋颀一起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后来虽然没有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可他还是宁折不弯,听陶先生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不屈,受迫害而死,详细情况陶先生也不甚清楚。
我后来终于知道了一点情况,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被关在北京的某一个监狱里,到那时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已是一件非常过份的事情。更为过份的是,后来“造反派”进驻监狱,进行审查,就发现了任大熊,查他的档案,发现他节译了赫鲁晓夫的“密秘报告”,就说,像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留着,就判了死刑,在执刑的时候,被割断了喉管。他被割断喉管,说明他曾有过激烈地反抗,令造反派们感到恐惧,他牺牲得很壮烈,再详细的情形,就没有人知道了。
2007年我得到一份网上传来的帖子,说任大熊是在大同,因为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被处决的。那里面说,他在1960年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被判无期;1967年又参加了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反革命组织”,并担任组长,说是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于1970年3月28日,被解放军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核准的上级机关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没有检察院,也没有法院。同案犯共有23人,立即处决的有13人。
四、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可以安息的,虽然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还远没有实现,他们还是为之奋斗过了。他们仰不愧于苍天,俯有情于后土,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
这些曾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贡献的人,为什么死得那么早!为什么死得那么惨!他们何罪!
我们不应该深深地怀念他们吗!
春风秋雨,花落花开,物换星移,人寿几何?现在就是最年轻的右派,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还会有更多的右派不断追随他们而去。
我祝愿他们不平的灵魂得到超渡,
我祈祷他们不屈的灵魂早日升天。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可以安息的,虽然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还远没有实现,他们还是为之奋斗过了。
~~完~~ 2021·5·6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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