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将于9月12日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然而，这次选举发生了被当地媒体形容为“澳门选举史最大规模‘DQ’”，七张直选参选名单合共23人被撤销参选资格，“DQ”这代表“撤销资格”的英语简写本来只应用于香港政治之上，如今正式被推广至适用于澳门。
澳门立法会选举委员会主席，特区中级法院法官唐晓峰公布，其中六组人“有事实证明”他们“不拥护澳门《基本法》”和“不效忠澳门特区”。同样的事情已在香港发生过，在澳门却是首次。
选管会最初拒绝公布具体名单数天后，最终公示有五张名单不被接纳参选，被认为属于民主派的三张名单证实全部受波及，“封杀民主派”似乎成为事实。
遇事参选人和分析人士均认同澳门发生DQ事件与近年香港局势不无关系，但规模之大与速度之快，让无数人震惊不已。自觉在北京面前很“顺服”的澳门似乎要重新思考“爱国爱澳”的定义。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博士认为，这次DQ行动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也不是澳门本身的问题。他推测这次事情是由北京主导。
澳门资深时事评论员黄东认为，DQ事件让行政长官贺一诚本来因及时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新冠病毒）而获提升的民望受挫。
澳门选举当局给出了什么理由？
澳门“自由阵营”过去两届选举在33人的立法会中维持三至四席。
今年选举产生的将是澳门第七届立法会，全会33个议席中，14席以不分区直选形式产生，12席分五个利益团体组别间接选举产生，余下七席由行政长官委任。
在澳门《结社权规范法律》下，居民可组织“政治团体”，也就是实际上的政党，但从未有团体组织政党参加直选，而是以“提名委员会”名义参选，不过背后一般有社团支持。传统上，参选组别即提名委员会的名字，与其代表社团并不相同。
选管会主席唐晓峰法官星期五（7月9日）公布，今年获确认的19张直选名单与五张间选名单经审查后，发现有一组的两名候选人“并非选民”；有六组共21人“经事实证明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即共23名人士没有被选资格。
“反不拥护”条文是在2016年12月写进《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制度法》内，成为“无被选资格”的理由之一。此前香港发生了立法会选举“参选确认书”风波，有“港独”派参选人被裁定提名无效，继而又发生了就职宣誓风波，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对香港《基本法》释法，和相关联的褫夺议员资格事件。
澳门的这条“不拥护”条文在2021年此次选举首次被引用，唐晓峰法官只证实是根据澳门特区保安司提供的警方资料进行审查，得出此结果，但他以“因应后续可能涉及提起行政和司法程序，以及各参选人的私隐问题”拒绝说明细节。
几经追问下，唐晓峰法官说，选管会注意到6月3日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驳回民主派拟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判决中，肯定了澳门《基本法》与中国《宪法》所确定的澳门宪制制度及其相关体制，因此作为监督选举机关，有责任跟进及处理有关参选人资格问题。但他依然没有点名这与哪一位参选人有关。
星期一（12日）傍晚，唐晓峰法官再次召开记者会说，“爱国者治澳”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参选人必须真诚拥护澳门《基本法》，而拥护《基本法》就必须拥护中国《宪法》，根据2018年3月《宪法》修订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资格的新依据。任何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主权行为，参与“反中乱澳”活动，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恶意攻击抹黑全国人大立法、决定等，均无参选资格。
至于是否具备追溯期，唐晓峰法官说“时间上，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按照《宪法》作为澳门根本的法律，参选人必须拥护《宪法》，必须拥护《基本法》，以及明确表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有关共产党的一些抨击，一些意图推翻的说话、行为，都足以构成‘不真诚拥护’。”
唐晓峰法官的这篇发言马上被澳门媒体总结为“爱国七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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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DQ参选人事件引来了哪些反应？
消息震惊澳门舆论圈。黄东对BBC中文记者说：“某些候选人其实也估计到会有这情况，但如此大规模DQ，真是没有估计到会那么严重，甚至比香港还厉害。”
黄东形容，DQ消息公布当晚走到街上，“突然间已经觉得这座城市很陌生，跟我一样感受的朋友和市民并非少数”。
他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据论尽媒体报道，星期一致电官营澳广视（TDM）澳门电台中文台论政节目的听众几乎一面倒的不满选管会大规模取消候选人资格。一位张先生说：“澳门那么乖，乖到这个程度了，都还要这样做？大家都很不安。”
澳门律师公会会长华年达（Jorge Neto Valente）也对TDM澳门电台葡文台表达了震惊。这位资深葡籍律师认为，当局想要打击支持普选的参选人，有违澳门《基本法》以至于中国《宪法》所允许的表达自由。
到星期二（13日），选管会正式公示有五张名单不被接纳参选，包括“民主昌澳门”、“学社前进”、“新澳门进步协会”、“澳门全胜”和“博彩新澳门”。
其中，“民主昌澳门”、“学社前进”和“新澳门进步协会”的参选人多为老牌政团新澳门学社的现任或前任成员，包括不再排在名单首位参选，被视为要退下火线的资深议员吴国昌，和在2017年首度当选的议员苏嘉豪。“澳门全胜”的领头参选人是自称“政治素人”的罗全胜，“博彩新澳门”则由赌场职工工会领袖周锈芳带头。
2017年首次当选的苏嘉豪成为今次DQ事件的目标之一。
民主派扩大“开放阵营”中，只有代表土生葡人与公务员利益的资深议员高天赐（José Pereira Coutinho）幸免于难。他一直没有就DQ事件公开表态。
选管会公示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国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澳门中联办）与澳门特区政府在傍晚接连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选管会的决定。其中，港澳办称DQ决定“彰显了法治的公正和威严，维护了选举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维护了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全合法、必要和正当，体现了严格依法履职的责任担当”。
在“民主昌澳门”名单排名第二的吴国昌上网展示选管会提供的卷宗内，其中一张被引用为证据的照片。内容是2019年8月3日，吴国昌与香港民主党时任主席胡志伟会面，警方批注形容胡志伟是“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要员”。
吴国昌的多年搭档，今年选择不再参选的现任议员区锦新，在DQ消息刚公布后上网发文说：“作为民主派，一定是最拥护基本法的。即使基本法写得粗疏，对人权保障石不足，对民主政制规划不够，但作为澳门的小宪法，有着极为重要的法律权威，而基本法正是澳门民主派赖以生存的空间。”
“民主派拥护基本法，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竟然以其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特区为由DQ，简直是荒谬绝伦。当然，看到过去两年香港所发生的事，尤其是最近几个月的荒诞，再荒谬都可以视为意料之内。”
按照选管会宣布，星期一是受影响名单更换候选人的期限，他们也可以提起司法上诉。“民主昌澳门”、“学社前进”和“新澳门进步协会”三组民主派名单候选人表明“问心无愧”，到选管会索取选管会决议文件研究下一步行动，不排除上诉至澳门特区终审法院。
澳门《力报》报道，工会人士李少坤带领的“澳门公义”团队到选管会提出异议时，李少坤身穿一件写有“中央利剑直指濠江，当世青天铡斩贪官”对联的汗衫，向记者申诉自己“爱国爱澳”，并声称有“幕后黑手”使其失去参选资格。这张名单删掉两位无被选资格人士之后，获选管会接纳，继续参选。
黄东评论说：“政府的解释完全不透明，黑箱作业，到今天为止都还是说：‘我们依法这样做，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却拿不出任何东西跟外界交代。也就是说龙门任你搬，红线随你划。”
余永逸博士对BBC中文记者说：“你DQ一、两个人还能找到很实质的例子去说某某做了些甚么，六组人那么多，你真得想一个很好的包装，能包罗各组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断定这些行为都是错的。”
民主派参选名单被全数DQ引起舆论担忧澳门立法会变成“一言堂”。
澳门知名左派报章《新华澳报》社长兼总编辑林昶星期一在其专栏中说：“法律界和据大多数‘澳人’都对此持正面态度，并表达尊重选管会依法作出的审查决定。”
“这既是防范和化解未来澳门选举风险的迫切现实需要，也是落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不断‘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的切实举措。具体而言，就是注意防范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的负面影响，防止澳门本地反对势力把‘反中乱港’模式复制过来，将那些披着爱国者外衣的‘潜伏者’‘伪装者’一一剔除出去，把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的正义作为。当然，也是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借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经验做法，不断完善澳门本地选举制度的具体表现。”
澳门DQ事件前夕发生了什么事？
余永逸博士说，这次立法会选举DQ事件“不是无迹可寻，只是想不到那么快发生”。
就在DQ事件发生前的星期天（4日），澳门“理论界”召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爱国者爱澳”研讨会。余永逸说，“很凑巧，有人很明确的说了何谓‘爱国者’，而那些人要做些什么才有资格在政府里当领导、主管”。
余永逸显得大惑不解。他对BBC中文记者说：“没有人会说现在在‘治澳’的那帮人不爱国的嘛！就算有个别人士比较顽皮，整体而言澳门社会都是‘爱国者治澳’的啊！”
长久以来，有关澳门社会、政治的描述总离不开发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的“12·3事件”，澳门华人领袖与中共广东革命执政当局成功迫使澳葡总督签署“认罪书”，澳门自此被形容为“半个解放区”，“爱国”商贾实际上主宰澳门政治与社会发展。最近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官方媒体才高调回顾过已故澳门富商马万祺与中共的“深厚情谊”。
即便是10年前，前任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者余振、娄胜华与陈卓华发表《澳门华人政治文化纵向研究》一书也曾说：“澳门学校一向强调爱国教育，其显著成果明显地反映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上，如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对‘爱澳门’教育似乎力度不足。”这意味着当前处于青壮年的澳门人，“爱国”比“爱澳”更甚。
2014年“反离补”抗议是澳门近年少见之大规模反政府群众运动。
在这场澳门理论界研讨会上，澳门大学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高级导师江华博士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管治权自然应当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中，澳门特区坚持“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是“天经地义”。
江华说：“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一套基本的政治制度，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的底线就是你不能去试图破坏、颠覆这个制度，不能反对、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至少要做到尊重跟接受。”
“有的就是被认定为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的人士呢，他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国者，那么你凭什么认定我不是爱国者？那么这个爱国者的标准呢，确实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把它法律化，明确化的。”
2021年5月，香港立法会通过旨在修订公职人员宣誓规定的《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 》，其中在香港特区法律第一章《释义及通则条例》中明文规定何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并列出六項“正面清單”及九項“負面清單”。江华此言是似乎有着要澳门跟上香港的意味。
研讨会翌日，《新华澳报》社长林昶在其专栏中称，“实际上，在已经向立法会选管会递交参选人的名单中，就有其中个别人士不符邓中华和罗永纲提出的标准条件的”，他继而不点名指控有候选人“公开鼓吹‘澳独’、‘台独’、‘藏独’和‘疆独’”，“与国际‘法轮功’组织沆瀣一气，在本澳搞什么‘传递人权圣火’闹剧，企图借此冲击北京奥运”，“曾经与黄之锋等‘反中乱港’分子过从甚密，并参与了其举行的一些活动”。
邓中华提出了实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六项要求。
这又把事情推回去十多天前。6月18日，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官方智库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澳门举行2021年年会学术研讨会。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致辞说，实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关键要坚持爱国者标准，确保选出真正的爱国者。
邓中华继而列出了六项要求：
- 真心尊重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歪曲、挑战、破坏、谋求改变国家的这一根本制度
- 真心尊重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绝不作出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破坏基本法在港澳有效实施的行为
- 真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并行使主权，绝不作出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破坏《基本法》在港澳有效实施的行为
- 真心维护祖国统一，绝不宣扬、支持、参与“港独”、“台独”等分裂国家的活动，并自觉与“港独”等任何分裂势力作坚决斗争
- 真心支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绝不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连，绝不支持、参与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 真正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绝不离间港澳与内地的关系，阻碍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破坏港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邓中华说：“只有达到这些要求，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够成为香港、澳门的治理者。”
紧接，轮到澳门中联办副主任罗永纲提出他对“真正的爱国者”的六点要求：
- 尊重和维护《宪法》，拥护澳门《基本法》，必须始终尊重《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切实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 尊重和维护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必须准确理解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切实尊重和维护宪法、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
- 尊重和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必须维护基本法确定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 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必须与政府同心同德，善意建言献策，积极支持政府依法履职，推行改革，破解难题
- 维护澳门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澳门社会和谐稳定，有事多商量，善意处理各种矛盾，坚决防范和反对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
- 关心澳门民生福祉，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善意关切住房、医疗、交通等民生事宜，与政府同心协力，真正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澳门美好家园的忠诚建设者
邓中华与罗永纲提出的要求并非前所未见，但就成为了林昶所引据质疑个别候选人并非爱国者的理由。
2019年12月：澳门民主派议员区锦新谈“爱国爱澳”为何难以复制成“爱国爱港”。
研讨会举行之前，吴国昌与区锦新均为理事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一如既往申办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2周年烛光晚会，结果连续第二年被禁止。分别在于，2020年是治安警察局引用新冠病毒防疫規定禁止集會，2021年則是引用《刑法典》、《行政程序法典》与1989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指控集会涉及煽动颠覆政权，推翻宪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挑衅和诽谤中央政府等理由禁止。这最终引申出选管会主席唐晓峰法官所引据的终审法院判决。
把时间线再往前推，2018年10月，澳门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别于2020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颁布《香港国安法》后设立的相同组织，澳门国安委因在本地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基础下设立，澳门中联办等北京驻澳机构并未参与其中。
澳门国安委成立后，2020年1月，“修改司法警察局”法案通过，同年10月生效。在此法案下，澳门司法警察局设立保安厅，下设四个国家安全警察部门，并授权司警采用任何形式查阅民事及刑事身份资料，不受个人资料保护办公室的隱私保障監督。司警局又将逐年扩编人手，且在“例外情況”下，行政長官可不跟从澳门大多数公务员招考均会公示之规定，颁令豁免公布司警特定工作人员之招考结果。这部法案因此被民主派批评为“秘密警察法案”，并质疑日后是否会有中国大陆人员赴澳出任司警国安部门的秘密职位。
2017年8月天鸽风灾之后，2020年澳门制定内含“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秩序及安宁罪”（谣言罪）的《民防纲要法》，与同年修法在司法警察局内建立国安部门，均引发政府意图限制公民权利的争议。
2021年4月，保安司司长黄少泽会见澳门媒体记者时说，香港此前出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风波，冲击国家安全，澳门保安当局要整体考虑在立法会选举期间的一切安全形势，会否因香港令澳门出现异常情况，而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对澳门是启示、学习与借镜，但澳门在选举上未有打算效法香港。
言犹在耳，7月便发生了DQ事件。黄少泽以保安司没有选举职权为由，也拒绝透露向选管会提供资料的细节，只称所有资料都是合法取得。
黄东则认为，更远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崔世安担任行政长官任内，2014年5月所发生的反对离职高官补偿制度立法的“反离补示威”，和2016年5月因半官方澳门基金会向崔世安身兼校董的广州暨南大学捐款1亿元人民币引发的“回水一亿”游行。这两件澳门社会事件之间，发生了香港雨伞运动，让澳门当局更感紧张。
黄东对BBC中文记者说：“我接触过个别建制派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都无法理解（DQ候选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派别有足够能力当选，犯不着用如此极端的手段给他们拉票。”
“从前他们还可以说：‘我们是通过竞争去赢的。’如今稍微的竞争都没有，‘躺着也当选’，你的社会认受性不就低很多吗？”
澳门DQ事件带来了什么启示？
区锦新在Facebook上形容，澳门立法会选管会这次大规模DQ是个“壮举”，“超额完成了‘爱国者治澳’——香港还想有一些民主派来点缀下，澳门连点缀都不要”。苏嘉豪星期六（10日）在民主派参选人联合记者会上说，要是澳门特区政府一意孤行，澳门社会与议会将走向“一言堂”，澳门的公共利益将“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余永逸认为这起DQ事件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全面管治”将要登陆澳门，但短期来看可能是“建制派”的重新定义。
余永逸认为DQ事件或意味着澳门建制派组成将发生改变。
余永逸对BBC中文记者说：“这次DQ只不过是类近于香港，把所谓传统的反对阵营撇除于体制外。可既有的建制派又有什么角色呢？会否有新人加入？而这些新人又会否变成建制派的主轴，现有的建制派变成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呢？”
“中国内地发生了一些问题，似乎跟澳门特区既有的建制派有一定冲突。我会这样去看这件事情。”
余永逸的同事，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杨鸣宇投稿香港《明报》指出：“澳门立法会在澳门社会素来被戏称为‘垃圾会’，可见对其的认同不高。如果连有限的不同声音也失去，将会进一步打击立法会甚至澳门政府的合法性，这样的‘新常态’并非好事。”
杨鸣宇写道：“澳门政府在回应性和问责性上一直为市民诟病，尤其是自新冠疫情爆发后，澳门经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市民都期望政府能够专注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如前述非建制议员并不能对政府政策的通过与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们的意见却能帮助相关政府部门认识、了解政策的不足和市民的偏好，对施政事实上的帮助是‘一言堂’无法比拟的。”
据香港众新闻报道，澳门的最新事态发展让香港民主党党员对12月立法会选举形势更见灰心。香港资深记者与政论节目主持人区嘉麟也在博客撰文说：“由澳门到香港，大家应该终于明白。全面操控、抓权成瘾、DQ也成瘾。无论你有多听话，结局都是一样；无论有无激烈对抗，剧本早已写好。”
“你不用回看两年来香港风起云涌，只需留意内地人权自由的急剧衰败、战狼嚎号的狂傲自信，你就知道，港澳都不能幸免。不管你已经半跪地上，或是你曾激烈反抗，一样要连根拔起，你被划作敌人，你成为斗争对象，再无资格享有正常权利。”
黄东也悲观地认为要警惕极左思潮推动“爱国者治澳”的风气，让澳门演变成葡萄牙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极权结合文革式统治。
黄东对BBC中文记者说：“文明的事物，法治的事物，精神上的事物，完全跟不上世界，脱节，反方向的向极端走，这是这座城市最让人担心的事情。”
“香港已经没了，澳门这样也要给摁死了，那整个大中华地区还有什么希望？”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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