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社会进步指数”勾勒出的国情：中国特色极权社会的数字画像

【编者按】王庆民先生撰写的同名报告，发表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网站上，链接如下：https://chinademocrat.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6&id=239 此处时该报告的介绍。虽然是2020年的报告，但是由于中国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所以该报告对于今天的价值并未减退。

   2020年9月10日，由众多学者和机构参与统计分析和撰写、非政府组织“社会进步势在必行（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发布的2020年世界各国“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 (以下简称SPI) ）”揭晓，中国以66.12分排名第100位，位于163个上榜国家和地区的中下游。本次发布的SPI排名得到了众多媒体以及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

该指数涵盖医疗卫生、水电供应、社会治安、教育事业、网络通信、环境保护、政治权利、公民自由、社会平等、妇女权利等各重要领域，既全面的反映了一个国家整体的社会进步/落后程度，又透视出这些分支领域各自的发展水准，在评述全局的同时可贵的展示了其不同侧面。

SPI用三个维度、12个分项、50个指标，勾勒出了中国特色专制极权社会的数字画像。这幅画像既有闪亮的光斑，也有幽暗的黑洞，更多的则是晦暗难明、间有明亮的灰色图景。

SPI在这50个指标之外，还列出了中国人均GDP及排名。SPI的50个指标本身是排除了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等直接的经济指标的。但SPI中许多数据的高低，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却与经济问题密不可分。

就中国的经济而言，至少部分地区、核心地带是繁荣的；而个人收入方面，中上阶层也是富裕的，改革开放的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谈今年才发生的新冠疫情，和印度、拉美、非洲等地相比，中国的确是发展中国家中最良好的经济体之一。

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丧失、民主法治的荡然无存、社会不公的日益加剧。仅仅就经济和收入分配本身，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

至于为何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此产生显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就和中国特色的极权统治分不开了。它有着世界上最严厉的管制系统（如果还有可比的只有朝鲜），一切集体行动都在政权的控制或禁制之下，国民没有起码的结社、游行的权利和现实可能性。对于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人士，他们不惜以铁腕手段予以抓捕，处以长短不一的、形式多样的监禁，并千方百计阻止相关人士的串联和组织化。通过将民众原子化，高度组织化的政权对分散的民众形成了压倒性的统治优势，并辅以分化瓦解等手段，实现了“以少制多”的专制统治。

它还利用信息技术，极大的延伸了统治的触角、细化了统治的结构、强化了统治的力度，让   一切苦难与愤恨被挤压在小范围乃至私人的、个体生活之中，不能够正常的爆发出来。无孔不入的大数据监控，让组织化的集体政治抗争完全不可能出现。这使得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再严重，也不能以激烈的、规模化的、现实性的反抗、对抗方式呈现出来。相反，无处不在的维稳系统，让中国社会看起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宁静祥和、欣欣向荣。

中共成功实现了极权统治的“长治久安”，不仅依靠信息技术和高压稳控，更在于实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高度激励型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各阶层只要能够为这个不公平的统治机体做出贡献（无论是何种方式、受益者是谁），就能占据相对优越的位置，获得与个人“实力”相当的回报。这就使得有一定身份地位、金钱、人脉、学历、视野等条件和能力的人，在这个社会中过得并不差，虽然受权贵压迫，却还能享受更加弱势者以低廉价格提供的生产与服务，并在生活中的各层面凌驾于后者之上、在与后者的各种竞争和冲突中占得优势。

因此，中国社会的精英与中产阶层，普遍并不怎么厌恶当下的制度，甚至还乐于维持不公平不自由的现状，以免更弱势者获得和自己相同的地位与权利。有了这起码两亿位于权贵之下、弱民之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成员（及其子女）的支持或默认，中共政权的统治就很稳固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远较比他们人数更多的弱势民众有进行反抗、参与变革的各种资源。他们安于现状，那潜在的反抗力量必然大大削弱。仅靠下层的弱势民众，是不足以威胁到权贵集团统治的。

轻忽中共吸纳各行各业“能人”的能力，无视丛林社会“自发”的稳定性，是西方和中国自由派屡屡误判“中共即将倒台”、“中国即将崩溃”的最主要原因。同样，这种社达化的发展模式与丛林式社会结构，也是中国特色极权得以长存并相当稳固的根本原因。

教育、医疗、居住、养老、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量与质的水平，以及对以上资源的差异化分配，则是中共政权维系统治的重要基础。中共政权通过高强度的激励机制，让人民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任用技术官僚，极大的促进了物质总量的相对丰富和部分领域与区域的繁荣。

    但这种丰富与繁荣显然是不均衡的、受益程度有巨大差异的，整体水平也并不很高。不过，差异化的资源分配让少数人获得了大多数资源，反而促使这些人维护特殊化利益，进而捍卫现行体制、忠于中共政权。这种“中体西用”的经济政治模式，使中式的极权制度与等级文化有了西式的经济技术加持，物质更充分、激励更丰厚，极大的巩固了统治的基础。

这种利用实际利益维系统治的方式，远比毛时代通过洗脑和政治狂热更能长久的、牢固的保障既得利益者对政权的忠诚。再狂热的政治浪潮都终将冷淡下来，但对利益的追求则可保持终身并世代相传。尤其在物质相对短缺的社会中，人们更会为有限的资源而拼命相争。

而在经济社会取得有限发展的中国，人们既面临物质及服务短缺与劣质，又有获取优质资源的可能性，恰好可以极大激发人们为现实利益而不顾一切的热情。这为中国特色专制政权的延续提供了很“适宜”的条件。中共政权将“中体”和“西用”都发挥到极致，让这个封建顽固政权焕发出青春般的朝气，让人们感觉一切不公不义都能万世长存。

简单的讲中国人“幸福”还是“不幸”，中国是在“崛起”还是“衰落”，都是有失偏颇、以偏概全的。中国的繁荣受益的只有一部分人，而体制的受害者同样也只有一部分人。不同群体在中国有不同的生活境况，也对中国现行体制和社会有着不同的感知。中国不同领域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水平和变动轨迹，有些的确优越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而还有的方面就落后于世界平均甚至垫底。

    但国内外许多人士，都往往只从某些人群、某一方面的角度评判中国，自然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了。没有对中国正确的认知，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的改变中国。SPI很可贵的一点，就是相对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复杂的社会样貌，让人们能够以更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中国。

当然，中国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并不代表中国不应该做出根本的改变。相反，这正反映了实现变革的必要性。因为，那一部分相对幸福的人的幸福，正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为前提的，这使得许多人的“幸福”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但如今，中上阶层都在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并无动力推动变革。而弱势民众虽处于受害境地，但对变革却有心无力。何况，在如今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供给远比古代和近代充足、基本医疗服务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底层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容易苟活下去。面对大数据下的高压管控，没有反抗路径、不可能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弱势民众，只能如动物一般在满足温饱与“奶头乐”中浑浑噩噩的活着与死去。

    这样的“繁荣”是不值得捍卫的，这样的“稳定”也是不应该继续的。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富裕、平等下的社会和谐、普选基础上的民主、以权力制衡为前提的法治。

我们还要警惕中国在女权、LGBT权益等领域明显的倒退趋势。制度上“离婚冷静期”的设定与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都在反映着中国女性处境的越发恶劣。“上海骄傲节”的取消也意味着LGBT群体活动受到进一步限缩。

    在通讯与互联网领域，中国正在构建密不透风的大数据极权，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强力的社会控制。信息化社会极度拉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方与民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信息差距、影响力差距，使得前者对后者形成了“降维打击”的压倒性优势，让管制变得密不透风和得心应手，受管制者则几乎毫无反抗的余地、丧失了反制和周旋的可能性。像历史上国内外暴力革命乃至农民起义那种遍地烽火的局面，已不可能在政权无孔不入、军警无所不能的信息时代再现。

中共及其他一些国家独裁政权利用互联网对民众的严密管控，与西方国家饱受假新闻等互联网无秩序的伤害，共同构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由信息化带来的人权危机。这一危机仅靠技术无法解决（危机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技术爆炸而引发），需要制度、文化教育、国际合作等诸多手段，才可能将这不是核武胜似核武的人类新危机解除，将互联网和大数据“关在安全与理性的笼子里”。

SPI数据清晰的指明了中国最落后保守的，就在于政治制度和个人权利。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刨根究底后都指向了政治。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文化、社会等范畴的种种问题就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条件。经济模式、收入分配、科技应用、社会管理、司法公正、社情民风、民族宗教、对外关系……这一切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趋向合情合理、文明进步。

反过来说，如今以上各领域存在的问题，都是由于专制的政治所造成或拖累。政治专制则意味着权力垄断，掌权的人可以肆意妄为，将一切操控起来，任其生杀予夺。民主政治就是打破权力垄断，让权力最大限度的受到制约并服务于公民权利；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一切丑恶都掩埋在黑暗里，恶人就可毫无顾忌的作恶。当一切都透明化，有了舆论的监督与公民的呐喊，罪行将曝光于光天化日，被谴责、制止、追责，继而震慑其他试图为恶者，实现社会相对的文明与良善。

     

当下的中国是复杂的，但也是清晰的。它的核心问题是不公不义，关键缺陷在于政治与公民权问题，物质基础不差可是分配不均，不乏激励与机遇却导向丛林秩序，科技发达但用于歧途。SPI关于中国的宝贵数字画像，让人们更好的认识了祖国的现实。在明晰事实的基础上，才会有切合实际改变中国的蓝图、恰如其分的变革实践。

希望未来有一天，国人在SPI和各种权威指数中看到的不再是恶劣的极权政治、腐败的司法体制、归零的公民权利、悬殊的频繁差距、残酷的丛林主义，而是发达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法治体系、强健的公民社会、普惠的经济成长、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国人民也能够摆脱专制的枷锁，赢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