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说法，这是自邓小平提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之后的重大转向。习近平提出为了达致共同富裕，要利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能实现中国的共同富裕吗?在企业与个人掏钱捐出善款后，又要如何确保捐款被公平使用?本台记者唐家婕邀请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及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编审、旅美政论学者邓聿文进行讨论。
“三次分配”能实现中国“共同富裕”吗?
记者: 两位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月17日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时强调，要促进“共同富裕”，做法上则提到“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官媒上随后也有解读，一次分配主要透过市场、二次分配透过政府的税收、社保，那三次分配是“道德力量影响下的自愿公益捐赠”来调节社会财富。“三次分配”能实现中国的“共同富裕”吗?先请教邓先生。
邓聿文: 肯定实现不了的。一次(分配)是根本、二次(分配)是辅助、三次(分配)就更是辅助手段。以中国的贫穷人口之多，2019年李克强讲过还有六亿人平均月收入是一千元，这六亿人要从每月一千元收入上升到两千块钱，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要在一次分配领域进行调整，也就是收入水平要提高。中国贫困人口太多，政府没有这个财力把所有人都包下来。所以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其实是在一次分配。
记者：程晓农先生，您怎么看用“ 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呢?
程晓农: 这个问题要看用什么手段。所谓三次分配，是要让有一定财力的人多支持社会的公益活动。公益活动本来在中国就存在，但这是一种自愿的活动，不能是强迫的。 中国也做过强迫的捐赠，比如针对水灾、地震，地方政府会下令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员从工资里拿出一定的比例，给红十字会。这种基本上讲还算是偶然的政策。
现在中共讲的三次分配是作为政策提出来，这产生一个问题，政策到底是强制性还是自愿性的?现在看到的是中共正在让大的私营企业拿钱出来。如果不是用政府手段的话，用不着提这些口号。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三次分配”
记者：邓先生，您同不同意所谓三次分配更像是政府强制主导的财富分配呢? 还是说也有靠个人的“道德力量”呢?
邓聿文: 两个都会有，一方面是靠个人力量，另一方面是靠政府的软性强制，不是硬性强制。所谓软性强制就是中国各种各样的暗示手段，因为在中国政府为大，不听政府的话，后果很严重，政府当然不会讲说张三你今天给我捐多少钱，但他会用一些暗示的手段。 另一方面，企业自己也会着墨，共产党提出共同富裕，企业就闻到这个苗头了，自己就会去捐赠。
中国富人很多，无论是财富五百强、中国富人榜整体的水平都超过了美国。他们有钱，但中国富人有个特点，第一吝啬，第二负债很多。
假人民之名 劫富济“政”
记者：两位都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个三次分配上有扮演强制的角色，那为什么习近平会在这时候提出这样的概念呢?
程晓农: 用意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政府没钱了，政府缺钱就开始动这个脑筋。我不叫它劫富济贫，叫它劫富济“政”吧，也就是政府用人民的名义跟企业富人来拿钱 。反正人民在中国是虚拟的，人民不能过问司法、不能过问政务，什么都不能过问，人民就是假的。以人民的名义其实就是以政府的名义。
邓聿文: 对习近平来说，他认为解决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至少到2050年，中共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目标。
(提出共同富裕)根本还是因为共产党要解决所谓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无非就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是穷人这一块，牺牲一点富人，从终极目标上来说是值得的。何况富人富裕后，在西方都是反馈社会，中国没有这种道德精神，过去曾有过，但后来就被破坏了，所以利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培养企业家把财富拿出来。
如何确保善款公平使用?
记者: 我们确实也都看到了中国企业对中共官方的 “悟性”，习近平语音刚落，最近股价大跌的腾讯18日马上宣布用500亿人民币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上个月，小米、美团、拼多多这些受中共科技监管所苦的企业也都拿出巨额的慈善捐蹭。我想请问两位，这些钱捐出来了以后，要怎么确保这些慈善捐款得到公平的使用?
邓聿文：中国NGO的公信力不足，有些企业可能会自己设立平台，但我想这部份最后还是政府去运作，由政府来统筹安排。即使企业不把钱交到政府手上，也可能会在如何分配资金的做法这方面，听政府的意见。我认为政府一定会介入这一块。
记者：听起来对于人民能否监督善款的分配还是比较悲观的，程老师您认为呢?
程晓农：如果政府用强制性手段，实际上政府是要把钱拿到自己手里，等于像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就叫做有钱人税，也就是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再给你加一个税，就像是我定期向你要钱，要了以后你不许问。反正在政府手里头，怎么花是保密的，你也没办法监督。
记者：谢谢二位参加讨论。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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