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期还会饿死人？有人会说“这是造谣吧”，千真万确不是造谣，不但和平时期人会缺粮食，猪牛马羊也会缺饲料；不但和平时期会饿死人，还会饿死猪牛驴。
官方正式公开的数据显示：
“1960、1961这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还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有些地区，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对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饲料粮、种籽粮也未留够。特别是由于饲料粮的短缺，牲畜死亡比较严重。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看到没有，猪因此减少的至少有7000多万头，对于人被饿死而言，猪被饿死仅仅是次生灾害而已。
再看看历史上风调雨顺的这几年，“强国”的粮食生产是如何计划和实际实施的：
一
查当年的公开数据和官方记载，说1958年夏季粮食收获很好，秋季也是风调雨顺，粮食生产计划目标也定得很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建设社会主义推向了“高潮”的高度，8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到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农业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到8500亿斤(注：摘自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两同志《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本文其它数据均有正式出处，不一一注明)。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为1300斤左右。
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高潮。到9月底，全国农村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外，已基本上实现公社化。这种超越客观实际的变革，助长了瞎指挥和“共产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过多地搞义务劳动、强制大炼钢铁，把生产队甚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集体化，大锅饭，磨洋工，大食堂，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损害。
如此“人民公社化”的结果：“经过核实，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人均每天1.6斤，勉强不饿死人，实际这个数字有很多水分），比1957年仅增产2.5%。”这样的极端做法和今天的所谓“退耕还林”的极端做法很相似，把大量开满油菜花的油菜铲除，把大量长势良好的花木、果树等经济作物一并铲除，连根拔出，“一刀切”搞粮食种植，次生灾害层出不穷。
后来官方公开的数据承认：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所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粮食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产量3073亿斤（谭震林等人的预计1958年的产量是8500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产量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
粮食少了，必然会发生饥荒，饥民被饿死的事情就会频繁发生。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还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连毛泽东也说，老百姓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意思是说靠吃稀饭维持生命。
这些数据仅仅是字面上的，事实上更为严重，因为城市里饥民至少还有粮票，凭票可以到粮站买到计划内粮食，可计划外的农民，一没有粮食，二没有粮票等供应票，三没有钱（工资），四无外出自由，只能走上死路。据说周恩来从四川向上海等大城市调运保命的粮食时，直言告当时四川主政的李井泉，大意是上海大城市饿死人影响大，四川饿死人再多也没有上海饿死人影响大，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保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结果这个代价就是被牺牲的四川人。今天的上海又因“动态清零”导致粮食运不进去，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或许上海饥民也会不幸沦为这样的“代价”。
二
中共建政十年后，1959年的中国，当时有65000万人口（其中五亿多农业人口，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约有13000万人）。按照平均年产量3073亿斤计算，人均每天粮食斤1.2斤——这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论上的，实际上的中国当年有大量的粮食出口计划（暂且查到一个公开的早期出口粮食数据：在国家粮食状况逐步好转的情况下，为了换回必需的设备和物资，支持国家基础工业建设，从1950年开始，每年都组织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三年累计出口粮食101.8亿斤。1960年的粮食净出口是20亿斤，至少可以让1000万人吃半年不会被饿死。其他年间的粮食出口数据估计还是保密数据，或至今未解密），实际上当时的六亿人，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吃的粮食都是国家计划外的自产粮食，扣除上交的公粮和预留的下年种子，所剩无几，所以农民饿死的人数最多，新华社的退休记者杨继绳在其著作《墓碑》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
“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的不完全估计，中国饿死3600余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上下，两者合计为7000余万人。”杨继绳曾掌握有关饿死人的原始资料或旁证资料，他还曾著有《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等，其查证出处较为可信。
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还曾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但迄未见正式发布的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或许这个数据特别巨大而“不忍公布”。
至于这三年和平时期也是困难时期的“非常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有一组数字可以参考：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中共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2005年11月18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王珍的文章“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三年大饥荒”提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
如果按人均每天1.2斤的口粮计算，当年的全国粮食产量3000多亿斤虽然勉强温饱，但不会出现饿死人，可是农民的粮食大多都被“强征”调入城市，调入储备粮库（或用于出口换外汇，或换进口工业物资或用于援助非洲），农民被饿死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个决策，周恩来是总指挥。
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在此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粮食工作，“他为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运筹帷幄……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两年零四个月里，他对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之多。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仅从1965年12月总理值班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1960年到1963年的32张粮食计划表看，每张表上都有总理的手迹，共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作标记639处，调整和修改计划数字207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50处，批注文字和数字91处，修改表式7处。例如《1962——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一张表，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可见周恩来对粮食购、销、调、存计划是多么关心。据当时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周总理叫我给他打算盘，算细帐，总理亲自安排粮食。”实际上，这几年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粮食分配工作，是当时解决粮食困难的“总指挥”—— 国内1000万斤以上的粮食调拨，最后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各大区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调度，实际是周恩来统筹调度。基于此，不难发现，三年饿死人至少有3000多万，周恩来这个“粮食困难总指挥”“功不可没”。
1960年前后三年大饥荒之后，因为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锅饭的作用，粮食产量仅仅够“温饱”，到了1978年，当年生产的粮食也仅仅是6000亿斤左右，即全国人民按人平均的粮食拥有量是600斤左右。1984年生产的粮食达到了8000亿斤左右，即全国八亿人民按人平均的粮食拥有量接近800斤左右，才算勉强解决了温饱，这个时候已经是“解放后”35年了。
今天，上海出现因封城导致的粮食不能供给现象。上海是特大城市，人口高达2600万，无数饥民饥肠辘辘，如果持续封城一个月，恐怕就会出现饿死人的次生灾难。因此，把饿死人的历史真相告诉人民，才是时代的进步。上海政府如果不立即取消封城，就是倒退到1960年的地步了，饿死人的悲剧难免会再度发生，李强、龚正就是上海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会被上海人民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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