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锁中的上海，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座孤岛

上海——身穿全套防护装备、在中国被称为“大白”的志愿者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所住的小区又被隔离在寂静之中。从18楼的窗户望出去，我能看到楼下观赏鱼池和花园空荡荡的；层叠掩映的树篱空无一人；喷泉不知怎地关闭了，水面静止，仿佛在宣誓臣服，在宣告终止。

这是浦西被封的第一天，在这黄浦江以西的半个上海市区，我们刚完成了第一轮由市政府出资的新冠检测。通过楼栋微信群（我所在小区19栋住宅的19个群之一），我们被分管的“大白”按楼层分批叫下楼。

在楼下大堂，一位值守的“大白”在点名。另一位充当了调度员，示意我们往左走。与我们同住的婆婆努力让我们全家与邻居保持社交距离，而我和丈夫则抱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半岁，都没有接种疫苗。二维码被扫描后上传到政府运营的云服务上，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结果。我们接受了拭子检测，然后被匆匆赶回屋中。一位“大白”在七楼下了电梯。一些居民还没有下楼接受检测。电梯门缓慢关闭时，我们看见他在敲他们的门。

2020年2月，我们这些上海居民第一次遭遇新冠封锁的时候，我最大的孩子只有九个月。在那次封锁期间，神秘的病毒在武汉肆虐。猜测和谣言漫天飞。死亡率很高。感觉封锁很有必要。人们是真的很害怕。

但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人们摆脱了对新冠疫情的担忧。尽管未接种疫苗的人现仍面临很高风险，但在一个奉行新冠清零政策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基本是正常的。在美国亲友遭遇学校长期停课、需要在家工作的情况时，在上海，我的女儿可以继续参加儿童聚会，开始上幼儿园，我和丈夫也有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偶尔才佩戴口罩。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

最近扩散开来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令人不安，因为我们已经太过习惯不受新冠影响的生活。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封锁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为了潜在的长期利益而忍受短暂的痛苦，尽管有人抱怨称，短期封锁可能变得更长。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的朋友和邻居里，这也只是抱怨。我们还没有遭遇新冠疲劳。

但现状若是不变，人们总会厌倦。他们会受够封锁，受够在家工作，受够陪不能上学的小孩玩耍。这都是中国以外的人长期以来非常熟悉的新冠经历。在中国的人也将受够强迫服从（“大白”来敲门，拒绝检测程序将遭受的刑事处罚）。他们会厌倦与亲人的分离。

因为我接种了疫苗，比起生病，我更担心的是如果我检测出阳性，会被迫与家人分开。我的儿子还在母乳喂养，他怎么都不肯用奶瓶，还对配方奶粉过敏，与他分开将会是一场噩梦。

3月，穿着防护服的卫生工作者在被封锁的上海居民区外休息。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眼下在上海，浦东这半个城区刚刚结束的封锁正在以各种方式被延长。如果你所住楼栋出现病例，整栋楼都将被封锁14天。如果你所在小区出现病例，也要足不出户七天，然后在小区内继续被隔离七天。如果你所在街道出现病例，那么你七天都不能离开小区附近。若是街道没有病例，你才可以自由走动。不管是哪种情况，被检测出阳性的人都会被带走集中隔离。

我告诉丈夫，如果我们刚好属于第三种情况，那我就再开心不过了：小区会被封锁，但我们可以出门享受新鲜空气、小区花园、树篱和小径。我意识到，我的想法非常中式：尽管病毒在外肆虐，我在严格的边界内享受自由就可以了。第四个选择，也就是在上海自由活动，感觉太过头、太多不确定了。过去这几年，我越来越像个孤立主义者——孤立在中国，在上海，在长宁，在古北。

这是中国的区域封锁策略所致，它让每个人都更加拼命地保护自己那一小块空间。人们都在囤积食品物资，为争夺资源大打出手。邻里之间互相揭发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上周在我们小区，附近楼栋出现了一例抗原检测阳性。结果，楼里所有住户都被封锁。我家楼栋没出阳性，有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从地下室带了一箱居家用品进来。他问她从哪里来，当她说自己来自被封锁的那栋楼时，他在群聊里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大家。碰巧的是，她也在群聊中，因为她在两栋楼里都有房产，而管理者让她离开有阳性病例那栋楼。这一男一女随后用语音开始了激烈而漫长的争吵，用上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和侮辱，“胆小鬼”和“叛徒”已经是恶意最轻的话。到最后，那个检测结果是假阳性。

而在同时，无数志愿者无私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协助全市的检测工作。我所在社区的一些邻居正在分享物资：一位在当地开健身房的男士每天都把一袋袋食品杂货摆放在店外，任由居民自取。目前的情况还没到极其紧迫和艰苦的程度。人们大抵还有精力，还能乐观和慷慨。

如今中国就和全世界一样，出现了病例大幅增加的情况。能得到两年的保护，在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后才暴露于病毒之下，我们是幸运的。在新冠疲劳出现之前，在疫情对社区、家庭和人际关系造成持久损害之前，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办法，用得体的方式放宽我们的边界。

Juli Min是一名生活在上海的作家，也是《上海文艺评论》的编辑。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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