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文明抗疫还是蛮干——再谈入室消杀

这几天入室消杀的各种消息令人惊恐，好多人在写文章说家产对主人有多么重要。在我看来，其实丢点东西或者物品被损并没有那么恐怖。 

我记得八十年代一位留美朋友说的话，他后来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说我们当年出国也就是两个肩膀上扛个脑袋，那意思是两手空空，头脑就是自己最重要的资本。 

我还有一位朋友，当年的小女生，进入美国时兜里就两百美金。再往前说，我当知青时第一年分红，一共分了13块钱。我在家信里让父母给我寄各种东西：肥皂、牙膏、火柴、卫生纸……可见当年我们都是一无所有地长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代人，不怕你拿走什么。东西不重要，人的头脑才是重要的。 

你弄走的、损毁的，我们有能力创造也有本事修复。就算你真的毁了张大千，也没有那么了不起。要晓得，搞毛了张大千，主人也会不依不饶的。就算那个下命令的辩说没让你收拾张大千，大白如你未必是跑得掉的。这个道理，我后面再讲。 

所以，我并不要用家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来说你不能入室野蛮消杀；有或者没有，我昨天说了，不是阻止入室的理由。 

难道穷人就可以破门而入吗？要穷到什么程度？工资、社保低于多少的算穷？ 

难道一穷二白，就可以开门纳白，而富人就特别该破门？那你是杀毒还是杀富呢？ 

穷人就没有二两粮食，活该你翻箱倒柜？穷人就没有家小老弱，听凭随意处置？ 

过去三年里，消杀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听到。这一个杀字，满带着对病毒的一种无端之恨，又蒙上满腔的正义感，给人带来了释放激情和参与执法的机会。 

于是各地的创意就遍地开花了，一朵比一朵更邪门。恨是一种感情，也是人之常情，是我们对待可恶事物的直觉反应。但是恨本身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粑粑很臭，也很可恨；但对粑粑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一种是随地大小便，另一种搞厕所革命。有个印度电影《厕所英雄》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你就是没去过欧美日本的公厕，至少也体会过国内的机场、高铁的厕所，这些地方的如厕体验比在过去的老火车站、绿皮火车的蹲坑厕所要好得多。 

包括擦屁股这种说不出口的事情，过去人们用土坷垃、旧报纸，现在不仅有白色厕纸，还有本色竹浆纸等……这当然不比芯片问题更高端，但是问下肛肠科的医生也会知道，就是跟屎屁尿相关的各种疾病，也要靠仁心仁术来解决问题。 

然而恨字当头，就不是这样了，就不需要文明和道理。一旦将仇恨当做反抗的利器，那目的就是毁灭。 

消杀的那个杀字，隐喻了毁灭的宗旨。 

既然是消杀，自然可以是无远弗届；不仅要消毒，还要推及和毒有关的一切，没有所谓轻重缓急，高低贵贱。所以大白进了屋，还管你啥张大千、个性版时装、原木地板和电脑钢琴？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其实还没有毁到古玩字画那个程度；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冰箱里也没有那实力坑婆版的海鲜礼包，不过是些扔到地上生蛆招苍蝇的冻肉剩菜。就这画风也吓到了所有人，就有人放话要跳楼了。 

因为，工薪者穷家小户可以如此作践，你家里要有啥张大千或者蓬荜生辉的文物精品，那一场消杀来得多么快意恩仇、恰到好处，多么能够显示格杀勿论的威力。 

不要再提文革什么的，文革时人们的心态多么好啊，搞到沈从文大师头上时，抄家的人指着他的图书资料说：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大师答曰：没什么不服，要烧就烧。哪像现在上海小市民，回家还要拍视频，还要哭一场，还让大家看门被撬锁那种撕开面皮的惨状，甚至还发短视频让大家听那个直刺耳膜的电钻声，那电钻响起的同时，一团红光照得锁孔是一览无余，何等的光天化日、威风凛凛。 

你说你的心态，要没有沈从文那份从容，那份不动声色，那份心如古井，又怎么能够在消杀时代幸存下来呢？ 

所以说，文明是一件太复杂的事。就说入室消杀，必要的事情我也不反对。 

例如告知，现在的病毒狠到了啥程度，为啥不能将消毒物品发给业主，由人们自行消毒；还有消毒液的品质、效能、国家鉴定标准、消毒程序、副作用以及对策等……要讨论的事情一大堆，再加上大多数人都没有沈从文的修为，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收缴钥匙或者翻墙撬锁。 

杀字当头，看起来简单易行，后果却很严重。 

一旦拿出个抽象的“上面”作为军令，一时间肯定是所向披靡。但如此搞下去，法律也好，科学也好，都被废弃了。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再推而广之，用得上文革时流行的一句话：全国都搞乱了。现在是农民无法春耕，夏粮提前割苗，大白权力无限，只要披上那身衣裳，要你跪下你不能站着。 

如果你要站着还要论理，甚至唱两句国际歌，就要被捉拿归案。我看这个消杀，整个是在调度仇恨，同仇敌忾。所谓敌，就是任一对此想讲个道理说个是非的人。 

看了一系列视频和消息，我算是悟出了这个道理：文明抗疫太艰难了，怎么做得到？ 

你看看，又要请出科学家，又要吸取各国成功招数，还特别要研究病毒科学、遗传学、疫苗等各种麻烦事；尤其是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工作权、健康权。 

三年了，普通人也明白自己要什么，也等不及地想回到正常的生活，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借着这个愿望，来一番入室消杀，貌似绝不让病毒有无藏身之处；且不说这里有没有任何针对主人的破坏性动机，问题在于： 

这种做法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 

发几桶消毒水，穿身大白进屋一通乱搞，它是象征性的抗疫，它象征了绝不通融的领导意志，象征了坚决服从的行动决心，搞出了堪比西游的降妖阵仗，对全体居民起到了不容阻挡的震慑作用。 

这样的象征性行动，难道不是比什么科学更容易普及、更方便动员以及更能显示威权的影响力吗？

干这个活，发身大白，每天关饷，号称“志愿者”，又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不是正好吸纳嗷嗷待哺的闲散劳动力吗？ 

那身大白本身就是个强有力的象征物，今天它象征为所欲为的“抗疫”威权，明天它就是盾牌。大白下的肉体早已神隐地遁。你起诉哪张大白？ 

不过，换个角度，这恐怕是大白的侥幸心理。万一疫情过去了，人们又想起法治了，是非曲直会追讨的。 

回到当下，啥办法没有；只是理解了沈从文的态度：没什么不服，要烧就烧。他那个时代的特色是红不是白，在珍品古籍燃起的熊熊烈焰中，他一介文人，除了透心凉，又能怎么着呢？ 

要烧就烧，冷冷四个字，划出了野蛮和文明的界限：要烧的是你，又不是我。文明人碰到野兽要吃你，你还有理可讲吗？所以前面他说：没什么不服。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自然也有一些藏书，但大部分都捐出去了，所以无所谓。我也有自以为是的宝贝，倒也不至于生出为之跳楼的意志。因为我知道，有大量的电子书在流通，还有曲径通幽的网络。 

当然，在大白时代，电子书也好，网络也好，我们终归也掌握不了它们的命运。遇到文革中那位周群老师被推入天坑的绝境，最后还是逃无可逃。作为读书人，唯一的一个好处是，我们还有记忆。

这也就回到开头的那个话，咱们啥也没有，肩膀上还扛着一个脑袋。所以，对入室消杀这件事，如果它注定要在眼前发生，我也只有冷冷的四个字：要消就消。 

沈从文还等到了出头之日，那我们会比沈从文更惨？不至于吧。 

2022年5月11日 

【作者简介】艾晓明：学者。祖籍河南。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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