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艾晓明:文明抗疫还是蛮干——再谈入室消杀

这几天入室消杀的各种消息令人惊恐,好多人在写文章说家产对主人有多么重要。在我看来,其实丢点东西或者物品被损并没有那么恐怖。 

我记得八十年代一位留美朋友说的话,他后来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说我们当年出国也就是两个肩膀上扛个脑袋,那意思是两手空空,头脑就是自己最重要的资本。 

我还有一位朋友,当年的小女生,进入美国时兜里就两百美金。再往前说,我当知青时第一年分红,一共分了13块钱。我在家信里让父母给我寄各种东西:肥皂、牙膏、火柴、卫生纸……可见当年我们都是一无所有地长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代人,不怕你拿走什么。东西不重要,人的头脑才是重要的。 

你弄走的、损毁的,我们有能力创造也有本事修复。就算你真的毁了张大千,也没有那么了不起。要晓得,搞毛了张大千,主人也会不依不饶的。就算那个下命令的辩说没让你收拾张大千,大白如你未必是跑得掉的。这个道理,我后面再讲。 

所以,我并不要用家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来说你不能入室野蛮消杀;有或者没有,我昨天说了,不是阻止入室的理由。 

难道穷人就可以破门而入吗?要穷到什么程度?工资、社保低于多少的算穷? 

难道一穷二白,就可以开门纳白,而富人就特别该破门?那你是杀毒还是杀富呢? 

穷人就没有二两粮食,活该你翻箱倒柜?穷人就没有家小老弱,听凭随意处置? 

过去三年里,消杀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听到。这一个杀字,满带着对病毒的一种无端之恨,又蒙上满腔的正义感,给人带来了释放激情和参与执法的机会。 

于是各地的创意就遍地开花了,一朵比一朵更邪门。恨是一种感情,也是人之常情,是我们对待可恶事物的直觉反应。但是恨本身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粑粑很臭,也很可恨;但对粑粑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一种是随地大小便,另一种搞厕所革命。有个印度电影《厕所英雄》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你就是没去过欧美日本的公厕,至少也体会过国内的机场、高铁的厕所,这些地方的如厕体验比在过去的老火车站、绿皮火车的蹲坑厕所要好得多。 

包括擦屁股这种说不出口的事情,过去人们用土坷垃、旧报纸,现在不仅有白色厕纸,还有本色竹浆纸等……这当然不比芯片问题更高端,但是问下肛肠科的医生也会知道,就是跟屎屁尿相关的各种疾病,也要靠仁心仁术来解决问题。 

然而恨字当头,就不是这样了,就不需要文明和道理。一旦将仇恨当做反抗的利器,那目的就是毁灭。 

消杀的那个杀字,隐喻了毁灭的宗旨。 

既然是消杀,自然可以是无远弗届;不仅要消毒,还要推及和毒有关的一切,没有所谓轻重缓急,高低贵贱。所以大白进了屋,还管你啥张大千、个性版时装、原木地板和电脑钢琴?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其实还没有毁到古玩字画那个程度;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冰箱里也没有那实力坑婆版的海鲜礼包,不过是些扔到地上生蛆招苍蝇的冻肉剩菜。就这画风也吓到了所有人,就有人放话要跳楼了。 

因为,工薪者穷家小户可以如此作践,你家里要有啥张大千或者蓬荜生辉的文物精品,那一场消杀来得多么快意恩仇、恰到好处,多么能够显示格杀勿论的威力。 

不要再提文革什么的,文革时人们的心态多么好啊,搞到沈从文大师头上时,抄家的人指着他的图书资料说: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大师答曰:没什么不服,要烧就烧。哪像现在上海小市民,回家还要拍视频,还要哭一场,还让大家看门被撬锁那种撕开面皮的惨状,甚至还发短视频让大家听那个直刺耳膜的电钻声,那电钻响起的同时,一团红光照得锁孔是一览无余,何等的光天化日、威风凛凛。 

你说你的心态,要没有沈从文那份从容,那份不动声色,那份心如古井,又怎么能够在消杀时代幸存下来呢? 

所以说,文明是一件太复杂的事。就说入室消杀,必要的事情我也不反对。 

例如告知,现在的病毒狠到了啥程度,为啥不能将消毒物品发给业主,由人们自行消毒;还有消毒液的品质、效能、国家鉴定标准、消毒程序、副作用以及对策等……要讨论的事情一大堆,再加上大多数人都没有沈从文的修为,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收缴钥匙或者翻墙撬锁。 

杀字当头,看起来简单易行,后果却很严重。 

一旦拿出个抽象的“上面”作为军令,一时间肯定是所向披靡。但如此搞下去,法律也好,科学也好,都被废弃了。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再推而广之,用得上文革时流行的一句话:全国都搞乱了。现在是农民无法春耕,夏粮提前割苗,大白权力无限,只要披上那身衣裳,要你跪下你不能站着。 

如果你要站着还要论理,甚至唱两句国际歌,就要被捉拿归案。我看这个消杀,整个是在调度仇恨,同仇敌忾。所谓敌,就是任一对此想讲个道理说个是非的人。 

看了一系列视频和消息,我算是悟出了这个道理:文明抗疫太艰难了,怎么做得到? 

你看看,又要请出科学家,又要吸取各国成功招数,还特别要研究病毒科学、遗传学、疫苗等各种麻烦事;尤其是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工作权、健康权。 

三年了,普通人也明白自己要什么,也等不及地想回到正常的生活,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借着这个愿望,来一番入室消杀,貌似绝不让病毒有无藏身之处;且不说这里有没有任何针对主人的破坏性动机,问题在于: 

这种做法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 

发几桶消毒水,穿身大白进屋一通乱搞,它是象征性的抗疫,它象征了绝不通融的领导意志,象征了坚决服从的行动决心,搞出了堪比西游的降妖阵仗,对全体居民起到了不容阻挡的震慑作用。 

这样的象征性行动,难道不是比什么科学更容易普及、更方便动员以及更能显示威权的影响力吗?

干这个活,发身大白,每天关饷,号称“志愿者”,又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不是正好吸纳嗷嗷待哺的闲散劳动力吗? 

那身大白本身就是个强有力的象征物,今天它象征为所欲为的“抗疫”威权,明天它就是盾牌。大白下的肉体早已神隐地遁。你起诉哪张大白? 

不过,换个角度,这恐怕是大白的侥幸心理。万一疫情过去了,人们又想起法治了,是非曲直会追讨的。 

回到当下,啥办法没有;只是理解了沈从文的态度:没什么不服,要烧就烧。他那个时代的特色是红不是白,在珍品古籍燃起的熊熊烈焰中,他一介文人,除了透心凉,又能怎么着呢? 

要烧就烧,冷冷四个字,划出了野蛮和文明的界限:要烧的是你,又不是我。文明人碰到野兽要吃你,你还有理可讲吗?所以前面他说:没什么不服。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自然也有一些藏书,但大部分都捐出去了,所以无所谓。我也有自以为是的宝贝,倒也不至于生出为之跳楼的意志。因为我知道,有大量的电子书在流通,还有曲径通幽的网络。 

当然,在大白时代,电子书也好,网络也好,我们终归也掌握不了它们的命运。遇到文革中那位周群老师被推入天坑的绝境,最后还是逃无可逃。作为读书人,唯一的一个好处是,我们还有记忆。

这也就回到开头的那个话,咱们啥也没有,肩膀上还扛着一个脑袋。所以,对入室消杀这件事,如果它注定要在眼前发生,我也只有冷冷的四个字:要消就消。 

沈从文还等到了出头之日,那我们会比沈从文更惨?不至于吧。 

2022年5月11日 

【作者简介】艾晓明:学者。祖籍河南。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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