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肖建华案与新时代的公私合营

肖建华宛如当代胡雪岩

二零一七年在香港失踪的加拿大籍华人、“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日前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运用资金、单位行贿罪，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个人被罚款六百五十万元，旗下的“明天控股” 被罚款五百五十亿元。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加拿大领事官员曾多次要求旁听审判，却遭到中国当局拒绝——显然，肖建华的加拿大国籍并未对他有所保护。

舆论普遍认为，肖建华此次获得从轻发落、死里逃生。但肖建华的倒台，却对中国过去三十年闷声发财的商人和资本家阶层发出了一个十分不祥的信号。一九七一年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的肖建华，十五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十八岁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他这个官方学生会主席，站在王丹等学生自发选举的学运领袖的对立面，由此得到中共当局的赏识，毕业后飞黄腾达——二十七岁成为上市公司华资实业总经理，三十岁掌控四家上市公司。其巅峰时期拥有五十多亿美金的身家，成为江泽民家族、曾庆红家族、胡锦涛家族、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呼风唤雨，俨然就是新一代的胡雪岩。

然而，正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所唱“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肖建华的崛起和垮台，与清末胡雪岩的崛起与垮台如出一辙，这正说明今天的中国与晚清一样，仍然是一个人治、官僚化、中央集权的社会，缺乏法治、人身及财产保障，离自由、有序的资本主义和文明社会仍遥不可及。

当年，胡雪岩以金融业和国际贸易崛起，涉身庞大的政商勾结系统。他前后与王有龄、蒋益澧、左宗棠等疆吏权臣互相利用，做为其政治靠山的疆吏权位愈高，他的事业和信用也水涨船高、急速扩张。胡雪岩在全盛时期拥有六家银号、三家钱庄以及一手创立的药号“胡庆余堂”，做生意的范围遍及全国各省。但正如作家林燿德所说，对于胡雪岩而言，必须跻身到政商连锁系统中，在中国任何大小生意都和官方发生各种纠缠的牵系。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和日渐庞大而且日渐腐败的官僚体系结合在一起，形成“结构性的沾连”，彼此口喙相啣、血脉连接。于是，胡雪岩不免成为如此怪物的一个器官，这是他的“性格”所无法拯救的“命运”。他庞大的关系企业建立在政商一体两面的信用扩张上，他的金钱王国也溃败于斯。

在小说家高阳以胡雪岩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中，胡雪岩的结局非常悲惨：濒临破产之际，胡雪岩像是亡国之君般召来妻妾仆役，每人发了遣散费，任其离去。树倒猢狲散，一代巨贾在落魄孤独中死去，朝廷派人上门抄家时早已“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与胡雪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他同时期的德国商人希来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其自传中，描述了自己如何靠着国际贸易发财致富的过程：通晓十二种语言的希来曼和胡雪岩一样是本国社会中白手起家的菁英分子，一样聪明过人、总是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但希来曼不需要政治靠山便可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希来曼处身于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形态中，不用捐纳买官，凭藉个人财富就获得群众尊敬，晋身上流社会。而且，他的财富得到法律的保障，不会遭到抄家充公的噩运。

胡雪岩成不了希来曼，肖建华成不了巴菲特，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他们不拥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和民主法治社会的背景，他们本来就是独裁专制社会的粪坑中开出的“恶之花”。

新时代公私合营的铁拳下，谁可以幸免于难？

就在肖建华案尘埃落定之际，中国极左派、带有纳粹主义色彩的网站“昆仑策”发表了一篇毛派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懋仁的署名文章。这篇题为《可否尝试新时代条件下的公私合营？》的文章指出：“毛主席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对于毛主席当年的思路，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拿过来参考。对于私营企业，完全任由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搞一些违法的经营，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才说应该有正确的引导。”作者声称：“五十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组织公私合营，来逐渐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上的过渡，当时并不是通过什么行政命令等强制措施，更多的是通过私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来做到的。”

这篇文章不会提及卢作孚等数以千计的优秀资本家在残酷的迫害、斗争之下自杀身亡的真相，也完全回避“公私合营”其实是国家抢劫、暴力公有化的事实。在公私合营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商人和资本家早已心惊胆战、朝不保夕。资深记者袁凌写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夜间，镇压反革命高潮中的上海市组织了一次全市大逮捕，当晚抓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以后数天间又捕获六百余名漏网者，加上此前已经逮捕的两万余人，上海一改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落后’面目。全市大逮捕的同时，大规模的公开处决连番举行。四·二七后的第三天，一举枪毙了两百八十五名犯人；六月和七月一共处决了一千零六十人。”

学者谢泳指出：“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一位网友感叹说：对于资本家被共产的描述，由一九五二年被骗至一九六六年被清零，十几年的过程令人想起好像被日本厨师处理鱼生一样，一片一片慢慢切割，又华丽又没有血迹，鱼在砧板上躺平望着旁人鼓掌！

可悲的是，肖建华不读历史，对公私合营的悲惨往事一无所知，所以才用他的小聪明在高官显贵之间翻云覆雨。当末日降临那一天，他虽拥有加拿大国籍、躲藏在香港五星级酒店，仍被绑架回中国，送上法庭，净身入狱，他的财富帝国被像一串数字般轻轻抹去。更可悲的是，肖建华的同僚们，马云、马化腾们仍在殚精竭虑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仿佛肖建华的遭遇与他们无关。新时代公私合营的号角已经吹响，谁能从这场运动中逃生呢？

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你去叫醒装睡的人，装睡的人一定对你挥以老拳。网上有一则寓言如是说：明末，某人预见了即将发生灾难和饥荒，他告诉自己的邻里乡亲存粮以备不时之需。那些人都认为他疯了、神经病、阴谋论、受迫害妄想症。后来灾难与饥荒真的来了，大家都很快断了粮，他们都知道他家有存粮，就都去他家抢粮，且活埋了这一家人。由此，后人得出四个启发：第一，不要向愚蠢的人预示灾难，他们本身就是灾难；第二，当你身边全是愚蠢的人的时候，你自己再清醒也很难自保；第三，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愚蠢，承认别人英明，大众把面子看得比真理更重要，可怜可悲的自尊和情绪是阻碍自己获取真知的最大障碍；第四，当灾难最终来临的时候，愚蠢的人并不会感谢和钦佩曾经预警的吹哨者，而是会更加恼恨他。

习近平安慰民众说，最好的时候还在后头。习近平的话是需要翻译的，翻译过来就是：更悲惨的命运就在前面等着你们。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