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独立记者无惧打压,坚持出版《香港言论自由报告》
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记者协会因为政治压力,打破惯例,不再出版第30期《香港言论自由报告》。但是,一群香港独立记者决定自行撰写,透过国际记者联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 的平台发表,题目名为:《無法封嘴的故事:香港言论自由报告》。
引言中他们说道:
无论是在流亡抑或网上,新闻工作者仍奋力地在中共控制之外报道他们挖掘的真相。即或在这个动荡不安而且危险的时期,他们团结一致,为黑暗带来一点光明。
在香港的土地上,已无言论自由可言,但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永不噤声。这就是他们的故事——继续为新闻自由奋斗。
报告分成5个章节,分别是恐惧成真、《港区国安法》淘空香港新闻自由、异议新闻媒体冒起惟前景未明、法庭裁定国安法打败言论自由和公共广播的消亡。
在一开始的概论中,报告就点明结论:“自2020年开始,只见政治和公民自由几乎被完全摧毁,而中共则是毫不掩饰、公然违背了它对香港及其人民的承诺”。
香港言论自由报告概述,图片来自报告网站截图
在“恐惧成真”中,记者们逐一列举了香港政府滥用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打压言论自由的案例。其中,记者提到殖民地时代修订的《煽动条例》,在1967年暴动中使用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然而,2020年3月以后,“警方广泛使用煽动罪来打击和平行使言论自由的人”,“被捕人士中,既有在街站高呼口号的社运人士、撰写新闻报道的记者、在校园示威的学生及出版具政治意涵的儿童绘本的专业人士;亦有管理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分享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提醒人们在2019年抗争运动中的特殊日期、向公众派发宣传单张或海报,以至在法庭上拍手叫好的普通市民”。
其后,报告分两章来讲述《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迫害。第2章中,报告以“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为例,指港府彻底铲除“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并逼迫大量媒体自行结业,或者离港避难。此外,该法律配合《煽动条例》,也在威胁着普通记者的安全。另一方面,国安法也严重偏离国际标准,打压言论自由,甚至“喊口号”也会犯法。特别是,在此法之下,大量“和理非”(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者被判定为“具有煽动性”,导致触犯法律。
香港言论自由报告截图
报告第3章和第5章分别提到了,异议新闻媒体的冒起和公共广播的消亡。香港媒体被打压之后,互联网上的新媒体异军突起,同时包括亲北京媒体和亲民主派媒体。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媒体填补了那些被迫关停的媒体的市场。但是,报告也很悲观地认为这些新媒体前景不明,“这些新兴媒体亦难以复制前《苹果日报》或《立场新闻》等大型异议媒体的议显设定能力,因为它们各自为政,未能就新闻议题发挥协同效应,难以为受众或其他异议媒体设定议题”。 此外,一向广受赞誉的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机构香港电台(港台),从管理、预算、内容制作和人事,遭到全面攻击,逐渐沦为“政府喉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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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之家:中国网络自由度连续八年全球垫底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于10月18日发布了2022年网络自由报告,涵盖了70个国家和地区,并得出结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从2010年后连续下降,世界面临着专制主义的威胁,其中中国连续八年倒数第一。
2022年网络自由报告封面
根据报告的排名,爱尔兰排在第1名,台湾第5名,美国第12名,中国则排在越南、古巴、伊朗和缅甸的后面,倒数第1名。报告显示,在70个国家中至少有53个国家,用户会因为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面临法律制裁并常常导致严厉的监禁。此外,47个国家的当局会限制用户访问境外信息。其中,俄罗斯、缅甸、苏丹和利比亚的降幅最大。在俄罗斯军队侵略乌克兰之后,俄当局迅速强化了其打压国内异议的做法,并且逼迫该国剩余的独立媒体要么闭嘴,要么流亡海外。
2022年网络自由度地图,绿色到灰色依次为:自由,部分自由,不自由和无资料
此外,报告还指出,各国政府为了控制网络空间,正在将全球互联网分割开来:
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专制主义者正在开展一场运动,将开放的互联网分割成一个个压抑的飞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政府通过封锁外国网站、囤积个人数据和集中管理本国的技术基础设施,对人们可以在网上访问和分享的内容进行控制。由于这些趋势,全球互联网自由度已经连续12年下降了。
对于中国,报告指出北京冬奥会之后,中共当局现在仍然对新冠疫情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甚至,上海封城期间,居民在网上分享他们的经历也遭到审查。在中国网球选手彭帅指控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女权议题的相关在线内容,加大了审查力度,并且努力压制反对性侵和性骚扰的社交媒体运动。此外,大量记者、人权活动家、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以及普通用户,仅仅因为分享在线内容就被逮捕,一些人甚至面临严重的刑罚。最后,要做到这一切也离不开中共当局对科技公司控制的新政策。互联网监管机构也会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将其内容审核和算法推荐系统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六年来互联网自由度首次略有改善,排名第9。但是,美国仍然缺乏全面的联邦隐私法,并且有关互联网自由的立法进展缓慢。报告也批评美国2022中期选举前,“网上环境充斥着政治虚假信息、阴谋论以及针对选举工作人员和官员的网上骚扰”。
最后,报告呼吁当专制国家努力发展数字极权的同时,民主国家也应该重视“网络人权”:
民主国家领导人应该重新承诺维护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需要有新的法规来体现对数字时代人权的保护,在网络犯罪和企业问责方面加强多边协调,并加深对民间社会的投资,因为民间社会经常推动集体行动来捍卫互联网自由和抵制数字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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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SPI:中共打造YouTube大外宣,粉饰其在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犯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共正在利用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网红,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虚假信息,以粉饰当地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将这些通常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边疆网红”,描绘成北京当局“大外宣武器库”中的一部分。
报告封面
该报告锁定了视频网站YouTube上18个来自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视频播主,且每一个都有超过2000名粉丝,然后抓取了总计1741个视频进行分析。报告发现这些视频往往是先发布在国内平台,然后再登陆海外平台发布。值得一提的是,YouTube等平台在中国大陆均处于被防火墙屏蔽的状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哪怕是使用翻墙软件VPN都有可能被捕入狱。但是,报告以网红博主“安妮古丽”为例,指这些博主却可以堂而皇之的“翻墙”发布视频内容。
报告中举的例子之一,网红博主“安妮古丽”在2021年10月17日发布了一条视频,名为《新疆古丽捍卫家乡的美好!被外国记者提问质疑,别被偏见蒙住眼睛》。她在视频中,告诉外媒记者说,她将捍卫新疆,以免受外国记者的不实报道。
“安妮古丽”视频截图
作者分析这些视频的内容后发现,其所呈现的信息与中共的叙事高度相似。然而,相比于中国传统的国家媒体对类似主题的宣传,这些视频因为提供个人视角的观察,对该主题的表述更加柔和以及“招人喜欢”。作者认为这些视频“不太精致的表述给人一种更真实的感觉,传达了一种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的虚假感觉”。报告中,将这一类视频称为“准生活类”视频,意思是看上去像是普通的生活类视频,但是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宣传。这种隐形宣传,往往隐含着“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身份”的认同,并且大肆宣扬爱国主义。
然而,虽然作为中共的大外宣,并且是在严格控制的网络空间中,一些网红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受到歧视和攻击。比如上述提到的“安妮古丽”,就曾经在视频中抱怨:“我是维吾尔人,我来自新疆,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中国人。我也是你们的同胞。不要仅仅因为我来自某个民族就给我贴上恶意的标签,因为我来自新疆”。
此外,报告也通过调查,发现这些视频内容看上去是个人网红创作的,但其实有一部分是在网红管理公司即多频道网络 (multi-channel networks, MCNs) 组织的帮助下制作的。特别是,这些内容在发布到YouTube之前,要先接受公司和国内视频平台的内容审查。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以建立一个由新闻机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全球网络,为了在中国境外推广其世界观”。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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