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穿越柏林墙--葛瑞格·米歇尔《叛逃共和国：柏林墙下的隧道脱逃行动》

这是世界上第一道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

一九五五年，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一本宣传册以戏剧化的语言谴责那些逃离东德的民众：“无论从道德立场还是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来说，离开东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和堕落。不管他们是否知道，实际上他们被西德的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所引诱。”

然而，无论党如何声色俱厉或苦口婆心，都不能阻止成千上万人逃离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国家。这是一个靠秘密警察斯塔西控制的苏联的傀儡国家，每个人都在“老大哥”的严密监控之下。在国家（而非市场）控制着要生产或进口多少鞋子、烤面包机或牙刷的状况下，几乎所有物资都相当短缺。在东德建立之初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作为难民逃离，总共有两百八十万人离开。如果再加上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逃离苏联占领区的居民，总数则多达四百万。难民潮让这个国家最有才能、最活跃的人口趋于枯竭。在东德那奇特的司法定义中，仅仅是企图逃离这个国家的行为，就是有罪的。约有三千两百人因“逃离共和国”的罪名，遭到逮捕并入狱。

如何摘掉“叛逃共和国”的帽子？在“老大哥”苏联默许之下，东德当局决定实施修墙计划。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是内政部长昂纳克，他成功完成该计划，为日后跃升第一号人物积累了雄厚资本。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凌晨，数万东德士兵、警察、民兵、工人和所谓的志愿者（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志愿者，志愿者都是奴隶劳工和帮凶，就如同今天中国在防疫清零政策中驱使的数百万“大白”），仅仅用六个小时就将柏林开膛破肚，竖起一道长达四十六公里、用铁丝网和水泥板做成的临时屏障，阻止东德人逃向西德。中午十二点三十七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意味着东、西德人正式骨肉分隔。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得意地称之为“中国长城第二”，昂纳克日后更是宣称“柏林墙将一百年屹立不倒”。资本主义世界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此迅速地完成庞大的修墙计划，这是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唯一的“高光时刻”。

围墙两边的居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世界已一分为二。美国记者诺曼·格尔伯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惊人、最鲁莽的城市改建计划。它像蛇一样蜿蜒穿过城区，通向一场噩梦”。曾与昂纳克一起参与抵抗纳粹行动的莱昂哈德，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投奔西方，他对昂纳克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如此评论说：

用围墙、带刺铁丝网和防御工事把一座城市分割开来，阻止人们享受其天生的自由，这不仅违背了人性的基本准则，也和社会主义的最初意愿背道而驰。

那么，柏林墙是否阻止了东德居民逃离的脚步，是否摧毁了东德居民逃离的决心和勇气？美国作家葛瑞格·米歇尔在《叛逃共和国：柏林墙下的隧道脱逃行动》一书中给出否定的回答。据不完全统计，柏林墙修建后，即便在不可能穿越的情况下，仍有五千零四十三名东德人成功逃离。

 东德人的逃亡是一首史诗

柏林墙修成的当天下午，第一个越墙勇士挺身而出。这名轻人以跨栏冲刺的速度冲向一段铁丝网，三名军警尾随追捕，就在年轻人翻身越境的刹那，军警将他扑倒，年轻人的腿被刺伤。西柏林市民们的怒吼阻止了军警继续施暴，军警意识到自己已越到铁丝网对侧，便退了回去。越境者一瘸一拐地侥幸脱险。在墙修好的六小时内，越境逃亡者多达八百多人，士兵亦有八十五人。

匈牙利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说：“东德人的逃亡是一首史诗。”东德人为了逃离专制动用了所有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一对夫妇游过施普雷河到对岸，把三岁的女儿装在浴缸里推着前进。一名东德青年利用摩托车马达、钢板及自制导航、压缩气体系统造了一艘小型潜艇，花了五个小时横渡施普雷河，不仅获得自由，还被西德公司高薪聘为机械师。一位东德人研制出二十八米高的热气球，带着两对夫妇和四个孩子从两千六百米高空飞过柏林墙——这场冒险后来被迪士尼拍成电影。东柏林的一个女孩为三个朋友制作了惟妙惟肖的苏联军装，当他们开车经过检查站时，东德警察毕恭毕敬地向他们行礼，那个女孩则躲在后备箱中。

在所有穿越柏林墙的方式中，挖隧道是最古老、最有效、偷渡人员数量最多的方式，也最能体现德国人的工程师天赋。葛瑞格·米歇尔讲述了隧道挖掘者们的英雄传奇，包括围绕在他们身边的边防警察、斯塔西线人及好奇的西方记者，甚至牵动了美国白宫和安全委员会。

在柏林墙附近有七十五个隧道曾凿穿出口，只有不到二十条隧道被认定成功地将难民送到西德。其中，居功甚伟的有赛德尔挖掘团队、史宾纳挖掘团队和吉尔曼集团。这些挖掘者中，有国家队的运动员，有曾在东德古拉格集中营服役四年的隧道工人，有后来负责修建英吉利跨海隧道的工程师，有平面设计师、屠宰场员工和兽医，还有来自意大利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留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为了同一个目标组成合作无间的团队。

二十九号隧道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赫雪尔曾是东德游泳冠军。柏林墙刚建起不久，他乔装改扮、持假护照逃到西柏林。片刻的喜悦过后，他因为无法见到亲友而郁郁寡欢。于是，他决定在伯尔瑙厄大街下面挖一条通向东柏林的隧道。

从一九六二年二月起，工程花费八个月时间，最终开掘出一条长一百五十米的隧道。开掘时历经的种种危险非外人所能想象。在离地面只有几米的地方挖掘，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最开始他们就碰上一次，差点被活埋在里面。最紧张的环节是挖到东柏林那边后，在完全不知地面情形的情况下开掘洞口，万一被军警发现，不但前功尽弃，而且每个人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赫雪尔全程指挥团队按照图纸推进，同时借用指南针确定方向。为确保不发生偏差，他们数次委托持有特殊通行证的外国人到东柏林“踩点”，最终确定把出口开在一间面包店的地窖里。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总共有二十九位东柏林居民通过这条隧道抵达西柏林，包括赫雪尔的姐姐和姐夫，这次逃亡也被称为冷战期间最成功的逃脱事件之一。

塞德尔是东德自行车国家队的运动员，他在东德家喻户晓。但他不愿服用类固醇药物以提高成绩，也不愿加入共产党，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柏林墙刚修好时，他先游泳到了西柏林，然后找到一处薄弱环节，剪掉铁丝网，将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孩接过去。这还不够，他决定用挖隧道的方式帮助更多亲朋乃至陌生人逃离东德。

一名斯塔西卧底出卖了塞德尔。在一次拯救行动中，塞德尔从洞口爬出时，出现在眼前的不是紧张的难民，而是一组重度武装的便衣斯塔西和穿着制服的军人。他遭到逮捕和毒打，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经过西德政府的“重金赎买”，塞德尔与九十一岁的母亲获释来到西德。他回到自行车界，并于一九七三年与队友一起赢得全国冠军，之后他成立了一家关于柏林墙的纪念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

 一九六一到一九八九年间，为了穿越柏林墙，先后一百三十六名东德人遭杀害，为了越境而遭到杀害的东德人更高达一千多人。

柏林墙修好之后一个星期，家就在边境线上的艾达·西格曼从三层楼的公寓窗户丢下一张床垫，然后纵身跳下，不幸的是她却并未落在床垫上。五十八岁的西格曼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成为第一个为越墙死难的人。

就在西格曼致命飞跃后两天，二十五岁的裁缝君特·列芬在几乎就要游到河对岸时遭到边防军从头后方枪杀。之后几个星期，被枪杀的逃离者人数迅速上升。此前，大部分西柏林人认为，尽管东德共产党政权可能很冷酷无情，但士兵或警察不会射杀同胞。当有人将共产党与纳粹相提并论时，西方左派不以为然。事实很快证明，他们的假设错得离谱，悲剧一再上演。那些开枪杀人的军警之后都获得勛章、奖金和手表。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晚，塞德尔团队的成员颜哈抢先从隧道中走进一栋住宅，却发现斯塔西突击队早已等候在此。他拒绝投降，用手电照向对方的眼睛。七发子弹射出。中弹的颜哈用最后一点力气爬入隧道。当他被塞德尔等队友从隧道中拖出时，已失血过多，在前往医院路上死亡。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柏林墙下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的血案。十八岁的费希特冲过封锁线翻到墙顶，两名东德警卫并未依照规定发出警告，直接用步枪射击，一共射出二十多枪。一枚钢弹击中费希特的骨盆，他倒在无人区，大量出血并痛苦地尖叫。

五十分钟之后，四名东德边防军前去拖走费希特一动不动的尸体，西柏林一侧的几位摄影师拍摄到这一幕惨绝人寰的场景：一名军警双手穿过费希特的腋下，另一名警察抓住他的脚——他们就好像在搬运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另一位“不自由，毋宁死”的英雄是布鲁希克，他开着大客车撞墙逃亡。随着一声轰隆，已经中弹燃烧的大客车将柏林墙撞开缺口，穿墙而过。但当西柏林人激动呼喊着涌上来时，却发现布鲁希克已身中十九弹身亡。多年后，人们在一段残存的柏林墙上还能看到一幅从布鲁希克的壮举中获得灵感的名作《穿越柏林墙》：一辆东德生产的特拉邦牌轿车穿墙而过，车牌上写着“NOV·9-1989”。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正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

最后一个被射杀于墙下的逃亡者是年仅二十岁的克里斯·格弗罗伊，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他的心脏遭子弹射穿，当场死亡。斯塔西一如既往的掩盖真相，并试图禁止民众为死者举办葬礼。但格弗罗伊并不是最后一个死于越过柏林墙的人，同年三月八日，三十三岁的电子工程师温弗里德·弗洛伊登伯格在试图用热气球飞过柏林墙时，不幸坠落身亡。

并非所有东德士兵都心甘情愿地杀人。柏林墙倒下后，在东德统一社会党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出现“改革”之风，刚服役半年的边防军战士季米特洛夫作为士兵代表作大会发言。这个年轻人勇敢地说出心里话，对边防军中解散党组织表示欢迎，也对柏林墙的倒下大感欣慰：“我们在柏林墙边站了多少个夜晚，总是望着黑暗中，仔细聆听每一种声响：又来人了？我们总是很害怕——这是真的，请你们相信我——我们总是害怕有人来；因为，要是有人来，我们只能冲过去，尔后，我们再也无法保持现在的心态，总是怀有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是难以消除的。”

德国统一之后，许多对逃亡者开枪的东德士兵都遭到逮捕。几乎所有案件，包括两名被控射杀费希特的卫兵，都遭到定罪，但大都被轻判以缓刑。

 请最后一位离开边境的人，把灯关掉

 “请最后一位离开边境的人，把灯关掉。”这是冷战时东欧人爱说的一句笑话。幽默，也悲凉。

谁也没有料到，在苏东集团，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准相对较高的东德会首先崩溃。一九八九年，东德统一社会党拥有两百三十万正式和预备党员，相当于成年人的四分之一。在人民军和边防军内，正式和预备党员达十二万，约百分之九十六的高级军官、百分之九十四的准尉和百分之六十的职业士官是党员。由于人民军和边防军中党员比例很高，普遍给人以一种印象，即军人会毫无保留地执行领导人的每一道命令，会无条件地跟高层的每一个政治步骤、每一项经济或社会政策措施保持一致。然而，末代国防部长霍夫曼发现，“这个小小的神话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美国摇滚歌星史普林斯汀获准在东柏林举行一场音乐会，他对台下四十万青年说：“我不是为了任何政府而来。我是来为你们表演摇滚音乐，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碍都会被铲除。”东德当局不准他说出“墙”这个词，他只好临时改为“障碍”。但人人都心知肚明——接下来他演唱的是鲍勃·迪伦的《自由之声》。斯塔西未能捕捉到音乐的力量，在报告中波澜不惊地写道：“国家安全毫发无伤。一共有八百人在演唱会期间晕倒，其中有一百一十人是因为饮酒过量所致。”而眼中含着泪水的史普林斯汀知道，“一切都与过去那上百个夜晚不一样了”，如他在《雷霆路》中所唱“今夜我们将自由”。

在墙的另一边加入反对柏林墙合唱的音乐家是沃尔夫·比尔曼。这位共产党烈士的孩子，十七岁时随母亲“反向移民”，从西德投奔东德。如果他顺服党的意志，本可过上优越的生活，但他天生叛逆，且很快看透东德政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跟儿时对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天堂信仰决裂。比尔曼用“长城后的中国”影射东德的现实，被封杀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他获准到西德开演唱会，之后被禁止返回东德。这位曾经往返于柏林墙两侧的诗人和音乐家，矢志不渝地用诗歌和音乐来摧毁柏林墙。

东德政权已外强中乾、摇摇欲坠。一九八九年秋举行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米歇尔·舒曼教授在题为《关于社会危机及其原因及统一社会党的责任》的报告中指出，以昂纳克为代表的整套体制、机构和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造成社会危机：权力集中在狂妄自大的独裁者手中；经济由一个权力中心所掌控，但这个中心缺乏对社会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基本需求的了解，缺乏对人民生活质量的了解；对文化、科学与教育实施控制和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将富有批评精神的人才驱赶出境；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将持不同政见者判以刑事罪名；将新闻媒体变成信息荒漠和令人厌恶的宫廷报道；在所有党内意志的形成与决策过程中，均将基层党组织排除在外。党已病入膏肓，无人能救活。

邻国开放边界后，数以万计的东德人经过匈牙利和捷克逃往西德，柏林墙名存实亡。首先在莱比锡出现的和平示威活动席卷东德所有城市，昂纳克被党内同僚罢免。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政治局委员、政府发言人沙博夫斯基错误地宣布，从此刻起，任何人都可不需任何手续，自由通过柏林墙。人们冲向柏林墙，或穿越检查站，或用铁锤捣毁厚重的墙体。人群中有一名叫默克尔的年轻化学家，此前她一直是亲政府的自由德国青年团的积极分子，这一晚她开始改变立场。而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们，早已为自由付出沉重代价。隧道挖掘团成员之一的维格尔医生在电视前哭了好几个小时，这正是他几十年来所梦想的：“我想要人民自由，突然，他们就自由了。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第二天，当他的孩子问他为什么还在哭泣时，他第一次告诉他们，他当时做了什么。

二十三年之后，史普林斯汀重返柏林，在一场同样盛大的音乐会上唱起英国歌手琼斯的老歌《当我离开柏林》。歌词写道：“当清晨降临，我将离开柏林，我的心意在改变，我的心情在渴望，都是为了你。”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史普林斯汀为这首歌加上几句自己改写的歌词：“今天我来到这里，但围墙已经开放，士兵和枪也已消失无踪。我很清楚，当我离开柏林时，我已是个自由人。”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