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看到这个题目，一些人也许会说，“永远”二字是否绝对了点，是的，我认为要这么肯定。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22年的人口数据，比2021年“意外”减少85万人，说“意外”是因为超出许多人的预料，原本以为这个日子不会如此快来到。这是中国60年来首次人口减少。故数据甫一公布，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人口负增长不仅意味着中国长期霸占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要易位，从经济学的意义讲，也表明中国自此永远告别了高增长。我说的高增长，是指经济增速在7%以上。多数发达国家和经济成长国家，都有过一个高增长时期，但中国在这方面更突出，从1978年改革始，到2015年的37年时间，除81、89、90三年，长达34年增速都在7%以上，绝大多数年份超过9%。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称得上奇迹，虽然它的代价也非常沉重。
中国最近一次经济增速超7%，是在2021年，达8.11%，如果这是在正常年份或者正常状况下取得的增长，可喜可贺，但它是在2020年增长只有2.24%的超低基础上取得的，所以即使出现高增长，也是昙花一现，没有什么讨论价值。且这次高增长会是中国经济最后一次超7%的增长，此后由于人口进入负增长区间，不会再出现。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作用高达27%
学界在解释中国过去长达34年的高增长时，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的因素。尽管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实行万恶的“一孩化”政策，但该政策要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负作用，还要等到二三十年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帮了经济增长大忙。人的一生会经历婴幼儿、青少年、中壮年和老年几个阶段，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不一样。婴幼儿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则以消费为主，中壮年是体现劳动价值的时候，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主要在这一阶段完成，故它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最大。到老年阶段又开始淡出劳动，重以消费为主，但消费的动力和能力不如青少年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人口占比大，抚养比低，社会财富创造力强，整个社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
改革以来的长时期正呈现此种显著的人口红利特征。得益于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得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当然这背后也是由秦晖等学者说的低人权优势造成的），为中国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又适逢国门洞开，融入全球化，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劳动力在90年代后基本能够自由流动，中国遂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以亿为单位数量的劳动人口把他们辛苦赚来的钱存入银行，银行再把这些钱放贷给企业，还有政府，用于投资。中国的储蓄率之高和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之大，一直到现在恐怕都是其他国家无法可比的。可以说，经济高增长的“奇迹”，背后恰好是通过高劳动参与率创造的，根据学者不同的估算，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作的的贡献，低的有15%，高的达27%。
过去40多年历年的经济增长亦对应了人口红利起到的巨大作用。前30年，是人口红利大爆发的时候，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从2012年开始，正式告别8%以上的增速，2011年GDP尚有9.55%的增长，12年降为7.86%，尔后三年，到2015年，还能维持7.77%、7.43%、7.04%的增速，但在2016年，滑入6%的增长空间，一直到2018年，2019年再破6，为5.95%。原因在于，在这后10多年，计划生育长期实施的后果已经出来，劳动年龄人口在到达高峰后逐渐减少，人口红利也就逐渐进入衰减的过程，而由人口红利支撑的经济增长，由于支撑力的减弱，自然也就进入下降通道。2020年后的疫情三年就不用提了，由于叠加疫情的因素，平均增速只有4%多一点，其中2020年是改革以来最差，2022年则是第二差。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为中高增长再转为低增长，和习主政的10年正好对应。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上面指出，疫情三年是一种极端状况，因为即使在毛的户籍和票证时代，哪怕是出现大饥荒的三年，政府对人民行动的限制程度，也没有达到这三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疫情三年是一种罕见状况，可以把它排除。那么，从过去7年来说，经济进入中低增长阶段，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习上台后扭转了过去长期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开始政治挂帅；反腐败的力度和时间超过以前；实际推行的扶持国有经济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打压平台企业规制资本的政策；砸真金白银的扶贫和共富；以及中美对抗导致的经济脱钩和供应链去中化等。这些因素到底在中国经济在习时代的衰退中起到何种催化作用，需要扎实的数据支持，在此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在历经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后，它自身的内在结构也会有很大磨损，需要调整，好比一列长时间高速奔跑的火车，也要减速，甚至停下来检修，否则很可能哪个环节承受不了高速的运转而断裂，导致车毁人亡的惨剧。
技术进步无法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
这个基本的结构因素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是一种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它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当然，这也是几乎像中国这种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必经的路，可其后果是对劳动者权益和身体的损害，对环境的普遍污染和破坏，以及日益加大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只是在中国，由于政府的强势，更加不尊重人权，对劳工的剥削更狠，以及在是否调整计生政策上犹豫不决，比其他经历过此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后果更严峻，此即是中国一直在喊刺激消费和内需，可就是刺激不起来，不得不被动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根本原因。
所以，要改变这种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业结构，人口红利的消失本是一个动力，习近平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内生结构问题，他知道人口红利迟早有消失的一天，要刘鹤帮他设计了供给侧改革，追求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鉴于中国低收入群体占人口的比重还高达六成以上，较好的选择是在继续保持人口红利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可维持人口红利就必须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废除计生政策，然而，或许是习担忧全面放开生育穷人又会多生孩子，重新导致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影响扶贫以及规划中的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或许是那帮主张严格控制人口的学者和官员误导了他，这些人长期把持人口政策话语权，鼓吹即使实行“一孩化”人口政策，中国人口红利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不会快速消失，使得习在“一孩化”人口政策的危害已经显现，应该果断废除时，犹犹豫豫，只是进行局部调整，直到前年才允许育龄妇女生三孩，拖过时机。
习的迟疑不决让中国的人口红利过早耗尽，另一方面他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又开错了药方，从共产党的统治出发，过于相信国企的力量防范私营经济和资本，致使他的供给侧改革到现在仍未见多大成效，反使情形更严重，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状况。
早在2012年，曾任世行副行长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以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为例，提出中国还有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达8%。林的这一看法当然可以争论，但以习上台后的前7年的经济实际增速看，若他及早废除计生政策，并把重心用在经济而不是政治上，在过去10年（后三年若不发生疫情的话）经济年均增长8%并非不可能。可他把这一切搞砸了。现如今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潜在增长率的乐观估计，也就6%。这还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不会太快消失的前提下。但人口负增长已成现实，且这个趋势不可逆，所以，即使习不再折腾，中国政府像江胡时期一样一心一意搞建设，考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比分，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要重回7%以上的高增长，注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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