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要认识中国，还要认识自己的历史，才知道过去的人如何为了自由付出代价，我们才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端传媒记者 黄奕潆 发自台北
两个政治犯的故事
1949年生于马来西亚的陈钦生，于1971年在台湾读书时，遭调查局人员诱捕，在未告知缘由的情况下，以不人道方式，逼他写自白书。酷刑催残肉体，令他失去求生意志，三度寻短未果，此时，调查局强加入罪的案子也宣告侦破，陈钦生早就该离开，但情治人员为了面子与业绩，仍将他扣留，逼他供认其他罪名。
走进警备总部军事看守所的他，看著门口写著的“公正廉明”四字，萌生信心，以为自己可以透过司法程序证明清白，不料，却落入另一种绝望。
整整半个世纪过后，陈钦生在这个已改名为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人权园区的历史场址，见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并为她进行导览。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此处曾有超过八千位政治案件当事人受到军法审判，有超过千人遭到枪决，无疑是威权统治镇压人民之所，也是台湾反抗强权、争取民主的历史印记。佩洛西长期声援中国政治犯，支持世界人权，2022年8月，陈钦生在此向佩洛西阐述自己的经历与白色恐怖历史，自有其意义。当日，当时甫出狱才刚过三个半月的李明哲，也在此地与佩洛西相见。
若陈钦生是以马来西亚侨生身分遭到国民党政府认定他“意图颠覆国家政权”，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起诉审判，李明哲便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遭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台湾人。前者最高可达死刑，最后遭判12年徒刑、褫夺公权五年，后者则处以五年有期徒刑，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陈钦生的“罪”，随著刑期服满，以及台湾民主化与转型正义发展，成为今日人权与历史的讨论对象，而他也不断接待外国访团，分享台湾人权发展的经验；李明哲的罪刑也已成为过去式，返台后更积极参与人权活动。
2023年4月14日，即李明哲遭到释放届满一年，端传媒邀请陈钦生与李明哲两位分属不同时空的“政治犯”，重回景美人权园区对谈，除了谈他们的被逮捕拘押的日子、审判经过与牢狱生活，也深论自己对于人权工作与教育的看法。尽管两人的经验差别甚大，但仍能充分反映威权体制下毫无尊严与权利可言。
对谈中，李明哲妻子李净瑜陪同在侧，安静聆听与纪录。眼眶泛红，时而带泪。自李明哲被捕以来，挺身救夫的李净瑜饱受抨击，斥之冷血。但李明哲相当清楚这并非事实，因此总是在谈话间提到妻子，解释她当时的想法，“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很爱哭。”
但在李明哲提到这句话之前，李净瑜已因为陈钦生的叙事，深感不忍与不舍，哭到停不下来，直至对谈结束，与我们谈话，眼泪都没有止住。曾经为施明德工作的她，对于白色恐怖政治犯的经历，深有所感，因此，对于李明哲的救援，意志自是坚定。
因为其他政治案件当事人前辈的鼓励，陈钦生承袭了坚持的精神；因为熟悉台湾历史，从前辈们的经历找到力量，李明哲夫妻不把自己当受害者，且让李净瑜有了对抗的勇气。
透过两位前政治犯的经历与思考，或许也可以把这份力量，继续传下去。
无来由的被捕和秘密关押
李明哲
政治犯大多很爱说话，但当说话对象被禁绝时，人就会产生很变态的想法，会很希望国安人员来审讯你，因为他们是唯一会和你说话的人。
我是2017年3月19日被抓。刚被抓的时候，我完全不清楚状况，他们（广州国安局人员）只是随便拿了一张纸说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要审讯我。事后回想，真正和审判相关的问题，大概头三、四天就问完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说自己的政治目的，计划以间谍案办我，因此，希望我承认自己是蔡英文政府派来中国的间谍，借此打击台湾政府。
他们手上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就只是叫我自己写下自白，问我：有没有拿蔡政府的钱？如果有，给了中国那些人？
我被秘密关押的时间有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间，他们剥夺我的时间感，让我无法辨知现在是白天或黑夜。我看不到任何文字，也见不到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跟我讲话。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连作梦的权利都没有，就算梦到吃大餐，都有声音告诉我：“你在坐牢，赶快醒来吧。”而我就会立刻惊醒。
到了4月，在独自被囚且不见天日的孤独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想像会闯进我的脑海——我的父母都已高龄，国安人员又常以无期徒刑威胁我，因此，就算我心里相信家人并不会弃我于不顾，脑中却无法摆脱“回到台湾父母已经老死，家人无法谅解我”的思绪。
各种负面想法回绕不去，就算我心理不是这样想，脑子里却会出现另一种声音，简直是精神错乱，就像有两个李明哲在打架一样。
他们善用控制人性。例如，政治犯大多很爱说话，但当说话对象被禁绝时，人就会产生很变态的想法，会很希望国安人员来审讯你，因为他们是唯一会和你说话的人，你甚至还会希望他们审讯久一点。
置身陌生之地，又被威胁一辈子见不到父母，在这种精神压力下，国安人员可以取到任何他们想要的证供。但因为读到母亲在中国密使逼迫下所写的信，我坚持住了。
在信中，她不仅希望我认罪，又把我的妻子骂了一顿，说她就是要我做烈士，才会把事情闹到美国去。
如果你让一个独裁政权完全按照他的意志，配合他不坑声，它就可以达到目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你的抵抗力强一点，可能需要多点时间，但若你抵抗力弱一点，就很轻易被攻破。而当外界有动作时，更是会打乱他的节奏。
国安局人员把信拿给我，是要我赶快认罪，让他们可以对外宣称对我的逮捕具有正当性。但读了这封信，反而让我萌生信心，我知道外界正在想办法救援我，也就有了撑下去的意志力。
但我承认自己也有意志力薄弱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抵抗他们给我的压力。因此，我承认自己在网路上批评中共，也坦言自己反对中共政权，这些我都承认，唯独“间谍”的指控我必须要抵抗住，除了没有任何证据外，这也不是事实。至于其他被逼著承认的“罪”，我个人承受。
来自国际的压力，虽然没有办法让我提早回台湾，却达到了一些效果，像是我没有受到长时间的秘密关押。
在中国的政治犯，遭受秘密关押的时间最少半年、一年，甚至长达数年。所以很多中国政治犯出狱后，精神状况都不好，因为他被秘密关押太久。
陈钦生
“我们中华民国调查局不可能承认做错事、抓错人，这让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搁？考核也不好看，对我们升迁有影响。”
我也是遭到秘密关押。一直到起诉，我才被允许和外界联络，家人才知道我被抓。换句话说，从外界的角度看，我失踪了四个月，都没有人知道我在哪。1988年，我终于可以回到马来西亚时，见到我妈妈放在神桌下面的牌子，那是我的灵位，上头写著“爱子 陈钦生之灵位”。我感到非常心疼，问我妈妈后来知道我还活著，为什么要留著牌子？她说，想让我知道那四个月，家人有多煎熬，为了找到我，她被骗了很多钱。
我是在1971年3月3日，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第一天的最后一节课时，被调查局干员诱骗到台北，接著被带进日式房子的一楼，待上了十来天。房内有张长桌和椅子，还有一盏带著强光的灯，调查局人员说：“陈同学，你给我好好写下来，写下来就可以回家。”
调查局干员并未告诉我抓我的理由是什么，只要求我写下自白，但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能重复地说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可不可以提示一下？而对方从头到尾只是重复著这句话：“你自己做过的事，你最清楚。”
因为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们就对我施加酷刑。头50个小时，既不让我如厕，也不让我睡觉与进食，若我想要抗拒就赏我巴掌，接著是一个巴掌。我的牙齿都被打落了。
我在马来西亚受的是英式教育，拥有永远不会放弃的个性，但是，当时情治人员加诸在我身上的压力与酷刑，让我无法承受，几乎精神崩溃跪了下来，求他们告诉我要写什么，我都可以配合，但调查局人员就是不松口，斥责我固执难搞，继续施以各种凌虐酷刑，有次我被打到吐了出来，他们还要求我把地上的秽物舔干净。我恨死他们了。
我觉得他们很像在玩弄我，尝试变化各种刑求方法。有次，我先是被倒吊，又在被摀住口鼻的情况下，让他们以吸管从我口中注水，水胀满了我整个头，眼睛耳朵鼻子都出水，这个伤害太严重，后遗症直到现在都困扰著我。
我真的非常痛苦，脑袋只想著自己又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趁著终于被允许可以上厕所的机会，我拿起放在洗手台下的棕色瓶子，意图寻短却未果，那并非我想像中的强酸强碱，就只是脏水。
调查局干员甚至掌握了我们想要自杀的心理，整个审讯过程我尝试轻生三次，都落入他们的算计而失败，引得他们讪笑。
到了4月，他们对我说，案子已经破了，我这时才知道自己被抓与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相关。因为嫌犯另有其人，我便被告知可以回去，但上了车后，原本审讯我的那群人又出现了：“谁说你可以回去？”
我不懂，案子已经破了，已证明我是清白的，为什么不放我回去？对方这样回我：“我们中华民国调查局不可能承认做错事、抓错人，这让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搁？考核也不好看，对我们升迁有影响。”
“更何况，我们把你关在里面，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说的是20万新台币奖金；当时20万新台币，相当于爱国奖券头奖奖金数额。
“重要的是，你来自海外、是华侨，我们把你丢到大海里、把你判刑，你在台湾孤家寡人、没有人会在乎，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你放了。”他们对我说，当我家人收到讯息时，案子已经结束。这些话，真的让我心死。
在调查局的设计下，我写下了不实自白。我在马来西亚读的是英文学校，中文很糟糕，完全不懂严重性，以为写完了，收到起诉书，就可以收拾行李离开。
但我同房有个名为李世杰的调查局干员，看了我的起诉书一眼，摇摇头：“同学，你是可以回去，但是，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见我一脸茫然，他便继续解释：他们控告你参加共产党，以学生名义来台湾企图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依照《惩治叛乱条例》起诉，这最高会被处以死刑。
如果我真的有做什么事而被判刑就算了，但我什么都没有做，却要被判死刑？6月被起诉到10月被判刑这段期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度过的，眼睛闭起来，就会梦到被送到断头台头被砍断的画面，这种受极刑的折磨，一直著困扰我。直到今天我还是完全想不起来那段时间在牢房里的生活，没有换衣服、吃饭的记忆，脑袋一片空白。我在那个33号牢房，度过我毕生最难熬的日子。
从起诉到审判
李明哲
我在这个庭审上的唯一“演出”，就是认罪、念认罪自白书。这个认罪自白书，我改了好几遍，最后版本是依照他们的意思写下的。
可能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国安人员还是会在精神方面摧毁你，让你对监管人员产生依赖，又让你对未来丧失希望，甚至崩溃。联合国人权标准把单独关押视为酷刑，我被秘密关押，符合联合国的酷刑标准。
但因为我的妻子争取国际救援，来自国际的压力虽然无法让我被释放，但让秘密关押期只有两个月，对我已是很大的帮助；另一个重要帮助，就是让我的案子变成“公开审判”。就像美丽岛案一样，透过公开审判，就算民众不同意案犯的主张，也会知道他们不是坏人，知道他们的想法。
过去在中国被控颠覆政府的政治犯，没有公开审判的案例，都是秘密审判，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中国社会也会给他们许多道德批判，骂他们破坏社会团结。虽然我的案子只有截取部分画面公开上网，我也被限制发言，只允许我念出认罪自白书上的内容，但我一开始被污蔑为间谍、嫖妓，公开审判对我的好处，即是逼使中国政府必须把我的罪名说清楚。
我被中国政府起诉后，庭审只有一次，那个庭审就跟演戏一样，本身不重要。他们想透过我的案子形成一个“范本”，好展示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实际上，依规定我可以请律师，但因为人生地不熟，我的律师是官方替我找来的，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帮我辩护，不是主张我无罪，而是确认我会认罪，也确认我不会攻击共产党。
中国司法独立是假的。首先，要成为执业律师，必须由当地公安机关审查，理当分属检审辩三方对立角色的司法人员，却站在同一阵线上，在开庭前一起劝我认罪。准备庭则是演练实际开庭当天的流程，律师该说什么也像演戏一样走过一遍，甚至律师还会“提醒”检察官要补强证据。
而我在这个庭审上的唯一“演出”，就是认罪、念认罪自白书。这个认罪自白书，我改了好几遍，最后版本是依照他们的意思写下的。
我是笑著念认罪自白书的。因为我不被允许说出那张纸之外的话，因此，我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搞笑当小丑。妻子说，我的笑容令她感到疗愈，因为她知道我正在扮演一个那个场合要求我扮演的角色，而我透过这个演出来对抗一切。于是，她也笑了。
虽然外界只能看到审判的一部分，但公开审判会凸显独裁政权的矛盾本质，他们想要找到像样一点的证据，但最后呈现的结果又极其荒谬。但如果是秘密审判，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前所述，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这件事。我在看守所时，正逢十九大召开，电视上就有十九大的宣讲团，宣讲团里有湖南法院的院长，也有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他们一起去为中共的十九大宣讲。中国的司法、国家，都是为了共产党的永久执政存在。经历过这一切，让我真的有很深的体会。
陈钦生
我在庭上主张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中华民国可以审判外国人？军法官回答，“你身上流著的是中华民国的血，我们当然有权利审判你。”
在当时的台湾，我们这种政治犯是受军法审判，也都是秘密审判，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做见证。
当然我们也有受到辩护的权利，但律师不是我们自己请的，是由警备总部军法处指派公设辩护人。但军事审判官、军事检察官与公设辩护人都是军法官，说来说去都是他们自己人。
起诉我的书状上头所列的罪行，都没有证据，他们定罪的唯一依据，就是我被设计写下的那份自白书。如果当初我没有照要求写下自白书，他们就没有证据了。但当时我怕再被打，也想赶快解脱，就照著他们的要求做。我错了。
审判庭开始前，有开两次调查庭，我数次提出证据要求他们查证，军法官都拒绝，声称笔录非常清楚，“你在检察官面前说的话，我们都会认定是事实。”
有一次，我要求跟书状上所列的人对质，军法官却说，“你可以想办法把他从马来西亚叫来出庭，但我告诉你，不出三个礼拜，我们也可以把他变得跟你一样下场。”
我在庭上主张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中华民国可以审判外国人？军法官回答，“你身上流著的是中华民国的血，我们当然有权利审判你。”
马来西亚政府当然想尽办法救援，但因为我是以侨生名义申请到台湾读书，文件上没有国籍选项，只有省籍可填，而我所填的“广东梅县”，被视为铁证，马来西亚政府因此失去救援的立场。我后来才知道，包含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国际团体，造成些许影响，让我虽然还是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被定罪，却是最低刑度的12年。
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做，本应该无罪，却要遭囚12年，令我心有不甘，频频向审判官要求：“干脆判我死刑好了。”当然，他们没有做理。
判决下来后，我仍继续提出上诉，因为不想放弃，但每次上诉都还是维持原判。求生不成求死不得，我就在绿岛的绿洲山庄熬过了12年。
家人的救助与力量
李明哲
我的妻子内心很清楚：虽无法决定李明哲什么时候可以被释放，却可以决定他以什么样的状态回来。
在中国，只要犯罪关到看守所里，是见不到家人跟律师的，根本没办法替自己找到有利证据。对于政治犯，更是特别严格。
我被拘留后第一次见到妻子，是在开庭前大概五分钟的会面，当时她剪短了头发、人也变得很消瘦，我却没有时间对她诉说思念之情，因为有太多事情需要沟通交代。即使如此，因为感觉到家人在你身边，内心会产生稳定的力量。
有人说，我的妻子搞国际救援，但最后我还是被关了五年，没有获得假释、无法提前出狱，救援的成效在哪？但我的妻子内心很清楚：虽无法决定李明哲什么时候可以被释放，却可以决定他以什么样的状态回来。
国际施压，纵然无法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普世人权价值，但可以要求他们至少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法律赋予家属会面的权利。这是我们想要努力的。
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家属每个月可以会见一次，但我太太申请十几次，只被准许两、三次，每次见面我们都没有互诉衷曲，她会告诉我同婚修法的公投没有通过（编按：指的是台湾于2018年就“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举办公投），或是提到废死联盟执行长对我的关心，而后解释废除死刑运动的状况。她的目的是要让我知道台湾社会仍然继续努力，要我保持希望，要健康的回来。
我们可以通信，为了通过监狱的检查，我会写些不痛不痒的话，最后再列几本书单请她送给我。她看到书单，会感到安慰：她可以确认李明哲还是那个李明哲，还是有自己的思想，没有疯掉。
陈钦生
即使八岁时父亲去世，即使遭到刑求忍受冤罪，都没有哭，但这个让我痛彻心扉的哭嚎，却也带给我一个强烈的力量，要实现对母亲的承诺，活著回到马来西亚。
我现在拥有幸福的日子，美满的婚姻，但入狱当时我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可以支持我，看著李明哲夫妻的相互扶持，尤其妻子李净瑜的付出，实在很羡慕。
在我被起诉判刑时，家人原本有机会来台湾看我，但当时规定太多，我母亲不识字，只会客家话，没有办法独自来台湾，家人陪伴也不被允许，只能由当老师的哥哥透过各种管道想办法救援我。
我只能和家人通信，规定只能写200个字，只够写吃了馒头、喝了粥之类的话。
但这12年间，我仍然有机会与母亲见到一次面。1975年蒋介石去世，原本依减刑条例规定，政治犯刑期可以减半，但在立法院绕一圈后，受《惩治叛乱条例》判决的政治犯例外，我仍然维持12年有期徒刑。但马来西亚的家人不明白细节，误以为我可以提早出狱，母亲便申请来台，想要把我带回家。
母亲不知道是如何只身一人从马来西亚抵达台湾后到绿岛的，到了绿岛又因为不知道有两个监狱而先去绿岛监狱，却找不到儿子，只能怀著担忧回到台北，镇日在植物园内发愁，直到一个会讲客家话的退伍军人上前攀谈，母亲才得以返回寻子之路，前往绿洲山庄探望我。
当时我收到会面通知时，还感到疑惑：“怎么可能有人找我？”直到走到会面室，远远见到一个瘦弱的老妇人，还无法辨识她到底是谁，仍以为是找错人。狱所人员不断提醒时间有限，15分钟时间只剩五分钟，催我快快上前。到了玻璃窗前，我终于意识到那是母亲，情绪涌上，久久无法言语：母亲本来是个丰润美丽的妇人，怎么变得如此憔悴？我忍不住自责起来。
狱方又催时间不多，要我赶紧拿起话筒，我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说了一句：“我没有犯罪。”遭狱方警告不能说案情后，又勉强吐出一句：“妳千万要保重，我一定会活著回到马来西亚见你。”
母亲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只是默默落泪，而后将手平放在玻璃窗上。母亲千里跋涉而来，想要确认孩子是否活得好好的，想要拥抱孩子、感受到孩子生命的体温，却遭到玻璃阻隔，我也只能把手放上去，传递自己的心意。
看著母亲离去的背影，我不由自主瘫坐地板上声嘶力竭痛哭。我这辈子没有这样哭过，即使八岁时父亲去世，即使遭到刑求忍受冤罪，都没有哭，但这个让我痛彻心扉的哭嚎，却也带给我一个强烈的力量，我立志要让自己好好振作，要实现对母亲的承诺，活著回到马来西亚。
监狱的日子
李明哲
“为什么监狱没有遵守合法工时？”他们会回我：“李明哲你是被管理者，我们是管理者。就算你讲的有道理，我们也不能听你的。”
在看守所跟监狱的日子，对我来说是复原的过程，去平抚我秘密关押那两个月的精神摧残。
我在中国监狱的心得，就是他们把人当作机器。依据中国法律，一天只能劳动八小时，但实际运作却长达13个小时。每天13个小时的工作，回去只有不到两个小时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
我常常去跟管理者反映：“为什么监狱没有遵守合法工时？”他们会回我：“李明哲你是被管理者，我们是管理者。就算你讲的有道理，我们也不能听你的。”
你会发现在中国，法律只是管理者用来管理人民的工具，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管理者跟被管理者的关系，且只有管理者可以解释法律，一般人没有办法解释法律。这就是为什么七零九律师会被抓，因为这些律师会告诉人民：当你的权利受损时，可以靠法律来维护。这种行径跟挑战共产党没两样。对共产党来说，法律本身不能解释法律，只有共产党才可以解释法律。
台湾司法的立基点是保障民众权益，让民众有足够的力量与政府对抗，但中国的司法是保障执法者的执法，所以会选择对他有利、却损害人民权益的方式。因为这些观察，让我转念，觉得可以在中国监狱做田野调查。这也让我得以撑下去。
在监狱里，你会看到“自我放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自己如果什么都不想、跟著监狱的节奏走，就会跟他们一模一样。他们的逻辑是供吃供睡就够了，其他的应有的待遇，都是福利，可以随时剥夺，像是与家人会面的权利，就会因为你不听话而轻易被剥夺。如果顺著它的逻辑，到最后囚犯只会剩下最原始的“吃”的欲望。甚至很扭曲的，你会开始爱上跟你说话的狱警。
那个撑下去的意志力很重要，不然会随波逐流。
为什么中国要那么长时间秘密关押政治犯？重点不在他关你几年，重点是透过关押囚禁，让你精神意志失常，出去无法再做人权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妻子一直强调：虽没有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回来，但可以决定我以什么样子回来。
只要我回到台湾，可以继续做我本来做的事，讲我在中国的经历，那么中共关押我的目的就失败了；而对我的救援，就是要让中国关押政治犯的目的完全失败。
在监狱里，人的肉体被限制，但你的心里会是自由的，只要你愿意付出一些代价。
陈钦生
尽管我们可以想很多东西，但会告诉自己不要想围墙外的事，若只想著墙外，这种无法掌控的事，会令你很痛苦。
在早我一个世代、同在绿岛关押的政治犯前辈才需要工作，而我们这一代的政治犯，则被关在绿洲山庄的围墙内。
泰源监狱事件
我跟上个世代的前辈们说过，他们身体被限制、失去自由，但精神跟心灵上还能保持健康的感觉。虽然不能离开绿岛，但岛上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可以去游泳、去抓鱼；在岛上种菜、跟老百姓聊天。只是到了晚上，要被关在里面不能出来。
但我们的状况不同，在泰源监狱事件后，官方拒绝狱方跟我们多接触，我能接触到的监管人员屈指可数，也无法离开监狱围墙，身体完全被禁锢。虽然也有工作，但不是你要工作就工作。最初两年，我拒绝和任何人沟通，只是曲缩在角落，封闭自己。尽管同房狱友轮流激励我，我仍不为所动，只希望他们不要吵我，不要烦我。这看似徒劳无功的开导，逐渐印在我心里，有次放封时晕倒，才真正让我有所警觉，下定决心要好好活下去。
在监狱中，我遇到已经坐了20年牢的政治受难前辈，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和朋友吃顿饭就被判无期徒刑。即使如此，他都没有放弃自己，这些长期遭囚的前辈没有人是放弃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活得比两蒋还久，一定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家人。他们的信心是鼓励我活下去的重要力量来源。
我非常佩服他们，在狱中他们还是读书，彼此学习。所以我学台语、国语，也在图书室看书，后来还去当当厨工，替押房里的狱友准备美味三餐，也替狱方做菜；有时我们会“加菜”，像是在里面吐痰，是我简单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前辈与我们都在彼此鼓励：虽然身体被禁锢，可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是自由的。尽管我们可以想很多东西，但会告诉自己不要想围墙外的事，把精神集中在围墙内，专注在看得到的、享受到的地方。人在围墙里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若只想著墙外，这种无法掌控的事，会令你很痛苦。
从述说得到疗愈，从历史得到力量
陈钦生
虽然每次诉说都很痛苦，梦靥盘旋不去，但越说痛苦越是减轻；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政治暴力创伤疗愈，就是要把痛苦说出来。
我出狱后有三年，没有任何国籍身分，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准我回马来西亚，我也无法找到工作，只能到处流浪，露宿街头，过得比在牢里还辛苦，当时我心怀怨恨，没有办法原谅当初陷害我、凌虐我的情治人员，总想著要找到他们复仇。
当时情治人员多住在现在新店中正路上，我便时常去那边晃荡。有一天，终于遇到刑求我的那个调查局组长，我观察他的作息，备好一把水果刀，决心要和他同归于尽。他下班会经过附近的保安宫，我就每天在那里等他，宫主看我常在那里出没，问我缘由后问我：“如果你这么做，首先会想到的是谁？”再问：“最难过的会是谁？”这些问题我都能回答，答案就是我的母亲。但当时我无法想太多，只是一意孤行，但就在我看到这个仇人下车，准备上前时，心里突然一个声音阻止了我，要我住手。我自此便放弃复仇的念头。
遇到我妻子后，决心要给她过好日子，从此不提受难的往事。当时我投入国际贸易，游历数十个国家，事业有所成就，苦痛的记忆也随之埋藏心里，假装未曾发生。但就在此时，接连几个人权与文史工作者找上我，希望我向年轻人分享生命经验，我二话不说拒绝，最后禁不住请求，协助完成一场访谈，但那次分享令我恶梦缠身，痛苦的记忆席卷而来，夜不成眠，便决意再无第二次。
然而，在因缘际会之下，我还是有了一次向年轻人讲述自己经验的机会。台下年轻人不仅能理解，会后还热情拥抱我们这些政治犯。我的坚持便开始有所松动，答应分享自己的故事。
虽然每次诉说都很痛苦，梦靥盘旋不去，但越说痛苦越是减轻，现在我已经不再有负面感受。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政治暴力创伤疗愈，就是要把痛苦说出来。
后来我陆续参与了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筹办，一直到现在协助人权教育，向外国访团谈自己的故事，推广人权理念，甚至因为街友的经历，跟民间团体一起办人权办桌，这些都是我现在可以为台湾人权尽份心力的机会。
去年佩洛西访谈，由我导览，她充满好奇，问我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在台湾受审，是哪位美国参众议员尝试救援，又问我为什么美国军售没那么重要？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向她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透过国际的支持与声援，来支持台湾这块土地，让敌人无法轻易进犯。战争是不人道的，只要发生战争，受苦的都是人民。
我现在时常有机会向外国访团和媒体谈论白色恐怖与人权意义。我总感觉，比起台湾人，外国朋友对这一切更为重视。
我只是个小人物，与其他人相比，经历毫不重要，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唯一的诉求，就是请大家把台湾的故事带回去，共同成为守护民主人权的力量。
李明哲
人自由的根源来自国家的自由，如果台湾失去自由，我们就没有了个人的自由。
过去我在政治圈工作，发现若要解决台湾某些问题，还是要靠教育。所以我在文山社区大学教书。
因为我关心人权，关心普世价值，自然也会关心中国。这不是说我有所谓的“中国情怀”，只是因为它距离你太近，所以有必要了解他；而我会想了解这个国家中的政治犯的状况，除了自身对历史的兴趣，也是因为对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移情作用。
中国不只打压国内人权，也无视国际规则。我本来不认为自己是人权工作者，但在中国这段经历后，我开始对外说自己在做人权工作。因为自己人权被打压，我才真正感觉到人权的重要。所以，我总说中国制造出更多人权工作者，而且是中国制造出来的“永远反对它”的人权工作者。
从对我的救援中，我也观察到一些值得讨论的事，例如过去国民党教育要求我们远离政治，对于有权势者要退让的情况，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很多人希望我妻子安安静静配合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以香港、台湾的历史教育为例，香港的历史考题考的是申论，台湾的考题是选择题，选择题代表有标准答案，相同才是正确的，但申论题反应的是：每个人想法不同才是正常的。
所以，谈到台湾的转型正义、去除蒋介石铜像我当然同意，但推倒之后呢？思维会改变吗？我们的思考方式从过去到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就像是杨智渊（编按：台湾民族党副主席，遭控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被抓的时候，人们不会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检讨杨智渊为什么去中国，这样检讨被害者的思维都是过去的思维，这也是为什么我坚定要在台湾做教育的原因。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除了要证明我们拥有自由外，也配拥有自由，但我们必须理解到，自由是有代价的。我的妻子为了救我被骂冷血，说她是要害死我，但其实她是在付出自由的代价。而我虽然会被狱方处罚，但仍透过妻子传达中国监狱情况，我也付出代价。
所以我今天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回来，而不是以一个承认间谍罪或嫖妓罪的身分回来。如果我为了让自己好过，早点被释放而不吭声而妥协，那么表面上重获自由之身的我，回到台湾无法抬头挺胸做人，只能躲起来，这样等于我只是从一个“小监狱”回到一个“大监狱”，这是一样的东西。
即便我的肉体被中国政府监禁，但我的精神是自由的，但如果在台湾你却不愿付出代价，那么，你的精神是被禁锢的。我们现在享有的言论自由，都是上一代、上上一代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他们的争取。
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配得起这个自由吗？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去维持这个自由？面对中国的侵略，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你要投降、和谈、还是透过国际舆论或者武装民防去对抗中国的侵略？
人自由的根源来自国家的自由，如果台湾失去自由，我们就没有了个人的自由。我会继续做人权教育，包括让更多台湾人更认识中国，不是因为讨厌中国、厌恶到不愿意谈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不愿认识中国的人，其实最容易被中国影响。不论你主张统一或独立，都要了解中国，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而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也很重要。我的妻子面对中国的力量从何而来？就是历史。她曾为施明德做事，熟悉诸多白色恐怖档案，并从施明德与前辈们身上学到经验。
过去有个国民党军官韩若春因为批判蒋介石而遭处死刑，他留下的遗书中不见抱怨，而是跟他妻子说，不要失去对人生的希望，不要心怀怨恨、要健健康康的活著，教导自己女儿价值观要正确，这是他唯一可以留下的礼物。他最后说了一句，“苦难的结束，是幸福的开始。”像他这样面对死刑的人，依然保持心灵的健康，并未把自己当作受害者。
我们不仅要认识中国，还要认识自己的历史，才知道过去的人为了自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又承受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才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面对威权，一定要从自己的历史找到力量；如果我们不愿意认识自己的历史，那绝对找不到力量，也就无法对抗外在的压力。
（实习记者陈禹蓁、江亮儒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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