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百万 全球通缉
曾与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家族企业合资做生意的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因筹组“香港议会”触犯《港版国安法》，被悬赏百万港币全球通缉，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势力”。袁弓夷在香港的多名家人被带到警署问话，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儿媳容海恩公开呼吁袁弓夷返港自首，并登报与他脱离爷媳（翁媳）关系。袁弓夷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筹组”香港议会”是要为中共垮台做准备，习近平政权可能维持不了几年。
消灭资本 文革重演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袁弓夷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细述自己如何从一名“爱国的港商”变成所谓“反中乱港份子”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不怪自己的家人与他“划清界线”，但坦言自己在2019年出来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时，的确没有想到当年文化大革命被乱扣帽子、骨肉相残的那一套，如今会在他自己身上重演。
袁弓夷说：“这么笨的一套，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中共自己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共产党里边都已经否定了，现在还有人拿出来再用？你看看最近这个《反间谍法》真个是大笑话，而且还要搞全民抓间谍，50万一个奖金啊，那么大家现在失业的人这么多，大家都去找间谍，每天在都街上找间谍，你说这个国家要怎么办？这个后果会比那个文化大革命还要更严重。”
袁弓夷的母亲曾被关进劳改营，父亲在上海的生意被“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袁弓夷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比毛泽东还要厉害，每一个行业、人家合法的行业，都给他一个一个（整肃） 、在家里补习都算犯法的、又说大数据是犯法、把他整家马云啊什么阿里巴巴把他接管过来，所以这个人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最终所有在中国有财产的人，因为财产就等于是资本嘛，完全都要被他对付，最后把你们的财富全部收回党有、收为党的资产，最后就是这样的目的。”
“香港议会”揭穿中共假民主？
被问到他为何要筹组“香港议会”，难道不怕再也见不到家人？甚至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袁弓夷告诉美国之音，其实习近平最害怕的就是选票和人民的力量，而中共最大的谎言就是宣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宣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但可笑的是，“很多中国老百姓却根本连选票都没见过”。”袁弓夷说筹组“香港议会”就是要用普选、一人一票的实际行动，来揭穿中共是一个挂着假民主招牌的“伪政权”，他喊出的口号是要“用选票发动革命，用议会光復香港”，并且还要制定宪法、公投自决，用“香港议会”作为全中国的民主样板。
袁弓夷说：“将来如果香港议会成功的话，其他国内的地方，不同的省不同的区，尤其是所谓自治区，也应该投票。现在我跟西藏的人、跟维吾尔的人都在谈，他怎么用我们这套投票的机制，在新疆跟西藏都可以投票，他们现在投票都是海外的人，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流亡议会，但是我说的“香港议会”不是流亡议会，我们在香港当地的人一样有权投票、而且是要安全的投票。”
“沦陷区”投票 有弊无利？
不过有关于“香港议会”这个概念究竟是否可行？具体要怎么做？如何认定选民资格、保证投票安全？是否具有透明度和公信力，各界提出不少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移居伦敦的香港历史学者、《极权终局》一书的作者潘东凯在接受越洋电话採访时告诉美国之音，不少人质疑“香港议会”的投票究竟要如何在《国安法》和中共监控下做到百分之百安全？而且综观历史，在境外组织反对势力将“沦陷区”也纳入投票，不管怎麽看都有弊无利。
潘东凯指出：“第一，在技术上要如何确保投票安全大家是有疑虑的；第二，将投票资格扩大到多达八、九百万海外港人和他们的下一代，在投票时如何确定符合在香港住满七年的资格也有一定困难；第三，期待那些留在香港的人推翻或否决当地政府的合法性，而去投票支持一个海外象徵性质的议会，毫无实质意义。
潘东凯说：“对于离散海外的香港人来说， 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的香港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沦陷区”，这样加入仍然在沦陷区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一起投票，可能违反他们的信念与原则，另外对于仍然在香港生活的七百多万人来说，他们仍然在香港生活，包括工作、读书及交税，和使用香港特区政府发出的护照公干、旅游等等，仍然在香港的这些人，其实客观上已经认同了特区政府的合法性，要他们冒极大的风险，参加一个被特区政府通缉的人士主持、透明度又严重不足的组织，投票去选一个只有象徵意义的海外议会，有什么意义？”
潘东凯强调，若一昧追求很大的投票数字，不但没有实质意义，反而损害港人的权益，这样投票出来的结果，反而不能代表港人发声。
立宪公投？替代方案？
潘东凯认为，比较好的方案，应该是由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外港人推举出一个委员会，根据当地的人数比例选出代表，再由各地区的委员会代表为当地的港人发声，并向当地政府争取协助，这样会比一个单一的全球超级选区更具代表性。
此外，潘东凯也从历史的视角去质疑“香港议会”第一届就要立宪公投，究竟是不是目前最急迫的事情？潘东凯分析：“不管是北美13州取得胜利之后，1787年在费城的‘制宪会议’，还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坐下来制定第一套宪法，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经过一个合理的途径，绝不能捨本逐末，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
但袁弓夷认为，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已为中国经济带来严重问题，政权无法长久维繫，筹组“香港议会”是为“后中共时代”预作准备，只等中共消失那天，便能返港重建家园。
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
袁弓夷说：“如果习近平坚持这样搞下去，我看中共这个政权最多就是两三年，你想想看国内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 这么辛苦，过去这二、三十年，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企业也好、事业也好，一下子全部摧毁，现在你看倒闭的多的不得了，还有失业，他们对中共的意见比我们远远大，他们是受害，我们香港人说楼卖掉、我一跑了之，我们楼也跌价，但没有跌的这么严重，在中国你楼卖不掉，你的二手楼多的没有办法卖，所以根本里边反对他的势力，比我们在外边强的多，而且你要看到国际上反对他的国家越来越多，本来德国、法国都是在中国赚大钱的，现在都站起来反对他，所以我评估中共政权最多就两三年 。”
香港历史学者潘东凯认为这样的预期恐怕过于乐观。他说：“对于中共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估，但是习近平最多两三年就会垮台这样的评估似乎不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共识，而且‘香港议会’未经海外港人充分谘询和讨论，不同的意见反而可能造成海外民主运动的分裂，我们对‘后中共时代’的香港治理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想象，但目前‘香港议会’的这种做法不但动不了中共一根寒毛，单凭个人想象制定影响香港人未来的重大议程，也必然是失败的行动。”
面对各界对“香港议会”的质疑以及“夸父逐日“的批评，袁弓夷坦言，“香港议会”的确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被问到他会不会放弃？袁弓夷说：“只要是对的事情，就算第一次失败，也会继续做下去。民主怎麽可能不对？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可能会输，但我们不会输，因为人民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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