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猝逝,其人虽已“盖棺”,但其政却难“定论”。至少在人口政策上是不及格的。
李克强在担任常务副总理就负责人口政策。以前普查组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2010年的组长却由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担任。我当时对他充满期待,在《光明观察》发表《人口政策御驾亲征,不能只拎回几只野兔》。
2010年我在《人口政策不如杀出一条血路》中指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应该利用好三个天然台阶(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公开信》30年到期,第六次人口普查,十二五规划),于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如果错过了这些天然的台阶,今后将很被动。”
但是李克强显然没有足够的政治魄力摆脱利益集团的操控。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意味着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被利益集团篡改为1.63。2011年4月26日,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于学军、普查专家组成员翟振武被推荐给政治局上课,建议“稳定低生育水平”。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
2010年普查动员了近千万普查员和指导员,直接经费80亿元,间接成本600多亿元,对财力和人力的动员相当于和平年代的一场战争。但是这次普查被彻底报废,导致后面的人口政策很被动。李克强任总理期间,挤牙膏地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成为历史笑话,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他去世时,计划生育仍未废除。
青年潮和政治变革
李克强去世引起了民众的自发哀悼。1976年总理周恩来去世,引发“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猝逝,成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由于这些历史的记忆,一些人期待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将点燃另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当局也如临大敌。其实人口、经济结构和政治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
15-29岁的青年最有生殖力和经济活力,最有政治热情,最具战斗力。将15-29岁人口比例超过28%称为“青年潮”。香港在1974年开始出现“青年潮”,1980年青年比例高达33%,中位年龄不到26岁,黑社会、反殖民统治、民族主义、保钓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让港英政府不堪其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签署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台湾和韩国的青年比例从1966年的25%上升到1980年代初的32%、31%的高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5%以上,民间力量活跃。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热情高涨,民运、学运此起彼伏,两地在1987年完成政治转型,中位年龄只有25岁、26岁。
1964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只有20岁,青年比例只有23%,1965年开始攀升,是文化大革命的人口学基础。1979年中位年龄只有22岁,青年比例超过28%,民心思变,开始经济改革。但“青年潮”仍然引发了治安危机,中国政府在1983年启动了为时三年的“严打”。1980年代中国是朝气蓬勃,民主热情高涨。1986年全国发生了“学潮”。1989年全国青年比例高达31%,中位年龄不到25岁,发生了“六四事件”。
1989年新疆却没有青年潮,社会相对稳定。维吾尔族在几年后才开始出现“青年潮”,2009年青年比例达到32%,中位年龄不到26岁,爆发了“七五事件”。
李克强去世不会引发政治地震
几十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政治家“刻舟求剑”式地期望中国重现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然而,事与愿违。2022年11月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也只是半月而止。
中国社会越来越僵化,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1996年“青年潮”就已退潮,2023年青年比例只有17%,中位年龄超过42岁,2040将达52岁;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低到现在的43%(国际社会占60-70%),政府越来越大,社会散沙化。第三,中国政府杯弓蛇影,将一切“小乱”提高到政权安全的高度。
就像45岁以上的妇女难怀孕一样,中位年龄超过40岁、青年比例低于20%的社会是很难实现政治转型的。2019年两百万人参加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部分是因为中位年龄超过44岁,青年比例不到16%,已进入“政治更年期”。
青年的下降本身就降低民主热情,而缺乏挑战权威精神的独生子女一代,还需要更多考虑家庭安全,在政府和父母的引导下,成为 “小粉红”。老人安于现状,而独生子女的父母还不得不依赖强大的政府提供安全、社保、医保。因此近年中国涌现出一批诸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拥护政府的群众组织。1989年的学生民运组织是青春痘,是可以孕育新生命的标志;而“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等组织是老年斑。青春痘不再,老年斑长在。
老龄化最严重的东北,最拥护政府,东北的今天将是全国的明天。即便中国真出现1990年代俄罗斯那种动荡,庞大的老人很快会拥戴一个普京式的强人来稳定社会。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崩溃。藏族人口在8世纪就开始减少,但其政治制度还延续了一千多年。
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今后将是“小乱不断,大乱没有”。对中国政府来说,需要担心的不是政权安全,而是老龄化和青年比例下降导致的社会僵化和活力丧失。中国当局应该有足够的政治安全感,放松社会管控以增强社会经济活力、提升生育率。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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