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

“消费降级”和“中产返贫”:中国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下的现象

  • 李雨梦
  • BBC中文特约记者
China night market

图像来源,UCG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的一个夜市。

十多年前,孙军利在家乡陕西创办了自己的连锁品牌曼尼咖啡,生意好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店铺有二十间,一年的营收有五、六千万人民币(约七、八百万美元)。三年新冠疫情中,经营每况愈下,到了2020年年末,平均每间店一个月最少亏蚀2至3万,不得已她要将剩下的生意全盘出让。

差不多疫情尾声,她以受薪的形式,回到曼尼咖啡帮忙做管理营运的工作。跟身边做生意的朋友一样,她本来以为之后的经济环境会好起来,却发现来店消费的客户习惯改变了。

“同样一波人,以前是一周来两次,变成了一个月来两次,或是两个月才来一次,”孙军利说,即使进行过推广、促销,营业额还是没有起色。她将这些变化归因于人们“没钱了”。她自己每月则只有几千元的收入,但生意差、赚不到钱的时候,她也不好意思拿取工资,变相没有收入。

2023年1月8日,中国全面解除防疫封控,结束了三年多的“清零”政策。当时,外界都在预期疫情过后将会迎来强劲的经济复苏。解封至今,“消费降级”、“中产返贫”、“青年失业率”、“通缩”、“35岁危机”、“断崖式降薪”等话题都在不同时间点上了占据中国互联网的热搜榜。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的个人所得税为5,007亿元,同比下降7%;首两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收为3,262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15.9%,三月份数据发布时,引起了广泛讨论。

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6.6%, 而2023年降至5.2%。中国政府预计今年经济只有5%左右的增长。 

孙军利

图像来源,BBC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孙军利

“消费降级”

对于70后的孙军利来说,疫情三年,把她曾经一手打造的餐饮事业几乎摧毁。

2020年,疫情到来,原本以为很快就会过去,“我也曾经经历过SARS,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果。”疫情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店铺需要关门,但一些如房租、工资、材料等基本开支无法免去,到了同年五月,她开始尝试营业,“但一直没有好转,我几乎就交不起房租了。”

接下来几个月,为了支撑店铺营运,孙军利先是变卖了自己的资产包括房子和车子套取现金,之后也向周边的人借钱,直到无法再这么做。 租金缴交不上,不得不关掉三间咖啡店。“后来我就把所有店分解出去,”孙军利说, 她把一部分的店铺股份给予了合伙人,独资的店铺则找人承接。

到了2021年,她因为拖欠30多名员工薪金而被检举到劳动部门,后来公安部门传唤她,她被拘留了16天。“那时真是万念俱灰,本身资金链断了,事业全盘崩了,本身已经受到打击,而且也没有思想准备面对因付不起员工工资被拘留。”另一方面,她也因为欠债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至今,被禁止乘搭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到至今。

因为破产的缘故,孙军利自己的消费模式也大大改变。之前,她跟家人基本上每周都会外出聚餐,每餐大约1,500元(约207美金)以内,也不会觉得很贵。

现在只有节庆、生日等日子才会到外面吃饭,每顿花费压缩到大约300至500元左右,“超过500会觉得贵。”

在其他项目上面的开支,她也缩减了很多,房子卖了以后,她和家人一直租住朋友的物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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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YouTube 帖子, 1

对于生活在杭州、从事教培行业的何先生来说,三年疫情同样让他在消费方面变得愈加谨慎。以咖啡的消费为例,他说,疫情之前自己主要是光顾星巴克等连锁咖啡店,每一款单品都在三十到四十元人民币之间。

然而疫情至今,他改为消费本土连锁品牌瑞幸咖啡,因为有非常多促销,很多时候一杯咖啡只需十几块钱。

何先生说他记得十多年前入行的时候,最初几年每年都有接近三成的加薪幅度,2017年是薪水最高的时候,税前一年可达约27万人民币(约37,800美元),疫情至今工资不长反降。

2021年中国教育局推出“双减”政策,严厉打击课外辅导行业,大量校外教培企业亏损或倒闭。何先生说,由于他所工作的企业以留学服务为主,故“双减”政策带来的影响不大,但国际间的地缘政治则会有所影响,例如中美关系的转差会让到美国留学的需要减少。目前他的年薪是税前约25万(约35,000美元)。

除了餐饮之外,旅游是另一项何先生实行消费降级的项目。疫情之前,每年都会有二、三次的出境旅游,目的地通常是日本;但解封之后一年,他只在国内旅游。2019年的时候,他曾经规划于2020年到欧洲旅游,但解封之后,计算过旅费后,欧游的计划被搁置。“如果收入没有上升的话,其实也还是没有安全感。”

Orientis首席经济师徐家健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相较于疫情期间经济活动的停滞,解封后经济的反弹是有的,“但那个反弹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他分析说,过去由于中国大陆的投资工具相对较少、资产亦不能够自由进出,很多时候只会选择储蓄或买房,故总资产中房地产占的比例较高,惟近年因恒大、碧桂园事件等导致房价普遍下跌,由于资产总值的下降,“财富效应(消费情绪会随着资产价格升跌而有改变)下自然会让人少点花钱。”

徐家健指,疫情过后生活习惯的改变也是消费模式转型的原因之一,例如很多人会择选在家煮食取代外出餐厅消费,“可能在餐厅吃饭要1,000元,但买一块200元的牛扒回来煮的质素也是不差的,在市场的交易就从1000元变成200元,而质素未必下跌太多。”

至于网上热烈讨论的“中产返贫”情况,徐家健认为大部分并非真的回到贫穷的状况,更多是以消费降级的方式面对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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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中年返贫”后能否再出发?

自从曼尼咖啡的生意大不如前之后,孙军利就在思考转型的事情,“要选赛道,最后选了冒菜这项单品。”然而,至今仍负债2000万人民币(约280万美元)的她,在国内只能够寻找不同的投资者去开始这个新的餐饮生意,现在她在陕西管理两间冒菜店,其中一间本身开在商场里面。但今年新年之后,商场的人流减少了很多,有种萧条的气氛,她后来把店搬到居民小区里面,“生意很好”。

孙军利还把把目标放了在中餐出海的路上。去年年中,有不少在欧、美的华人找上了她打算合作,资金由海外的合伙人负责,而她则远距离负责规划餐厅布局、供应链、咨询方面上的工作,最近她在英国伯明翰开了一家冒菜店,目前正在伦敦筹备第二家店。

有感中国国内的餐饮市场竞争愈来越激烈,她觉得更多的商机还是在海外。近年来,海外市场成为了中国餐饮的重要市场之一,除了当地的华人之外,外国顾客亦是目标客群。英国伯明翰的店刚开业不久,营业额亦一直有所增长,对于孙军利来说,海外市场是她未来的重心所在,即使仍然身负债务,但她对于这个未来有所期许。“先把欧美做起来吧。”

Laurence在十多年前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工作几年之后开始创业,他所身处的产业也跟随着整个经济大环境,复苏与增长的步伐缓慢,融资的环境变差,也难以再重新启动项目。

疫情期间,他因为一个项目,前前后后亏损有一百万元左右(约14万美元)。

没有房贷压力的他,目前经济上的压力主要是偿还负债的部分。疫情结束之后,他没有打算重启项目,除了过往投入的资金已经亏损,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重新回到市场里面,“每年的融资资金环境都在变差,对于外界的融资我们也没有期望了。”

有一段时间,Laurence甚至没有多少收入,但他自言不算太担心目前的情况,“可以到同学或朋友的公司去做一个正职。”对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他坦言还是比较乐观,但对于整体大环境的经济状况,他则没有那么乐观,“聊起来像日本90年代的时候吧。”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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