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抵挡港警催泪弹的黄色雨伞，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在北京一系列强硬政策下，自由度大幅限缩。DW访问海外港人和人权团体，面对巨变后的香港，他们会如何回望雨伞运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个时候是和平抗争的最高峰。大家还是相信可以坐下来好好的与香港政府沟通，讲这个‘爱与和平’就没问题，”谈及香港“雨伞运动”，目前定居台湾、从事出版业的香港人Roy（化名）这么说。
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发“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简称“占中运动”），后因抗争者以雨伞抵挡政府施放的催泪弹，又被称作“雨伞运动”。当时的诉求是抗议北京试图整改香港选举制度、争取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
占中构想的发起人戴耀廷是一位香港法律学者，他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违法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当局改变立场。他与共同推动抗争的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3人，一起被称为“占中三子”。
“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KW）研究员邱美根（Megan Khoo）告诉DW，国际社会自雨伞运动这个“转折点”起，开始以不同眼光去看待这座以全球金融中心自居的城市。
“因为香港人向世界展示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的想法，也不是香港当局的愿望，而是他们自己想要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力量的。”邱美根说。
从和平抗争走向勇武
作为香港相对早期的民主抗争运动之一，雨伞运动也被认为是替后来的“反送中”运动种下了火苗。
2019年，香港再度爆发大规模的抗争游行，起因是北京提出修改《逃犯条例》草案，遭香港民主派人士质疑将作为移送政治犯至中国大陆的操作工具。数以万计的市民当时再次占领香港街头发起“反送中”运动，要求政府撤回草案。
Roy告诉DW，“雨伞运动算是（反送中）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前因。”他回忆，十年前香港普遍的抗争理念都是以“和平沟通”为宗旨，甚至在当时，有年轻抗争者要在中国10月1日国庆活动现场示威，都会被其他民运人士建议“不要做得这么直接”。
然而，整整79天的和平占领行动最后在北京的强力镇压下告终。港警向示威者发射了自1997年香港移交中国以来第一批催泪弹，引发外界哗然。针对抗议诉求，当局也并未做出任何让步，盡管据统计，数个月的示威共计有高达120万名香港人参与。
事后“占中三子”被判“串谋公众妨扰罪”罪成，戴耀廷、陈健民分别被判入狱16个月，朱耀明等同，但获缓刑2年。其中戴耀廷在2021年，又因发起民主派初选再度被捕，目前已还押超过三年、正在等候判刑，最重可能遭判处终身监禁。
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2019 年在香港高等法院外与记者交谈。
伞运的结局，对当时许多香港民运人士来说冲击相当大。
“大家当时候已经是觉得是很极限，因为对香港来说，之前没有什么暴力的抗争，没有想过原来有别的方法可以表达更强烈的东西，会觉得怎么办，和平的沟通都没有用。”Roy告诉DW：“所以到了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就开始用别的方法了。”
反送中期间，示威者和警方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在多个地区皆爆发流血冲突，官方更一度将示威定性为“暴动”。部分抗议人士在队伍前线采取“勇武”方法抗争，利用铁棍、汽油弹等武器攻击防暴警员，港警则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甚至使用实弹射击示威者。
“一直到现在，比较老一辈的民主派跟所谓年轻的本土派基本上和解了，大家都互相理解，知道各自在用各自方式（抗争），”Roy说。
十年后的香港“越来越像中国大陆”
反送中运动隔年，北京通过了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展开一系列政治整肃。许多香港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和民运人士陆续遭到拘捕，其中包括含戴耀廷等47名民主派人士和《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等。
今年3月，香港立法会迅速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该条文被批评定罪范圍模糊、量刑过重，其中叛国、叛乱罪可处终身监禁；勾结境外势力作出煽动可处10年徒刑。
如今的香港自由度已无法与十年前同日而语，言论、集会结社等公民权遭到大幅限缩，立法会已没有民主派的身影。在政治打压的情况下，许多香港民运人士也选择出走、移民海外。
“这在当前大大加深了（港人的）恐惧。”邱美根告诉DW，由于23条立法比国安法更为广泛，“关于红线在哪里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也出现了很多自我审查，这与中国大陆非常相似。我认为中国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强，而香港也越来越像中国大陆。”
本月稍早，有2名香港男子分别因穿著印有“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标语的T恤，及在巴士座位上写下类似信息，遭判10到14个月有期徒刑，是23条立法上路后香港首起煽动罪案件。
“人权观察”週二（24日）也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自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学术自由已“严重倒退”，不仅大学学生会面臨来自校方的多种打压，导致被迫解散，参与和平抗议与集会的学生也往往会受到惩罚。
2019年反送中期间，抗争者试图打破逼离窗已进到立法会议场进行占领。
人权资讯取得不易
海外人权团体针对香港人权的研究，也正面臨资讯取得不易的挑战。邱美根向DW表示，“与香港当地人交流变得越来越危险，因此从香港直接获取资讯变得愈加困难，这也让研究变得更为艰难。”
她补充，即使香港监察目前仍能透过外交管道取得消息，譬如英国或欧盟驻港办事处，但以研究为目的所搜集到的内容相对受限。“（我们）几乎只能与流亡者交谈，他们有在香港的经历，但这显然无法完全反映当前的最新情况。”
同时，北京对异议人士的跨境镇压也在持续升温。在英国与多位流亡港人共事的邱美根告诉DＷ，海外社群和像她一样的研究人员对北京跨国压迫带来的威胁日益担忧，尤其是那些还有家人身在香港的海外港人，若过于高调行事，家人可能遭港警登门盘查并警告不要与香港监察合作。
“在我们的团队中，甚至有一些非香港成员也遇到过一些可疑的情况，例如接到疑似来自香港、无法信任的陌生电话，”邱美根说。
香港监察在2022年遭北京要求关闭网站，目前在香港境内并无法浏览其网页。该组织负责人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则自2017年以来一直被禁止入境香港。
港人：“失败”但仍怀抱希望
回顾十年来香港的经历，今年30出头的Roy坦言，“在我这个年纪的理解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就是不断的失败。”但即便如此，他强调现在的香港“还是有一群人很努力”。
今年初，当Roy再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时，他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离散与留下的港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存在著“时差”。“离开的人可能有很多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停留在争取民主、还是会讲那个时代革命，但是对留在香港的香港人来说，时间是不会停止的，在他们生活中香港是继续的，”他说。
对于政府的不满，如今的香港人想批评却无法大声批评，“因为这样就会变成‘枪打出头鸟’的情况”，于是公众的重心开始改变。Roy告诉DW：“大家开始接受现实，当然部分的人可以说完全放弃（抗争）、只赚钱，当然也有一群人可能是用别的方法，在一个不犯法、不一定会被抓的范圍中去做一些事。”
作为出版业编辑的Roy说，就他的观察，这一两年香港“多了很多独立书店”，他们试图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带给市民不同于香港或北京政府的思想论述。“没有听到他们（异议人士）的声音，不代表他们没有在做事。”
至于香港会不会再有下一个伞运或反送中？Roy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他在采訪当下伸手拍了拍放在眼前桌上、新出版的伞运十週年纪念书籍说道：“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因为很多人在2014年、反送中爆发之前，也不觉得香港会有下一个（民主）运动，所以我只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从香港的历史来看，我们现在觉得反送中之后就没有别的抗争方法了，伞运完结时大家也这么想⋯⋯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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