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飞：世界人权日说说我们人权捍卫者的亲身经历吧！

2020年4月29日上午，我发表“祭林昭”，当晚抓捕我的是两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目测体重在90公斤左右），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等着我，当我想要绕过去的时候，两条壮汉二话不说，直接就把我按倒在地上，并且持续按了很久。到了办案中心，我才发现，他们的圆领T恤胸前印着“烙铁头”三个字。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2年5月28日，我和资兴看守所的146个人一起转移到郴州看守所。在“401”号监室里，由于我不愿蹲下，一个人渣趁我不备，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毫不犹豫的一脚把他踹开，然后就是几个人渣对我群起殴之，我被迫奋起反抗。

没想到，一个被称为“李所”的人进来了以后，又是趁我不备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之前进过几个看守所，坐牢六年多了，没被警察打过）。在他走后，受到暗示和鼓励的一群（至少有七八个）人渣一拥而上，我再也没有了反抗的余地，直接被打倒。被打得头昏眼花，头痛欲裂，头上起了好几个包，只觉得天旋地转，摇摇欲坠。

李某辉副所长把我带到谈话室以后，我要求去治疗和检查一下伤势，被泠酷地拒绝。接着就要把我丢回“401”监室去。我说那就让他们打死算了。他说在我这里打死个人就和打死条狗一样。埋都不用埋，直接拉去焚尸炉烧掉就是了，我们这里离火化厂很近（我第一次知道我离焚尸炉这么近）。我只觉得头痛到了极点，好像马上就要炸裂一样，就和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在地上疯狂打滚之后的情形一样。再加上急怒攻心，顿时栽倒在地。

李副所长叫人把我拖到了单间“6011”。我醒来发现被丢在水泥地板上，地上有一滩水，头挨着厕所坑，一双袜子被磨烂了。旁边有一张由水泥固定的木板单人床。

我的头连续几天头痛欲裂，头上的包很多天不见消肿。连续四天按报警，要求去医院检查身体被拒绝。绝食抗议了三天毫无成效。并且没有人承认我被打了。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5月30日，我从资兴看守所“下队”到郴州监狱。到监狱的第一时间，就叫我们从资兴看守所送去的14个人，脱光衣服集体蹲在地上蛙跳。我不愿意。结果，在我被送达监狱的一个小时之内，就被关进了收押中心二楼0.18平方米的铁笼子。那天室内温度30摄氏度，8个多小时，我只喝了一小汤匙水，没有吃任何东西，身上的衣服被汗浸湿透了好几次。

当晚又被关进了五楼的“高度戒备监区”，在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两个星期，每天待在铁笼子里15个小时以上。连续六天不准我洗澡；连续几天不准我喝水、上厕所。我绝食抗议了几天也无效。

姓梁的监区长当着十几个（被关铁笼子的有8人，加“绿马甲”好几个）人的面说：

“这个人（指我）给我关死一点，不要给他喝水，不要给他放水（指上厕所）。只要不让他死在这里就行了。”

于是，我愤而提出要求上“老虎凳”。不到两个小时，我的“愿望”就被满足了。上了老虎凳不到十分钟，我双手就肿起来了，头上的汗珠滚滚而下，很快就汇成了汗水的洪流。衣服也很快就湿透了。——由于老虎凳是为比我高十公分的人设计的，我是被拼命往前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铐上去的。我的状况，在围观的人看来很不妙。

几个小时后从老虎凳下来之后，连续五天，我的右手虎口麻木，大拇指不能正常活动。两个月后，大拇指还有被低电压电流连接的麻木感。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6月8日，在一份监狱要求我填写的档案资料上，我写道：

“自从我5月30日来到郴州监狱之后，我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无论我作为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或是一个政治犯，哪怕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我都享有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权。个体人格尊严是全人类整体人格尊严的一部份，人类的整体人格尊严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尊严集合而成。监狱即使要达到某种“改造”人的目的，也不能以践踏和牺牲人类的人格尊严为代价。”

2023年6月25日，我被送往湖南省长杀监狱。我的两箱书不准带进去，就连只拿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拒绝。美其名曰“零带入”——这是雷建华监狱长亲自改革的监管措施，是雷监狱长的权威的极致体现之一。和我同一天送到长沙监狱收押中心的一个42岁来自广西柳州的犯人，7月初就死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收押中心将近两个月，我们不准读书写字，我三次提出借阅书柜里的《史记》也遭拒绝。

2023年8月21日，我下队到了四监区以后，连续五天因为我不愿无缘无故的被命令蹲下，而被按在走廊上。为的是“杀鸡给猴看”。2023年8月27日，我因为拒绝被强制要求唱红歌，被犯人和警察先后殴打。监区最高大的谢某军警官一脚把我踢飞后说：

“涉及到政治原因，打了也白打。不服你就去纪委告去检察院告，去监狱长那里去告，你去哪里告我都不怕！”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8月29日，我由于不准上厕所，憋尿憋得太久，等到集体“放水”的时候，我一泡尿断断续续撒了20分钟才撒完。撒出来的尿像被切断成一截一截的。就在当天，我被警官口头作出惩罚：

每天上午、下午打开水的时候，只准给我打别人的1/3至1/2的份量；每天只准我上午、下午分别上一次厕所。庆幸的是，我遇到了稍有良知的“吴妈妈”，这个处罚没有被严格执行。一个星期后，让我恢复到完全按“规定”的规格打开水和放水。但每天只准打两次开水的规矩，直到我2024年10月29日回家也没有打破。我几乎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在焦渴中等上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喝上开水。哪怕前列腺炎有多严重，也得不到有效治疗。且在2023年8月2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期间，我和其他人“打报告”上厕所，总共只有8次，有5次被硬生生地挡了回来。

有什么人权可言？

简直是连动物都不如！

在长沙监狱服刑一年四个月，我只读了五本书，还没有在河源监狱一个月读的书多。因为我在长沙监狱要么是被禁止读书，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读书。我持续练了六年的书法之路被硬生生斩断。毛笔都没摸过。

正如我在写给雷监狱长的那封永远得不到回应的信里所写的，自从我的两箱书被挡在长沙监狱门外的那一刻起，我在长沙监狱里的服刑生涯就注意是一场恶梦！因为对于持续读了十几年书的我来说，如果有书可以读的话，哪怕身处地狱我也能够忍受；反之，即使是在天堂，如果禁止我读书的话，我也觉得是身在地狱之中。感谢长沙监狱教狱科，在2024年3月3日我被警察打了，投诉无门之后，3月8日给我转了一本弗朗西斯.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使我渐渐地活过来了。

在2024年8月份严格执行“9511”之前的一年一个月里，我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

在2024年3月23日搬到长沙监狱新址以后，有一个多月，我们甚至被强制要求加中班（我本人加过一次，在170多个人的中队里，每天至少有几十个人被强制要求加中班）。一直以来，完不成任务的人，被各种各样的惩罚伺候。

在新址，为了追求所谓的“就餐秩序”，每天上午和下午收工之前，就让人把我们吃的用不锈钢盘子装的饭菜摆在不锈钢桌上，等我们吃饭的时候，饭菜基本上都是冰凉的。即使是在3月份，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还穿着棉衣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我反映了多次，毫无改善。我记得，我们家十几年前养猪的时候，我家的猪都要吃热的猪潲，泠的根本不吃。

我做为一个人权捍卫者，却落到了连猪都不如的境地。有什么人权可言呢！

……

很多人会说，我们的监狱法第七条不是堂而皇之地规定了，要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以及我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保护的吗？我相信，真正清醒的人都清楚，我们离法治社会还有（在短期内如果不是越来越远的话）很遥远的距离。

况且，我们的雷监狱长在大会上公开讲话时说，我们的身份是罪犯，是通常所说的“坏人”（关于这点我要严正抗议，并且在时机成熟之后要求雷监狱长公开承认错误）就是要接受惩罚的；而且长沙监狱已经太好了，好到了中国第一流、湖南第一的地步。再好的话，就会导致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在狄更斯的指引下，来投奔长沙监狱了。雷监狱长在大会上还要求我们罪犯，要时时刻刻记住那墙上的“灵魂三问”——那是与“康德三问”完全悖反的东西。

因此，在雷监狱长的英明领导之下，在他的雷厉风行的淫威下，鲜有人敢去投诉的。即使投诉，就像我在被打之后，写给驻监检察官的信暨要求会见我的律师张磊律师要求申诉的信，遭到被当着我的面撕毁的下场。

在中国的监狱里，尤其是在我们长沙监狱里，不要再跟我提什么人权！

这就是长沙监狱掷地有声的宣言！

法国思想家伊佐说：

考察一国之文明程度，视其监狱管理制度可决也。

诚哉斯言！

——人权捍卫者谢文飞冒死书于2024年世界人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