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近期在台出版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在台北的“2024当代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他以“制度基因：中国经济改革和倒退的制度基础”为题发表演讲，内容取自新书。
许成钢1950年出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曾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多年。作为中共体制下的亲历者，他长期研究中共制度。
在11月29日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共“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制度”和苏联极权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一切由中央部门规划，但中共早在1957年“大跃进”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在保证极权主义统治下，大规模地向地方下放行政权、经济权，这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非常强的发展动力，也让此种极权制度适应力更强。
他表示，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期间，私有企业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但中共从来都对私有产权和外来影响保持高度警惕。
许成钢指出，中共不允许倾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发展，并在2005年前后已意识到，预防“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比发展经济更重要。“为挽救极权制而发动的改革，在挽救极权制中结束。”
许成钢在演讲中强调，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中央社报导，许成钢研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情况不好，是否会使中共走向更开放、以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发展空间，他表示，中共手段可能改变，但基本原则不变。
许成钢说，香港就是最具体的例子。在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任内，发生2019年“反送中”的情况，他们都不会对香港人让步，这是由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只是在具体手段上可能有所不同，“直接去镇压是一种手段，先表面上让步、然后再用比较软的方式去镇压也是另一种手段”。
他认为，中共给予民营企业一些空间是为了挽救经济，挽救经济是为了挽救政权，但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它和私有企业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冲突的，除非是改变政权的性质，也就是共产党的权力要被削弱、地位要被动摇，而这是它不能接受的。
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设计过要发展私有企业，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基本的意识形态。
许成钢说，中共“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制度”在经济改革上能够成功，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地方之间的竞争目标只能有一个，且忽略了这个目标之外的东西，不会带来严重的结果。曾经，GDP增速就是这唯一的目标，在中国非常穷、不改革可能会搞垮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这个机制让中国得以经济快速发展。
许成钢认为，习近平上台后希望全面控制社会，也需要各级政府帮他全面控制社会；中央下达的指标不再只是单纯的只看经济成长，也出现外界眼中许多倒退的做法。
责任编辑：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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