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海外證詞｜王超華為鄒幸彤及支聯會作見證

（編按：支聯會案審訊被告之一鄒幸彤早前申請海外專家任證人被拒。她在約一年前以「在記憶與改寫記憶的抗爭……我們未完的故事」為主題，邀請海內外參與過六四運動、六四集會及支聯會活動的人士書寫證詞，有多人響應。《追光者》獲授權轉載證詞全文。）

 

鄒幸彤作為支聯會副主席，因支聯會各項持續多年的工作，特別是支聯會長達三十年主辦香港年度六四燭光紀念晚會的工作，而受到「顛覆國家政權」之控罪。本人曾深度參與1989年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大規模抗議，在六四鎮壓前後曾親歷北京巨變，亦曾在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晚會作視頻發言，深感有責任有義務為法庭和公眾提供我所了解的事實，特做以下證言。

 

一、我對1989年抗議活動背景的見證

我自1979年春天始，在北京生活工作十年。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我親身經歷並見證了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在中國科學院建築設計院工作期間，我見證了國家大力投資改善科技人員生活條件和科研設施。1985年光明日報試行招聘，我應聘成為該報附設《博覽群書》雜誌的編輯。後於1987年經考試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錄取為碩士研究生。在一系列新政策帶給我個人新機遇並令我對中國政治改革前景抱有熱望的同時，我也看到改革趨勢在中央層面的逆轉，以及社會對於這類逆轉趨勢的不滿和反彈。這些都在1989年春天集中爆發出來，成為那年抗議浪潮的重要成因。

1. 曾經於1980年開放的區縣級人民代表公開選舉，到1986年遭遇嚴重收縮。那年冬天，繼安徽和上海大學生為此抗議之後，我見證了清華大學學生遊行到北京大學，加入北大學生隊伍向北京市中心進發。令人震驚的是，學生們的請願沒有得到正面回覆，反而導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之後展開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時具眾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高調開除中共黨籍，並將其言論印發成冊公開批判。諷刺的是，北京市民讀到學習資料後，普遍反應說，這些人說得好。我就聽到過科學院設計院的前同事拿着批判小冊子說，方勵之說的沒錯。胡耀邦被迫辭職在黨內也引起反彈。他下台不到一年，1987年秋季中共十三大召開，一向揮舞「左派」意識形態大棒打擊別人的鄧力群在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敗，北京市民額手稱慶。當時，黨內改革派和保守派激烈鬥爭的傳聞非常多，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英語老師甚至曾經以此作為我們會話練習的題目，讓我們試着用英語表述自己的看法。

2. 由於工齡比較長，我是帶薪上學。一方面比很多同學收入高，但同時因為負擔家用，又比年輕同學經濟緊張。比起在校研究生來，無論是生活條件還是心態，我都更認同於一般北京市民。中央政府1988年夏天推動的「價格闖關」，原本旨在理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所造成的價格雙軌制，結果帶來兩代人數十年未曾經歷的雙位數通貨膨脹。一時間人心惶惶，市場恐慌。其後中央政府宣布「治理整頓」的經濟緊縮政策，北京市於1989年1月恢復發放已經十年未見的用於購買雞蛋等副食品的票證，令市民瞠目。而同時，官倒和腐敗仍日益嚴重，民主黨派人士在每年兩會屢次提出公布官員財產收入的提案，始終沒有列入議程。北京市民對經濟政策的普遍不滿，對缺乏管道參與決策的焦躁失望，對權貴和「太子黨」的嘲諷憤怒，都是我當時的日常體驗和親身見聞。

3.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是一個突發事件，但是對當時的在校學生來說，胡耀邦不但曾經代他們受罰，而且還代表了殘存的政治改革可能性，因此他的逝世激發起了包含政治訴求的公眾悼念活動。同時，學生上街遊行，立即得到各界市民的積極響應，並迅速蔓延成大規模群眾運動，這是1986-87年那次學生抗議期間沒有見到過的現象。我見證到，1989年抗議浪潮的這個特徵，和當時的社會政經背景有密切關聯。

 

二、我對1989年抗議活動和六四事件的見證

1989年因胡耀邦逝世引發、由大學生主導的大規模社會抗議運動，從4月15日到6月3日，持續了7個星期50天，最後在6月4日由正規國防軍使用軍事暴力造成眾多死傷的流血事件而鎮壓下去。是為世人所知的「六四事件」。我在這次運動中深入參與了當時建立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以下簡稱「北高聯」）的組織活動。由於運動急速發展、政治情勢瞬息萬變，我和北高聯的同學們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隨時做出因應時局的決定，因而對於當時事態若干關鍵轉折點有第一手的經驗和觀察，看到中共高層和中央政府某些領導人如何拒絕保持1980年代初期做出的政治改革承諾，如何誤判民眾意願，並以其強硬態度激發事態走向激烈對立，直至動用國防軍實彈鎮壓抗議民眾，造成歷史悲劇。

1. 當時第一個重大轉折點發生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當天。由於前述背景因素，社會各界悼胡活動，從一開始就包含了政治訴求，這些訴求呼應着胡耀邦的長期關注，也提醒社會大眾十年前改革開放起步時中共關於政改的承諾。但當局刻意迴避悼胡時的政治訴求，對連夜守在天安門廣場、希望最後見胡耀邦一面的十萬學生置之不理。追悼會之後，胡耀邦靈柩沒有走人民大會堂在廣場方向的正門，而是從旁門移出送往八寶山。當局的傲慢和漠視激起廣場學生強烈情緒，返校途中第一次喊出「罷課」口號。學生組織「北高聯」也是在這之後才成立的。此前，行動大體還侷限在學生群體，很少市民參與。而且，4.20凌晨在中南海正門的清場衝突，雖然有很多學生激情報告，也還沒有帶來廣泛響應，即使學生的參與也還相對有限。正是官方應對失策才造成事態第一次大規模激化。

2. 之後，更為重大的轉折點是因「4.26社論」而起的「4.27」大遊行。中共當局以為，胡耀邦追悼會之後，悼念自然告一段落，群眾沒有動機再聚集，繼續「鬧事」的人就可以作為「一小撮」重點打擊。這正是人民日報4.26社論的基調。北京市委同時發動教育部門各級幹部向學生施加壓力。當天剛剛正式宣布成立的北高聯被迫在4.26當晚決定取消原定的4.27遊行。但當局大大誤判了學生和北京市廣大民眾對4.26社論的反感。儘管沒有市級組織統一協調，各校學生卻仍先後湧出校園，不約而同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各界市民的反響更為震撼：學生隊伍還沒有到，長安街上的公交車已經停駛（之後我曾再次遇到過公交司機有意停駛、讓學生遊行隊伍優先使用道路的情況）；學生遇到大批軍警阻攔而停下來商討改變路線時，數百上千的市民合力推開阻擋遊行的軍警隊伍，打開一條通道，呼喊仍在猶豫的學生繼續向廣場方向前進。這次遊行的盛況完全出乎我和北高聯同學的預料，也大大出乎中共高層的預料。為了平息事態，當局不得不採取緊急對策，傍晚就開放全市道路廣播系統，向街道上的民眾傳達中央願意與學生對話的信息。這只是發布4.26社論之後的第二天，可見大遊行對中共當局造成的直接壓力。民眾的熱情，完全是被4.26社論激發起來的，清楚證明當局的誤判是抗議激化的主要原因。4.27遊行也再次證明，沒有市民支持的因素，1989年的抗議不可能發展得那麼迅猛壯闊。

3. 4.27遊行後，「對話」成為抗議方和官方之間博弈焦點，但官方始終拒絕平等對話，令學生和民眾認為中共當局沒有堅持政治改革承諾的誠意，對其更為失望，最終走向戒嚴令帶來的尖銳對立。5月3日，北高聯協助各校同學組建了另行選舉產生的「對話團」，並於5月4日大遊行後宣布全市高校復課。但在此後十天時間裏，儘管對話團多次與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信訪辦聯絡，卻一直沒有確定回音，直到5月13日若干同學脫離北高聯發起絕食行動，中共當局才緊急通知學生對話團於5月14日下午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第一次正式對話。這是沒有高強動作壓力就沒有回應的典型事例。更重要的是，此時絕食同學已將抗議訴求濃縮為針對4.26社論和「對話」的新口號：「不是動亂，現場直播」。「現場直播」的要求凸顯抗議群眾對中共當局的不信任，但官方雖然在4.27 已經動用過道路廣播系統（該系統涵蓋天安門廣場），對這個要求卻始終以技術困難搪塞。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於5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部分學生領袖，我本人也有參加。但我是直到5月23日有民眾在地鐵上認出我時，才知道這次會見曾在18日當晚電視節目中全程播出。這是在電子通訊進入社會生活之前，如果沒有廣播直達，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完全沒有可能得知這樣一次對話曾經發生，也就沒有可能就此採取相應策略調整。官方卻以「學生失控」「形勢失控」為理由，在會見第二天的5月19日深夜，第二次開放道路廣播系統，向北京全市宣布戒嚴令。

4. 官方對待「對話」和「直播」的虛偽姿態是加深對立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我們現在知道，5月18日李鵬會見學生同時，軍隊已經接到命令向北京集結，那次會見原本就是用來為戒嚴做輿論準備。而且，即使會見實況在晚間電視節目播出，電視觀眾也看到了李鵬在會見過程中的傲慢不耐煩。這個景象和第二天他宣布戒嚴令時的兇狠蠻橫姿態疊印在民眾心目中，激發了北京有史以來最大的民眾自發阻擋軍隊入城的行動。由於我在戒嚴最初幾天一直在天安門廣場，起初並不了解這些具體情況。我是在5月23日離開廣場返回北大時，反覆聽到陌生市民和多位親友向我描述他們的心情和攔阻軍車的壯觀動人場面，那比我後來從很多紀錄片中看到的更為震撼。據我所知，對當時的大多數北京市民來說，戒嚴令已經不僅僅是當局違背承諾的問題，而是對整個八十年代改革方向的根本背叛。何況，據維基百科記載，有分析稱，李鵬宣布戒嚴令的行為本身就存在程序違法的問題。即使如此，當時最為激進的口號也只是「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下台」，而不是針對「共產黨」。人們仍努力在憲法範圍內堅持抗議。

5. 六四軍事鎮壓是違憲行為，鎮壓決策和實施過程在程序上違憲，鎮壓決策本身也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憲法總綱第29條關於武裝力量基本任務的規定：「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1989年的抗議者當時就認識到戒嚴和軍隊調動的決策沒有經過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授權，學生和知識界同仁在民眾成功阻止軍隊入城後立即展開遊說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工作，將目標定在於6月20日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檢討局勢。與此同時，鑒於此前十年改革大方向的壓力，中共當局若干領導人雖然決心使用軍力，也不得不暫緩軍隊入城，改而向各省市區和中央各部委施加壓力，在兩個星期時間裏，在黨報和電台逐日刊布這些下級單位表態的信息。檢索當年人民日報，可以清晰看到權力當局自身也因為決策合法性的缺失而焦慮。這種焦慮尤其突出表現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當局自翌年起即停止為戒嚴部隊及其六四期間傷亡將士歌功頌德，其後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在6月4日這一天舉行過任何相關紀念活動，反而總是高度警戒，不允許民眾在網絡上哪怕僅僅是提到8964幾個數字。甚至「天安門」這個地名，也是二十多年後才漸漸可以在5月底、6月初公開提及。

6. 六四民眾抗暴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犧牲精神的一幕民族悲劇。當局原以為拖延多日，抗議人群早已疲憊，清場不會太困難。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市民有工作有家累，很難日夜守在廣場，但這並不表示市民對時局不再關注。恰恰相反，北京各界民眾始終不能接受戒嚴令，不能接受正規軍用坦克機槍接管北京。當時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日本人打來的時候也沒有坦克進過北京（大意），直接將六四鎮壓與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軍隊佔領北京相提並論，充滿諷刺。6月3日晚，當軍隊正式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時，北京城各個方向都發生了民眾和軍隊的衝突。據多方信息源佐證，其中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西長安街從公主墳到復興門一段。其中木樨地一帶的抗議者們與戒嚴部隊持續對峙，在大批民眾傷亡的代價下，遲滯真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將近兩小時。6月3日晚間我因多日勞累，被送進離長安街不遠的一間醫院。6月4日凌晨我曾步行前往長安街方向；6月5日我曾乘腳踏車在長安街向西騎行出城，其間先後遭遇哭泣不能自已的市民，目睹成列被焚燒的公車、軍車和被輾壓毀壞的路面，並聽到路人高喊「打倒法西斯！」。多位陌生人伸出援手保障我的安全，讓我直接了解到北京當時民心所向，也意識到當局為甚麼難以持續歌頌「平暴」。

 

三、我對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支聯會）的見證

1. 資金來源

1989年4月26日，我在北高聯正式宣布成立的會議上第一次見到香港專上學聯的同學。當時他們提供的主要是資訊和道義支持。5月20日戒嚴令發布後，香港支聯會成立，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與更多的香港來人有接觸。他們的一個特點就是帶來了很多捐款和物資。廣場後期搭建了很多規格一致的彩色小帳篷，就是香港人捐贈的。據我所知，這些資金和物資都來源於香港市民的自發捐獻，之後委託包括李卓人在內的支聯會代表送到廣場。後來擔任過香港特首的梁振英，當時也曾參與捐獻。據我所知，支聯會全名中的「香港市民」，就是支聯會最初也是最大的資金來源。沒有香港市民的捐助和支持，支聯會根本不可能成立，更不會持續三十多年。指控支聯會為外國代理機構，是抹煞香港自身歷史。

支聯會依靠香港市民捐款的事實，也可以從其參與大陸賑災的歷史得到證明。自支聯會成立以來，歷次內地遭遇大規模自然災害，支聯會都曾積極參與賑災。2008年汶川地震，支聯會舉辦悼念和募捐活動，曾向災區提供大批善款。

2. 紀念六四，幫助難屬

支聯會存在期間，始終把紀念六四、幫助難屬作為工作重點，這是從最基本的人道立場出發，去做官方應做卻未做的事情。六四鎮壓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允許過針對屠城事件的獨立調查，沒有能夠獨立確認的死傷者人數，從沒有公布死難者姓名，死傷者及難屬也從未得到官方認證和因政府施暴而致傷亡所應得的賠償。支聯會主動承擔相關責任，每年六四舉辦紀念六四燭光晚會，追悼死難者，安撫亡魂。丁子霖教授尋訪六四受難者的努力，也得到支聯會持續多年的支持，並協助六四難屬群體確認為「天安門母親」群體，助其設立網站，並多次聲援天安門母親群體。這些本是中國政府責權之所在，政府未能盡責，支聯會去做，完全談不上「顛覆國家政權」。

3. 五大綱領

支聯會因1989年天安門抗爭而成立，自始即提出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且一直堅持，至2021年解散時，從未改變。這五大綱領，實際上與1980年代內地改革趨勢一脈相承，分別契合於「新時期」十年裏的重要議題。首先，「釋放民運人士」與當時全國人大討論決定取消「反革命罪」相呼應，旨在根除因政治原因入人以罪，從中國法律系統內排除政治犯。其次，關於八九民運，上文見證已談到，抗議運動沒有提出過顛覆國家政權的宗旨或口號，最多只是要求違憲責任人下台，實質上強調的是人民共和國政體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六四時民眾遭到戒嚴部隊士兵無差別實彈射殺，事後軍隊內部上下推諉，沒有人出面承擔責任，這本身就不正常。屠城惡果，當然應該有人承擔責任。最後，「建設民主中國」，是一個中共自戰爭時期就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改革開放以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領導人自己也常常以自稱的「民主」相標榜。目前引起討論的是「結束一黨專政」是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悖。這種疑問，顯然忽略了即使是2018年的憲法修正案，仍然在序言中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既然是「多黨合作」，當然不是「一黨專政」。回到支聯會成立的1980年代，民主黨派在全國政協曾經發揮重大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有關公布官員財產的提案，當時質疑三峽工程的意見，主要都是通過民主黨派成員在全國政協年會發言中得到公開表達和討論，也是一個重要案例。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正是合法行使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完全不符合「顛覆國家政權」控罪標準。

以上為王超華本人為鄒幸彤案所做實名公開證言。

 

王超華

2026年1月16日於美國加州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