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台湾血统的奥地利作家Jimmy Brainless带着他的两部小说《水洼之光》和《祖先之镜》来到德国。这是一部跨越三代家族史诗，故事在奥地利维也纳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之间展开。主人公凝视水洼的倒影，看见了自己、亲人、祖先、记忆与幻影。倒影成了一面模糊的镜子，让他得以“看见”家族的过去。
德国之声：欢迎来到德国 Jimmy！Brainless这个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想法？
Jimmy：首先现实层面上，Jimmy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你可以顶着一个名字做你想做的事而不必担心之后从事完全不相关事务时被人一眼认出来。其次是因为书里涉及不少政治议题，我也不希望因为我写了这些内容，而让任何人陷入麻烦。
Brainless则是“打破期待框架”。太多人说：“我最聪明、最优秀、最厉害，来买我的东西，选我。”于是我反而觉得，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很有意思。我叫“没脑子”，这种颠覆感让读者浮想联翩：这人真像他名字说的那样“没脑子”吗？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名字往往会立刻带来标签和归类。比如，“穆勒”，人们会联想 “德国人写台湾历史”；大家马上就会带着既定立场去阅读。 而Brainless就像一个“幽灵”，你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谁。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很有意思。
德国之声：这本书的主人公的两位祖父分别在台湾和奥地利生活，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恰好你也是在两地生活过，哪里对你的影响更大呢？
Jimmy：其实主要是在奥地利长大，但我经常回台湾。正因为我在奥地利待得太久，很多事情都变得理所当然；反而在台湾，一切都让我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做的”。
在台湾，很多事情都像是例外状态，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故事。我会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一天不能做某件事？我觉得在台湾，有太多故事，也有太多行为背后的原因，是我至今还没有完全理解、学习完的。
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非常受欧洲影响的，这一点我在台湾的时候也能明显感觉到。 比如儒家思想。你问我喜不喜欢？我会意识到：我其实并不太符合那一套。像是对父母的“孝道”期待——孩子要给父母买房、要承担很多照顾责任，有一整套“好孩子应该怎么做”的标准，包括服从、结婚、生孩子、自我牺牲。
这些都非常“亚洲”。而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有点太过了。我是在奥地利长大的。当然，我对父母很好，但我心里是有一条界线的。
德国之声：你对台湾“寻根”的兴趣，是突然出现的吗？还是一直都有？
Jimmy：我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有时会觉得既不完全属于这里，也不完全属于那里。而我发现，台湾似乎也在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中挣扎：与日本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充满紧张局势，以及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这种“摇摆的身份”让我想起自己。我在奥地利长大，却受台湾家族影响很深，那种“来回被撕扯的感觉”，让我对台湾的身份议题产生了强烈兴趣。
德国之声：说到“身份拉扯”，有明显感受到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吗？
Jimmy：我有个非常个人的经验。如果你在台湾说：“我现在的工作不太喜欢，我觉得不舒服、不快乐。”你经常听到的回应是：先顾生存吧，这份工作收入不错；想想未来，撑一下就过去了；不要总是听自己的情绪。在教育和职业选择上。很多人选择念一个自己其实并不感兴趣的专业，只是因为成绩够好、符合社会期待。即使不快乐，也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至少要把这条路“好好走完”。
所以我感觉在台湾，人们更容易先接受一种社会角色？ 他们更少从“我自己想要什么”出发，而是思考：我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别人会怎么看我？于是往往重点落在学历和头衔上，而不是你真正做了什么喜欢的事。在奥地利，我比较少看到有人明明不想读，却还是硬着头皮读一个专业。
德国之声：所以与家里亲戚交流成为了写书的第一手资料？
Jimmy：我是从叔叔的故事开始的。他讲的一些故事太离奇了，我觉得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实在可惜。后来我又和更多亲戚聊起这些故事，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角度。于是我开始更系统地采访。问题越来越多，视角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种视角的差异非常迷人。我当时就觉得，太有意思了，如果我继续问下去，问得越多，版本越多，还会引出更多新的故事，就像一个漩涡。
后来，我于是开始研究台湾的历史，因为我发现自己其实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家里也从来没有人主动谈起这些。
比如我只知道外公会说日语，但从没问过他为什么会。直到后来了解历史，才恍然大悟——那是因为殖民时期，他必须上学、被迫学习日语。 就这样，我一点一点被带进去了。就像拉着一根线，越拉牵出来的东西越多，也就有了更多想继续拉的线。
德国之声：采访获取故事的过程对你有什么启发？
Jimmy：我学到的一件事是：“感知永远是主观的。”同一个事件，不同人能讲出完全不同的版本。所以重要的是：让所有这些版本并存，而不是相互排斥。
其次我开始学着去分辨信息的来源和缘由：比如某个人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政治上倾向国民党？还是因为他成长于那样的环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警醒过程。我必须谨慎地处理所有信息，不能简单化、不能一概而论。我要不断权衡，这些信息我该如何理解、该赋予它多大的权重。
德国之声：故事越来越多，于是有了小说的构想？
Jimmy：后来我也慢慢意识到，这本书并不只是关于我自己家族的故事，而是逐渐变成了许多家庭共同的故事。
我和经历过日本殖民时期、白色恐怖时期的见证者聊过，他们的经历不断加入进来，早已超出了我自己家庭的范围。所以我很清楚，这不是一本“家族史”或“寻根记录”，而是一部小说。
书里写的，其实是一种很多台湾家庭在那个时代都可能经历过的家庭史——它从一个非常私人的层面，转变成了一段公共的历史。
德国之声：家庭内部对比如“台湾的归属”有争议吗？
Jimmy：通常一谈到政治，大家都会吵起来。但这是少数不会引发争吵的话题。政治上来说，我觉得他们非常坚持台湾应当保持独立，或者说维持现状。当然，这也牵涉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宣布独立，在国际政治上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尤其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立场是：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但也非常清楚这种独立必须发生在什么样的现实框架之内，避免升级、避免冲突。
德国之声：你母亲当年为什么会想从台湾飞到奥地利？或者说，是“逃离”台湾吗？
我母亲那一代，在学校里曾经有军官驻校，检查头发剪得够不够短，手帕有没有放在规定的口袋里，制服合不合身，早上升旗时有没有一起唱歌。 对我母亲来说，那也是一种荒谬的经历。那是一段她没有亲身参与政治选择，却被强加进生活的历史。
像“反攻大陆”这样的理念，是她学生时代非常核心的主题。作文里永远是：蒋介石一定会成功，我们会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那是一个童年时期被灌输的宏大叙事，而孩子们心里会想：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德国之声：所以书里主人公的母亲几乎是写实吗？
Jimmy：我觉得这里需要区分一下。在书中，女主角的母亲之所以想离开，是因为她觉得儒家文化的框架对她来说太过狭窄。 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处在家庭等级结构的最底层，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对她指手画脚，受到非常多的干预和控制。她想要逃离的，其实是这种儒家式的束缚。
所以对她来说，能去任何一个可以念书的国家都好。后来之所以去了维也纳，是因为她当时已经学过一点德语。 并且我觉得，映射的其实是当时一整代女性已经隐约意识到了的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平。
德国之声：为什么选择小说，而不是自传或纪实？
Jimmy：小说这种形式，为我提供了一种距离。它让我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讲述故事，也让读者有空间将自己投射进去。
如果是自传，读者只会关心：“这是不是你？”“这是你祖父的真实经历吗？”而小说能让故事脱离“我本人”，成为一个可以被他人认同、进入的世界。
纪录文学对我来说又太干了。而幻想、隐喻、象征——比如水洼——是我非常享受的写作元素。在一个家庭里，往往同时存在好几个版本的历史叙述。 我并没有决定哪一个才是“正确版本”。借助“水洼”这个意象，我可以让所有版本同时存在。有些版本来自现实，有些是我补写、虚构出来的。但它们都“可能成立”。
德国之声：小说里西蒙的祖母是一位遗体修复者，为什么会选这一角色？
Jimmy： 我被这个职业吸引，是因为它存在于法律与伦理的灰色地带。 在台湾，严格来说，这种遗体修复行为甚至可能被视为违法。但人们依然这样做，只为了让死者在告别时恢复“生前的样子”。 无论事故多严重——坠楼、火灾、车祸——他们都会尽力修复遗体，只为了那一刻的告别。 这些人多半是志愿者，没有报酬，也不具备正式医疗资格。但那种投入、专业与尊重生命的态度，让我深受触动。
在奥地利，如果遗体难以辨认，棺木通常会直接合上。而在台湾，人们坚持让家属“再看一眼”。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温柔的坚持。
德国之声：欧洲和亚洲文化在家庭关系上的不同对小说主人公的发展有何影响？
Jimmy：在台湾，“家”通常意味着一个大家庭，彼此照顾、关系紧密。 在奥地利，尤其是城市里，更多是核心家庭，祖父母不再同住。 在我的小说中，“家”既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情感储存体。在台湾，家的关怀往往通过食物来表达：“我给你做了这个”，“我排了半小时队给你买了最好喝的珍珠奶茶”。这是含蓄却真挚的爱。
在台湾，祖先崇拜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家中会设有祭坛，逝者在日常生活中仍被记念。 许多家庭仍然几代同住，为了照顾年长的父母或祖父母。 这种亲密关系，对小说中第二部的主角西蒙影响很大。 他一开始在维也纳承担着照顾祖父母的角色，后来疏离，再从台湾回来，重新思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他也会对比：在台湾，这样的照护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奥地利，更多是“各过各的”， 把照护交给外部人员。
他必须问自己：我能为祖父母付出多少， 才能既照顾他们，也不牺牲自己？而当他逐渐了解祖父母并不完美的一面，这种认知又会如何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
德国之声：写作这些内容时，你害怕过吗？
Jimmy：不是害怕在台湾坐牢。但我很清楚，有些内容是有争议的。 比如关于白色恐怖。我在大量访谈和研究中发现，许多证人的说法彼此重叠、相互印证，这不可能是数百人同时“编造”的结果。
当然，也有人会试图淡化这段历史。比如有人会用一个比喻来合理化暴力：“本来只是想打死一只苍蝇，却不小心打到了蝴蝶。” 但正是用这种方式，酷刑、监禁、杀戮被合理化了。
在我的书中，我呈现了不同视角，但对白色恐怖、对威权统治与压迫，本身是明确的批判。
德国之声：这与你的政治立场有关吗？
我并不是为了“政治表态”而写台湾。我只是觉得，台湾的历史——日本殖民、白色恐怖、威权体制——并不是孤立的。
这些事情，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不断重演。如果我们仔细看，就能学会警惕，也能更理解事情为何会发生/反复发生。
德国之声：除了写作，是不是还做音乐？ 另外第三本书也在路上了吗？
Jimmy：是的，音乐有时是工作，有时是兴趣。我有一支儿童歌曲乐队，也在维也纳的 Radio Orange 做广播节目，主要是诗歌节目，很多孩子会投稿。
去年我暂时停下了音乐方面的工作，以完成第二本书的最终定稿，不过今年将会推出新专辑，并举行音乐会。第三本书也在酝酿中。我写得很慢一些，但希望写得好。前两本书花了我六七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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