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失独的母亲

北京之春记者 张致君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阴影下，许多家庭被迫只拥有一个孩子。几十年后，当唯一的孩子因疾病、意外或其他原因离世，这些父母便成了“失独家庭”。

对蔡淑梅来说，“失独”不是一场孤立的命运事故，它是一条从国家强制引产、上环绝育，到家庭破裂、晚年孤独的漫长伤口。

 

蔡淑梅一直记得那个小黑屋。

那是1991年5月，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她怀孕四个多月，肚子里是她和丈夫满心期待的第二个孩子。那时，她和丈夫刚刚从原本稳定的木制品加工厂被迫下岗，生活已经不易，但新生命的到来仍然让他们感到希望。

“我告诉丈夫我又怀孕了，他很高兴。我们都盼着这个孩子出生。”蔡淑梅说。

但在当时的中国，“第二个孩子”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可以自由决定的事情。很快，她怀孕的消息被人举报。街道办事处的卫主任找上门，语气强硬地警告她：必须执行国家的一孩化政策，不准生二胎，不准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随后，计生办的人闯进她家，告诉她和丈夫：必须尽快把孩子打掉。否则，他们不仅不能继续做小生意，还会失去单位发放的最低生活费和社会保险。对刚刚下岗、没有稳定收入的夫妻来说，这几乎等于切断了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他们威胁我们，如果不流产，就通知单位停发最低生活费，也不再给我们交社会保险。孩子就算生下来，还要罚款。”蔡淑梅说。

那一年，她22岁。她没有能力反抗一个街道、一个计生办，以及背后整个国家机器共同施加的压力。她最终被迫去了计生办。

在那里，她被带进一个条件简陋的小黑屋。屋里只有一张铁床，阴暗、冰冷，没有像样的医疗环境。医生拿来一个装满药的大针管，蔡淑梅形容，那针管“足有八寸长，一寸多粗”。医生让她脱掉衣服，把针扎进她的肚子里，给她注射催生针。

“疼痛刺骨。”她说。

打完针后，医生离开了，只命令她不许回家，不许离开那间小黑屋。第二天半夜，剧烈的腹痛开始了。她说，那种疼痛比她当年生儿子时还要强烈。一个已经四个多月的胎儿，就这样在强制催生中被结束了生命。

“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就这样没有了。”她说。

引产之后，她还要接受刮宫。手术室在二楼，但引产过程却是在那个没有卫生防护、没有基本医疗尊严的小黑屋里完成的。

她的丈夫愤怒地质问医生：为什么不在手术室进行？为什么让她在这种地方承受引产？“你们拿我们当人，还是当牲口？”

没有人回应他们的抗议。

蔡淑梅虚弱到无法自己上楼。丈夫背着她，一步一步走到二楼手术室。刮宫时，她痛得撕心裂肺，后来晕了过去。醒来后，她仍然流血不止。医生又给她打了一针止血针。

休息了半天后，医生告诉她：可以回家了，但一周后必须回来上环，否则会对夫妻二人采取强制措施。

一周后，身体仍然极度虚弱的蔡淑梅被迫上了节育环。她说，流产和上环不仅伤害了她的身体，也摧毁了她的精神。

“我整天以泪洗面，情绪低沉，生无可恋。”她说。

那次强制引产，成为她人生的分水岭。她原本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丈夫是车间主任，她是出纳，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曾经相信只要努力工作，生活会慢慢变好。但计划生育政策对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伤害，像一条裂缝，逐渐撕开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丈夫也深受打击，变得消极颓废。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1993年，丈夫出轨。蔡淑梅一气之下提出离婚。但孩子还小，她不愿让儿子这么早失去完整的家庭，于是选择原谅，继续和前夫生活在一起。

然而，破裂并没有真正修复。争吵越来越多，感情越来越冷。2003年，蔡淑梅带着13岁的儿子离开家，到处打工。从那以后，前夫再也没有负担过孩子的任何费用。

她和儿子相依为命。

后来，蔡淑梅再婚。她原本希望自己能重新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但第二段婚姻同样没有给她安宁。她说，现任丈夫冷漠、控制欲强，不接受她的儿子，也不尊重她。她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没有自由。丈夫常年赌博，把她辛苦挣来的钱一次次输掉。两人长期争吵，有时丈夫还会对她动手。

2016年11月18日，她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因为丈夫赌博，两人再次发生激烈争吵。丈夫顺手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砸向她，杯子击中她左侧额头，砸出一道约一寸长的伤口。她去医院缝了四针。

“从那以后，我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她说。“我报警，但是警察根本不管，他只会更打的我更厉害。“

在这样的婚姻里，她没有把儿子带在身边。儿子长大后去了北京，从事美发行业。虽然母子分隔两地，但儿子一直是她生命中最深的安慰。

“他很懂事，很理解我的处境。”蔡淑梅说。儿子会安慰她，也会跟她说，等自己攒了钱，就带她出去旅游。

在蔡淑梅的记忆里，儿子高大、英俊、自立、善良。虽然收入并不高，但他还会给灾区捐款。对一个长期在婚姻、贫困和制度伤害中挣扎的母亲来说，儿子不仅是亲人，更像是她活下去的理由。

2020年6月，儿子自己挣钱买了一辆摩托车。他怕母亲担心，没有告诉她。

一个月后，2020年7月23日，儿子在下班路上骑摩托车发生车祸，不幸去世。

那一天，蔡淑梅彻底崩溃了。

“这个世界上唯一属于我的孩子离开了我。”她说，“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后的依靠。”

 

在中国，“失独家庭”这个词通常指父母遵守或被迫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后来这个唯一的孩子去世，父母失去再生育能力或再生育机会的家庭。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也是一项长期国家政策在私人生命中的延迟后果。

对蔡淑梅来说，她原本不该只有一个孩子。她曾经怀过第二个孩子，也曾热切盼望那个孩子出生。但那个孩子在四个多月时，被街道、计生办和医生共同逼迫着从她身体里夺走。几十年后，当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她才真正意识到，那场发生在1991年的强制引产，并没有随着身体恢复而结束。

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如果当年的第二个孩子能够出生，她或许不会在2020年后成为彻底孤独的母亲。她或许仍然会痛失长子，但不会失去所有子女。她或许仍然会悲伤，但不会被迫面对“一个孩子都没有了”的晚年。

因此，她说，自己遭受的是双重打击：一次是国家直接施加在身体上的暴力，一次是制度造成的间接摧毁。

“强制引产和失独，是国家暴力对我的直接迫害和间接摧毁。”蔡淑梅说。

她至今无法原谅那些参与其中的人：街道办主任、计生办人员、医生。她说，她们面对一个怀孕四个多月的女人，没有基本同情，也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她们只是执行政策，威胁、逼迫、冷漠地把一个未出生的孩子从母亲身体里夺走。

“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感受，只知道逼我们去流产，让我们的孩子胎死腹中。”她说。

在人权的语言中，生育权、身体自主权、免受酷刑和非人道待遇的权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但在蔡淑梅的生命里，这些权利曾被彻底剥夺。她不仅失去了正常工作的保障，也失去了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她的身体被政策管理，被针管刺入，被强制上环，被迫绝育。

她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指向的并不只是她个人的遭遇。它也指向一代中国女性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共同承受的沉默痛苦。许多人曾被罚款、被开除、被强制流产、被上环、被结扎；许多家庭在几十年后进入老年，却因为唯一子女离世而陷入经济、精神和照护的多重困境。

 

失独家庭面对的不单纯是丧子之痛。还有无人养老的恐惧、婚姻破裂后的孤立、社会保障不足带来的不安，以及一个无法被补偿的制度伤口。

对蔡淑梅而言，儿子的死亡让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而1991年的强制引产则让她永远失去了拥有另一个孩子的可能。

这两件事相隔近三十年，却在她的人生里连成一条线。

她对记者说，自己不是在讲一个普通的家庭悲剧，而是在讲述国家政策如何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家庭和命运，如何夺走她的孩子，又如何在多年后把她推向彻底孤独。

 

对她来说，她向往的自由生活不再是抽象的政治词汇。自由意味着一个女人可以决定是否生育，意味着一个母亲不必被强迫失去孩子，意味着国家不能以政策之名，把人的身体当成执行指标的工具。

她的一生，被迫围绕两个孩子的失去展开：一个未能出生，一个英年早逝。

前者，是国家夺走的；后者，是命运夺走的。

而当这两种失去叠加在一起，蔡淑梅成为了一个时代留下的证人。

她见证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何以“国家需要”的名义，改变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也见证了当唯一的孩子离世后，一个母亲如何在制度制造的孤独里，继续承受漫长的余生。

 

“我始终深陷在这种制度的伤害中，无法逃脱。”她说

 

记者寄语：

失独家庭被中共政府纳入“维稳”视野，恰恰说明他们的痛苦从来不只是私人悲剧，而是国家政策遗留下来的公共债务。计划生育曾以国家意志进入每一个家庭，要求一代人牺牲生育选择、压缩家庭结构，把养老与情感寄托都集中在唯一的孩子身上；而当这个唯一的孩子离世，父母失去的不只是亲人，也是国家曾经许诺过的晚年安全。公开研究显示，中国失独家庭面临经济困难、无人养老、心理脆弱等多重困境，2010年普查数据估算30至64岁失独妇女约67万人、失独家庭约66万户。

在中国现在的治理逻辑中，失独父母一旦从沉默的受害者变成集体发声的权利请求者，他们就不再只是“需要帮扶的人”，而可能被地方政府视为“可能聚集、可能上访、可能制造舆情”的不稳定因素。多年来，失独父母曾进京上访，要求提高补偿，并主张自己当年履行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国家义务，如今老无所依，国家理应承担责任。 这正是政府最忌惮的地方：他们的诉求不是单纯要钱，而是在追问国家责任；他们不是普通贫困群体，而是能够清楚指出“我的困境来自你的政策”的人。

把失独家庭列入维稳，本质上就是一种责任转移：原本应当被承认为政策受害者的人，被重新定义为管理对象；原本应当进入救济、赔偿、养老和心理支持体系的问题，被改写成信访、聚集、舆情和秩序风险问题。官方文件确实承认要为失独家庭提供心理疏导、养老保障、医疗便利、再生育或收养支持等帮扶措施，甚至提出建立联系人制度、志愿服务和社会关怀机制。 但当中国的制度不足以回应失独父母的真实痛苦时，地方治理往往选择的不是继续补偿，却是提前布控、劝返、隔离、压制。

更深一层看，失独家庭对中国政府构成的“威胁”，并不在于他们是激进的，而在于他们太有道德正当性。

他们曾经服从国家，响应政策，只生一个；他们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却在晚年被抛入孤独、疾病和贫困。这样的群体一旦集体出现，就会撕开国家叙事中的裂缝：所谓“为了国家发展”的政策成本，最终落在了具体的母亲、父亲和家庭身上。

公开媒体曾报道，一些地方甚至将失独家庭“黑恶化”，虽然后来又称是“误会”并删除相关文件，但这暴露出地方治理中一种惯性：凡是持续申诉、要求追责、影响政绩和稳定的人，都可能被纳入风险清单。

所以，失独家庭被当局维稳，不是因为他们危险，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制度难堪。

这些家庭不停地在提醒社会：国家可以改变生育政策，可以从“一孩”转向“二孩”“三孩”，但不能轻易抹去曾经强制执行政策造成的创伤。

对蔡淑梅这样的母亲而言，失独不是命运偶然，是制度伤害的延迟爆发；她失去的第二个孩子，是政策直接夺走的，她失去的唯一儿子，则让当年的强制一孩政策显露出最终的残酷后果。

维稳的真正意图，就是把这种追问压回个体命运，把国家责任重新包装成个人不幸。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