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科教兴国”、更要“民主兴国”
国人基本上都赞同“振兴中华”这一目标，但对“兴国”战略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朱扁基总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本身是不错的，甚至可说是切中要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和教育的落伍，这也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力主把“赛先生”(科学)请到中国来，以后也不断有人倡导“科学救国”、“科学万能”，至于成效究竟如何，当另作专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单靠科教能否兴国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国家的振兴或曰现代化是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方面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发展科教只能有助于解决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如工业化、信息化、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道德素质等；但不能解决社会、政治方面、特别是制度法律方面的问题。因此，“五四”运动还提出，要把“德先生”(民主)请到中国来。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更是如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就变得不再重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民主的诸多益处“不是地区性的”；经研究证实，对经济发展有益的政策，如开放竞争、充份运用国际市场等，没有一项是与更大的民主相违背的；“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带动经济成长的是较为友善的政治气氛，而非较为严酷的政治体制。他还指出，民主还有其它经济效益，其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就表现在世界的饥荒史中，没有一次严重的饥馑是发生在享有较多新闻自由的独立而民主的国家。[1]
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发育最需要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规则、秩序和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障。在现代社会，靠什么来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权利呢？其它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宪政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治。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的变迁与制度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推进起着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D.C. North)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需要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有效的经济市场；其次需要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来界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的产权安排；第三需要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之间的协调。[2] 他在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宪政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配套的问题。
不搞或缓行政治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只搞经济改革行不行呢？笔者认为，答案是：不行！因为，经济市场只能解决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有效配置问题(实际上也要靠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而政治市场则解决“制度”这个稀缺要素的供给问题。如果只有经济市场，而没有民主政治、宪政和法治，要想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无异于痴人说梦；不仅如此，在没有民主政治、宪政和法治的情况下推行市场化，还必然出现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不仅在本国历史上超越了前代，而且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世界上颇具权威性的“透明度国际协会”每年都公布全球各国商务腐败情况的年度排名。在1996年该协会公布的排名表上，腐败现象最严重的前五个国家依次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尼亚、孟加拉国和中国。[3] 在中国，谁都知道，受到查处的贪官污吏只是实际人数的很小一部份，可以说只是“冰山之一角”。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实际的贪污腐败状况已达到十分严重和非常普遍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的起诉书屡屡提到，“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山东省泰安市前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就没人能监督了”，即为一个实例。
问题很清楚，如果不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建设宪政民主、对权力给予必要的制约，那么，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现象的滋长，还会使人民和国家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甚至使改革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1999年1月发生的重庆市綦江县“彩虹桥”垮塌案件，导致40个无辜生命死亡、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足以证明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这样的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发生得还少吗？还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令执政者幡然猛醒呢？所以，应该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制定和实行“民主兴国”战略，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参与改革、振兴中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才能建立国家长治久安、和平进步的基础。否则，即使实行了市场经济，也只能是腐败的市场经济；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只能是畸型的现代化；这样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决不是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不要也罢！
二、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动力何在？
笔者近年来一再着文主张，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应推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其它国家不同，使得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会有自身的特点，会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基于先行民主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对我国自身实际的认识，我认为，在中国建设宪政民主，有三项工作至为重要：第一，现代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充份发育；第二，公民意识的启蒙培育；第三，民主实践的训练积累。上述这“三民”(民间社会、公民意识、民主实践)，加上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援，以及以正确的方法推进政治改革，就可以探索出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民主化的动力和阻力，并试图回答，民主对谁有好处？对谁不利？谁需要民主？厘清这几个问题，对于制定“民主兴国”的战略和实际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当会很有裨益。
A.改革中的利益权衡和行为选择
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基本动因。虽然确实有人会根据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决定自己在革命或改革中的立场或取舍，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从古到今，人们参加革命或参与改革，往往是因为革命或改革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而另一些人反对革命或抵制改革，形成改革的阻力，也是因为革命或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实行民主可能也会使有些人的既得利益受损，这自然会造成民主化的阻力。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时常提到“帕累托改进”定律。这条经济学定律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之名命名，指的是在没有一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增进某些人的利益(或社会福利)。而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当某些人的利益得到增进时，另一些人的利益却受到损害，则通常被称为“非帕累托改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出现了符合帕累托定律的结果。
其实，在社会生活中，符合“帕累托改进”条件的情形并不多，倒是类似于“非帕累托改变”的局面比较常见。即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承包制改革时，广大农民普遍受益了，但这些改革难道不是因为损害了社队干部的既得利益而受到他们中一些人的强烈抵制吗？又如，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确实使一些掌握实权的人获益非浅，但是也因此导致“官倒”盛行，结果普通消费者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无疑受到很大损害。再如，目前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当然会使一些人从中受益，但大批下岗职工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政治改革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现行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重新建构，它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分配方式的改变，它更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关系的改变和创新。譬如，建立民主制度，就意味着许多过去由上级机关或首长任命的官职将改由选举方式决定；意味着各级官员将会受到诸多方面实实在在的监督和制约；意味着“跑部升官”、滥竽充数、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时光不再了。这对那些在旧体制下游刃有余的官僚政客肯定不是什么福音。健全法治、实行宪政，同样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这样各种组织和各级官员不再享有特权，也不得滥用公共权力，更不能以权谋私，否则就会受到法治的制裁。这对旧体制下的特权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寻租者来说，也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B.中国社会六大阶层的状态及他们与民主化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取向，就有必要分析现实中国社会中各主要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利益变动。通常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另一种是阶层分析的方法。笔者不赞成由阶级分析的方法导致的阶级斗争理论，故而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阶层分析的方法。社会阶层是指人们基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职业特性和收入水平等形成的社会群体。同一阶层的人们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当然，由于某些差异的存在，同一群体内的人们也会有某些不同的利益。本文拟选择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官员、学生这六个主要社会阶层进行描述与分析。
1.农民阶层：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在1997年末全国的12亿多人口中，乡村总人口为八亿六千多万，其中从事农业(含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三亿两千多万，还有一亿三千多万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供销业、运输业等做工。[4]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这一概念包括所有不吃国家的商品粮、持农村户口的“农业人口”，所有人均为公社社员。改革以来，在过去被称为“农民”的人口中出现了深刻的职业分化，现在，“农业人口”其实仅仅是个户籍概念，户口在农村的民众已分化成具有不同职业身份的群体。[5]
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3.4倍，年平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8.1平方米扩大到22.5平方米，增长了1.8倍。同时，农民有了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连种植农作物的自主权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城打工的自由；现在，农民们已基本上获得了这些自由。
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基层干部腐败，宰割村民、欺压百姓的现象相当普遍。第二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擅自征收的、各种税收以外的规费数不胜数，“苛政猛于虎”。中央政府规定，农民的税费负担应“控制在上年(以乡为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但许多地方实际上却高达20至3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使得农民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第三，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据调查，全国大部份地区耕地承包的稳定期限不超过5年，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如何才能解决这三大问题呢？治本的办法就是基层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新，实行民主，这样才能建立维护农民利益的最有效的制度保障。实行民主对广大农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农民需要民主，也拥护民主。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延伸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要求已开始萌发，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民主决策的呼声和实践日益扩展，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基层民主的原动力。全国人大已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认了农村基层民主的法律地位。尽管在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党政关系方面，基层普遍存在着的以党代政的现象尚未解决，但是，可以相信，只要真正给农民民主权利，他们迟早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已被官方认可的民主、公正地选举村长的“海选”方式，就是农民们创造出来的。
2.工人阶层：
这个阶层一向被称为“工人阶级”，直到今天，现行宪法仍然称之为“领导”阶级。然而，它的现实状况与其在宪法中的地位之间，始终存在着很大的距离。1997年全国的城镇职工总数为一亿四千多万[6]，其中，企业管理者约占5％左右，白领工人约占30％，蓝领工人约占65％。他们的平均文化程度高于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层因其享有的稳定的职业和待遇（即通常所说的“铁饭碗” ）而获得了相对而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于城市里新兴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则差距颇大。加之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大批工人下岗、失业[7]，使得工人阶层产生了很强的不安定感、失落感和不满情绪；停工、怠工、罢工、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呈现出日益增长之势，工人与企业管理者、劳方与资方的矛盾也日益增加。
从表面上看，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似乎比较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国有企业虽然一般都设立了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但这些组织实际上只是企业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很难真正履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目前很少有工人的组织，即使有也大多形同虚设。因此，工人的利益被侵害、被牺牲，乃经常发生之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只能表示无奈、并极力忍耐；但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也会采取有组织的抗议。中国工人阶层素来有争取民主的传统，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工人、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工人都承当了重要角色。由于现行体制的束缚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迟滞，工人阶层目前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求生存上。实行民主是维护工人利益的根本保证，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和工人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工人阶层会在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中发挥积极作用。
3.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阶层是指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群体，目前在中国约有六千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5％。他们的职业分布最为广泛，从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管理者和白领阶层，到事业单位职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编辑、记者、律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遍及各行各业。其中的党政机关干部具有较为鲜明的职业和利益特徵，可以被单列为一个阶层，在下面专门分析。
正因为知识分子阶层的构成复杂，最具多元化色彩，他们中间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和价值观念差异也最大，要准确地描述这个阶层的整体特点是相当困难的。从总体上来看，也许可以说，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接触的信息量大，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较多地承担着传播新知识和新观念的社会责任。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现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愈来愈强调自我，但他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历次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改革的支持率都大大高于其它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推崇，可能更多地是出于价值观念方面的偏好，相对来说要较少地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这与他们所受的人文教育有关。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进行民主启蒙的社会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中产阶层：
这个阶层往往习惯性地被称为“中产阶级”，它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兴阶层。直到今天，对它的出现还存在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迄今为止还不能说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层；有的左派人士则认为，它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因此对它的出现感到愤慨和恐慌；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充其量是“拟似或半吊子的中产阶级”。对这一新兴阶层有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这一方面与中产阶层这一成长中的新鲜事物的特性尚未稳定、还处在演变中有关；另一方面也恰恰显示出，中国的社会正在进入多元化状态，不同阶层的观念和社会认知不再单一化，而是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
目前在各种统计资料中很难找到有关中产阶层的数据。如果把中产阶层界定为介于富豪阶层及权势集团与平民阶层之间的、拥有相当数量的金融和实物资产的社会群体，那么，通过社会观察和各种经验材料，可以初步认定，中国已出现中产阶层。其成员主要为各类中高级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私营及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部份中介机构职员、媒体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以及富裕的个体户和农民等，目前在中国的就业人口中约占1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大都占人口的50％以上，显然，中国的中产阶层比例还是偏低的。中国的这一阶层的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参次不齐，从整体上看文化素质偏低。
如果笼统地视这个阶层为既得利益阶层，认为他们与旧体制相互勾结，因而不赞成民主改革，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下层社会，并无权势背景；主要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勤劳节俭和艰苦奋斗来发家致富，在这点上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并无很大差别；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制度上的差异，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崛起的过程所付出的可能更多。
确实，在这一阶层中，与旧体制相互勾结、进行权钱交易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但是，把权钱交易现象的存在完全归咎于居于弱势的中产阶层，却是不公正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主因是体制因素，在现行体制下，不花钱根本就办不成事。中产阶层的一部份人，如一些中小企业主或商人，可能确曾通过钱权交易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他们同时也随时受到权力部门的侵害。因此，这些人对制度变革的心理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希望缝隙较多的旧体制多存续一段时间，以便从中牟利；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政府机关奉行法治，减少腐败，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他们中已有少数人（主要是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主）当上了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部份人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度要高一些，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反对民主和改革。近年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曾强烈地呼吁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总的来看，中产阶层希望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希望社会稳定发展，拥护宪政和法治。实行民主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乐观其成，至少不会反对。从长远来看，实行宪政民主符合中产阶层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应当会成为支持宪政民主的社会力量。
5.官员阶层：
这个阶层包括政党机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全体专职干部，据官方统计数据，1997年其总人数达一千多万人；若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编制外聘用（做干部工作）的人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中的干部，那么其总数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这个阶层的内部差异很大，上至执政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乡镇和城市街道的基层公务员，中间实际上有20多个等级，上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掌握的权力相差极大；同时，不同的党政机构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权力差异，如党委的组织部和公、检、法、工商、税务等机关的实际权力就很大，被称为“实权部门”（即俗称的官职“含金量高” ），而象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则被视为“清水衙门”。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推行干部的“四化”标准[8]，使官员阶层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有较大提高，官员中的七至八成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混文凭”者）；近年来更有大批博士、硕士进入中央和省市级党政机关。
目前官员阶层的名义收入水平较低，1997年全国官员的人均工资水平约为七千元，加上奖金等其它收入约为一万元，比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高不了多少[9]。但由于各级机关都有预算外收入和“小金库”，所以官员的实际收入一般都大大高于其名义收入，“实权部门”官员的“油水”自然就更大了。由于官员人数增长过快，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甚至连“吃饭”都不够，经常拖欠官员和教师的工资。目前的这种制度有严重的缺陷，官员工资不高、权力很大、制约偏软，造成了普遍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官民关系紧张。实施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适当提高官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并辅之以各种制度约束，应是可取的办法。推进政治改革和加强民主建设，可能会损害部份官员的利益并遭致他们的反对，这个问题必须正视。但对那些素质较高、有能力的官员来说，实行民主更有利于他们的脱颖而出。
6.学生阶层：
这是指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包括研究生)，在经济上他们还不能完全自立，因此视他们为一独立的阶层确有些勉强。但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民主化进程中一贯的先锋作用，还是可以把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来考察。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608万(其中研究生18万)，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为465万(不包括未列入招生计划的民办院校的在校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今天的大中专学生与十年前的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九十年代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对此前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但对他们生活其中的周围世界的变化却非常敏感；他们经受了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洗礼，观念上更加开放，更富有竞争性，更个性化；他们普遍受到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素养明显提高；他们也变得趋向理性、务实和世俗化。由于社会的剧烈变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落后，使得这一代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似乎有所减弱。但是，校园文化、校园民主的传统仍然在沿续，学生们追逐新鲜事物的热情和先锋意识始终是浓厚的。
学生时期的青年人，正处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意识诸方面的成长、成熟阶段，可塑性很强，同时也很不稳定。学生阶层没有与民主价值相冲突的既得利益，相反，他们所崇尚的现代性使其天然地要求民主。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十分有限，对什么是民主和如何建设民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在行动上容易出现激进、急于求成和失控的情况。今后，学生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仍会以生力军的姿态发挥着自身的冲击力。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恰恰相反，它正处在历史上罕见的大分化和大变迁的过程之中。本文仅对当今中国六大社会阶层的现状及他们与民主化的关系作了简略的描述和分析[10]，并初步归纳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看，实行民主对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有好处的；民主与知识分子阶层的自由化要求和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民主对中产阶层利大于弊；对官员阶层中的不同群体则有不同的影响，素质好、有能力的官员会从中受益，而素质较差、能力平庸、喜欢以权谋私的那部份官员的日子会变得不好过；学生阶层较少利益瓜葛，他们总是冲在要求民主的浪潮的前列，并且不惜作出牺牲。而反对民主的社会势力，主要是热衷于谋取私利的权势集团、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平庸低能的官员。这部份人人数很少，在人口当中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已；但他们中不少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且精通权术，固守着既得利益不放。社会的绝大多数阶层中虽然拥护民主者众多，然而却处于无权决定的地位，遂使中国的民主改革步履艰难，迄今成效甚微。
C.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动力来源
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动力究竟何在？先行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是，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自由市场经济、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进步的政治文化。这几个因素对中国均有借鉴意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求建立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的宪法秩序，要求政府在收取税赋的同时向纳税人负责并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实行宪政，以保障纳税人的权利。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助于民间社会的发育，而充份发育的民间社会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正是实现宪政民主的主要社会基础。进步的政治文化的启蒙和传播，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攸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度，意义更是十分重大。
既然民主会对绝大多数人有利，为什么多数人并未起来争取民主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深受几千年来“清官明君”传统思想的影响，有浓厚的臣民意识，习惯于让所谓的“清官”为民作主。这种臣民意识与民主思想岂止相距万里！只有通过进步的政治文化的启蒙与传播，逐步将中国人的臣民意识（还有“搭便车”、“白吃午餐”等意识）转变为公民意识，其中包括主人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参政意识、纳税人意识等，中国的民主事业才会有长足的进步。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当今中国民主化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在国内的动力方面，首先是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自由派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唤和实践活动；其次，新兴的中产阶层已开始发出要求健全法制、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的声音；再次，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正在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也是民主的一个动力；第四是工人阶层对社会公正和民主改革的诉求；第五则表现为城市市民开始萌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第六是出现了社会各阶层反对腐败、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强大舆论；第七，民主的动力也来自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开明力量和赞成政治改革的人士。而来自国外推动力，则有国际民主力量和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声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汇合在一起产生作用、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最终确立宪政民主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与其想得容易一些，不如想得困难一些、长远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鲁迅先生倡导的“韧性”，即坚持不懈的精神。
【注释】
[1] 阿玛蒂亚.森教授是哈佛大学退休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是一位杰出的贫民问题研究者。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题为“建立全球范围的民主运动”的会议上，他应邀作主题演讲时发表了这些观点，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是，“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这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资助举办。
[2] 道格拉斯.诺思(D.C. North)1995年3月9日在北京作过一场题为“东欧的经济改革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借鉴影响”的演讲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提出了这些看法。
[3] 据中国官方正式披露，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即达35,084件，涉及40,162人；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官员1,714人、厅局级官员103人、部级官员3人。同期，仅中纪委查处的地(厅)级以上的党政官员就达304人、县(处)级党政官员达3,970人。
[4] 《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5]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1994年对312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专题调查推算，在全国乡村劳动力中，农民的职业构成比例为：农业劳动者63.4％，农民工12.2％，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者6.5％，私营企业经营者0.8％，乡村企业管理者约占0.9％，受雇劳动者3.0％，乡村管理者0.6％，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艺术工作者1.1％，家务劳动者8.1％，其他3.3％。
[6] 其中，国有单位职工为一亿多，集体单位职工近三千万，联营经济单位的职工总数为四十多万，股份制经济单位职工为四百多万，外商投资企业职工近三百万，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职工为二百七十多万，其它经济单位的职工为十七万多。
[7] 笔者曾于最近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作了社会调查，发现这些城市里工人的下岗、失业率都在20％以上，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8] 即要求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9] 同期国有企业职工的年人均工资水平约为6,500元。
[10] 因资料所限，并未涉及军人以及底层社会（如流民）等其他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
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 [第1期(总第6期)]
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s://blog.boxun.com/hero/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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