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援引《南德意志报》说，中国领导层遵从的最高行为准则就是管控。控制民意，控制信息，控制流程。有关当局对疫情置之不理，并严格审查相关信息数天之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突然下令要求对冠状病毒疫情增加透明度，并亲自出马处理危机时，中高层及地方干部想必都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最高领导人这一举动实在非同寻常，因为它发出了两个信号：其一，下级官员必须祭出人头，以维护最高领导人形象。其二，事态非常严重，冠状病毒已经威胁到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和可信度。
习近平就疫情发表讲话之后，四处洋溢着一派歇斯底里的氛围，也暴露了官方措手不及的尴尬。有关部门发布出入千万人口大城市武汉的旅行警告的做法就折射出了当前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混乱也随时可能转变成社会上的恐慌情绪。一些部门非常担心被问责，因为他们在危机爆发后的最初时刻犯了错误，在卫生检疫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而这类错误和漏洞恰恰反映了这个巨大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管控方面的缺失。而在最高领导层看来，管控不力显然是一种威胁。“
香港资深评论家林保华（凌锋）1月20日刊文指，由于“党领导一切”，所以当中国出现各种瘟疫时，不是专业来决定如何防疫，而是中宣部来领导防疫，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2003年的萨斯（SARS）是这样，最近的武汉肺炎（“楚瘟”）也是如此。
知名文化人许知远网络写道：“17年前，我是个刚入行的记者，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还可以对New York Times 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今想来，上一场危机还有蒋彦永、钟南山这样的医生，柴静这样的记者，以及大批追踪媒体，如今似乎只有财新一家杂志在继续正常的报道。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赖的机构，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孤独而愤怒的个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1日要闻分析：封锁重大疫情信息 党国体制办大事
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自认为比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党首的“一锤定音”之下，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事实显示：从17年前的萨斯到如今的武汉肺炎，既无体现执政党爱护国民生命之“初心”，无端染病的人和家属更不能指望听到党首的“一锤定音”，因为党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领，在疫情之初主要用在封锁消息之上。
所谓的“武汉肺炎”第一例病例从去年12月上旬就发生，之后官方公布的病例不多，显示病情似乎发展不快。直到1月19日，中国都未通报武汉市以外的确诊或疑似病例。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19日还声称，疫情是“可防可控的”，该说法也在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的最新公告中被确认。
但时隔一天，官方调门急转，中央专家组来武汉了，承认“人传人”，病例数字也突然攀升。显示疫情在中国的扩散，绝非之前官方公布的那么轻描淡写。
而从去年年末起，网络上对疫情讨论已经持续不断。今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8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转发谣言”，已被公安机关传唤，虽未说明“谣言”的内容，但种种信息显示就是一些有朋友家人生病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官方在治病防病上无可奈何，和所有人相关的疫情信息也不发布，还不许知道一点点的人说一说，难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事就是不许人说话吗？
当时，有微博大V留言：“汶川地震时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北京非典时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武汉肺炎又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们首先想到的永远不会是调查真相和原因、做好救治防范，你们永远最先做的永远都是抓人和控制舆论，能要点脸吗？”
还有报道：就在疫情发展的1月19日，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粉饰太平，在武汉百步亭社区竟然举行了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包含13986道菜品的“第20届万家宴”。武汉市文旅局近日也宣布：从1月20日启动中国新年活动，免费送出20万张“文旅惠民劵”，成功预约者可于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参观黄鹤楼等武汉全市30个景区。这些“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公共行为立即遭到武汉市民的吐槽。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领，用在封锁信息和粉饰太平方面还是相当好使的，还在传染病诊断和确诊系统之上，集中力量追求的却是繁琐而不是效率。据报道：一位不具名的广东省卫生官员证实，当局要求所有医生都遵循耗时多日的“三步确认协议”，否则不可公开宣布确诊病例。而到了1月12日，中国才将基因组序列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然后用两天的时间生成诊断检测试剂盒、再分发给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
广东省通报的一宗案件，一名66岁的男子在去武汉后于1月3日在深圳开始出现发烧症状。他于第二天到医院就诊，一周后被隔离。但是直到这周日（19日），该名患者才被确认感染武汉肺炎病毒。
此外武汉传出的未核实信息还显示：有武汉居民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图像，并描述了周一晚上深夜医院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排长队，但这些患者都没有被要求接受冠状病毒检测。也有人透露他所在的武汉医院里很多很多疑似病人还没有被确诊，等待确诊的都是一个月前入院的病人，昨天才开始加速排查。这些信息都令人怀疑：目前公布的武汉患病人数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英国《卫报》1月21日的一则报导还引发对武汉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6人的质疑，该报道说：1月12日，家住武汉的黄先生的母亲因发烧和咳嗽被送进一家医院检查。当时，一种奇怪的新病毒已经被报导，染病者具有类似症状，而且医院工作人员也都穿着全副武装的生化防护套装。但是，医院却没有让黄母接受这种神秘病毒的检测，也未将她与其他患者隔离。两天后的14日，黄母的情况变得更糟，一度陷入失去意识状态。CT扫描显示，她的肺部布满了白色小结节。15日晚，黄的哥哥和父亲亲眼看到黄母去世，黄母从住院到死亡只有4天时间。
医院随后给出的官方死亡原因是严重肺炎。两名医生私下告诉家人，黄母可能感染了最新的神秘病毒，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文件给黄家。随后，医院施压家人，在几小时内立即火化掩埋，殡仪馆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该个案显示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也可能低于实际情况。
十多年前萨斯（SARS）后建立的一套所谓严格检测和报告系统，现在显示出可能是一套繁琐和延误确诊时间和降低病例计数的系统。自然引发外界对中国官方传染病报告系统健全性，以及官员是否愿意公布肺炎信息的质疑。如果医院并不筛查病毒， 实际染病人数将远高于官方数字。
香港资深评论家林保华（凌锋）1月20日刊文指，由于“党领导一切”，所以当中国出现各种瘟疫时，不是专业来决定如何防疫，而是中宣部来领导防疫，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2003年的萨斯（SARS）是这样，最近的武汉肺炎（“楚瘟”）也是如此。
▲德国之声（DW）1月22日援引德语媒体：可能危及政权的病毒
本周开始，中国领导层要求对武汉疫情“透明公开”。而如何处理“令人不安的真相”也成了中国社交媒体讨论的热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重大事件是否要通报社会，民众是否拥有知情权，最终都要由最高领导层来定夺。《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认为，而决策的随机性又只能导致民众的猜忌和不安全感，也为阴谋论、谣言和政坛内斗提供了土壤。作者Stefan Kornelius撰写的这篇评论题为《可能危及政权的病毒》。评论写道：
中国领导层遵从的最高行为准则就是管控。控制民意，控制信息，控制流程。有关当局对疫情置之不理，并严格审查相关信息数天之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突然下令要求对冠状病毒疫情增加透明度，并亲自出马处理危机时，中高层及地方干部想必都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最高领导人这一举动实在非同寻常，因为它发出了两个信号：其一，下级官员必须祭出人头，以维护最高领导人形象。其二，事态非常严重，冠状病毒已经威胁到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和可信度。
习近平就疫情发表讲话之后，四处洋溢着一派歇斯底里的氛围，也暴露了官方措手不及的尴尬。有关部门发布出入千万人口大城市武汉的旅行警告的做法就折射出了当前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混乱也随时可能转变成社会上的恐慌情绪。一些部门非常担心被问责，因为他们在危机爆发后的最初时刻犯了错误，在卫生检疫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而这类错误和漏洞恰恰反映了这个巨大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管控方面的缺失。而在最高领导层看来，管控不力显然是一种威胁。“
评论认为，当前困扰最高领导层的主要有两点，首先，疫情可能激发民间问责浪潮。因此必须尽快祭出“责任者”缓解民愤。其次，本次疫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因为一个希望充当世界领袖的大国，在疫情处置方面也必须遵守国际惯例。评论最后写道：
“每逢中国发生内部危机，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会面对一个问题，这一次也不例外：那就是，应当怎样对待错误？承认错误无疑是承认自己的弱点，而一个宣称自己不可替代的体制，怎么可能会有弱点呢？有鉴于此，即便只是一次病毒引爆的疫情，最终也可能演变成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威胁。”
周二，中共政法委也发出通报，要求全面通报疫情，确保民众安全。《法兰克福汇报》以《隐瞒疫情 只会带来灾难》为题，介绍了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信息政策发生的变化。文章写道：
“如何处理令人不安的真相，也是本周二受到关注的话题。而讨论的焦点则是一月初被武汉警方以在网上’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而传讯的八位市民。他们是否曾遭到逮捕或刑罚，目前不得而知。涉及武汉警方本次传讯行动的两篇文章已经在周二被删除。与此同时，党报《环球时报》也介入了讨论。总编胡锡进通过微博要求武汉警方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重新评估。’我相信，我们的政府需要改正错误的勇气。’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提高可信度，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2日报道：为什么习近平发话后武汉肺炎确诊及死亡人数恐怖攀升
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可能会爆发某种危险的疾病，武汉肺炎为什么特别可畏，因为它很神秘，当局一开始遮蔽事情的真相，结果疫情向全国向境外扩散，一直拖到快过春节的时候，习近平表态，确诊和死亡人数突然攀升，武汉被迫封城。武汉沦陷过程发生的怪现象，中国民间的愤怒和质疑也愈来愈重。
十二月初就传出了疫情为什么按兵不动
武汉肺炎最早出现于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起，网上流传一份武汉卫生机构头日“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文件，网络披露后，当局才出面证实，才开始向社会通报病例，并指正在查清是何种肺炎。当局动作缓慢，泰国，日本等中国境外先后爆出感染病例，可是全中国，除有前车之鉴的广东11日公布一疑似病例，只有武汉才有确诊病例。
更严重的是，武汉公安局一月一日通过公众号“平安武汉”通报，“散步武汉肺炎谣言八人被依法处理”，指网民“转发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籍此警告市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一事件显示，当局不仅要管制新闻，还要封口，任何敢于与当局保持不同口径者都会像以往那样，遭到“依法处理”。一月14日，病例愈来愈多，国际社会疑虑重重，趁着香港专家前往武汉考察机会，香港多家电台电视台前往追访，港媒当日早上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采访疫情时却被公安带走扣查，并迫使记者删除医院内所拍内容，记者还被要求交出电话和摄影器材检查，刁难一小时后放行。
一月17日，一位网名“树先生sss”的男性网民在微博发文，指他家三口均疑似感染不明肺炎，其父获金银潭医院隔离治疗，其母则被院方以无床位为由拒收，他质疑当局延误治疗，事件引起关注后，文章被删除，微博被封号。
一些专家表态引起的疑问
如果说海外对武汉肺炎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谨慎地等待中国报送更进一步详细的资料的话，中国媒体援引的一些专家评论也引起质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广发，本人21日确认染上武汉肺炎，正在接受治疗。他是一位国家医疗专家组的专家，曾于1月10日就新型冠状病毒对官媒表示，他认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这句为官方背书的话受到广泛的质疑。
为什么只有武汉有病例，中国其他地方无一感染，对此疑问，北京大学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解释是，他推测因为中国其他地区未检测此病毒。1月20日，中共最高当局表态了，王月丹对媒体解释，原来没有很好的检测方法，所以有些病例暂时没有确诊，现在检测方法改进了，可能近两天新增的病例骤增。非典疫情发生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中国的检测方法还没有改进，习近平表态了，一夜之间检测方法骤然改进？这些都是民间很大的疑问。
人传人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人传人”，当局一开始就予以否认。但是一些海外专家早就指出，只要是冠状病毒，一开始就应该假定人传人。现在人传人被证明是事实，已报出14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是当局始终不肯说，这些医护人员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感染的？
武汉不相信眼泪？武汉当局举止诡异
武汉当局不光有拖延疫情的嫌疑，而且就在疫情严重，透明度缺失，人心惶惶，国际关注之际，武汉当局上演了两幕令人诧异的大戏。
一月19日，根据「楚天日报」报道，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有四万多个家庭参加，各户贡献13986道菜的“万家宴”，一月20日，武汉市自当日起向全市派送20万张“惠民旅游券”，让市民免费在大年初一至十五“畅游”黄鹤楼等30个武汉景区。
武汉乃千万人大埠，人员流动大，且正值春运，中国亿万人大流动，武汉肺炎越来越被怀疑人传人可能性极大之际，作为疫情源头的武汉市在这个时刻举办此类活动，被人指市政府不止好大喜功，更要以此向外界显示习近平中央倡导的正能量，“武汉不相信眼泪”，如此形同提供了交叉传染的最佳场合。
现在，习总书记表态了，武汉话风大转，被网民讥讽“领导不批示，疫情就不存在。”
武汉这么大的事北京为何充耳不闻
从12月8号，到1月20号，北京当局反应的迟缓令人惊讶。其间通报的病例也很有限，死亡病例不超过三人，而在1月17日，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医学专家弗格森根据数据推算，截至1月12日，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潜在总数为1723例，2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这只是一个理论最大数。21日，香港大学医学院透过数学模型推算，截至1月17日，武汉可能已有1300多宗病例，此数据与伦敦帝国学院推算相互印证，该院院长梁卓勋同时推算中国各省市可能已有300多宗武汉输出的个案。
中国当局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四十天内，反应如此迟缓，究竟是因为武汉当局隐瞒不报，或者调查进度缓慢所致，还是北京当局有意迟报，担心影响维稳大局所致，这成为中国网民的又一大疑问。
习近平为什么迟至二十日才表态
为什么武汉疫情，被外界普遍称之为中国肺炎，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官方公开描述，几近失控，引起全球忧虑之后，才惊动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官媒新华社19日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首次就武汉肺炎表态，要求中国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特别在春节期间人员密集流动情况下，尤为重要。习近平还强调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发表“指示”，无从得知，据报中国总理李克强随后也做出批示，要求做好防疫工作，防止疫情扩散蔓延。按照中共正常渠道，这么大的事情，习近平李克强应在第一时间知道，地方当局竟敢隐瞒？
习近平一“指示”，“地动山摇”，中国官媒，武汉当局口风大变，病例骤然上升，令全球瞠目。在当年抵御萨斯建立功勋的中国首席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重新启用”，率领“国家高级别专家组”调研武汉疫情，并于当日返回北京。钟南山20日接受中国央视“新闻一加一”采访时表示，“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同日，网络爆出中华护理学会秘书长应岚的通报，指从当局疫情防控会议上得到的信息显示，疫情严重程度超过想象，中重症率14℅，致死率4℅，疫情与萨斯有相似之处，已明确会人传人，且已发生集聚性感染。这一消息还有待验证。
数据跳涨了，17日之前，武汉64例，香港90例，境外3例子，中国其他省份零例。习近平一说话，一切都不平安无事了，连中央政法委都声嘶力竭地立军令状，周二周三之间，死亡人数先9人，继而增至17人，确诊病例猛增至500多例。中央政法委说谁瞒报就抓谁，谁隐瞒谁就是千古罪人，有网民怼，“你先抓拿抓人的人，判几个官员啊”。
武汉当局看颜色行事，自吹“武汉是一座不断战胜困难的城市，类似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决策部署，有省委省政府的周密安排，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认真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非典的教训为什么被忘记？
武汉肺炎12月传出病例后，网络就不断发出当心萨斯重演的警告，呼吁中国政府前车可鉴，吸取教训。
十七年前，中国广东率先爆发非典疫情，也称萨斯，中方在第一时间隐瞒，致使疫情扩大蔓延至全球。
非典的教训出在哪里？就出在不愿意公布真相，中共当局死命维稳上面，好在那一次出了像蒋彦永医生那样的勇士，在通过正常渠道反应无效后，向世人公布了萨斯的真相。
2003 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面对云集的媒体记者信誓旦旦：“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张文康提供的数字和真实情况差得太远。”四月4日，4月4日晚上，蒋彦永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写了下来，按照他从电视看到的邮箱地址，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他信中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随后几天中国国内没有反应，但蒋彦永的信息被国外媒体获知，萨斯疫情严重传播的消息传遍了世界。4月17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4月12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因始终坚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一生坎坷，他以“用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获得广泛的赞誉，
知名文化人许知远网络写道：“17年前，我是个刚入行的记者，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还可以对New York Times 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今想来，上一场危机还有蒋彦永、钟南山这样的医生，柴静这样的记者，以及大批追踪媒体，如今似乎只有财新一家杂志在继续正常的报道。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赖的机构，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孤独而愤怒的个体。”
习近平当局或许不能直接对武汉肺炎发展到如此程度负直接责任，但是谁营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官员只想邀功升官，只想按照要求保证正能量，一切为维稳服务，遇到问题尽量压住，遇到舆论尽量捂死。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还不如非典时期开放，媒体越来越不敢说话，维权律师一个个遭到打压，这一切又是谁的责任呢？
武汉疫情还在发展，武汉市周四起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开武汉通道暂时关闭，以遏制疫情蔓延。一些民众希望，至少当局能够如实、及时向世界报告武汉肺炎传播的真实状况。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3日报道：武汉沦陷 习近平在云南遥控 李克强在青海慰问 被问恤民之心何在
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给中国和世界带来这么大的不安。国家领导人按理应该前往视察，安抚民心才是。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做法引发议论。一个在云南“遥控”，一个在青海关怀“武汉肺炎”。
根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1月21日来到青海红十字医院对医护人员说，“你们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救死扶伤是你们的光荣使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病例数在增加，必须及时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医护人员身处第一线，你们要在疫情防控中做好救治，也要做好自我防护。”
李克强还强调，正值春运，人口密集流动，即便青海山高地远，也同样要强化风险意识，“把该做的工作做在前面”。
青海预防做在前面很好，武汉现在可是马后炮了，亡羊补牢，政府总理应该去那里慰问关心才是，至少让背上“武汉肺炎”恶名的武汉人得到一点宽慰，要不真让武汉人觉得对不起全国人民似的。
李克强到青海医院视察，要求做好“武汉肺炎”防疫。引起网民批评李克强“摆拍”，不专业，连口罩都不戴。还有网民批评，不管中国发生多大灾难，中国官员都能气定神闲，笑容满面，“甚至还能把丧事变成喜事”。
北京学者荣剑表示，“亲临灾难现场，这是国家领导人的应有姿态，虽然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这样的形式必须及时作出，否则，何以体现当国者与民共患难。令人不解的是，新时代以来这样的场景很少出现，武汉疫情蔓延，国人期待领导人有个姿态，谁知一个去了云南，一个去了青海，遥控指挥何止是隔靴挠痒，恤民之心何在？”
习近平做什么去了，根据央视报道，“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9日、20日视察驻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
有的网民自然又想起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凡有大灾难，总是亲临现场在第一线慰问的场景。有网民说，“江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大洪水去一线做指挥动员。胡温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去受灾现场慰问灾情。而习在位八年，反出现重大天灾人祸，只会看到皇帝又做重要指示了，作秀都省了。”
的确，习近平“遥控”，新华社20日报道，习近平要求“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加强舆论引导”， “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短短几句话，习近平想的离不开加强舆论引导，维护社会稳定。
至于他所的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至少一千多万武汉人民今年春节难过，武汉城已被封锁了起来。
▲美国之音（VOA）1月24日报道：武汉封城后，逃不走的市民：“我们都是韭菜”
华盛顿 —武汉封城前三小时，黎学文带着家人逃离了这座被疫情包围的城市。
“我们是最后几批逃亡的，”他说， “一夜惊魂。”
1月23日，中国农历除夕前一天，凌晨2点， 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突然发布封城通告：
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黎学文的家位于疫情爆发中心区汉口，几公里外就是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
凌晨3点，他接上外婆和岳父母，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打到出租车，仓皇地奔向天河机场。
街上车很少，武汉仿佛已是一座空城。4点半抵达机场时，才发现里面全是人。
“整个武汉市最热闹的是机场，深夜得知封城消息都在逃离，都感觉要出大事，”他对美国之音说。
到达机场半个小时后，手机上传来消息：机场高速封路。
23日凌晨，武汉高铁站也排起了长龙，很多人试图改签车票，一度引发混乱。
当天上午，在武汉一家银行工作的吕先生开着私家车，赶在封城前将妻子和孩子送到120多公里外的赤壁老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再大的疫情也赶不上“过年回家”来得根深蒂固。
但是在这个有着1100万人口的泱泱大城里，能逃离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要在围城中留守。
得知封城的消息后，在武汉上大学的一位维吾尔族女生哭了。她打电话给在新疆的父母，告诉他们没法回家过年了。
“开着视频不敢露脸，怕爸妈看到我哭的狼狈样子。第一次一个人在外地过年，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存粮，”她在新浪微博上说。
这一天，54岁的武汉低保户张毅一夜未眠。81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一日三餐需要照顾，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家里菜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口罩。
一天前，武汉市政府规定，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可是街上已经买不到口罩了，张毅很发愁，现在要怎么出门呢？
“这个国家完全乱套了，官员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我们都是韭菜，”他对美国之音说。
张毅的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那里被认为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的源头。
这种神秘的病毒去年12月首次被发现，目前，已蔓延至中国大陆的23个省和直辖市及澳门、台湾、泰国、日本、韩国和美国。中国官方说，病毒目前已经造成600余人感染，至少17人死亡。
但是很多人认为，官方隐瞒了真实的数字。
54岁的武汉市民方斌告诉美国之音，他家附近的汉口医院每天都人满为患，真实的患病人数没法统计，很多人还没确诊就匆匆死了。
“有的人他原本身体就不好，得了病，就扛着，走在路上就倒了，”他说。
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当地一家医院里，患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大声维持着秩序，喝令人们“不要说话”，“到门口排好队”。
武汉金融业从业者刘先生说，市里的医疗资源明显不足，看病要排队五、六个小时，不过是查查体温，照个CT，症状不明显的都让回家去自我隔离，这也是疾病传播的隐患。
“那种实实在在的恐惧只有在当地才能感受到，”他说。
中国的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说，武汉“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行战时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报道还说，武汉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也会加大投放口罩等防控产品，市民无需囤积口罩。
封城第一天，方斌到街上转了转，市里的公交车、地铁都已停摆。出城的高速公路已经封闭 .有些人试图从小路出城，但小路也封堵了。上午8、9点左右，超市开始出现疯抢潮。“一棵白菜30多，原来才两块多，”他说。菜市场的摊主告诉他，市场明天就关门了，什么时候开门要等通知。街上口罩已经脱销了。
因为事发突然，方斌觉得大部分市民还懵懵懂懂的，似乎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有些人甚至连封城的消息也不知道。
“因为之前一直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不是非典，大家就没当回事，突然就封城了，”他说。
武汉封城当天，新浪微博上依旧充斥着各种被官方视作传播正能量的帖子。
“1998年迎战特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武汉是一座勇于面对困难，不断战胜困难的城市，”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的官方账号上贴出了一幅海报。
一直密切关注疫情进展的加拿大华人文史学者温相说，武汉肺炎演化到今天，“市民狼奔豕突，跑得非常狼狈”，官方却还想要引导舆论。无非是些老套路——赞美党和政府及时出手控制疫情；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全民抗击疫情。
“最终归功于党和政府领导14亿人民全面战胜疫情，取得圆满的收官，” 他说，“肯定是这个节奏嘛， 又一台春晚吧。”
▲美国之音（VOA）1月24日报道：中国网民强烈不满习近平讲话只字不提武汉
华盛顿 —1月23日，在致命性武汉肺炎在中国各地扩散引起世界关注，武汉当局宣布封城以制止疫情扩散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的问题。中国网民对他们所认为的习近平的冷酷和蛮横表示不满。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23日上午，也就是在武汉封城令生效几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0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谈中国梦。
习近平强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畏风浪、直面挑战，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继续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许多中国网民抱怨习近平在讲话中只字未提他掌控下的中国当局，对一个人口一千多万的大城市采取封城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没有提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各国带来的不安，没有提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断绝公共交通是否意味着没有私家车的居民生病只能在家等死。
在看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讲话之后，许多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对习近平的这种不在乎人民死活的中国梦表示强烈的反感，对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大唱高调、无视武汉肺炎的做法表示寒心和悲愤。
一位中国网民写道：“我的问题是——当前最紧迫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救命还是做梦？”
另一位为网民写道，“前几位，但凡出事了，不说总是第一时间吧，但起码也能迅速赶到。也不说人家是不是逢场作戏，但实际上必要的稳定民心的表态无可非议。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上面的还在团拜会。我认真看了讲话，全篇读稿，没有一处提到武汉疫情。真的是彻底的冷漠，就靠批示的几句片汤撑着。真让人寒心，恶心，痛心。”
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前几位”显然是指上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他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胡、温在发生疫情和地震的时候，都是到灾区视察，对受灾民众表示关切和关心。
一位网民写道，“ 某人怕死，现在当缩头老王八”。
还有一位网民写道，“定于一尊，指挥一切都时候到了，where‘s the pooh？”
这位网民所说的“定于一尊”显然是指习近平当局大力宣传中共以及中国要定于一尊，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习近平的指挥：“where‘s the pooh？”则显然是指美国动漫角色“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许多中国网民把习近平比作“小熊维尼”，因为在他们看来习腆着大肚走路的样子酷似小熊维尼。这位网民发言中的英文句子where’s the pooh？的意思是，小熊维尼又在哪里呢？
令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尤其感到不满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强化控制媒体，控制舆论。在他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的管制下，民众对正在扩散的疫情的了解比2003年萨斯（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发生时差得多。而且，习近平统领下的武汉当局先前毫无根据地对公众谎报疫情，声言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一位网民写道，“当年SARS时，各大电视台都是12小时滚动播出疫情新闻，每天10点16点准时两场官方发布会公布病例人数统计；而在17年后的今天，打开电视看到的是各地喜迎新春歌舞升平，一座1100万人口巨型城市的封锁甚至没有资格占据领导新春致辞的一个字，连病例统计都暗搓搓要半夜24点发，如此魔幻，……”
在一些中国网民把习近平跟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温家宝作对比之际，也有网民将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作对比。还有网民贴出蔡英文在就武汉肺炎问题举行的记者会上的讲话，以凸显民主体制下的台北政府对公众的关切与坚持一党独裁的北京政府对公众的冷漠。
蔡英文总统在1月21日的记者会上说，“现在的（台湾）执政团队，包括我、陈建仁副总统、苏贞昌院长，都在17年前抗SARS的行政团队中，17年前我们一起挺过SARS风暴，17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准备、足够的信心面对挑战。请大家无需惊慌，维持正常生活，随时注意政府提供的各项疫情资讯。”
蔡英文总统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还说，“我们也要提出呼吁：作为国际社群的一份子，希望中国政府能善尽国际责任，让疫情公开透明，并与台湾充分共享正确疫情资讯，这对中国人民本身也是有利的。我们也相信，政治的考量不应该超越人命的保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蔡英文的呼吁做出反驳说，“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和福祉。在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时主动地向台湾地区通报了疫情信息。至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我们也多次强调过，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德国之声（DW）1月24日援引德语媒体：当猜疑开始蔓延
这种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感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宁肯相信社交网络里来路不明的聊天记录，也不肯相信国家媒体里的官样文章。
（德国之声中文网）随着疫情的蔓延，武汉等多个湖北城市已经宣布“封城”。与此同时，北京的宣传机器则在避免民众中产生恐慌情绪。《法兰克福汇报》发自北京的报道称，追问疫情责任的批评呼声也遭到当局的打压。这篇题为《找到了替罪羊》的文章写道：
“新闻报道的大方向显然是避免引起民众的恐慌以及规避对疫情的问责呼声。不过，与此同时，国家电视台则获准对武汉市长穷追猛打，直到他承认‘市政府没有就传染危害发出充分及时的警告。’ 目前已经出现了要求武汉市长周先旺下台的呼声。看来，替罪羊似乎已经找到了。
武汉的封锁状态还要持续多久，周四官方并未告知。不过，当地政府宣布，所有中小学都将推迟开学时间。这意味着，封锁状态可能会超过下周末即将结束的春节假期。有鉴于此，周四武汉市内发生了一些哄抢食品事件，有人呼吁政府加强价格监控，不准商家趁火打劫哄抬物价。封城令突如其来，市民只有几个小时时间为此做准备。周三晚间十点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完全没有提及周四将采取的封城措施。不过此前已经有消息称，当局要求党政干部不得离开武汉。对于武汉市内的农民工来说，封城措施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年中仅有的一次返乡同家人团聚的机会。“
中国官场上欺上瞒下比比皆是
随着疫情蔓延，口罩和护目镜等防护设备在中国许多城市成为抢手货。《南德意志报》认为，哄抢行为本身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篇题为《当猜疑开始蔓延》的文章写道：
“随着疫情快速蔓延以及国外出现确诊病例，中国政府所蒙受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境外的感染病例迫使北京必须展示其应对能力。对武汉实施的隔离措施不仅是对内、同时也是对外发出的明确信号。中国最高领导人宣布亲自出马应对危机的同时，基层官员所承受的压力也在呈几何级数地增长。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不但于事无补，只会平添变数。因为这同时增大了地方官员隐瞒疫情掩盖错误的风险。”
文章写道，中国官场上这类欺上瞒下的做法比比皆是。以至于作为总理的李克强都表示，他不大信任地方上报的经济数据。文章称：
“陷入恐慌的民众开始大量抢购食品和口罩，这也反映出民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全国讲话，并未能让大家安心，反而令出逃浪潮进一步加剧。媒体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毕竟在习的统治下，中国已完全没有了能够自由报道的媒体。那些迄今为止就疫情进行了相对自由报道的记者，已经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
国家级媒体则明显减少了对疫情的报道。周四，中国最重要的《人民日报》头版对武汉疫情只字未提。于是乎，中国数亿网民只好通过网络了解疫情。这种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感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宁肯相信社交媒体里一段来路不明的聊天记录，也不肯相信国家媒体里的官样文章。“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4日报道：武汉水深火热 北京歌舞升平 习近平为何不亲赴武汉
中国一网民举牌质疑为什么中央领导不来武汉？为什么物质匮乏这么久还没有调配到位？ twetter
最早传出的消息说今年的春晚取消了，四十年头一次！ 武汉围城，一千二百万人煎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表达对同胞的同理心。事实上只不过取消了两个分场直播，其余照旧。还有人吹捧：“首次暂停春晚直播，绝对能够体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心和意志，歌舞升平让位生命安全，体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网上发出了更大的疑问，武汉人受难，为什么习近平至今不亲临武汉看看？
胡锦涛非典疫情高潮时出现在广州街头
2003年，非典疫情在广东爆发，当局最早试图隐瞒疫情，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向外界揭露后严重程度为世人所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久的胡锦涛于4月14日出现在中国抗击非典最前线广州，胡锦涛冒着危险，未戴口罩与市民握手，向世人显示国家领导人与民众同患难的决心。民间因之有“涛哥”昵称。
现在，武汉封城，武汉一千二百万人备受煎熬，民间一直有期盼习近平亲临武汉，安抚民心的期待，但不明白习近平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网上已有不少要求中央领导人前来武汉体恤民众的呼吁。
二十三号，武汉围城，千万人煎熬，武汉封城成了世界主要媒体头版重要新闻，然而人民日报头条竟然是习近平看望江泽民等老同志。当日下午，央视播出习近平率领众常委大会堂团拜，观看演员献艺，习主席发表堂堂演说，竟无一字提到遭封城受煎熬的武汉人民。
武汉水深火热帝都歌舞升平
武汉人水深火热，各大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得不到救治，医护人员都快挺不下去了，北京那边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对比太强烈！ 新浪微博一片讥讽声，“把办春晚的劲儿拿出来，多救几个人吧。”“全国春晚跟武汉疫情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呀，好大的讽刺，哪有什么感同身受啊。”北京学者荣剑评论：“武汉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帝都仍在歌舞升平，这台大戏还好意思演下去，居然还唱出‘我国家那像染病’。真是新时代了，什么梦都敢做！”
往深里想，别说春晚这种“娱民”的，那“娱官”的团拜不是一场都没误吗？武汉封城首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率众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团拜，歌舞升平，重温实现中国大梦，省一级的领导，武汉省委书记省长也在宣布封城前提前团拜了，当地媒体报道，演员们发着烧带着伤“莺歌燕舞”，为领导们进行“完美演出”。
易中天谢绝一切拜年贺岁
一则“易老师，不过年，谁把我的家园变地狱？”的帖子广为流传，知名学者易中天朋友圈留言：“情系武汉，无心过年，因此敬告亲朋好友和各位网友，本人谢绝一切拜年贺岁。在我同胞和乡亲面对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哪有什么心情听什么‘新春快乐，恭喜发财’之类！ 恭请诸位海涵！”
看看网络上武汉生活的亲戚、朋友、以及陌生人披露的消息，武汉的状况是可怕的！ 官方公布的情况是有疑点的。武汉确诊患者到底有多少，官方的数字不高，财新记者目前的报道是六千人，这一数字不一定全面，为什么人们更容易相信，因为官方隐瞒真情太久。还有人认为，有些可见度很低的贫困人口，流动人口，不到万一从不去医院治疗的外地劳工，如何统计？
武汉的情形很严重
武汉肺炎会造成多大伤害，著名病毒专家、埋怨自己在武汉封城前“当了逃兵”的管轶说，武汉肺炎患者至少是萨斯的十倍。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十倍的杀伤，十倍的死亡？
在十二月初出现武汉肺炎后一直试图蒙混过关的地方当局，等到最高领导人在“百忙”中批示后，采取极端措施，宣布封城，在湖北，不光武汉，还有周边的十几座城市，统统被管制起来。一些分析认为，封闭全城，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反人道做法，非不得万一时不可使用，若城中无相应的医疗配备卫生设施，一旦封闭起来，岂不是让内部的人等死吗？不是说党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吗，当初把这一本领用在了封锁消息上，现在，小事终于酿成大事，领导人还在忙着团拜。
医护人员快顶不住了
不少人可怕的担心正在变成事实，综述网络披露，一方面，那些没有来得及逃城，或者没有足够的资源逃城的人，在无奈中可怕地等待。没有公共交通，没有足够生活必需品，缺乏防疫卫生品和指导；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疲惫度正向极点冲刺，医院人满为患，发烧问诊的愈来愈多，医院开始不断拒收，网络上已出现患者不能支撑在医院走廊或者是不明地点倒地的恐怖场景。一位武汉医生说：“我们已经顶不住了，门诊挤满了病人，24小时都满满的，病人都跪在地上求我们救救他们，但是目前并没有针对此次病毒的特效药，存活全靠自身抵抗力，我们的防护用具也已经用光了，防护服，口罩，帽子，手套，面罩，眼罩都用完了。”
医院若不能有效治疗隔离接待，谁都知道，那会变成一个更恐怖的传染之地，官方已经披露了十四名医护人员人传人的信息，从网络披露的武汉一些医院护士发出的信息看，感染的医护人员数字应远远超过，有中国记者在网络披露，他们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肺炎情形，联系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采访。
连最起码的医护口罩，保护服都很缺，在那里坚守报道的财新、红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都发出了求援，连武汉各大医院也因防护物资不足向社会发出公开求援。
堂堂武汉，找不到几个口罩，堂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疫情一来顾此失彼惊慌失措？有分析指，总是隐瞒惯了，总是好大喜功惯了，采取“地动山摇”“排山倒海”“人多力量大”“大跃进”的毛式做法容易、快意，真要具体地，科学地，实际地，人道地应付灾情的时候，当局竟显得如此慌乱。封城两字容易出口，半夜一宣布立即就成为全世界头号新闻，但是如何让被关在笼中的人民得到关怀，得到治疗，得到安慰并不容易。
现在，像十七年前的萨斯一样，萨斯的同族兄弟新型冠状肺炎正在向全中国扩散，正在出境，在武汉之外，目前至少已有河北，黑龙江宣告出现死亡病例。
民众希望知情
网络流传着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什么时候新闻开放了，疫情才可防治了，患者才可提前医救了。媒体开放，并不能治病，但可以把坏消息公诸于世，让所有的资源及早动员起来防治，让你说我说大家都说，不封口，一方面舆论监督，一方面减少人们的恐慌。
十七年前如果没有蒋彦永医生向世界揭露萨斯实情，中国或世界死去的人会更多，十七年后的中国如果吸取教训，从五十天前就开始全力防治，不至于让疫情延缓到春运开始几亿人大迁徙时呈几何级攀升。
蒋彦永之所以能够“以身试法”，向世界揭露，那时候虽也是中共统治，现在看来，江胡时代尚有民间抗争的一席之地，如今，习近平登台，维权律师遭大规模抓捕，党内被视为不忠者遭清扫。总书记要求两个维护，坚持一个思想，妄议中央成大罪，下级官员发现问题，不敢向上报，害怕减损主子喜欢的正能量，小事变大，殷鉴不远，就是不肯吸取教训，在萨斯消失了十七年之后，萨斯的兄弟杀气腾腾而来。
充满宣传气味的春晚照旧在播，武汉肺炎正在全中国蔓延，习近平的中国可以吃饱可以喝足，据说人民很快可以小康了，很好！ 谁不愿意人民衣食满足。可是，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人别说侈谈民主了，甚至不可以“妄议”，不可以自由言说，不可以在媒体争论政治人权宪政问题。武汉疫情这么大的事，当初八人挺身出来揭露时，竟然遭公安抓捕，不但抓捕，还威胁所有人：“不信谣不传谣”。环视全球，习近平专制下的中国还是一个黑暗的社会。
▲美国之音（VOA）1月25日报道：“不忘初心”，疫情人命关天缘何上不了《人民日报》头三版？
华盛顿 —武汉“封城”的消息瞬间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关注的头版消息，然而，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为“前所未有”的行动却无法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些地方党报的头版上有一丝位置。分析人士说，这显示，面临重大疫情，中共机关报依然让“党性”压倒了“人民性”。网友也说，这样的方式显示了习近平政府对人民的“冷漠”。
15座城市“封城”，党报头版未见“踪影”
武汉封城之后，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和荆州等多个城市也被封城。武汉封城的消息很快在网络媒体上发酵，也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消息。 1月23日，武汉“封城”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澳大利亚人报》以及《金融时报》等西方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1月24日，武汉疫情和湖北封城依然占据了这些媒体的显赫的版面，然而，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的头版上，从1月22日到1月24日，读者却无法找到这样的消息。
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只字未提武汉“封城”和武汉疫情，相反，大红喜字，一片喜庆气氛。第一版三条消息，第一条：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第二条，中共中央举行春节团拜会；第三条，（习近平）在2020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也只字没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和或武汉肺炎的问题。
第二版仍然是关于习近平团拜会讲话，社论主旨，习近平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第三版，是关于“中国春节，欢乐共享”的。第四版的上版本仍然是关于新年和中国春节的文化魅力的。
武汉疫情和封城的消息终于出现在第四版的下半部一篇题为《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文章中。而这篇文章的主旨是 “从中央到地方，从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到广大人民群众，以战胜疫情为共同目标，形成强大的防控合力，众志成城，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文章最后告诉读者“目前武汉市大宗商品、食品、医疗防护用品等储备充分、供应顺畅，呼吁市民不用恐慌，不必囤积。” 报道中没有患者人数，没有病情通报，更没有武汉人民的生活现状，也没有救治方案。
除了《人民日报》之外，中共中央直属的另一张机关报《光明日报》、中国国务院的直属机关报《经济日报》、中央军委的直属报纸《解放军报》的头版，都没有武汉封城和武汉疫情的报道。这三张报纸头版关注的与《人民日报》高度一致，都是团拜会和习近平的讲话，唯一不同是社论。这三份报纸都在不重要的版面，不起眼的地方提到了武汉的疫情。
武汉的疫情在地方的党报的头版中也没有出现。 1月24日的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的头版与《人民日报》关注的焦点一样，是团拜会和习近平的讲话，只是在中间一条谈到了天津的防控工作，依然看不见武汉的疫情和“封城”的状况。
党报的“党性”碾压“人民性”
香港大学中国媒体研究计划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认为，这显示，这些党媒“党性”超过了 “人民性”。
他在1月22日发表的“党媒聚焦的并非是疫情” （PARTY MEDIA FOCUS AWAY FROM OUTBREAK）的文章中写道：“这次最新的传染病危机，与SARS的呼应，再次暴露了中共党媒的本质，以及他们对”为党服务“而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兴趣——‘党性’高于‘人民性’之上。”
班志远是在研究过2020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和《北京日报》后这样表述的。
关于党媒的“党性”和“人民性”，习近平本人也曾有过“指示”。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但是，班志远认为，党媒对武汉疫情的处理显然凸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不和谐。党媒显然希望民众不要聚焦疫情。他说：“这些页面清楚地表明了优先权，它们指出了所谓的”党性“本质。只有当一个国家面临着真正的，紧迫的危机时，不和谐感才会更加明显。而这个危机才真正应该占新闻主导地位。”
西方媒体“真正与武汉人同命运”？
与中共党媒形成对比的是时常被中共称作故意要抹黑中国的西方媒体。在它们的报道中，武汉“封城”、武汉疫情以及武汉疫情对媒体所在国的影响是他们最重要的关注之一。
1月2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正中间的位置是一张有关武汉疫情的图片。大标题是《中国封锁了人口1100万的大城市，那是疫情的起源》（China locks down city of 11 million when virus originated）。《纽约时报》也在第一版的中间发表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封锁了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 （China closes off city at the center of virus outbreak） . 英国《金融时报》也给予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显赫的位置。
在1月24日的报道中，武汉以及周边地区的疫情依然占据了这些媒体的重要的版面。《金融时报》的英国版和国际版一样，武汉疫情一样占据了头版的版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也将疫情的消息放在头版的位置。
除了美英的报纸，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地的报纸都将武汉疫情和武汉肺炎的消息放在显著的位置上。
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为例， 1月24日，早报的头版头条是《我国出现第一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第二条是关于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封城的。第三条才是新加坡总理的新春献辞。
中国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显示，这些外国媒体真正关注武汉，与武汉人“共命运”。
他说：“ 武汉疫情以及封城的消息，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相当关注，很多西方大报把它放在头版。对比之下，中共的机关报在头版根本看不见。感觉好像外国的报纸才是给中国人办的，而中国自己的报纸不是给中国人办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奢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西方的媒体现在看到了人类命运的共同。把中国人看作同样的人类，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加以关注。而中国政府那里，它自己的国民都没有被算进中国命运共同体。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中共党媒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冷漠”让很多的网友感到愤怒。有人写道：“《人民日报》头版正说明了为什么病毒会大规模传播。”；另有人说：“武汉封城那么大的事连个头版都没资格上，可见屁民韭菜的分量几何？”；还有人说：“各位积极自救吧，中央政府跟我们不在一个世界。”
不过，在中国，党媒之外的其他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包括人民网，都给予武汉疫情极大的关注。《武汉晚报》1月23日的报道，第一版到第八版全是封城和疫情的消息。
党媒的表现体现了习近平的意志
中国政治评论人士胡平说，中共党媒的表现与习近平武汉肺炎疫情的指示分不开。对习近平来说，维稳超越一切。
胡平说：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舆论引导，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实际上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把武汉疫情和湖北封城的问题摆在这么次要的位置上的基本考虑。他们把政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把政府控制舆论放在第一位， 人民的疾苦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成了稳定大局的牺牲品。”
1月20日，习近平对武汉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胡平认为，党媒的做法，习近平的态度会引发民众的反感。胡平说，面对疫情，习近平甚至比不上自己的前任胡锦涛。
他说：“与国际社会的反应相对照，还有与2003年的萨斯事件，他与胡温的态度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习近平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2003年4月，非典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中共当时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前往非典防治的疫区，广东和北京，了解疫情并看望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只是在远距离指挥，并没有亲涉疫区。
▲美国之音（VOA）1月25日焦点对话：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
华盛顿 —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一些方面却出现倒退。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武汉肺炎疫情，对执政者带来什么挑战？当局应对得如何？
嘉宾：台湾大学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退休教授方国栋；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独立时评人横河
有人说，连封多城，包括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这样大规模的控制举措，只有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才做得到。在疫情爆发时候，高度控制的社会体现的是优势还是劣势？
陈破空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爆发恰恰是高度集权制度的失败。
在正常的公民社会里，民间有自救能力，地方政府有自治能力。这次疫情爆发都是通过民间小道消息的传播，政府是最后告诉人们真相的。
民间本来有自救能力，如果信息公开、互联网开放，危机在民间就可解决。地方政府也完全采取自己的措施，但是一旦有外国记者询问，他们都把答案转送中国卫生部，有什么决定和结果都要等中央政府。这中间各种隐瞒，等到中央政府有批示的时候，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香港病毒专家管轶刚从武汉回来，有不少第一手的观察。他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直到这个星期中央最高层都发话了，武汉都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隔离措施。你的看法？是否表明地方政府的防疫意识不够？
横河说地方当局长期来主要精力在维稳，不管是什么事情，地方当局都是用维稳方式来及解决。疾病防御方面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如何动用社会资源来进行运作，这个社会资源在中国大陆只能运用在维稳方面，而不会用在对疾病的防御方面。
地方当局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对执政当局是个考验，一级一级只对上负责，没有自主能力。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压着，直到某个人发话了。
方国栋说因为美国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军团菌的爆发导致老年退伍军人中肺炎爆发的时候，美国国家疾控中心主导，召集国内在呼吸系统方面的专家和单位在很短时间里研究和治疗。
以后军团菌都有发病，2020年也有发病，但是没有大爆发。至于埃博拉在美国没有爆发。中国已经有了SARS的经验，科研也大幅度进步，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病毒分离，并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但是控制传播方面，政府就要粉饰太平，尤其在两会期间，回避讨论疫情。没有引起对疫情的重视。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当局仍然在严格控制信息。《南方都市报》前记者于平就表示，“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你认为这种信息垄断如何影响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度？民众的信任度，又如何影响疫情控制？
陈破空说从一种隐瞒到另一种隐瞒，控制信息控制透露信息的人。现在说透明和公开，也是政府规定之下的透明和公开，所以还是一种垄断，完全扼杀了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人力，人们不能判断中央政府的决定是不是真实的，这对人民来说是二次伤害。
中国疫情引发全球恐慌，但是在中国官媒上似乎感受不到外界的紧张情绪。央视等官媒的主题是习近平给百姓拜年一类的新闻，而总理立刻请视察疫情，却跑到一个病例都没有的青海省。与此同时，民间对武汉封城的紧张和关切完全得不到反应。这种官媒和民意的脱节说明了什么？
横河说很难责怪媒体，在中国大陆，媒体被控制得很严格，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报道。如果允许，中国媒体人很多也是愿意去报道的。
现在中国只有三家媒体被允许可以报道，这也是为了营造信息透明的假象。这就是官意和民意的区别，而不是媒体和民意的区别。官位不是透露真实信息就可以保住的，整个中共就是靠谎言起家的。这种情况下，与民意脱节很正常。
和2003年的萨斯疫情相比，中国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高了很多。例如，今天的中国出国人数比当年要多很多倍，这也是许多国家对这次疫情高度警觉的原因。《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习近平寻求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必须显示北京能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中国政府带来了什么压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做的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相反，这次事件还是外国的压力传进中国。外界都是民主社会、正常社会，才让中国无法隐瞒。
时间过去17年，国际化程度、医学水平、从美国盗版的技术和药品都进步了，但是比当年做得更差。
2003年起码胡温还身临前线视察，说SARS让人揪心。现在李克强去了青海，习近平去了云南，都是病情不严重的地方，习近平还是访问越南回来顺路去的。他们和人民已经脱节。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自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八倍，医疗和社会服务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政府几乎完全消灭了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在发达国家，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在灾难和疫情爆发时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公民社会被压缩，为应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灾难带来了什么额外的挑战？
横河说技术科学进步对诊断有帮助，但是政治打压了医学技术，1月2日拿到样品，五天之内完成测序，疫情到了1月20日才公布。专业部门没有发布权，完全靠中央政权来控制。
▲德国之声（DW）1月25日援引德语媒体：审查的极限
德语媒体继续关注中国的肺炎疫情。“明镜在线”和《法兰克福汇报》不约而同地聚焦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以及官方审查遭遇的瓶颈。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明镜在线”24日发表了来自北京的署名文章“审查的极限（Die Grenzen der Zensur）。文章从中国网络上目前广泛流传的有关武汉的视频说起，作者清楚大量视频”没有交代背景、也没有标注时间和地点“，但是它们”展现了一座城市在非常时期的情况，所以被数以万计次转载。各种平台要么是删不过来，要么是已经放弃删除了。“
此文的三位作者指出：“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官方审查机构一直都在奋力避免的问题：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危机，公民自己了解情况。新春佳节前中国街头安安静静，网络上却人心惶惶。”
“明镜在线”的文章写道：“官方媒体似乎还在纠结它们报道的透明度。周四晚上新闻联播有关病毒危机的报道仅有一分多钟——不难看出，官媒试图对明显的主导话题轻描淡写。另一方面，官媒的电视节目又在同一天播放了采访三名（武汉）护士的视频，视频中护士们表达了她们的疲惫和恐惧。”
“这种矛盾让人们不禁想起2013年中国政府处理严重空气污染的方式”，文章继续写道：“当年北京最初也试图屏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公布灾难性数值，但是尤其城市中产阶级在网上有关这些数值的讨论越公开，中国媒体有关环境危机的报道近年来也就越开放。当然偶尔也会有退步，但总体而言，有关细颗粒物的讨论如今非常透明（北京的空气也明显改善）。”
然而，“明镜在线”的作者认为：“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还远没有走到上述的这一步。这次的危机更加危急，令中共面临为其政权辩护的压力，而且他们没有几年的时间，而是只有几天的时间。”
文章最后写道：“宣传机构由此试图通过大量好消息来抵抗来自武汉、传遍网络的成批视频。这一方法是否奏效尚不得而知。毕竟这要取决于病例是否会继续增加以及中国人是否相信这一数据。”
“领导者的沉默”
《法兰克福汇报》周六发表署名文章“领导者的沉默”（Das Schweigen der Führer）。文章在开头写道：“与17年前的Sars危机时期相比，中国领导人这次向世界和本国民众较快地通报了这一新型病毒。这是好事。不过，随着疫情规模和过程逐渐曝光，人们到底还是要强烈怀疑（北京）或至少是地方当局是否确有透明化的意愿。在冠状病毒爆发后的的头3个星期，武汉地方政府显然做了不少隐瞒，并对情况轻描淡写。这该不是地方问题，而是一种制度的必然结果。该制度的本性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稳定的表象。在这一制度内，说出让人不愉快的真相的人只会倒霉。”
《法兰克福汇报》的作者以中国为公民开设揭露当地政府隐瞒真相的平台为例写道：“如果这是透明性的体现，此举则值得赞赏。然而，很可能，在它背后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即：试图让地方官员为所有过失承担责任。而正是这同一个中央政府曾指示宣传机器，尽可能减少对这一卫生健康危机的报道，以免引发社会恐慌。也就是这个政府指令新闻检查机构，屏蔽所有对疫情处理不满的批评性言语。这一基本立场——公民只该知道政府眼里是正确的东西——乃是问题的一部分。”
文章继续指出：“中国人早就领教过了。他们根本就不再相信当局的说法。不过，这也是个问题，因为，这一来，国家本想通过保密而防止出现的阴谋论反会大行其道。过去数年的压制气氛使很多来自公民社会的有可信度的声音沉默了，而这些声音原本有助于澄清事实。”
《法兰克福汇报》的作者认为：“无论如何：眼下，中国国内的少数私人媒体正经历黄金时刻。这些天，它们发布了有关武汉局势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报道。说不定，新闻审查机构的某些主事者对此心知肚明，有意放之一马。”
“在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方面，这一次也好于17年前的Sars危机。尤其是，中国早早就告知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使境外机构有可能及时确认感染者。不过，在中国，2003年至今，有一点未改变：透明化意愿之程度取决于政治上的合宜度。”文章如是写道。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美国之音（VOA）1月25日报道：武汉肺炎是否会成为一道北京过不去的“坎”？
2020年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北京原打算借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提振市场信心，再加上春节“黄金周”在旅游、餐饮、零售和娱乐等行业上的拉动给2020年的中国经济一个“开门红”。但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希望看来已经随着武汉肺炎这只“黑天鹅”的突然降临而落空。
截至1月25日2时，中国内地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突破900，死亡病例达到26例，全国除西藏外已全部“沦陷”。继武汉1月23日封城后，又有13座中国城市采取了类似的整体隔离措施，共计约4000多万人处于封锁之下。
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临的时机不能更糟糕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近30年来最低水平，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国刚刚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贸易战并未停止，仍有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处于美国关税的紧箍咒之中。
投资、贸易、消费者支出和企业信心均出现下滑。此外，中国还面临着艰巨的债务问题，中远期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受武汉封城和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加剧的影响，中国股市星期四（1月23日）在春节长假到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挫约3%，创下近9个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离、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纷纷下跌。
星期五，也就是农历大年除夕当天，北京、上海、重庆等11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北京无限期关闭了长城、十三陵、故宫等著名景点。原定从大年初一开始的各地新春庙会、迎春活动和也被取消。中国其它各大城市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以避免人群聚集。很多民众取消了行程和节日与亲友团聚的饭局，选择呆在家中。
这些措施虽然能够有利于降低病毒的传播，但却给急需提振的经济起到冷却作用。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03年的SARS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61亿美元的损失，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有消息称，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规模恐怕要远远高于当年的SAR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前负责人、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武汉疫情的发生恰逢中国经济增长看起来已经相当脆弱的时候。他说，这将抵消美中贸易协议对消费者和企业信心部分的提振，其更广泛的传播可能甚至会扰乱整个亚洲的旅游、贸易和供应链，并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被封锁在所在城市的民众开始感到焦躁和不安。人们抱怨地方政府官员反应迟缓，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当时武汉市召开市人大、政协两会，贻误了采取行动的时机。
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武汉市委早就知道了疫情的发生，但一直压着不动，没有告诉老百姓，也没有报告北京。“他们认为自己的两会很重要，却漠视成千上万人、几十万人的生命，”他说，“这让人民看到了这个政权对人类生命的蔑视。”
直到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后，武汉市政府才开始行动起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问题专家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对《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导致中共官僚体系内充斥“观望”对态度，官员们要等中央表态后才敢采取行动。
1月23日，有着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凌晨宣布关闭离汉通道，全市公交、地铁和轮渡停运。但在那之后，习近平没有再就武汉疫情作出进一步指示，他和其他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没有前往疫区视察。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2003年“非典时期”胡锦涛和温家宝前往医院慰问医护人员的照片，和本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做对比。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每次危机的发生都会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展现出来，而武汉疫情的恶化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公共管理能力的缺陷。“你发现整个过程，”他说，“第一要控制舆论，第二要控制社会，第三要考虑自己的政权安全，第四又要人感觉若无其事，比如1月2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让人觉得好像根本没有这个疫情。”
截至1月24日，中国各大官媒的头条仍然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2020年新春团拜会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武汉的疫情。很多网民对习近平没有提及新型病毒肺炎疫情的迅速扩散以及用封城这种措施给公众带来的恐慌和不便感动愤怒。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一个写字板，上面写着“中央政府放弃武汉了吗？”显示民众对得不到救治的失望。
还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武汉各医院人满为患的视频。其中一个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医院大厅里大批等待救治的患者和忙碌的医护人员，而旁边看上去像是病人的尸体无人问津。美国之音无法判断视频的真实性。
杨建利说，每次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消息说，武汉封城的决定导致大批恐慌的民众逃离。这有可能反而加剧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下去、控制不住，就很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说。
▲美国之音（VOA）1月26日报道：中国应对疫情：封城与封口同步
华盛顿 —在中国武汉、北京、汕头等中部、北部和南部城市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试图制止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之际，中国当局持续对公众采取封口措施，以维持官方对疫情的信息垄断。批评者指出，当局的信息封锁和垄断已经恶化了局势，造成和加剧了公众的恐慌。
1月25日星期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天津）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奚某某（女，29岁，天津市人）于2020年1月24日11时至14时期间，在微信朋友圈内编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人数的不实言论。1月24日19时，公安和平分局将奚某某抓获。奚某某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其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报道没有说奚某某究竟编造了什么不实言论需要公安机关抓捕，但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在今年元旦，武汉市公安机关以散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武汉肺炎的谣言为由对8人进行了查处。但随后的情况发展显示，武汉公安所追究的“谣言”正是中国公众所说的“遥遥领先的预言”。
武汉当局在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之后长时间错误地宣称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武汉疫情完全可控。批评者指出，这种官方宣称给中国公众造成明显误导，并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各地发表的传染报告显示，被传染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武汉公安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以及武汉当局发表误导性言论之后到武汉旅行被传染的。
许多中国公众抱怨说，假如武汉当局在第一时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封口并对公众封锁消息而是向公众发出警报，本可以避免如此之多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武汉中招；武汉公安机关和市政府应当向被查处的那8个人表示道歉并给予表彰。中国当局对公众的这种批评和抱怨保持了沉默。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天（1月26日）下午就新冠肺炎防控召开发布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就湖北官方是否存在瞒报人数的问题，国家卫健委表示，所有信息均已公示（没有隐瞒）。
然而，许多中国公民和在中国、在武汉的外国公民（其中包括美国之音采访的在武汉的美国公民）报告说，中国当局对疫情的隐瞒或淡化处理十分明显。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在继续威胁和处罚那些传播与官方公告不一致的有关武汉肺炎消息的人。
1月24日，湖南长沙县公安局“依法对周某裁决行政拘留处罚”，理由是周某在前一天造谣说该县一小区有4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但实际为1人。然而，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随后发布公告明确宣布，该小区发现4例核实的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在接受隔离治疗。现在还不清楚长沙县当局是否已经解除了对周某的处罚并向周某道歉或做出赔偿。
青岛市公安局22日发布通报说，“青岛四人编造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谣言被处理 一人被刑拘。”报道说，其中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五日的行政处罚。但报道没有说明这些人究竟编造或传播了什么谣言。
中国当局坚持垄断信源、封锁信息的做法使当局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并导致公众的惊慌。武汉1月23日突然宣布封城，湖北其他城市和地区随后采取封闭隔离措施，中国首都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等大城市接着宣布采取措施限制公共交通和公众活动，显示了当局先前所宣称的武汉肺炎“可防可控”的说法是明显的不实言论。
眼下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打算为自己发出的不实言论表示道歉或计划对自己进行处罚。而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当局掌控的中国媒体也没有对当局发表的不实言论进行问责。
1月22日，总部设在上海的财经新闻媒体第一财经似乎是对当局进行了委婉的劝导和问责。第一财经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称，“新病毒传播渠道都没搞清，慎言‘可防可控’”。
▲美国之音（VOA）1月26日报道：美国传染病专家：从武汉归来，惊讶官方对疫情不动声色
洛杉矶 —前“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美国纽约州南安普敦市石溪大学传染病专家拉吉夫。费尔南多医生（Dr. Rajeev Fernado），本月17、18号两天在中国武汉，专程现场考察新型冠状病毒的状况和政府的防控。他回到美国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并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雨舟的专访，分享了他在疫区的见闻。他认为武汉封城，掐断公交车，掐断铁路，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一起，会让更多人感染。以下是专访实录。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以下简称记者）：请问您为什么要去武汉？
费尔南多医生（以下简称医生）：我对自己研究的传染病行业非常有热情，一听说中国武汉爆发了新疫情，便匆匆决定要飞过去实地看个究竟。我通知了一声老板，订下第一部最便宜的班机就走了。2014年埃波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Zika）爆发时，我也是同样冲动。我那时赶紧去了西非的埃波拉爆发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和寨卡爆发地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
回头再说这次的武汉行程。我乘坐的是美东时间1月15号下午18点 （北京时间1月16号早上7点）的航班，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先飞到奥地利的维也纳，从那里转机到北京，再从北京转机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落地，这时已经是北京时间1月17号上午11点，路上总共花了一天多。
我之所以绕一大圈是为了图便宜机票。如果从纽约经香港到武汉，机票要贵1500美元，而且只是经济舱。我完全是自费考察，没有公司给我报销。这类考察我从来都只坐经济舱。
记者：我注意到，您住在汉口的喜来登酒店，只停留了一个晚上，日程很紧张，这一天时间您看了哪些地方？
医生：是的，我的类似行程都很短，就是到当地去实地感受一下，然后告诉人们我的所见所闻，以便告知大众、保护大家的安全。我住在汉口泛海路广场的喜来登酒店，在范湖路上。入住后，我向酒店服务人员问路，他们告诉我，你是外国人，最好别出去多走动。我告诉他们，我要去看看那个海鲜市场，他们说那里不安全。我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去看那个市场啊。我从酒店坐了出租车，几分钟之后就到了附近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我在那一带边走边看。一路
上我注意到人们根本没有害怕，一切很平静，大家都相信政府说的一切都在控制中。谁都不担心，都不知道政府到底隐瞒了什么。戴口罩的人大概只有10%.即便是武汉机场看起来也很平静。尽管政府说进行很多检查，但是表面都看不出。不过，那个海鲜市场除了卖鱼之外，还贩卖野生动物，包括蝙蝠呀，蛇呀，鼠呀什么的。这次的病毒应该就是来源于蝙蝠，蛇也有可能。
记者：你有没有在海鲜市场附近拍照什么的？你在中国做的那个谈武汉病毒的视频是怎么做出来的？
医生：我不怎么敢在大街上拍照，因为感觉很危险。我是外国人，很引人注意。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就把我关进监狱。我可不想出现这样的结果。我愿意到武汉去，但是真没有勇气到处拍照。我非常害怕被逮捕。
比方说，我下了出租车之后，要司机等我15分钟。这时，我朝旁边的建筑物看了几眼，一个警察马上就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走开。我紧张死了。在中国真的很恐怖，我真的怕被他们抓起来。我不说中文，他们又不说英文，我完全不会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无论如何，我是第一个到中国调查这个病毒的美国医生。
我是在第二天离开武汉时，在机场过了安检，过了海关之后，感觉应该算安全了，才在上飞机之前对着新买的苹果手机录了那段你看到的视频，发布了我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想，后来把这个报道放在了油管上。
这里提到手机，是因为我不想用平常使用的摄像器材，因为那太明显，于是，在离开美国之前，特意买了个新款苹果手机，方便在中国做这个工作。事实是，他们根本不会让你在路上拍摄的（记者注：他提到的视频中的画面是坐在出租车里和在机场拍的）。
记者：根据你在中国的短暂观察，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
医生：不是我要说中国政府的不是，但我真的觉得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有些人爱吃野生动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监管，出台相应的规定，把这些买卖规范化。比方说把各种动物分开，规定相应的存放和接触的卫生标准，而不是像那个我看到的市场那样，各种野生动物杂乱地混在一起，地面环境明显脏乱潮湿，根本没有管辖。这种样子发生病毒传染是情理之中的。
二，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愿意发布真实消息，一切都不透明，甚至好几天不更新信息。这意味着政府不及时阻止疫情的传播。我刚才说了，我上个星期的周末在那里的时候，一切看起来还很平静。
这其实很不正常。在那之前，政府竟然有三天没有发布新增病例的消息，这在一种疫情爆发期间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个传染病医生而言，这绝对是敲响了警钟，是非常可疑的。
现在，疫情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应该公布的信息。有人问我这次疫情跟SARS（注：即2003年在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对比。SARS的感染者死亡率是大约10%，但这只是根据中国政府给出的数据。如果政府的数据不真实，我们无法进行对比，也无法预测。
记者：怎么看对武汉的封城行动？
医生：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做法，至少是当代没有过的。这是原始的行为和思维。类似的事情14世纪有过，但那是600多年前为了防范瘟疫。现在，把上千万人硬性关起来，在传染病领域是闻所未闻的。所以，现在据说当地再也没有人信政府了。
政府掐断公交车，掐断铁路，我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还担心，这么大规模的封城，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一起，让更多人感染。这是中国政府一个引发很大争议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在等待他们的信息，但是说实话，我不相信中国政府。我不得不礼貌地、充满敬意地对问我的记者说，我怀疑中国政府。不是我们对它有看法，而是它自己促成我们这样的想法。
此外，关于人传人，政府一直否认，但这是我一直认为的，因为毕竟感染的人并不是都去了那个海鲜市场。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认为， 本次疫情正在朝SARS的方向发展。你看，中国政府正在武汉建一所有千张病床的医院，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现在已经被逼无奈才出手，如果早做的话情况就不会这么严重。
我了解到，那里的医生已经精疲力竭，根本对付不了那么多病号；医院里病床不够，资源枯竭。还有，医护人员受到怎样的保护，这都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这次的情况可能会非常糟糕。我说过，找到病原的时间拖得越久，病毒变异的可能就越大。
我作为专业人员，关注中国疫情是为了保护大众的安全。最后提醒大家，随身携带洗手液，频繁给双手消毒是至关重要的防范措施。
（费尔南多医生2014年以来，已经连续七年获得最佳医生奖“卡索尔。康纳利奖”的纽约州最佳传染病医生奖。他管理着家族四个倡导女性权利的慈善基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6日报道：武汉肺炎疫情 官方数字为何远远低于专家评估 ？
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使用形势严重来形容，李克强担任武汉肺炎疫情防疫小组组长来看，问题严重。可是官方目前公布的确诊及死亡数据被指“不成比例”，存在着许多疑问。
比如，截至26日中国官方的最新数字，全国确诊病例2031多例，死亡56例，但有多少疑似病例没有公布。与此同时，一些英美专家预计，武汉新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将在14天内超过25万，而且病毒将在北上广等超大型城市出现爆发。
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费格丁的最新表述也不容乐观，他形容这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严重程度可能是“热核级反应级别”，这位专家在推特发文表示，他的说法丝毫没有夸张。他说：“有些人觉得我企图煽动恐惧，我没有，我是科学家。这病毒很严重”。新西兰媒体Newshub引述科学家预料，在几天后的2月4日前，就会有13万两千个至27万三千个感染病例。
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对疫情进行了密切追踪，并利用专业模型和现有数据对疫情及蔓延情况进行了分析，在1月23日公布了「2019新冠状病毒：流行病学参数的早期估计和疫情预估」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武汉地区新冠状病毒的传染目前只有5.1%被发现，城市社区中存在大量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染。
他们的模型预计未来14天内（从23日到2月4日），武汉的病毒传染人口将超过25万人，预计中国会出现最大规模的病毒爆发的其他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成都。他们还分析，到2月4日，旅行如果有效减少99%，武汉以外的疫情规模可能仅仅能减少24.9%.
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脱离现实，其原因在于官方掌控。真实的数据“可能更恐怖”。
中央社引述网名“财经冷眼”的独立财经评论人士25日分析，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及死亡人数与1100万人口的武汉为此封城不成比例。评论引述公开实名揭露感染人数的湖北航天医院医师胡电波的话说，汇总后统计发烧人群为10万人，这一数字呼应协和医院一名医生与海外学者的评估。
财经冷眼引述匿名专家分析，武汉肺炎采取三阶段确诊，首先需要当地医院测试为阳性，其次需要有专家组临床诊断的结论，最后还得送样本到北京的中央疾控中心，经第二次检测为阳性，才算确诊，这个过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需要3至5天。评论分析，以上规定看起来很严谨，“目的其实是要把确诊诊断权收归北京”，这意味着，确诊人数完全由国家疾控中心判定，地方上说了不算。据指经国家疾控中心认可，患者才会被列入确诊名单，接受隔离和免费治疗，如果疾控中心不认可，病患可能到死亡都只是疑似患者，一切医疗费用都自行负担。
评论指，结果就是疫情数据的低估，造成大量疑似患者得不到及时隔离和治疗，每天在各个医院之间奔波，成为一个一个移动的传染源。疑似病人越多，确诊的过程就拉得越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7日报道：抗击武汉肺炎 习近平为什么让李克强当组长
习近平掌权后，几乎兼任了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这个有关抗击武汉肺炎的小组长，落在了李克强肩上。
李克强是国务院总理，是政府首脑，按理说，医疗卫生，是由国务院主管，但是李克强这位总理其实是“虚位”的，连经济事务都不能全权主导，中央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习近平手中。
武汉肺炎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迟迟不表态，据各方分析，很显然，是习近平早先时候没有表态，其他人无法表态，在中共还有所谓集体领导制的时候，常委们至少是可以表态的，现在是习近平统领天下，常委们与总书记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都等着他表态。
习近平十九号关于武汉疫情说了几句话，近日来，中共官媒有一个把这次疫情的全部责任压在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以及武汉领导人头上的趋势，无论人民日报，还是环球时报，指责地方官员误事的口气越来越严厉。
其实，这些地方大员们深谙北京政治，他们是随着习近平的声调起舞的，习近平一旦说形势严峻，官员要行动，这意味着要找官员的责任。而且，习近平19号那次表态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注意舆论引导，这为公安继续追谣埋下伏笔，还特别强调了维稳。
但是，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虽然湖北地方官员逃不掉重大责任，但是北京也无法卸掉自己的责任，鉴于中共的政治体制，习近平的独裁，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上所有重大事情都得层层上报，上报到党中央国务院，其实就是上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了常委会，也就只有习近平说话才算数。湖北省委可以向社会隐瞒真情，但不会向习近平瞒报，那样后果会很严重。但是，习近平没有说话，下面无法动作。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号，习近平说了一声要认真对待武汉肺炎，国务院立即委派专家钟南山亲临武汉，旋即返回北京，证实人传人的重大事实。从20号起，从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再到北京，再到官媒，整个语气都变了，这叫做看今上的脸色行事。
武汉的真相从此开始一点一滴披露，确诊病例、死亡病例骤然攀升。但是，人们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什么不能效仿前任胡锦涛，亲临非典第一线广州视察，去安抚民心还是不太理解，对李克强总理跑到青海慰问医疗人员，说要与武汉肺炎作斗争感到好笑。李克强总理恐怕足以掂量青海武汉在对抗武汉肺炎上孰轻孰重，为什么单单跑去了青海？这是很费解的一件事，有分析指，习近平当政一来，对前任领导人胡温，江朱，只要民间有大灾就亲去视察那一套不感兴趣，所以满朝文武都不敢轻举妄动，李克强按理说出自共青团一路，对胡锦涛的做派了解至深，但是他怎么能越过习近平，轻举妄动呢？
武汉肺炎传染全国，传到境外，全世界都在看，情形越来越严重，习近平春节前夕出席团拜会，观看文艺演出，外界批评武汉受难，北京歌舞升平，习近平终于于周六召开常委会，“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已经死了那么多人，确诊的一天比一天多，而且专家提出的数字要比官方公布的大得多得多。习近平才“专门听取”，千呼万唤始出来， “皇帝要动真格的了”，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习近平说，“一定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李克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领了“军令状”的，大概是“只能赢不能输”的意思，习近平还要求官员们“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有个闪失，习核心会找他们一个个算账的，而作为掌握了所有权力的领导人，尽管耽误了良机，致使疫情严重泛滥，仍然高高在上，不会承负任何责任。
对于李克强这个组长，责任重大，2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先决定延长春节假期至2月2日，调整开学时间。
▲德国之声（DW）1月27日援引德语媒体：摆在习近平面前的真实危机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成为各大德语媒体关注的焦点。德国报刊驻华记者从网络传闻和民众不信任感的蔓延观察到，中国老百姓对于政府信息透明度和危机处理能力的怀疑，以及中国医疗系统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短板。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周一刊登了Lea Deuber撰写的分析文章写道：“这种病毒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让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全面陷入停顿。”这位驻京记者观察到央视新闻联播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的消息。
迅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显然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的一个真实危机。“北京应该已经将这次新型病毒疫情的爆发视为与2003年SARS疫情相同级别的威胁。最迟在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被全面封锁之后，很多人对于政府的信任都受到了剧烈的动摇。……尽管习近平在周末许诺，中共会从各个层面入手，抗击病毒疫情，但是人们心中的不确定感仍然是巨大的。”
那么面对这次的肺炎疫情，政府的作为究竟如何呢？文章接着写道：“中国已经宣布，在处理疫情危机时保持最大程度的透明，而且在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沟通之下，也的确采取了不少正确的行动：政府较早公布了疫情的爆发，并且和其它国家进行了沟通交流。但是随着国内的情况越来越混乱，政府会对批评者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措施。”
真实？谎言？
在回顾了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所带来的公众信任危机之后，作者指出，目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病毒本身，而是政府是否已经采取了一切努力去及早地控制疫情。各种无法鉴别真实性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展示医院人满为患的糟糕景象。“尽管政府已经派出超过2300名医务人员前往湖北地区支援，甚至还要为此新建两座医院，都难以平息网络上的民愤怨气。”
民众对于官方公布数字和官媒报道现状的不信任，这一点也引起了《法兰克福汇报》驻上海记者Hendrik Ankenbrand的注意。他在周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尽管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努力都是针对武汉地方政府，但是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传闻说，中央政府也在刻意隐瞒真实疫情数字。比如在周末流传的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就是，上海的一名医生匿名透露称，在这个东部沿海大都市，已经有31人死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107人被感染。”
“如果按照这个医生的说法，相当于平均每三个感染者就会有一人死亡，那么其死亡率就远远高出武汉公布的4%，所以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武汉的数据肯定是假的。”
医疗系统暴露短板
《南德意志报》记者Lea Deuber还注意到网络上的恐慌之外，在中国医疗系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尽管如此，整个卫生系统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中国地方政府都有经济增长人物，同时很多地方的公共财政又负债累累，必须节约开支。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存在医护工作人员缺乏、设施条件恶劣的问题。在中国，从平均数字来看，相当于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则是大约1500到2000比1.”
虽然按照北京设定的蓝图，中国应该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在医疗体系，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表现得格外明显。“虽然官方媒体目前报道称，武汉的情况目前得到稳定，每位病患都有病床，但是国家媒体的宣传其实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医院是多么的超负荷运转。大家都有过在医院人满为患的走廊里排号候诊长达数小时的经历。这几天里人们所看到的危机管理措施更令很多人坚信，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住这次的疫情。”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最后总结道，虽然中国的言论审查机制又开始尽可能地删除网络上不利于政府的言论，但是不断攀升的感染病例数字却是无法删除的。“对于一个在过去几年里十分擅长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扭曲事实的政府来说，这次的疫情几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7日要闻分析：武汉人向同胞疾呼 别把我们妖魔化
这是江西临时筑起的堵塞湖北车辆通行的路障 twetter
“武汉是武汉肺炎的病源，没错，但武汉人不是中国人吗？武汉人不是人吗？ 请不要妖魔化我们！” 自武汉封城，流落出去或有武汉背景的人遭到本国人歧视，悲愤之余大声呐喊。“武汉疫情不是武汉人的错，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中国当局在一个深夜突然宣布武汉封城，猝不及防的武汉人或者湖北人从此有了第一次体会到同胞歧视的滋味，尤其跑到外边临时避难的，或武汉人在外面工作的，从外地回去探亲的，只要听到跟“武汉”沾边，那个眼光横扫！ 在社交网络上，那些无知的嘲讽受难的武汉人，更是不计其数。
这种歧视有两种，一种是官方行为，一种是民间行为。首先来自官方，湖北首府武汉封城后，整个湖北省差不多陷入封省状态，周边省份，江西、河南、湖南都竖起路障，封锁了湖北的出路，接下来就看重庆和安徽怎么做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湖北省已经独立了出去。
官方如此一来，种种歧视，无所不用其极。官媒在喊“武汉加油”，实际情形是武汉的车开出去要加油并不容易，网络上公布的一个照片，是湖北石油赤壁市南港加油站24日发布的告示：“紧急通知，根据市政府通知，各加油站务必落实如下防控措施，第一条：”武汉牌照一律不许加油“”，这还是属于一个省的。
至于民间的不通人情的议论，轻则讽刺，重则歧视的更是难计其数。在一个微信朋友圈，有人问：“湖北不让回，全国不给留，在路上的武汉人怎么办？”另一位呼吁：“不要再对武汉穷追不舍，求生的欲望人人都有，拿出一点尘封的人性，拿出一点久违的善良，拿出一点对生命的尊重”。
一位“赫赫有铭”的诉苦：“我是湖北人，我们的城市生病了，又因为管理者的疏忽大意，病情加重了，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保一国而封一城，我们理解了，配合了。以为老实待在家里不出门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嫌弃，排斥，谩骂让我们的内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位网名说，她孩子的同学一家会河南老家过年，“全村人不分男女老少轮流来他们家门口，喊着让他们滚回武汉。孩子才八岁，不理解这些人要干什么这是他家乡的亲人啊，怎么突然之间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恶语相加……”
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一家湖北籍到了陕西眉县鼎盛大酒店，住不了酒店，旅客质问柜台，我们没有回过湖北，凭什么不给我们住酒店，你们收到了谁的通知，不给我们湖北人开房间，我们愿意接受检查，但不能排斥我们湖北人。
新京报报道，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包括姓名、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号、返回车次，甚至高考成绩信息，表格中各个老乡群和小区群里传播，不少人反映被陌生人通过电话、微信骚扰。“因为自己身份证是武汉的，无法办理酒店入住，还有在武汉打工的回乡者，被父老乡亲堵在家里喊话，让他们‘滚回武汉’，我们目前无法确认这些网友留言是否完全客观，但这种‘谈鄂色变’的‘恐鄂心态’确乎存在。”“而这种对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标签化、妖魔化，将这场原本应一致对外的‘抗疫战’变成了一场内耗。”
有位网友愤怒地评论：感觉对武汉人很像1939年的犹太人，到处被盘问，查户口。人性在灾难面前暴露无遗，不苛求出现多少英雄，至少多保留点人性。
有人质问：“将少部分人排除在外，大部分人就安全了吗？”零零发写到：不是每一个到过湖北的人都是病毒，更不是每一个“湖北人”都是病毒……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以人种或者籍贯或者户口之类的东西，对一类人进行驱赶或者禁入………以邻为壑，最后就是分崩离析……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和无知。
北京学者荣剑评论：说实话，改造这个党我有信心，用不了十年，它不转型就自己完蛋，大概率和苏共一样的命运。但改造国民性我没有信心，被毒化得太久了，至少需要进化五十年，更有可能是一百年，网上有人说，中国人不爱国，就是不爱中国人，看看目前各省对武汉人所采取的封堵措施，真正是以邻为壑，哪有什么同胞之心！ 法学教授张雪忠评论：“今天我们野蛮对待武汉人，湖北人，明天就会轮到我们被野蛮对待，这个国家也很难进入文明状态”
全家在武汉的斯伟江律师在一个封城后的晚上八点到夜雨阴冷，行人极少的长江边走了一圈，面对这座一百多年来发生过极其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城市，感慨万千：“这个城市，面临如此大的挑战，上一次大概是一百多年前。官地方大员，一夜之间，颟顸面目，暴露无遗，别看平时神五神六，一遇考验，原形毕露。一切最终都会过去，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7日报道：受习近平委托 网疑李克强不该自主去武汉吗 并问习大大呢
中国官方新闻指，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来到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患者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网络评论并不好评李克强受习近平委托赴武汉，总理到严重疫情也是份内职责。还有网评问习大大在哪儿呢。
据设址在美国的文学城报道指，今天李克强终于来到了武汉。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来到武汉。
据网络华府采菊人评论问，李总理到底得到小“西”的多少“授权”？能够作哪些决定？
嘟嘟囔囔大总裁认为，现在才来只能被人看笑话，打仗不能身先士卒就已经输了。
而路无尘发表评论说李组长老实忠厚，多保重！
署名linda2468批评说， 集各种小组组长于一身的包子同志，在疫情面前也终于卸下了组长的身份，鼓掌！包子同志强推的中医们，赶紧研发药物啊，不然五六月份病毒就都要死了，来不及展现中医的伟大了！
US_Lion 发表评论说，先给那8位造谣者平反冤假错案吧，要求国家给予赔偿金额每人100万不多。
justiceinny说，老李都不敢去医院了，赶快发发放医疗物资吧，一线的医生护士快抗不住了。
longmarch说，期待习躲躲。
justiceinny说，老李这口罩看着都不错，可以按这个标准提供给各级医院，尤其是湖北的，要保证数量。
据bl20120发表评论说，大家都认为习应该来，可习就是没来，我看习是真的不想干了。
长剑倚天认为，楼下的就别胡扯了，好吗？李克强这时候来，说明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习大大不来，和敢不敢有啥关系？要开会，现在都5G时代了，即时通讯，什么情况了解不到，非要去添乱？下级干部能干的，就要放权让他们自己干。这是对下属的信任！
署名一九十一者发表评论说，其实疫情发生时，习在缅甸访问。李失职！
kokuhorose说， 很明显，当年胡温是一条心，所以每次一出大事，温家宝毫不犹豫就上前线了，而胡锦涛在后面给他默默地压阵。
习近平、李克强互不信任互相提防，李克强韬光养晦、如履薄冰。这次领个苦差事，手下的组员都是习的人，军队也是习的人。干得不好就是替罪羊，干得好还要担心抢了习的风头，还得老老实实赞美核心皇恩浩荡圣明天子！
ju BeagleDog发表评论说，怎么听着那么像文革语言？江青和周恩来常常这样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来看望你们！能受最高领袖的委托，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呢。
据urgentcare认为， 耽误了多久？武汉政府对于百姓隐瞒，但是绝对不会对上面隐瞒。决策部署的拖延谁来负责？
据SoWhatAgain说， 说受委托是实话。说实话应该得到肯定。不委托他敢来吗？
Microsystem发表评论说，让委托人自己来。
据polarzone发表评论，一个总理，还要被委托，又到了帝制社会？
据米老康批评，头一句是“受…委托”。总理不能自己来？党八股“何时了？
kokuhorose说，红二代贵族抓权的时候十几个小组长不嫌多，到了脏话儿累活儿就想起平民子弟了。充分展现了啥是他们的“初心”李总理，加油！站你这边！
署名workforwal发表评论指，习大大躲在什么地方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7日报道：习近平的“抗疫工作小组” 零技术官僚引质疑
中国官方高层新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理李克强担任组长，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七年来少有未有亲自挂帅的工作小组。有分析指出，与2003年胡锦涛主政时由国务院主导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比较，现在的工作小组官员级别比当年的指挥部全面提高，但同时分管宣传等“虚职”的官员比例也增加，相反负责抗疫相关工作的技术官僚却全面退场，有效领导抗疫的能力成疑。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说，武汉肺炎习近平“抗疫工作小组”零技术官僚，学者指能力成疑，不如胡温。报道称，有学者批评，习近平成立的“抗疫工作小组”，还不如胡温。
该报道说，2003年4月23日，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决定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由兼任卫生部长的副总理吴仪担任组长，副组长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另有11名成员，包括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田期玉、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等。
该报道称，反观新成立的抗疫领导小组在体制上直属于中共中央，组长李克强和副组长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余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
据该报道指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对《苹果》称，工作小组由总理挂帅，级别似乎比当年由副总理吴仪挂帅的指挥部规格要高，既反映当前疫潮危情加剧，比2003年更严重，“同时也显示李克强所代表的官僚获得了小小的权力，算是习在政治上的让步。”但他指与当年由吴仪率领的以技术官僚为主人马有别，现在的工作小组很多成员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其中习的文胆、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任副组长，还有被视为习“嫡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宣部长黄坤明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人出任成员。
该报道引据吴强分析说，“这个小组未来有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担当全局性的领导工作去摆脱困境，其实是蛮值得怀疑。就像从武汉的情况所看到的，习的治理体制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吴强认为，习体制的领导能力较胡温时代倒退：“习自己不担任组长，由这么一个相当推卸责任的小组，能够管理、控制、协调中国的地方官僚吗？它还不如当年吴仪当年领导的指挥部所具有的实际的治理、权威、专业效能。”他又指李克强今天到访武汉抗疫前线，“能够解决的只是两万副护目镜，这似乎是中南海做到最大程度的动员，这是很悲哀的。”
苹果日报还引述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也指，当年的指挥部由副总理领导一批副部长级官员为主的成员，而现在的工作小组由总理领导，成员则为部长级以至副国级，“从规格来说，可显示现在的防疫规格以至官方的重视程度，都比17年前提高，也间接反映现在的疫情比当年SARS更严重，从疫症传播的广度和阔度来说，官方不敢掉以轻心。”而与当年的指挥部比较，中宣部、外交部和公安部的代表均由副部长级提升至部长级，显示中央认为疫情与宣传、维稳以至外交都有很大关系。“国外内有没有人藉这次疫潮，抹黑中国政府？既要宣传官方政策，亦要预防对中共的攻击。”“武汉有900万人留在城里，他们又走不到，没患病的人可谓在死亡边缘挣扎，如果他们上街（示威），当局就要出动武警维稳。”
时事评论员吕秉权也批评，工作小组的成员阵营先天不足，多人是掌管宣传和维稳工作的官员，更奇怪的是国家衞健委和这次疫情的爆发地湖北都没有代表，“似乎是一群负责控制头脑、维稳的官员多，做（抗疫）实职的人不多见。”他直指现在习成立的工作小组不比当年：“当年的指挥部以实职官员居多，副总理吴仪有铁娘子之称，行事雷厉风行，能够镇得住形势。现在李克强虽然是总理，但在多年习近平的治下已被废了很多武功，权威不足、有责无权，落到现场工作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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