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5期
(2011年 11月16日出刊)
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北京选举”与“最坏者当政”
本刊声明一
关于支持提名陈光诚先生
为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公告!
本刊声明二
严厉谴责北京当局对艾未未先生的变相人权迫害!!
本刊首发
秦永敏: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
连载(二):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特点和趋势
綦彦臣:增长作为新宗教
——经济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含义
欧阳小戎:荒谬的“维稳”及其出路
公盟关于陈光诚事件的声明:尊重法治和人权是唯一出路
四川维权人士:关于李宇被殴打被关押的声明
东师古邻村村民《告父老乡亲书》
焦点关注
郭永丰:1522万罚金是抢劫也是民主的试金石
殷德义:关于捐款给艾未未的倡议
艾未未借款:邮递员快哭了 点了一早上的钱
艾未未:这不是童话而是神话
借款结束逾860万 未未唱《草泥马》答谢
艾未未将保证金汇入税务局指定帐户
特别关注
秦永敏:陈光诚生日祝贺团动态追踪
助陈光诚邻居被囚 闯东师古越战越勇
快讯: 陈光诚生日特警持枪拦劫44名探访者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关注陈光诚情况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关注陈光诚情况
美国国会跨党派委员会负责人呼吁中国释放人权律师陈光诚
美国国会为陈光诚举行听证议员准备亲自探望
吕耿松:卡扎菲的死日与陈光诚的生日
司马南诋毁艾未未陈光诚 姑娘生气“砸场”
执政党观察
温家宝: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温总理放狠话 开发商莫再扛了
陈子明:18大代表产生程序谈得上党内民主吗?
汪洋:处理好维稳与维权关系
人民日报:靠大量“说教”唤醒的政治信任或是脆弱的
人民网:深奥的政治说教取代不了温馨的人性启蒙
选举观察
选举观察
许志永:选票的意义有多大?
赵常青:我所见证的北京选举
北京退选的独立参选人张映伟的经验教训
王利平:选举是避免社会动荡的政治技术
谢燕益:选举正在和革命赛跑!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福建顺昌独立候选人张德锦被无端撤销正式候选人资格
投票日选民多未见过候选人 多项安排被指违选举法
人权观察
著名媒体人士陈杰人被人民日报开除
南方网:打假斗士死因成谜,于公于私都需一个交待
维权人士王译劳教获释时日记信件被要求烧毁
秦永敏:刘萍探望陈光诚在沂南县双堠镇派出所的遭遇
呼吁中共党内民主,倡议党员自荐参选党代表——“中国公民选举网”遭封杀
石城县官员惊世之言:打死了赔500万
四川维权人士陈卫面临被起诉
美国会报告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大恶化
老丑孔庆东
北大教授孔庆东用排比粗口骂记者激怒网友
新华社发文评孔庆东辱骂记者:岂能把粗鲁当个性
评论批评孔庆东记者公害论系文革遗毒
精彩时评
焦国标:高压之下的精神贵族
官方公布的“北京精神”何以遭网友调侃?
“坐视老婆被强暴”归根结底是制度之耻
郑和朋:巨贪女市长“爱国爱党”却不爱民
丁咚: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当务之急
文竹:我们正在集体堕落…
新华门前的文革标语该换了
于建嵘:稳定压倒了什么?
中国一年三公消费=390年美国大选费用
宪章论坛
张博树: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1949年后中共革命走向民主反面
张博树:谈谈未来中国的政体设计
刘军宁专访: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杜君立:柏林墙定律
好书连载
好书连载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三章:开发政治资源》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四)
卷首语
“北京选举”与“最坏者当政”
11月8日,北京市进行了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同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南海怀仁堂投票站前也投下了“神圣的一票”,胡在投票时对工作人员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搞好地方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主席”的讲话似乎具有“伟光正”的性质,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
《宪法》第二条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根据前述规定,中国人民能否当家作主,能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自己的意志,选举“人民代表”无疑具有关键性意义。尤其由广大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基层人民代表的素质则直接关系到省市乃至全国各级人民代表以及各级行政长官、各级法官和各级检察官的水平和质量。最基层的人民代表选好了,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了最重要的前提,如果最基层的选举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选举,如果广大人民在选举中总是“被代表”,则“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承诺就会被釜底抽薪、徒具虚名了。
纵观本次北京市的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与往届相比,个别环节也有进步。如“同票同权”基本落实到位,一个市民顶四个农民的时代似乎结束了。另外,部分选区也首次张榜公布了候选人的生平信息,尽管只有区区数百字的身份介绍,也仍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这些“进步”太小了,与更多更关键的选举操纵相比,这些非实质性的“进步”小得简直不值一提。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必须基于人民的授权和同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通过定期的选举来完成。也就是说,通过定期的选举来解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而且这种选举必须是公开、公正、公平的竞选。自希特勒时代结束以来,敢于公开敌视“民主”的声音几乎没有了,“民主”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一些公认的独裁者如萨达姆、金正日之流都要玩玩“选举”的游戏,并以“高票”甚至“全票”当选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这种选举当然是一个危险的陷阱,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这样的选举“只能使最坏者当政!”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形式主义的选举陷阱?怎样的选举才能真正体现民意、并让“最好者”或“最不坏者”当政呢?答案是:进行竞选。按照熊彼特、亨廷顿等人的理论,“竞选是民主的本质”,真正的民主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选。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选,才会使“人民当家作主”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层面,才会使“执政官”及民意代表具有了合法性与公意性的基础,民主制度也才能最终彰显出灿烂的光辉。
根据公平竞选原则来观察11月8日北京市基层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我们会发现本次北京选举既缺乏公平性,也缺乏竞争性,与往届北京选举相比较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甚至在一些关键环节还出现了人为的倒退。
譬如说,在候选人提名问题上,无论是高校选区,还是街道社区选区,都对非官方提名的候选人进行种种限制和打压,如不给推荐表,官方人士找推荐人或联名人谈话施加压力,政法大学的仝宗锦老师辛苦征集的2600多个学生选民联名推荐表被选举办拒收,理由是这种推荐并非选举小组组织下的推荐。北京的吴青也被“酝酿”出候选人之外,通过诸般打压,迫使一些独立候选人不得不退出竞选。
又譬如说,在候选人宣传问题上,问题更严重,官方指定的正式候选人不屑于深入社区与广大选民进行交流沟通,一些官方举办的“见面会”也仅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程序而已,对于这些“官定候选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选民的意向。而官方颇为有限的宣传也集中在“自己人”身上。相反,民间独立候选人根本不允许宣传,无论是北邮、北外都不允许许志永、乔木等人向广大选民作自我介绍和竞选活动,街道社区独立候选人受打压情况更严重,如巴沟的韩颖宣布参选后,人身便失去了自由,没办法开展宣传拜票活动。朝阳区的吴立红宣布参选人大代表更被当地警方寻故拘留15天。其他参选人如野靖春、张善根、王秀珍、邵黎华等都不同程度受到人身控制。在此情况下,竞选更是不可能。
更譬如说,本次北京选举还不允许独立第三方进行选举观察。有媒体报道说,观察人士赵常青前往北外和北邮进行选举观察时,先后均被两校安保人员“礼送出境”。赵常青在一社区选举站了解选举情况时,被工作人员生硬回答说“我们拒绝任何采访。”甚至连一张照片也不许拍。其实选举观察是对选举活动的一种正常监督,拒绝监督的选举只能是一种劳民伤财、盗世欺名的选举游戏而已。
综上所述,本次北京选举是一种既缺乏竞争的选举,也缺乏“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从目前陆续公布的选举结果看,公开宣布参选的独立候选人在官方的立体打压下没有一人当选,这种官方操纵的选举游戏与萨达姆式的选举游戏没有本质区别。由于拒绝健康力量与进步力量的进入,9000万北京人民在未来几年免不了再次“被代表”的命运。已经充满高风险的北京政权因为这种“逆淘汰”式的选举而充满了更高的风险,哈耶克有关“最坏者当政”的研判将会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社会难以阻挡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主席”的“庄重”投票及有关“人民当家作主”的说辞充其量只具有“作秀”与“侃大山”的意义,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还需要走过一段充满博弈和较量的路。
但是,我们相信“被代表”与“最坏者当政”并不是中国人民永远的宿命,在风起云涌的人民抗议浪潮中,中国,正在迎来一个伟大的民主转型时代。“民主”必将成为2010年代震撼中华大地的主旋律,形式主义的“北京选举”必将让位于“三公”条件下的民主选举。自然,“最坏者当政”的现实局面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前进历程上的永远的陈迹!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1-16
本刊特评一
关于支持提名陈光诚先生
为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公告!
《零八宪章》论坛
(欢迎转载)
今天是2011年的11月12日,今天是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四十周岁生日,我们“零八宪章论坛”特别祝福陈光诚先生生日快乐!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海内外已经有诸多人士和机构联名提议陈光诚先生为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情况,我们认为陈光诚先生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与和平转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在这陈光诚先生四十岁生日之际,我们“宪章论坛”也特别提议陈光诚先生为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陈光诚,男, 1971年出生于中國山东临沂沂南县双堠镇的东师古村。1994年至1998年,就读于青岛盲校。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陈光诚就通过自学法律开展系列依法维权活动——
1996年通过依法到北京上访,迫使临沂地方政府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
1997年,东师古村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便到北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
2000年到2001年,陈光诚在中国法学会发起并负责“残疾人维权项目”;
2002年,他试图在北京成立残疾人的民间维权组织;
2003年9月,陈光诚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使得外地残疾人也可以免费乘坐地铁。
2005年,针对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上的野蛮侵权行为(如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殴打、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等等),陈光诚开始试图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结果因此开罪临沂地方政府而受到严重迫害——2006年8月被临沂地方当局以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2010年9月陈光诚先生刑满出狱后,又被临沂地方当局长期监禁在家,并遭到包括凌辱、殴打在内的种种人身迫害!
“零八宪章论坛”认为陈光诚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公民,他为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与和平转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顽强的、寻求人类正义的抗争精神!他英勇无畏、依法维权的公民实践既彰显了《零八宪章》所倡导的保障人权、厉行民主、建设法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基本诉求,也完全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相关宗旨。因此,我们郑重提议陈光诚先生为201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们呼吁更多的人士和机构来提名陈光诚先生作为2012年度的诺奖候选人!
与此同时,我们也强烈呼吁诺贝尔奖评委会将2012年度的和平奖颁发给杰出的中国民主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以此推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
最后,我们对陈光诚先生及其家人依然遭受山东临沂地方当局的严重迫害表示严重的抗议和谴责!我们强烈要求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落实有关“保障人权”、“以法治国”的宪法承诺,尽快督责山东地方当局回归“人权”与“法治”,还陈光诚先生及其家人以公民权利!以实际行动建设“和谐”中国!以实际行动建设“法治”中国!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1-12
本刊特评二
《零八宪章》论坛
(欢迎转载)
11月1日,艾未未接到北京地税局对发课公司的处罚决定,总金额为1522万元,限期15天缴纳,如逾期将被处以每天20余万元的罚款和追究公司法人的刑事责任。这当然是一起变相的人权迫害,这件事激起了海内外正义力量的声讨浪潮。与此同时,广大网友自发的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借款运动”,包括广大访民在内的各路人士争先恐后的向艾未未先生伸出了“爱”与“友谊”的双手。
从11月3日开始到11月13日午夜24时结束,短短10天时间内,总共有29434位中国公民自愿通过各种渠道借给艾未未现金人民币8693366元。
这场“借款运动”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之人心所向、再次见证了北京当局的不得民心。在此,我们谨向数万与艾未未先生共患难的同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特别向支持艾未未先生的广大访民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北京当局变相打压艾未未先生的丑恶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我们认为,声势浩大的“借款运动”对于已经深陷执政危机的北京当局是一次严重的警告!我们强烈要求北京当局深刻洞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和风险,立即着手纠正执政道路上的种种反民主、反人权、反法治、反宪政的恶劣行径!撤销一切对艾未未先生进行错误处理的决定,并向艾未未先生致以国家的歉意和赔偿!
最后,我们“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艾未未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慰问!我们呼吁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所有民主维权人士继续关注“艾未未事件”的后续进程,并以各种方式的声援来表示我们对一切腐败专制力量的唾弃,以各种方式的声援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零八宪章》论坛
2011-11-16
本刊首发
编者按: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9月20日,本刊面向海内外广大读者、面向全社会发出了征文公告(公告附后).非常高兴的是《公告》发出后,已经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并有部分人士开始陆续向本刊投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关注《零八宪章》月刊,欢迎您的投稿并希望得到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因为您的垂注和参与,不仅我们的月刊会越办越好,而且,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也将增添新的力量和希望!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11-1
本期我们选编了秦永敏、张辉、綦彦臣、刘逸明、欧阳小戎的文章以飨读者,请阅读——
秦永敏: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特点和趋势
(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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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力量的“七层级”分析:
亿万维权民众—千万访民—百万NGO-上百万自由职业人士-成千上万高知-大资产阶级以及大牌名人-体制内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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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
1.系统发育分头发展
2.政治博弈时代到来
3.体制内外遥相呼应
4.多米若骨牌效应已经显现
5.政治反对派在打压中艰难成长
6. 导火索 、临界点和未知数
好在无论长短,历史在我们一边,时间在我们一边,因为世界潮流决定了文明的民主人权事业必胜,野蛮的专制政权全都将成为历史,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害怕什么畏惧什么。对我们来说,做好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立足于二十年完成民主转型。
与此同时,只有以此为前提考虑问题,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再次陷入历史的误区,少走或不走弯路,不再犯中国百年转型历程中反复再三犯下的因为盲目冒进而欲速不达的错误,稳打稳扎的推进民主人权进程,从而收取事半功倍之效,使中国尽快完成民主转型大业。
作为一个从1970年就打成反革命卷入政治的中国公民,在我的眼中,当代中国总的政治特点是宪政大业在一片混沌中氤氲化生,一个显著现象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市场经济迫使全民维权,全民维权使“规则至上的公平交易”成为众望所归,民主人权活动因此正在由下至上蔓延发展,制度变革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从今天回望89民运的失败,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很清楚的一点是彼时中国还处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农村虽已经分田单干,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城里的人却都还在端政府的碗,因而社会的正常分化还没有形成,民众还都是无产者,和当局的矛盾是有质无量的,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怎么才能维护,无法形成成熟的权利意识。
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二十年来,中国可以说是跑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一切人成为私有者参与买卖活动、把一切可能拿来交换的东西价值化的过程中,相应的完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也都有了一点资产。有恒产者有恒心,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人人都奋不顾身全力拼搏,社会也就因为全面的激烈竞争,而使作为民主意识基础的权利观念自然普及。可想而知,眼下要是再有个89年的局面,就是再多坦克上街也无济于事了!
今天,海内外急于看到宪政实现者大有人在,大家盼着蝴蝶效应,盼着茉莉花开,盼着戈尔巴乔夫到中国来,然而,这些朋友没法不一次次绝望!
须知,“中国特色”虽不至于使中国成为例外,却也足以使之的确与众不同——要使中国达到临界点,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太多了!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真正能促成中国完成宪政变革的不是“唱衰中共”,不是空喊革命,不是指望美国欧盟出手相助,任何致力于中国宪政大业的人都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本土(包括在国外境外的人同样可以如此),从事公民社会建设,将希望放在中国民间力量的全面崛起上。
就是说,全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各种民间组织的全面发展成熟,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的崛起,这三者才是中国完成宪政变革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低估中共党内或者说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作用价值,只有中共领导层有人站出来接受民间的良性互动要求并且运用国家权力来加以配合,和平转型才能从愿望变成现实
但是,全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若非来自民间的压力大到不可抗拒,体制内的掌权人绝不会冒任何失去既得利益的风险主动改革,除非发现有利可图,或者再不下船就会陪葬,否则他们是很难站出来的。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表现为唐太宗李世民当年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看出“民心可用”而怂恿李渊起兵一类的故事,仅从今天的利比亚局势就可知,当年绝对效忠卡扎菲的高官一发现在国际社会帮助下绝对有戏看以后,也纷纷投向反对派阵营也一目了然。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因为涉及暴力因而并不贴切,那么苏联的晚期叶利钦发现苏共已经压不垮反对派,因而毅然退出并以个人身份领导反对派则是最好的例子。
总之,在没有其他强大的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必然模式,就是合法反对派的崛起使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看到希望(代价不大却能摘取宪政成功之果)后乘机而起,使社会地位乃至党内地位越来越高的人逐渐站出来,由此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完成转型大业!
在这种情况下,从今天开始(我们作为民运尖兵奋战几十年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才有了这种局面),中国的民主运动动员情况也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一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结构,这个结构正在日益巩固完善,并且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着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处于金字塔底座的是亿万民众日常的维权活动,和亿万网民的网上活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每一个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网上,哪怕中共自办的官方网站,只要开放跟帖,就可以看到网民活跃的维权呼声,无论当局雇多少五毛去删帖,去“网评”,仍然压制不住,仅由此就可以见出今日中国民众权利意识已经高度成熟,若非当局的专制高压强力“维稳”从而使民意不能充分表达的话,中国的宪政大业真是指日可待!
处于第二层也最活跃的是几千万访民的上访活动,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文革末期中国访民也是数以千万计,邓小平胡耀邦大搞平反冤假错案才一时赢得了人心,但那时主要是政治上恢复名誉,今天却几乎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几十万几百万金钱,都和官员以权弄钱和法官贪赃枉法有关,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拿不出全面解决的办法,何况新的冤情还在与日俱增,只要制度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日趋严重,并且从根本上抽空了当局残存的最后一点公信力,也是民众普遍觉醒和组织起来并且大量产生“底层精英”的良好土壤。
处于第三个层级的是数以百万计的NGO,无论合法注册的还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它们的成长发展都起着对中共政权“分威散势”的作用,其中尚有大量本来就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如果以改革开放以前的标准看,他们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了,此外,就是本来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在发展壮大起来后,面对政治运作机会成本降低而效益极高的“跑马圈地”局面,也必然要向政治领域迁移。
处于第四个层级的是知识界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已经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人物了,他们的人数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包括是大量研究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自治团体、中介团体的工作人员,官方传媒的许多记者也可以视为这一层级的人员,因为记者行业的天职决定了他们是最有独立性、最有头脑、最需要自由民主的人,因此尽管处于专制体制之内,突破专制却是他们不可遏制的本能,由于他们既是中国现体制所需要的人物,又是一切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因此这是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领袖集团和领导人物大量涌现的地方,怎么估价他们对中国民主化的潜在作用都不过分。
处于第五个层级的是体制内外成千上万高级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人即使在当局打压最厉害的时候也因为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国际声望而总能公开发言,从容不迫的就事论事,或者从理论上对现代政治、对法治、对宪政民主制进行探讨宣传,由于他们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着一点距离,当局也就能够加以容忍,这些人常以当今中国的启蒙学者自居,对此他们也确实曾有贡献,从总体上说,在这个由宪政宣传走向宪政实践的时代他们正在落伍,但是,其中也必然有一少部分人会从理论宣传走向社会实践,并且必将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已经有了以上这样强大的社会基础,必然成为第六层级的是今日中国大资产阶级以及大牌名人,他们中的活跃者已经跃跃欲试。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只要不受打压,就可以持续运作,迅速集结团队,并形成雪崩效应。这方面前者的代表是曹天,就在今年春天他公开宣布参加郑州市长选举,并且提出预交一亿元的廉政保证金。后者的代表是艺术家艾未未,近年来他四处维权人所共知,他一声反对“绿坝”应者云集,其被当局强拆的上海创作基地至少价值上千万,他自诩“比刘晓波、高智晟等数人加起来的国际影响力还要大”,无论是否言过其实,总有那么一些基础。这种人的公开活动如果不受限制,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发生雪崩效应,大批同一层级的人出来本身就够当局吃不消,何况还必然在更高的层级引起回响。由于目前尚能勉强维持,当局对这一层级的打压也就非常到位,很快就迫使他们噤声了,从而暂时阻止了当前民主人权事业在此一层级横向蔓延的势头,更不要说向更高层级发展。但是,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起不了多少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民主人权活动历史,不难发现,其实这也就是民主人权活动的参与者不断从基层向上层蔓延的历史,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领导人都是中小学生(鄙人就是小学生),89民运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大学生,98民运的领导人是前两场民运的领导人的合流,零八宪章则已经是博士教授为主了,所以,仅从这种趋势看就不难明白,下一波或者更下几波的民主运动必然会有原本属于更高层级的人站出来企图领袖群伦。如前所述,这种现象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代价越来越小,可能的回报却越来越大。
至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第七层级,当然应该是体制内的高层官员,但这不是说像温家宝那样说几句要政改的话就算数,也不一定要高到那种层级。从社会表现来说,应该是反体制性的,就是公开站到体制外的角度开展以政治多元化为导向的活动,从层级来说,省部级官员就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号召力了。须知,自古以来大变革来临时总有极少数旧阵营的中高层人员转向新阵营,并因此而进入新阵营的最高层。像秦末汉初的萧何张良就是例子,萧何只是秦朝的县令,和刘邦一起造反后使其后方无忧,胜利后又足以当宰相管理国家,因为管一个县和管一个国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没有管理各县的经验,恐怕再出色的其他方面的管理天才陡然面对一个国家的管理也会束手无策。所以,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初要让国民党的唐飞当第一任行政院长绝非偶然。更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崩溃前夕叶利钦转向民主阵营,当时他也不过是莫斯科市委书记,其旗帜鲜明的站出来的结果不仅使俄罗斯和苏联乃至东欧的民主转型得以顺利完成,他本人也成了民主俄罗斯的开国总统。显然,对今日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来说,一旦民主化进程加速,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员,甚至更低一点的在职官员中有人率先转移过来,无论对他们个人的前途,还是对转型的顺利进行,都会具有难以预料的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中共最高领袖届时能有足够的明智顺应历史潮流,若果如此国家甚幸,人民甚幸,中共甚幸,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概率微乎其微,相反,由其往下数可能性则呈几何级数增加,并且,大限将近时,因为“民心可用”,中上层官员出来争当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七个层级目前的情况和将来可能会有的作为,下面我们再来谈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
这里,首先简单说一下人所共知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疯狂复辟(专制)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它的必然后果是,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由暴力夺权的中共在道义上全面破产,并且不得不抛开虚伪的意思形态说教,奉行实惠至上的拜金主义,不顾一切的鲸吞蚕食所谓的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国民财富,这样,整个社会短时期内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是巨大的财富被释放出来,整个社会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是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登峰造极,社会仍然是金字塔形,中产阶级很难壮大。这种局面使访民成为社会不公的风向标,重大社会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为了粉饰现实,当局完全不顾任何现代道义,用各种非法手段打压访民的正常上访,把一切自然灾害都变成了歌功颂德的机会,面对社会灾难罪无可逭它就全力进行信息封锁,对全民的民主人权诉求更是不遗余力的进行镇压。但是,多元化社会已经开始全面冲决一元化专制统治的堤防,尤其因为有了手机和互联网,当局赖以维持的恐惧和欺骗两手,后者已经基本失效,前者也大打折扣,民间力量的整合与集结已经空前快速方便,尽管这种整合一次又一次被迅速打压下去,其重新整合起来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现在的打压也不可能像邓小平时代把民众完全吓傻,只能激起更多人的义愤,从而为更大规模的整合与集结提供了条件。
所以, 中国已经进入当局越来越力不从心,民主力量越战越强的时代。
另一方面,对当局一元化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腐败,导致其内部的利益冲突正在稳步的瓦解当局的国家暴力,使其必然成为粪土之墙。
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已经有了大量不同往常(我坐牢之前的二十世纪末)的情况,具有显著的蓬勃崛起的特征,昭示着历史的转折点已经不再遥远。下面,就将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一一加以分述。
1.系统发育分头发展
1997年春邓小平死前中国是没有一个人能公开站出来说话的,谁开口谁就马上去坐牢,也就没有半点积累效应,所有不同时代站出来的人几乎都觉得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邓死后我第一个站出来在国际传媒上发言,直到1998年11月我因为组党被捕时,全中国也只有上百人敢于借助国际传媒说几句话,或者在上书时签个名,民主人权运动也就处于浑然一体状态,没有任何明显的分化。
12年过去,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整个中国各条战线各个方面都有人在开展活动,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萌芽几乎都有,很多都公开宣布其存在,众所周知的有泛蓝联盟、中国公民监政会、中国亲民党、家庭教会联合会、法轮功,甚至包括许多毛派组织和文革造反派遗老组织,更不要说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国民主党。所有这些组织都在努力开展一些活动,千方百计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就是受到当局的强力打压,也只是把运作方式从物理世界暂时转移到网络上继续坚持,一旦形势好转,他们就会迅速返回现实社会。
这种局面表明,今日中国如同早春时节,万物正在复苏,随着气候转暖,百花齐放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一元化政治控制的末日已经来临。
不论专制政府愿不愿意,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使政治生态正在形成一个很自然的左中右并存的状况,尽管在物竞天择中获胜的不会总是香花,但是,生命系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进化、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而官方的精神太阳照晒下只有黑花的时代注定要成为历史了!
当然,在这个多元化力量冲决一元化统治的历史时刻,如何让健康的正义力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主导下一段历史进程,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因为中国已经来到又一个历史关头,随时可能因为微小的因素而改变前进的方向,并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面临不啻天壤的祸福区别。
所以,我们的中国政治反对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有责任担负起把中国导向宪政民主制时代的重任,我们必须为中国实现良法善治而全力拼搏,在这个公民社会系统发育,各种势力分头发展的时代把握机会,迎难而上,以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实践以及群体的高风亮节在公平竞争中赢得民心、赢得公信、赢得对中国历史车轮行驶方向的控制权。
2.政治博弈时代到来
博弈就是下棋,下棋就是按照规则你走一步我走一步。
现代民主制下,一切个人和组织都是平等的,面对社会政治事务和社会政治权力,大家按法治的公正规则平等竞争,这就是政治博弈。
专制统治下,“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除了统治者可以“讲政治”以外,任何人都不得过问,政治也就是掌权者的禁脔,平民不得染指,根本不存在博弈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统治时期,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毛泽东时代对民众而言“你可以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你表态效忠不积极就要批判斗争直到活活打死,邓小平时代民众过问政治他要么不予理睬,要么用坦克机枪让你噤声。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复辟”使民众经济上摆脱当局控制后,情况就不同了。自从邓小平死后,我本人率先站出来在国际传媒上讲话,当局虽严密监控,却不再轻举妄动,我有挑战,他就有反应,开始形成一条无形的底线,你不过线,他的反应就是有节制的,可以不停的往来过招,如果你过了他划的线,你就得下场——坐牢。这不仅不公平,而且是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博弈,他输了可以照样玩,你输了就一枪打死!但是,和不准博弈的强盗毛邓之流比起来,我们到应该庆幸三代流氓成绅士,变得比较文明一点了。
最重要的是,既然有了博弈的机会,我们就有了赢的希望甚至把握!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以经营的方式将本求利,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地壮大自己,一直到可以修改规则,使规则公平起来。具体的说,就是珍惜现有的一线空间,通过在现有空间中努力运作来不断扩大合法空间,直到形势发生逆转,民主人权力量处于不败之地,主动权操之在我,就可以使博弈规则公平化了,也就是通过全民制宪厘定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的最高法。
3.体制内外遥相呼应
体制内外遥相呼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贯特征,但是,新千年来这方面也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民主墙运动是和1978年十月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联系在一起的,1979年春当局中的保守派反扑,还在体制内的王若望在《人民日报》发文《春天里的一股冷风》予以回击,由此使局面大为缓解,1986年学潮中,还在体制内的方励之起了很大作用,结果当局将他和王若望、刘宾雁等多人一起开除出党,由此开始,不断有中共党内改革派人士被逐出其体制,1989年学潮,参加的中共人士占几分之一,64镇压之后,当局甚至不得不开始对党员重新登记。
但是,进入新千年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共党人利益高度分化,由于中共的腐败使“救党派”有了充分的道义基础。由于抗战期间加入中共被誉为“两头真”的老党员比目前中共的当权者资格老得多,真正是为中共打江山的有功之臣。也由于第三代以后的中共党人只是技术官僚而不是打天下的军阀,没有了从前的霸气匪气,不能不因为种种原因容忍党内异己分子(和那些主流派多为趋炎附势贪婪猥琐之辈相反,这些人大都是高风亮节德才兼备之人)!
这样,中共体制内的民主派已经在党内站住了脚,不可能再被轻易地开除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舆论阵地《炎黄春秋》和南方系报刊等等,就是在《人民日报》中,也在胡绩伟被撵出20年后开始重新有了自己的部分势力,有元老群体如杜光等一大批前高官,有自己的理论界代表人物俞可平等人。
这样,一方面中共党内已经存在一个弱小的民主派,另一方面,他们和中共党外的民主人权大军已经有了良好的呼应关系。
不论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力量还多么弱小,对曾搞一元化全面专政的中共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由于顺应了历史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在未来必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大有作为。说白了,除开少数是走弯路后幡然悔悟者外,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迫于形势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不得已采取了“曲线救国方略”,并因此成为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毛邓最怕这种情况,但他们却管不了三世四世,从苏东经验来看,这也是促使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必然因素,不是当局可以防范得了的。
今天,体制内的民主派和民主人权运动遥相呼应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也正是中国民主转型拐点即将到来的象征。
4.多米若骨牌效应已经显现
前面提到中国民运的金字塔结构,那是以静态方式说明中国社会各阶层投入民主人权活动的情况,如果从动态关系来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把一系列骨牌按一定距离排放,只要第一个倒下,就会把随后排列在一起的骨牌都相继推到。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通常这种骨牌是一样大的,但是,可想而知,只要不是突然变得太大、太大,每后一个骨牌都大一点,这个效应还是会发生,而且由于传导作用的加大,这个系列中靠后面的骨牌会变得极大,换句话说,这种连锁反应可以因为很小的骨牌倒下而导致极大的“骨牌”跟着倒下。
从当代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来说情况也正是如此,自从“四五”运动以来,中国就在发生后一种意义上的多米诺效应,许多年里,中国只有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在四处奔波,八方呐喊,极力要求民主人权,效果则一直微乎其微,到八十年代,大学生才陆续站了出来,这期间高级知识分子虽有偶然说几句话的,却没有几个不是依托官方身份和官方传媒,而民主离开了多元化是不存在的,中共再开明也不过是开明专制。
九十年代当局打压最厉害,也就除了我们这些老中小学生和89民运出来的大学生外还是没有多少其他人参与,不仅如此,普通民众直到那时出来的也不多。
但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滚地雷做尖兵的结果,是在进入新千年后中国便开始有大量的人站出来,当然,这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市民社会的成熟,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合法利益需要维护,而贪官污吏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体民众,使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利益只能靠自己来维护,这样,基于坚实的生活基础的民主人权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从社会底层反过来往社会上层蔓延的维权风气和要求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
如前所述,亿万小民的维权活动——几千万访民的维权活动——上百万NGO的活动——几十万自由职业者的民主人权活动——上万高级知识份子的民主人权活动这由小到大的骨牌已经陆续倒下,只是到大资产阶级和大牌名人这个层级,才刚要倒下时就被当局强力阻止了。
但是,显而易见,这种骨牌的连锁倒下是天数,当局的阻止只是渺小的人力,这种螳臂当车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大资产阶级和大牌名人普遍站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良知的或者仅仅是有自保需要的中共党政高官也纷纷站到民主人权阵营一边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多米诺效应的最后结局,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该水落石出了!当然,如小标题所示,目前这种多民诺效应还只是开始显现,究竟多长时间以后才会有结果,这还得看中国下段历史进程中各种势力的阴阳消长和各种突发因素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第一,时间不会太久,第二,最后的变化一定是戏剧性的轰然崩摧。
5.政治反对派在打压中艰难成长
描述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完整模型是令人愉快的,然而,现实的中国却仍然是黑云压城夜气如磐。
任何明眼人都明白,今日中国远比满清末年更加腐败,也比满清末年更加专制。
从政治上说,满清末年尚提出了系统的“新政”纲领,用13年时间完成省级以下的地方自治,并且各省也成立了咨议局,也就是议会的前身,中共却至今完全拒绝议会制,完全拒绝民主选举,更不要说拿出任何民主化的中长期规划,另一方面,满清末年尚有当局无法控制的租界作为民主运动的前哨阵地,有相对开放的边界和国际往来。
今天中国比那时强的是有了手机和互联网,但这不是当局的恩赐,而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值得庆幸的是,除了互联网以外,更重要的是清末中国还是个农业社会,国人仍然极度愚昧无知,就是城市人对工商业文明也仅略知皮毛,至于占总人口90%的农民更大抵还沉睡在中世纪,今天则完全不同,由于农业率先私有化市场化,并因矛盾突出而率先搞(村民自治)选举,这样,就一些方面说农村甚至走到了城市的前头,所以就社会基础而论,今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只是因为当局的高压无法开展而已。
传统的专制政治是靠暴力来征服民众,对社会进行刚性控制的,相反,任何现代政治生活的前提都是平等的政治自由权,也就是民众可以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活动,从而为社会的有机整合提供前提条件。
在暴力革命模式下,突破传统的暴力控制的还是暴力,其所依靠的是伺机暴动并形成新的军政集团,至于这种集团在粉碎暴力统治后是否会以自己的军政集团取而代之还得另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行条件下暴力革命的条件根本不存在,从唯一和我们中国高度雷同的前苏联的经验教训看,如果不是上帝带来奇迹,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只能取决于反对派的成长。
可喜的是,就此而论,应该说我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一线曙光——政治反对派确实已经在顽强成长!
然而,当今中国新站出来的民主志士常走两个极端,形势略好就忘乎所以,以为和平转型马上就可以一蹴而就,打压一来则悲观绝望,认为非暴力革命不足以完成转型。
人们往往弄不清楚目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就,有了哪些坚实的基础,也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类型什么程度的打压,因此,作为中共四代统治的亲历者,有必要对此加以解说。
概括的说,毛泽东时代对政治异议人士是斩尽杀绝,邓小平时代是一踩到底叫你不能动弹无法积累,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依靠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和平转型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是,自从邓小平死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我们认为这是“让步政策”所致,还是国际压力加市场经济造成,反正自从我于1998年公开宣布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种种要求以来,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对中共来说再也不是可以否认的事实了——当年诞生的中国民主党巍然挺立,十年后诞生的《零八宪章》不遑多让,举国上下的各种政治组织萌芽都在破土而出。
尽管我们民主党人被抓了几百个判了几千年,泛蓝联盟也抓了判了不少,《零八宪章》的刘晓波也判了十一年,但无论它怎么打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声势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又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又是十几个班子在海外争抢中国民主党的旗帜,在国内,则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一个个经过了长期牢狱洗礼后愈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北京杭州武汉贵阳长沙安徽广东到处是从黑牢中锤炼出来的钢铁战士,泛滥联盟的人也同样不屈不饶的继续坚持斗争。
当然,除了这些社会化的政党组织之外,还有大量网上政党如郭泉的亲民党,以及大量的政治社团如中国公民监政会等等,也都在以各种形式顽强坚持,伺机发展。
的确,在当局的高压下,所有这些政治反对派组织都非常艰难,发展得很缓慢,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广泛存在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只是因为恐惧而受到了遏制,可想而知,只要形势稍有松动,只要社会冲突导致民众的自发抗争再掀高潮,现有的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基本框架立刻就会被大量新人填满。
众所周知,前苏联和东欧民主化之时,民众被压抑的参政热情猛然释放出来时,曾一下子造就了多少政党!
所以,可以预料,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随着民众参政觉悟的高涨,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机会,总之随着形势的好转,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将会出现一波又一波跨越式的发展,直到当仁不让的肩负起把中国导向宪政民主制的历史重任。
6. 导火索 、临界点和未知数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当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会是暴力夺权武装推翻中共,而只能是中共自己瓦解的同时健康的新生力量全面崛起的特殊模式,因为一方面中共有极其强大的国家暴力和核能力,所以既能轻易的消灭国内的暴力反抗,又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来参与中国变革(除非是它自己忘乎所以向他国开战),另一方面它自身的彻底腐败又使它患上了巨人症,看似强大无比却外强中干弱不禁风,虽然美国、欧盟因为它有原子弹氢弹不敢像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那样对它动手,但它却因为骨质的极度酥松把自己的沉重躯体无可奈何,甚至随时会把自己瘦弱的双腿压断。
具体地说,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也民主化了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残存的专制国家精神上已经没了任何国际依赖,彻底的腐败也使中共政权上下离心人人自危,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各种末世光景都显露出来,况且它所最后凭仗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而需要面对的天灾人祸的冲击则令其穷于招架,乃至不择手段也还是力不从心,而全体中国人民则正处于民主人权意识大觉醒时期,全社会的利害冲突已经高度激化,而手机互联网又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极大方便,从而令当局的恐惧和欺骗政策走向全面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宏观上说,今日中国确实只差导火索了,几十年的积累确实使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来到了质变的临界点!
什么能使中国达到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海外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蝴蝶扇翅膀上,我不那样认为。
中国是举世无双的人口大国,任何外在因素对它的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美国的张建先生曾以阿拉伯某国工厂白养几十万工人使之成为民运动力为例以为这是个好办法,却不知别说没有人愿花大钱这么做,就算有也没人出得起这个钱!
从理性出发,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临界点的客观条件,只能是那种对中国社会有全局性影响的方面。可以指出的包括经济危机,通货恶性膨胀,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食品供应链条中断,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普遍失业,以及其他可以引起连锁反应的社会物质生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引发全国性的社会风潮,从而带来历史的大转折。可以说,今天大部分人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另一小部分人相反,正恐惧的等待着这一天作为他们的大限到来。
不过,作为身处高压之下的中国民主党人,我们还是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大时不齐”,历史阶段的长短是有极大弹性的,从中国目前的局面看,三五年内完成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排除拖十几年二十年的可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时候,一个垂死的庞然大物是会长期苟延残喘的!
而且,它越是卑劣残忍的将反对派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它就越可能获得长期苟延残喘所需的机会,越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这样,我们必须如毛所云,“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
我们必须继续做好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的准备!
我本人从1970年打成反革命抗争到如今已有四十二个年头了,在牢中也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盼望宪政的实现,但是,也正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中国的宪政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来日方长,需要我们继续做长期斗争的打算。
好在无论长短,历史在我们一边,时间在我们一边,因为世界潮流决定了文明的民主人权事业必胜,野蛮的专制政权全都将成为历史,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害怕什么畏惧什么。对我们来说,做好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立足于二十年完成民主转型。
与此同时,只有以此为前提考虑问题,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再次陷入历史的误区,少走或不走弯路,不再犯中国百年转型历程中反复再三犯下的因为盲目冒进而欲速不达的错误,稳打稳扎的推进民主人权进程,从而收取事半功倍之效,使中国尽快完成民主转型大业。
现代公民的权力和责任
张 辉
当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时候,我们做为一个公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要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权利,同时,我们也要为别人争取权利。当今中国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仅为自己争取权利,也在努力为别人争取权利,他们把改善中国人权状态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们是人权捍卫者,他们是维权人士。
(一)
做为自然人的公民,他们把自己的自由分割成权利和义务,以形成社会,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权利。但是这还不够,公民还必须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些给政府,以形成公权力,并且他们还要公权承担必要的责任,以确保自己承担义务后必然能享受相应的权利。公民愿意接受公权力的约束,同时也有资格和能力来制约公权力。在现代文明中,公权力只能来源于公民权利的合法出让,公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些给集体和政府,才能形成公共权力。政府的权力和集体的权力,统称公共权力。是不是说,人民之个体就只能有权利而不能有权力了呢?非也,人民之个体也应该具有权力。单纯的权利约束不了公共权力,单纯的义务也约束不了公共权力,甚至也不是权利和义务的组合,它们约束不了公共权力。能够约束公共权力的只能是公民的权力。
公民权利在让渡之后可以形成公共权力,这本身就说明公民权利之中必然包含着一种权力,就是公民权力。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如果公民没有权力,他就不能约束公权力,如果公民不能制约公权力,那么公权力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假定公民权利中不包含公民权力,那么公民权利就是假定的权利,它就不是天赋人权,而只是统治者赐予的人权。小鸟们仅仅有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权利并不够,因为猎人的枪口在寻觅它的身影,小鸟们要想持续地自由飞翔,它就必须有制衡猎人的权力。如果小鸟们没有制衡猎人的权力,那么它飞翔的权利并不是安全的权利,而且它落地归巢的时候也可能面临着暴力折迁。赐予的东西可以随时被赐予者夺走,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又译为“人民主权”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天赋人权”在理论上的延伸,其理论要点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来自广大人民的同意,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如果变成损害人民利益以保障自己权利的政府,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应服从人民意志,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独立宣言》以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理论为基础,又指出: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来改变或推翻它。这里讲的就不仅仅是人民的权利,而且是人民的权力。
长期以来,公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中国人民的人权被统治者非法剥夺了太多,他们只能长期做一个“草民”、“螺丝钉”、或者“老百姓”,时至今日,公民意识虽然在中国社会逐渐成长,但确实有待更多培养和推广。公民意识的培养当然包括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培养,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公民意识的培养还应该包括公民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人们连自己的权利都谈不上,就难以谈到自己的权力了,所以在当下社会现实中,人们谈到的更多是公民权利,而非公民权力。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曾经在1952年至1956年给农民发放过为期四年的“土地权利”,这期间,土地归农民所有,发放过土地权证。如果你以为这样一来中国农民真的就有了土地权利了?那就错了。因为中共把持了一切权力,中国农民根本没有权力可言,所以他们的“土地权利”是一种没有权力做支撑的权利,是一种浮在表面的虚假权利。果不其然,这样的虚假权利很快就被一场所谓的“合作化”和“大跃进”吞噬了,随着“合作化”和“大跃进”的深入,中国的农民们曾经连锅碗瓢盆都失去了,连生命都被饥荒夺去了。这就是只有虚假公民权利而没有实际公民权力的严重后果。
(二)
人类要想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就得组成社会,而社会需要秩序,它不能在无政府状态下运行,于是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奠定了。权力是人们加诸他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通过道德的或者法律的强迫使得人们对他人负起责任。比如,官员要对选民负起责任,丈夫要对妻子负起责任,父亲要对孩子负起责任,等等,反过来也一样。公民是有权利和义务的,当公民权利包含着权力的时候,公民权利就是完整的权利,当公民义务包含着责任的时候,公民义务才是完整的义务。何谓公民责任?如果实现公民权利的时候是被动地承担公民义务,这个义务就表现为一种外来的负担,如果实现公民权利的时候是主动地承担公民义务,这个义务就表现为公民责任。当公民主动地、愉悦地面对他应有义务的时候,义务将以责任的面目表现出来,形成这个社会中高尚的一格风景。
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责任也是存在的,凡是存在责任的地方,也必然有权力的影子,而权力与责任的相互匹配正是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所在。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如果享有充分的权力却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种权力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肩负诸多责任却没有相应的权力,那么责任就难以承担起来,这时候,人或者政党都会浮躁不安。比如一个家庭中,如果丈夫横行霸道、权力无边,又不能负起家庭责任,而妻子却连愁眉以对的表情都不敢流露,那么双方就会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社会也是这样,执政者自以为可以代表一切,而民众只能道路以目,那么社会就会分裂,就会离心离德,就会同床异梦。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浮躁不安?为什么众人缺少责任心?就是因为政治被垄断了,而众人缺少必要的权力。
当你肩负权力的时候,责任就是你的。因为责任和权力是相互匹配的,所以人们在争取人权的时候,也应该负起责任来。如果不能负起责任来,人权就会在触手可及的一瞬间远离我们而去。
当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时候,我们做为一个公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要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权利,同时,我们也要为别人争取权利。当今中国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仅为自己争取权利,也在努力为别人争取权利,他们把改善中国人权状态当做自己的责任,他们是人权捍卫者,他们是维权人士。
责任是把该做的事情看做分内的事情,是主动承担的使命,因而有责任也能担当责任的人更容易获得自由,因为他比一般人少了一份被动性。负责任的人在自身的自由中行动,除了他的言行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强迫他,这就是他自由的证据。责任体现了一个人的心态、态度、原则、作风、风格、习惯、思想;责任体现了一个人的心智、格局和胸怀;体现着一个人的使命、生活空间和追求;责任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是一个人对待人生和生命环境的态度;责任就是担当,就是付出,但是担当却不沉重,付出却有回报,这是责任者的幸福。
幸福是生活的目的,责任是文明的基石。为了我们个人更幸福,为了我们的儿孙更快乐,为了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责任。改变中国其实不难,实行宪政其实也不难,难的是我们要学会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在实施宪政,我们应该坚信这个。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自己责任,用这些责任去充实自己的人生,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为了实现这样的人生,就需要努力做一个负责的公民。
(三)
中国的象形字细细体味起来,很有意思。权利,利是利益的利;权力,力是力量的力,两个字的细微区别就把两个词语的区别摆了出来。权利(right)的实体是公民,对应的是义务;而权力(power)的实体是职位;对应的是责任。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如果说权利和义务的一体化构成了公民,那么也可以说,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一体化构成了现代公民。一个现代公民,不仅应该具备权利和义务的双重要素,还应该具备权力和责任的双重要素。当一个公民具备了权力和责任的时候,他面对个人,面对世界,就不会说“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公民。
人类的政治生活应该包含充分的责任伦理,这是确定无疑的,进而,任何改善社会的事业都应该包含责任伦理,这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中国社会经过特权集团苦心孤诣的经营,社会是越来越苦了,问题诸多,乏善可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需要大量的、愿意投身社会事业的人把改善这个社会的责任承担起来。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站在个人自由的立场上进行辩白,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把责任抛到大西洋里,那至少是不值得推崇的。什么是犬儒?这有各种解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逃避责任才是真正的犬儒。
在现代社会,正义最基本的内容是,权利和义务分配不是任意的,权力和责任的担当也不是任意的,它们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但是任何规范和标准都不能否定普通公民的权力和责任,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认可某些人的永久领导权和代表权。其实世界上从来不缺骗子,问题只在于骗子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舞台,有多少人会被他们骗来骗去。术士玩完,但江湖还在,昨天的大师刚刚倒下,明天的大师就会异峰突起。公民形成社会,才能叫公民社会,而现代公民正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基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现在没有跟上潮流,并不等于我们永远跟不上潮流。象动物一样的幸福感也许来的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有尊严而又幸福,这可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这种努力就是做一个负责的现代公民。
美国宪法学家斯蒂芬.L.埃尔金在《新宪政论》一书中提出宪政民主体制应该具有三个要点:(1)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2)能够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3)有助于形成公民性格。在我看来,他所讲的公民性格就是公民所表现出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的关怀和责任。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社会,所以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与责任,实际上就等同于放弃自己的社会存在。权利、义务、权力、责任,只有把这四样东西归还给最普通的人,他们才能成为现代公民,才能在建立真正意义上公民社会。
以下是历代先贤关于责任的一些名言,罗列出来以飧读者:
1、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歌德)
3、凡是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梁启超)
4、真正进步的人决不以“孤独”、“进步”为己足,必须负起责任,使大家都进步,至少使周围的人都进步。(邹韬奋)
7、人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觉到好像吃梨喝蜜似的,把人生这杯苦酒的滋味给抵消了。——狄更斯《马丁·矍述伟》
8、我的职责是要我说出我认为公平的合乎人道的话。无论这会使别人喜欢或厌恶,那不是我的事情。我知道文字一旦发表了就会自动流传。我充满希望地把它们播种在血腥的泥土中。收获的季节会来到的。——罗曼·罗兰《超越混战》
9、我们的使命是照亮整个世界,熔化世上的黑暗,找到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和谐,建立自己内心的和谐。——高尔基《人》
10、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子。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中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的周围。——罗曼·罗兰《先驱者》
11、太阳像一块畸形的红炭,从云堆中射出光来。这一切都悬在森林、燕麦田上空。一派欢乐景象。于是我想:不,这个世界不是一场玩笑,不是走向那个永恒天堂的苦难深谷,而是那些美好世界之一,它美丽、欢快。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使它更加美丽、更加欢快,为了我们的同时代人,也为了以后的世世代代。——《托尔斯泰论集》
12、当一个作家深切地感到自己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时候,这就会给他以美和力量。——高尔基《文学书简》
13、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权力的扩大使责任加重。——雨果《笑面人》
14、为责任而责任的事,我们是从没有干过的,干的只不过是能使人感到满意的那种责任。——《马克·吐温自传》
17、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林肯【美】
18、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维克多·费兰克【英】
19、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梁启超【中国】
20、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丘吉尔【英】
21、尽管责任有时使人厌烦,但不履行责任,只能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 ——刘易斯【美】
增长作为新宗教
——经济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含义
綦 彦臣
正是中国无法消除左翼集权主义带来政治哲学后果,还在政治表达上变得相当混乱,以至于出现病态。究竟反对普世价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在海外放大孔儒文化符号、国内悄然妾化孔子,这四个维度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分析家能给出一个逻辑的解释。如果一定说有一个逻辑,那就是经济增长就是“新宗教”。它作为现实存在,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提炼,可视为墨索里尼信仰悖论与列宁政治哲学负资产的一个中间体。
引言:社会结构与政治心理
在《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首发于《零八宪章》月刊总33期)里面,我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意大利经济政策与中国时下做了对比,自信其结果比较可信。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即在社会后果之后推导出政治哲学的含义,需要进行社会结构的对比。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当时意大利繁荣的北部工业经济与极端贫困的南部农业经济⑴,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错落或叫体制落差;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出了传统的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的差距外,还有时下的差距巨大的贫富程度。
其次,在社会政治心理方面,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先期失败特别是试图在北非回复往日霸权遭遇挫折⑵,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历史诱因,而且,当强烈的民族主义也即被法西斯政治介入的爱国主义成为一种集体情感慰藉时,“使人觉得意大利正在经历着气壮山河的民族复兴”
⑶;在中国,民族主义不仅有恢复历史荣耀的健身药作用,而且,还是现实国家战略当中对抗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支点。
一、中国出现身份认同难题
需要纵深研究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战略、社会治理的三角关系,因为这个三角关系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之世界定位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还在继续的情况下,一个非常之中国要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
倾向中国的国际战略学者赞同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对抗美国,即婉转地支持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说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应从新疆西藏内部建设、外交重点放在亚洲、继而延伸海洋外交,共三个方面来应对美国借民族问题遏阻中国的政策⑷。再比如,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的学者安德烈阿列舍夫认为,在“中美国”概念(诡计)破局后,中国应该借鉴苏联被“民族问题”毁掉的教训⑸。
在国际战略之外与国家内部治理之内,民族主义已经被称为双刃剑,也即说它可以伤害利用它的国家政权以及后者所治理的社会。因此,有人重借西方十八世纪著名文人萨缪尔•约翰森的观点来反对“爱国贼”现象,论者举例说,“中国大陆许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国,但为了赚钱而假扮一副爱国嘴脸”,“把爱国主义变成一种牟求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这是爱国主义的浮滥化和廉价化,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化”
⑹。此种矛盾,仅仅是在国内,经过特定的压力程序,也许不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国际社会任凭中国如何搞“大外宣”也即提高软实力,都会产生一个国际不透明效果。
国际不透明效果,通俗地说,就是国家身份认同难题在国际上的反映。当然,外部关于一个国家政治归类的争议是世界政治学术领域的正常事情。但是,如美国学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所说的“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危机”那样看法确实已经是一个世界问题,早已经超出了中国自身认识的范畴。更为具体的争论之归纳,由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给出⑺:第一,“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仍然属于南方国家,还是已经成为北方国家”;第三,“中国仍然是反帝的领袖国家,还是已成为帝国主义强国”。
二、墨索里尼信仰悖论重现
国际不透明,或者回到身份认同危机方面来看,其政治哲学悖论反映在国内政治层面,也带来三个巨大的问题:
其一,国家能否给出一种认可程度尽可能高地政治哲学逻辑,来说明民族主义哪怕是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法西斯主义,这种政治哲学与主义选项是否能够带来最大程度上的集体福利。就目前国内畸形的收入分配机制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其二,能否有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出现,以使中国避免意大利政治法西斯所导致的自我混乱。其实,意大利的政治法西斯覆亡的惨痛国家教训,在程度上绝不低于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效果,甚至更严重。换句话说,政治法西斯是一种病态。这一点,可以用后来研究经典《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引用乔治•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的话来印证,“人们通常讲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在于‘蜂房式国家’,这对蜜蜂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说它是一个由黄鼠狼统治兔子的世界将会更切合实际。”⑻
其三,如果自发性得到较大的政治宽容,社会能否内生出一种更加实用性的宗教,比如相当于人格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平衡。也许这样说太过学术化,但是,为了中国在政治演进当中借鉴国际历史教训以避免“墨索里尼信仰悖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因为左翼集权主义几乎无一例外地有“墨索里尼信仰悖论”。
所谓墨索里尼信仰悖论,是对李•拉尔夫对墨索里尼信仰描述的现在总结。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说到:“墨索里尼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与教会的关系。虽然他在早些时候声称自己信奉无神论,但他与教会保持一致。”⑼
当然,墨索里尼信仰悖论在中国的映射不只限于革命转型与儒家妾化的矛盾,而且更来自于左翼集权主义的负资产。回观历史,列宁未能解决人民宗教问题(也即造神说的“社会主义宗教学说”,“调和马克思一宗教”),而致使苏共国家权力完全取代了宗教的作用。换句话说,列宁主义成为新宗教是远比墨索里尼信仰悖论更可怕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负资产。中国在迅速实用苏联模式之后,也承接了这项负资产,至今无法消除。
正是中国无法消除左翼集权主义带来政治哲学后果,还在政治表达上变得相当混乱,以至于出现病态。究竟反对普世价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在海外放大孔儒文化符号、国内悄然妾化孔子,这四个维度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分析家能给出一个逻辑的解释。如果一定说有一个逻辑,那就是经济增长就是“新宗教”。它作为现实存在,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提炼,可视为墨索里尼信仰悖论与列宁政治哲学负资产的一个中间体。
三、被增长格式化的发展
增长作为新宗教,有着它基本政治哲学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之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幸的是,由于分配机制的畸形以及这个畸形背后的政治制度无以自新,增长严重阻碍了文化层面的需求。一般来讲,反应在社会管理上,被负面地称为“精神危机”、“道德沦丧”、“机制缺失”的现象,都是文化层面受阻的具体表现。然而,这种表现不可能靠文化体制改革那类的政治微调来消除,更不用说打着改革旗号的更多的行为都是政治欺骗了。
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问题,文化需求遭遇严重阻碍的本质是,经济增长作为新宗教格式化了发展。换言之,几乎所有的体制内高级决策人士与有影响力的专家,都“误读”了发展的含义。即便我们做价值判断,也可以看出这种“误读”是出于意识形态在先的政治故意。
在如此故意之下,前两者仓促地把幸福经济学引入新宗教,试图降低新宗教的负面社会影响。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说:“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国从‘发展第一’的偏执中摆脱出来,否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⑽
真正的发展指的是,在经济增长前提下的社会结构改变的程度,具体落实为贫困、失业、收入不均三大社会问题的改善。在较为微观的层次,它可用营养、卫生、居住、识字、就业、福利这六个指标来考核,从中反映一个经济体居民——我们通常称之为“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在较为宏观的层次,它可用“人民群众”对经济活动与政治事务参与的程度来衡量。
经济增长固为“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一个经济体若是在改善贫困、失业、收入不均方面无所作为或作为收效不佳,就说明这个经济体已经陷入了“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可悲状态。“无发展的增长”又叫“发展危机”(development crisis)。之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要实现从增长追求到幸福,就必须明白以下两点:
其一,“发展第一”实质上就是“增长第一”,同样,“发展才是硬道理”本质上是“增长才是硬道理”,它在中国导致了“发展危机”。
其二,“科学发展”实质上是应对“发展危机”的思路,即针对中国陷入“无发展的增长”境地的对策论,它是否导致幸福还有待观察。
如果说“科学发展”在微观上取得成效,那么,必然以城市的居住改善与农村的福利提升为可测度的标志。通俗地说,城市的房价降下来、农村的土地权属归了农民个人,才能说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体,有了真正的发展态势,才不致于长时间地陷入“发展危机”。
结语:陷入全面无共识的困境
中国可以抗住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证明这一项也似乎不太可能),但不一定能抗住自身的“发展危机”。因为,在宏观层次上看问题,“人民群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非常之低。精英层面的政治学者担心底层参与导到爆炸性社会后果,草根层面的政治学者有参与的热情,但又难以找到建设性的途径。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中国陷入“发展危机”的特色性与深刻性。在该方面,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拉美,甚至落后于东盟的边缘化国家缅甸。
中国社会的“发展危机”或者增长作为新宗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整个社会失去共识,而统治体系关于“改革无共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针对这种状况,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吁重建社会共识。而这种呼吁所列举的现象又无一不是新宗教失败的表现——有权的怨平民百姓不讲道理、有钱怨出力挣钱的不讲道理、无钱无权的怨有钱有权的不讲道理,“仇富”、“仇官”、“仇穷”共生共存,构成了一个龟裂型社会形态⑾。
新宗教失败了,它还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神学系统。神学系统本质上是具有可改革性的政治哲学系统,而苏联的列宁主义政治哲学最后失败也是具有经济法西斯样本意义的失败。对已经被经济法西斯所控制的社会来说,几近“谶纬”意义的可悲结局,是没有神学支持的宗教必然崩塌,它社会学含义早已超过了经济法西斯后果,而归结于苏联的“死穴”——政治哲学的极度贫乏导致了通知体系严重的营养缺乏,最后在“跪着造反”
⑿格局中自我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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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⑴&⑵.参见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中译本,赵丰等译,两卷本)下卷,P656;赵译版本:商务印书馆,1999。
⑶.参见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孙福生等译,两卷本,统一页码)下卷P690;孙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⑷郑文,“新疆、西藏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09年7月28日;新华社《参考消息》7月29日第8版<中国大地>,译介题目:“西方欲借新疆西藏问题遏阻中国崛起”。
⑸.阿列舍夫文,“美中竞争的西藏‘棱面’”,原载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1年8月23日;同上报第14版<海外视角>,“美企图利用‘民族牌’遏制中国”。
⑹.参加南方朔,“不容恶棍假借爱国之名”,载于《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21期。该文是关于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爱国贼》一书(台湾大块文化,2011)的书评。
⑺.沃勒斯坦文,“如何看中国”,原载墨西哥《每日报》2010年1月23日;同⑷,1月26日第16版<海外视角>,“‘中国是何种国家’引世人激辩”。
⑻.可参见《布莱克威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译本,邓正来主编)P237-240(在P239),<法西斯>词条;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⑼同⑴.P656。
⑽.参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11月5日,徐景安,“创建“幸福中国””。
⑾.同⑹第3期,周彪,“没有共识的社会很可怕”。
⑿.此处进一步的诠释,可参见我的博文(http://sihoen.blog.163.com,2010年8月8日),“有宗教而无神学的危险”。
刘逸明:温家宝错把《纪念碑》当《自由颂》
编者特按:
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来说,我们始终认为温家宝先生是体制内的一支难得的推动力量,哪怕就如一些人士批评温家宝先生是“作秀”,我们也倾向于认为“作秀”比“作恶”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将继续支持温家宝先生的“作秀”工程,继续支持温家宝先生有关“普世价值”与民主政改的呼唤和呐喊!
前不久,温家宝先生访问俄罗斯参观了普希金故居,虽然温家宝先生在现场引用普希金的诗歌时出了一点问题,但温家宝的全部讲话充分肯定了普希金反抗专制、歌颂自由的崇高灵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温家宝先生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和弘扬。
但是 “《零八宪章》论坛”和《零八宪章》月刊是一份媒体,根据“言论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我们也会刊发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作者在文中表述的某些观点不一定代表本刊的观点。
我们还是认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是一项伟大的立体工程,需要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所有健康力量和进步力量来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团结就是力量”对于我们所寻求的民主事业来说,仍然具有伟大的战略性意义!
11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南郊的普希金市,参观了俄国文学家普希金的母校皇村中学旧址。温家宝原定20分钟的参观持续了40分钟,在此过程中,他在讲话时高度肯定了普希金的诗歌《自由颂》,但是,他在背诵的时候,却错背了普希金的另一首诗《纪念碑》。
指鹿为马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
从温家宝在每年“两会”后喜欢背诵古今中外先贤的诗词歌赋来看,他的确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温家宝在年轻的时候应该读过很多文学作品,所以在年过花甲之后依然能够背诵如流。温家宝曾经背诵过余光中的《乡愁》,引述过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三不足”论,还有《战国策》和《离骚》中的句子。
普希金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小说家,及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因为中苏之间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普希金的作品一度深受中国人的喜爱,《自由颂》作为他的代表诗作,相信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不会陌生,有的人甚至还会背诵。
温家宝很早就读过《自由颂》应该是不用怀疑的,这首诗比一般的诗歌都要长,全长一千多字,而且无规律可循,温家宝能背诵过来的可能性不太大。或许是年老的原因,他错把《纪念碑》当《自由颂》背诵了,遗憾的是,在现场却没有人敢于当面指正,温家宝即使不是故意错背,也足见如今的中国已经回归到了指鹿为马的时代。
温家宝在皇村表示,自己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快9年时间当中,只有两次机会能看一点文化的东西,一是在莎士比亚故居,二是在皇村。莎士比亚故居和皇村当然能算得上文化景观,但是,温家宝此话却明显是在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莎士比亚、普希金的文学作品值得世人肯定,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景观并不比这些逊色,温家宝时常到地方上视察,有太多的机会像江泽民那样去参观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胜。他没有去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不想去,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
推崇《自由颂》并非控诉黑暗现实
普希金生前曾经在皇村写下了120多首诗,温家宝能到皇村一游,自然要提到普希金的诗歌。去皇村前的9月25日,温家宝在母校南开中学讲话时,透露了他们家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情况,虽然温家宝和家人在当时不曾锒铛入狱,但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相信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很多人都不会缺少向往自由的灵魂。当他在青少年时代读到普希金的这首《自由颂》时,应该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过,温家宝如此推崇《自由颂》,除了因为他和家人在毛泽东时代的痛苦经历之外,更因为他需要通过对《自由颂》的高度评价来讨好今天的俄罗斯人。事实上,温家宝在此前就有过类似的举动。今年4月29日,温家宝在印尼访问时,与阿拉扎大学的学生合唱了印尼的传统民歌《哎哟妈妈》。民歌《哎哟妈妈》的知名度和传播范围显然远不能跟诗歌《自由颂》、《纪念碑》相比,温家宝会唱只要一种解释,那就是事前临时准备的,目的也是套近乎。
温家宝的记忆力或许真的比一般人强,但如今毕竟廉颇老矣,诸如《自由颂》这样的长诗要他全部背诵肯定没有背诵《乡愁》那么简单。《自由颂》和《纪念碑》虽然都算得上诗歌中的精品,但是,《自由颂》的战斗性显然比《纪念碑》更强,对专制的控诉更为直接和犀利。温家宝在皇村讲话时,如果能背诵《自由颂》,就算不是全诗,只是其中的一些段落,也更有现实意义。
温家宝错背的诗歌《纪念碑》是普希金1836年8月21日在彼得堡的石岛写成的,距离他因决斗而死仅有半年多时间。他在这首诗中写出了自己的崇高志向和使命,为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最后的总结,而且预言了他的名字将永不会被人们遗忘。温家宝在担任国务院总理这些年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民矛盾日益严重,政治的黑暗程度并不比普希金所处的沙皇时期好多少。
《纪念碑》在普希金逝世之后仍然不能按原文发表,而是经诗人茹科夫斯基修改过的。今天的中国,言论、出版自由显然还不如俄国沙皇时期,普希金的诗歌经过修改还能发表,而今天的中国,因人废文已经成为当局封杀异议作家、诗人的惯用方式。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他朗诵《纪念碑》中“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一句时,不知道会让多少中国人身上起鸡皮疙瘩。
新华社为温家宝文过饰非
温家宝在皇村参观的时间虽然是11月6日,但是,直到11月8日,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才发表相关报道。在相关报道当中,并未提及《自由颂》,而只是提到温家宝在参观过程中朗诵普希金的另一首诗《纪念碑》。可见,新华社在为温家宝文过饰非,担心如果直言温家宝诵诗时牛头不对马嘴,会有损温家宝和中国政府的光辉形象。
不过,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官方的舆论封锁不再奏效,虽然官方媒体不愿意面对温家宝的摆乌龙现实,并且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将“温家宝自由颂”的关键词设为敏感词,屏蔽了有关内容,但在微博以及海外自由媒体上,温家宝的这个低级错误仍然不胫而走,在坊间传为笑谈。当然,虽然温家宝朗诵的不是《自由颂》,但他的举动依然让很多中国人欢呼雀跃。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不计其数的良心人士尚在狱中或尚被官方以其它各种手段打压的今天,对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任何一位高官未曾付诸行动的言论都必须慎重评价。温家宝在谈论达赖喇嘛的时候曾表示“不能只看达赖喇嘛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对于温家宝,我们同样也要既察其言更观其行。
欧阳小戎:荒谬的“维稳”及其出路
“维稳”必须依赖巨额的财力及众多人力、物力开销。而所有这些开销,最终又必须由人民来为之埋单。显然,这一过程本身就在制造更大的不公正和不自由,是对人民的进一步侵犯。就好比一伙恶霸正在霸占着一个村庄,又担心村民们的反抗,于是他们不仅勒索村民们的财物,限制村民们的行为,还要求村民们供养他们雇用的打手,并为他们的打手们打造武器装备。
先贤老子曾经有个著名的逻辑:宣扬什么,正是因为短缺了什么。因此,当“维稳”一词出现时,它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不稳定了。
当我们不做过多的纠缠而直奔主题,在此笔者想请教诸君一个问题:“维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诸君也许各自有不同的表述,而笔者相信,如下表述几乎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基本认同,其中包括那些试图“维稳”的人们(假如他们可以被称为“人”的话)。
“维稳”的实质,就是利用党务机器(也有人称为“国家机器”),强行压制当今中国社会各种抗议行为及潜在的抗议可能,以延续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之机制。
按照《社会科学报》所披露的数据,2009年中国“维稳”经费高达5140亿人民币,而2010年则高达6244亿,过去几年,其经费开支规模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率增长。按照这个速率,到2019年时,此经费规模将超过3.5万亿人民币,而按照gdp增长水平,届时中国gdp总量大约为42万亿人民币。以今天,政权财政总量占gdp总值大约五分之一的标准来估算,届时财政总量大约为8.4万亿。也就是说:10年后,维稳经费将超过财政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到2024年,这三项数据将分别为:9万亿、65万亿和13万亿。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数据不可能在未来成为现实,但是这些估测数据为我们提供一个看清“维稳”本质的基本视角,那就是:“维稳”这一举动,只会耗竭社会的民力,掏空政府的财政。其后果将是越维越不稳,加速中国官僚政权的瓦解。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不稳定?或者说,当今中国的官僚政权为什么会变得不稳定?其中或有诸多缘由,但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今中国的官僚政权非但无法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自由,并且,他们还是制造中国社会公正与自由缺失的头号罪犯,在这些犯罪行为中,官僚集团所占据的份额至少在九成以上。
回到先前所提及的那一组数据,尽管各种估测非常粗略,但有一个事实却铁板钉钉不容否认:“维稳”经费开支的增长,远远高于中国社会经济规模的增长,前者的速率大约是后者的2.5倍,以此作为切入点,以下展开变得顺理成章。
社会或者政权的“不稳”,其首要原因在于公正之缺失,人民权力与利益受到严重侵犯,尤其以来自官僚集团的直接或间接侵犯为甚,而又无法通过诸如法律、媒体之类的公开途径得到解决,甚至连求诉都做不到,于是不满情绪积压并增长。官僚集团意识到这种不满情绪的增长对其统治构成了危害,于是推出所谓“维稳”。
但是“维稳”必须依赖巨额的财力及众多人力、物力开销。而所有这些开销,最终又必须由人民来为之埋单。显然,这一过程本身就在制造更大的不公正和不自由,是对人民的进一步侵犯。就好比一伙恶霸正在霸占着一个村庄,又担心村民们的反抗,于是他们不仅勒索村民们的财物,限制村民们的行为,还要求村民们供养他们雇用的打手,并为他们的打手们打造武器装备。
表面上的抗议可能会被这样的“维稳”行径暂时压制,但这种行径本身只不过在给官僚集团的统治制造更大的“不稳定”。人民的抵抗情绪来源于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想要使人民的抵抗情绪得到松弛,那就必须减轻他们的负担,而官僚集团的“维稳”却在加重着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的抵抗情绪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扩散。这种抵抗情绪在多年以后很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不可遏抑的毁灭性力量。以2010年为例,该年维稳费用为6244亿元,全社会人均费用约500元。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充满了不满情绪,而官府非但不给我们每人减免500块钱的税赋来安抚我们的不满,反而向我们每人摊派500块钱,用来“维持我们情绪稳定”。这是何等的混帐逻辑?任何政权,其存在的根基都来源该社会民众的支持,一方面,政权的维系需要依靠人民的劳作来提供各种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政权可以给民众提供安全,使人民乐于生存于这个政权之下。因此“维稳”好似一个身上长了烂疮的人,试图割下自己身上其它部位的肉来填补这个烂疮。每补上一个一斤肉的烂疮,需要割下自己的两斤好肉,每补上一个小型的烂疮,同时都在制造一个更大的烂疮,最终,这个人死在被自己割出来的浑身烂疮之中。
因此,真正有可能使得当今中国社会走向稳定的,是统治中国的官僚集团停止自己的犯罪行为,阻止不公正与不自由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蔓延。这一目标的达成,其首要条件是还政于民,让人民自己选举出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并由人民来对其施政成绩实行评估,以决定其在任或在野。
具体分而细之:
首要之急冲在于停止“维稳”体系的运作,进而减轻人民头上所承担的各种“税赋”;
其二,开放言禁、党禁,为自由选举做铺垫准备;
其三,政党退出军、警、情信、学校;
其四,一切现有政党名下资产收归国有;
其五,制定宪法并选举各级立法会、政府选举;
其六,在这些基础上展开民族和解谈判,重新构建百年前五族共和之景象。
如是,则可保五族十数亿同胞及子孙后代之和谐幸福,若非如此,则洪流来时,一切悔之晚矣!
敬告各界
《零八宪章》月刊征文启事
在当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自2008年12月9日首批303人联署公布《零八宪章》以来,虽然文本起草人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受到残酷打压,虽然执政当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消解《零八宪章》的传播和影响,但渴望真理与自由的人们仍然不惧高压,仍然一批又一批的站出来宣布自己对《零八宪章》的认可和支持,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著名政治学者李凡先生在谈到当代中国民权运动时公开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这些活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08宪章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秦永敏也谈到:“《零八宪章》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统一战线,它以89民运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凝聚了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站在民主人权第一线的志士仁人,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雏形。它所拥有的资源包括道义资源,先声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国际支持资源,动员号召力资源,等等,并且还有将前述多种资源整合到一起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今日中国最有前途的一股政治力量。”应该说,李凡和秦永敏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截止2011年6月第二十六批联署人名单的公布,公开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海内外人士将近13000人,这其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普通农民工,既有民主维权人士,也有体制内精英……毫无疑问,这是《零八宪章》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对于权贵集团“反对派”的阶段性胜利!
为了宣传《零八宪章》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了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理念更广泛的深入人心,为了更好更快的推动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2009年6月我们郑重推出《零八宪章》月刊。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鞭策下,围绕民主维权事业,我们共编辑发行了31期电子文本,编辑转载各类文章两千多篇。与此同时,我刊还分别就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人权个案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声明,并就一些难点问题的处理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有效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本刊自创刊以来所存在的某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瓶颈制约,使得本刊能够吸纳的“原创文章”并不多,从而影响了本刊的发展,也让很多对本刊抱有深厚期许的师友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筹措到部分经费,虽然数量有限,但我们愿意将这点有限的资源用于推进公民维权事业,用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事业的宣传推广上。
因为这样的背景,《零八宪章》月刊现在面向全社会发出征文公告:
欢迎您就政治改革、中国社会转型、公民维权运动、民主宪政理论思考、群体性事件、公民参政运动(竞选人大代表、争取结社权、进行政治表达等)、检讨执政党、检讨执政府以及权贵集团的腐朽黑暗等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欢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争鸣,恳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先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来稿注意事项:
第一,来稿请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时署真名或笔名请注明。
第二,来稿字数不得低于1500字。
第三,来稿作者如果愿意,可以将本人小传寄来,使我们在编辑时能够将作者的情况告知读者。个人小传请少于300字。
您的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将奉上薄酬以资生活补贴。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2011-9-20
公告天下
尊重法治和人权是唯一出路
——公盟关于陈光诚事件的声明
来源: xuzhiyong.fyfz.cn
盲人陈光诚自学法律维护村民权益得罪地方政府,2005年8月以后和妻子袁伟静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006年8月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毁坏财物”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2010年9月出狱后和妻子一起继续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失去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小女儿也因为父母失去自由无法上学。陈光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曾多次被看守殴打,至今身体状况无人知晓。自2005年10月以来,先后上百位公民自发前往探望,多数遭殴打和抢劫。陈光诚事件已经成为中国人权状况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再不妥善处理,将严重危及中国的国家形象。
陈光诚事件发展到今天,政府有关决策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光诚1971年11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5个月大时高烧致双目受到伤害,5岁以后完全失明,18岁开始上盲人学校,2001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上学期间他自学法律,为村民维权。1996年,陈光诚利用寒假代表村民到北京上访,取消了不合理的税费。1998年陈光诚再一次到北京上访,终结了加重村民负担的“两田制”。2000年他通过征集村民签名和诉讼迫使一家污染家乡河水的造纸厂停产治理。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英国联邦基金的扶贫资金,为村里修了深水井。到2003年,陈光诚已经是附近乡村著名的“陈律师”,常有人求助,当年他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到美国考察残疾人福利机构,他被政府评为临沂市“十大新闻人物”。
2004 年3月,陈光诚帮助300多名村民联名要求罢免财务账目不清的村委会,因此受到人身威胁。2005年春季,因计划生育工作排名全省倒数第一,临沂市发动了一场“计划生育运动”,他们采取“连坐”、“办学习班”等方式抓捕关押殴打了很多无辜村民,用棍棒迫使妇女做俯卧撑,迫使60多岁的亲兄妹互相殴打对方的脸,苍山县有的村民甚至被殴打致死。陈光诚为维护村民权益,到北京寻求帮助,滕彪、郭玉闪等先后前去调查并公布违法事实。2005年9月6日,正在北京寻求媒体帮助的陈光诚被沂南县政府雇佣人员从北京劫持回沂南,从此失去人身自由。数十个政府雇佣人员日夜围堵在陈光诚家四周以及通往东师古村的各个路口,切断了陈光诚家的电话和网络,在他家安装了手机屏蔽仪。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他们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2005年10月4日,许志永和李方平律师去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在村口被看守围困并被强行带离村庄,在与政府有关人员交涉中,他们表达了愿意作为调解人化解矛盾的愿望,希望政府能给陈光诚自由,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他们当天再次去探望陈光诚,在村口被殴打。
2006年2月6日,村民陈华因不满看守的遮阳伞挡住自家出口,被殴打,村民愤怒之下群起砸坏一辆警车的玻璃。混乱中,陈光诚冲出包围躲到村民陈光雨家,但看守很快就把手机屏蔽仪搬到了陈光雨家。 3 月11日,看守们突然在路上拦住陈光雨殴打。陈光诚在村民的帮助下冲出院子来到公路边要去县城找领导说理,看守们把陈光诚拦截在公路上,阻止了公路车辆通行。这天陈光诚被警察带走,6月11日,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接到沂南县公安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警方依据上述事实认为陈光诚触犯了故意毁坏财物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两个罪名。7月19日开庭前一天,辩护人被诬陷为小偷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8月陈光诚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刑满释放,但是他的家立即成了新的监狱,重新安装了信号屏蔽仪,数十人日夜看守,他和妻子都失去人身自由,孩子不能上学。2011年2月,有朋友悄悄把陈光诚的录像带出,向外界呼吁帮助,因此陈光诚在自己家里被野蛮殴打。
自2011年1月以来,先后有网友珍珠、刘沙沙、王雪臻、妙决、刘勇、王小山、慕容雪村、刘萍、李建军、李宇等上百人去探望陈光诚,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反而网友们几乎都遭到有组织的殴打和抢劫。
六年来,陈光诚事件从最初的地方政府野蛮执法发展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诬陷入狱进而发展到公开抢劫,置基本人权和法治尊严于不顾,已经不是地方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人权的标志性事件。有关部门沿用阶级斗争的敌对思维看待公民维权,把陈光诚入选美国“国际访问学者计划”、申请到英联邦扶贫基金、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格塞塞人权奖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当成“敌对势力”的证据,按照此逻辑,中国引进外资、国家计生委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温总理当年也入选“时代100人”,这些都是敌对势力了?有关部门总以为是少数敌对分子在挑战政府权威,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介入表明,陈光诚事件不是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而是一个基本良心问题。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甚至公开抢劫持续长达六年,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问,中国有人权吗,一个盲人都被如此持续地有组织地残忍虐待?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吗,为什么公开的持续的抢劫而警方无动于衷甚至直接参与?
陈光诚所做的不过是帮助弱势村民维护正义从而得罪了地方政府,但却遭受了长达六年的非人道待遇,这种行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突破了人类心理承受底线。正在兴起的“自由光诚”公民运动,不是网民吃饱了撑的,不是西方敌对势力无事生非,而是一场基本良心运动。
我们认为,陈光诚没有犯罪,强加在他身上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都是毫无法律根据的判决。刑满出狱后毫无理由的继续长时期实行严厉的人身控制和监禁,是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犯罪行径,政府有关负责人及被雇用的看守在公然犯罪。看守法拘禁陈光诚、非法侵入陈光诚住宅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殴打网友的看守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抢劫网友的看守已构成抢劫罪,不作为的沂南警方有关负责人已构成渎职罪。
陈光诚事件本应妥善解决,给一个盲人应该更多的关怀而不是一再残忍地伤害,2005年我们曾经努力过,今天我们仍在努力。直到今天,只要有关政府部门秉承法治和基本人道精神,善待光诚,相信事情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对陈光诚长时间持续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已经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作为光诚案的法律援助机构,出于对光诚个人健康的考虑,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我们强烈要求立即制止目前针对陈光诚一家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并呼吁政府有关部门:
第一,立即允许陈光诚的孩子上学,允许陈光诚到医院检查和治疗身体;
第二,立即允许民间机构和普通公民自由探望陈光诚及其家人;
第三,立即还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作为自由的中国公民,陈光诚及其家人有权利自由进出家门、外出旅行,不受跟踪和监视。
公民(公盟)
2011年11月11日
关于李宇被殴打被关押的声明
来源:参与
作者:四川省维权人士
(参与2011年11月1日讯)四川省德阳市中国民运战士李宇,前往山东省沂南拯救陈光诚。遭到当地黑社会集团的殴打。伤势非常严重。目前李宇被关押在沂南双堠派出所。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声明:
1.当地黑社会集团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37名旅行者;
2.无条件释放四川德阳市的李宇;
3.当局无条件马上治疗欧伤者;
4.当局必须保证山东省沂南陈光诚和到此旅行人员的生命安全;
5.当局无条件地解出有关对陈光诚的一切非法手段和行为!
特此声明
中国四川省维权人士
2011年10月31日
参与首发
东师古邻村村民《告父老乡亲书》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近日,陈光诚的家乡东师古邻村的营后村,小埠村和前崖子村的村民近日有多人家中收到一封《告父老乡亲书》(附后)。
地方政府囚禁陈光诚,为了不让村民给他们一家提供帮助和往外传递信息,曾组织40-50人的工作组,每天3次不厌其烦的到老百姓家中做工作,“陈光诚是汉奸是叛徒”“谁帮助他就和他同罪”“如果外面有人来打听陈光诚的事不要说任何话”等等。
东师古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村民虽然善良但信息闭塞,陈光诚一家自2005年一直被禁锢,任何人无法接触到他们,虽然村民都知道光诚是好人,村民都相信他不会是“叛徒”“汉奸”,起初有些人替他鸣不平,但都遭到打击报复,政府多方封锁消息,他们信息闭塞,文化知识有限,导致外界的信息他们很难得到,他们的遭遇外界无人知晓。
随着网友的不断探访,村民开始有人了解到真相打印成材料偷偷在左邻右舍散发。
附:
《告父老乡亲书》
在我们山东临沂双堠镇东师古村有一个盲人叫陈光诚,他帮助村民打了一系列“民告官”的官司,维护了乡亲们的权益,同时也得罪了地方政府。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击报复。
2006年7月15日,著名法学界人士:冯兰瑞、应松年、姜明安、张思之、茅于轼、吴思六人上书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指出:山东沂南县拘押陈光诚的做法,歪曲了事实,违背了法律,违反了情理,破坏了政权形象,危害了国家安定,影响了长远的国家利益。恳请纠正山东沂南县的错误做法,无果。06年8月18日,山东临沂沂南法院开庭审理,陈光诚被指控犯有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06年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出狱,被警车送回家。悲惨的是:地方政府将陈光诚囚禁在家中,全家人被外界隔绝。有病不准就医,朋友不准探视。地方政府滥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引起全国网民的一致关注和愤怒。从今年1月起有100多人来探访陈光诚,但都被殴打、抢劫、暴力阻止。
2011年11月12日是陈光诚的生日,继续将有民众冲关探望陈光诚,声援救助陈光诚行动。
营救陈光诚,我们不做看客,我们要呼唤光,呼唤诚!协手营救陈光诚!
焦点关注
编者按:
11月1日,艾未未接到北京地税局对发课公司的处罚决定,总金额为1522万元,限期15天缴纳,如逾期将被处以每天20余万元的罚款和追究公司法人的刑事责任。这当然是一起变相的人权迫害,这件事激起了海内外正义力量的声讨浪潮。与此同时,广大网友自发的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借款运动”,包括广大访民在内的各路人士争先恐后的向艾未未先生伸出了“爱”与“友谊”的双手。
从11月3日开始到11月13日午夜24时结束,短短10天时间内,总共有29434位中国公民自愿通过各种渠道借给艾未未现金人民币8693366元。
这场“借款运动”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之人心所向、再次见证了北京当局的不得民心。在此,我们谨向数万与艾未未先生共患难的同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特别向支持艾未未先生的广大访民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北京当局变相打压艾未未先生的丑恶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我们呼吁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所有民主维权人士继续关注“艾未未事件”的后续进程,并以各种方式的声援来表示我们对一切腐败专制力量的唾弃,以各种方式的声援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郭永丰:1522万罚金是抢劫也是民主的试金石
作者: 郭永丰
根据国情推测,中国大陆有十三亿人口,富人不到5%,穷人在95%以上。穷人由于被蒙蔽、欺骗和愚昧,绝大多数人不知情,知情者极少。如果一个穷人捐一元,至少有一亿人愿意出钱,那就是一亿元,当然区区1522万根本不算什么。如果让拥有亿万的富豪交,一人轻而易举就应付了。所以,目前之所以难,难在富豪中没有或者没人敢支付这种政治罚金。民间绝大多数人根本无从知晓,或者知道了一时半会也理解不到位。
关于此次募集资金,刘晓原、胡佳、妙觉、黎学文等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朋友们出了大力。应该说还是没有大款介入,否则,几个100万加这些散户也解决问题了。据艾未未的助手刘艳萍公布:截止11月9日24时,借债总额6725139元,交易24801笔。其中支付宝18633笔2412387元,建行卡3710笔2585068元,paypal收792 笔290522元,现金290笔802019元,邮局汇款1376笔635144元。参与借款者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由此可见,民间的民主力量绝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一支极为浩大的力量,其每个人的背后,包括妻子儿女,亲朋好友,以及串亲,不交叉重复,至少也有200人左右。那么,这近2万5千人就代表着500万人的力量,甚至更多。如果有10万人参与进来,那就是两千万的力量。过不了多久,比如说一年半载,可能就全民知晓了,那可是全国90%以上民众的号召与总动员。我想中共高层决不是傻瓜,对此一定有心理准备的。也就是说,如果这次老艾还清这笔罚款,他们也不会对老艾太过分,对于民间民主力量可能再不会等闲视之,而是切实要找出路和途径解决根本问题的。毕竟已二十一世纪了,世界大潮如此,再怎么顽固僵化,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也不至于那么愚不可及,傻X到极处。
何况,这江山绝不是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一家的,自从有了任期制限制,虽然变相世袭仍在延续,但在民间力量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做得太过分,否则,他们的命运也会如同萨达姆、卡扎菲等人一样悲惨至极。肯定的,根据古今中外历史定律,任何血债最终还是要以血债偿还的。
毕竟这九常委不是现有体制的元凶,也没留下多么深重的罪孽,只要开明贤达,很多罪过是可以饶恕的。因为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最小代价和成本实现全民永恒的福祉。我们这些追求民主的人,绝不是为了坐牢而坐牢,也不是为了当大英雄而故意牺牲个人性命,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顽固不化的独裁者强加给我们的灾难,否则,在这契约与谈判的时代,我们与独裁者之间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心平气和地谈判解决的呢?
曾有官员问我,什么叫民主?我说,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他说,中国人民不是早就当家做主人了嘛。我说,官员犯法能及时高效制裁吗?胡锦涛不称职人民能罢免吗?就不说胡锦涛,一个村官不称职老百姓能依法及时罢免吗?百姓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吗?人民的言论、结社、出版、信仰等自由充分享有了吗?庶民与官员在人格尊严上平等吗?为何那么多冤假错案频繁发生,永无解决途径呢?等等。他就无话可说了。我说,就不说别的,作为小官,你在你的上级面前是怎样表现的,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你的?
固然,他们都非常赞同我们搞民主,只是说,他们有一家老小要吃饭啊。在就业非常紧张,竞争又极为激烈的社会,他们能拼到这样的工作已属幸运了,他们肯定要珍惜这种为虎作伥的纯帮凶的工作的。当然,他们只是完成任务,与我们无怨无仇,何况民主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东西,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一般他们都会在私下里说,他们也求之不得,谁不希望民主呢?但现实太残酷了,他们太怕死了。那么,就让我们这些不怕死的先为民主铺路吧。
民主其实就是永远相信制衡,绝不轻信个人。因为任何个人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人毕竟是动物,软弱之处太多。即便天性崇高的人,难免因无知、冲动、疲累、劳烦、老化、私情等犯规。如果不及时制止,只会养成习惯势力更难防御。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霸道性永无止境,直到遭遇坚强抵制时才停止。我们之所以追求民主,就是绝不轻信或过于崇拜某个人,只相信制衡与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也就是说,所谓制度好坏人变好好人更好,制度不好好人变坏坏人更坏就是这个道理。
如此浅显的道理,由众多人谈,谈了一百年,作为高素质高修养的后人,中共高层的人无人不了如指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既得利益的捆绑,才故意不言民主的好处。并故意给民主设置很多障碍和绊脚石,甚至严酷打压、恫吓民主人士。这可真正是倒行逆施,反人类反社会而行之的,才是最名副其实的国家和人民的大敌。
为此,我再次奉劝中共高层,请悬崖勒马,迅速向民主看齐。根据中国国情,看看究竟如何走民主化路线,早日实现台海统一,再不要让世界人民看笑话了。当然这笑话是由共高层的某个人所一手制造的,绝不是全部赞同和表态。比如还陈光诚自由,取消艾未未的政治罚金,释放所有政治犯,开放报禁党禁等,能否在十八大前夕首先把这些工作做到位,让民主化在中共统治时期健康有序准备四五年,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缅甸已迈上民主的正确轨道,越南早已冲刺了,就剩下中共,还要等到何时?毕竟,世界上80%以上的国家已实行阳光民主,人口最多的中国为何还要继续坚守此传统,让人治黑幕祸国殃民,冤冤相报何时了?
殷德义:关于捐款给艾未未的倡议
捐款给艾未未,是一种期许,是一种内心反应的外在表现,是对中共政治迫害的反抗,用一千五百万元赎买中共的“法律”面纱,揭开它的无耻嘴脸,我们用实际行动对中共独裁说”不”,这是一个绝佳方式,这必将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必将载入中国人权进步史册!集体缴纳罚款,对中共政权将是很大的羞辱,也等同于民众通过特别的方式对中共的政治迫害进行无声的谴责!
近几年,我和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们,都失去了墙内这个平台,我们被迫支离破碎,在墙的内外,音讯渐无。有些朋友,还能够通过订阅我的邮箱来看我的文章,而有些,则再也没有了消息。这是强权对公民的精神思想的强迫流放,虽悲愤,却无奈。
我们目睹这个天朝的荒诞,痛心生命被忽视,人权被剥夺,公平正义被扭曲,道德良知被泯灭。人们相互之间只是痴痴的望着,看着那些生命蜷缩在血泊中,正义良善被邪恶捆绑凌辱,却没有人敢伸出友爱之手,也没人敢慷慨直言。审判王荔蕻的法官端坐在国徽下,冷漠地反问为福建三网友呼吁的王茘蕻大姐:“你跟他们无亲无故,为什么去声援他们?”这就是强权希望的社会,一个不允许互助友爱,不允沟通交流,不允许民意表达的冷漠疆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惨绝人寰。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起公民调查,个人提供资金、设备,将五千多个孩子的姓名调查出来,并号召网友念出与自己同姓的孩子的姓名,制作成光盘——《念》,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拒绝遗忘。他勇敢的发声,对公权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以及不公正现象进行强烈抨击。2010年德国艺术展,艾未未悬挂起无数从地震废墟中挖出的书包,震撼了全世界。他的艺术,没有天马行空,也没有故作玄虚,他不回避现实,积极入世,用一种近乎残酷而又真实的表现形式,深刻的揭露中国、记录中国、鞭笞中国。可以说,他是当代国人难得的瑰宝,也是一个对抗强权,反对暴政的一个强烈符号。中国有他,是幸事。
这个将国家视为己有的政党,无法忍受艾未未在国际上接二连三的给他们造成的舆论压力,1011年4月4日,在北京首都机场,艾未未被中共当局带走。艾未未被带走后,他的亲人均无法获知他的任何消息,中共当局拒绝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和质疑。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口口声声依法治国的国家,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把一个公民给失踪了!
2011年6月23日,艾未未获得取保候审,官方喉舌新华社当夜发文声称“发课公司实际控制人艾未未涉嫌偷税漏税”。而在艾未未被失踪期间,他的财务工作人员也相继被失踪,并遭受严刑拷打。据悉,艾未未的司机张劲松,在被监禁期间双手长时间被铐在一只椅子上,出狱后瘦了19公斤,文涛同样也被用手铐日夜拷着。艾未未迄今都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所有的账目、财务报表等一切与财务相关的可以证明缴纳税金的资料都已经被当局收走,根本无法查证。会计和经理被威胁,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接触。就是这样,把账目拿走,然后告诉全世界:丫偷税了!
10.28日,北京地税局三名人员到发课公司送达通知书,告知路青(艾未未妻子)于2011年11月1日前往领取《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罚决定下达时,送达人员告诉艾未未:“如果国家说你偷税,你就偷了,你绝望吧!国家会改口吗?”看,国家!多堂皇呵,方方正正的,看这两个字:国家。
这还真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共统治下的国家!一个被一个政党据为私有的畸形“国家”。
处罚最终确定的金额是1522万元人民币(发课公司税单内容:1、补缴税款5263756.61元;2、滞纳金3190331.52元;3、罚款6766822.37元;合计15220910.50元),这对于艾未未来说,等于完全束缚住了他的手脚。15天内申请行政复议,而申请之前,需要先把这笔钱交上,艾未未的母亲(艾青的妻子)不得不以自己的住宅作为财产抵押,寻求行政复议。如果超过十五天,艾未未将面临着每天20万元的滞纳金罚款。可以看出,中共就是想通过用经济手段把艾未未的力量消弱,一个没有了资金实力做后盾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也就有了很大的限制,当然,他也很难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去和这个强权进行可能的抗争。
如果拒绝缴纳,他们就可以强制执行,在不影响其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拍卖其名下资产,直至将这个发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逮捕入狱……
艾未未没有要求大家捐款,但我们看到了他的困境。艾晓明教授说,1500元人民币,1万人,我们交得起。很多人也提出质疑,生怕这笔钱无法到达艾未未手里。我为此考虑良久,决定个人捐款2000元,并决定在自己的圈子内发起募捐,恳请我的朋友能够伸出您的援手,帮助艾未未度过难关。今天艾未未跟艾晓明教授说:“借吧!算是我借你的!”那么我想这样也是不错的想法,艾未未有资金充盈的那一天,他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和信誉进行偿还,除非作为债权人的您,放弃了索回的权利。
我们都不是有钱人,但我们应该承担得起十元百元的捐赠,如果您手头宽裕,在这里我恳请您能够捐点钱帮助艾未未。鉴于艾未未本人并没有公开捐款账号,而且我们也知道,公开账号很有可能会被中共当局查封,因此,身在北京的我们,愿意承当这个捐款渠道,并保证捐款最后交到艾未未手里。如果您愿意捐款,首先请您发送短信到这个手机:18710186530,告诉我您的网民或者姓名,您认捐的数额,以及您的留言,我会进行统计,然后在最后几天通过手机给您发送短信,告知您捐款账号,时间会很短,一两天的时间(以防账户出现问题),捐款到位后我们会进行确认,最后公开所有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额,接受大家的查询和监督。
今天我在twitter上说:“这是一次对中国网民的大考,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网上喊着要民主要改革要自由,今天,对艾未未的帮助,考验的不仅仅是觉醒的意识,还有抗争的决心,民主的诉求,良知的存无。”这也算是一次我个人的一次冒险,因为我并不知道我的读者圈子里有多少真正热心助人,乐见社会改变的朋友。虽然不帮助艾未未并不能证明什么,但在当前中国,我们手里,也只有艾未未这一张牌了,另外一张好牌,还在狱里蹲着。难道我们连这个也要输掉吗?
捐款给艾未未,是一种期许,是一种内心反应的外在表现,是对中共政治迫害的反抗,用一千五百万元赎买中共的“法律”面纱,揭开它的无耻嘴脸,我们用实际行动对中共独裁说”不”,这是一个绝佳方式,这必将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必将载入中国人权进步史册!集体缴纳罚款,对中共政权将是很大的羞辱,也等同于民众通过特别的方式对中共的政治迫害进行无声的谴责!
捐款须知:
1、请发送手机短信到:18710186530或者邮箱weilian1014@gmail.com直接回复:
捐款人:
认捐金额:
给艾未未留言:
注:邮箱直接回复的朋友请留下您其他的联系方式,如手机、QQ等。
殷德义
2011年11月3日夜
艾未未借款:邮递员快哭了 点了一早上的钱
连日来为艾未未借款的行为艺术大有汹涌澎湃之势,11月7日本台就此话题采访了大陆维权人士,他们表示,政府不得人心,做恶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艾未未工作室志愿者在推特上写道:邮递员一早上就给他们送来了776张汇款单。称“邮递员快哭了:我和主任点了一早上啊,你们后面还有啊。。。。”
据艾未未工作室统计,截至11月7日上午11点,已经有超过1.75万人借钱给艾未未,借款总额超过466万元人民币。
北京王先生说,国家定的税是顶着嗓子眼的,你如果不偷税漏税,或者合理避税,你的企业就绝对生存不下去。
(录音):在你没事的情况下,国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想整你了,别的找不着毛病的时候,就把税这一块拿出来。这点也说明,第一,实际上就是政法机关在陷害他。愚蠢!你把税务局为你的政法机关在服务。你定了那么高的天价赔偿,1千多万,你简直是开天大的玩笑!第二又说明老百姓对司法机关、对政府真是烦透了、恨透了!所以大家就愿意我拿钱来替你缴。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北京吴女士以自己亲身经历说明国家的税非常高,造成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不能生存,因此她非常同情艾未未,她自己目前生活十分拮据,但是却给艾未未寄出50元,表示对政府天价税的抗议和对艾未未维权的支持。
(录音):也许有一天老百姓上街的时候,xxx(中共)腐败,钱哪来的?它不仅有个印刷厂,老印钞,还有个帮它抢钱的机构——税务局。电视老演,说国家税务局提前两个月、三个月完成了全年税收。为什么?这些钱都是抢老百姓,层层盘剥来的。工人、个体户、中小企业,这税是由政府扣,但是大型国有企业、国家企业,包括电厂、铁路,他们是自己申报税,你说多少钱就缴多少,包括开发商,他们都是偷税漏税,但是每一个老百姓,发工资够这坎,它扣税,每一个大型企业包括航空公司,他们都是申报税,这区别大了!
北京浦志强律师在网上发贴:十一月五日下午一点半,临汾高大爷来电问他:“我今年七十三岁,退休后打工,买了个半导体,听自由亚洲电台,想给艾未未捐点钱,你能给我他地址吗?” 浦志强听到电话,眼泪几乎要淌下来,忙对高大爷说:“您打这电话,就让我们很感动了,不一定跑去寄钱。”但高大爷还是坚持要寄钱,并表示:“我要寄点,没有多少,他们太坏了,他们实在太坏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田溪 陈菲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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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这不是童话而是神话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07日 转载)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作者:吴雨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因税案"借钱"一事再成世界媒体热点,三天时间民间自发向其"借钱"529万元;11月7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艾未未借钱还税搞得太戏剧性";艾未未则坦言,这件事很美妙,不是童话而是神话。
11月7日,已经进行三天时间的"成为艾未未债主"的网上行动还在持续之中,据艾未未工作室工作人员刘艳萍向德国之声介绍,截止11月7日中午1时,根据已经公开帐户信息的到帐金额统计,目前已经收到网友借款529万元,借款人有18829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以中国内陆为主。她也估计还有很多邮政汇款正在邮路上。目前工作室工作人员正在仔细登记,以待日后进行还款。
11月7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艾未未借钱还税搞得太戏剧性",,认为艾未未可能有"非法集资嫌疑",并指自发的借款人为"极少数人",此文章激起网民一片骂声之后,上网不久即被该报主动删除。
回溯事件经过:11月1日,艾未未接到北京地税局对发课公司的处理、处罚决定,总金额为1522万元,限期15天缴纳,如愈期将被处以每天20余万元的罚款和追究公司法人的刑事责任。11月2日,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和弟弟艾丹以艾青故居为抵押物签署抵押声明;之后,上海维权律师李天天、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发出捐款救急倡议。11月3日,艾未未发出推文表示:借给我吧,赢了我还,输了我也还;11月4日,应众多海内外网友的要求,艾未未工作室公开了"借钱"帐号信息,并实时公布"借款"的汇款情况。
网友:我们进入了欢乐的债主时代
一扫11月1日北京地税对艾未未下达处理、处罚通知时的阴霾和艾未未母亲抵押艾青故居的悲情色彩,当漫画家"变态辣椒"将艾未未的压力变成一幅"鸭梨"漫画后,当无数汇款单和银行转帐、支付宝、Paypal等汇款目不暇接时,就如艾晓明所言,一场草泥马自发的喜剧上演。网友自称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黄世仁",进入到"债主"时代。
新晋成为债主的中国文化学者王小山在微博上发出信息,说他亲自到艾未未工作室送借款,岂料人太多,当债主还需排队;
据刘艳萍在Twitter微博发布信息,11月5日,艾未未的夫人路青在院子里发现多只折成飞机的纸币,相信是网友从院外飞进了艾宅;另有网友在艾未未邮件中留言,请他仔细到院子里找"借款",他们将钱从院外扔进了院内,与钱绑在一起的是一只鸭梨。11月7日早晨,邮局工作人员把776张汇款单堆在艾未未工作室的桌子上时,带着极大的不解和困惑表情。
刘艳萍还描述,艾未未送走一批亲自到家中来送"借款"的人,大喊:"债主慢走"之后,一边小声嘀咕:"我原来也是挺有钱的人,喊人债主,一时还真难适应。"
艾未未的新"债主"之一、中国的自由撰稿人殷德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希望,这是一种人从内心的渴望。表现出来大家内心对独裁政权的反抗,当然很多人也是把艾未未当作一个符号,反对中共对他处罚的方式、政治迫害的手段。这次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进步,虽然离走上街头还有一段距离。"
艾未未:这是一个美妙的事情
德国之声也电话采访了艾未未,他笑着说此时的感觉只在故事中听说过,以前不相信现实中会出现,这是一个美妙的事情:"早晨起来,你看到院子里飞满了人民币叠好的小飞机,家里有很多猫,在玩着纸团,我一看,怎么都是钱,你会想到这个事有点象雪崩,从6月22日我出来时,最早的几个人表示,他们心中不愉快,到整个网络掀起给'犯罪嫌疑人'还债务的象运动的事件,这是自发的行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有的人说这是我上个月的退休金,有的人说第一个月的工资,有的人说是我买下一双鞋的钱,还有人说这是我做面膜的钱,还有人说我七个月的孩子已经成了你的债主,你得世世代代还我的钱了,大多数人还说借你一百年还不需要利息,我们用我们的参与和钱来投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把我们心中的郁闷说清楚。他们希望能有个机会表达,当他们在几十年中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媒体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就说,我们帮一个'罪人'还清债务总是可以的吧。如果这个都不可以,估计只能做'罪人'自己了。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美妙的事情。很多人也说,这已经不是童话而是神话了。"
"自由表达、维护公民权利就是我的罪名"
就《环球时报》评论文章中提到的艾未未可能涉及"非法集资",艾未未工作室早前已经发表声明,此次为借钱,且网友为自愿行为,款项将不付利息全额归还。
新浪微博被网民称为中国最知名"五毛"的吴法天也曾以此罪名对艾未未进行攻击,遭到网友猛烈回击,乐评人健崔表示一定要找到吴法天,以私人方式对"信口雌黄"的人进行惩罚。
中国知名律师浦志强对德国之声表示,这根本不属于"非法集资"行为,因为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艾未未一事不存在"非法集资"罪的特征和要价,网友自发的行动,从性质上说更类似于给红十字会捐款的行为。且艾未未已经提前声明为借款。
艾未未本人对于《环球时报》评论文章,认为在艾未未事件整个过程中,大多数媒体不敢提及此事,而《环球时报》是少数官方允许发声的媒体之一,尽管其为抹黑文章,但实际上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
"从我被抓以后,《环球时报》是少数几个被当局允许进行抹黑的,他们的抹黑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专利的,他们有可能从公安的渠道获得种种信息,他们编造种种罪名,其实他们不需要罪名,我也不需要,因为自由表达就是我的罪名,维护公民权利就是我的罪名,他们再找另外的罪名显得很愚蠢。"
殷德义则表示,作为《环球时报》评论中的"极少数人",他们代表的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并且这个群体也是网络上的价值及生活示范者,将会带动沉默的大多数人进入到公民行动的时代。
本文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借款结束逾860万 未未唱《草泥马》答谢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11-11-14 10:44
【新唐人2011年11月14日讯】(新唐人综合报导)大陆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被北京地税局通知缴付1,522万元欠税连罚款后,连日来支持者通过银行、网路滙款等途径踊跃捐款,欲支援他度过当局巨额税务罚款的难关。
艾未未在推特声明,至14日凌晨,共收到共收到29434笔借款,总金额8693366元。借款截止。网友指:如果不是中共封杀绝不只这个数。此外,艾昨日应支持者的要求,亲自表演了《草泥马之歌》答谢众债主,令网友笑喷。
艾未未13日中午发推特:截止11月13日24时,共收到29434笔借款,总金额8693366元。借款截止。
近3万名民众参与筹款
艾未未曾声明,这笔钱将用作〝保证金〞给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意缴纳税款或罚金,而是为了进入下一步申诉程序。并保证一定会还给大家。
这次筹款活动有近3万名民众参与,艾未未今日(14日)将与地税局办理存单质押手续。
艾未未跳唱表演《草泥马之歌》
13日,艾给他的支持者们提供包括理发等免费服务外,他还应支持者的要求,录下一段搞笑视频:视频中他拿着一部iPad,一脸严肃的边跳边唱《草泥马之歌》。〝草泥马戈壁,草泥马戈壁〞,逗得支持者们笑声不止。不少网友留言说自己笑到不行了。
提供担保 换澄清事实
艾未未妻子路青任法人的发课公司,本月1日被北京地税局正式通知需缴付1,522万元欠税连罚款后,按规定5天内( 16日前)必须缴欠税款加滞纳金845万元,或提供担保,否则将丧失行政覆议和上诉权。
发课公司莫之许表示,按目前规定,发课公司若不能在11月16日之前清缴税款加滞纳金845万元或提供地税局认可的担保,将永久丧失复议和起诉的权利。发课公司并非要缴纳〝欠税〞,〝滞纳金〞,更非认罚,而将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换一个澄清事实、证明清白的机会。
艾未未将保证金汇入税务局指定帐户
【新唐人2011年11月15日讯】(新唐人记者周玉林、剑彤采访报导)中国著名的维权艺术家艾未未的律师星期一(11月14日)表示,艾未未依法缴纳保证金,但被北京当局以不合理要求拒收。大陆著名媒体人莫之许今天在推特上转发一张艾未未手拿着两张单据的照片,称〝845万凭证在此〞。而发课公司税务代理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今天早上已经把艾未未的上诉保证金钱转帐到税务局指定的临时保管金帐户中,目前正在等待对方确认。
发课公司税务代理杜延林对《新唐人》记者说:〝将抵押款打到税务局在银行开的一个代保管资金账户上,以这种方式取得行政复议的权利。现在还要等他(北京地税局)到帐确认。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把钱转过去,因为是跨行转帐,它可能有一段时间。等他确认收到后,他会给我们担保人艾未未提供收据并签署担保协议,才能确认这个事情。〞
回应〝莫之许〞上传的照片,推友〝freemoren〞也发布信息称:〝发课公司845万抵押担保金于15日中午正式交接完毕〞。
此前,发课文化公司的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和浦志强14日准备到北京地税局提交艾未未以第三人身份为发课文化公司担保的存单时,被北京地税局电话告知要变更方式。
随后北京发课文化公司的法人代表路青委托两位律师向地税发出紧急公告和声明,要求其履行法律程序。
艾未未的律师浦志强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艾未未依法缴交保证金,但北京地税局不收存款凭证,而要他们将钱汇入税务局帐户。他跟艾未未仍与当局交涉中,但结局难以预料。
浦志强说:〝我们完全合法的。我们为了取得一个跟国家讲理的正当的机会,把能做的全做了……艾未未把一个不清楚的事情、为一个不清不楚的罚款,把这九百来万块钱打到税务局的任何一个帐户上去。一旦我们把这个官司打赢了,那么我担心这个退款会有麻烦。〞
艾未未先前因逃漏税遭到当局拘押近三个月,但艾未未否认逃税,并说这是当局为了迫使他停止维权活动。他的律师说,当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提出任何艾未未逃漏税的证据。
11月1日,艾未未接到北京地税局对发课公司的处理、处罚决定,总金额为1522万元,限期15天缴纳,如逾期将被处以每天20余万元的罚款和追究公司法人的刑事责任。代理律师当时表示,要通过法律路径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逃税案〞中被认定的〝逃税方〞需要先补缴〝逃税款、滞纳金〞后方可进入到申诉的法律程序。
11月2日,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和弟弟艾丹以艾青故居为抵押物签署抵押声明;11月4日,应众多海内外网友的要求,艾未未工作室公开了〝借钱〞帐号信息,〝借款行动〞到11月14日零时截止,不到10天的时间,到帐869万元,参与借钱行动的海内外网友高达3万人。艾未未说这些钱将来他都会偿还。
正当网友认为此〝借款〞行动可以使税案进入下一步的法律程序时,北京地税突然变更方式,激起网友的强烈不满。
著名媒体人北风今天在推特上说,北京多人被喝茶要求不得介入发课税务事件,当局可能要动手硬吃艾未未。
网友happyvag 快乐流浪汉回复北风说:看来借款也算颠覆了……
据《德国之声》报导,另一位代理律师夏霖认为,按照中国法律,北京地税的作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法律要求抵押担保可以向其提供抵押凭证,但他们现在房子不要,现金也不要,到底要什么?〝我们目前不清楚地税的想法,是不是想以此阻碍我们提起行政复议?因为行政复议的前提是要么提供完税证明,要么提供纳税担保。〞
夏霖同时表示,北京地税昨天的变卦,可能和〝借款行动〞有关,疑公权力干涉此案。
特别关注
编者按
本期的“焦点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遭遇,继续关注前往“东师古”围观的网友们。从维权的角度讲,陈光诚先生是中国的骄傲;而从临沂地方当局所强加给陈光诚先生的迫害、强加给围观网友“刘沙沙们”的殴打、侮辱和抢劫来说,则“东师古”乃至于“临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罪恶和耻辱的代名词!对于临沂地方当局的匪徒行径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与此同时,我们向陈光诚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前赴后继前往东师古围观的刘沙沙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呼吁网友们继续“围观”东师古,继续“围观”陈光诚!
秦永敏:陈光诚生日祝贺团动态追踪
来源:参与
作者:秦永敏
(参与2011年11月11日讯)陈光诚1971年11月12日出生,将于明天满四十岁。
多日以来,全国各地维权人士一直在筹备陈光诚生日祝贺团,准备前往山东临沂沂南东尸骨村为陈光诚祝寿。
1,11月上旬末,江西新余参选三杰刘萍、李思华、魏忠平军决定在陈光诚四十岁生日这一天去探望并祝寿。但是,从10日开始三人已经各有一不同遭遇。其中,李思华还没离开就被当地控制,现在仍然被限制在一家宾馆里。魏忠平准备绕道江西奉新县迁往,却遭到国宝拦截带回,只有刘萍一人已经成功到达山东临沂。
2 ,2011.11.11上午,刘萍发出了最后的消息后关机,由于刘萍是第三次前往,前两次还挨了打,因此她的境况格外叫人担心,各方面朋友正焦急的等待她的消息。
另外,2011-11-11上午九点来钟接到消息,北京的一个陈光诚生日祝贺团正在紧张的进行行前准备。
3, 在北京,联系人张小玉(13720003584)(河南焦作人)作为维权人士对此行的危险有充分准备,说:“大家就是冲着那里打人抢劫居然被合法化了,才决定组团前往的”。他说,目前他那里已经有几十人报名,正在天子脚下集合,随时准备出发,以便能赶上给陈光诚庆祝其四十岁生日。但是下午2:44,张小玉已关机。
4, 此外,近两个月来组织了多次探望陈光诚行动的河南南阳女杰刘沙沙,据说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她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况,11日下午开始也无法和其本人取得联系。
5, 山东老孔即河北保定徐顺义准备前往,但社区民警头天就来把他看守在家中,2011-11-11公安局长来“看望”他,明言不准去临沂东尸骨村。
6, 下午3点,已有四十余名全国各地维权人士从北京、上海、湖北、江西赶往山东临沂,并在火车站留影,其中包括河南焦作张小玉、江西新余刘萍以及上海毛恒凤等人,但与此同时,山东当局已经开始在全胜旅店搜寻可疑人士,明显是针对陈光诚生日祝贺团。
7, 17:20:北京南站已经有30余人集结,并打出标语照了相,他们已经知道,山东当局正严正以待,所以不会直接坐火车去。张小玉介绍了基本情况后,上海访民余春香说:“我被无手续拆房,上访了五年,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迫害加剧,当兵得孩子居然被要求脱离关系。”上海的兰月莲说:“没有规划也没有拆迁许可,黑社会要抢夺我的房子,几年来断定断水,九十岁老人关在里面,连孩子每天上学也要爬出爬进。”上海熊小平说:“我十三岁被无理劳教,做童工、、、、、、”河南洛阳的张守珍说:“01年村书记架电话线抢占我宅基地,上访被关押、拘留、劳教,各级政府之打压不解决问题。”江苏的居小玲说:“两个事,第一被告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程序违法、实体违法,第二东交民巷派出所非法居留。”河北承德边蕊莲(手机13832472908)说:“官商勾结,区政府不作为,强迫我的屠宰场换地方却又不办任何牌照,抢走省生猪,孩子没法上学。”还有安徽合肥的孙良芳及马某、徐某,上海的张佩珠也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冤情。她们说,陈光诚在受迫害上是我们的代表,所以,去看他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以上接电话的陈光诚探访者全部是女性。
8, 20:30拨打刘萍手机,关机。
9, 20:30拨打刘沙沙手机,关机。
10, 21:10拨打边蕊莲手机,她在下午五点半接受完采访就离开了众人没有去山东,不知后来的情况。
11, 21:14拨打张小玉手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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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陈光诚生日特警持枪拦劫44名探访者
记者: 叶兵 | 华盛顿 (博讯 boxun.com)
11月12号,中国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生日当天清晨,40多名中国各地公民在接近临沂地区时遭到当地大批警察拦截,随即遭到持枪特警扣押,目前已经被关了几个小时,没有提供食物和饮水。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方,有多名关注陈光诚的活动人士遭到国保人员的控制或警告。
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是在临沂被关押的44人之一。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和其他从北京出发的旅客目前都被关在临沂市兰山区的一个交警队,由全副武装的特警看押,枪口对准他们这些乘坐包租的旅游巴士到临沂的外地人。在通话中,可以听到有妇女在呼喊抗议口号,抗议非法扣押,要求警察放人。
毛恒凤说,从早晨3、4点钟开始,这个被扣押的旅行团在途中就遭到警方以修路和桥梁断裂等各种理由一再拦阻,后来警方声称,全国大搜查,外地旅游车一律不得进入山东境内。
在许多网友纷纷对陈光诚40岁生日表示祝贺之际,中国警方看来正在加紧监控各地活动人士。
近期多次到临沂关注陈光诚夫妇及其6岁女儿上学一事的山东维权人士王雪臻一小时前被国保人员“喝茶”。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国保人员没有表明来自哪个城市,只是声称陈光诚事件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并威胁王雪臻,要她悠着点。
今年一月和六月曾独自开车前往东师古村试图探望陈光诚均遭暴力拦劫的南京网友何培蓉(网名珍珠)目前情况不明。两天前,她在离家上班时遭到国保人员禁止出门,一度被带到公安机关关押,目前情况不明,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11月12号,中国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生日当天清晨,40多名中国各地公民在接近临沂地区时遭到当地大批警察拦截,随即遭到持枪特警扣押,目前已经被关了几个小时,没有提供食物和饮水。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方,有多名关注陈光诚的活动人士遭到国保人员的控制或警告。
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是在临沂被关押的44人之一。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和其他从北京出发的旅客目前都被关在临沂市兰山区的一个交警队,由全副武装的特警看押,枪口对准他们这些乘坐包租的旅游巴士到临沂的外地人。在通话中,可以听到有妇女在呼喊抗议口号,抗议非法扣押,要求警察放人。
毛恒凤说,从早晨3、4点钟开始,这个被扣押的旅行团在途中就遭到警方以修路和桥梁断裂等各种理由一再拦阻,后来警方声称,全国大搜查,外地旅游车一律不得进入山东境内。
在许多网友纷纷对陈光诚40岁生日表示祝贺之际,中国警方看来正在加紧监控各地活动人士。
近期多次到临沂关注陈光诚夫妇及其6岁女儿上学一事的山东维权人士王雪臻一小时前被国保人员“喝茶”。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国保人员没有表明来自哪个城市,只是声称陈光诚事件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并威胁王雪臻,要她悠着点。
今年一月和六月曾独自开车前往东师古村试图探望陈光诚均遭暴力拦劫的南京网友何培蓉(网名珍珠)目前情况不明。两天前,她在离家上班时遭到国保人员禁止出门,一度被带到公安机关关押,目前情况不明,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助陈光诚邻居被囚 闯东师古越战越勇
看中国记者欧阳光编译报道
前往山东临沂探望遭当局软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的人士越来越多。虽然陈光诚居住的东师古村,有黑帮“重兵”把守,目前未有人闯关成功,见到过陈光诚。但这些人士面对可能被殴打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令当局措手不及。
据英国卫报11月11日(周五)报道,本周六是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的40岁生日,很多人士希望为他庆生。一些人计划旅行数百英里,到东师古村,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真的能见到陈光诚。
一年多以来,这位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及其全家都被当局软禁在东师古村的家中,不准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当局没有指控他任何罪名,甚至不承认对其施行了软禁。但数十名试图前往探望他的人士遭到威胁、殴打,及遇到看守的黑帮人士石头袭击。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如此对待访客,这样的经历并没有吓退他们,而是激发了更多人加入。
中国人权卫士组织(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国际部主任Renee
Xia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市民前往探访陈光诚,遭遇到的是殴打和其它暴力行为,中央政府不能再简单重复说:陈光诚是享有自由的,他们也不能再佯装自己无力阻止临沂市政府的这些行为。”
甚至连大陆官方的环球时报近期也建议临沂当局提供更多有关陈光诚案的消息。这是自陈光诚被监禁以来,中国大陆报纸首次提到陈光诚。
陈光诚因曝光临沂官员滥用职权、虐待民众,并帮助失地农民与被强行绝育的妇女,而惹恼了临沂当局。2006年,他被以“破坏财产罪和聚众堵塞交通罪”判处4年零3个月的徒刑。去年9月刑满释放后,他和妻子及女儿立即被软禁家中。
在友人帮助偷运出的一个录像片中,陈光诚说,“我是从一个小监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监狱”。据数月后偷偷传出来陈光诚妻子的一封信中说,这段录像曝光后,立即有黑帮人员冲入他们家中,殴打他们夫妇,陈光诚被打至昏迷。
由于没有得到医治,及考虑到其全家的食物供应,人们越来越担忧陈光诚长期以来的健康问题。陈光诚家惨淡的情形引发了人们探访陈光诚的潮流,就像人们给艾未未送钱缴纳税务罚单一样,让当局措手不及。
网上的照片显示,支持者们戴上墨镜,模仿陈光诚的样子,并打出要求释放陈光诚的口号。一些人甚至把标语横幅挂到了山东省政府在北京的办公室处。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数十人,在完全清楚此前去东师古村的人被殴打、关押,并被偷走个人物品,他们还是试图接近陈光诚。小说家慕容雪村这样写道:“我不能决定我是否去看他……我不希望我的书被禁,也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我已获邀到几个国家讲学。最重要的是,我很害怕。我害怕疼,害怕被殴打,害怕失去自由。”(但慕容雪村还是前往了东师古,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了他前往东师古的经历)
中国人权卫士网站报道说,(东师古村)有近100个警卫,绝大多数来自其他村庄,他们被雇来24小时看守陈光诚一家,每人每天的工资是100元人民币(10英镑),远远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在这个小村庄内设有8个哨点,并在陈光诚的房子周围安放了两台手机信号干扰器。
官员还对村民们表示,称陈光诚是叛徒,并责令村民不得与任何人谈论陈光诚,不能给他人指路--透露哪一个是陈光诚的家,如果发现游客,需拨通一个专用电话报告。
尽管压力重重,几位邻居还是试图帮助陈光诚的家庭 - 据说这些邻居遭到高达6个月的拘留,一些人最终被迫离开了东师古村。
陈光诚6岁的女儿现在被允许去上学 –往返均有“看守”监送,支持者们把这视为一线希望。这可能是当局迫于国际压力的反应。
上周,北京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陈光诚时,称他没有任何资料。临沂市政府官员和警察对卫报记者表示,他们从未听说过陈光诚的情况,也没听说过有游客遭到攻击。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关注陈光诚情况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11日 转载)
自由亚洲电台2011-11-11报导
亚太经合会(APEC)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前,公开对北京当局压制西藏,以及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情况表达关注。在夏威夷智库发表讲话时,希拉里更呼吁中国「走不同的路」。
克林顿这段谈话,是近几个月以来,就西藏喇嘛自焚惨剧和陈光诚的情况公开表达关注的最高级美国官员。
克林顿说,美国对「中国的繁荣发展」表示欢迎,但她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了关注。她说,每当美国看到中国有律师、艺术家或其他人被拘或失踪,美方都会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裏向中方表达关注。
克林顿说,美方对西藏年轻喇嘛在抗议时自焚,以及北京当局持续软禁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情况感到非常担心。
克林顿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表示关注。她说,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时希望获得公平的机会,中国公司也希望从美国购买更多高科技产品,更多地对美投资。她说,美中可以在达成这些目标上合作,但中方必须採取措施进行改革。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国会跨党派委员会负责人呼吁中国释放人权律师陈光诚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
发布 2011年11月1日
对华援助协会翻译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及共同主席今天(2011-11-01)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近况,并立即释放陈。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表示,“令人忧心的获悉,陈光诚六年来持续遭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虐待及监控。国际媒体最近的报道显示,那些试图探望他的人士不断遭到人身攻击及骚扰。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及任何阻挠人们在互联网上对陈表达支持的图谋令人痛心。”
史密斯称,“因无法得到陈光诚的确切消息,许多人相信陈及其业已遭受残酷对待的妻子袁伟静的情况及待遇或许已经恶化。中国当局已加大力度,采取一切限制措施,企图让陈和袁保持沉默。我们对陈的近况深表关切,敦促中国政府官员证实陈及家人未受伤害,并释放他们。持续封锁有关消息的做法必须终止。”
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表示,“我们对陈光诚及家人遭到政府关押的境况极其关注。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称,政府官员正在陈家外面修建一个独立设施,计划不久将陈光诚夫妇迁入这一设施中,以加强安全。我们尤为关注这一监控措施会对包括陈夫妇及其幼女在内的整个家庭带来的影响。我们与中国公民一道,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开并解释陈的近况。”
美国议员们表示,“鉴于有关陈、袁的消息遭到封锁,以及他们一直受到虐待,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陈光诚及其家人的非法软禁,并允许记者及其他人士自由探视他们。”
2005 年,维权人士陈光诚将山东临沂市强制计划生育的做法曝光于国际新闻媒体。他还替农民、残疾人及其他团体维权。当地政府于2005年9月将陈软禁在家,并于
2006年6月正式逮捕他。在经历程序备受抨击的初审、二审之后,陈被指控“蓄意破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获刑四年零三个月。
陈光诚刑满后于2010年9月9日获释。但当局继续将他非法软禁在位于临沂地区(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的家中。2011年2月份以来,有关陈光诚及妻子袁伟静遭到当地公安人员毒打、反锁家中并受24小时监控的报道持续不断。据称,当局还一度禁止他们的年幼女儿入读小学。陈光诚据称依旧遭受服刑时染上的肠疾的折磨,但被禁止寻医治疗。
原文链接: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66009
2011年 11月 06日
美国国会为陈光诚举行听证议员准备亲自探望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遭遇继续在中国国内外受关注。
美国国会为陈光诚举行听证11月1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专门就陈光诚的情况举行听证。
*给陈光诚自由*
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Rep.ChrisSmith)主持听证。他的发言稿题目是两个醒目的英文字"FreeChen"-"给陈(光诚)自由"。
史密斯议员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自由集会,自由行动,自由发言;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要讨论一位勇气卓越的人以及他同样勇敢的妻子面临的遭遇,他们完全没有自由,而且面临进一步的迫害,甚至是谋杀。"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发言稿,题目是"给陈自由"
目前被软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因协助村民抗争一胎化政策引起的暴力行为而坐牢四年多。去年9月他刑满出狱回到家后遭到软禁和监视。据报导,陈光诚和妻子曾遭到当地政府雇用的打手殴打。
最近有很多人探视陈光诚遭到拦截,遣返甚至殴打。
*美国能做什么?*
前中国民运学生领袖,女童之声创始人创世人柴玲以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为例,向美国发问:"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我们和那些对小悦悦见死不救的18个没有区别。"
柴玲呼吁美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奥巴马总统尽快出面要求陈光诚和家人获得自由,允许他们离开中国,到另一个国家。她还呼吁美国拒绝给参与过迫害陈光诚的官员,包括临沂市长张务锋到美国的签证。
参加听证的人带墨镜对陈光诚表示支持
*史密斯:我要亲自探望陈光诚*
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上说,使馆官员包括美国大使本人应该去探望陈光诚。
他对于美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打交道的时经济利益超越人权议题感到不满。
史密斯议员说,必要他准备和其他几位议员一起到中国亲自探望陈光诚。(博讯boxun.com)
吕耿松:卡扎菲的死日与陈光诚的生日
来源:参与作者:吕耿松
(参与2011年11月13日讯)汉语中有句成语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典故出自《晋书•苻坚载记》:“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和《晋书•谢玄传》:“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说的是公元四世纪的淝水大战中,前秦的九十万大军被东晋的八万军队打败。秦王符坚登上寿阳城眺望,发现晋兵布阵严整,以为八公山上草木都是晋兵。那些败逃的秦兵听到风声和鹤叫声,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于是秦军一溃千里,九十万大军只剩下十万人。后世用“草木皆兵”来形容人在极度恐慌时,一有风吹草动便疑神疑鬼的样子;以“风声鹤唳”来形容人极度恐慌以致于自相惊扰的样子。屈指数来,淝水大战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闹剧又在上演。远在万里之遥的蕞尔小国的独裁者卡扎菲的死日和中国山东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的生日,在中国都成为“敏感”的日子,这是一种现代版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它充分说明了中共当局是何等的虚弱,何等的外强中干。(博讯boxun.com)
10月20日晚,世界各大媒体报道了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死亡的消息。21日上午,我准备到杭州吴山去和朋友们一起喝茶。刚要出门,杭州西湖区国保和翠苑派出所副所长、片警及巡防队员八九个人立即围上来,不让我出门。我责问他们为何不让我出门,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说不出道理,但就是不让我走,还拔走了我电瓶车的钥匙。我跟他们对峙了二十分钟左右,最后只好把电瓶车拉回车棚,国保一直跟到车棚,直到我把电瓶车锁上才离开。与此同时,吴山上的朋友也受到了杭州市国保的冲击。事后我们分析国保为什么要大打出手的原因才明白:卡扎菲死了,当局害怕我们集会庆祝这个独裁者的死亡,所以才如临大敌一般。
昨天(11月12日),我们本来约好到毛庆祥家附近去吃火锅。那里有一家火锅店开张,第一天打折优惠。对于我们这些“叫化子革命家”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毛庆祥几天前就把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一来可以解解馋,二来可以借这个机会聚一聚,聊聊天。但早上不到八点,毛庆祥就被国保叫去“喝茶”了。九点多一点,我准备到医院去看病,因自行车没有气了,我到我妻子那里去拿两毛零钱打气,因这个方向是朝大门的,只见片警气喘吁吁地赶过来,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不到哪里去,拿两毛零钱打气。接着他便跟我到修车店,帮我把气打好,然后又跟我到家里。到家后,我见车篮的镙丝松了,便拿出镙丝刀和老虎钳紧固镙丝。这时翠苑派出所副所长(他专职监管我)和片警又跑过来,问我车修好后是不是想出远门。我说我不想出远门,但想到医院去看病。他说今天不能出去,哪儿也不能去。下午快到四点的时候,我骑车去医院,大概守候在我家前后的探子通风报信了,我出门后不久就在路上碰到了片警,他开着一辆小车过来,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就在前面医院里(医院离我家不远)。也许是由于已经比较晚了,也许是片警已厌倦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竟然放了我一马,让我去医院,只是关照了一句“早点回来”。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毛庆祥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回到家了。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吴义龙,吴义龙说他今天也被国保请去喝茶,晚上还要请他吃饭,要到九点才能回家。我在网上跟朋友聊天时,对今天国保又大打出手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可能是国保怕我们讨论给艾未未“借款”的事,但罗勇泉的提醒使我恍然大悟。罗勇泉说:“今天是陈光诚的生日啊!”这就对了。11月12日是陈光诚的生日,全国有许多民众在庆祝他的诞辰。但为朋友庆祝生日有什么可怕?难道天会塌下来吗?也许在当局看来,这会影响社会稳定,会威胁中共政权。所以,在当局眼里,陈光诚的生日和卡扎菲的死日一样,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于是疑神疑鬼,自相惊扰。
我们再来看看上海和山东。在上海,11日上午10点左右,王扣玛、陈国贵、张燕红等六位上海市民登门拜访冯正虎,他们正在冯家聊天听民歌,五、六位五角场派出所的警察奉国保的命令敲门而入,要驱赶他家里的客人,国保担心这些客人约冯正虎出门聚餐为陈光诚过生日,要求冯让客人离开他家,并传唤他到派出所。
在山东,来自全国的44位维权访民前往“尸骨村”为陈光诚庆祝生日,上百名手持冲锋枪的特警对他们进行阻拦。警察用枪口对准他们说:“凡是来临沂‘旅游’的都这样对待。”随后他们被关在临沂南山派出所一个停车场内。可见,全国各地都是草木皆兵。
毛庆祥告诉我,国保对他说,吕耿松是最危险的人,请喝茶、吃饭其他人可以叫,但吕耿松不能叫。这话真让我大吃一惊,国保竟然有这样的“高见”。这使我想起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有几个犯人(与我关在一起的都是已决犯,他们是看管我的)叫我“拉登”。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不是拉登。我们是搞民主的,不提倡暴力,这跟拉登的主张和做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以为他们把反对共产党的人当英雄看待,所以我是他们心目中的“拉登”。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当局的阴谋,是故意给我设的套。如果我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作拉登,向他们宣传拉登的那一套,那么很可能会栽进去。在法庭上,公诉人曾对我喜欢研究军事说成是主张暴力革命,这跟犯人说我是“拉登”、国保说我是“最危险的人”如出一辙。凡和我相处过的人都会说我是一个温文而雅、宅心仁厚、忠诚老实的人。但想不到国保会说我是“最危险的人”。说我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那么共产党确实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方面说明貌似强大的中共政权已弱不禁风,一方面说明它还要作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参与首发
司马南诋毁艾未未陈光诚 姑娘生气“砸场”
【大纪元2011年11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程静报导)11月13日下午,中国公众人物司马南参加“四月青年大讲堂”的主题演讲活动,在现场提问环节,网名为“姑娘很生气”的女网友,驳斥司马南对艺术家艾未未和维权律师陈光诚发表的公开评论。专家表示,司马南一直在砸别人场子,他披着文人外衣,攻击不能自由发声的被迫害者,毫无道德底线。
女网友直指司马南“胡说八道”
德国之声15日报导,11月13日下午,四月网的“四月青年大讲堂”举行“文化强则中国强”的主题演讲,主讲嘉宾为司马南。进入到现场提问环节,一位戴墨镜的女网友直接走到司马南面前,就早前司马南发表的对艾未未和陈光诚的言论提出质疑和驳斥。
随后现场视频发布到网络上,视频显示网名为“姑娘很生气”的这位女网友与司马南发生激烈论战,她认为司马南早前在接受公开采访时,称艾未未“拿外国人的钱”及认为“陈光诚为外国势力操纵”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女网友情绪激烈,直指司马南“胡说八道”。
司马南以女网友所述事实没有证据、不能代表艾未未和陈光诚为由进行回应。现场亦有另外一位女性网友就陈光诚一事加入论战。后在场工作人员对“挑战”网友进行了阻止。
网友:司马南扮演“高级五毛”角色
据中国地方媒体《潇湘晨报》随后追踪,这位女网友早前曾在新浪微博上以戏谑方式征集网友,向司马南发出挑战。她表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此次行动仅是一个公民所表达的对司马南的愤怒,认为司马南在公共事件的发言混淆是非。而此次行动绝非炒作。
司马南则在其新浪微博上说,认为该网友在公众面前的砸场行为破坏公共秩序。德国之声就此事追踪中国网民反应,有网友认为近年司马南不断在挑战公众常识,为公权力代言,扮演“高级五毛”角色。
在Twittter微博上,网名为“罪恶档案”的网友公布了司马南的个人资料及近年他在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如,在艾未未4月3日被北京警方秘密关押后,司马南在接受公开视频访谈时,指艾未未“艺术一反华,西方就追捧”。艾未未的母亲高锳曾对此进行驳斥;对陈光诚一事,司马南也在新浪微博上,指陈光诚在获评《时代周刊》评选出的“影响世界一百人”后,为西方所利用从事维权工作。
吴祚来:司马南一直在砸别人场子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告诉德国之声,虽然对“砸场”方式并不十分赞同,但认为司马南应该有勇气直面并且思考网友为何对他发起挑战:“司马南应该有勇气接受一些挑战,你不能总在一个圈子内自娱自乐地吟唱,应该直面回答‘姑娘很生气’的问题。”
他认为,司马南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和超越基本常识的表达,实为个人利益下的选择:“我感觉他很多时候,内心很清楚,普世价值是有的,但他故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反驳,甚至很离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可能是为了塑造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形象,像他这样‘登峰造极’的人是非常少的,这样他在一个领域博取一个缺位或得到某一方面的认同,以此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他是有自己利益追求的人,如果按照学理或常规来做,他在学术和公共知识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他怎样获得发言权呢,就是他一直在砸别人的场子,在违反一般逻辑和常识的情况下发言,挑战社会的常识底线。”
司马南披文人外衣攻击 毫无道德底线
海外政论家文昭则表示,“要让我说,司马南就是中国当今社会一个妖孽!他就是披了一个文人的外衣,但是毫无道德、无良知、无底线,就这么一个东西。”
文昭分析,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末世、乱世,所以这种跳梁小丑能够走到前台。司马南一些言论,比方说,陈光诚是从美国回来后,就成了一些想唯恐中国不乱的组织利用的棋子,还有艾未未是拿着外国的钱搞政治,不明不白。他所说的这些话,从来没有给公众讲明白依据是什么,有什么事实根据,他都是把自己的臆想当成事实去灌输给普通大众。
“最恶劣的一点是,司马南这种攻击行为,完全是在对方没有能力为自己辩解的情况下发生。当陈光诚已经被软禁,当艾未未已经在国内的正面消息被封杀后,他出来落井下石。在对方没有办法有一个对等的发声平台的时,他抛出那些观点,同时是取悦于当局,所以他非常清楚他在什么时候该去攻击别人,所以说这个人是一个极其无良知的一个、这么一个混事的小丑。”
司马南有意忽略或歪曲基本事实
“马南自己的观点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他就是这种所谓的审时度势,是在某些特殊时候,他去攻击一些比较知名的人,作为当局所需要的舆论声音。”文昭说。
“所以,他说自己有政治判断,但他从来没有告诉公众这个政治判断的依据、分析过程是什么,而且有些基本事实也是歪曲的。比方说,陈光诚被什么外国人、被反华势力利用,但他从来回避,为什么陈光诚作为公民从监狱释放后,仍然没有人身自由?不仅他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别人想见他的自由都没有。他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
“还比如,艾未未搞政治。请问艾未未搞什么政治呢?他始终不能回避艾未未之所以得罪当局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艾未未去调查川震学生遇难名单。这些基本的事实,他是有意忽略或者歪曲,再扣上别人搞政治的帽子。”
文昭总结司马南就是一个妖孽,跳出来作为所谓民间声音,在当局特殊需要的时刻,能够发挥对当局起支持作用。
陈光诚没有发声平台 网友见义勇为
文昭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环境的腐败,不管学术界,还是传媒,都没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去批判这样的行为,所以给了司马南这样的人生存机会。如果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话,传媒行业、学术界的行业规则,这种人早就该淘汰掉了,因为它不能起到这个作用。
“在现行体制下人们对正义的要求还是存在的,如果真的行业的规则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就亲自动手去做吧,就像那个女士砸场,那都是合理的。只要符合社会基本的人道和法律,没说要杀他、没说抄家。她的动机是要求正义,因为陈光诚已经没有发声的平台了,她作为一个见义勇为者、一个愿意为陈光诚的行为去告诉社会公众,我就跟你针锋相对,我就把这个说出来,这个其实是合理的。”
司马南根本不是什么学者
中国前总理赵紫阳的旧部、法律学者俞梅荪表示,“多少年前我在电视台看到司马南,我就很反感,他的观点我都不赞同。我讨厌司马南有一个很重要起因,当年社会上有关人体特异功能有二种主要争论的观点,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是持赞同观点,觉得是有特异功能,是有神秘现象,只是对人的认识不够,应该去研究去认识,另一方的观点是以科学为由,不承认人体特异功能,而司马南就是靠批特异功能起家的,他扬言世界上不存在特异功能,神秘现象都是不可能的。他跟人打赌说:谁在我面前表演特异功能的话,我给他一百万。报纸、电视所有媒体都在说他,他就是靠这个出名。
“我有一个朋友是和尚,他说自己有特异功能,我跟他说怎么不找司马南打赌,他说:‘我不屑跟他打赌’。司马南见没有人跟他打赌,几个月后又将钱涨到一千万。后来有记者采访问他,他压根就没有这个钱。所以这个人品行很坏,空赌。你打赌没有关系,关键你真得拿出这个钱来,哪怕你拿10万元交到公证处,得有凭证。所以我对他很反感。”
俞梅荪认为,司马南提出的对艾未未和陈光诚的看法完全是大错特错。陈光诚是瞎子,他怎么能扰乱社会秩序?他到美国去又怎么样?跟他后来几年后被当局关押根本不搭界。胡锦涛一直不断去美国,是不是问题更大?
“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反华势力,这真的是扯蛋。现在就是就事论事,而不是什么背后的什么东西,司马南老是把不存在的背后东西拿来说事,是非常恶劣的做法,这是转移视线。07年维稳办的人找我谈话,说我被海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告诉对方,你现在打压我,你才是我的敌对势力,那时候胡锦涛正在美国访问,温家宝正在日本访问,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去找胡锦涛和温家宝,告诉他们不要让敌对势力利用,而不要跟我说被敌对势力利用。
“司马南是非常荒谬的逻辑,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学者,完全是一个流氓。我想他自己心里都很明白。现在当局在艾未未、陈光诚事件上非常被动,陷入僵局,而司马南表现令当局更难堪。”
陈光诚令人肃然起敬
俞梅荪表示:“陈光诚被抓前几个月,我见过他。那时我去找郭飞雄,当时大家都在听陈光诚演讲,陈光诚讲述计划生育这块存在的大量的迫害、有哪些问题、要怎么去做、做有什么风险等等,陈光诚讲的头头是道,我作为一个所谓的法学人士,觉得他说的非常在理和思路清晰,充满法制精神,依法说事,完全是一个法律内行在谈计划生育打压的残暴性和严重性,非常可恶和野蛮,我们从来就不清楚那块,当时觉得像天方夜谭,但是陈光诚本人在谈这些事情时,充满学术和法律精神在里面,使你不得不信。最后结论是:要不要关注那么严重的事情?要做有什么后果?不做危害有多么大。
“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以为是哪个大学老师在谈,看到他戴的墨镜,后来才知道他是盲人,而且还是一个农民,使我更加大吃一惊和感动。陈光诚不仅有气度、风度而且还相当有学问,充满法律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谈完后,果不然就去做这件事,一路走到现在,令我感到很佩服。他又遭受那么多苦难,他事先知道的。我真没有想到,他竟然经受了他所说的那些苦难,而且比他所讲的更深的苦难。”
执政党观察
温家宝: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温家宝与母校师生谈心)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温家宝
10月30日的《天津日报》头版刊载了温家宝写于25日的文章《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全文如下: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温总理放狠话 开发商莫再扛了
作者:南都社论
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就我国的房地产调控大放狠话。温总理表示,中国的房地产一系列调控措施,决不可能有丝毫动摇,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这是近来中国官方对房地产调控最明确亦最强硬的表态,同时也为此前关于房地产调控是否将放松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这一轮的房地产调控已进行了两年之久,这一个月房价才真正开始出现松动,但是关于房地产调控放松的传言几乎从未停止,刚过去的10月对调控放松的争论更是到达了高潮,而关于房地产调控的走向通常是出于对官方表态的揣测和推断。
10月19日,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在CEO组织峰会上讲话时提到,最新的房贷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即使房价下跌40%,我国银行业房地产风险总体可控,这时市场上终于有声音指此话表明开发商无法挟持银行,暗示开发商无谓再扛,但是很快就有更多的声音指刘氏之言只为安慰房奴,此言引起的一阵短暂的讨论就过去了。10月27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限购政策是不得已才采取的办法,等住房信息完善后即可取消,并表示支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提出的更多采取税收的办法,这次没人再把住建部的话是耳边风了,此后关于限购令即将取消而房产税取而代之的说法甚嚣尘上,各种争论不绝于耳。10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微调”意味着定向放松,而放松的指向引来无数揣测,有人就结合“取消限购”的说法表明“微调”必然指向房地产,完全忽略温总理在同一场合讲的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甚至拿另一句“促进房价合理调整”说事,说“合理调整”而不提“下降”就是要放松房地产调控。
其实官方口径一直没变,都是要坚持房地产调控,只不过是具体表述有差异,就被冠以各种解读。一直坚持不懈地将官方的表态解读为调控放松的人,未必当真不解其中之意,有可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言论解读来制造舆论。而这一次,“绝不可能有丝毫动摇”、“下调房价”、“合理价格”几个关键句再也没有揣测的余地,彻底断了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念想。
宏观政策方向既已确定,房价未来的走向将如何?房地产调控已进行两年,现在房价才开始松动,正因为房地产市场已形成各种利益板结,各方博弈进入深水区,屡屡陷入“拔河”状态。如今,除了这几个月来的整体数据显示房价的下行趋势,房价下降主要阻力来源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也出现了松动。
地方政府由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已被绑架于房地产之上,房地产行业受损,其GDP、土地收益以及房产税都将大幅下降,因此,地方政府一直或明或暗地抵制着房地产调控。一线城市限购政策已定难以脱逃,对二、三线城市中央在博弈中作出让步,可由地方政府按标准自行制定政策,因而,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就开始上演了各种抵制的好戏,从台州、衢州的宽松版形式化限购,到丹东、韶关等以“限价”代替“限购”,且限价比本地房价水平基本相近甚至更高。不过,当10月11日佛山企图放宽限购之时,却被勒令连夜撤回;10月31日,珠海市政府连夜发出“双限令”,11月1日起主城区(香洲区)实行限购,限购令还包括全市新楼盘不得超过11285元/平方米,明显低于当地平均房价。从地方政府各种形式化限购,到企图放松限购被撤,再到限购限价并行,地方政府的调控压力明显增大,躲避房地产调控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房地产开发商似乎一直没忘记两年前国家出台的4万亿救市政策,对于房价一跌政府必然救市有着不轻的幻想,因此,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即使资金链紧张依然有不少开发商在死扛不降价。所以,此前几个月即使房价下降也只是零点几个百分点,幅度十分轻微。但是,土地购入最能体现开发商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上半年土地市场遇冷,前两个月在广州还出现过土地拍卖的回暖小高潮,可是到近日广州南站的土地拍卖大戏却连夜喊停,大开发商悉数缺席,可见开发商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已然下行。现在信贷并未放松,很多小开发商资金链已无法维持,大开发商需要储备资金过冬,降价促销是快速回笼资金的唯一出路,全国开始出现小范围降价潮,此前上海出现了10%-50%降幅的打折促销,近日深圳等城市也加入降价之列。
温总理既已放下狠话,房地产调控短期内就不可能放松,开发商也莫再扛了,再扛也回光返照不了多久,降价回笼资金是正事。只要调控不放松,房价持续下降的趋势便难以逆转,只不过会降多少而已。
北京观察:18大代表产生程序谈得上党内民主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05日 转载)
中共十八大代表即将进行选举,中共当局下发选举通知,并称此次选举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生动体现",中国异议学者陈子明撰文,认为十八大代表选举程序落后于时代,"党内民主"先行论将使 "社会民主"无法真正实现。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介绍了该通知的内容。官方媒体称,"按多于15%的差额比例选举出席十八大代表",是"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 ,是"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生动体现"。
现在有一种理论,鼓吹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共十八大代表的产生程序是比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程序更加民主呢还是更加不民主。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里所规定的最低差额比例是多于20%,最高差额比例是多于一倍,"按多于15%的差额比例选举出席十八大代表",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议会选举,都是实行直接选举,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议员;现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由间接选举产生,已经是极为落后的了,但毕竟还是由下一级人民代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而中共十八大代表的产生程序,连"间接选举"都说不上,只能说是"间接推荐"。基层党员的作用只是"推荐提名",然后由基层党委、县(市)和市(地)党委逐级"决定上报的推荐人选",在这里,党员大会、县(市)和市(地)党的代表大会不起任何作用。
然后的"组织考察"、"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并公示"、"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三个步骤,分别是40个选举单位(各省市自治区、中央直属机关、国家直属机关、军队、武警等)的组织部门、党委常委会和党委全委会的职权。在这三个步骤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并公示"。《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规定:"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从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中差额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当然,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不差额。)现已确定十八大应选代表名额是2270人,算上15%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差额,再算上10%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差额,是2872人。由600人(40个选举单位的党委常委)来确定2800余人(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名单,能算是"党内民主"吗?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也就是说,十名省级人大代表联名,可以推荐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而选举十八大代表的省级"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工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却没有类似的权力,他们只是一个表决机器,只能从省级党委确定的2611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中选出2270人。
中共十八大代表的产生程序,实在太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如果我们相信"党内民主"先行论,那么,我们似乎无法看好中共十八大以后的"社会民主"。
陈子明,1952年生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学硕士,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担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其主办的《经济学周报》中倡导改革。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
原载【DW】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栏目网址: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511205,00.html
汪洋:处理好维稳与维权关系
作者:广州日报
来源:财经网
要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以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为主线,以法律为准绳,通过调解等方式,寻求法、理、情的有机统一,既不能简单、机械执法,更不能以情代法
【《财经》综合报道】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省委书记汪洋11月7日表示,要切实以法为纲化解社会矛盾,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努力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汪洋指出,依法化解基层矛盾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
汪洋强调,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必须有效发挥法律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调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功能作用,正确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
二要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以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为主线,以法律为准绳,通过调解等方式,寻求法、理、情的有机统一,既不能简单、机械执法,更不能以情代法。
三要处理好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的关系。在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情理等手段的同时,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矛盾激化。
四要处理好信访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依法信访、阳光信访,努力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依法表达和解决利益诉求,共同维护良好的信访秩序。
汪洋指出,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暴露得比内地省份更早、更充分,加强法治建设,有效化解基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四项工作:
一是立足于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切实依法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凡是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和重点项目,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评估,避免出现“政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的被动局面。
二是立足于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开展“在本行政区域按法治框架解决信访问题”的试点工作,探索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基层矛盾的路子,依法健全畅通有序的民意表达机制。
三是立足做好群众工作,善于发挥群众在依法化解基层矛盾中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学会运用法律调处利益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力求“群众的问题首先由群众协商、群众的矛盾首先由群众化解”。
四是立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探索良法善治。要抓紧研究矛盾纠纷大调解立法工作,对调解的事权范围、职责、程序及诉调、检调、公调等调解方式予以明确,为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制保障。
汪洋强调,依法化解基层矛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形成合力。要加强组织,落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工作放在幸福广东建设的大局中统筹安排,真抓实干。对因工作失职、决策失误、处置失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影响恶劣的,实行“一票否决”。要加强培训,增强能力。健全领导干部法治培训长效机制,特别要加强对
新任领导干部的法治知识培训,要重视培养基层干部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把提高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培训作为基层干部一门必修课和常修课。要健全机构,完善保障。
人民日报:靠大量“说教”唤醒的政治信任或是脆弱的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上官酒瑞
l 制度是信任的基石
l 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人格信任,而现代社会则是制度信任
l 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
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和滋润。这是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需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需要形成一定水平的政治信任;相反,公众频繁表达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势必侵蚀健康的政治机体,甚至冲击政治秩序、危及社会稳定。
传统社会中,政治信任的要核是人格信任,即公众对政府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角色的政治人格;现代社会中,政治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政府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政治信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政治信任的成长,以及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三者是高度契合的。
在现代社会,由定期选举制度、公职任期制度、问责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共同构筑了塑造公众政治信任的制度体系。在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凭借这些制度的功能释放,可以保障公众的尊严、权利和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和期待,能够实现政府组织的透明性、义务的强制性、程序的公正性、秩序的稳定性、预期的确定性,并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可控性、责任性、回应性、廉洁性与可信性,确保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施予免受背叛,对那些试图背叛公众信任的政府行为进行预防,并为背信行为安排了追惩和矫正机制。以此看,制度是建构现代政治信任的基石。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群体事件和公共恐慌或多或少地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政治信任的缺损有关。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失去公众信任后,说真话、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情形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修复公众的政治不信任,提高政治信任水平?根据现代政治信任的基本原理,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在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必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即通过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政府行为的可信性,为公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与法制建设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要通过制度建设凝聚公众的政治信任,首先需要激发现有制度,如选举制度的活力,发挥其促生政治信任的功能。其次要增强制度执行力,树立制度权威性,增强制度执行力,夯实政治信任基础。最后,要提高制度供给力。这需要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程序和机制,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应当说,填补制度空白,建立周严的制度体系,是提高执政党和政府修复政治不信任的能力、构建稳固政治信任基础的根本选择。
(上官酒瑞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人民网:深奥的政治说教取代不了温馨的人性启蒙
来源:人民网 作者:陈杰人
原题:人性和规则应是开学第一课主题
人民网评论员陈杰人
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知识的贫乏,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和规则意识的缺位
今天是秋季开学日,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大部分中小学都在这一天迎来新学期的开端,大部分高校亦在此前后相继开学。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光里,我们首先祝福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愉快,祝愿他们学业有成,人生进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注意到中国江苏网一篇题为《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课”精彩生动扑面而来》的报道,报道提及的两个事例让人感触颇多——
在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挨个穿过了分别代表知礼、勤学、智慧的“三重门”;南京市一中则在开学前夕,请来不同职业的社会人士给同学们主讲“开学第一课”,有交警队长讲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意识,有律师将法律课……
我们也注意到,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校园里,一些欢迎新同学的标语口号,突破了过去的老套路,特别是一些师生自行制作的标语,沐浴着人性的光辉,充满了清新的感觉。
古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如果抛开人性善恶论的哲学观点不谈,这句古言其实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教育规律——基于教育模式下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则告诉我们,人对某类事物的总体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该事物的局部感知,进一步分析亦可发现,这种局部的感知,很容易受到最初接触这类事物时所形成印象的影响。
由此可见,开学第一课,对于学生一个时期乃至一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不管是中小学新生开学,还是大学新生开学,抑或是各年级学生的新学期开始,这人生新时期的第一课,需要每个人尤其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好好把握。
曾几何时,我们习惯了空洞、抽象甚至背离人性发展规律的“第一课教育”,在一个被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环境里,深奥的政治说教取代了温馨的人性启蒙,暴戾的斗争思维排斥了和谐的群体意识,晦涩的集体主义驱赶着自由的个体精神。所有这一切,从某种程度上铸就了今天的恶果——漠视伦理、忽略个体、人性模糊、信仰沦丧,那曾经激动过多少国民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似已成为远去的钟声。很多教育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知识的贫乏,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和规则意识的缺位。
今天,当全社会重新检讨教育并试图进行道德重构的时候,我们终于体会到邓小平曾经告诫的“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的真正含义,我们也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作为铸造人性和人格的基础工作之一,教育必须在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创新。而“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和方法,或许可以成为检视教育创新和教育责任的第一个窗口。
让人欣慰的是,这次南京市中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从形式和内容上均让人眼前一亮。如果说,游府西街小学老师带领新生挨个穿过知礼、勤学、智慧的“三重门”,是对人性和知识的启蒙,那么南京市一中邀请社会职业人士给学生开讲座,则是一种规则意识的架构。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当前学校教育迫切需要强化的内容。
对于学生来说,浩如烟海的知识和日新月异的技术,不可能在课堂教育中被完全掌握,但人性意识的启蒙——如爱心、宽容、互助等精神,则应当在教育的原初阶段得以培养;遵守规则的习惯——如守法、弘德、尊重他人等品格,也应当在每个教育阶段得到强化。
有新闻说,近日,曾出版于1932年的《开明国语课本》被重印上市,该课本文字由文学大师叶圣陶先生编写,书画大师丰子恺先生绘图。课本第一册第一课,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只有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七个字,外加一幅插图:
“先生,早。”“小朋友,早。”
在叶圣陶看来,“开学那天,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到老师,他们上前去鞠躬问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课了,翻开课本一看,刚才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在课本里了!老师此时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这其实体现了一种观念:第一课要教给孩子的不光是语文,更重要的是做人。
美国著名思想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活。”但愿每一个教育者能够仔细体味这句话的深意,将每一堂课的教育都当做学生的生活历练,从而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也希望每个老师都能从《开明国语课本》的内容编排中得到启发,真正用符合人性规律的方法教书育人,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人格魅力的新国民。
(人民网江苏视窗专稿)
选举观察
编者按:今年和明年适逢中国基层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年,很多地方的换届选举已经陆续展开。围绕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采取非法手段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不畏官方的各种打压,依然决然的站出来参加竞选,为争取自己法定的政治权利进行勇敢的斗争,“零八宪章论坛”也特别向这些敢于进行政治维权的独立候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预祝竞选成功!
许志永:选票的意义有多大?
来源:经济观察网
即使在现有体制下,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真正选出依法履职的人大代表,至少整个区县级政府都会有很大变化。
11月8日,北京市区县人大换届选举开始正式投票。我们应该怎样投票,手中一张选票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首先应该明白,人大到底是什么机关?现实和宪法相距甚远。我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三章第五节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选举和罢免县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有权决定财政预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从代表的法定职责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议会,比很多国家的议会权力还大。
然而现实中人大常常被讽刺为“橡皮图章”,代表大都不关心公共事务,很听话,选区长领导让选谁就选谁,让通过预算就通过预算。以海淀区为例,2007年1月,海淀区人大会通过了约100亿元的财政预算,其中“修复翠湖湿地”一项就占20亿元,后来证实,所谓“翠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实际上是把农民麦田挖掉灌水造就的假工程,这样的财政预算是怎样通过的?同一次会议上,区长高票当选,但就在当选的同一天,中纪委对其立案,一年以后被判死缓,大多数代表根本不关心区长是什么人,能否称职,是否腐败,只要是上面推荐的,就投赞成票。
为什么代表们这么懦弱和不负责任?就选民直接选举的区县级人大代表而言,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竞选,选民没有认真投票。
有志于公共服务的候选人缺少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机会,结果是,本应适合“公仆”职位的人没有机会被选民了解,没有机会当选。选民在失望和冷漠的情绪下被组织去投票,不管候选人是否称职,画个圈算是完成了任务。结果当选的是官方推荐候选人,或者是单位领导,他们也许是好人,好领导,但未必是好议员。
至少就区县级人大代表而言,法律规定了直接选举,每一个选民有机会投出自己珍贵的一票。认真投票意味着首先要弄清人大代表的法定职责,主要是选举和监督“一府两院”,决定财政预算等重大事项,是“权力机关”,而不是类似听证会的“民意代表”,是决策机关,而不是“建言献策”。
认真投票意味着慎重自己的选择,不是随意画几个圈完成任务,而是认真思考和对比哪一个候选人更加热心公共服务,更有意愿依法履职,更适合当代表,然后投票赞成自己满意的。如果可以选三个代表,但觉得只有一个候选人比较满意,那就只选一个,其余的候选人如果不了解就弃权,想反对就反对。根据法律规定,选民还可以“另选他人”——正式候选人之外的公民,即在反对票相应“另选他人”空格里填上愿意选择的名字。
即使在现有体制下,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真正选出依法履职的人大代表,至少整个区县级政府都会有很大变化。如果一半以上的代表依法履职,人大就会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政府的财政预算就会被认真审查,不满意的就是通不过,代表们完全有可能联合提名选举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宪法就落到了实处,政府在人大的监督下也将真正对人民负责,社会矛盾将大大缓解。告别“橡皮图章”,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每个选民都有责任。
赵常青:我所见证的北京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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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礼送”出北邮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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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第三次被“礼送”出北邮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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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投票站巧遇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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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受到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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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北外“礼送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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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起投票箱掉了个过儿
我是一个对“选举”很感兴趣的人,既喜欢直接参与“选举”,也喜欢观察和研究“选举”。1998年我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南郑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八一三厂选区的竞选,因为我的竞选导致两位正式候选人全部落选(我得票第二,但我们的票数都不过半),我因此而被八一三厂“开除厂籍”并被汉中地方当局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同在1998年姚立法竞选成功,后来又有若干国家公民如许志永、吕邦列等人在2003年与2006年的换届选举中竞选成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各级人大换届选举的时间。北京地方人大换届选举就在今年11月举行。北京今年的选举很热闹,不仅在高校选区,先后有乔木、许志永、仝宗锦、张映伟等老师出来参加竞选,而且在维权界,也有野靖春、韩颖等数十位北京市民公开站出来参加各自所在的选区竞选。我在振奋之余,决定做点选举观察,并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所认识的两位“独立候选人”拉点选票——这两人一个是北邮的许志永,我们曾在一个派出所被关过;另一位是北外的乔木,他是我在西安上学时的大学校友。
第一次被赶出北邮大门
鉴于11月8号就是投票日,于是11月6日下午,我前往北京邮电大学观察选前情况,我于下午4点左右进入北邮主校区。转了一圈后,我发现在北邮学生会附近的广告栏上已经张榜公布了包括北邮党委书记和校长方滨兴在内的四位正式候选人的简历并照片,简历确实很简单,八股文似地,内容寥寥数百字——上面没有许志永的相关内容。
最后,我来到树立有毛泽东塑像的校园广场上,先后与多位学生、老师交流与选举有关的话题。在和一些老师(多数退休老师)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纷纷表示知道许志永,认为“许老师不错,热心公益,人挺好的”,到时候“投他一票”。对于那些张榜公布的正式候选人,他们意见则很大,认为平时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为自己说过什么话、办过什么事,不会选他们的。其中一个家住“南院”的老太太很气愤的谈到有关“南院”的拆迁问题,说自己住的那些危房根本就没人去管,没人去关心他们的现实问题,现在选代表,选什么呀?“那四个张榜公布的候选人有谁把自己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公开了,没有,谁都没有公布,这还选什么呀,有问题了,找谁解决,影儿都找不到”,老太太说,她到时候弃权。
在和学生交谈中了解到有一些学生“了解”许志永,有一些“听说过”,还有一些“不知道”、“不了解”,对那些已经有所了解的学生,我请他们届时投许志永一票,多数表示同意,也有的说“到时候再看吧”。而对那些对许志永还缺乏了解的学生,我则建议他们上网“搜一下”,我说许志永给你们北邮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写的很好,一定去读一下,而且我也大致向这些同学介绍了许志永的维权事迹,这些同学表示下去了解之后再做决定。
最后,在我正与一对恋人同学谈论这个话题时,突然被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头发梳理得很齐整的中年男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后面,他对我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老讲这些话题呀,快走!”说完就拽着我的胳膊往外拉,我反问:“你是干什么的?把手松开!”他说“你不要问我干什么,现在是选举前的非常时期,你不要在这里活动了。”我说“我谈论的事情违法吗?”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始打电话,说“过来两个人!”,我弄不清他的身份,也许是校园便衣,也许是学校政工干部。打完电话,他继续拽着我的胳膊往前走,我说:“你别拉,我自己走!”他放下了手,一会儿,过来两个穿着制服的校园保安,只见这位便衣说“将他送出去!”那两个保安就从两边上来准备拽我,我知道自己的助选活动搞不成了,就说:“别拉,我自己出去”,他们也就放下了手,但径直将我“礼送”出学校大门……
第二次、第三次被逐出北邮大门
11月8号是投票的日子,我决定前往北邮、北外去观察选举。
大概早上九点左右赶到北邮。一到大门,我老远就看见学校门口站着几位保安,入口处的桌子上放着登记薄,进去的人受到盘查登记,11月6号是没有这个登记程序的,我利用别人在登记的时候,大摇大摆的往里闯,也竟然“混”了进去。
进到校园后,我在路上边走边打听投票站是什么地方,有同学告诉我投票站设在学生会并告诉了我该怎么走。我问他投票了了没有,他说自己要上课,晚上再去投,我问他知道许志永竞选不,他说知道,我请他晚上投许志永一票,他说“许老师这人我了解,投他没问题”。
就在我快到投票站的时候,老远我就注意到6号晚上“驱逐”我的那位便衣就站在路边,他已经注意到我,故在我还没有走到投票站的地方,他就主动快步来到我面前,“你怎么又来了呀?”他问,我说:“我是许志永的朋友,来这里看看不可以吗?”他说:“你是公盟的?”,我说:“不是,一个朋友而已。”他说:“你快走,今天选举,大家正在投票,你不要来干扰。”我说:“选举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我来观察一下不行吗?怎么是‘干扰’呢?”,他说:“我不想争论,你赶紧走!”这时,又围上来几个人,胸前都挂着“选举工作人员”的小牌子,其中有一位还拿出照相机给我拍了照,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凭什么拍我照片?”他不理我,旁边的便衣则拉着我的手让我走,两个保安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其中那位“带头大哥”说:“我送你从后门出去,这里近。”我知道没办法进行选举观察了,只好往后门的方向走去。
因为前往后门必须路过投票站,我注意到,投票站的右门口已经已经用丝带拉起了通道线,一些学生正在排队等候投票,两侧的工作人员则站在门口登记发放选票,排队的人领到选票后便进到学生会里面去投票了,里面的情况看不清,但左侧的大门则是出口。陆续有人从左边的大门出来。
我拿出相机准备拍张照片,结果被身边的便衣制止,我说:“你们的选举怎么这样见不得人呀?”他也不说话,只是催着我快走。没办法,我就这样被他们第二次“赶”出了北邮校园。
从后门出来后,我很有些不甘心,我又绕到学校大门口,又作旁若无人状“混”了进去,但没走多远,我就发现两个保安追上来了,我拿出相机,装作要给不远处的老毛雕像拍照,结果保安说不能拍,我说:“这也不能拍吗?”“不能,你赶紧出去吧。”“为什么要我出去呢?”我问,“领导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知道争辩是没有用的,只好配合他们的工作,第三次被他们“礼送出境”……
北外投票站巧遇吴青
被从北邮“驱逐”出来后,我心里有些郁闷,本来为了避免惊动有关方面,我到北邮为许志永助选既没有拉横幅,也没有发传单,我只是很低调的去和学生交谈,这种方法能为许志永拉几张选票呢,充其量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没想到这样低调的助选和观选活动也被他们几次三番的驱离,我觉得很有些好笑,我感到执政党太脆弱了,进而感到他们如此防范许志永的竞选,我想北邮的人民代表许志永是肯定选不上了,一种惋惜感油然而生……
于是我决定赶到北外去看看老校友乔木的选情如何。
北外的戒备情况和北邮差不多,门口有保安登记进入校园的人员。我还是侥幸混进去了。进到校园后,我向一学生打听投票站在什么地方,学生说,投票站设在“文体中心”,我问他投票了没有?他说就去投,我说那好,你带我一块进去吧。
我们行走在路上,我问他:“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位叫乔木的老师出来参加竞选人民代表,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问:“你会选他吗?”这位男同学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我会选他。”“乔木在学生中的知名度高吗?你估计会有多少学生选他?”我这样问道,他说:“乔木老师的知名度高,估计80%的同学都会选他。”听到这个我很高兴,既为乔木感到高兴,又为北外的学生感到骄傲。
一会儿,我们就走到文体中心了,只见二楼墙壁悬挂着“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的大型横幅广告,一楼大厅上面的横幅则写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第十选区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举站”。在另一面墙上则悬挂着“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这样的广告,拉着红丝带的投票站的入口周围已经站满了表情各异的工作人员。
我慢慢的走到一位老太太身边,我才开始以为他是“北京大妈”一类的工作人员,我试探着搭话问道:“请问老师投票了吗?”没想到她高声说道:“投了,我投了自己神圣一票!”看到她很自豪的样子,而且高声宣布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完全不忌讳旁人听见。我感到有些纳闷,又很兴奋,就试探的问道:“老师,您投了自己一票,非常难得,请问您贵姓?”,“我姓吴,我叫吴青!”,“吴青”,我头脑立马反应出她是谁了,没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然碰到冰心的女儿——我感到一种非常意外的“收获”,便和她多聊了起来。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是敢说敢为的海淀区人大代表,上面觉得她“刺头”,便要求北外今年无论如何不能让吴青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她以揶揄的口气说道:“把我从候选人名单上弄下来,他们取得了‘又一次伟大胜利’!”我们都会心的笑了。
这时,陆续有一些离退休老师从投票大厅出来,他们老远就向吴青老师打招呼,到跟前后,只见他们说:“我们都投了你一票!”,并向吴青老师竖起大拇指。吴青笑着对我说:“这些人都是我的粉丝”,我也笑了,说:“好,我来给你们照张相!”他们都说好,于是我给吴老师和她的“粉丝们”合了几张影,我本人也和吴老师合了影以作留念。当那些老人离去后,我试探着问:“听说乔木今年也参选了,您估计他的情况如何?”吴老师说:“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们都受到防范。”我说:“北外还是厉害,由于您的榜样,年轻人现在也出来参选了。”吴老师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年轻人开始觉醒了。”
乔木受到打压
过了一会,一群女孩来到吴青老师的身旁,我看到她们和吴老师关系亲密,便往旁边转了转,去询问一个刚从里面出来的学生,问他说:“请问你投票了吗?”他说:“投了。”我又问道:“你投乔木了吗?”话一出口,我便觉得自己问了一个不合适的问题,果然,这个学生回答说:“对不起,这个不好告诉你!”我看他的眼光有些狐疑,我忙说:“请别误会,我是乔木老师的同学,只是想来看看情况。”接着我改口问道:“乔木老师在学生中受欢迎吗?”他说:“应该还可以吧”,“你估计他能当选吗?”他说:“我估计他的得票应该不错的。”
接着,我又去询问另一个从旁边经过的同学,问他投票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你知道乔木老师竞选吗?”他说知道,我说:“乔木老师是一个勇于说话、敢作敢为的老师,请你支持他一票,一定要对自己手中的选票负责。”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一位中年男人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听着,我不管这些,继续与学生交谈相关话题,那个学生说:“乔木老师的情况我了解,我会投他票的。”
之后,我又回到吴青老师这里,见吴老师还在与几个女孩子交谈,其中一个女孩的眼睛竟然流泪了,我不知道她们刚才说了些什么,因为关心乔木的选情,我就问她们说:“乔木老师竞选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我接着问:“你们选举前有老师给你们开会吗?告诉你们选谁不选谁吗?”吴青老师插话说:“开过会了,告诉他们不要选我。”那位眼角还有泪水的女同学说:“我们昨天开会了,主要是防范乔木老师,让我们不要选乔木,说乔木和美国大使馆关系复杂等等。”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13年前我自己的那场竞选,当时“上面”知道我要竞选人民代表后,首先下发文件规定“男性初步候选人必须是中共党员,厂级干部”,在我依法反驳继续竞选后,安全部门来到厂里召集中高层干部会议说什么我与“海外敌对组织有联系,是89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要求与会干部做好各车间处室职工的工作,“一定不要让赵常青当选!”可是后来,广大职工在高压下还是给了我很大支持,以至于我在第一轮的选票进入第二名……
没曾想到,13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竞选的乔木会遭遇类似情况,有关方面还在使用这些吓唬人的“概念”来威胁学生,竟然以乔木“与美国大使馆的关系复杂”来阻止学生投票给乔木——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政府难道和美国大使馆没有“复杂”的关系,国家领导人还和“美帝国主义”的无数头子频频握手呢?这关系就更复杂了——如果使用上面的逻辑反观诸己的话,是不是在后年进行国家层面的换届选举时,要求全国人大代表不要投这些国家领导人的票呢?!
也被北外“礼送出境”
就在我们正在谈论这些话题时,一位年龄不大、胸前挂着卡片的工作人员来到跟前说:“吴老师,请你不要在这里谈论这些话题,请不要干扰选举。”吴老师很生气,说:“我说什么违反法律的话啦。”这位表情很难看的选举工作人员说:“我们昨天就跟你谈过,你今天还这样,这不好,我们不好交代。”吴青老师笑了,也不想为难他,说:“好了,我们走吧!”于是吴老师对我说了“再见!”便与这群女同学走了。
吴青老师走后不久,那个“工作人员”又来到我跟前,问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坦率的说:“我和乔木是大学同学,我今天来是想为他助选的”,他说“今天不能搞助选活动,你不能为乔木拉票,这会干扰我们的正常选举。”我问他:“有这么严重吗?”我接着说:“你年轻,想奔前程,想升迁,这很正常,但一定要有远见!”他竟然严厉的对我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不想和他这种纯粹侮辱北外的人进行争论,我去到旁边拿出相机准备再拍两张照片,结果另外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制止了,说不能拍照,我说公开的选举也不能拍照呀,他们说不行。接着,这两位身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北外的吗?”我说不是,其中一位说:“我们今天在搞严肃的选举,你赶紧走吧,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说完这个话后,他们叫来两位保安,很客气的说:“把这位先生送出去!”于是,被“驱逐”的画面再次发生,
两位保安径直将我“礼送”出学校大门……
抱起投票箱掉了个过儿
离开“北外”后,我沿着大街向北走去,大概一站路后,在一个公交站的旁边,看到有一个帆布棚搭建起来的街区投票站,四个工作人员坐在简易木桌后面的椅子上,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小小投票箱,那些街道大妈们面无表情的等待着人们的投票。我观察了半天,这里人来人往,没有像北外、北邮那样将选举弄得如临大敌、紧张异常。
等了半天见不到有人去投票,我便到跟前去搭话,我说:“老师,今天上午有多少人投票?”,刚才还面无表情的大妈们立刻警觉起来,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想了解与选举有关的问题。”大妈立即板起脸来,严肃的说:“我们拒绝任何采访。”一听这话的口气就是专门训练过的,我说:“我不是采访,我只是想了解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选区有多少选民,有多少人来投票之类的。”另外一位大妈白了我一眼,说:“我们拒绝任何采访,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说:“按照规定应该设立秘密投票间,请问你们这里怎么不设立秘密投票间呢?”大妈不高兴了,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快走吧,别影响我们的工作。”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来投票了,只见她领了选票后,就弯着腰在那张简易桌子上填写选票,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就在那里看着。中年妇女写完后,往投票箱里一塞,便完成了五年才有一次的“选举”。
我拿出相机准备拍照,几个大妈赶紧说:“不许拍照!”我说:“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怎么连选举也不许拍照呀?”一个大妈说:“就是不许!”,我指了指投票箱说:“这个总可以拍吧?”说着我举起了照相机,结果那位大妈迅速的将投票箱抱起来掉了个过儿,将投票箱的背面朝外,而另外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大妈则将我往外推了推,说你快走吧。我觉得非常好笑,却也不想将这样精彩的喜剧再演下去,我尊重大妈的“命令”,拧转身走了……
后记
我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助选和观选工作,其他选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估计也差不多。应该说,我的心里很感慨,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只想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如实的记录在这里,至于评论的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交给各位看家吧。
赵常青
2011-11-9于北京
北京退选的独立参选人张映伟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有公开的宣传活动”
第二,必须提前宣传
第三,“最好有助选团”
第四,“准备好竞选口号和竞选纲领”
第五,“网络宣传重要”
(维权网信息员德明报道)独立参选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映伟,已经正式宣布退出人大代表竞选,他说,“目前的情形下我没有当选的可能”。对自己的参选过程,张教授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在当下中国一个独立参选人所处的选举环境,对其他的独立参选人也是很好的借鉴。
第一,张教授认为“必须有公开的宣传活动”,因为,“公开宣传活动影响很大,能够看出你的决心、勇气和热忱。”但显然,公开宣传并不仅仅取决于独立参选人的“决心、勇气和热忱”。因为,在张教授的参选过程中,是“有人”找他“聊天”的,于是,张教授“在有人第一次约我聊天后,我答应在推荐候选人阶段开始前不做宣传。”但是,“选举委突然更改选举程序的时间安排”,第一轮推荐候选人的时间突然提前一天,且总时间缩短5天,导致张教授来不及宣传,得到的推荐票数不多,“结果17号晚上6点收到短信,说18号下午4点就截止候选人推荐。此时网络宣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才有18号中午的一食堂门口征集签名行动。18号上午我才拿到推荐表,推荐表上写着21号交表截止,我觉得有希望。当时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选举工作文件,以为真的可以到21号才交表,所以19号下午还复印了50张推荐表,准备交给志愿者们继续为我征集签名。19号下午我去校选举办交已经签满名的推荐表时,顺口说了句今天先交这么多,后天还有更多。选举办的人告诉我,当天下午5点就截止收表了,然后给我看最新的文件(17号印发的),这时我才知道所有的时间都变了,征集签名已经来不及了。”
事后,张教授后悔自己的瞻前顾后,“如果当初我不答应,或者我答应后不遵守誓言,我从国庆放假后10号开始宣传,我很可能征集到1000多签名,那情况就会不同。我当初的答应也是因为我想平安稳定地走完选举全过程。不想因为选举时间的突然改变,我不得不进行了两次公开的选举活动,弄得大家不愉快。早知这样,干脆一开始就不瞻前顾后,不作承诺就好了。唉!文人做事,十年不成啊!”公开宣传很重要,但是公开宣传就会“弄得大家不愉快”,张教授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要瞻前顾后”。然而,野靖春、韩颖等独立参选人进行选举宣传活动,结果就被限制了活动自由。
第二,张教授总结,“必须提前宣传,防止选举委突然更改选举程序的时间安排”。“因为这个时间调整的权力至少在北下关选举委,所以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早作提防。以后参选的朋友们要记住教训,时间是宝贵的。当选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记得立法,确定选举程序的时间安排,绝不许变化。”
第三,张教授认为,“最好有助选团”。在张教授参选中,“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成立助选团,每次都是临时号召同学来帮忙。如果成立助选团,有经验的同学分工合作,也能及时改善时间变化带来的窘境。其实这也是瞻前顾后思想的残余:既想依靠学生,又想保护学生。希望到下一届时不必有这种犹豫不决。”
第四,张教授认为,应该“准备好竞选口号和竞选纲领”。“其实我个人觉得人大代表的职权比较确定,不像行政部门可以作规划和预算,所以没有什么竞选纲领,只有重点关注问题。但是现在的学生都很优秀,如果没人出来自荐竞选就算了,随便选一个人拉倒。但是如果你自荐参选,就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为我们说话。我今年最大的感慨就是学生能有这种思想,比我们当年强多了。我觉得如果每个学生都有这种想法的话,中国会有大不同。一个响亮的竞选口号应该有助于大家记住你。”
第五,“网络宣传重要”,“网络宣传和公开宣传应该是相得益彰”。
最后,张教授从自身的参选经历提醒后来人,“大部分院系的选民小组都会首先不假思索地推荐自己的院系领导和知名教师。假如一个学院有一部分老师学生支持我,因为推荐时可有三个名额,所以他们会在我的名字下签名,但同时也会在院系领导的名字下签名。人人都认识领导,却不是人人都认识我,所以我最终得票依然少于院领导。有些院系只给学生或老师两张或三张推荐表,上面已经写上了院系想全力推荐的老师。这种情形下,如果学生没有选举意识,举全院之力,这个老师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应该没问题的。我可能就是输给这些人的。解决办法我想首先是前期宣传,让学生知道选举的意义。学生知道有权另要一张推荐表,写上自己愿意推荐的人名字然后签名,遗憾的是,如果只有一、两个学生这样做在第一次海选中也于事无补。有学生给我发信息说,他就是这么要了一张空白推荐表写上我的名字然后签名交给了院里。但这张表只能沉没了。(但正式选举时这就是一张选票,所以我想在正式选举时我的选票会更多一些。)其次,……可以两三个人同时自荐参选。这样当然会消耗一些内部选票,但也能侵蚀其他不是靠自荐而是靠古已有之的名声来参选的名人的选票。……推荐表上一定要写上被推荐人的名字。有学生告诉我,他们班人数超过十个,推荐表就有好几张,他们只在第一张上写了我的名字,交上去后后面几张的被推荐人就被写成其他人,人数不够的就由其他学生代签了。这件事无法取证,但足以提醒后来人,每张推荐表上都要写上被推荐人的姓名。”
发贴者维权网
王利平:选举是避免社会动荡的政治技术
当一个社会独立候选人越多时,在体制外去对抗政府的公民就会越少,成熟的议会政治必然使街头政治影响降低,可以说,成熟的议会政治必将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然而,面对不断地涌现的独立候选人,江西新余县委以敌对势力待之,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言之“于法无据”,这必将堵塞公民参政渠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愈加不稳定。其实,与公民用手投出炸弹相较,与公民用脚投票离开这片国土相较,让公民用手投票是最为安全的选择,既合法,又文明,亦为大势所趋。
2011年11月8日,北京市900多万选民将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县、乡镇人大代表。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票选举新一届区人大代表。如今,是否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国家管理者,已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是否民主的最为重要的标准。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那个时候,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还不到五个。然而,经过短短的考察后,这位民主的“先知”热情洋溢地指出,民主的趋势是“天意使然,事所必致”。到今天,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只有不到五个国家不承认民主,其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公开地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综观世界,大凡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没有不是民主国家或地区,没有不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国家或地区管理者。可以说,选举是避免社会暴力化乃至动荡的政治技术,是一国或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近代中国的启示
100年前,面对革命党的种种行动,先贤梁启超曾感慨道:“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19世纪后半叶以来,清王朝开始踏上变革之路,由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君主立宪,然而,这一路的变革,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出困境,而是愈加陷入到困境之中无法自拔,亦让越来越多国民对清王朝彻底失去了信心,为了加速清王朝的灭亡,为阻却开明大臣帮助清王朝苟延残喘,革命党人暗杀的目标转为开明大臣,五大臣出国考察前遭遇暗杀便是例证。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团自恃“有兵在”,一再拖延立宪时间,失去了历史给予的最后机会。辛亥革命是在世界民主宪政大潮中爆发的一起极具偶然性的事件,它促使了一个庞大的王朝在短时间里轰然垮台,开启了一个由君权神授走向人民主权的时代,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用选票来决定掌权者为大势所趋。可以说,在清王朝最后10年里,选票与炸弹开始赛跑,选票最终输给了炸弹,暴力角逐开始上演。
二、当前中国的警示
钱明奇式的悲剧有愈演愈烈之势
改革30年被形象地称为推土机时代,公民为捍卫私有财产,起而抗争,如今,暴力抗拆愈演愈烈。
◆武汉东西湖农民杨友德承包的25亩地被征用,因补偿没有谈妥,他拒绝搬出,征地拆迁方多次放话要强制拆迁。按照湖北省2009年出台的46号文件,金银湖所在的东西湖区一亩地征地补偿标准为4.68万元,而杨友德获得的每亩补偿只有2480元。尽管后来又追加生产用房的补偿,但每亩地距离4.68万元的标准依然相差甚远,杨友德只是要求自己的补偿能够兑现46号文件。为反对强拆,也为保证自身安全,杨友德仿照电影《阿凡达》中纳美人的做法,在承包地里搭起一座“炮楼”,用自制的土炮两次击退了拆迁队。在这起拆迁事件中,杨友德并没有反对征地拆迁,他反对的是政府未依法补偿而强拆。在当地政府公然违法违规向民夺利时,杨友德被迫用自制的“土炮”,保卫赖以生存的土地。
◆2010年9月10日,在江西宜黄县,31岁的女儿钟如琴、59岁的母亲罗志凤、79岁高龄的大伯叶忠诚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被强拆,他们点燃自己的身体,与当地公安、城管及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近百名拆迁队伍抗争。
◆2009年11月29日晚,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16天前,她因阻止有关政府部门拆迁而站在楼顶抗争,最后泼撒汽油用打火机自焚。其后,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政府大楼、检察院及临川区药监局大楼的停车场2010年5月26日上午发生强力连环爆炸事件,爆炸威力强大,整栋大楼玻璃全部被强力爆炸震碎。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的惨剧。江西抚州爆炸案实施者为钱明奇,52岁,无业,已在爆炸中死亡。钱明奇自家拆迁补偿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上访诉讼均无果,为此走上暴力之途。
法院本乃说理的地方,系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近些年来,法院竟然枪声大作。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0年6月1日上午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办公楼内,一男子持枪扫射,导致三名法官当场死亡,三人受伤,嫌凶当场自杀。据知情人士透露,嫌凶名叫朱军,是当地邮政储蓄银行的押钞员。至于为何枪杀法官,有人称该法院曾于两年前办理过一宗与之有关的执行案件,该案执行情况早已到位;而今日扫射的六名法官,均与当年的案件无关。
◆2005年2月25日,湖南永兴县法院院内发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一死两伤。而黄运财之所以要实施这起爆炸,原因在于他的儿子黄虎因为断指被劳动仲裁获赔30万元,而法院一审仅判其获赔1.6万余元,他对这份判决极其不满。
◆2006年1月6日,发生的甘肃省民乐县法院爆炸案,在这一灾难性事件中共死亡5人,另有5人重伤,17人轻伤。起因同样是爆炸者钱文昭的儿子在法院执行中意外死亡,引发钱文昭与法院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
◆2006年4月5日,在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一死一重伤,起因同样是爆炸者因为对于法院的判决不服。
社会中坚阶层用脚投票移民它国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近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他们通过投资移民或技术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留权或国籍。由此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当中国社会中坚阶层用脚投票移民它国时,社会稳定的基础必将出现问题,社会危机凸显。
三、当下台湾的启迪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学者于建嵘去访问,此次台湾之行,于建嵘走访了台湾百姓,于是就有了“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 “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
,为我们走出当前困境指出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现摘录于下:
于建嵘问台湾百姓:“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
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
于建嵘接着问台湾百姓:“假如拆了怎么办?”
台湾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答:“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于建嵘再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再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百姓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
那个议员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总统”啊!
但是,于建嵘不甘心,继续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
台湾老百姓告诉于建嵘:“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
近期,从江西新余公民刘萍准备参与竞选当地人大代表以来,准备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竞选人大代表的公民不断涌现,其中包括:李承鹏通过微博表示要在其户籍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依法参选当地人大代表,著名博客达人五岳散人(姚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副教授吴丹红、上海作家夏商、北京新启蒙研究所熊伟,以及杭州市民徐彦、梁永春等纷纷在微博上表示将参选当地人大代表,还有媒体人徐春柳宣布参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天涯社区高管梁树新先生宣布参选广州番禺区人大代表,深圳市民罗志渊先生宣布参选龙岗区人大代表,深圳市高中学生刘若曦同学也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是公民不再服从于权力的安排,而是以自己独立的身份,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的体现,这是公民在以自己的行动落实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代表名副其实,而不是徒有其名。当一个社会独立候选人越多时,在体制外去对抗政府的公民就会越少,成熟的议会政治必然使街头政治影响降低,可以说,成熟的议会政治必将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然而,面对不断地涌现的独立候选人,江西新余县委以敌对势力待之,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言之“于法无据”,这必将堵塞公民参政渠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愈加不稳定。其实,与公民用手投出炸弹相较,与公民用脚投票离开这片国土相较,让公民用手投票是最为安全的选择,既合法,又文明,亦为大势所趋。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桂源铺》中道:“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谨请执政者以史为鉴,以宽容理性的姿态面对独立候选人,而不是以敌对势力待之,或草率地言之“于法无据”。期待执政者能顺应世界大潮,开启公民自由参选的大门。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谢燕益:选举正在和革命赛跑!
当前各地出现一些优秀公民参选人大代表。这一现象,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其意义,一方面它是政权合法化的选择,公民们试图在既有框架下寻求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按说,如果一个仅有百分之一(或许更低)投票率的政权其至多只能具有过渡性质,组成一个看守政府。
(博讯 boxun.com)
对于干预选举的警察和当局来说,不仅涉嫌破坏选举秩序罪,而且选举直接关涉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涉及中国能不能和平民主过渡,是血流成河还是繁荣稳定的前景?不管利用什麽方式阻碍公民参选注定将加剧下一时期的官民对立,政府势必将陷于人民的包围和声讨之中。宪法、法律明明有规定,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也不难判定,为何有司总是神秘兮兮、神经兮兮不惜违法进行各种勾当或纵容这种勾当时常发生如:“黑头套、旅游、窃听、监控、跟踪、抓捕、威胁、喝茶、非法拘禁、大造各种国家安全、和谐稳定的舆论、空泛的讲政治,常常逾越法律界限动辄扣帽子行各种打压威胁迫害之能事……国宝们要想清楚,即使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历史上也是过去极左后来又拨乱反正。违法意志与合法意志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存在,今天让你违法,明天你就可能买单。所以,国宝弟兄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违法的不干!干也可以,必须得有文件、有证据足以为自己开脱责任。不是不能够妥协,但一定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尽一点力,让违法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社会才会逐渐好起来。
国家机器无意识,大家要清楚,谁在代表国家发号施令?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国家?谁是国家?一个立法或执法行为到底来自于国家还是国家的敌人?谁是幕后黑手?为何有一些头头脑脑们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是脑残,明知违法却故意为之?不惜干违法的事,他们到底想干什麽?这背后的动机到底是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还是维护一己之私、非法利益、既得利益还是要掩盖什麽罪恶勾当?
习惯是一种力量!习惯成自然,言论自由如此、选举如此、结社自由如此,宪政民主也如此!世上本无路,越走路越宽!选举的路是一定要走的!关于当前选举中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展开持续的学习和探讨比如:1、酝酿候选人制度。酝酿候选人制度要有公开透明机制。候选人身份方面,参选候选人不能是政府人员,候选人资格法定。选举差额比率应扩大以增强其竞争性2、选举委员会问题。选举委员会如何构成?它不能叠出于人大政府,其临时性、独立性的地位,政府有保障义务但不能上下其手。选举委员会要有责任追究机制,选举委员会需要有协商机制和诉讼救济机制。3、投票率要有门槛。结合我国国情,民主初建时期,基层投票率不得低于50%或30%,代表及政权当选方能有效。如果投票率过低说明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或是选民用脚投票不信任选举现状。4、制式选票需要广泛讨论并重新设计。制式选票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增加它的政治违法、垄断成本是主要目的。5、选举方式问题。透过现代科技手段,在候选人酝酿、选举委员会组建以及正式选举上增大信息透明度,进行全程直播和网络监督,全程公开选举过程及细节,并创立责任制度措施加以保障。6、各级人大代表直选。人大代表直选是核心问题,要使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使得代表直接对选举人负责最关键的是最终实现人大代表直选而不再实行行政主导性质的代议制。 [博讯来稿]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作者:蒋方舟
来源:《信睿》杂志2011年11月
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
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
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
“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
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
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
……
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
文章被阅读了将近三千次,分享了1200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说近代史上从未有过选票里出政权的先河。
小金是这所重点大学里不大安定的学生,常上推特,熟悉党史,看书写作常常宏大叙事援引民国纪事,早早脱离了喊打喊杀的初级愤青阶段。他频繁地在人人网上发表日志,成为某些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今年年中开始,他觉得文章救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满足于发写檄文,而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今年五月份。江西新余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引起波澜,他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公民观察团”去围观,他们被扣留了几天之后,被礼貌地送出境,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
已经尝过无功而返的小金,当然不会被同学的这些冷水打消念头。今年虽然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自荐的独立竞选人,让人大代表选举变得异常热闹,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民选举元年”,连围观者都被感染,有了“时间开始了”的激动。但小金非常清楚,这种开辟鸿蒙的激动只是假象。
是记忆撒了谎,八年前的人大选举,人们热情同样高涨,当时,清华大三本科生就在BBS上发表竞选宣言:
“我们仍然在路上/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它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仍然在路上/我们的选举正走向日益宽阔的光明之途/让我们的代表传递选民们的意志/我们仍然在路上……”
那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已经有7名学生宣布将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
前人擂鼓张旗,可也没走多远,小金几乎是向着已知的失败前行,但是他非常愿意尝试,他说:“中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大学生是最适合参选的群体。”
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对网络的运用。美国、甚至台湾的竞选广告总是深入人心,而广告的宣传作用在实际竞选过程中,对票数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大陆的选举中,即使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在马路上贴一些海报,面对的也不一定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宣传几乎是失效的。
可是,大学生有联系同学情感的人人网,也有校内BBS,消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传播很快,分享和讨论很快就扩散开来,竞选的大学生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像直接面对面的。所以竞选的宣传很容易就能起到效果。
第二个优势,是容易直接拉票。居民选举,可以在单位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为了图省事,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单位登记。
拉票拜票的参选人,有的想直接和选民交流,在小区挨个敲住户的门,要么被轰出去,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门往往也不属于一个单位,不是自己的选民。
而在大学,这种“扫楼”则容易高效。竞选人或者他的团队,可以挨个去敲宿舍门,或是闯进自习的教室,普及自己的竞选纲领,赢得支持和签名,如草船借箭。
这种“扫楼”拉票的方式,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更像是社团在学期伊始的招新。
大学生竞选的好处是封闭,坏处也是封闭,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迅速放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到教导处。小金被学校规劝,几乎同时,他的父母也被他要参选的事情吓着了,极力阻止。
在宣告参选后不久,小金写下保证书:
“我承诺不谋求以群众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候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
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
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1000个签名。他说:“我收集的1000个签名,问50个人,可能会有1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和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
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饭堂菜的质量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
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小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甚至广州大学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是很多学生的想法。”
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
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被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
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去拿到10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
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
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投票那天,他一直呆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
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
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是自认为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
福建顺昌独立候选人张德锦被无端撤销正式候选人资格
来源:参与 作者:方朔
(参与2011年11月14日讯)方朔报道:明天福建南平市顺昌县将进行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正式选举,今天下午顺昌县独立候选人张德锦突然被口头告知撤销正式候选人资格,对方未说明理由。
记者当晚联系到张德锦,他说今天下午1点20分,他接到顺昌县和勤社区潘主任的电话,称顺昌县负责选举的领导在等他,要其立即赶到社区,有重要事情宣布。在社区会议室,自称来自顺昌县双溪街道的工作人员宣布撤销张德锦顺昌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举委员会正式候选人资格。张德锦要求他们出具身份证明和撤销正式候选人资格的书面决定,遭到粗暴拒绝。
在正式选举日前几天,张德锦就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干扰。先是派出所打电话给他,以朋友的孩子失踪帮助寻找为由企图控制他的行动,从昨天社区片警杨建辉开始跟踪他。昨天社区主任要求他写公开信,声明以往独立参选的言论和行为是错误的,向全体选民道歉。今天早上张德锦按照要求,在征求社区同意后于上午10点之前张贴了公开信(如图),三小时后“圣旨”便到。
张德锦表示,他个人没有多大力量,全靠老百姓的支持,他参选就是为穷苦老百姓说话、办事。他认为自己参选的程序是合法的,而且得到了很多群众的支持,他对当选人大代表很有信心。张德锦不认可撤销正式候选人资格的口头决定,他明天仍然会到现场参选,请大家关注。
张德锦电话:13950619560
和勤社区:0599-7825996
潘主任电话:1890599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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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选民多未见过候选人 多项安排被指违选举法
北京、贵州等地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星期二对候选人进行投票。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选民,没有见过候选人。多位独立参选人告诉记者,有工作人员误导选民,甚至要求选民在他们面前写票。仍在准备中的成都,一位要求参选的公民当天遭围殴,逼他放弃。
11月8日,部分地区展开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各票站附近均有公安及便衣监控。而一些独立参选人的投票活动,遭公安全程监控。北京海淀区巴沟的韩颖星期二告诉本台,她一早就受到监控,投票当天她拒绝担任监票人:“我去投票的时候,他给我拿出来一个监票人的牌,想给我挂上,我拒绝了。我说监票人的会议阻拦我,我也没有开监票人的会议,我的生命安全都已经得不到保障了,如果今天再来监票,也许我的生命安全都不一定得到保障,所以我就没有同意当监票人”。
之前已有网民号召不要投官方推荐的候选人,因为他们不代表民意。韩颖说:“我投票了,投的‘另选他人’,候选人我都打了叉子,‘另选他人’里写了我自己的名字”。
记者:警察有没有跟在您后面?
回答:出大门的时候,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在大门口待着,我一出去就有人打电话。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担心什么。
而韩颖的新浪微博已被删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乔木的的微博则被封锁,记者多次致电乔木,但显示关机。
投票由上午7点到晚上12点,独立参选人野靖环对本台介绍了西城区展览路葡萄园投票站的选情。她说,投票过程比较顺利,但是也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填写选票这个地方坐着大概4个工作人员,填票的时候,他们要告诉你怎么填,我说,这个一跟你说不就知道你投票是谁了吗?不就没有自己的秘密了吗?工作人员说了,你要想秘密的话,旁边有秘密写票处,你要不愿让我们知道也可以。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工作人员的桌子上画的票”。
她的妹妹野靖春也是独立参选人,她说,前一天开始,家门口已经布岗,早晨前往投票站有便衣尾随:“到了(票站)门口,已经戒备森严。我自己做了一个牌子把我的名字放在胸前,我就说‘另选他人’怕别人写错名字。就自己写票的时候,他就是三个人我选了一个,因为有一个是我们院子里的候选人,我就同意他了,另外我在‘另选他人’写上我的名字,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个票不行,你不能这么写,你这样写也是废票,因为你要写两个人才行。他这样误导我吧,我说我这儿画一个圈,我这儿还有‘另选他人’,这不就是两个人吗?他就不说话了,嗯,那这样也行。所以,前期的肯定好多选民都被他这样误导,人家就不能写别人”。
贵阳市也在当天进行选民投票,被公安跟踪的独立参选人陈西告诉记者,他在“另选他人”栏目中,写了自己的名字:“我的选民证是在昨天中午才得到,是在国保、公安护送下投票。”
记者:是不是都是官方推荐的,还是有独立候选人?
回答:全部是官方推荐的没有独立候选人。
记者:你有没有投官方推荐的候选人的票,还是另选他人栏目中另外写的名字?
回答:我投了一名官方推荐的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是)社区的,因为这段时间他和我接触了很多次,在官方推荐的三名候选人当中我只认识他。在另选他人我就写我自己了。
据一项网络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三的选民,在投票前没见过候选人。维权网消息说,11月5日,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一次网络调查,调查问题包括“投票前见过候选人”
、“投票前没见过候选人”等十二项。接受调查的507人中,421人表示“投票前没见过候选人”,占总数的83%;“投票前不知道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与承诺”的有428人,占总数的84%。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人权观察
著名媒体人士陈杰人被人民日报开除
来源:参与作者:大风
(参与2011年11月1日讯)著名媒体人士陈杰人被人民日报发文通知开除。陈杰人说:“本人荣幸宣告:根据人民日报前天下达的通知,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人民日报系今后不得再聘用本人,理由是我对政府批评过多,是美国“线人”,党的喉舌不能聘用“不合作者”。据此,我的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辑职务已终止。谢党隆恩。”对此,评论人士莫之许说:“陈杰人是青年话题时期的老网友了,他一直倾心体制,虽被驱而不离,今日竟然因言论遭遇现实危险,可为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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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斗士死因成谜,于公于私都需一个交待
南方网
公民高敬德,男,43岁。曾做过十几年药品经销工作的他,一次不慎吃了假药导致身体不适,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因打假,他放弃了十几万年薪的工作;因打假,他于2008年在街头被围殴;因打假,遭遇医院拒诊,被南京多家医院列入“黑名单”;因打假,成了一些药品监管部门避之惟恐不及的人;因打假,常常有家不敢回,最终与妻子离婚。
“高敬德”这个名字最近一次引起轰动是在2011年8月19日,这一天《新京报》报道,高敬德向杭州市药监部门举报某公司销售假药,杭州药监局江干分局却让他与售假药者签署调解协议,协议要求他放弃包括投诉举报、诉讼、行政复议、向媒体曝光等各种形式追究售假药者和药监部门的责任。在这篇新闻的最后,记者写道:“杭州药监局纪委介入调查”。
现在,我们没有等到这个调查的结果,等到的却是高敬德死亡的消息。先是有网友在微博上披露,高敬德因上访于10月12日被上海驻京办带走,随后死于某医院,“死因成谜”。高敬德所在的大场镇居委会负责人向记者确认,高敬德曾在几家医院抢救,最终医治无效,于10月26日去世,但死因、火化等问题不便回应,“上级部门正在处理”。
一个人死了,死因居然与事实之陈述无关,而是一个需要等待“上级部门”处理“的难题。毫无疑问,居委会负责人这一奇妙的回答,只会强化网络上关于高敬德”死因成谜“的猜测。
只有在医学专业领域里,“死因成谜”才可能是惟一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任何公民的死因都不能成谜,更何况,公权力部门卷入了高敬德死亡的谜团里。上海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他们带走了高敬德,但高敬德临死前由车牌为京E45428的白色面包车将其从派出所带走则是事实,从车牌和派出所记录入手,弄清公权力部门与高敬德之死的关系应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也算是对生命和公众最起码的交待。
老高死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不必再愤怒,也能够免除惊扰和恐惧了。有些物类在为他的死弹冠相庆,但我们知道,这是每一个希望正常生活者的重大损失,因为老高就是为了维护这种正常生活权而不懈抗争的斗士。
这个世界上,一些人在离去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其价值,当我们现在承认老高的辞世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时,又不能不感到赧然。我们回报老高的是什么呢?他几乎总是一个人在战斗,就连称其为“同盟军”的监管部门,不是也要常常躲着他吗?
因为打假,老高于2008年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从此以后他的命运轨迹就是一路下滑,直至今天不明原因地死去。不仅是他,扳倒郑筱萸的药剂师高纯和其他一些维权者,其命运轨迹又何尝逃脱过这一宿命?这样的宿命里映照了什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许在不少人眼里,家破人亡的老高就是一个人生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则归咎为其不与生活妥协的个性。从利益考量出发的判断难言对错,但如果所有人都放弃抗争,这个社会可还有向上的希望?
记住高敬德,记住一个与生活不妥协的斗士。
维权人士王译劳教获释时日记信件被要求烧毁
(维权网信息员赵荣报道)今天(11月9日)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维权人士王译(程建萍)劳教一年期满获释,所有日记、读书笔记、信件被劳教所抢下不给带出。
今天上午8点30分,河南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的干警通知王译收拾东西,准备出狱。
当王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所干警却不许王译把自己在劳教所写的读书心得、日记等物品带出劳教所,并强行要求王译当即烧毁。干警们甚至不许王译把与未婚夫华春辉之间的信件和其他朋友邮寄的明信片带出劳教所,王译当即以死抵抗,最终被劳教所十几个女干警蛮横的抬出劳教所,信件和明信片等私人物品被强行扣下。
出了劳教所大门后,王译看到门口停了十几台警车,有新乡地方的,也有河南省厅的。
王译的妹妹程雪开车前来接她,在程雪的车上,王译一把抓住坐在前座的国保陈<程>大队长的衣领,喝令左右挟持她的警察滚下车。王译说:“这是我的私家车,谁让你们来接的?谁让你们坐上来的?都给我滚下去!陈<程>队长被王译勒的嗷嗷叫说:“是奉上级命令。”
王译在警察的强行护送下,回到老家新乡长垣县。当地警方问王译:“你是回家接受监视居住?还是在宾馆接受监视居住?”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王译担心出所后警方继续惊扰家人,不得不接受警方安排,住进长垣县新星快捷宾馆(0373-8890001.0373-8891999)。
长垣警方甚至无理要求她不得离开长垣县,王译多次和警方说明:“我现在是合法公民了,你们不能侵犯我的公民权益。”当王译要求与未婚夫华春辉见面时,警方的答复是:先休息两天,等领导的通知。
有朋友告知,王译的未婚夫华春辉11月9日上午被无锡国宝请“喝茶”,要求他暂时不得离开无锡。
王译在电话中感谢大家一年来对她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朋友们打电话给她或者去看望她。
王译是去年因为在“推特”上转发推文“愤青们,冲啊”而被新乡警方处以劳教一年的处罚。
程雪手机:13569816778
新星快捷宾馆:0373-8890001.0373-8891999转222房间
秦永敏:刘萍探望陈光诚在沂南县双堠镇派出所的遭遇
(参与2011年11月5日讯)江西新余刘萍两次参加探访陈光诚活动均遭抢劫殴打,但仍誓言还将第三次前往。
11月3日夜晚才获自由的刘萍说:她在双堠派出所曾受到非常专业的殴打,以致外表没伤,但腰部肯定有问题。
刘萍已经两次前往东尸骨,分别为23号和30号,第一次去时,就受到一个年约30面容姣好的女人殴打,没想30号在双堠派出所又遇到了她。30号,她和单亚娟等人到左庄派出所报案后转往双堠派出所,没想到在那里被6、7名警察暴打。尤其是警号为076970的出手格外凶狠,上来就拳打脚踢把她打倒在地,致使她尿液流出,单亚娟前来搀扶,结果被阻止,也不让上厕所,还有男警察故意侮辱她,左右开弓扇耳光但不打到脸上。不知为何那个殴打她的076970的相片被人照相发到了刘萍的微博上,这就使她日后的控告有了更好的直接证据。在路口打人抢包的人中,那个面容娇好的女人让她映像深刻,没想移交到双堠派出所时正是她陪同,原来她正是该派出所的人!30号夜里上厕所时,就是由她看守着,这就使刘萍拿到了双堠镇派出所警察直接参加堵路抓人打人的真凭实据。在那里,她的价值200元的钢笔、一部手机、一个录音笔、以及身份证被抢,两天以后送回新余时,手机和身份证还给了她,但钢笔和录音笔没有还。
此外,23号被抢的财务更多:1500元现金,价值3000元的手机(诺基亚面板),还有一只金笔。
刘萍说,她去双堠派出所报案反而遭到殴打、侮辱、抢劫不算,而且被非法拘禁2天两夜,直到11月2号夜里才放,由她所在单位新余钢厂的人接回,但是,新余钢厂的人完全受国宝支配,国宝的人一直不和她见面,始终就藏在附近指挥新余钢厂的人。
刘萍说,她已经分别到临沂和沂南县公安局报了案,由于两个公安局都不出具回执,她又都报了警,并且做了录音。报案的内容包括4条:123号被抢劫,230号被抢劫,3在双堠派出所遭到警察殴打,4双堠派出所对她这个报案人进行非法拘禁,时间长达48小时。
面对如此荒诞的现实,刘萍表示她绝不会屈服,仍然要依法讨回公道,也要再次去设法探望陈光诚,略作休息后,将会第三次前往这条举世关注的红色旅游。
2011-11-4
参与首发
呼吁中共党内民主,倡议党员自荐参选党代表
——“中国公民选举网”遭封杀
(维权网信息员德明报道)近日,一个名为“中国公民选举网”
(http://blog.sina.com.cn/u/2482097310)的新浪博客遭到封杀,凸显出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据悉,该博客仅仅建立十余日,因当前中国正进行基层人大的换届选举,该博客是从民间角度观察和记录当下中国的选举,关注独立参选人的境遇和参选历程。
据了解,该博客是在发出博文《会有自荐参选党代表吗?》后当天遭到封杀的。中共十八大将于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中共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部署。中共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6月底前结束。
《会有自荐参选党代表吗?》的博文转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的部分内容,并加了编者按语:“共产党是谁?现在人们一提共产党,想到的往往就是贪官,但其实,中共的八千万党员中,绝大部分是普通人,这么多人为什么就不能制约少数的贪官,净化中共自身的肌体呢?显然,如果中共党章条文里的党内民主真正得到实行,如果普通党员真正享有民主权利,腐败是不可能如此严重的。中共自身的民主化,对于中共的自我净化、改善执政是重要的,对于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意义也不言而喻。”《会有自荐参选党代表吗?》博文发出后,“中国公民选举网”即被关闭。
发贴者维权网
石城县官员惊世之言:打死了赔500万,打伤了送医院,没打死没打伤的全部抓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05日 转载)
2011.10.31在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强推废温坊村几个村民小组良田,赖镇长说:打伤人就医,没打伤人就关.朱县长说:打死人就赔500万.在不顾农民的人生安全,导致17岁男童受重伤,昏迷三个多小时,而政府一直没有人来问候.谁来为我们农民主持公道啊!
当生存开始开始受到威胁时,人民就应该奋起反抗。纵使三尺血流,亦无所畏惧。
人性尊严,当我们在网络在社会在人群中高呼人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作为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在哪?在那自己手中一沓沓的钞票,还是食无鱼不行居无华屋则不住呢?好像整的只剩下了叩问,双手抚于心的叩问(仅仅是叩问对于我们还是没有用的啊)••••••••••••
每当我想起我活着的社会,我都在想我们究竟怎么了,发生的是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人民的生存还是应该让位与发展,难道发展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还在昏睡,一根一根的输液管维持着他的生命,可是在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啊。土地,那是人生活的根本,可是有人要将我们的生存剥夺,我们没有了生存的资本。
在2011年10月31日赣州市石城县政府出动政法机关300余人,并携推土机3台,钩机3台,工程车10辆,强行把温坊村的几十亩良田推倒,那是在没有任何补助条件下的拆除,将我们的生活掷于何地,据了解,其中的补偿款尚且还有上次的许愿仍未付清啊!而且那里的有些人是要靠那些田地过日子的啊••••••让人心寒的是,本地的赖镇长在现场的指挥多么的英明神武啊,“没打死,没打伤的全部抓起来”,无独有偶,本地的另一个领导人物也说到“打死人,赔500万,打伤送医院”,风光啊,多么的风光啊,原来钱也可以用来买命了啊!这个是我们社会的悲哀,还是作为人的悲哀呢,生命,生命原来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俗话说,民不与官斗,不是不敢,而是没有真正的公道啊!于是拉横幅,反抗仅止于此吗?不是的,不是••••••真正有良知的人都在反抗,有你,还有我••••••••••••••
四川维权人士陈卫面临被起诉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11月14日下午,四川遂宁维权人士陈卫会见了代理律师郑建伟,会见在较此前会见相对宽松些的环境中进行,会见持续时间近半个小时。 (博讯 boxun.com)
会见后律师与陈卫的妻子王女士前往遂宁检察院,负责该案的李洪志(音)检察官表示将在本月20号左右起诉陈卫到法院,目前检察院正在写起诉书。
这是陈卫案在被检察院第三次退回公安补充侦察后再回到检察院,且检察院明确表示要于近日起诉到法院。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起诉陈卫仍然是他所撰写的几篇文章,涉嫌罪名仍然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今年二月因网传“茉莉花”事件,全国抓了一大批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至今北京、广东等全国多地的被抓人士已经全部释放,而浙江杭州与陈卫完全相同案情的朱虞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也于10月底杭州法院作出同意撤销起诉。据代理朱案的北京律师李柏光说,浙江当局接下去可能会由检察院作出免于起诉,退回公安监视居住一段时间,然后才将朱虞夫释放。这样就是说司法部门认为朱虞夫有罪,但情节较轻而免于起诉。就是同样在四川与陈卫同日被抓的作家冉云飞也已经被以监视居住释放出来,而陈卫居然至今没有被放,且还要被起诉,这让人不禁要问遂宁公安、检察部门究竟意欲何为?
对陈卫案件进展国际国内各界将密切关注!
美国会报告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大恶化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中国为2012年的权力交接作准备的时候,中国因为加紧控制因特网、压制写博客的人、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而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骚乱与批评。美国国会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为什么中国经济显著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升高,而中国的人权却大范围恶化。
美国议员和活动人士说,中国人权恶化不仅限于压制言论自由和加紧控制因特网,还包括剥夺工人和妇女的权利,歧视少数民族和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该委员会的第十份年度报告所展现的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很令人担心。他说:“中国领导人在违反人权方面更加一意孤行,他们无视自己宣布支持的法律和国际准则,加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
*经济自由化并没有带来改革*
史密斯议员还说,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对指责他们违反人权的批评做出回应。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国际法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史密斯是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这番话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婷恩说,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10多年了,但经济自由化并没有带来改革。
她说:“中国的统治集团逮捕人权律师,让他们被失踪,迫害和折磨法轮功信徒,把绝望的西藏僧侣逼的引火自焚,在东北边疆搜捕北韩难民,这样的统治集团只能被视为野蛮的政权,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中国政府对宗教立场更为强硬*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多方面恶化。基督教权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付希秋说,中国政府对宗教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付希秋说:“在2011年的头10个月,中国宗教自由的状况仍然很糟糕。事实上,宗教自由状况是1982年邓小平正式结束消灭宗教的政策以来最差的。”
今年早些时候,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团体守望教会的几十名成员在准备举行复活节弥撒的时候被逮捕。被迫害的不只有基督徒,中国西藏僧侣也处境艰难,已有11位僧侣和尼姑引火自焚。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运动的布琼次仁说:“毫无疑问,这些人自焚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所有藏区实行镇压政策。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政策甚至进一步限制西藏人民所拥有的一点点自由,也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表达自己的空间。”
中国政府还采取行动更大规模地限制言论自由。为防止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式的抗议运动,中国政府逮捕关押人权活动人士,写博客者和律师,使他们被失踪。
*动用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政治异议人士*
对话基金会的人权活动人士康原说,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去年中国有1千多人因为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捕和受到起诉。中国当局经常用这项罪名来迫害政治异议人士。
康原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的人数已经连续三年超过1千人。他说:“逮捕这么多人,而且因为言论和结社罪被判刑的人几乎不会得到减刑,所以我们可以说,目前因政治罪而入狱的人数比198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
康原补充说,根据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2010年审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子,有一半多是在中国新疆审判的。新疆地区因为有人抗议中国政府的统治而局势不断紧张。康原说:“百分之75到80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是言论和结社罪。判决往往是长期徒刑,没有听说过有人获得无罪释放。”
过去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因特网上发泄不满。微博等社交媒体网站在突显社会不公和对政府施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加强网上监督严控社交网*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加紧控制因特网。今年5月,中国成立了国家因特网信息办公室来加强对网上内容的监督。中国当局最近还宣布了有关加紧控制因特网和社交网站的计划。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国的网站去年减少到191万个,比以前减少了百分之41。虽然社科院的报告说,网站减少跟控制言论无关,但是报告说,因特网大减的原因包括政府打击色情网站运动和经济不景气。(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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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丑孔庆东
北大教授孔庆东用排比粗口骂记者激怒网友
来源:成都晚报 作者:刘奕
昨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大爆粗口,用三句粗口拒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让人大跌眼镜,也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大学教授就这点素质?记者有权采访,你也可以拒绝采访,就算观念不同立场不同,也不至于这么排比句开骂啊?还到微博上来炫耀?!”还有网友调侃孔庆东已经成为业余相声演员。
很多网友不爽他
媒体人作家等也反感
昨日下午3点21分,孔庆东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
作为北大这样知名学府的教授,如此狂飙脏话,激起网友一片愤怒。“潮起潮落”回道:“你也算是一个文化名人,说出话来就这个素质,村痞一般,还不觉羞耻!丢人!”
“某男舒立”发问:“堂堂北大教授怎么成了骂街的了?你是北大教授呀!怎么为人师表?”还有网友认为,学者和媒体有立场和观点上的不同,合不来很正常,也可以理解,但用如此3个排比,气势汹汹地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辱骂,还是太让人汗颜了,真是有辱斯文。甚至有网友建议北大应该“抛弃”孔庆东,“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难道连如此粗口也包容?”
成都晚报记者看到,不少媒体人和作家也对孔教授的言辞颇有不满。认证为“《南方人物周刊》主笔”的“东方小石头”替同伴叫屈:“你都这么骂你家人吗?还自称教授,叫兽吧!”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杨锦麟站出来为《南方人物周刊》说话:“实在不好意思,我给这本周刊写了六年的来信,说实在的,我还愿意继续写下去。”另外,诗人林岳芳、作家北村等也对孔庆东的“出口成脏”表示了无语和反感。
孔庆东不以为然
继续微博飙狂言
资深媒体人阿忆在一片骂声中帮孔庆东说了点好话,一网友反问他:“阿忆老师,请教下孔老师生活中也是看谁不顺眼就骂娘吗?”阿忆回:“当然不是,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尤其现在头发白了少了,更像个宠爱孩子的和善老头儿,其扶老携幼,堪比我周阿忆。”阿忆还在微博上透露,“那孩子(指孔庆东骂的记者)上周五饿了一天肚子,来798片场先找俺,要做你(指孔庆东)一期《封面人物》,他充满了对你的好奇和不解,但决无恶意,还从俺那儿了解一些你那艰辛而光辉的历程……”最后,阿忆也很无奈地叹气:“哎,人都被你(指孔庆东)得罪光了!”
对于网友的声讨,孔庆东似乎不以为然,昨日16:31再发微博:“刷刷拉黑,真他妈的过瘾!狗娃们,继续上呀!”
爆发的网友评论说:“这就是人至贱,则无敌!”
孔教授“骂语录”
去年底
——“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
—— “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
今年10月
——“姜昆是相声界下三滥的典型代表,政治上趋炎附势,艺术上狗屁不是,欺行霸市,说学逗唱一样不会,连给郭德纲擦鞋底都不配。”
前几日
——“白岩松一向崇拜当官的,美国就是他的爷爷,崇洋媚外。”
成都晚报记者 刘奕
新华社发文评孔庆东辱骂记者:岂能把粗鲁当个性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
黄冠)连日来,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用三句粗话拒绝记者采访、并通过微博炫耀粗话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北大宣传部回应称已经找孔庆东了解情况,事件正在调查中。如此把粗鲁当个性的公共舆论事件,值得关注。
拒绝采访,不是任意谩骂记者的借口。在我国,依法采访是国家赋予新闻记者的权利。作为一名教授,用粗话骂记者、通过微博向公众炫耀,缺乏对公德的基本尊重,缺乏学者基本的表达理性,不仅有辱作为教授的节操和尊严,而且缺失起码的公民素质,令人汗颜。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吸引一代代学子的独特传统。但是,“并包”的是文明而不是粗鲁、是进步而不是恶俗,“自由”的是学术而不是谩骂、是建设而不是破坏。
顶着教授的光环,孔庆东借骂人挑起舆论事件,已经不止一次。他多次出口成“脏”,用“雷人”话语挑动公众的神经。北大即便能够包容“骂人教授”,也决不应纵容无视公德的“教授骂人”现象。
作为人民教师,所作所为应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应当履行“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的义务。我国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教师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情形的,应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一些所谓的“文化名人”借“语不惊人死不休”自我炒作,一些公共舆论平台却甘愿为其“搭梯子”,这其中不乏商业炒作之嫌。个别媒体在报道“教授骂人”的同时,还制作“雷人”标题,以“审丑”吸引“眼球”。
作为教授,理应“为人师表”,传播先进文化;作为公众人物,也有责任遵守公德,维护公序良俗;作为媒体,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否则,刻意炒作将有悖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评论批评孔庆东记者公害论系文革遗毒
羊城晚报
□肖鹰
北大教授孔庆东活跃媒体十数年,擅长在媒体上用大话雷人,是以骂求名、因骂成名的“媒体知识分子”。日前,他为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记者论”,不仅抛出“记者国家公害论”,詈骂记者,而且还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将其“佯醉”、“佯侠”的“文革”骂功张扬极致。
我认为,要科学解读孔教授的“记者公害论”,从当下文化生态讲,当然需要从媒体文化的娱乐经济着眼———由此我们可见出孔教授的媒体表演性;而从历史根源来讲,则必须追溯到“文革”文化对孔庆东的深刻影响———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言论的危害性。
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他那些令人且惊且疑的“骂语”,都是“文革”话语遗产。“文革”结束30多年了,孔庆东不仅对其恋恋不舍,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美化歌颂之辞,洋溢于其笔端口头。
“文革”给中国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精神遗害呢?人们都会想到两点: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这种“狼性”发作起来,无法无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残;第二,“无限忠于”的“奴性”,这种“奴性”的表现在于立场决定是非、决定善恶,决定真伪。
“文革”遗害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类分人”。“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把中国公民分为敌我两大类,并且又进而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这种敌我分类,不仅划定人的阶级属性,而且划定人的品质的美丑善恶,从而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甚至决定人的生存权的有无。
王立军局长指导属下用起诉的法律手段自我维权并无过错,但是他对其“双起论”的解释又明显表明他具有把警察与记者作“类的对立”的意识。王立军如是说:“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局长所谓“他”就是记者,而“我们”就是警察。
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比王局长更进一步,明目张胆将记者作为“我们”的对立面。孔庆东如是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一个在职大学教授在今天还主张这样的“人的类对立”的哲学,实在是“文革”遗害未了!
在理性和客观的立场上,我们会看到,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同样,就学者、教授群体来看,也同样有善恶优劣之分,真才实学者有之,欺世盗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
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由此,“文革”“以类分人”的遗毒才会真正得到根除,与此相应,它培养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彻底根除。
精彩时评
焦国标:高压之下的精神贵族
艾未未被北京地税催缴1522万元后,11月3日,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和弟弟艾丹,以艾青故居签署了抵押声明。独立作家焦国标认为,从艾未未被抓捕至今,理性而坚定的艾家人,实为高压环境中的精神贵族。
人生处处是选择。你要想做精神贵族、文化贵族,你就必须有社会担当,就像艾家一门一样。否则,如果你只想闷声发大财,只想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或只想片刻也不能离开CCTV的舞台,新年除夕晚会一次也不能拉下,诸如此类,那也是你的自由。
说实在的,艾未未本人没让我感动,因为我认为,大丈夫做事上不封顶,干多大的事都是应该的,令我感动的是艾未未所属的这个大家庭。首先是艾母,高瑛老太太,至始至终高调地与儿子站在一起。在中国,行公义、好怜悯少见,高调地行公义、好怜悯更鲜矣。如今1500万的政治勒索又送上来了,艾母"已经用房产为艾未未作了担保",这是何样的担当,何样的襟怀!
艾未未的妻子路青,自事发至今,一直理性、克制而坚定地支持丈夫。艾未未的姐姐高阁是高家的新闻发言人,即便在当时弟弟未未被关、风声鹤唳的形势下,也总能看到高阁不失时机、分寸得当、无所畏惧地有力发声。
日前德国之声报道,艾丹已与母亲高瑛共同签署一份声明,愿以父亲留下的房产为哥哥担保。"高阁表示,他们一家人都选择和艾未未站在一起。……这房子算不了什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我们没有什么舍不得,就像强盗抢东西,舍不得也得给。"言下之意,兄弟未未(和他的信念)比房子金贵万倍。
"为什么我的眼中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大地爱得深沉。"我不知道诗人艾青给妻子儿女留下多少房产,但我相信这房产的百分之九十是这些诗句诗积累而来。如今诗人深爱的大地正在受辱,用诗人留下的房产拯救诗人深爱的大地,正是得其所哉,得其心哉,得其爱哉,得其孝哉。
与这个大家庭相对应的,是我从何清涟女士的文章中看到的有关冯小刚导演的信息。十月上旬,小刚发了一条微博:"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小刚说了什么真话呢?何清涟到冯小刚的微博上打捞,发现有这么一条"像真话"的微博:"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小刚口中不让睡觉的媳妇是徐帆吧,请教徐帆女士:小刚发这条微博与看不看你和孩子的份儿,我怎么没看出有什么联系?如果一定要找出其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找不到。小刚这条微博,不过是即兴出口气,就像鲸鱼浮出水面喷一口水,如此而已。鲸鱼不喘气不行,小刚不出气也不行,不出气闷出个三长两短,反而对你和孩子不利。要说其间的联系,这就是联系。
陈道明先生的声色俱厉质问,我认为更是属于一惊一乍婆婆妈妈。"你不说实话能死吗?"我倒想反问道明先生一句:"一个人装没嘴的葫芦就能活一万岁吗?即便能活一万岁,横竖一个葫芦,活那么久有意思吗?""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这句话我也得请教道明先生:"小刚随口说句话,究竟能倒多大个霉呢把你吓成这样?他要真倒了霉还能株连到你这十族以外去?即便真的株连到,到那时你还有足以逃脱牵连的牌可打,划清界限宣布脱离朋友关系可也,保你没事。
冯导的"两句真话"究竟引起多大反响,我不清楚,起码我没听说小刚失业,或家被抄,或片被禁拍之类的消息。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都让杯弓蛇影的庸人主动出让掉了。在言论自由的王国里,这些人都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小刚在微博里说:"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很显然,小刚这气没喘顺。我来挑拨一下小刚:不要光看家人朋友不安的一面,还要看家人朋友"可恨"的一面。要知道,亲情对言论自由的扼杀,比中宣部所做的更深重广大。不要怪别人不让你说,不给你自由,克扣、勒索你自由的首先是你的家人朋友。
人生处处是选择。你要想做精神贵族、文化贵族,你就必须有社会担当,就像艾家一门一样。否则,如果你只想闷声发大财,只想灯红酒绿、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或只想片刻也不能离开CCTV的舞台,新年除夕晚会一次也不能拉下,诸如此类,那也是你的自由。
作者:焦国标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焦国标,1963年出生于河南省札县,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作家和异见学者,2004年3月曾发表《讨代中宣部》一文。
原载【DW】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栏目网址: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508724,00.html
官方公布的“北京精神”何以遭网友调侃?
作者:佚名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
近日,北京官方正式发布了八个字的“北京精神”,那就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对此,舆论的反响趋于两极,主流媒体是赞歌连篇,草根阶层则是调侃不断。根据官方的解释,“北京精神”诠释了“处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点上的当代北京,所具有的气质与灵魂”,然而,许多网友对此却不以为然,并纷纷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北京精神”,比如说,“堵车,官多,沙尘,嘴贫”;以及“摇号买车,交通管制,雾都桑拿,食品特供”等等。
财新网上作者任重远的文章说,这种情况尴尬地展现出了官方的宣传倡导和民众真实感受之间的错位,更为关键的是,这八个字的所谓“北京精神”与老百姓相距甚远,比如说,“爱国、厚德”缺乏新意,无法体现北京的特点,上海、天津和广州,谁不爱国呢?更没有创新的就是这种北京精神所言的“创新”了。特别是对“包容”二字,舆论的反弹更为强烈,众所周知,七、八百万外来者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却在买车、买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上困难重重,甚至还有被驱赶之忧。显然,要真正做到“包容”,并不容易,而“包容”首先就是政策和制度的包容。
实践证明,那些脱离人心的官方表达,最后都难免沦为自言自语。毕竟,真正的城市精神,都是自发生长出来的,否则,就算官方隆重推出,也难入人心。不仅如此,老百姓甚至还会反问:您说的这些,究竟是谁的精神? 也有评论认为,最近流行一种句式叫“精神体”,如你所知,这年头,但凡叫“某某体”,那么“某某”必将沦为被刻薄的舆论群嘲乃至千刀万剐的对象。赵丽华之于“梨花体”,车延高之于“羊羔体”,都是前车之鉴。这次被痛打的落水狗,名曰“北京精神”,内容共计八字: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据报道,这八个字大有来头,经过了18个月的提炼,近300万民众的票选,才在11月2日,由北京市正式发布。
经济观察网上作者羽戈的文章说,绑架时间与民意,从来都是形象工程的一步臭棋,“北京精神”含金量过低,反而是对这18个月的时光与近300万民意的巨大侮辱,既然官方的“北京精神”完全不能呈现出北京的风采与气魄,那就活该遭到公众的讥讽与嘲笑了。借微博之力,一种名为“精神体”的句式应运而生,并由此演演绎了一场大话话语的全民狂欢,两三天的时间里,相关的微博创作已经超过12万条。这里仅举几个精彩的例子,比如说,“北京精神:烤鸭、豆汁、焦圈、卤煮”;“天津精神:煎饼、果子、多放、香菜”;“济南精神:大明、湖畔、雨荷、等朕”。
再比如说,“都市精神:限制、污染、高价、拥挤”;“股市精神:买进、下跌、套牢、割肉”;“微博精神:发布、转载、评论、删除”;以及领导精神:那就是“吃喝嫖赌”。
“坐视老婆被强暴”归根结底是制度之耻
作者:陈希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杨武事件”不是杨武之耻,也不是男人之耻,归根结底也不是我们之耻,而是我们这个制度之耻。我们的制度就是庇护凶徒的……
最后,我想说,在丛林社会,没有谁绝对是幸运者。凶手的单位还在竭力撇清,强调凶手是临时工。当“临时工”大量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制度的丧钟也敲起来了。不信,走着瞧!
深圳发生了“杨武事件”,是谁的耻辱?
绝大多数人都在骂杨武,杨武的母亲也在骂他,他自己也骂自己“没用”,说这是“男人最耻辱”。几乎所有人也都以骂杨武“没用”,来显示自己有用;几乎所有男人都在骂杨武不是男人,以跟杨武做个切割,他们通过指杨武“耻辱”,来遮盖自己的耻处。其实不过是一群阉人骂一个阉人,转移耻辱大方向。
如果摊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我问我自己。挺身而出,把命拼了!我对自己回答。尽管我分明感觉到自己心微弱哆嗦着,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骂中国人是猪,一个朋友反问我: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是这个动物?我回答:把一条腿放在死亡线上,就不受要挟了。我知道自己确实可能豁出去,不是因为我是好汉,而是因为我是赖汉,我对生命并不绝对眷恋。好汉抱着希望牺牲,赖汉只需要绝望,即可把命送出去。
但我把命送出去了,我的家庭呢?同样的,即使是好汉,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死活,是好汉吗?杨武所以不反抗,主要也是要保存家庭。他是父亲,还是儿子,当然他还是被侵犯者的丈夫。当然有人会说,他还有资格当丈夫吗?但是谁又能保证假如他反抗了,激怒了凶手,他的妻子就不会生命不保?他的妻子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你反抗,我的命可以不要!即使她这么说了,她作为母亲(还有妻子)的责任呢?她就这么轻松了结自己吗?
所以从这点上说,杨武恰恰是好汉,他比那些轻松骂他的人都更男人。只是他缺乏光辉的姿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痛感中国男子缺乏男人气,于是“呼唤男子汉”。男子汉的范本是高仓健、阿兰·德隆,还有史泰龙。那时我还年轻,还浅薄,模仿着他们向人显摆,一个聪明的女孩点醒我:这些人不过是戏子!那场“呼唤男子汉”,没有呼唤出男人来,相反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男人更加窝囊了。就在几天前,我还构思写个《男人们》的小说,问问中国男人怎么了?但是,杨武事件让我改变了想法。其实,中国男人90年代以来,已经真正承担起男人的责任来了。一个个家庭被推下海,在弱肉强食中挣扎,男人只能首当其冲。杨武不也是这样吗?他是家庭生存的顶梁柱。他不是胡里花哨的戏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柱。时代的变故,把男人推到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之下。生存是残酷的,不是摆个姿势亮个相就能解决的。他们虽然油里油气,乃至猥琐,但那是被生存逼的。我们的男人被逼成了百锤不烂的砧板,却又要面子光鲜。我们的男人,既理所当然要当取款机,还理所当然要当护卫神,甚至还理所当然要当性机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男人。
我不否认人有求生本能,但是人也有死亡本能,当生存已不可能,我相信许多人会豁出去。但是糟糕的是不许豁出去。人生最可悲的不是活不成,而是死不能。因为你是丈夫、父亲,所以你不能死;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撑着。女人脆弱,可以向男人哭;男人脆弱,向谁哭?老实说,我已经厌倦当男人了,虽然当男人很荣耀,还可以统治女人,但是男人在统治女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绝境。假如有造物主,我恳求不要再让我下辈子当男人。不是我不愿意当男人,而是这个世界,实在不是男人能搞定的。在一个丛林社会里,再威武的男人也只是一把骨肉;就好像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做再多的慈善也无济于事一样。那么,我们应该问责这个社会,这个丛林社会。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该把男人逼成武松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不仅不应该鼓励武松,还必须庇护杨武。但是我们看到,杨武根本得不到庇护。凶手曾长期为非作歹,居然没有得制度的制止;假如杨武反击,制度未必会认证他为正当防卫;凶手被逮捕,其家人居然还威胁,凶手坐几年出来,要秋后算帐,是谁给凶手秋后算帐的机会?是制度。对制度,杨武更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任何可以支配制度的筹码。我们难道有吗?面对制度性犯罪,我们都无能为力。有人骂杨武没有血性,确实,我赞成血性从我发起,但是我可以这么来要求自己,我不能这么来要求别人,包括当我肩负着别人的生存重任时,我不能因为成就自己的血性而自私。
“杨武事件”不是杨武之耻,也不是男人之耻,归根结底也不是我们之耻,而是我们这个制度之耻。我们的制度就是庇护凶徒的,从而鼓励人们都成为凶徒。假如制度不能惩恶扬善,那么善良的人们只能把自己变成凶徒,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指责杨武,不就是恨他为什么不恶吗?我们甚至宁可杨武是杨佳,拿起刀来滥杀,因为我们内心都恐惧被害,每个人内心都揣着一把刀。
最后,我想说,在丛林社会,没有谁绝对是幸运者。凶手的单位还在竭力撇清,强调凶手是临时工。当“临时工”大量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制度的丧钟也敲起来了。不信,走着瞧!
郑和朋:巨贪女市长“爱国爱党”却不爱民
来源:凤凰网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启红因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使亲属狂赚2000多万,27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因此引起人们的议论,媒体的关注!
对于自己的惩罚,在法庭上,李启红失声痛哭,想不到会判这么重。她说“我今天虽然受到了法律制裁,但我这个人从骨子里,从灵魂深处,我特别爱党,我有违党和组织过去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说到此时,李启红显得十分激动,几度哽咽。
纵观历史,有关贪官落马所流露出来的表情,大致是一样的。以往皇权时代,贪官被捕,大都会喊自己是如何的忠君,忠于朝廷;而今贪官被抓,都喜欢表白自己是如何爱国,忠于党,难忘组织培养的恩情。唯独不谈爱民这两字。自然,在她们自己的内心里,亦觉得平日里的所做所为,不配提“爱民”两字。原因,他(她)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所谓的爱民,只不过是官员口头上的表达,虽然,吾国政府素来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的情操口号,但官员在任期间,又有多少人在自欺欺人呢?而他(她)们都知道只要做到“爱国,爱党,爱官”便可前程似锦。爱不爱民便可无关要紧了。
女市长李启红被抓后,很多正义之士拍案而起,大骂她的无耻行为,然而,我辈奉劝众位,不必大费口舌了。相对来说。女市长李启红女士是爱国的,也是爱党的,也很听组织的话,因此,她无需爱民!在法院上,李启红痛哭泪流,那是她实在想不通,自己这么多年来爱国,爱党,听组织安排,得到了这样的下场。因此,方才黯然神伤,痛哭流泪。当然,在李启红们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爱民这两个字,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服务好领导,爱不爱民都是无关紧要。
女市李启红爱国爱党,而不爱民,因为她深深地知道,在当今中国官场,爱民是得不到好处的,也不会得到提拔。而爱国爱党爱官则就不同,它可以忽视民众,可以鱼肉乡里,可以搜乱民脂用来贿赂长官,不仅是官运享通,亦可成为一方之“领袖”,只要自己小心翼翼,不东窗事发,大可关起门来享受连神仙也羡慕的权力支配!人类大多数是经济动物,在权横利益关系的时候,往往考虑的很周全。
在女市长李启红等贪官眼里,所谓的爱国爱党,只是听众领导的话,服务好上级为重,而民为轻,方才在位期间,为所欲为。但他们多数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也是比他们高一级的领导散布在民间的一张网,而小民们便是那些随时随地被网住的小鱼小虾米,只是当有一天,小鱼和小虾米聚集在一起,纷涌而来,带来一阵巨浪,将网冲破,这个时候,坐在李启红们幕后的掌舵者便开始收网了,将李启红等抓捕归案,一切罪名安在他们的身上,便可公告天下,是他们的贪欲,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只要诸君大胆追问,当初又是谁撒下李启红们这一张张捕获鱼儿的网呢?是谁给他们的权力来鱼肉民众,搜刮民脂民膏呢?这种种疑问,又有谁能解释的了呢?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当务之急
作者:丁咚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晚近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实现它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中共建政后,“四个现代化”虽然具体内涵不同,却也数度出现在治国目标中,并饱受曲折延宕,直到文革晚期再次被纳入政府报告中。然而,彼时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后来扩大至军事领域,都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一种初级愿景。迄今,为了实现这个愿景,中国人民仍然在奋力拼搏,期待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经济的现代化不能完整概括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足以呈现“中国梦”的全部,相反,单一经济现代化的国家追求正在成为中国发展自身内部的关键性阻碍。
这一点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期间中间表现得尚不明显,单纯的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就可以充分鼓舞中国人的斗志并团结他们往前进了;第二代领导人执政期间,在渴望经济现代化、在经济领域大刀阔斧实施改革的同时,政治领域的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并一度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然而最终功败垂成;到了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由于长期以来积聚的问题开始显现,政治和经济相脱节的矛盾日益尖锐,虽然仍然将经济现代化作为核心追求,但是改革的意志有所消退,政治上求稳思维占了上风,因此才有了邓小平的振臂一呼,从而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路向,从此再次确认了改革的大方向;不过遗憾的是,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改革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中国的变化也主要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保守的倾向未能改观,但中国社会却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中国正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正因如此,“稳定压倒一切”才让执政党念念不忘。
实质上,“稳定压倒一切”是在失去改革勇气后被动消极应付时局思想的产物,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对于缺乏变革思维、政治意识落后者而言,不失为一项选择。历史上多有出现此种情形,在开国君主奠定江山后,“守江山”成为后代帝王根深蒂固的观念,沿袭老祖宗定下的治国方略,一味求稳历来很受那些守成之主的欢迎,而要实现“中兴”,非得要种种条件具备特别是帝王本人的条件具备才行。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都是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策略的。
这一策略,在当代它的潜含义是把经济现代化当作治国目标可以,但其他的都不要改变,都要“维持现状”。而不稳定主要缘于民众对现存秩序的反弹,民众对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其他领域却一潭死水的不满,对利益格局调整后自身利益无法获得保障的忧虑,往往就呈现为“不稳定”因素。因此,执政者“求稳”思维和民众“求变”思维的矛盾的核心,也是中国发展的矛盾的核心,就是政治与经济不相协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执政党执政思想与民众需求不合拍。
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经济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往前奔,却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很落伍,与其不相匹配。换句话说,只有政治现代化了,经济现代化才有可靠的支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现代化由少数人获益而与多数民众利益相脱节的问题,也才能根治中国社会的“不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现代化,是替代“稳定压倒一切”治国策略、实现国家在稳定中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社会现在就像一锅热腾腾的开水,而锅底下柴火仍在持续不断燃烧,单靠它自身是不会冷却的,必须借由外力,要么舀进一盆冷水,为它降降温,却也不能根本解决,因为只要柴火继续燃烧,总有某个时候它会再次沸腾;要么在锅底下想点办法,让火停下来,这才是治本之策。但要让火停止燃烧,岂是那么容易的?非得有火中取栗的勇气,非得要有不怕烧了手才行,否则就只能看着一锅水汪洋恣肆了......(之一)
文竹:我们正在集体堕落…
wenzhutina于2011-8-114:28:45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我们正在集体堕落…
我不知道这样的网络正常不正常,但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了!
几乎每天上网,打开网面,色情的东西像臭水一样便浮上页面,刚击下去,又悄然而至!那些充满暴力的游戏,随便就可以点开,博客里有人公然用网站的名义骗钱,而那些所谓的五毛党和网警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但是你若写一片文章,稍微触及一下强权的神经,有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给删除掉了!
我不理解,政府用大量的资金投资的金盾工程到底是干什么?让真正危害青少年心灵健康成长的色情,暴力游戏,真正搞欺骗的专业骗子听之任之,视而不见,而这样的东西却正是让全体国民堕落,道德极度滑坡的源头,于未成人,戕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引领他们走向犯罪;对成年人,温水煮青蛙,逐渐颠覆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心灵麻木,慢慢堕落!网络首页,所谓重要博文,不是影视,就是色情,内容确实不敢恭维!如果说,这是言论自由,不如说让西方的色情垃圾文化,正潜移默化污染着大多数上网者的心灵,“万恶淫为首”!
纵观一部《资治通鉴》,每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时候,通病和教训是:官员至上而下,大兴土木;官员也是至上而下,吃喝嫖赌,娇奢淫欲到极致;用人无不是用小人和贪官,实行极强的文字狱。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男女不穿裤子,光着屁股,在大街上可以随便淫欲。中国的富不过三代,也是从二代三代起,就开始吃喝嫖赌。
我们的政府天天提倡和谐,但和谐的真正根源在家的和谐,家不和谐谈不上社会和谐!一个提倡色情垃圾文化的社会,只意味着让更多的家走向解体,让更多的青少年走向犯罪,让更多的人萎靡不振,失去生活的航标!金盾工程,如果不从媒体上,宣扬真正的人性教育,维护高尚的人性教育,不维护网民监督政府权力,只把所有的努力用来封异议人士的嘴巴,不允许网民说不同意见,不允许网民说真话,不允许网民批评政府,只维护色情八卦新闻,这样的和谐,对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稳定是饮鸩止渴!
小偷公开抢劫,甚至有些官员子弟开高档酒楼搞色情,既使你报警,没有人会过问,可一旦政府门前有人为民请命,几十辆警车会长鸣而趋…
难道我们的和谐就是在绿色的背景上面用血色来谱写?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杨佳杀了六个警察,邓玉娇用刀刺向那三个官员时,全国老百姓那样拥护,官逼民反!事实上,目前主流宣传的东西和提倡的价值观,就是让官员腐败,民众堕落,并且是有意教嗦老百姓堕落,沉浸色情,暴力游戏当中,这样可以刺激所谓鸡的屁上升,推动消费经济!为什么要有意这样做?与时俱进的新型愚民手段,是因为他们害怕老百姓清醒,因为人一旦清醒,人就会痛苦,人就具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人就会寻求真实的东西!而这,正是腐败官员和某些强权所惧怕的!他们自己腐化堕落,带动影视明星以及一些所谓学者,专家几乎集体堕落,意在叫老百姓象动物那样活着!人一旦堕落,是最好统治,也是最好收拾,也容易任人宰割!堕落的前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过问政治,不能反对上边,这个上边是什么?对于腐化的官员来说,那是更高的腐败分子,对于强权来说,那就是更大的强权。
因而杨佳案和邓玉娇案,始于腐化的官员随心所欲的欺压老百姓成了习惯,但审判的结果仍旧是腐化为了维护腐化。这里面,法律忠于的不是事实,而是腐化分子。如果邓玉娇和杨佳,不清醒,面对他们言听计从,不要人的尊严,他们就会什么事也没有,关键是她们在这群体堕落中,她们有了自己的判断,这就麻烦大了!凡是不与腐败同步者,那就会被戴上“精神病或神经病”患者的帽子。
腐败官员千方百计愚弄老百姓,让老百姓认同这样的怪现像,最怕的是有人站出来,揭穿慌言,把事实摆出来,最怕的就是头脑清醒的人,给头脑清醒的人给个“精神病”的帽子,让所有的人远离你!因为清醒的人越多,他们男盗女娼的面具就会被揭下来,他们恐惧呀!
诸君不信,去各个街道走一走,凡是卖色情的东西,书籍,碟片和游戏的店员,警察抓住了拉去,最多罚款了事。可一旦出售异议知识分子的书,那就是坐牢的事了。为什么?异议知识分子不愿帮强权和腐败分子说话,而且还要囚禁他们!
慈禧太后,她明知奕匡贪赃,但她说了一句,贪不是什么毛病,他只要对她忠就行了。这一句,诸位就明白,腐败分子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但从来改变历史潮流的,不是几个异议文人,而是普通大众,毛老人家最喜这一句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请政府官员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改善民生,民计,民权。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还怕几个异议知识分子多事吗?还怕网民的呼声吗?相反,用麻痹的方法去弱化人的心智,那就是上帝让一个人毁灭之前先让其疯狂,集体疯狂,集体毁灭!这毁灭就是色情的垃圾文化正挑战着每个人的良知和做人底线!
新华门前的文革标语该换了
作者:腾讯
中共中央最近召开六中全会,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上议事日程,名为“晨曦”的学者在博客撰文指出,这使新华门们前的标语是否更换又有了合适的讨论时机。(图片说明:北京女大学生赵婧天站在新华门前,她上书中央,要求将中南海新华门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换成具时代精神的内容。)
晨曦表示,标语外观上一种文化形式,内容上反映文化精神,功能上在于文化引导和思想引领,标语形式不当、内容不妥,思想与文化引领上势必会发生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讲,标语形式与内容的表达必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精神。中央首脑机关要在全社会引领文化发展与繁荣,要真正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就应当从破除文化愚昧、解除思想禁锢,及时撤换新华门前不合时宜的标语入手,在“于无声处”中去解决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标语口号在中南海出现,完全因文革而来。文革结束以后,带有极左色彩的标语口号开始被逐渐废弃,尤其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各地还专门组织了清理标语、语录、口号等文革痕迹的工作。从那以后,全国所有的公共场合,文革标语基本绝迹。
然而新华门却成为例外,大门前今天仍赫然在目的文革遗迹,成为中国政治现象中一道独特的另类风景!
据说,是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保留了这两条标语。有资料介绍说,文革结束以后,中央警卫局曾专门研究过中南海里哪些标语和语录要取消,哪些保留下来,并专题上报到中央。“那天上午,工作人员还到新华门门口看了看,才去上交报告。下午报告就批回来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批示,除新华门影壁上的5个字和门前的两条标语不动外,中南海里所有的‘文革’标语和语录牌全都取下来。”
全国都专门部署过清理文革痕迹的工作,但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场所门前的文革标语却破例保留,不得不令人质疑。
其实,不少关心国事的人已有过取消这两条标语的呼吁。人们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战无不胜的思想,更没有“万岁”之类的永恒存在,宣扬战无不胜,本质上就是宣扬唯心主义,是典型的文化愚昧。因此,用唯物史观和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两条标语既不科学也不合时宜,完全应该取消,其中,2008年4月,一名在校女大学生还专门上书中央,提出过“更换中南海的标语,使标语更符合时代的精神”的建议。东北某县民政局一位退休干部几年前也曾经撰文,指出“两条标语至今未动,说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远远落后于人民群众,说明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思想还应当进一步解放。”
“晨曦”指出,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确实,有严重缺陷的标语悬挂数十年不改,它反映出的岂不就是思想僵化保守?对党和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完全可以采用其它形式途径去表现,没必要沿用文革的方法写标语上大街。这种情况出现在天天号召人们解放思想的国家最高机关,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于建嵘:稳定压倒了什么?
来源:新华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很严重。
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中国一年三公消费=390年美国大选费用
作者:佚名
来源:吴敏荐稿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1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60%。”
记得年轻时,政治课教师向我们数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民主制度几年一次大选,闹哄哄的,花钱无数,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无疑这也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不搞民主的代价又有多大呢?
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现代民主制度国家,由于对各级财政支出有充分的民主监督程序,‘三公消费’支出几乎是不存在的。公款消费大概只限于国宴和其他特别隆重的外事场合、而且数量相当有限。一般的政府人员多半没有请客一说,如果有,自己掏腰包,哪里像国内,上到中央部委,下到省、市、区、县、乡,乃至村委会,只要挨着公款,无不找各种借口大吃大喝,甚者则按摩“休闲”也开票报销;再看公车消费,前些日看过一则报道,说日本东京都只有知事一人有权享受公车,其余公务人员上下班自己解决。估计欧美情况也不会相差太大。反观神州,失语;至于公费出国,西方更是只有国事和重要外事活动才发生支出,而我们的中央地方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出国考察、调查、招商、招聘,走遍了世界各地。去年我在国外听到一则真实的笑话,说一家牧场老板人好商量,同意让他的牧场成为中国考察官员的考察对象,没料到各种“考察目的”的中国官员(考察农业、牧业、设备、环保、现代化、管理、行政、税收、规划、科技、甚至教育,等等)络绎不绝地来到她的牧场(当然,晃几下就走),以至于这位醇厚的牧场主自嘲说:连他的奶牛都认得来自中国的官员了。
不搞民主代价是多少?按王锡锌提供的数字,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就要19000亿!
再看看美国大选需要花多少钱。美国最近一次大选是在2008年。根据2008年1月16日来源于解放网—新闻晚报题为《最贵选举再创历史新高2008大选烧钱30亿美元?》的消息称:“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人选尚且悬而未决,但有一件事已经毫无疑问,那就是此次选举将会成为历史上费用最高的一次大选。人们普遍估计,今年选举耗资将达10亿美元,而《财富》杂志最近更是将这一数字拔高到了30亿美元”。当年究竟多少暂未查到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大选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数,换言之,美国大选的平均开支肯定不到30亿美元。
即使按30亿算,19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97.44次美国总统大选开支。由于美国总统每四年才选一次,所以,中国一年的‘三公’支出相当于390年的美国大选费用!
要知道,19000亿的“三公”支出还没有包括各级政府人员国内考察、会务、“红色旅游”的费用,还没有包括政府人员从企业占取的吃喝和海内外“考察”旅游的费用,还没有包括潜逃海外的大量贪官携带走的亿万钱财,还没有包括许迈永、许宗衡家里搜出来的千万、亿万,也没有包括王迈永、李宗衡家里“还没有搜出来”的多少个“千万、亿万”,更没有包括王迈永、李宗衡因为要拿这“千万、亿万”而用权力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让渡出去给不法商人的更多的“千万、亿万”(否则谁会行贿给他钱)。
我们摒弃了“闹哄哄”的现代民主制度,省掉了四年一次的大选,是的,我们确实可以(每四年)省下30亿美元,但是,就算看看上面的金钱数字,天晓得,我们的代价是多少?
宪章论坛
张博树: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笔者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大胆设计一种修正了的总统制模型,它保留了经典总统制立法、行政分立的特点,但又可以有效制约总统一人独裁的倾向,这就是“总统制框架内的行政双首长制”。
纵观当今世界,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之行政体制,当以内阁制和总统制为代表。所谓内阁制,就是由民选议会内占据席位较多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出面组织政府,内阁对议会负责,内阁成员同时也是议会议员,国家元首只是礼仪性、象征性职务,如英国、德国。总统制则不同,在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总统和议会一样均由民选决定,总统有单独的民意来源,独立行使行政权,不对议会负责,二者通过合理的关系界定和权限安排,实现权力制衡,如美国。此外还有所谓半总统制,综合了内阁制和总统制的某些特点而构成新的政治体制,如当今的法国和俄罗斯。
那么未来中国应该采行什么样的行政体制?
常有论者认为中国应取内阁制,理由是内阁制责任明晰,且不易造成立法与行政机构间的僵局。笔者却不以为然。英国可以有成功的内阁制,那是由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根据现代内阁制的运行特点和中国转型过程乃至转型后的政治格局,我们这个国家却不适于实行内阁制。为什么呢?
中国为什么不适于搞内阁制?
首先,内阁产生于民选议会,意味着议会不但是立法机关和民意监督机关,同时又是输送官员的渠道。就议会功能而言,这已经是一种混淆。
其次,如果控制议会的,是某一个占据了多数席位的党,那么这个党在控制了议会的同时,也控制了政府,尽管有反对党在,可以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但由一个党“通吃”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对于我们这个有深厚党国传统的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甚至可怕的事情。
再次,如果没有哪一个党在议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少数派内阁或联合内阁则常常不稳定,“倒阁”之事频频发生,就如同当年的魏玛共和国或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那样。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冲突性政党体系的存在,往往是造成这种格局的重要原因。而今日中国就是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断裂型社会,转型后的多党政治格局,很可能也是一个冲突性、而非一致性的政党体系,这种情况会给未来的民选议会运作带来深刻影响。我以为,对于习惯于“窝里斗”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我们不宜采用内阁制的更深层的原因。转型后的中国需要一个稳定、强大的政府,频繁“倒阁”不利于政府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
中国可以简单移植美国的总统制吗?
中国也不宜简单嫁接或移植美国的总统制。美国的总统制自有其优点,立法、行政分立,总统权力直接来自选民,但中国目前、乃至转型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尚不具备总统直接民选的条件(议会议员可以在转型成功后立刻实行大选,但总统选举不宜马上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此外,美国的总统当选后,一人主持行政,大权在握,除了宪法规定的来自立法等部门的制约外,行政权内部缺乏对总统权力的制衡安排。这对美国可以,因为这个国家少有个人独裁的传统。中国就不行了。我们这个民族专制传统源远流长,几乎渗透到血液中。从古代的皇权制度到今天的党专制,都盛产独裁者。这也是一些朋友不赞成转型后的中国实行总统制的原因,这个忧虑并非全无根据。问题是我们已经否定了内阁制在未来宪政中国的可行性,我们就只能在剩下的、其本身也并不完美的宪政体制中做出选择,或者对它们做些修改,以适应未来中国的需要。
一种修正了的总统制更适合中国需要
笔者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大胆设计一种修正了的总统制模型,它保留了经典总统制立法、行政分立的特点,但又可以有效制约总统一人独裁的倾向,这就是“总统制框架内的行政双首长制”。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行政机构设双重行政首长,既有总统,也有总理;在最高行政决策层设立总统委员会,包括总统、副总统、总理、国务委员若干,实行集体议事、集体决策;总统委员会下设国务院,由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并对总统和总统委员会负责;总统签署重要文件、发布重要命令,要有总理或主管国务委员副署,并与总统共担责任。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行政权的统一,总统可出席并主持内阁(国务院)会议,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督促与检查。
那么这是不是接近法国或俄罗斯的半总统制呢?也不是。法国的半总统制,是由总统和民选议会分享对行政权的控制。具体来说,总统任命总理,必须考虑议会能否接受。通常情况下,总统提出的总理人选要反映议会内多数党的意愿,而这种状况是不符合立法、行政分立的原则的,容易造成行政权内部的分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未来中国“总统制框架内的行政双首长制”,总统任命总理不必顾忌民选议会(未来中国议会三院中的第一院)是否满意,也不必经第一院的同意或批准(这个同意权或批准权,将交给未来中国议会中的第二院,理由,这个系列短文的后续文章会解释)。这种安排,可以有效地保持行政权内部的统一、有力,而不受或少受议会党派利益的影响。
说到党派利益,这里还要解释一句:一国之总统代表国家、全民,在这个意义上本应超越政党政治和党派利益,但总统的产生(包括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和投票过程)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而必须借助(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借助)政党政治,这是个矛盾,且逻辑上无解。只能通过其他办法冲淡之,找到某种补偿之道。比如,可以设想未来总统候选人的产生,应采用政党提名、议员或公民联合提名等多种并存方式,既是民权的体现,又可以减少党争对总统选举的可能负面影响。
实行“总统制框架内的行政双首长制”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形式上延续了中国的官制传统(特别是保留总理一职),符合一般公众的期待。
*本文系为BBC而作的中国宪政系列的第二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1949年后中共革命走向民主反面
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斯洋
(博讯boxun.com)
中国官方专家近日撰文呼吁中共推进宪政民主,并称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之一。有人指出,有关中国政治走向的探讨应该与明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有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中国《领导者》杂志网站“共识网”发表题为“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的文章。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应该是民主的宪政制度。
蔡霞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的施政和执政方针。她指出,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的革命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1949年后的所谓革命则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她认为中共1949年之后的执政理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前苏联体制的严重影响。
蔡霞指出,现代政治国家的逻辑起点之一是“主权在民”,民主授权的基本形式就是普选。构建国家民主宪政体制最为基本的是两点:真正的普选和分权制衡。
她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虽然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却没有指出权力从哪里来,依然摆脱不了中国传统的开明君主和清官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共内定十八大接替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则明确提出“权为民所赋”这一前提,这就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力观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上了。
她呼吁中共“完成从革命向民主的思维转换”,“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维窠臼”,“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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