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疫情蔓延的危机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升级需求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今天美国确诊的新冠病毒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当然，不少人怀疑中国数字的准确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人为压低了病患人数，再加上许多湖北人在疫情最初阶段无法获得检测和治疗而死亡，他们连一个统计数字也算不上。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虽然中国统计方法的政治导向和不诚实众所周知，但是民主国家也不应该忽视自身在应对疫情时所犯的错误，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的确有许多需要反省的地方，这种反省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应对疫情技术手段，更应该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的反省。


首先需要反省的一个现象直接与应对疫情的效率相关。无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与平等（或者个人权利）在特定的环境下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民主国家的政府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从事，不可能像集权国家那样凭借无制约地侵犯个人权利和不计社会成本地去追求政府认为重要的单一目标，这种制度性的特质给民主国家针对灾难的快速反应带来许多不便。但是这种不便不应该成为行动迟缓的借口，因为在针对战争、瘟疫等灾难的时候，民主国家的政府拥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甚至可以征用社会和民间的资产进行快速反应。

当然，民主国家在征用民间资源和限制公民权利的时候，政府需要对社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后也应该依法补偿。实施紧急状态，在战争状态下相对容易，因为敌人对国土的侵略就是对民众最好的解释和动员。但是要在瘟疫之初进行快速反应，政治家说服公民要困难得多。因为人们通常难以在疫情初期看出其严重后果。无论是出于无知，短视和个人利益的算计，社会大众、尤其时政治家的行动迟缓甚至错误的决策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政治家们应对疫情的迟缓已经给本国以至世界带来沈重的代价。如何在制度层面减少政治家在应对大规模社会灾难时的患得患失是民主社会应该面对的一个课题。

第二，民主社会还应该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更深层次的教训，那就是：国境线无法限制极权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仅极权强人对权力的追求最终不会受到国界制约，即使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无法达到统治世界的规模，那个制度内部的灾难也能轻易跨越国界。在这次事件中形成的一项共识是，中共扼杀言论、新闻自由和隐瞒疫情是新冠病毒疫情开始脱缰蔓延的第一助力，这个事件清晰地提醒人类，那种关起门来对其他国家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恶劣行径视而不见的做法极为短视，民主社会对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的其他国家的人类同胞的支持，是应尽的义务，是保护自己权利和生命的第一道防线，绝对不是对其他国家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的一种施舍。

第三，与上个世纪末的几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同，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是三个危机的叠加：首先，它是一场人道主义的危机，人们对疫情蔓延不确定性产生高度恐惧，对政治家们应对危机也非常不信任，这些都将极大地增加政策的不可信度和执行难度；其次，这也是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的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发难，对现有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的有效性带来了巨大难度，也会增加政策的的长期副作用；最后，这场危机也挟著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角力，极权制度希望通过这场危机进一步消弱民主制度，中国政府正在一方面极力掩饰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虚妄地宣传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这是一次缺乏世界领导者的危机，这为全世界应对危机的协同努力带来的难度比以往的任何危机都严重。

对于民主社会来讲，这次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一个让他们认识自己内在制度的短板的机会，一个痛定思痛竭力正视问题，完善民主制度的机会；也是一个认识极权制度的邪恶和危害，下定决定进行决战的机会，我希望民主社会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不仅高举自由民主价值的旗帜，也要克服民主制度的不足，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克服极权制度带给人类的灾难，击败极权制度对人道主义和人类自由文明发起的挑战。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