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是非家国三十冬

这个逼仄时代，汉语表达陷入穷途末路，以致我搜肠刮肚找不到陈述三十年是非恩仇的方式，只好用“只可意会”的文字，一吐曲衷。

一

我一直坚信，有关部门三十年如一日对我追逼，是基于错误信息下的错误判断，不仅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也于情难容。

1993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在面试过后发提档通知时，被研究生招生办老师抽屉中一个铅写且错误的名字（王治京），划入了另类需单独审查者行列。过后我敲开人大哲学系党支书的家门，他直言：非人大不取，因上面有信，不敢违抗，但只要我回北师大（本人母校）开具“当年”无事证明，他们定然招录。

于是我回母校找到当年的班主任，陈明事由，她慨然力助，当即致电曾教过我的校领导，恳请出证。结果电话那边一会回复：当年清查小组已散，现无人承认曾参与，故无法证明。就此夺去我读研资格。

我愤而下海，进入一民企任高管。入职时，因担心给企业带来麻烦，就跟老板坦承自己过往。老板不久便透露有关部门已知情并前来了解过。

1999年6月“当日”，公司合作方的一位体制内处级干部与我一同出差北海，途中他接到一个追问我行踪的电话，过后他坦言是有关部门打来的，并半开玩笑说：你小子小心点！有人盯着你咧！

多年来的种种迹象，让再笨如我的人，亦能清晰感知那无处不在的眼睛。对此我也曾想过离职他往，但种种或明或暗的提示，让我知道逃离的不可能及相伴而来的危险。

在民企，我虽任高管，但那低得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工资，曾让我相信是企业生意艰难所致，直到我十年后离开公司时，老板才说：有关部门曾明令不得给你高工资，只许维持“不饿死”水准，原因是怕你有钱后“搞事”。当然，后来有关部门找我多次谈话也透露，如我辈是不可能让过好的。这使我相信坊间流传针对当年一代“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2013年，我妻子与亲戚合伙在桂林盖房，欲解决后辈成家住房问题，结果反复三次遭有关部门推毁，我妻子还被打伤。原因就是有关方面阻止我可能前往桂林居住。如此导致我与亲戚们债台高筑，深陷困境，而亲戚们怨我拖累，竟断绝与我往来。

在如此围追堵截下的生计，只能在惶恐中举债度日。其实我的遭遇相比于当年同仁们尤其当年罹难者家属们几十年来的不幸，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正是惨绝人寰。

当然，多年来忧愤之余，我也偶发感想，竟而招致有关方面约谈、喝茶，甚至传唤、抄家及“旅游”。

对三十年的诸多逼迫，我已日渐麻木，现唯难放下的是，孩子面对家庭遭遇时那困惑疑虑甚至绝望无助的眼神，以及当年罹难者的亲人们苦苦期盼公正的心声。

这三十年啊，真是没完没了的折腾，无休无止的锥心。

二

三十年来，我真诚希望那些历史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不是因为自己还指望有什么获得，而是实在不忍看到那些难属们在痴痴以求公正的泥途上一个个凄然含恨睁目离世。

我曾不只一次与前来找我谈话者申明，只要当年那些死者亲人们得到安抚，死者得到公正，我返乡牧羊，或街头流浪，概无怨言。

当年一代人忧国忧民的赤诚，是我三十年风雨人生的支撑。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面对有关人员追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坦承希望“结束一个因思想而犯罪，因言论而入狱的时代”。

面对“想颠权”的指控，我向有关人员多次讲《庄子 秋水 腐鼠》的故事，希望他们不要鸱吓鹓鶵。

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之事，我曾诚邀有关人员参与调查，并提出由他们选三个案例，我陪同他们前往实地取证，若为虚假，我愿担刑责，若是事实，则请他们履行职责，依法解决。有关人员先时允诺，后又放弃，使我困惑：难道为民解困不是他们责任所在？

我也曾应有关人员要求，对困扰中国社会的上访问题，写过《中国上访问题刍议》，坦陈己见，希望他们或能听取一二。

我如此所行，当然不指望得到什么首肯，只想告诉有关方面，现代文明应遵循公开、阳光的行止规程，告别阴暗、下作的地下党思维。

对多年来跟我打交道的具体个人，我抱持礼节性尊重，原因是相信大家都是有血有肉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感知的苦痛，相信他们亦有所感。

当然，三十年来我也多次听到有关人员应承“当年问题必会解决。”记得在北京2009年时，有自称中办某室的副主任约我吃饭时，曾明确表示当年事必解决，但需要等待时间。我说，我自然坚信必会解决，但是那些难属年岁已高，等待不起，怎忍见他（她）们一个个含恨而终？当时举坐黯然。相信有关人员也是心有感触。

三

三十年来有关方面对我当然不只是逼迫，也是有关心的，只是那些关心，我愚钝难领。

2005年底，就在我离开民企漂泊闾巷之际，北京有关人员曾找我面谈，言及可出资几千万注册一公司由我运作。我当时答：第一，我没有挣钱能力；第二，我没有挣钱兴趣。有关人员当即表示：对第一不相信，对第二相信。我又问：若有此钱，何不给那些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呢？有人轻应，这是专款专用。

2009年，有关人员几次找我面谈，说可以找一大学让我去教书，并解决我孩子京籍户口，以便上学。这当然是雪中送炭，解决我孩子正面临因户口带来的上学困难。我当即表示感谢，并说愿意教书，对去什么学校不计较。但几次交谈后，我很不识时务地提出希望到学校讲公民教育。结果有关人员请示后，回复说不能办理了。

面对这些关心，我的确很不识趣，不管亲朋故旧及有关人员如何埋怨，我甘愿承受，只是我百思难解：国之公器，当正大光明。当年举世瞩目之事，关乎天下是非曲直，民族前途命运，并非个人恩怨得失，岂能私以恩惠化解？虽有关人员对我关心，但我生性愚笨，不擅周全，故难领受，还望有关方面从家国是非大局来开解此结。

四

三十年中国社会究竟如何？争议从未止息。有言之凿凿者推出“中国模式”，扬言为世界提供指针。或许从某个角度及站在某个群体而言，也有些依据。

然而，从几十年的改革历史来看，国际国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在民生上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仅从吃饭、穿衣的动物短期性需求来说，这几十年民生成就是成立的，但如果从社会裂变，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是非颠倒，善恶错置，文化凋敝，公平无存，正义缺失、腐败横行、伪劣泛滥等来说，那年之后的所谓经济改革完全可以说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丧尽天良、亡族灭种、绝子绝孙的改革。

这种改革短期将民族的子孙后代资源耗尽，将祖宗的价值文化积累摧毁，是人类旷古绝今的罪恶。正如有经济学家计算后得出结论，就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改革几十年的所谓成就还远不足以填补环境与资源的损失，也就是说改革仅从经济角度就是得不偿失，就如割自己股肉而供嘴食，虽满足了口欲，但伤及着生命。更何况还有文化、价值上出现的远比经济更大的灾难！

导致中国困境的根由，秦晖先生提出的“低人权”，朱厚泽先生临终的“天问”，孙立平先生阐述的“转型陷阱”，以及温家宝先生2012年答记者问，均对此作出过挖掘。而近年来反腐业绩，每年奔走于途的数千万F民与发生的数十万起群体事件，则实证着社会危机深重。

对中国现在的问题，我坚信有关部门心知肚明，而要想解决中国今日问题，则绕不开当年之事。谁能否认当年那些诉求不正是医治今日病症良方？对此三十年来有关人员从未与我争辩，相信他们有思考。

五

三十年来的痛苦，煎熬得我白发满头，以致是去国还是坚守一再成为人生的考题。

当年6月3日的晚上，我在北师大“三。一八”纪念碑前曾对一校友说：因你平日冲得前，关注度高，现在赶紧走吧！我来带同学们前往。

结果那人没有走掉，直到28年后的2017年，他才举家前往美国。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这一走就走了28年，中美距离真是漫长。

2005年，曾有朋友动员我出国留学，我婉拒了。

近年来，随着众多当年的朋友去国，在国内的日益稀少。有不少朋友出于关心，又一再劝我离去，但我始终犹豫。其实我也清楚，在这凛冽冬夜，自己留下也做不了什么。但我仍记得自己曾经所言：除非被绑架或打昏送出，否则决不离故土。

今天，不管有多少愁苦劳烦，三十年已成过往，而面对来日茫茫，谁料没有更多苦难？

那么，如何迎应前途凶恶，唯有咬紧牙关，墨守底线：我虽无力阻止这片土地的苦难，但我决志与苦难同在，做苦难的见证人与承受者。

2019年5月30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