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第81期
2014年5月21日出刊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主编：卫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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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卷首语】
徐纪玖：纪念八九民运 推进民主转型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社论】
本刊编辑部：除了义无反顾地革命，别无选择——纪念六四大屠杀25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特约评论】
张思毅：五君子义薄云天 悼六四何罪之有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人物】
李金芳：朱虞夫兄长，你在狱中还好吗？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声明公告】
1、“维权网”就北京当局打压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的声明
2、中国百名律师关于胡石根、高瑜、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吴斌（秀才江湖）、刘荻等公民被刑拘声明
3、瑞典学者、作家联署声明：“我们敦促中国释放徐友渔”
4、鲍彤：关于记者高瑜被刑拘的声明
【六四专题】
1、彭涛：六四25周年祭：坚持求真相、赔偿与问责
2、孙文广：高压政策逼人去广场——纪念六四25周年
3、方冰：北美地区举行一周纪念六四系列活动
4、白夏：六四被禁彰显中共深知镇压有罪
5、王德邦：留存历史，期待真相——八九民主运动反思
【零八宪章文本】
【卷首语】
徐纪玖：纪念八九民运 推进民主转型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今年是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因中共前总书记、开明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去世而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从4月15日起始，到6月4日大军屠城（六四之后的一周时间各地仍举行了大量抗议活动），历时近两月，仅北京一地参加的人数就达几百万人。“九华天上人知得，一夜风雷撼万山。”参加到一九八九年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变中的有数以千万计像王维林一样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和大学生，正是他（她）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成了八九民运的主体，正是他（她）们用自己的壮烈行动展示出中国人渴望自由、追求民主的坚定信念，正是他（她）们用自己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全世界，为中国人在自由民族之林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一位中国政治学者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一九八九年因耀邦去世发生的民主运动的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它撕开了共产主义的铁幕，自此东欧的共产政权像多米诺（Domino）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其他地区的共产政权也不得不寻求变革之道。它为其他共产党国家镇压民主运动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本。它告诫人们，像中共政权那样镇压八九民运将为世人所不齿。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作了效法中共的尝试，结果丢了性命。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就不再敢冒这种风险了。“六•四”事件彻底撕下了中共代表人民利益的假面具，动摇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八九民运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以实现民主为政治诉求的反对派，这些人越来越多的从监狱之内转到监狱之外，在社会上从事使中共对之奈何不得的民主活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声张、呼吁。更多的人士利用身在曹营之便，在“六四”觉醒后开始对共产政权进行默默的、但却是实质性的“和平演变”。这在中共统治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八九民运还逼出了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已推行四十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成功地把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共产主义笼罩之下的中国大陆一步一步的推向后共产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中共统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性民主运动，对中共政权造成如此之大的冲击，难道不是其莫大的成功之处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宣告了共产主义的诱惑在中国的终结，同时，“六四”事件也使人类彻底摆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也是危害最深的诱惑。不论未来民主化道路将多么漫长，前途将多么坎坷，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成为自由民主的替代品。而这一教训不仅凝结了千千万万共产政权下死难者的鲜血，更凝聚了“六四”死难者的鲜血。
“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反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中国式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的趋势。
八九学生领袖王德邦在《留存历史，期待真相——八九民主运动反思》中指出：“经过二十五年来的观察与反思，我的看法是：八九民主运动对中国社会而言是因悼念胡耀邦而自发产生出来的，以反对官僚腐败，要求民主与人权，捍卫改革路径为目标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采取的方式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对政治与历史而言，八九事变则是一场被有组织有预谋的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阴谋操控、利用，来作为颠覆政治改革、清除体制内改革势力的政变。通过这场镇压，中共统治集团中断了从文革之后反思而开启的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走上了缺失政治改革的跛足经济改革，实现了权力私有化，对社会资源在假改革名义下完成由权力占用到权力占有，到以改革名义的瓜分过程，进而导致中国社会价值崩溃，腐败泛滥，权贵肆虐，官民对峙，贫富割裂，资源枯竭，环境毁弃，社会矛盾激化，全方位整体性社会危机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对民间改革呼求的镇压与对权力体系内开明改革势力的清剿对中华民族深远的灾难性后果随着25年来的历程已昭然若揭。”
反思八九“六四”二十五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有几点认识需要明确：
一、不要对专制独裁的统治集团抱有幻想，而应确立依靠民间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争取实现民主的理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靠独裁者恩赐，而要靠千千万万中国公民守望相助、坚持不懈、前赴后继地去努力争取。鲍勃.肯尼迪说得好：“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
二、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协力推进。八九民运知识界领袖包遵信先生尝言：“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接力传承，需要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争取民主的传统，累积本土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民主转型一项长时段、超巨型的系统工程，就像一场长途接力赛跑，需要一棒接一棒坚持不懈地往前跑，直至到达终点。
三、悉心培育公民社会，努力壮大民间力量。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强调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政权体系之外的强大的公民社会，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就会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肆意侵犯人权，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也无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因此，悉心培育公民社会，努力壮大民间力量，是自由民主能否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关键。
四、强化民主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积累。公民运动和民主实践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并切合中国实际的民主理论的导引，以借鉴他山之石，成就中土之功；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走弯路与避免误入歧途。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指出：“随着对民主之必要条件的充分认识和满足这些必要条件之意志的出现，我们就能行动起来保护民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民主的理念和实践。”胡适先生也说过：“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误国。”因此，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二者不可偏废。
五、进行宪政革命，加速民主转型。现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宪政革命，应该合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为一体，通过革命途径扫除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的各种障碍，终结一党独裁和专制统治，最终达成确立牢固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目的。宪政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循乎道而合乎义。《零八宪章》就是中国宪政革命的纲领，《零八宪章》昭示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为基本内核的政治理想才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梦想！惟有实现《零八宪章》申张的制度架构，中国人民才能告别动物农庄式的悲惨生活，拥有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好家园！
【社论】
本刊编辑部：除了义无反顾地革命，别无选择——纪念六四大屠杀25周年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邓小平、李鹏集团动用军队，使用坦克、机枪残暴屠杀了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这就是被称为“六四大屠杀”的国难日。
虽然25年过去了，但是世人对这一血腥屠杀的记忆却丝毫不曾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要求匡正历史，惩办凶手的呼声不但从未停止过，反而一年比一年强烈。从而，每年的“六月四日”就变成了中共当权者梦魇般的日子。杀人犯的巨大恐惧二十五年来一直紧紧地缠绕在这个刽子手集团的心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面对六四大屠杀的态度没有几乎丝毫的改变，而恐惧却在与日俱增。因为，他们也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算的时刻也就在日益临近。
但是，颟顸愚蠢的习近平却自以为任用傅政华这般酷吏，采取强制镇压措施就能抵挡住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浪潮，这不啻是痴人说梦的幻想。今天人们看到，傅政华正在沿着王立军的酷吏之路急速奔跑，而习近平也正沿着薄熙来的独夫民贼之路疯狂行进。对他们而言，薄熙来、王立军的下场就是他们未来的写照，而他们只会比薄熙来、王立军更悲惨、更令人唾弃和不齿！
今天，人们除了听到习近平们“中国梦”“七不讲”的胡言乱语声外，就是看到了他们面对“六四”时肆无忌惮的镇压，人民没有看到这个邪恶集团对他们自己罪恶一丝一毫的忏悔。习近平集团所奉行的“政权恐怖主义”路线，时下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习近平的纵容和默许下，其手下的警察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就是践踏自己法律的犯罪集团的地步，对待争取民主的公民迫害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而其团伙竟然以此洋洋自得——这以其无耻喉舌ＣＣＡＶ播出被拘押的著名记者高瑜的认罪镜头为甚。为了逼使妈妈认罪，将高瑜的儿子一并关押，拿儿子做人质迫使妈妈认罪。请问，当今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邪恶、更卑鄙、更无耻的犯罪集团吗？
近日，习近平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刑拘了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这几位参加“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的学者、教授、律师、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他们对六四的恐惧已经弥漫到自己的神经末梢，刑拘、抓捕民主人士已经成为他们面对浩浩荡荡的民意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
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当局大肆刑拘民间民主派人士达四十多人（其中有多位《零八宪章》签署人），遭刑拘的上访维权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殴打律师、关押学者、刑拘记者、折磨老人、侮辱妇女，其手段之残暴、所控罪名之荒诞早已远远超过黑社会流氓，其行径已至丧心病狂！
古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孙中山先生尝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世人都清楚地看到，面对不可阻挡的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浪潮，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利益集团顽固地选择了“逆之者亡”的道路。
面对习近平集团的疯狂镇压，除了激起海内外同声谴责的声浪，却没有丝毫恐吓倒国内民主派阵营。以数千万计的网民、访民为后援力量的大陆民间民主阵营毫不畏惧，越战越勇。前仆后继、一往直前已经成为当下大陆人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广泛行动。“我坐牢我光荣！”成为大批民主志士蔑视强权、求仁得仁的强烈呼声。
习近平上台后，继承全面“江胡”维稳路线，更加赤裸裸地以“政权恐怖主义”为其统治手段，对民间民主阵营持续不断地镇压，其力度和强度远远超过茉莉花革命时期周永康治下的政法委的暴行。
因此，海内外民主力量应对习近平集团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一党独裁和红色帝国的本质予以清醒的认识，舍弃一切改良幻想，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积极推动宪政革命的发展，联合和动员一切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对其展开全面的抗争，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今日之中国，改革早已死去，除了义无反顾地进行宪政革命和公民运动，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别无其它选择！
【特约评论】
张思毅：五君子义薄云天 悼六四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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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25周年前夕，2014年5月3日，10多位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的中国公民聚集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中，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据媒体报道，参加是次研讨会的有徐友渔、郝建、崔卫平、秦晖、郭于华、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王东成、吴伟、野夫、张先玲、周枫等人，因事未能到场而提交书面发言的人士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等。他们中有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律师、“天安门母亲”和“六四难属”的代表。会上，大家探讨了“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的深远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在研讨会上，大家认为，25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的评价或有不同，但六四不是“暴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开枪于天理人伦所不容，而屠杀反腐败、要求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的学生和市民正是导致25年来中国出现旷古绝今的政治与社会腐败的直接原因。会议参加者表示，权力的滥用、对群众的欺压、对贪污腐败的纵容，对公平正义的罔顾等等，这些中国社会制度固有的弊端都因六四镇压而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中国今日和未来要重振社会风气和德行，必须深挖“六四”事件的根源。与会者还表示，他们不需要请求当局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平反，裁决与评判罪与非罪、是非对错的权利，并不掌握在当权者手中。他们所要求和正在做的，是调查与公布六四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对“六四难属”认罪赔偿平，实现转型正义。
孰料，研讨会刚开过，第二天晚上，参加者之一浦志强律师就被北京国保警察带走。5月5日凌晨，看押他的警员押送他回家取衣服，家属确认他遭到刑事传唤。当天下午16时许，多名国保警察到浦律师家进行搜查，抄走了他的手机、电脑和一些书籍。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为浦志强出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注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6日5时将涉嫌寻衅滋事的浦志强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到5月6日晚间，外界通过各方途径获悉，参加研讨会的徐友渔教授、郝建教授、胡石根老师和独立作家刘荻女士也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震惊中外的“五君子事件”被坐实。
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5人均为《零八宪章》签署人，都是正直善良、品格高洁、学养深厚的社会精英和深孚众望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君子不仅在各自专业领域建树颇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犬儒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今中国，他（她）们坚守社会良心，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是中国公民社会中坚力量的杰出代表。
今年67岁的徐友渔先生退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出版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哲学》等著作，是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阵营的领军人物之一。与之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温文儒雅、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君子。更加令人钦佩的是，徐友渔先生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革命”，而是坐言起行，勇于担当，2008年底，有感于官方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追查与压制，他毅然发表了“我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负责”的文章；2009年3月，他冒着极大风险，与莫少平律师、崔卫平教授一道，赴布拉格替刘晓波领取人权奖；2010年9月，他公开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当年10月，他又与崔卫平等人一道，发起知识界人士“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5月9日，徐友渔的委托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他时，徐友渔先生坦承，是他本人发起了5月3日的六四研讨会，他愿为此负全责。徐友渔对律师说，他不认为这构成“寻衅滋事”。当他了解到日前资深记者高瑜在央视“认罪”，坦承泄密后，感到吃惊，他说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视摄像机前这样做，但遭到他严词拒绝。媒体人陈远在微博上回忆他们的交往说，“几年前，曾经和徐友渔有过一次长谈，徐先生谈到他在文革中目睹的武斗场景：我眼看着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这种记忆导致了后来他彻底的反思。长谈结束时，徐先生有点激动的说：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六四研讨会的东道主郝建先生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88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暨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部，毕业后留校任教。出版过《硬作狂欢》、《影视类型学》、《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研究》、《类型电影教程》等学术专著，撰写了《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运动的伦理与形式美感》、《中国大陆独立剧情片：对逼人现实的呈现与形式章法缺陷》、《沙漠化的黄土地与捍卫“自我所有”的《老驴头》、《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等论文、评论数百篇。曾任北京独立影像展策展人、中国独立影像展评委以及此两独立影展论坛学术主持，鹿特丹电影节NETPAC 评委。曾编剧电影《紧急迫降》、《危情雪夜》，导演电视连续剧《大屋的丫环们》、编写电视连续剧《冲出绝境》、《汽车城》、《双凤楼》、《狐步谍影》。郝建与徐友渔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批判意识，关心公共事务与社会大众的人权状况，参与过许多维护人权与自由的公共活动，因而在知识界和人权领域声望卓著，并因此招致当局的忌恨和打压。
胡石根先生1955年11月生于江西南昌，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于1983和1986年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任讲师。1991年，他带头与八九民运留在国内的诸多朋友组建了地下反对党“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参与了“中华进步同盟”的筹建，起草了《中国自由民主党纲领》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倡议书》。1992年，打算在当年的6月间到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派发传单以抗议“六四”事件的镇压和纪念“六四”死难者，当年5月27日被捕。1994年12月，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狱中，他受到酷刑殴打，右手指被打断，并患有心脏病、肝病、胃病及严重的神经衰弱。2008年8月，坐牢16年3个月后出狱，仍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出狱后的胡石根，失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不改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仍然时刻关注并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胡石根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罪，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为六四去敏感化，他对关心他的朋友表示感谢，说自己会高高兴兴地活着，会笑着出来和朋友们在一起。”他还说，“虽然在中国坚守良心很难，但我们依然要坚守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浦志强出生于1965年1月17日，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人。1982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加入“鲁迅国民性研讨会”；1986年毕业后，在河北省物资学校任历史教师。199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1995年取得律师资格，1997年32岁起律师执业。2000年至2003年曾在北京广播学院法律系任教。因在维护人权和法治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浦志强曾是八九民运广场绝食活动和示威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所以，他一直公开声言自己有很强的“六四心结”，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多年来，浦志强义务代理了大量维权案件，尤其涉及言论自由和表达权方面的，例如著名的谭作人案、艾未未案；还代理了很多公民被劳教的案件，如影响很大的方竹笋案、任建宇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为废止罪恶滔天的劳教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勋。他还于2013年2月6日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浦志强在看守所会见代理律师张思之时，大义凛然地表示：我有“六•四”情结，或者说“心结”，而今25年过去，我应付出代价。完全应该，无怨无悔。我不会因这次事件而改变初衷。我在讨论上的发言，也仅止于一些想法。我的观点不一定都对，但我坚持有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谈不上“寻衅滋事”；我不会因此而忌恨任何人；不会走极端。因在维护人权和法治建设方面贡献卓著，2005年，浦志强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中国维权律师风云人物；2013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年度法治人物”。浦志强尝言：“我相信历史。我不说谎言，是因为我对历史真相有敬畏之心。任何说谎的人在历史面前都会成为一个玩笑。任何玩弄历史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可以打扮历史，但左右不了历史。”
五君子中年龄最小的刘荻女士出生于1980年10月9日，今年33岁，网名“不锈钢老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2001年开始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杂文、散文和时政评论文章。2002年11月9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参加“非法组织”的名义从校园抓走，在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下获释。曾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现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独立中文笔会青委主任。长期与广大网友和异见人士保持密切接触与互动。太石村罢免事件后，刘荻曾与维权人士共同发起为太石村刑拘村民筹集法律援助款项。之后，还热心参与过声援陈光诚、声援胡佳、探视刘霞等许多人权活动。2007年获得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2012年获得德国言论自由金鸽奖，颁奖词中写道：“在此风生水起、人心思变的时代，她坚守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操守，勤于写作，敢说真话，文如其名，笔似钢牙。100名同行们手抄讲话，灵魂堕落，她却磨牙霍霍，一鼠当关，维护了华夏知识分子最后那一点薄弱的尊严。” 刘荻在答谢辞中强调：“人权不是国家给予的，也不是‘天赋’的，而是我们每个人努力争取来的；人权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行动中。”
上述五君子在其中一位的家里参加六四研讨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讨论八九“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和解决之道，表达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实乃履行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的义举，毫无半点违法之处，更与所谓的“寻衅滋事罪”风马牛不相及。有关当局奉命强加罪名，强行拘捕，实在令人发指！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明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明示：“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亦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在《英宪精义》一书中特别指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一样，是宪政制度的重要支柱。因此，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理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否则的话，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就会荡然无存。
《零八宪章》第三部分“我们的基本主张”第10条也明确指出：“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因此，所有旨在压制公民和平集会与自由表达的立法、执法、司法行为，不论经过什么样的法律包装，都是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违反中国宪法的。有关当局拘捕五君子，并给他们强加上罪名，完全悖逆法治和人权原则，也是非常不得人心之举！
法律专家指出：“寻衅滋事罪”是从七九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种罪。九七年刑法又对之作了分解。之后，二零一一年刑法修正案对“寻衅滋事罪”作了修改。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所谓公共秩序包括公共场所秩序和生活中人们应当遵守的共同准则。寻衅滋事犯罪多发生在公共场所，常常给公民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造成损害，但寻衅滋事罪一般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根据条文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而“寻衅滋事”的罪名最近被警方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显然是被公权机关滥用，成了一个打压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口袋罪”，像口袋一样，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五君子在私人住宅参加一个小型历史问题研讨会，连一个杯子都没打碎，寻了什么衅？滋了什么事？何罪之有？要说有罪，罪也不在纪念八九“六四”的诸君，而在决定和实施动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的中共暴力恐怖执政集团——特别是决策者，他们犯下的是屠杀人民罪、反人类罪和非法剥夺公民的生命权的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人物】
李金芳：朱虞夫兄长，你在狱中还好吗？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我的朋友或者更该称为兄长的朱虞夫自网传茉莉花集会期间入狱，至今已三年有余。期间，频频传出他在狱中遭受不公正对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消息。几年来，高墙的阻隔使我只能在不安中为他祈祷，尤其是我的朋友曹顺利在羁押期间被迫害致死后，想到仍在狱中已过花甲的朱虞夫兄长，更时时令我惦念担忧！
对于我来说，一个地方她的自然风景再迷人，历史文化再悠长，如果没有一个我能称之为朋友的人在那里，也不足以吸引我的脚步。朱虞夫年长我12岁，电话里的他声音谦卑，谈吐中带着诗意，更因着他精湛的书法绘画才能，我想象中的他应该是一介文弱的江南书生模样。杭州――西湖因为有了朱虞夫和他的朋友们，于是便成为了我梦萦中最美的自然风景之地。
杭州的夏季闷热潮湿，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位皮肤黝黑、身躯伟岸的人，炎夏里太过随便的一双拖鞋，活脱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粗犷汉子，丝毫感觉不到诗书画的意境。但是，若然你真的向他望过去，你的视觉感官就会被颠覆。你会发现，他的骨子里散发出的既有书生的灵秀，又有革命者的坚毅。开口之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与我想象中的谦谦君子的形象一下子对号入座，没有陌生感，好似前世就是注定的朋友一般。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虞夫兄长时的感受。
在杭州，我认为最美的风景应该就是朱虞夫家的楼顶。经过朱虞夫兄长的手，光秃冷硬的楼顶变成了一片青藤缠绕、蔬果枝繁的绿洲，那是杭州甚至各地朋友们的世外桃源。端一杯西湖龙井，眺望着远处的市区，呼吸着并不清洁的空气，与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品茗畅谈，真乃人生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
那一天，在杭州火车站，朱虞夫兄长赠我一把他亲手绘制的折扇。离别的瞬间，在执手分别的那一刻，兄长的眼里竟然和我一样也是泪光闪闪。互道珍重之后，我们都各自向着最终的目标走去。其实，我们都明白，或许又会是哪一天，高墙将再次把我们隔绝，所以说下一次的相见，也许会是明天，也许不知会是多么的遥远。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2011年春季，朱虞夫兄长和我的很多朋友们一起因政治迫害遭到抓捕。他的入狱在看似偶然中带有着必然性。2011年3月5日，导致朱虞夫直接被抓捕的原因是，他向十位朋友发送了《到敌人后方去》的谱曲歌词和向四十位朋友发送了《是时候了》的诗歌。这在2011春季抓捕最为疯狂的时间段，他不可避免地成了警方的目标，而随着对朱虞夫的抓捕，不经意的一首词曲和一首小诗迅速在网络上走红。随后，杭州警方开始罗织罪名，经过近一年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朱虞夫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包括：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家属募集资金的活动并在境外网站公布，煽动人们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以非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发表言论和接受采访，恶意造谣和诽谤国家政权，煽动人们改变和夺取政权；以《是时候了》的诗歌鼓动人们到城市广场非法集会，煽动人们颠覆国家政权。等等。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末期，身在杭州的朱虞夫和他的战友们便成为具有民主启蒙的民间地下刊物创办者之一，像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民刊一样，杭州的民刊自然成为了当地一道闪亮耀眼的启明星。那时候的朱虞夫，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随着全国性的镇压，随后朱虞夫的生活就伴随着传唤、抄家和漫长的监控。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在杭州，又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正在酝酿着筹备建立中国民主党。这时的朱虞夫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但他义无反顾。这一次他没能逃过囚牢的命运，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获刑7年。2007年7月刑满出狱不到一年，又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刑2年。直到2011年遭到抓捕再次获刑，他已经即将进入花甲之年。
循着朱虞夫的人生轨迹，所以说当局在2011年对他的第三次抓捕是必然的。如果没有朱虞夫向朋友发送的诗歌，还会有别的什么。当局在认定了你犯罪之后，总会找出证实你犯罪的一千种理由和罪证。
朱虞夫第三次被判刑后，熟悉他的朋友们都认为：导致当局抓捕朱虞夫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他在杭州异见群体尤其是民主党成员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凝集力和领导力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他正在调查着维权村长钱运会关于交通死亡带有事故的真相。
2009年4月，当他第二次获得自由后，没有了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仅靠着妻子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对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是最痛苦和绝望的，虽然这样的生活让朱虞夫惶恐和无所适从，但他仍然乐观着，仍然一往无前地将热情投入到民间维权和探寻宪政民主之路上。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都不曾退缩和止步。朱虞夫多次对我说过，坐牢对于他更像是休息。估且不谈牢狱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单单是被禁锢着的躯体，就足以让一颗自由的心失去方向。但朱虞夫却把坐牢比作日常的家常便饭，这是怎样的信仰支撑下的气魄！
然而，这一次的坐牢，并没有像朱虞夫兄长说的那样轻松。由于数度牢狱留下的后遗症，由于他早已不再拥有青壮年的身体，高血压、心脏病、皮疹、腰间盘突出、持续的头疼，这一切令他的身体日渐消瘦，健康每况愈下，家属20余次的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拒绝。想着还有近4年的刑期他是否能平安度过，这对于相对自由的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煎熬和痛苦。
在文明社会里，思想是无罪的，言论是无罪的。中国宪法中也明确载有公民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一首小诗和接受采访，难道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为受难者亲属募捐，怎么也成了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独裁的缺失公正的审判根本不具有正义性，是谁在真正的犯罪昭然若揭！
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从朱虞夫兄长身上，人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炽烈的穿透黑暗时代的启明之光和坐言起行的英雄之魅。
尊敬的朱虞夫兄长——我在遥远的北方为您祈祷！祈愿您千万保重身体！心态永远年轻！在我们灾难沉重的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众多如我一样的人在惦念着您，为您的诗情画意所感动！为您以天下为已任的君子风范所折服！
【声明公告】
1、“维权网”就北京当局打压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的声明
本网获悉，北京因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学者、律师、作家和“六四”难属连日纷纷遭到当局传唤、抄家、刑拘及失踪。至5月7日，已经确认有崔卫平、郭于华、秦晖、周枫、王东成、吴伟、黎学文被传唤，有胡石根、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还有野夫、梁晓燕等人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维权网”对北京当局疯狂禁言，违宪侵权，肆意拘押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
5月3日，十几名学者、律师、作家和“六四难属”在北京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参加研讨会人士有崔卫平、郭于华、郝建、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秦晖、王东成、吴伟、徐友渔、野夫、张先玲、周枫等。因事未能到场而提交书面发言的人士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等。会上大家探讨“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在研讨会上，大家认为，25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的评价或有不同，但六四不是“暴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开枪于天理国法所不容，而枪杀反腐的学生市民正是导致25年来中国出现旷古绝今的政治与社会腐败的直接原因。会议参加者表示，权力的滥用、对群众的欺压、对贪污腐败的纵容，对公平正义的罔顾等等，这些中国社会制度固有的弊端都因六四镇压而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中国今日和未来要重振社会风气和德行，必须深挖“六四”事件的根源。与会者还表示，他们不需要请求当局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平反，裁决与评判罪与非罪、是非对错的权利，并不掌握在当权者手中。他们所要求和正在做的，是调查与公布六四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对“六四难属”认罪赔偿。
5月4日晚上11点，参加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被北京市丰台区国保带走。5月5日凌晨4:00回家取衣服，确认他遭到刑事传唤。当天下午16:00许，多名国保警察到浦律师家进行搜查，抄走了他的手机、电脑和一些书籍。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为浦志强出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注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6日5时将涉嫌寻衅滋事的浦志强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另据本网多方查询得知：北京知名民主维权人士胡石根于5月5日中午被多名警察带走，家中没有明显被查抄的痕迹，已确认被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具体罪名与浦志强一样是涉嫌“寻衅滋事”。到5月6日晚，通过各方途径获悉，徐友渔教授、郝建教授和独立作家刘荻女士也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5月4日，因为前往湖南省邵阳市纪念“六四铁汉”李旺阳而遭到传唤、拘押的有，香港6名媒体人被传唤后遣送出境，湖南维权人士黎建军、张善光、欧彪峰被分别拘留5天。
1989年春夏之交，因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先生去世而引发全国追悼活动，并掀起以“继承耀邦遗志，推进中国反腐，争取民主与人权”为主体诉求的爱国民主运动，结果招致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出动大批正规军队残酷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至今25年来，中国当局顽固坚持镇压立场，每年对全国一切试图纪念“六四”的活动进行持续打压，对八九一代在教育、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采取持续歧视与限制，并且一直回避六四难属群体代表“天安门母亲”所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因此造成中国腐败横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道德沦丧，价值崩溃，社会危机日深。本着对历史、民族、社会与国家负责的精神，期望医治民族历史的伤痛，希冀找到民族和平转型的路径，一批义士在“六四”25周年来临之际，在北京召开对“六四”纪念性研讨会议，结果却招致当局野蛮镇压。
十几名学者、律师、作家和“六四难属”在室内座谈研讨，表达对“六四”的纪念，发表对“六四事件”的公民意见，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居然遭到北京当局的传唤、抄家与刑拘；几名媒体人与民主维权人士前往祭奠李旺阳被传唤、遣返与行拘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当局中顽固反动势力25年来一以贯之地掩盖“六四”真相，打压“六四”一代，强迫民族遗忘，制造社会恐怖，拒斥反腐与政改，抵制民主与法治的实质。
北京当局对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的传唤、抄家与刑拘，以及湖南当局对祭奠李旺阳人士传唤、遣返与行拘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5 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 和平聚会或集会”；第 6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 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b) 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c) 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第 12 条“1.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 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3. 在这方面，在以和平手段作出反应或反对造成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可归咎于国家的活动和作为，包括不作为，以及反对群体或个人犯下暴力行为影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时，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受到国内法律的有效保护”；也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因纪念“六四”而被拘押的公民，还他们以自由，并对他们受到的侵害作出国家赔偿。依法追究制造这起人权事件的相关责任人。
二、成立由政府代表、独立学者、法律专家、人权专家和民间人权团体共同组成的“六四”调查团，展开对“六四事件”全方位不受限制的调查工作，还原历史真相，给国人与世界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以弥合民族心灵的伤痛，扼阻社会公平正义被颠覆的倒退，唤醒社会良知，实现转型正义。
三、要想使中国反腐败事业切实进行下去，必须接续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提出的“反腐、民主、人权”的诉求，重启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政改之路，实行民主、法治、宪政，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集会权，以人为本，还权于民。
维权网
2014年5月7日
2、中国百名律师关于胡石根、高瑜、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吴斌（秀才江湖）、刘荻等公民被刑拘声明
1、官方必须严格依宪依法办理案件，彻底摒弃阶级斗争、敌我斗争、稳定压倒一切的陈旧腐朽思维，防止案件政治化、扩大化，在法治和理性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2、如果相关被刑拘公民并无违法犯罪事实，必须立即无罪释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3、严格依法保障被刑拘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其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确保其正常饮食休息条件、确保有病被刑拘公民及时得到医治、确保无任何不人道待遇等。
4、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立即展开寻衅滋事罪、诽谤罪等罪名被两高以司法解释之名行违宪违法之实肆意滥用问题的调查，纠正其严重错误，监督公检法等机构正确适用法律。
5、鉴于在不少地方警方对依法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动辄强行以扰乱秩序、寻衅滋事等口袋罪予以刑事拘留已逞泛滥之势，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及各级人大主动行使监督、质询、罢免等权力，坚决纠正警方破坏法治、侵犯公民权利的错误行为。
6、我们愿意为上述被刑拘及后续可能被拘捕公民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咨询、控告、辩护等），促进国家法治建设、保障人权。
中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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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权网
3、瑞典学者、作家联署声明：“我们敦促中国释放徐友渔”
《瑞典日报》日前发表14位汉学家、作家、学者的联署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北京著名自由学者徐友渔教授。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我们惊悉，我们很多人的朋友和同事、哲学教授徐友渔于5月6日在北京被拘捕。5月3日，徐和其他十几人在私人住处举行了一个讨论会，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北京屠杀。除了徐友渔，还有知名律师浦志强、互联网活动人士刘荻等几人，因他们参加讨论会“寻衅滋事”而被捕。
令人费解的是，如此一个和平集会怎么可能“寻衅滋事”，尤其是该次研讨会在一个小圈子外本不为人知。
徐友渔现年67岁，是中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多年。2001-2002年，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国会设立的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现在，他坐在北京某看守所里，我们没法打电话到他家找他。很有可能，他和其他人要坐牢到6月4日以后。
徐友渔是中国变革的大力倡导者，通过他低调而尖锐论争的方式，得到很多人的极大信任。他曾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宣言，是第一批签署人之一。奥洛夫·帕尔梅讲座教授必须是 “专注于广义和平的重要领域的科学家。” 徐友渔通过其研究和以对话为方向的论文，对中国和平民主变革有重大贡献。
抓捕徐友渔等人，与过去三十年要根本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主线背道而驰。他们应该立即获释。思想和理念的自由交流对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开放解放人的先天能力，并有助于创造性、进步和繁荣。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我们必须为那些被迫沉默者发声。因此，我们今天写下徐友渔等中国民主和变革倡导者所遭遇的事。零八宪章呼吁结束“以言治罪”，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对此铭记于心，重新考虑八九民运的定位。
签署人：
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哥德堡大学汉学副教授）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授）
奥韦·布林（Ove Bring，人权教授）
陈迈平（作家）
安德斯·科尔海德（Anders Cullhed，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图书馆员、翻译）
汤姆·哈特（Tom Hart，亚洲学教授）
辛优汉（Johan Lagerqvist，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汉学副教授）
雍博瑞（Börje Ljunggren，前瑞典驻华大使）
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教授、瑞典文学院院士）
约金·帕尔梅（Joakim Palme，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教授）
象川马丁（Martin Svensson -Ekström，哥德堡大学汉学副教授）
阿斯特丽德·瑟德贝里-威丁（Astrid Söderbergh -Widding，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
斯万特・魏勒（Svante Weyler，出版人）
（原文参见http://www.svd.se/kultur/kulturdebatt/vi-uppmanar-kina-att-frige-xu-youyu_3553122.svd）来源：纵览中国
4、鲍彤：关于记者高瑜被刑拘的声明
年逾七十，以直言饮誉国际新闻界的记者高瑜女士失踪时，我曾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危险中。我说过，如果她陷在非法组织手中，将不能不使公众对政府保护公民安全的有效性发生怀疑。我也说过，也许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门的监控之下，那就更不能不使公众对这一部门工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高瑜就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实施刑拘但又逾期公佈，这一事实已经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这是就程序法而言。
就实体法而言：据新华网讯，有关部门刑拘高瑜的理由，是她向境外媒体“洩露国家机密”；另据多家媒体报导，她涉嫌“洩露”的所谓“国家机密”，乃是中共中央去年的9号文件。这就奇了。政党的文件怎么能够被定为“国家机密”，谁有权做出这种离奇的决定？这是一奇。高瑜不是党员，“保守党的机密”对她没有约束力，她连党纪也无从违反，何来“洩露国家机密”？这是二奇。中共不是秘密党，不是地下党，早在1949年该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难道至今还在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这是三奇。人们常说有军事机密，经济机密，但9号文件据称是讲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居然成为“国家机密”，不仅是奇，简直是滑稽之极，这是第四。当然，也可能那个文件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传播出去是会祸国殃民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高瑜为中共传播信息，何罪之有？如果这个文件确有严重错误，有损党的形象，则理应由文件的起草者和发佈者负全责，现在有关部门却嫁祸于记者，怀疑记者有罪。请问，如果收集和传播信息有罪，哪里还有记者的存身之地？这是五奇。
因此，我呼吁国人，特别是舆论界和法律界的大德先进，密切关注本案动向，避免本案的审理被迫滑入无法无天的邪路，应该转而使它沿着宪政和法治的方向健康发展，则共和国幸甚，人民幸甚！
来源：RFA
【六四专题】
1、彭涛：六四25周年祭：坚持求真相、赔偿与问责
今年是北京八九学生民主运动25周年。如同往年，中国海内外的民运和维权人士们又都聚集在一起纪念、追思这场运动，总结八九后的中国民运，讨论中国的时局，寻找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路径，等等。为什么要纪念和平反『六四』？『八九民主运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情势如何？其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又有哪些利弊？这是我想在这篇短稿中简略讨论和梳理的问题。
八九学运的意义和价值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是中共改革开放后朝野上下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激变和冲突的结果。1978年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思想和路线上逐渐偏离了毛式发展道路，让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渗入中国，使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多元与分化的现象，中共领导层和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遂提出从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如胡耀邦所谓『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和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化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等。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缓慢或停滞，加剧官员的贪腐、社会的两级分化和道德的沦丧，让知识分子更加执着地呼吁政治改革，如：1986年夏天方励之在全国各地大学宣讲自由、人权和权力分立等政治主张和12月学生在全国发起的反对改革开放步伐过于缓慢的抗议活动等。西单民主墙的被封闭，邓小平对方励之的警告，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平息，以及后来胡耀邦的被贬职，亦是中共高层内部思想分化，以及保守派压倒改革派的后果。1989年夏初在北京爆发的学生民主运动，即是中共决策层内部和朝野上下思想进一步撕裂的凸显。
与西单民主墙和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一样，1989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反贪腐、反政治迫害、反专制、反社会分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和族群分裂等），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法治、要公平、正义和公正，等等。八九学运是对中共高层（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支持，是对阻挠政治改革的保守势力的抗议，是一场自下而上、与上层改革势力相呼应的学生及社会民主运动，是中国逾百年来未尽的民主革命和运动的继续。
纪念和要求平反八九学生民主运动，是对暴政的控诉，是对专制的否认，是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的肯定，是对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总结，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是对中国历史的清理，是对中共统治在制度、理念和治理上的拒绝，是对民运自身的审视（民运里的小毛泽东也不少），等等。对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忘却，或对六四镇压的合理或合法化，均是对专制和暴政的认同，对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事业的否定，对六四事件亡灵和伤者及其家属的亵渎，对良知、法制和天理的践踏。
八九民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中国海内外民主、维权和公民运动此起彼伏、生生不息，对中共当权者在道义、良知与合法性上形成了持续而强大的威慑和压力。从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群体维权、新民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八九民运后中国民间维权和民主运动发展和扩大到了几乎所有（包括非政治）的社会领域和族群。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工和失业职工，从追求言论自由、推动宪政民主到争取各种私权和民权保护，从微博对仗到上街公开示威抗议，中国维权和公民运动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上升和持恒的态势。简言之，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被镇压，唤醒了中国人的良知，增强了民众的人权意识，使中共的威权在民间失去了起码的道义和正当性。
中国的时局与民运的前景
六四镇压25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层面上的状况基本没有多大实质性的转变，即经济的相对自由化与政治改革的止步并存。不仅如此，中共第五代领导层不仅无意推动政治改革，反而致力于寻找或实践与宪政民主相悖的新威权主义或新极权主义（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以中国模式和亚洲价值来对抗自由民主模式和普世价值。在这条市场加极权的道路上，中共一手加大经济上的自由度，一手则严厉控制和打压任何公民与维权运动，而且还对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进行利诱、收买和分化，使之犬儒化和被边缘化。另外，在中国思想界则有新保守主义（如新左派、政治儒学、通三统论等）、国家主义（党国主义加民族主义）等左和保守的思潮泛起，为现实的极权体制辩护和寻找其存在的理由，以抵抗制度性的社会变革。再则，政治高压和小康社会的并存，以及被持续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沉浸于消费享乐中的大众，亦促成整个社会的沉默、保守和麻木，阻碍国内民主启蒙和宪政运动开展和伸延。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格局下，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实处境和际遇，25年来亦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中国的维权和公民运动一直没有间断，但其声势和规模跟过去一样，难以达到足以对政府形成足够压力及促使其改制的力度或效力。如目前的新公民运动，其主要人物（许志永和王公权等）都遭到政府的拘捕或刑拘，除了在海外能发起较大的舆论攻势外，在国内却无法改变其受打压、难声张的现状，更无从维护自身和其他族群应有的权利，即为别人维权的维权律师们连自己的权利都无法维护。
然而，从社会危机层面上来看，强权下的现实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分裂（即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治理效力与政权正当性之间、强制稳定与潜在危机之间、官方价值与民间价值之间所存在的巨大断裂）、经济危机、不公正的国家资产被掠夺、极端的贫富分化、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强拆强迁频仍和民怨载道，以及政治与文化、权力与文明、法律与生活对立所造成的极度社会紧张（即文化、国家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秩序的缺失、社会普遍的不信任）等，又为中国的民权和民主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时代条件，给予体制内外的（『合法性』）维权和公民抗议活动以宽泛的空间与游刃之地。
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民众的公民化开了先河，使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永无休止，方兴未艾。六四为中国当代民主化进程奠定了人心、思想、道义、法理和行为上的基础。
同时，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也为后来的中国民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即是：吸取广场抗议学生错误估计中共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心和自己的实力与所处的政治环境，以至于在遭到镇压时感到措手不及而无以应对。因此，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应当（以八九民运及其之后的维权运动受挫）引以为戒，尽力做到正确研判其所处的政情时局，准确估量自身的力量和当权者的意志与运作机制，以避免和减少无谓的牺牲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挫折。八九民运是中国民运的里程碑，也是海内外维权和民运人士的良师益友、最好的学校与教科书。也即是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家们应当发挥理性、清醒、审时度势、坚韧和具战略远见的卓智，尽量以小的代价去换取尽可能大的收效，等等。
坚持呼吁重新评价八九学运
坚持不解地呼吁中共平反八九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公布其真相，追问其责任人和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道义的坚持，是对暴政和专制的唾弃。尽管中共高层25年来拒绝、避讳和淡化六四问题，但历年来中国海内外民运及维权人士和组织不断的呼吁与施压，却在中共内部造成了持续的振动与分歧。在中共高层，亦时常有人发出重新评价这场运动的声音。六四越来越成为中共领导人难以回避的话题，他们中人人都想撇清与六四镇压的关系，连李鹏这样的人也试着开脱自己对屠杀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年复一年地向中共施加道义及政治上的压力，直到六四事件真相昭示于天下、受害学生和市民得到昭雪赔偿、镇压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元凶受到应有的惩处的那一天为止。
两年前，在六四事件23周年时，我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当时的中共高层接受和落实89学运时北京学生提出的七点要求。今年，我再次向中共高层发出呼吁，接受和履行北京学生当年提出的各项合理要求和呼吁（因为其要求大多至今仍未得到落实），并从速平反暨重新评价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为这场浩荡的民主运动及其参与者正名昭雪，追究其镇压当事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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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附上我于2012年五月30日发表的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彭涛给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六四23周年祭，重提北京学生七点要求
作者：彭涛博士（德国）
“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将近，我仅以一个普通异议者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提出“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向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七点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已经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但是，在这漫长的而令人窒息的二十三年里，中国糟糕的政治和人权状况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变得更糟，尽管流亡人士、民运团体和海内外异议人士年年不厌其烦地向你们提出改善人权和实现民主的要求。
今年不仅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二十三周年的一年，也是你们党和政权内部分化瓦解最激烈的一年。王立军、薄熙来和陈光诚等事件，暴露了你们党和政府极端阴暗和腐朽的一面，严重动摇了你们政权的根基。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年里，你们不仅面临着丧权失利的险境，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机会。正如“八九民运”给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一样。可惜他们不识时务，没有抓住那个天赐的大好时机，竟用坦克和机枪摧毁了中国民主的新生儿。
值此“重大的历史关头”，我特此向你们重新提出“八九民运”时北京学生所提出的“七点要求”，因为今天这些要求仍然具有它们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因为它们至今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和落实，因为这样能让你们重新记忆起“八九民主运动”及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因为中国的政治现实跟二十三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为糟糕。
北京学生的“七点要求”如下：“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这七点要求，除了第五个要求外，其他所有的要求至今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其中，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布其“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和“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在当前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你们政府官员的贪腐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缓解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公布官员及其家属收入和财产的状况，则是杜绝党政官员腐败、增加政府运作透明度和建立社会公正的有效措施。然而，这一措施至今不能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致使你们党和政府的腐败恶化到了几乎无法遏制的地步，尽管多年来公众不断地呼吁你们切实建立和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和措施。为此，我呼吁，你们首先带头公布自己和家属的所有收入和财产状况，以此来为其他的官员和党员作表率，让廉政和反腐败的工作真正能够收到成效。
除了重提“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所提出的“七点要求”之外，我在这里还要郑重地向你们提出如下的几个要求，正如流亡人士、民运团体和海内外异议人士每年都向你们呼吁的那样：
一、立即平反“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彻底查清“六四事件”的真相，追究镇压学生运动的责任人，向人民道歉和向死难者家属及伤者进行赔偿；二、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停止对异议人士的一切迫害；三、从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四、允许政治流亡人士回国，开放党禁，实行公开和直接民选，建立宪政民主。
以上这些要求，我们已经提了二十三年了，希望今年是“最后”的一年了。如果你们这次继续不理睬或拒绝接受这些要求，我们将会像往常一样，年年不厌其烦地向你们呼吁和呐喊，无休无止地提醒你们：勿忘“六四”，勿忘向人民道歉谢罪，勿忘人权和政治体制改革。
如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正如网络里所流传的那样：“不改亡国”。而那种所谓的“改亡党”的说法，并非属实。改不会亡党，反而会更新党。不改才会亡党，而且是彻底消亡。不改亡国，既然国都亡了，那你们的党还能存活吗？所以，不改不仅亡国，也亡党。不改，亡党亡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如果你们再不着手平反“八九民运”，再不启动政改，你们的命运就会断送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你们的政权就会被人民起来推翻，到那时你们想改也来不及或没有机会了。
为此，我再次呼吁你们，抓时机，识大势，从速落实上述正当要求，做历史的功臣，切不可象二十三年前那样再次错失良机，重蹈历史覆辙。
另外，今年“六四”祭日那天，我将响应六月四日穿黑衣的倡议，全身穿黑，以悼念和告慰“六四”死难者的亡灵。我希望，你们各位常委，也能在那天穿上黑衣，同我们一起纪念“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
勿忘六四！民主万岁！
彭涛
谨呈
2012年5月30日
2、孙文广：高压政策逼人去广场——纪念六四25周年
浦志强等五君子，家庭聚会研讨六四，竟被定“寻衅滋事罪”，引起国内外震惊，举国上下、体制内外齐声抗议，当局推行高压政策，说明某些人完全根脱离社情民意，高压政策，只能迫使人们分头去广场纪念六四。
（一）家庭聚会怎能定“寻衅滋事罪”？
5月3日，北京10余知名人士，举行了六四纪念研讨会，浦志强等五人被以“寻衅滋事”刑拘，其他多人被拉到派出所传唤。举行一个简单的家庭研讨会，竟会引起当局如此的恐慌，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纪念六四该从哪里起步？
据报道，今年六四之前，除了把家庭聚会定罪，还拘捕了媒体评论人高瑜以及人权律师唐荆陵。事实说明，当局在六四前夕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必欲灭绝一切纪念活动，用高压封锁六四。
但是，强烈的民意不可能被高压消灭，有人说“不在沉默中灭亡，便在沉默中爆发”。就好像一个高压锅，没有出气孔，缺少安全阀，一个劲的加温，制造高压，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逼迫民众寻找表达民意的途径，这就是，分头走上广场，像北非、中东、乌克兰那样，分散去广场，开始时不举牌，不喊口号，为此能抓他们去坐牢吗？即使两三个朋友一起去，也不会有太大危险。这种方式，浦志强践行了二十余年，他的行动是高压之下逼出来的，也是逼上梁山的现代版。当聚集的民众超十万，可能就不是百辆警车能够驱散的了，有些开明的国家领导人就会退让寻找和解的道路。
（二）劝中共当局尽快放人
为了镇压聚众，中共当局拘捕了一批知名人士，遭遇到了强烈谴责，这样的举动对中共来说肯定是个败笔。这种拘捕不能增加中共的光荣，只能使人民对中共当局更加失望。被拘捕人士，在社会上都已经有相当声望，他们各有粉丝，把他们关进看守所，有很多人会去探监，他们开庭之日，很多人会去要求旁听，在看守所、法院门前会形成“聚众”，“聚众”少了，当局可以不在乎，“聚众”多了，自然会增加紧张气氛，造成不稳定，所以当局应该尽快放人。
如果这些人真的被判了刑，那么判决书就成了他们挑战极权的“毕业证书”，这是他们的资历，将来总有一天要实行普选、竞选，到那时，他们的判决书成了重要的资历证明。台湾的吕秀莲和陈菊在威权时期，因为挑战威权，都被判刑12年，后来他们分别当选为副总统和高雄市长，他们的判刑，就是他们的重要资历。所以我建议中共高层尽快放人，否则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在培植未来的竞争对手，有朝一日，你们会发现被你们关进监狱的人，竟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你们，如果不小心，犯下罪行，可能会成阶下囚。这是在很多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2014年5月18日 于山东大学 电话：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3、方冰：北美地区举行一周纪念六四系列活动
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星期天（2014年5月18日）在纽约宣布，将在北美地区举行长达一周的纪念六四系列活动。有与会者表示，今年纪念六四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局的超常打压措施显示了习近平政权决意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术；而25年后的事实证明，一个更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
虽然距离六四25周年纪念日还有两个多星期，海外民运组织的一些活跃人士已经在星期天宣布了今年在北美地区展开纪念活动的具体日程。这些活动以实地纪念和抗议活动为主，也有通过网络举行的全球大会。在华盛顿，活动展开地点主要在美国国会、联合广场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时间从5月31日至6月2日；在纽约，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和时报广场，时间为6月3日和4日。
* 超常打压显示习决继承毛统治术*
星期天在法拉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今年纪念六四有其特别意义。首先，当局最近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的新一轮打压：五君子被刑拘、高瑜在电视上认罪、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重判10年等，而且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他说， “在我看来习近平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历年当局为防范六四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也就是说他比以前做得更过分。” 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决意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术，而不是他父亲习仲勋的开明路线。
*更强专制政权是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
胡平说，另一个特别意义是要通过纪念六四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讯息：一个更为强大的专制中国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价值。他说，25年前，在历史终结的欢呼声中大家都认为中共的专制政权屈指可数了。但是25年过去了，它非但没有垮台相反比过去更强大。他说，这不仅是对民运人士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严峻挑战就是来自中共专制政权。
“未来这几年不仅对我们是关键的，对全人类也是关键的，如果在未来10年左右我们还不能结束中共专制政权，如果我们听任让这个专制政权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发展，那么它不仅对中国人是巨大 灾难，而且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抵制认同六四屠杀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
律师叶宁代表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会上宣布，将从下周开始在美国国会展开活动，抗议认同邓小平六四屠杀言论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杯葛阿里巴巴到美国来上市。日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美国证监会前举行了抗议阿里巴巴来美上市的活动。叶宁说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和我们联系的国际主流媒体非常多，所以这会给我们这次纪念六四、天下围城、全民倒共运动增添一道新的风景线。”
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办者还公布了今年纪念六四的徽标和纪念章图案。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北美地区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安排
互联网：全民倒共天下围城 - 六四25周年全球网络纪念大会
5月31日 （星期六）上午8点至下午2点（北京时间）
联系信箱：6425web@gmail.com
华盛顿：
全美学自联纪念六四25周年
5月31日（星期六）晚上
地点：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
纪念六四25周年图片展、烛光晚会
6月1日（星期日）晚
地点：华盛顿，国会大厦前
天下围城新闻发布会
6月2日（星期一）上午9点至10点
地点：华盛顿，国会山H-C8会议室
天上人间同祭六四
6月2日（星期一）上午10:30至11:30
地点：华盛顿，国会山下Union Square
纽约：
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
6月3日（星期二）下午5点至晚9点，
地点：纽约，时报广场（7th Ave. between 39th St. and 40th St.）
大纽约地区民运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
6月3日（星期二）中午1点
地点：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七楼会议厅
杯葛暴政抗议活动
6月4日（星期三）上午11点至下午3点
地点：曼哈顿，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来源：【 VOA 】 时间: 5/19/2014
4、白夏：六四被禁彰显中共深知镇压有罪
今年的六月四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习近平与李克强上台之后的第二个六四，舆论因此更加关注习李新政将如何面对他们上任之后的首个具有象征性的纪念日子。海外的六四流亡人士因此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呼吁要在六月四日这一天穿上黑衣返回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呼吁已经获得中国国内不少异见人士的回应。中国官方近日拘押独立记者高瑜以及参加北京六四讨论会的浦志强，徐友渔等五君子的行为显示当局似乎有意要将一切纪念活动扼杀在摇篮中。
如何评论中国官方的上述行为？中国当局为何二十五来一直禁止谈论六四事件？中国国民对六四的记忆是否越来越淡漠？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请每年都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北京的法国汉学家白夏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您二十五年来年年都密切关注六月四日这一天，关注中国政府以及民间在六四前后的一切风吹草动，您觉得今年中国国内的气氛怎么样？
白夏：今年气氛比较紧张，比以前要紧张。所谓的敏感日期是从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每年都是如此。但是，今年开始得比较早。而且，最近有一群知识分子在一起参加六四讨论会，他们与会的一共是15人，但其中有五人被抓。从整体来说，气氛要比往年紧张。今年要纪念六四看来实在很难。另外，最近又听说曾经作为军人参与镇压六四之后又成为画家的陈光也被抓了，这说明中共领导人十分紧张。
法广：在您看来，中共领导人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
白夏：这一方面是由于二十五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共新领导班子会对六四有一个新的态度，因为，毕竟他们与六四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外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前领导人的立场。由于中国的政治不公开，所以外面都不知道习李对六四究竟是什么立场。那么，最近这一阵子的严厉打压可能是新政权要明白的告诉大家，肯定不会修正对六四的态度，更不会平反。所以，现在的目的就是要取消所有的纪念活动，要过一个平安的六四。反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贯如此，先定性为是反革命暴乱，之后又说是一场政治风波，最后，就采取一概不提的政策，现在他的策略就是遗忘。但是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国家，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政党，也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创造未来，必须面对过去，无论你怎么看，但是，你不能不看。
法广：海外的民运人士尤其是六四流亡人士早从今年一月就开始呼吁六月四日这一天要穿着黑衣重返天安门广场，这一呼吁很快得到了中国国内异见人士的响应，这大概也是中国当局今年特别紧张的原因之一。您觉得类似的呼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白夏：这个就很难说，如果六四这一天，真有几百万人都穿着黑衣服，那么这个目的也就是达到的。发出呼吁的出发点也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六四发生之后二十五年，共产党不仅不讨论六四，而且连六四这两个字都被禁止。所以，有不少中国人就开始着急了。二十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怎么能够一直回避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前途的事件？怎么能够不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对六四没有一个说法？共产党不是声称代表历史先进？怎么能不给六四一个说法？我实在难以理解。
法广：就像您刚才说得那样，共产党的策略或许就是要大家都遗忘，而且，您觉不觉得二十五年后中国普通民众对六四的记忆是否已经淡漠？
白夏：这个很难说，因为在中国不能讨论六四，所以许多人都不敢说。我不知道中国人在家里都说些什么。当然，我所接触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都不知道六四是什么。即使知道六四这件事，但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一点，也实在令人费解。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觉得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就应该很骄傲得站出来说，他们当时非常及时地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连这点也不敢说，他们就是希望将六四遗忘。这说明他们自己也并不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这说明他们也觉得他们犯了罪，所以，禁止讨论六四就说明领导班子自己也觉得是犯罪了，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镇压是有问题的。
法广：您刚才说到中国国内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都不知道六四究竟指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六十多年来，人为地掩盖或者篡改历史已经是司空见惯，您觉得长此以往，对中国国民的心里素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白夏： 对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共产党掌权以后，企图垄断对历史的解析，也不准民间对历史作出任何讨论与反思。不过，有互联网的今天同几十年前不一样，中共要垄断历史将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有许多人，比如说，以前毛泽东时代反右以及文革的经历者开始写他们的自传，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反思，虽然，他们的书不一定能够在中国出版上市，但是，他们往往可以通过网络传播。也有人开始拍摄资料片等等，搜集历史资料。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兴趣。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兴趣。所以，我认为，一个政权不至于会改变一个民族的人民的文化，中国人恢复历史真相的欲望还是存在的。
法广：您是说一个中华民族整体的素质不至于会被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而改变，扭曲，或者异化？
白夏：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府都企图改变他所统治的国民，不过，这是十分困难的。毛泽东就做过尝试，但却没有成功。现在的政权并没有要改造中国人的欲望，也不希望洗脑，今天也没有人相信洗脑。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抵抗力是十分强大的。往往不一定是积极抵抗，有时候是消极抵抗。消极抵抗也会十分有效。当然，今天的中华民族同五十年，六十年前肯定不一样，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演变。但是，他的演变有他自己的道路，统治政党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法广：您刚才提到对历史的反省，客观地来说，对历史的反省以及澄清需要一定的时间，法国也是在二战结束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清算维希政府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您觉得二十五年的时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否足够长？
白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法国虽然当时对二战这段历史有一个官方的版本，也就是戴高乐的说法，说全体法国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但是，同时就有许多历史学家做了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他们采访了亲身经历二战见证者，作了历史记载。也有人拍摄电影，比如说le Chagrin et le Pitié，就是一部同官方版本不同的影片。而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根本就不允许讨论，也不允许发表意见，不允许出版书籍。我当然同意反思历史需要时间，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能公开讨论，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展开史学研究。那么，时间就是再长，也不可能开始反省。比如说，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连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到今天我们连最基本的史实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我觉得，当局以后至少应该宽容一下，允许研究人员仔细讨论事件发展的过程，了解每一个阶段的细节，澄清政府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学生又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政府应该至少允许学者对此进行讨论。如果不能够从事最基本的历史学的工作，就很难恢复历史的真相。
感谢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
来源：法广 作者：杨眉
5、王德邦：留存历史，期待真相——八九民主运动反思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至今已经二十五周年。那场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历史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可以说仍然有着许多待解之谜。作为当年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二十五来我一直在思考、求索其中的原委。随着一些偶然的机缘，我有幸了解到那场运动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或者为外界所忽视的细节，这对拆解那场运动的谜团无疑会提供某种帮助。虽然现在将这些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会给自己或相关人带来麻烦，甚至会有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危险，这也是我多年来有所顾忌的原因，但面对当年长卧于长安街头的英灵，面对那些失去孩子而苦苦企盼讨还公道的母亲的眼睛，以及近年来不断传出“六四”难属带着遗恨离世甚至自杀的噩耗，我实在没有再等待下去的理由了。我今天将这些深藏于心的材料公之于众，就是为了给明天调查“六四”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解开历史谜团，提供几点资鉴。
一、1989年4月22日长沙打砸抢事件黑幕
经历过1989年春夏那场民主运动的人士一定记得，4月22日是中共前总书记，体制内开明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先生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日子。当时，北京十几万大学生于4月21日晚上在北京师范大学聚集，随后前往天安门前送别胡耀邦先生。
经过几十里步行赶到天安门前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候一夜后，井然有序地等待相隔咫尺的人民大会堂中追悼会召开。虽然学生向当局提出派代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要求被拒绝，学生中的三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东台阶跪递请愿书被无视，但学生始终保持着克制，没有出现什么混乱。大家噙着泪水在天安门默默送别了心中敬仰的胡耀邦先生。
然而，远在千里外的长沙，4月22日当天却发生了罕见的打砸抢烧事件。这件事如果仅仅是地方一般社会性骚乱事件，那也就罢了，但当时全国各大媒体连日作为重大新闻的报道，显示着这不是件一般性的事件。各种报道也一再在将这件骚乱与纪念耀邦活动建立起联系，并且事实上后来成为将八九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甚至暴乱的一种最早的证据。
让人奇怪的是，1989年4月22日后对长沙骚乱事件广泛报道的消息，现在到网络上搜索几乎难觅踪迹，除了下面这则简之又简的《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中还保持的一点记录，别的就再也找不到了。具体记录是如下两句话：“ 湖南电视台与省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事件的发生与平息作了及时、准确、连续的报道，对于制止动乱，稳定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图为记者在火车站采访被歹徒打伤的过路旅客。”“1989年4月22日; 长沙发生震惊全国的‘4•22’打砸抢事件”。（http://elib.cnki.net/grid2008/detailcyfd.aspx?DBName=CYFD2007&FileName=N2007010033000020）
当年那么高密度大范围报道的长沙“4.22”打砸抢烧事件，怎么今天难觅踪影？这本身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当年因为没有互联网，但为什么当年那些所谓“平暴”社论与报道却至今仍铺天盖地充斥于网络？而“长沙事件”作为当年定性八九民主运动为“动乱”的最早证据（甚至“4.26社论也直指“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并以此作为将纪念活动定性动乱的重要依据。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vz5JCXEjH4O1Ka-SUm3kZ5ddn-HBFE6cMt2Rm7zTj6zHz8j2mlbLmtssFQWCcJ0v-Zt9l27fkKgRpACrzC4F_）却如此无声地藏匿起来，其中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原由？对于北京纪念耀邦活动的井然有序与长沙暴发的打砸抢烧究竟有什么联系？怎么会将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并且还作为八九动乱的证据，这其中意味着什么？说实在的，当年我就对此心存疑惑，但苦于没有任何第一手材料，更无法前往实地深入调查，而只能搁置于心。
带着这份疑惑，在时过19年后的2008年8月，我到长沙巧遇一位当地市民（由于特殊原因，在此请原谅我隐去他的姓名，但我随时可以找到此人出来就此作证），在吃饭闲聊时，谈起了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当时该先生说出一段让我极为震惊的往事。
该先生说：1989年4月22日，我在长沙火车站对面大街，就是当天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的那条街，正好碰到一个在那街开皮鞋门店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在他店前聊起天来。这时忽然有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手上拧着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东西，匆匆从街前赶过，其中一位约30岁左右的男人还将正在聊天的我的朋友碰了一下，于是我们就问那人如此匆忙要干么去？那人停下应和了我们几句，回头又快步赶向他们一同来的人。过了一会，忽然前面出现骚动，传来有人抢劫、打砸商店的叫喊声。于是我就跟开店朋友想马上关门避祸，结果还没有来得及掩上门，一批身手敏捷，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人冲入了店来，抢走了一些皮鞋，打砸了几下，就很快向其他店面冲去。让我们惊奇的是，那群人中就有刚才路过我们店面而顺便答了几句的那位。如果说这是匆忙瞬间可能看走眼的话。那么接下去的一幕让我更惊讶。
由于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很快大街两端被赶来的警察封锁，街上的人全部被分别带到附近的一些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中。我与开店朋友也被带到了一个派出所中。当我们在派出所院中等待作笔录时，我发现在街上碰到的那位黑衣男子，只是此时那人已经换了便装。过了一会笔录时，我亲眼见那人居然是问话的警察。于是我当场就问他怎么会在这里？那人当时也似有点吃惊，但马上说是来找一个朋友，说着就出去了，一会进来另一名问话警察。几小时后我被释放出来，对那个黑衣人的疑团让我久久不得其解，于是随后几天我借故几次到那派出所中去，果然又不止一次见到那人，虽然多半见他穿着便衣，但也碰到过他穿警服的一次。我还从侧面问过别人，得到那人就是该处警察，且还是个什么小头目的答复。
过后回忆4月22日那天在街头发生的打砸抢事件，感觉是早有准备且重在造势的一次骚乱，那天抢劫其实只是一些街头混混侵乱所为，而冲击店面，打砸物品那批主要闹事的人，显然行动目标并不在物品上，而在造出声势上，因为他们快速扫荡破坏那些铺面，并没有以劫掠物品为目的。而烧了几间门店，也肯定是有人事先带去了燃烧物，如汽油等。我就怀疑当时我与朋友碰到的那几位黑衣人手上提的塑料袋中是燃烧物品，否则不会那么轻易将一些鞋子当街引燃而不能轻易扑灭。另外当然碰巧我又遇到了其中一位参与打砸抢烧者，而他居然是位警察。
听到该先生陈述此情况，我反复追问了他对那位警察身份的认定情况。该先生极其肯定自己的结论，并且说自己近二十年来也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警察要穿便衣制造这么桩事件？但反复思考后的结论就是：要为八九镇压制造口实！然而，问题是4月22日难道就有人预见到后来事态的演化？就为后来镇压作着准备了？对此我显然是不能认同的！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那种未卜先知者。但是在经过多年，我反复回顾琢磨后，渐渐认识到长沙事件里面蕴含黑幕远比为八九定性与镇压提供口实要深且暗。
二、6月2日、3日北京街头异象
八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当年6月2日、3日，我在北师大接到几次从天安门回去的同学反映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的情况。他们说，2号、3号都有从人民大会堂涌出的大批武警，但遭到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与市民的围堵，武警只好集中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或墙边。让人奇怪的是，围堵武警的那些学生与市民中，有背着黄布包身穿白衬衫的不象普通市民的人，这些人包中居然放着石头，且常乘学生市民与武警对峙出现骚动时，偷偷从人群中乘乱向武警扔击石头。听到这个情况，我当然非常警觉，感到事态要激化扩大，但苦于当时学生市民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没有什么有效的机构能协调大家行动。后来我找到学校自治会中一名年岁较大，在部队工作过的同学谈起这个情况，他说基本可以肯定那些背包的是军人，他们换装成市民，混在人群中攻击武警，制造冲突，激化矛盾，为可能到来的镇压提供依据。因为，一般市民不会背那种黄布包，那基本是军人使用的包，另外一般学生市民不会事先在包中准备石头，那显然是有备而来。还有这种情况不是偶然一次或一人，而是出现多次与多人，这都显示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一种行动。听着该同学的分析，我深感与自己的猜测吻合，于是心中更为焦虑。
同样让我震惊的还有，6月2日、3日，先后在北京多地出现军人开车拉武器入城，在遭到市民与学生拦截后，主动弃车而走，将武器遗留在车上，任由市民学生处置。这种情况显然与军人行为准则极不相符。好在市民学生当时高度自觉自律，出现主动将军车保护起来，等待警察前去处置的极其和平理性情况。这种主动遗弃枪支情况，其中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虽然仍难以准确解答，但过后从所谓平暴的各种报道上，反复看到说市民学生拦截抢夺武器的说词，相信这客观上是在为定性暴乱凑证据。
三、装甲车中烧死军人的真相
随着“六四屠杀”，北京高校陷入恐怖之中，我在学校几位自治会同仁的建议下于6月5日离开学校前往军博附近的一老乡家暂避。由于老乡家住的是集体式楼房，就是一层有很多单间，有家属的一户就住一间，楼层有过道相通，每层共用厕所、水房的那种。6月6日晚上新闻联播时，整个楼层关注北京事态的住户都挤到一家有彩电的房中看新闻，这可能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最牵动神经的事。当新闻中播出烧死装甲车中6名军人时，在场观看的四五个人当场就议论纷纷，说那明明是装甲车6月4日凌晨跑得太快，也跑得太远，机体发热，在长安街军博附近（但奇怪的是后来我查资料报道说是在翠微路口，那显然与当时在场看到的人所说地点有出入。当然不排除有关方面故意变换地点，以避开民众对此的质疑）撞到了街边上的铁架栏杆，冲上了街边的隔离墙，结果一下翻了过来，军人无法及时爬出来，车就因发热渗油而自动燃烧，将困在里面的几人烧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都表示当时几人就在相隔十几米的现场，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一下变成了新闻中暴徒将军人烧死事件？大家议论着，都很气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住户都是军队转业人员，他们对军械装备其实很熟，又恰巧就在现场。据他们说当时在现场亲眼看到这个情况的有上百人。
另外，当年6月6日后，新闻联播中一再播出长安街头大批军车被焚烧的镜头，也遭到在场观看新闻人员的质疑，其中有几个人均表示自己前两天都路过长安街（因为他们就住在长安街边上，到长安街也就是百十来米，每日生活工作均需路过长安街），亲眼看到军人将停靠在街头的车烧毁。当时他们还以为是军车报废了的处理方式，但没想到成为新闻里市民学生烧车的证据。
四、黑爪微痕，鬼影重重
八九民主运动无论是在进行当中还是在之后多年，有几方面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其一、“4.26社论”为什么要出台？我作为当时大学生，非常真切地感到学生因为纪念耀邦递交请愿遭拒而引起的气愤，其实到4月24日、25日后已渐趋平息，虽然有人呼吁起来罢课，但应者不多，只有极少数平日也不上课的人在以罢课为名而已。随着学生情绪慢慢宣泄，只要再过几天，让负责学生工作的班主任动员一下，学校完全恢复正常教学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诡异的是，就是在这学校正在逐步恢复正常教学关口，忽然出台了个“4.26社论”，这将原本平息的事态一下激化到极点，直接导致“4.27大游行”及之后的大罢课，乃至最后整个事态演化。 为什么在这种关口出台这种完全点火式的社论？难道统治集团中竟缺少基本对民情的研判而作出这种愚蠢的事？当然事情不是个愚蠢所能表达的，其中黑幕远超乎想像。
其二、赵紫阳先生访朝回来后，借五四接待世行代表讲话中肯定了学生诉求，并且已经间接对“4.26社论”作出纠正。这时学生情绪又得到平复，事态转向缓和。如果当时采取一些切实的对话措施，针对社会问题作出些改进规划，学校会很快恢复正常教学，社会秩序不会出现什么动荡。但奇怪的是，说好的对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延。多年后从赵紫阳及八九过来的体制内人回忆文章中获悉，赵紫阳想出来对话，但遭遇体制内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止，使这一政民互动无法成行。这种阻止事实就是在不断给学生情绪上浇油，火头上添柴。学生终于在忍无可忍下走向了绝食。绝食直接理由就是为了促成对话。中共体制内顽固势力终于成功地将学生逼上了广场。为什么顽固势力要如此苦心孤诣地激化学生，使完全可能有多次将事态平息的机会搁置，而一再将正待平复的事态推向高潮，进而屡屡使学生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
其三、戒严究竟是针对谁？学生的绝食的确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使全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事情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尤其在绝食进入一周的生命危险期时，高校自治会已经一再出面协调学生主动停止绝食。到5月19日真正在广场绝食的学生其实并不多了。而就在此时，北京宣布戒严，军队进城。整个事态终于进入极度激化对抗状态了。对于这次戒严，我后来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发现根本不是针对学生而来，而是针对体制内改革力量而来，是为清除体制内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开明进步变革力量而戒严。
其四、清场究竟是不是最后之路？我身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到运动后期其实坚守在学校的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同学。我作为北师大代表几次出席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我本人强烈要求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同时在会上从5月22日后，这种撤的观点就逐步占了上风，到5月26日在北大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上，撤的观点应该说已经达到绝对优势，剩下的是如何逐步撤出，对此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各自协调作准备，初步思路是逐步先将北京高校学生撤出，外来学生再通过北京高校先作几日安顿，接下去再安排各自返回地方。这种撤的思路已经在自治会安排下逐步落实，虽然面对很多困难，但自治会中对撤已基本无什么争议了。在此情况下，只要假以日期，随着暑假临近，自动撤离出天安门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运动中最早冒出，以激进取得一时掌声的人正逐步被边沿化，运动向理性回归中。
就在这生死关口，从6月初开始，北京许多地方出现异动，那些军人好象失去耐心（当然过后了解到那是接到命令），不断与围堵他们市民与学生产生摩擦，进而出现前面讲到的人民大会堂前武警遭到混入民众中一些人的石头攻击。矛盾在激化，事态在恶化。这一切都显示有一股势力在阻止学生平稳撤离，或者准备在学生撤离前下手。究竟是什么鬼怪在背后促成流血事件？
八九民主运动中如此种种诡异现象，实在远远超出了其所表现出的内涵，作为当年身处其中的学生，我深感整个运动被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向前，每每到学生准备停竭时，就会出来一些激化事态的东西。至今回想起从4.22长沙鬼异的打砸抢烧事件，到4.26社论，到阻止对话，到宣布戒严，直至清场，整个事态演进似乎都被一只魔掌按照剧本一幕幕往高潮推。
五、对八九民主运动的理解
从上面这些疑点重重的细节中，在经过二十五年来的观察与反思后，我的看法是：
一、八九民主运动对中国社会而言是因悼念胡耀邦而自发产生出来的，以反对官僚腐败，要求民主与人权，捍卫改革路径为目标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采取的方式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二、对政治与历史而言，八九事变则是一场被有组织有预谋的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阴谋操控、利用，来作为颠覆政治改革、清除体制内改革势力的政变。从4.22长沙打砸抢烧事件，到4.26社论，到戒严，最后到清场，中共体制内顽固反动势力一步步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进抹黑为动乱，与此同时，顽固反动势力在体制内一步步成功地将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进步势力边缘化，最后达到完全篡夺权力，将改革势力清除出场的目的。所以，对八九民主运动的镇压具有双重性：对外是统治集团顽固反动势力对民间改革呼声的镇压；对内是统治集团顽固反动势力对权力系统内改革开明派的大清洗、大围剿。通过这场镇压，中国统治集团中断了从文革之后反思而开启的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走上了缺失政治改革的跛足经济改革，实现了权力集团化与私有化，对社会资源在假改革名义下完成由权力占用到权力占有，也即现实由革命名义的抢夺，到以改革名义的瓜分过程，进而导致中国社会价值崩溃，腐败泛滥，权贵肆虐，官民对峙，贫富割裂，资源枯竭，环境毁弃，社会矛盾激化，全方位整体性社会危机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对民间改革呼求的镇压与对权力体系内开明改革势力的清剿对中华民族深远的灾难性后果随着25年来的历程已昭然若揭。
三、因胡耀邦猝然离世而引起的八九民主运动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如果没有八九运动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也将对改革开明势力进行颠覆、清剿，这确是历史的必然性。最近几年，许多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胡赵改革派人物通过出版各种回忆录，已经陆续披露出当年胡赵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与压力。从各种迹象来看，纵使没有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民主运动，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反动势力也必将以另外的形式来对改革进行政变。因为胡赵推行的改革，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已经大大伤及一些权贵的利益，他们殊死保权是早晚的事。实事上，从胡耀邦被推下台，就已经开始了顽固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到两年后胡耀邦去世，统治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更是借机起事，实现他们阻止改革，颠覆权力，清剿开明势力的目的。如此一来，我们对上面所看到的八九运动中出现的那些吊诡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从4.22长沙事件，事实上顽固反动势力就已经在制造事端，为政变与镇压着手准备。假使没有后来更进一步的民主运动，顽固反动势力也会沿着长沙事件的路径一路追杀改革开明势力的。至于后来4.26社论，戒严清场，那就更是顽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将学生架上火坑，来为政变寻机觅隙，赢得最后剿灭改革势力的目的。所以八九运动是个偶然，而顽固反动势力镇压改革却是个必然，只是表现形势借用了八九民主运动而已。对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若无八九运动中国社会改革就会持续，中国社会灾难就会中止。中共体制内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之战不在八九，就会在九0，不在九0，就会在九一，那几年必有一场生死之战，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四、那些在八九运动中露出的魔爪鬼影是否是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的统一布局，即是否有个中央集团统一操纵？对这种质疑显然没有充足证据的支持。对于如何解释这种怪异现象？我更相信这是种体制性对改革的反叛。出现长沙那种骚乱事件，事实完全可以因为一个长沙市长或市委书记，或者湖南公安厅、安全厅某头领因仇视改革伤及自己利益而操纵下属制造出事端，这种事端并不大，但可以将影响上纲上线，可以嫁祸于纪念胡耀邦的改革势力，从而达到呼应中央中顽固反动势力之目的，进而捆绑政府，促使中国社会发展转向。而4.26社论的出台，当然那是中央中顽固反动势力直接操盘，而借用长沙事件作说词，也证实了顽固势力的互相呼应与心照不宣。所以长沙事件，我不认为是中央在操控，但显然为中央顽固势力所借用，因而是给中央顽固反动势力下手倒胡赵送的大礼。但之后4.26社论与戒严清场，那就是中央中顽固反动势力对改革开明势力的直接围剿与镇压。
五、今天中国反腐事实也极其类似于八九当年的形势，反腐力量就类同于八九前的胡赵改革派，而贪腐集团（权贵利益集团）就类同于八九前体制内的顽固反动势力。这些贪腐集团抵制、反叛反腐是其天然本性，这种反叛渗透在他们每个毛孔中。正如八九之前顽固反动势力无法直接反对改革一样，今天贪腐集团也无法直接反对反腐，但事实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抵制抗拒反腐，无时无刻不在切齿痛恨反腐，因为反腐就是夺他们的权，割他们的肉，夺他们的命，就是置他们于死地，他们不反抗那是绝无可能的。应该说贪腐集团现在无不在磨刀霍霍，寻机反扑。中国贪腐集团现在最期待的是中国大乱，大乱可以以保权的名义抱团专权，可以以保权的名义迫使权力集团中反腐派中止反腐而一致对付民间。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贪腐集团也可以在天下大乱中自己脱身外逃，避免被追讨。所以目前殷切期待中国大乱的是中国的贪腐集团，大乱就是救他们的权，就是救他们的命。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今日社会发生的各种激化社会矛盾的抓捕行动应该是他们所为，至少客观上正符合了贪腐集团搞乱社会的目的，而那些暴力恐怖事件背后虽目前无明确证据证明是贪腐集团所为，但肯定有他们殷切的期待。所以中国今日以反腐为契机的斗争，事实是一场类同于八九改革与反改革的战争。当此历史关头，中国何去何从，的确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冷静思考面对。
2014年5月8日
来源：【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5/2014
【零八宪章文本】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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