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第82期
2014年6月26日出刊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主编：卫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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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卷首语】
社论：只有通过宪政革命才能实现宪政民主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特约评论】
1、马思宪：一党独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祸国殃民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2、江天：习氏“政权恐怖主义”激起中国民众强烈反抗浪潮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人物】
李金芳：以悲怆的灵魂坚强不屈地抗争——关注狱中的良心犯张林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声明公告】
1、《零八宪章》第三十二批签署者名单 （八十四人）公告
2、维权网声明：强烈抗议江西新余当局重判刘萍、魏忠平、李思华
3、独立中文笔会和瑞典笔会“六四”25周年联合声明
——授予八位荣誉会员，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
【六四专题】
1、雷鸣声：习近平与“六四”二十五周年
2、朱欣欣：反思六四 超越六四
3、杨海：八九一代：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使命
4、滕彪：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
——在香港维园六四二十五周年烛光晚会上的发言
5、余英时：共产党对六四的恐惧已超乎常情
6、傅国涌：守护记忆，就有未来
7、胡平：要抗争不要等待——纪念六四25周年
8、马英九发表“六四”25周年省思 呼吁大陆尽速平反六四
【零八宪章文本】
【卷首语】
社论：只有通过宪政革命才能实现宪政民主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革命和反革命的话题已经缠绕了中国一个多世纪，至今仍是争议不断的热门话语。新史学的主流观点是：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对中国的命运和走向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横腐败的满清政府，结束了沿袭两千多年的帝制政体，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因而是中国和亚洲走向民主共和的肇始。其正面历史意义不容否定和低估。
之后的国民革命依照孙中山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间虽因抗日救亡所中断，但仍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即颁布四六宪法，召开国民大会，宣布进入宪政时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中共发动的共产革命和夺权战争颠覆了国民政府，阻断了中国的实现宪政民主的进程。
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实质是痞子造反，无法无天，奉行阶级斗争，消灭传统，破坏人伦，直到文革打倒一切，制造相互仇恨，搞得人人自危，造成社会秩序崩解，终于导致社会经济濒临绝境，文化学术近于毁灭，天怒人怨，彻底失败。
文革结束以后，新上台的党国领导人开始搞改革开放以挽救共产革命造成的体制危机，被迫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促进了经济发展，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当民众要求更多自由和实行民主的时候，中共统治集团又暴露出自己的本性，六四大开杀戒；八九以后拼命维稳，残酷打压公民维权运动和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导致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权贵集团手中，社会缺失公平正义与良知，政治腐败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生态环境的毁坏到达难以为继的地步，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到冰点，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
当此之时，如果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对国家和国民负责，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的呼声，改弦易辙，走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提出的开启政治改革，实行民主法治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诚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但是，鼠目寸光、极端自私的中共执政集团却顽固地逆历史潮流而行，坚持一党专政和四项基本原则，拒斥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胡锦涛主政时期抛出了一个“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到了习近平主政时期不仅不能搞政治改革，连讲都不能讲，是为“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赤裸裸地强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不惜一切代价维稳，不择手段地维护红色帝国。使得诸多体制内外的良善人士苦口婆心倡导的政治改革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地上画饼、海市蜃楼。
公民维权运动被打压、温和理性的《零八宪章》运动被打压、更加温和的新公民运动被打压、公民监政会行动被打压、“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被打压、公民同城饭醉聚会被打压、“中国人权观察”申请合法登记注册被打压、维权律师群体被打压、平面媒体呼唤公平正义被打压、网民在网络上进行自由表达也被打压……从“六四”25周年前全国大戒备、大抓捕可以看出，口头上高喊“三个自信”的中共统治集团实际上极度缺乏自信，已经达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恐万状、神经错乱的程度。
因此，要想在中国终结专制独裁和治乱循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实现公平正义，舍宪政革命，已无他途。
八九“六四”以后，有学者提出要“告别革命”，其初衷虽有值得同情之处，其观点实乃是非不分的糊涂思想。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国民革命是中国建立宪政政体的尝试和努力，二者是先贤留下的宝贵的本土政治资源，后辈自应继承和接续，为何要告别？为何要否定？真正应该告别的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革命、列宁和斯大林实施的俄国革命、毛泽东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古代哲人早就礼赞过顺天应人的伟大革命。孔子晚年悉心传述的《易经》第四十九“革卦”曰：“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大意是：当社会变革的时机成熟，才能得到民众的信服。革命者应当以文明德性，取得民众的信服，才能使革命步入正道。革命的方式，必须正当，才能将悔恨消除。天地由变革形成四季变化。历史上，由商汤和姬发发起的两次革命，顺从天道应合人心反抗暴政，因而是正义的。革命所依循的时势真是太伟大了。
汉代大儒辕固在与黄生辩论“汤武革命”是“受命”还是“篡弑”时，依据孟子关于桀纣失民心而失天下，汤武得民心而得天下，汤伐桀是为百姓复仇，武王伐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君主不行仁义，残害百姓就是一夫而已，民可杀之的论述，力陈汤武革命乃是顺应民心、合乎正义之举。这在今天可以看作是一个宪政命题，即在儒家看来，臣民天然地具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这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缔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一方如果不履行他的义务，另一方就有权利解除双方缔结的契约，统治者如施行暴政，则人民有权利以革命的方式结束暴政，建立善政。
近代先贤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二十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说过：“对我而言，我们在别样的黑暗和危险的未来前景中能够看到的一缕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希望之光，完全可以概括为革命和自由。”没有光荣革命，就没有英国自由宪政政体的确立；没有美国革命，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法国革命，就没有今天的法兰西共和国；没有天鹅绒革命，就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欧、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没有歌唱革命，就没有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和多党民主政体的确立；没有罗马尼亚革命，击毙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就没有今天的现代民主制度；没有茉莉花革命，就没有独裁者本.阿里的下台和突尼斯的民主化……革命是人民起来推翻暴政的天然权利，革命也是统治者顽固维持旧制度、抵制政治改革、打压异议人士、激化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
如上所论，我们并不是盲目地讴歌一切革命；我们明确反对无法无天、一味破坏的阶级革命、文化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和不断革命；我们的主张是通过宪政革命终结暴虐的共产革命，结束一党独裁和专制政体，渡过转型瓶颈，穿越历史三峡，实现转型正义，在中国建立起牢固的宪政民主政体，使中国人民从此过上自由、平等、尊严、有保障、无恐惧的幸福生活。著名宪政学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刘军宁说得好：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场现实主义的宪政革命。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应该将暴力最小化，避免将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革命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但是绝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转化成只影响到政体层面的宪政革命，从而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特约评论】
1、马思宪：一党独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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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八九“六四”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前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和民众要求反腐败、反官倒，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和法治，因为统治集团的“六四”血醒屠杀而终止。此后，政治改革成为禁区，一党独裁下的权贵结构日益固化，中共统治集团以维稳的名义打压民众维权和争取自由民主的吁求，致使腐败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一发不可收拾。独立学者吴祚来指出：“六四之后，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明火执仗地对人民公开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国家暴力机器在戒严时期用坦克清场，非戒严时期用推土机来开拓权贵资本的疆土。”
“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六四以后，中国在中共一党独裁统治下深陷“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这个泥潭之深、之黑、之浊、之脏举世罕有其匹。
一、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
上世纪70年代，关于腐败的寻租理论问世，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反响。按照寻租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Tullock）的说法，所谓寻租就是追求非生产性的利益，或者追求管制带来的价格差。后来，斯蒂格里兹进一步提出，寻租就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好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布坎南则认为，寻租是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了。也就是说，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形成了差价收入——租金。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寻租现象的根本特点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与金钱交换。有了权，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二、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
宪法学家张千帆教授指出：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欺压百姓甚至草菅人命之事无所不在。在一个公权力至高无上、横行无忌的国家，政府必然是一切掠夺和腐败的总根源。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必然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必然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必然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与江河从来没有如此浑浊，食品从来没有如此不安全，草原与湖泊从来没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三、打着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
权贵分子惯于打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售其私。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及各地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宗旨的社会发展政策，已经相当严重地压低了劳动和土地这两类要素的价格。要素价格的扭曲，通常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比上述各类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各级政府的行为，由于普遍实行的“任期制”，由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缺失，还由于无药可救的腐败，正在越来越“短期化”。以这种短期化的政府行为，欲纠正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素价格的扭曲，实在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不要人为扭曲“劳动－资本”比价》）
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暴力维稳，镇压民众维权抗争。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通过大量案例使我发现，权势集团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已经自如地掌控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不惜使用国家强力机器和暴力来镇压民众的抗争。根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国2010年有超过18万宗如示威和骚乱的“群体性事件”是接近10年前数量的三倍。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出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自2010年起，中共维稳（公共安全）经费开支，已连续四年超过国防（军费）开支，2013年，维稳经费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继续超过国防（军费）开支。政治评论家潘晴指出：经过对一些基本事实的分析之后，笔者得出结论：“维稳”——是中共对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五、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
中国的官场腐败已演变成大规模、公开化、弥散型和制度性的社会之癌。据媒体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2006年就已达到9000亿元，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2013年这一数字虽无权威公布，但只会更高。按照美国“尼米兹”级别的航母，造价是40亿美元计算，一年三公消费能“吃掉”30艘航母。而由于党政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损失更远远高于三公消费。胡星斗先生指出：中国的腐败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部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国人的“涉外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而且有些领域的腐败前腐后继，官员视死如归，“‘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特征说明中国的腐败已经浸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弥散性和制度性，在一党独裁、没有制度约束的现状下只会愈演愈烈。
六、政府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
这个概念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的。孙立平指出：他所说政府官员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某些官员的行为本身就是以违法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这些规定其实全都是违法的，但这些政府正是以这种违法的手段在“执法”。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会公信力。如果这类现象发展下去，局部性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就可能出现。被孙教授不幸言中，近些年来，党政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呈现出逐渐走高之势。
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
2010年底，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披露，中国大陆目前资产过千万的富豪达96万人，比去年87.5万人增加了9.7%。其中资产达100亿元人民币的有200人，资产过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人，资产过一亿的亿万富翁为6万人。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超过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
基尼系数是全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贫富差别问题，而创建的一套预警机制，是全世界公认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标杆，0.4正是它的“警戒水位”。经济学家警告说，反映中国大陆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为0.473），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有学者在著作中称，如果将“暗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之后，中国全国基尼系数将上升为0.67。显见贫富差距问题十分严峻。
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社会充斥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城乡不公、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医疗不公、选举不公、参与不公、权利不公等等。这些由于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给整个社会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和难以补偿的伤害。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笔者年轻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但是看的书多了，发觉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却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他所说的“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政治垄断、政府机会主义、官商勾结、分配不公和随意的侵犯私有财产等。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坏资本主义之一种。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共一党独裁和专制统治下，从国家垄断、政府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权贵结合、政府拥有绝对权力的坏资本主义，改变的只是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依然如故。症结在于执政党囿于私利，坚持一党独裁和四项基本原则，顽固地排拒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走上一条罪恶滔天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今中国，政治溃烂、经济畸形、社会断裂、道德沦丧、正义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灰霾遮天，自上而下的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而灾难的根源就是一党独裁，“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祸国殃民，民怨沸腾，执政者若死守旧制度，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2、江天：习氏“政权恐怖主义”激起中国民众强烈反抗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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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政后，非但没有从“八九六四”后中共维稳路线上改弦易辙，相反地变本加厉，对民间民主维权力量残酷镇压和打击。今年六四前夕至今，短短一个多月，习近平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残酷镇压到达疯狂程度。
2014年6月19日，习近平当局悍然将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新余三君子重判两个六年半和一个三年的刑期。这是继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民主派人士遭判刑四年至两年半之后，对民间民主阵营的又一次严厉打击。
习近平当局近期拘捕了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王爱忠等广州民主维权人士；对郑州主持公祭六四的陈卫、于世文夫妇、维权律师常伯阳、姬来松、记者石玉、以及侯帅、方言等河南民主维权人士进行大拘捕；以及自去年至今被拘捕、尚未宣判的郭飞雄、张林、伊力哈木、刘远东、周维林、姚诚、李华平、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李乃堂等上百位民主维权人士——习主政后拘捕民间民主维权人士已数百上千。习近平是以此向国人宣誓其将以“政权恐怖主义”的维稳手段对民间民主维权力量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
其实，早在前年，习近平在其哀叹苏联覆灭时吟出一句“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是他决心充当镇压大陆民主变革刽子手心理的表白。习主政来的所作所为，将其丧心病狂、穷凶极恶的独裁暴君嘴脸完全地展现了出来。
习近平以维稳的名义，大行政权恐怖主义之道，肆意拘捕民主维权人士，成百上千的民主维权人士被各种荒诞不堪的罪名刑拘。习近平当局已经开始不顾及任何脸面，赤裸裸地对民间各种反抗力量进行暴力镇压。现在看来，在习式“政权恐怖主义”维稳政策的主导下，中共政府各级机构已经公然堕落成肆意践踏法律的犯罪团伙，而许多政府公职人员也已经成为习近平独裁暴君的黑社会打手。
而习近平自为得计，以为在其“政权恐怖主义”淫威之下，中国人民只能乖乖做他的奴隶，不敢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但是，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习氏政权恐怖主义”的刺激下，大陆人民反抗其独裁暴政的勇气、意志和牺牲精神却空前高涨。
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大陆民间各反抗阵营的强烈愤慨。民间的谴责、怒骂、嘲讽之声不但遍及网络，而且弥漫大街小巷。最令习近平难堪的是其视察新疆时，镇压之语洋洋自得咄咄逼人，却没有想到离开新疆第二天，乌鲁木齐火车站大爆炸。刚刚批示要严惩，随即乌鲁木齐早市又发生空前惨烈的自杀式袭击。实践证明，暴力维稳治理新疆是何等愚蠢蛮横的政策，习近平连伊力哈木教授这样温和的和平主义者都抓到监狱里，那么，维族人暴力反抗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维族人连续自杀式的暴烈反抗证明了中共“政权恐怖主义”将只能带来永不停息的爆炸和反抗，除此之外，一无所得！
现在习近平的“政权恐怖主义”式维稳正在遭受大陆被压迫、被掠夺、被欺辱人民的决死抵抗。以暴力方式对中共各级政权及其主政官员进行针对性打击和复仇，已经渐渐成为大陆民间各种反抗阵营迫不得已的抉择。而维吾尔人暴烈的玉石俱焚的自杀式反抗，正在藏族、汉族各个反抗群体中激起强烈的反响。而那些能够只针对当局，“正确锁定复仇目标，不伤无辜平民，暴力抵抗暴政”的反抗英雄——杨佳、钱明奇、刘骜衡、范木根，正在成为民间各种反抗运动效法的榜样。
2014年6月14日下午，四川甘孜州新龙县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张伟，维稳后带队回县城途中，被35岁的藏族义士血呷截杀，张伟被枪击毙命。当局悬赏50万缉拿血呷。维稳办主任遭枪杀新闻一出，民众欢呼的微博、微信就遍及网络，藏族义士血呷被称为人民英雄，民心之所向何其昭昭！
迷信暴力和谎言的中共政权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习近平的“政权恐怖主义”的治国方式正在加剧中共政权的危机。时下，习氏“政权恐怖主义”横行大陆，毫不遮掩，政权机构更加无法无天，执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腐败依然，掠夺如旧，暴虐却愈演愈烈，各级官员专横、贪婪、无耻无以复加。可以预见，未来大陆人民的暴力反抗将如火如荼。这是人民对法治和政权绝望后的必然抉择。习近平主政来的所作所为就是让更多的人彻底绝望。
2008年底，《零八宪章》发布，中国大陆民主维权阵营发出了包括“六大理念”和“十九条政纲”的历史性文本，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变革的和平转型设计了最为妥善可行的路径，成为海内外各种民主力量的共同纲领。然而中共当局为了其几百个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对《零八宪章》进行残酷镇压，刘晓波被判11年有期徒刑。
面对不可阻挡全球的民主化大趋势，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不是顺应世界潮流，而是利用独裁权力，更加疯狂地掠夺财富，转移海外；更加残暴地镇压一切要求民主变革的活动，以延续它们的一党专制。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这些温和的公民运动都被残暴镇压，其代表人物郭飞雄、许志永、唐荆陵相继入狱。一切和平变革的呼声都被扼杀，一个个和平转型的出口都被堵死。中国大陆毋容置疑地面临“宪政革命”的唯一选择。
面对习式“政权恐怖主义”维稳肆虐的严峻局面，以及大陆人民暴力抵抗浪潮即将到来的形势，大陆民间民主维权阵营应该做好理论和现实的各种应对，为即将发生的“宪政革命”做好各项准备。
首先，必须彻底放弃对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一切幻想，积极进行“宪政革命”的准备。植根民间社会，培育公民力量，以网络为推广平台，以维权为行动战场，对中共当局的一党独裁统治进行全方位的冲击。
其次，继续以《零八宪章》为纲领和旗帜。《零八宪章》不但是海内外各个民主力量的共同纲领，它也将作为未来大陆“宪政革命”的基本纲领。以《零八宪章》为基础，可以团结一切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
第三，要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当下“习氏政权恐怖主义”，大陆民众的暴力反抗浪潮将是推动“宪政革命”的重要前奏。民主维权阵营一是要不断阐明：面对暴政，公民进行暴力自卫和抵抗是天赋人权的道理。同时，因为暴力反抗的惨烈，所有民主维权人士也必须大力宣传“正确锁定目标，不伤无辜平民，暴力抵抗暴政”的基本反抗原则，最大限度地降低暴力反抗对平民所造成的伤害，不给当局污蔑民间暴力反抗是恐怖主义的任何借口。
可以预见，一场伟大的“宪政革命”将在中国大陆爆发。请大家拭目以待！
【人物】
李金芳：以悲怆的灵魂坚强不屈地抗争——关注狱中的良心犯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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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个月，张林被羁押将满一年，这已经是张林在50年的生涯中第5次入狱。此次从被抓捕到被审判，将近一年的时间司法程序仍未走完，审限一再被延长，如此说明，当局不管怎样构陷，欲拿出令世人信服的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定罪实属困难。
未成年女儿突遭绑架后失学 各地公民前往合肥声援
2013年2月27日下午，张林年仅10岁的小女儿张安妮被四名国保从合肥市琥珀小学带走，被单独关押3小时，后和张林一起共被非法关押20个小时。随后，张林父女被押回安徽蚌埠软禁，安妮因此失学。
张林之所以把小女儿从户籍地蚌埠转到合肥读书，其原因是大女儿考取了合肥的大学，因一位好友有空闲的房子可以借住，于是一家人搬到合肥居住，不仅节约了大女儿的住宿费用，还可以让相依为命的父女三人相互照顾。合肥市琥珀小学也顺利接收了小安妮的入学。但是，就在一家人共享天伦，满怀希望地开始新生活时，10岁的小女儿突遭国保警察的绑架和单独关押。警方有违天理的恶行不仅打碎了张林一家生活的梦想，同时也令各界正义之士为之义愤。
2013年4月6日至16日，律师援助团和网友围观团从全国各地来到合肥声援张安妮复学，4月8日张林父女被律师援助团和网友围观团从蚌埠解救到合肥，张林和律师网友一起护送张安妮至琥珀小学要求复学被校方拒绝，校方要求张林提供警方的安全保证，这分明是惧于警方的压力而故意刁难。从4月10日开始，山东维权律师刘卫国宣布在琥珀小学大门外的空地上绝食绝水24小时。12日，琥珀小学公开回应张林，称张林未提供在合肥的暂住证、经商或务工证明等材料，张安妮不符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二章第八条要求。对此，张林发表声明给予反驳。期间有网友在广场举行烛光晚会，有网友在街头为安妮单独授课，有网友在安徽省公安厅门前搭帐篷露宿，还有街头演讲等各种声援活动。
2013年4月16日，合肥声援张安妮复学现场遭清场，张林和小女儿张安妮再被国保押回蚌埠。数百名便衣人员参与清场行动，声援的网友被警方带走十余人，当天有些人被释放，还有一些人被户籍地国保接回原籍，另有一些人下落不明，公民记者孙林（网名孑木）、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等人因此遭到行政拘留的处罚。至此，各地公民声援张安妮复学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秋后算帐，张林等数人遭到拘捕
然而，2013年7月18日蚌埠警方开始实施秋后算账，张林被强行带走，次日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与此同时，关注张安妮复学的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维权行动者李化平等人先后被以相同的罪名刑事拘留。
当未成年的女儿遭遇绑架后失学，做为父亲的张林别无选择，为了女儿他只能奋起抗争，这是本能的爱；公民网友出于义愤，出于对未成年女童失学的关爱进行声援，也完全是正义的公民行动，这一切怎么就成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他们的所作所为何罪之有？依法争取基本人权的公民获罪，始作俑者却充当执法者！
在历经磨难之后，2013年9月，张林的两个女儿终于得到良心人士的救助前往美国求学，此刻他们的父亲仍在狱中，而协助他们办理签证的义士姚诚（本名谭春生）也于9月3日遭到拘捕。至此，为了安妮求学事件，除张林外，警方还拘捕了周维林、李化平和姚诚。
2013年12月18日，张林出庭受审。法庭上，张林在最后的陈述中，谈到女儿被合肥国保绑架至派出所单独关押时，他热泪盈眶。他的话令人心碎和警醒：希望通过小安妮事件，唤醒包括国保在内的公职人员凭良知做事，不再进行这种文革式的株连。张林还为因为小安妮事件而入狱的周维林、李化平和姚诚表示极其痛心，称他们是世上少有的义人。
至今庭审已过去了6个月，但张林的判决仍迟迟没有下文，审限也一再被延长。也许，再“忠诚于党”的法官也会有良知发现的瞬间？党法再大，它可以大过法律，但大不过一个人的良心！
灵魂的悲怆是全民族的哀伤
张林在50年的生涯中数度入狱，在第三次出狱后，他完成了自传体的小说《悲怆的灵魂》。书稿一经出版，令外界为之震撼。书中，张林叙述了自青少年始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叙述了他在中国大陆辗转被关押的遣送站、收容所、劳教所、监狱等18处失去自由的场所的残酷和丑恶，叙述了他去国之后虽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苦恼和彷徨，叙述了他毅然抛弃自由生活闯关回国后的再次被关押。作家杨天水在读罢《悲怆的灵魂》评价是：良知是张林的灵魂根基，勇敢是张林灵魂的主导，行动是张林的灵魂的驱力。
1979年，16岁的张林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在求学期间，张林就积极参加校园民主运动，发起和组织学生社团并担任负责人。毕业后，因不满于沉闷的单位生活，在1986年辞去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从事专职民运活动。几年中，出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张林曾三次偷越边境未果，多次被关押。
八九民运期间，张林是安徽地区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989年6月8日被捕，1991年2月13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蚌埠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1年6月7日刑满释放。
1994年5月，因在北京与刘念春等人一起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其他民运活动，张林被押回安徽劳动教养3年。出狱后于1997年9月前往美国。
1998年10月，张林闯关返回中国，第2天被警察抓获，再次被劳教3年。2001年出狱后，着手撰写《悲怆的灵魂》自传体小说等。
2005年1月因前往北京参加悼念赵紫阳的活动张林再次被捕，2月13日被蚌埠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3月19日被逮捕，羁押在蚌埠市第一看守所。2005年7月28日张林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0年2月12日第4次刑满出狱。
直到2013年7月18日，张林第5次遭到抓捕。
张林在《悲怆的灵魂》之《圆明园废墟》中写有这样的话“那是一种灵魂的痛苦。周围的人都麻木不仁，我是如此孤立。生亦何惧？死亦何惧？看来唯有将祸福置之度外，唯有将生死置之度外，或许可以开辟一片灿烂的天空！我期待着，自己终有一天下定决心，把自己献给正义事业，再也无所顾虑！”
在《核桃种子》中张林写道“我是一颗核桃树种，生来就坚硬、顽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无论气候多么冷酷，无论山地多么贫瘠，我都能顽强生长，我都能刻苦思考，只要有一点阳光和一点雨露。”“生性坚硬的性格，使我能抵御共产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我从来没有出于利益的考虑，浪费光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歪理邪说，或去向掌握政权，控制一切资源的共产党人谄媚。不管共产党多么强大，多么可怕！我宁肯失去一切，甚至生命，也要坚持真理。”“专政奴役改变不了我，毒打虐待改变不了我，穷困潦倒也改变不了我。我像一枚坚硬的核桃，只要我的脑袋还没被铁锤砸碎，我的喉咙还没被镰刀割断，不管什么时候，我还是我！”
在《葬花》的章节中张林这样叙述“我们是活的死人，我们被关在墓穴般的地下工厂里，终年累月牛马般劳作。但是吃的比牛马还差，睡得比牛马还少，挨的鞭打比牛马还多。我们并没有罪， 和我们手里做的葬花一样，我们也是殉葬品，我们是极权暴政的殉葬品，殉葬我们的自由、青春、健康。拥挤的、恐怖的、罪恶的共产主义列车！何年才能停下？何 月才能解体？何日我们才能下车？”
在《悲怆的灵魂》一书中，张林以他内心的呐喊、灵魂深处的苦痛和不屈的抗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命运，从收容所、遣送站到劳教所、监狱，为了争得最基本的人权，为了保有做人的一点点尊严，你要付出的是血和泪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悲怆的灵魂》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灵魂的苦痛是张林所代表的群体、代表的民族整体的悲怆。
画不上句号的结尾
也许，在国内的良心犯中，张林并不是坐牢时间最长的，但他却是坐牢次数最多的人之一。如此反复地被关押，他患上了焦虑症、失眠症、失忆症、自闭症、结膜炎、胃炎、关节炎、腰椎等病症，现在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张林，关节炎和腰、腿、颈椎的疼痛加剧。
既然他遭受了如此灵魂和肉体的双重苦难，为何他在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后又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
在一次长谈中，张林告诉我说美国简直就是天堂，在那里你才能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我问他：那你回国后悔吗？“当然啦！”张林毫不犹豫地脱口回答了我。就他回国后所遭到的一切迫害而言这样的回答完全在情理之中。我又问：假如让你重新选择，你肯定不会再回国了吧。“我还是会回来！”仍然是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如果当初张林在国内想过一个人的安逸生活，他大可以不辞职，不搞民运，不和专制执政者对抗；如果当初张林在美国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他也大可以不这样义无反顾地回国。但他说：美国再好，毕竟我的根在中国。一个毕生致力于民运的人，一旦离开了他赖以生存的根基，就失去了生存的本原意义。
是的，张林后悔选择了回国，是因为他知道回国后，他将面临的种种凶险，包括他的亲人会受到无端的牵连；他明知这一切仍决然地回国，是因为他的命运与这个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他没办法只爱自己，更爱不能有尊严地做人的同胞们，为了解救像奴隶一样活着的他们，张林毅然选择了回国。
正因为张林争取的不仅仅是女儿安妮一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安妮的失学才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如果，一位父亲为了争取和捍卫未成年女儿受教育的权利而获罪，这并不是这位父亲的悲哀！而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整个民族都会因此受到良心的拷问！！！
【声明公告】
1、《零八宪章》第三十二批签署者名单 （八十四人）公告
发布日期：2014-06-04 来源：“零八宪章信息网站”
作者：“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
今天是六四惨案发生二十五周年的日子，我们发布《零八宪章》新一批联署者签名，以此缅怀那些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思念那些因为中国人的尊严和权利奋斗而被监禁的朋友们。
二十五年前，那场气壮山河的民主运动曾让世人为之感动，让国人生出无限的希望。但统治集团中顽固的保守派为一己之私，依仗手中的权力，悍然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那场运动，许多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健康和自由。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中国的经济虽有增长，但贫富不公，官员贪腐，道德沦丧，环境毁坏，暴力肆虐，公信无存，民族冲突，邻邦敌视，各种危机以前所未的尖锐展现在国人面前。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直接导源于二十五年前的那场镇压。然而执政者不思反悔，相反却变本加厉，大肆镇压，日常不许人们自由地表达，逢“六四”等历史日子不准人们真诚地纪念。连在家中自由讨论表达也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如此治国，见出执政者的色厉内荏；这般对待不同意见，现出其愚顽不化的意识。中国的前途堪虑，国人的运命堪忧。
但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对官方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无数的人在以各种方式为尊严和自由、为中国的前途抗争着。在他们的身上，继续着八九的理想，是他们，承载着中国真正的希望。此次发布的签名再次显示，不管官方如何封锁、打压，作为八九的延续，“零八宪章”不仅是民间力量的一种展示，对中国命运所表达的一种责任意识，也是社会对未来中国设计的一种蓝图， 它依旧在扩展着影响，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年轻人的赞同和参与。当着官方日益腐朽，丧失创新的意愿和能力的时候，是民间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历史将会证明，任何想阻挡中国迈向未来的这种努力，都终将落空。
我们思念因参与“零八宪章”的起草和发布而至今身陷囹圄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因纪念“六四”而被无理关押的“零八宪章”签署者徐友渔、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先生和刘荻女士，关注刘霞女士的健康和许许多多象她那样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的境遇。我们强烈要求当局立刻释放这些正直的公民，他们无罪，只有将他们非法关押的人才有罪——因为他们违法，践踏法律，更因为他们以那种权力所有者的骄虐狂妄，一意孤行，正在把中国和平变革的大门堵死，因此将成为面对历史的罪人。
我们当然希望执政者能幡然醒悟，以释放上述各位来表达最基本的民族和解的善意和对民族命运的责任的意愿，但我们绝不会奢望、幻想，我们将努力的方向确定在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推动落实“零八宪章”的各种准备上。终有一天，这些努力会结出参天的果实——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和平的中国！
签名总数现已达 13288人，签名有效信箱现依然是：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xianzhang2008@aol.com 希望朋友们传播。如信箱有变，我们会及时通报。关于“零八宪章”签署人的一些状况和信息，可登入“零八宪章论坛”@08charterbbs加以了解。此外，“零八宪章信息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经朋友们的努力维持，依然在运转，欢迎朋友们登入浏览。
第三十二批签署者名单 （八十四人）
徐桐生（河北，学者） 杨彪（四川 学生） 陈奕州 （安徽）
吴河兴 （广东 公司职员）李轩 （河南 自由职业 ） 赵登利 （广东 公司职员）
王正庭 （山西 公民） 耿小崗 （江苏 公民） 尚泽婷 （辽宁 学生）
刘增仁 （河北 工人）
马永涛 （河北 公民）
杨军（北京，公民）
韩卫生（山东，机械师） 吴秀亥 （浙江） 冉启发（北京 公民）
唐文馨（英国 自由职业）陈家辉 （香港） 陈亚军（上海 调研员）
施梦舟（江苏，学生） 吴周亮（广东工程师）
赵英顺（美国作家退休教师）
李勇（美国，大学教师） 葛文秀 （广东 律师） 刘金湘（山东 律师）
张科科 （湖北 律师） 张重实 （湖南 律师） 计顺 （广东 职员）
宋宁生 （江西 维权者） 余新国 （新疆 学生） 董明明 （新疆 学生）
张信成 （新疆 学生） 卫华 （新疆 学生）
郑化成 （新疆 学生）
达吉祥.重重伦.艾买提 （新疆 学生） 斯卫华 （新疆 学生）
吴玉忠 （新疆 学生） 李静 （新疆 学生） 南楠 （新疆 学生）
龙小菊 （新疆 学生） 张长 （新疆 学生） 龚钧 （新疆 学生）
端木秀林 （新疆 学生） 李理钱 （新疆 学生） 刘利朵 （泰国）
何家维 （湖南 自由职业） 于冰（辽宁 建筑业） 邓凌（四川，工程师）
夏聪智（美国博士候选人）徐守俊（四川 人力资源）董平（浙江宁波）
常少庆 （内蒙古 维权人士） 吴庞俊（江苏 学生）林梓阳（江西 学生）
戴笠成（云南 农民工）
雷卿（英国 留学生） 王立春（重庆 民主人士）
戴路（上海 工程师）
杨鑫尉（重庆 学生） 赵海明（江苏 农民）
赵会亭（郑州） 童晓（山东 学生）
郭林清（河北 学生）
杨宇杭（广东，学生） 武海川（美国 自由职业） 马子墨（四川 学生）
梅津玮（香港 学生）
苏立鑫（辽宁） 柴鹏程 （山东 学生）
金星美 （英国 学生） 雷卿 （英国 学生）
赵婷婷 （美国 学生）
王文帅（河南 工人）
孙红志 （日本 职员）
李朝阳 （美国 纽约）
Jun Luo （美国 学生） 黄爱群 （江苏 学生） 侯大鹏 （英国 学生）
杨寿鹏 （原籍黑龙江 现居英国） 符小刚（陕西 失业） 黄昌益 （海南 农民）
叶瑞标 侯冠权 邬中远
2、维权网声明：强烈抗议江西新余当局重判刘萍、魏忠平、李思华
今天（2014年6月19日）上午，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已被羁押一年多的著名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著名维权人士、维权网信息员李思华有期徒刑三年。“维权网”对江西新余当局违反法治，践踏人权，肆意打压公民维权活动，残酷迫害维权人士，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
2013年4月21日，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李思华、魏忠平等十余人在新钢公园南村刘萍家楼下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释放因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被抓捕的丁家喜、赵常青、刘远东等等。大家拍照后自行散去。4月27日，新余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将刘萍等十余人抓走并抄家，后来虽然陆续释放了一些人，但刘萍、李思华、魏忠平一直没有获释，而她（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后在刘萍的女儿一再索要法律手续及外界关注谴责下，新余警方才于5月7日将刘萍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书出具。到检察院批准逮捕时，涉嫌罪名变更成了“非法集会罪”。到当年10月28日开庭审理时，所控罪名又变成了“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及“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再到今天宣判时“非法集会”罪名又被变成“寻衅滋事”。辩护律师阅案卷时才发现，新余警方最先传唤刘萍等人是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由此可见，新余执法当局在刘萍等“三君子案”上四易罪名，其违法滥权、先定罪再找证据造案的文革式的做法令人发指。
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人不仅被严重超期羁押，而且在审讯时间遭到殴打和侮辱人格尊严。庭审时，刘萍表示，在公安笔录过程中遭到国保人员殴打。魏忠平也表示，被审讯人员当着一名派出所所长殴打面部，并听到隔壁监室李思华遭殴打的惨叫。公安人员还曾带走一名当事人12岁未成年女儿实施讯问笔录。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严重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在2013年10月28日开庭后，法院一再延期宣判。直到本月17日，新余法院才将19日宣判消息通知“三君子”的辩护律师和家属。由于时间仓促，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安排时间前往出庭。
从新余司法当局办理刘萍等“三君子案”来看，新余警方居然将2011年5月11日，刘萍和魏忠平在新余一家超市门口向过往行人宣传选举，请选民投自己票的完全合法参选行为作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于当年5月13日立案；并且，警方直到2013年8月28日才告知当事人有就本案请律师的权利。类似的情况还有，2012年上海浦东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法轮功案，刘萍在QQ群中转贴声援并呼吁当地的朋友前往旁听，竟然被以涉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立案，且到2013年9月2日才就此案进行第一次讯问。公民对法院尚未判决的案件发表个人看法及请朋友前去参加旁听，均属公民的合法正当权利，不触犯任何法律。这两起因参加选举与声援而被立案的事，此前并没有告知当事人，却于本次抓捕刘萍等人后才提出来，其刻意打压构陷之心昭然若揭。
新余政法部门不仅抓捕刘萍等人后迟迟违法不给家属法律手续，反复变更涉嫌罪名，肆意违法编造追加一些罪名，而且多次粗暴阻扰律师会见当事人，软禁控制当事人家属及新余维权人士与律师接触。2013年10月28日开庭前，公然将准备出庭作证的维权人士刘喜珍拘留，将代理律师庞琨绑架，夜查律师入住酒店，庭审前警察在法院前违法盘查律师证件及搜查律师携带物品，阻止法官带律师入庭，在庭审中，法官多次粗暴打断代理律师的发言，使律师辩护权得不到有效行使等等。这次宣判时，新余当局又故伎重演，不仅最后才通知律师与家属，变相阻止律师出庭，而且再次将刘喜珍等新余维权人士软禁、绑架，将欲前往法院旁听宣判的公民阻拦、绑架。如此公然无视法制，肆意践踏公民人身自由权及代理律师正当执业权、辩护权，完全与人类文明及法治原则背道而驰！
刘萍、李思华、魏忠平三位维权人士长期以来广泛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积极围观声援各种维权事件，谴责揭露当地公权力违法侵权事实，尤其是在2011年她（他）们参加当地人大代表选举后，引起了新余当局的恐慌与忌恨，从此新余当局经常对他们肆意软禁、绑架、殴打、关黑监狱、强制旅游、强迫失踪、拘留等等，使他们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遭到严重侵害，公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破坏。这次刘萍、李思华、魏忠平因呼应中央新一代领导提出的反腐号召，依照国际反腐惯例，提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及释放被抓捕的维权人士，结果成为全国性镇压运动的对象而被新余当局借机抓捕并实施构陷。
新余当局重判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三君子”及在办理该案中累累违法侵权行径，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十一条“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违反联合国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8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2.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第12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3.在这方面，在以和平手段作出反应或反对造成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可归咎于国家的活动和作为，包括不作为，以及反对群体或个人犯下暴力行为影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时，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受到国内法律的有效保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违反《选举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违反《律师法》有关保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条款；违反《刑诉法》有关侦查机关应及时告知当事就本案聘请律师权利；也违反刑法不诉既往原则，即最高院和最高检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2013年9月10日实施），是在刘萍三君子案之后出台，不应以此来定罪判决；还违反有关刑审逼供及保护未成年人法律条款等等；同时，与中央一再宣称建设法治社会、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要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精神相违背，给中国社会制造恐惧，扼杀民间对改革的期待与努力，扑灭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三君子，并就该案启动违宪审查与司法监督程序，组成有法律专家、人权捍卫者和人权组织代表参与的调查评判团，依法追究那些制造该起人权灾难、打压公民维权的有关部门与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展开全国司法大检查，对于那些维护贪腐特权、打击公民监督、肆意侵犯人权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平反，释放所有因践行宪法权利、推动社会进步、争取自由民主、捍卫人权法治而被拘押的良心人士。
维权网
2014年6月19日
3、独立中文笔会和瑞典笔会“六四”25周年联合声明
——授予八位荣誉会员，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
（2014年6月3日）
为纪念“六四”25周年，独立中文笔会和瑞典笔会近日决定授予八位中国被拘押的异议人士为荣誉会员。其中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姚文田、刘杰、伊力哈木·土赫提等六人被授予为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两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和刘荻被授予为瑞典笔会荣誉会员。两笔会将于6月3日晚上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举行 “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呼吁各界人士关注中国最近急剧恶化的人权状况，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近期新一波大镇压被拘留的所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解除对独立中文笔会及其会员的各种禁制和监控审查。
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刘荻和胡石根“五君子”，因参与今年5月3日“世界新闻日”在北京私人住宅举行的“六四纪念研讨会”，自次日起相继被北京警方传唤、抄家，随后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至今。
另据官方新华社于5月8日报道，高瑜因“某境外网站全文刊发了一份中央机密文件”被北京警方侦破是她提供了文字，在4月24日以 “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刑事拘留。
以上六人都是《零八宪章》首批303位联署人之一，其中徐友渔、郝建和刘荻三人还曾于2012年12月一起冲破封锁，探访处于软禁中的刘晓波妻子、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会员和荣誉会员刘霞。
此外，据各方面的报道，自4月24日高瑜被拘留以来，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包括作家、记者、学者、博主、律师、法师等，从普通网民到宗教信徒，已知有70多人被拘捕，其中包括在重庆的独立中文笔会青年委员会协调人张起和湖南会员罗茜，辽宁荣誉会员姜力均，美国《博讯》新闻网的北京记者向南夫，广州律师唐荆陵，浦志强在北京的外甥女和代理律师屈振红及其两位记者朋友——《南华早报》前北京记者吴薇和日本《经济新闻社》驻重庆新闻助理辛健，在深圳的香港《亚洲周刊》前记者呙中校和王建民，在武汉弘法的圣观法师（徐志强）及数位佛教徒，等等。
独立中文笔会更多会员最近也受到各地警方的诸多打压，如威胁、传唤、监控、软禁及各种限制——从干扰或禁止上网、对外通讯，到出家门和会见朋友，从被旅游到禁止出入境，从禁止上网发言、发文到禁止作品发表或演出，等等。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大陆的几乎全部工作人员，除刘荻和张起被拘留以外，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包括理事沙叶新、赵达功、杜导斌、野火，荣誉理事丁子霖、蒋培坤、孙文广，前理事蒋亶文、昝爱宗、莫之许、王怡，网络工作委员会协调人野渡和委员牟彦希，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委员兼青年委员会顾问逸风，以及会员浪子、徐琳、秦永敏、吕耿松、陈树庆、温克坚、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李海、黎建军、巩磊、梁太平、郑恩宠、范燕琼等数十人，台湾会员曾建元也首次被拒绝入境香港。
两笔会再次呼吁：
——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中国言论自由等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状况，敦促中国有关当局遵守中国《宪法》35条和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条，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
——立即无条件释放近期被拘留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刘荻、胡石根、罗茜、张起和荣誉会员徐友渔、郝建、浦志强等数十位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释放包括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会员杨天水、朱虞夫、赵常青、张林、李化平及荣誉会员姚文田、刘杰、伊力哈木·土赫提等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遭监禁者；
——解除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荣誉会员以及其他人士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各种禁制和监控。
独立中文笔会和瑞典笔会属于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6个成员分会，致力于维护全球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
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六四专题】
1、雷鸣声：习近平与“六四”二十五周年
弹指一挥，“六四”大屠杀就快25周年了，回想起25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相信很多人都会心潮澎湃，尤其是亲历者，愤怒和哀伤之情更是不能自已。同时，对于那些主张镇压抗议者和实施镇压的人而言，也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时刻担忧当年的民主运动会被重新定性，导致他们被清算。
当今中国，政治高层当中与“六四”有直接关系的人几乎没有。在平反“六四”的问题上，他们不应该存在思想包袱，但是，因为跟“六四”关系密切的前朝遗老依然影响力巨大，而新君习近平之所以能上位，也跟这些人的支持不无关系。所以，在“六四”25周年之际，习近平这一代政治高层绝不可能为“六四”平反。
当然，有人说过，杀人者没有为被杀者平反的资格，所以，平反“六四”的工作只能是由中共之外的人来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要看如何看待当年的“六四”大屠杀，如果只是看作邓小平、李鹏等政治顽固势力的行为，后来的中共高层当然有资格平反“六四”，如果看作中共的集体行为，中共的确没有为其平反的资格，只能低头谢罪。
习近平作为中共改革派元老习仲勋之子，从他被立为储君之时开始，就让不少人欢欣鼓舞。然而，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能够成为储君，并非一人之力所能为。而是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有前朝遗老共同商定的结果。根据海外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胡锦涛原来希望李克强能继承大位，但江泽民等人考虑到李克强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所以最终选定了“根正苗红”的习近平。当然，“根正苗红”者远非习近平一人，薄熙来同样也是“根正苗红”，之所以选习弃薄，就因为习近平能平衡党内各派的利益，而且不可能主动将中共的江山拱手让人。
习近平登基演说和之后的多次讲话，似乎在加强人们对他是坚定改革派的印象。然而，习近平很快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抓捕网络“大V”和压缩言论空间，让人感觉到一度让人满怀期望的习近平比起其前任胡锦涛来，更是如狼似虎。可能有人会为习近平辩护，因为主管新闻言论领域的是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但是，从资深媒体人高瑜披露的习近平内部讲话以及习近平主导的“9号文件”内容来看，习近平比胡锦涛更为独裁，思想也更为顽固。
习近平似乎一直都没有就“六四”问题公开表态，但是，在“六四”25周年之前，一系列的行动其实就已经表明习近平对“六四”的态度依然跟其它政客一样，也是赞同镇压、拒绝平反。4月下旬，高瑜就被北京警方秘密抓捕，其后，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判十年重刑，再其后，浦志强、徐友渔等人因为参与“六四”25周年研讨会，也悉数被抓捕。另外，还有博讯记者向南夫因为长期向博讯爆料，也被抓捕。
众所周知，在胡锦涛时代，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时，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越军费，成为了最大的财政开支。最近这两年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披露，但因为惯性，加上维稳措施的进一步加强，数据应该不会比之前小。习近平时代，维稳依然是第一要务，它比发展经济显得更为重要。
民运人士早在一年前，就开始酝酿“六四”25周年的纪念活动，比如说王丹等人发起的“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活动。这类活动的消息一经发布，中共当局便神经紧张，各地公安机关开始为此蠢蠢欲动，希望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海外的活动他们无法阻止，最为担忧的就是国内人士的响应，所以，四处打听谁会参与这类活动，好将这种“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曾经有经历过“六四”的人士表示，最近几年的社会思潮跟“六四”前颇为相似，敢于说话的人越来越多，官方虽然在极力地打压不同的声音和敏感人士，但反对的声音依然是甚嚣尘上，而敏感人士也前赴后继、与日俱增。为了追求普世价值的实现，很多人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甚至准备随时赴死。或许也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社会氛围，所以，中共当局在“六四”25周年之前便如临大敌，希望使尽浑身解数来保持所谓的社会稳定，实质上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
不可否认，因为国安委等多个新部门的成立，习近平担任掌门人，他的权力比前任胡锦涛要大很多。虽然江泽民等前朝遗老依然在大力干政，但行将就木，并无换马之力，很多时候对习近平只能是听之任之。所以，习近平才能为随心所欲，设置多个新部门以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毫无疑问，习近平会成为继邓小平之后中共政坛上又一政治强人。
帝制时代，每当册立储君或者是新君登基，朝廷都会大赦天下，为的就是缓解社会矛盾，维稳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不管动机是否纯洁，对于普罗大众而言，都会为此而欢呼雀跃。中共却不一样，除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短命总书记之外，其他当政的总书记均喜欢杀人立威。习近平和知识分子之间虽然也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但最终反目成仇，从抓捕网络“大V”到抓捕高瑜、徐友渔等人可见，在政治上，习近平正在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老路，而“普京大帝”就是他的崇拜偶像。
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成就似乎辉煌无比，但政治上却连帝制时代都不如。从民生上讲是民不聊生；从社会公平上讲是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吏治上讲是无官不贪、腐败透顶；从环境上讲是乌烟瘴气、“体无完肤”。社会问题不一而足，官民矛盾空前激烈，神州大地处处都是火药桶，随时一触即发。
胡锦涛在位的10年，是庸庸碌碌的10年，胡锦涛既无革故鼎新之心，亦无革故鼎新之力。习近平如今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待江泽民等人归天之后，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只可惜，他的心中最大的愿望不是让中国走向文明与富强，融入世界主流，而是让中共的政权千秋万代。他对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肺腑感叹，就是他心迹的真实展现。
历史上，能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不乏历史视野，他们因为不希望自己成为桀纣一样的暴君，所以才会广开言路、励精图治。大多数中共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考虑后世对自己的历史评价，只在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从抓捕大批独立知识分子的情况看，习近平绝不会在其任内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治改革，除非是民间力量倒逼。
最近几天，坊间有传言称，中共将在6月份开始全国性的网络大扫荡，由国安委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临高小组主导，主要是针对各地网络上的政治活跃人士。据悉，全国监控指标达到500万网民，而抓捕指标大概在4万人左右。而此前发生的高瑜、向南夫案均由习近平亲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亲自下令办理。倘若消息属实，敏感人士可能无一漏网。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靠暴力打压和强力堵截的维稳体制，最终注定拗不过浩浩荡荡的历史和世界潮流。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当以史为鉴，悬崖勒马，释放所有良心犯，善待一切良心人士，这样才能避免“六四”悲剧的重演，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2、朱欣欣：反思六四 超越六四
无论中共如何掩盖和回避，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永远是历史性标志，它是亲历者的光荣与痛苦，也是后人丰富的精神遗产。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八九六四依然活在当下，必将延续到未来。
25年来，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八九六四留下了许多回忆与反思。作为当年的亲历者，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继续挖掘历史真相，丰富史料；另一方面继续从更深更广的层面，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开拓未来。其中，无论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公民，都要重视个体精神作为社会变革与转型根基的重要性，在反抗外在奴役的同时，坚守信仰，更新自我，抵抗和清除专制文化与环境所带来的精神毒化，在追求自由民主中不断自我超越，这样，才能为转型期的制度更新和后专制时代的民主巩固，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破除权力迷信 增强权利意识
由于刚走出毛独裁的时代，八九民运时的人们，如同少年满怀青春期反抗的冲动，激情有余，思想、理性和韧性均不够成熟，缺乏准备。历史的局限，使当时人们与官方同样持有权力一元化的社会观，认为政治权力是核心的、全能的，希望靠权力解决一切，并未看到个人权利、民间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潜力，缺乏长期努力的准备，难免有权力依赖症，是向权力要求个人权利，而不是自己独立行使权利，逐步拓展权利空间，因此，仅仅将目标集中在权力上。一些学生领袖长期受党文化的熏陶，形成革命崇拜的意识，似乎越激进越正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进退策略上难以统一，不懂得适当妥协，导致对屠杀缺乏准备。同时，学生除了联系一些上层精英，与社会各界缺乏广泛紧密的合作。另外，由于人性的弱点和缺乏历练，一些学生领袖在对待自己的权力上，与执政者一样，难免受权力的腐蚀，在内部运作中暴露出自私霸道等弱点。
六四之后，经过一段沉寂，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和东欧民主化经验的传播，人们对自由民主在学理上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逐渐懂得，在制度转型实现民主化之前，首先不是争夺权力的椅子，而是要从瓦解权力的社会基础开始，将立足点从权力转移到权利，在私权领域，从争取自由权利开始，将权力逐出私权领域，构建公民社会的根据地。因此，六四后虽然没有轰轰烈烈，但自由民主运动更扎实，向民间基层延伸，与民众权益广泛结合，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启蒙和普及，以维权为标志，自由民主运动呈现出平民化、具体化、日常化的特点，并由个体性向群体性扩大，以重大事件为契机，倒逼官方不得不向民众做出一些让步，废除一些恶法，停止或纠正一些违法行径，在民生等方面做出一定的改善，为民间社会让出一定的空间。
因此，我们要把握这样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寻求与执政者对话和谈判的博弈平台，但必须永远保持对权力的警惕，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
二、摒弃“以胜败论英雄”的成功观 坚守真理的底线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谓成功与失败都是暂时的、动态的，而且结果并不能成为其正义与否的标准，唯有人类普世价值及其来源——上帝的公义，才是衡量一切的真理。
八九民运被武力镇压，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但中共是真正的失败者，它维持了表面的权力，却在毛时代的罪行上，又背上一笔难以推卸的沉重负资产，失去了民心这一权力合法性的根基，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长期自魅神化的形象顷刻倒塌。六四以来，中共在政治上丧失了社会动员力，再也组织不了一次像样的运动，胡锦涛提出“不折腾”其实是承认“无法折腾”。心虚的中共不仅采取一切手段，企图让六四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甚至掩盖自己在六四中的言行，而且只能暗地里迫害异议人士，或捏造“煽颠罪”等罪名抓捕入监，或无中生有地诽谤，或非法监听监控、传讯拘禁、雇凶伤人、破坏生计、胁迫亲属……充分证明中共毫无自信，完全堕落成只认权钱、毫无人性、卑鄙龌龊的黑社会组织。
中共的行径与千年来、百年来类似的中外历史一样，难逃功利主义成功观的循环，目的与手段分裂，以追求所谓高尚目的开始，不择手段，由善而恶，最后以犬儒恶俗的结果而告终。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是历史的局限，不如说是人性的局限。
正是从这一困惑出发，许多人由社会、历史到更超越的角度探究西方文明，从技术和理论上升到信仰的层面，由此开始向内，更新自我，清除中共党文化及其无神论人本主义洗脑的核心毒素，终于懂得“基督教是生命！理念只能改变理念，只有生命才能改变生命。”（《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齐宏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262页）“民主化是解决政治上的缺失、制度上的缺失。福音化是解决文化上的缺失、人心上的缺失。……没有福音化，我们的民主就可能建立在非常脆弱的沙土地上。再好的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国度性的民主化和国度性福音化——对胡石根的访谈》，钟道，《归正》2012年第2期）六四以来，基督信仰由乡村向城市及精英阶层迅速发展。例如，在北京的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中，基督徒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信仰将人灵魂的知（理性）、情（情感）、意（意志）统一起来，被真理所掌握，达到现实性与超越性、暂时性与永恒性的统一，使人在践行自由民主中，将人的目的与顺服真理统一起来，以真理为最高标准，来衡量手段和目的，评价人的价值与成功。这样，人们在面对邪恶势力时，才不会急功近利极端化，有信心，有智慧，有韧性，既不会陷入激进主义，也不会被犬儒主义所俘虏，坚守真理的底线，超越邪恶势力，在精神上不被其同化，摆脱相对主义，超越“我—他”的分裂对立关系，每一个体与真理建立“我—你”的关系（详见《谈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教学定位》，尹振球，载《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齐宏伟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63页），这样，人与人才能恢复正常的关系，共同构筑人类平等的社会基础，顺服上帝为人类赐下的道德铁律，建设解决矛盾与冲突的非暴力博弈平台，走出以恶易恶、以暴易暴的循环。
三、培育公民社会 为社会转型和未来创建基础
如果说权利意识和正确的成功观涉及精神层面，那么落实到现实中就是培育公民社会。
1989年之后，苏联和东欧专制的解体，是人权的胜利，是主权向以人权为合法性基础的回归。这个结果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是长期性的多因一果。从1953年斯大林这一铁腕人物死后，苏联和东欧不同程度地进入后极权时代，经历了近四十年复杂曲折的衰败过程。这期间爆发过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更重要的是，民间力量在权力和官方意识形态之外，所培育的“第二社会”、“第二文化”，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989年革命所推翻的是一种早已从内部腐蚀一空的制度。”（《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英]本•福凯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286页）
从这一角度对比，八九六四的结果是必然的，中国总是晚一步，任重道远。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为了保住一党私权，敢于屠杀，是挟毛时代的余威，并赔上了中共所有的政治资本（包括改革初期刚赢得的一点民心），也利用了当时公民意识尚未广泛觉醒，绝大部分人的身份还是单位人，缺乏经济独立的社会环境，民间社会还未发育。
六四以来，中共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守势，丧失了建设性，只得让出一定的经济、文化空间，安抚百姓，掩盖其疯狂掠夺的行径。同时，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企图以此笼络民心，以爱国主义为专制提供伪装；另一方面，利用人性的弱点，鼓吹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消解人们的意志，分化民众。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贫富悬殊、贪赃枉法的乱象，无法遏制其自身的衰败。
自由如此神奇，犹如空气，有一丝缝隙就会传播；又像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点条件就会发芽生长。邓小平南巡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开始活跃，体制内外的精英与民间社会形成良好互动，分散化、无组织化、非暴力的公民运动，借助互联网，不断扩大，形成了有机的网络。《零八宪章》就是重要成果之一，在体制内外赢得了广泛共识，为全面改革指出了方向。各种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也层出不穷，一改以往原子化、彼此孤立的社会状态，丰富了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多元化。民间社会低风险、低烈度、有限性的抗争，增强了民众的信心，锻炼了社会参与能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力量，为应对社会转型的突变与渐变创造了条件。中国社会性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不远的未来，将走出千百年来仅限于权力交椅更迭的怪圈，正如刘晓波所预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目前，中共已成为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草木皆兵的打压证明了其虚弱的末日心态，“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无权者的权利》，[捷克]哈维尔）
在纪念六四25周年的今天，每个亲历者的回忆，每个人的反思，都是历史的责任，对现实的回应，对未来的托付。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每个人都应自问：我做过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2014年5月21日六四25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zxx1960@gmail.com
来源：民主中国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3、杨海：八九一代：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使命——序齐治平《原来这里有个门》
这是一本关于八九六四的书，这个话题是我始终不愿意回忆和提起的，所以作者希望写序的请求被我下意识地拖延。这种正在延续的历史，浸透着鲜血和苦难，提起她，有时候要泪流满面。
1989年是一座界碑。这座界碑浸透了中国青年学生的鲜血。八九一代在血泊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历大难者必有大悟”，六四屠杀的炼狱锻造了八九一代充满悲壮的人生。
“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目标在中共统治大陆后，遭到中共的刻意扼杀不再被当做一个事业的目标提起。而“六四”之后，这个目标再一次被提起，并在八九一代的呐喊与牺牲中，愈至响亮和清晰。这个目标蕴育于八十年代自由化的时代，而铸就于鲜血之中，它是八九一代终生奋斗的根本目标。
要谈八九一代就不能不谈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的状况。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所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学子们对耀邦先生的深切告慰。“四·二六”社论是何等的杀气腾腾，4月27日的早晨，北京各高校的校园里又是何等的紧张与肃杀！但是，十数万中国青年学生众志成城，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天作豪情面对独裁者的恫吓与叫嚣。“四·二七”大游行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是中共统治大陆以来所从未遭遇过的失败。邓小平独裁集团没有想到中国青年学生敢于以如此行动蔑视他们。那天，游行结束回到学校时，各个学校无数白发苍苍的老师满含热泪拥抱他们的英雄，欢呼他们的学生胜利归来。
八九一代在1989年4月27日的英雄壮举是他们的父辈无法想象的。这个胜利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充满自尊与自信地面对中共统治者的威吓，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得到了无可估量的提升，被长期压抑的人性得到了解放，人民的自信心开始树立。“四·二七”大游行是一座光照历史的丰碑，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经过“文革”结束后十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与熏陶，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由于无可抗拒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召唤，八九一代高举民主的大旗冲锋陷阵。在当时，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唯一选择。这种抉择就意味着牺牲。受难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的命运，充满了古老东方的凄凉与悲壮。
即使如此，屠杀的残酷还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在首都北京，在全世界都密切注视的天安门广场，与日本鬼子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不相上下的“六四屠杀”开始了，坦克的碾压，机枪的扫射。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的勇敢无畏的中国学生和北京市民，与丧心病狂无耻堕落的独裁者同时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无法遗忘的1989。
六四屠杀把邓小平、李鹏之流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面对坦克和机枪所表现出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视死如归以生命抗击暴政的英雄气慨震撼了整个世界，赢得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尊重和赞誉，伟大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铸就了充满良知、血性与正义感的“八九一代”。
八九一代的良好声誉绝不应成为某些所谓的学生领袖、政治明星对外炫耀、捋掠利益的“私有财产”，因为它是所有献身于民主运动的中国青年学生所共同创造的，是那些已经为自由民主事业献出生命的同学们的鲜血所铸就的。“死者长已矣”，但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八九学生能够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学们。
八九一代虽然倒在血泊之下，但是它没有失败，它激发起更多的中国学子为祖国的自由民主奋斗终生的信念。凭心而论，八九民运中，学生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可以说是在独自承担着民主事业的重担，虽然力所不能及，但也是别无选择。当时我们的确也得到了父辈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的力度距离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的要求还是太遥远了。我为以后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他们回避责任而说出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感到羞耻和心寒。“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这两句诗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六四屠杀后，八九一代的生存与成长都是艰难的、悲惨的，这里几乎充满一个民族的血泪。各式各样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转化思想、开除学籍、不准工作、劳教、劳改、酷刑等等，八九一代的履历上留下了无数政治迫害的烙印。然而，由于有了八九民运的洗礼，在苦难与迫害的磨砺中，八九一代愈显执着与坚定。八九一代中一大批优秀者已经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领域崭露头角，在民运、维权、传媒、思想界更是风头甚劲，而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民主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则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着重谈谈下面几位八九一代的优秀代表。他们都是长期以来公开坚持、宣扬人权民主理念，为当局所忌恨，虽遭到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迫害仍斗志弥坚但却不为世人所熟知的自由知识分子。
先说江棋生。这或许是因为江棋生年长我们二十岁。的确，从年纪上看这是事实。但是我始终愿意把江棋生视为八九一代的杰出代表者之一。在八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是以学生的身份积极介入学运的。江棋生温文儒雅，待人真挚，平易近人，同学们都视他为兄长、学长，八九年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对话团常委。六四屠杀后，面对独裁者，江棋生不屑于委身妥协，被关入秦城监狱。获释后，信念愈坚，立言著述，仗义执言，为人权民主事业不懈努力。
江棋生的著述由于当局的封杀不可能在大陆集结成册，但是，他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深刻思考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由于我手头的材料都给了朋友传阅，无法收回，因此不能一一详列。但我还是记得他在与一个朋友的对话录中的几句警世名言：“我着眼于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专制规则为民主规则”；“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乃是无知或欺世之谈。不适合民主的只是中国的官情，决不是中国的民情”；“我们投身的是民主运动，那就应该区别于以前的任何政治，就不能玩政治，当政客，不能因为政治是肮脏的也进去肮脏一把”；“我们现在就要着力播扬人的精神，既要摆脱暴民心态，更要摆脱奴性。我们要提倡公民心态，人格平等心态”。
1998年，江棋生与林牧、丁子霖先生一起联署两个宣言，大力倡导与推动“公民运动”。以公民运动的方式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的转型，是八九以来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经过长期思考和探求所达成的最为广泛、最为牢固的共识，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公民运动与公民社会理念的提出迅速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方法》杂志在1999年第一期中就以“创造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为专题进行讨论，王富仁、秦晖、何光沪、何怀宏等许多学者撰文发表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我注意到，在这以后，在大陆的媒体上，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和进步媒体开始更多的使用和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江棋生作为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始终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姿态秉笔直言、捍卫人权、抨击时弊，赢得了知识界的尊重和赞誉。
1999年，江棋生和朋友们一起发起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身体力行，一扫书生之气，走上北京街头张贴“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灵”的传单，被当局非法羁押，在被关押14个月后，被以颠覆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仍旧坚守大陆，意志弥坚。
再说刘贤斌。刘贤斌是八九一代中一位丰碑性的人物。刘贤斌与我同年，都是1968年出生，属猴。刘贤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管理学院87级学生，积极投身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六四后，依然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于1991年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1994年出狱后，他又全身心投入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运动。在98年组党遭到大镇压后，刘贤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挺身而出，担当起整合的重任，后被当局处13年有期徒刑。虽出师未捷，担其尽心竭力，堪称楷模。刘贤斌性格温和，组织能力很强。在工作中他从来都是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他近似苦行僧的生活让人感动，他那高尚的人格、坚韧不拔的意志、执着的信念，我一直是非常钦佩的。我认为，在大陆坚持民主人权运动的八九学生中，刘贤斌是实干家，是最优秀的代表者之一。2008年出狱，2010年又遭抓捕，判刑10年。现在仍在狱中。
六四之后，一直在大陆毅然决然坚持的八九学生中，也不乏思想深邃、学识渊博的学者。王天成、傅国涌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者。王天成原系86级北京大学宪法学研究生，89年毕业后留校任北大法律系讲师。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以胡石根为代表的民主力量毅然决然地扛起89大旗，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文笔犀利的王天成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出任中国自民党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的宣传部长。1992年5月，自民党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胡石根等自民党临时中央的二十多位同志被捕。同年8月，王天成被捕。后来，被罗织“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罪名的胡石根被处20年有期徒刑，王天成被处5年徒刑。1997年，王天成刑满出狱。出狱后的王天成仍致力于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的学术研究。短短的时间内，他参与选题、翻译学术名著《政治的罪恶》；撰写学术论文，他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三论共和国》立意深刻，逻辑严密，其敏锐的洞察力受到极大的赞誉。尤其《论共和国》一文堪称力作，它为国家未来体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思路。王天成学术而后坐牢，坐牢而后继续学术。在生存的重压下，在没有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国大陆，他顽强的坚守着，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已经开始为世人所瞩目，而他心灵深处所付的代价是人们难以想象的。随后出国，在美国坚持大陆民主转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同王天成的经历相似，傅国涌两次入狱。他第二次出狱是在1998年底。傅国涌是一个勤奋的思想者。“贫贱不能移”，傅国涌就是在极度贫困中坚持写作的。1999年我在北京作书，他的《世纪悲歌》（联系出版时改名为《自由的悲歌》）一书的书稿最早交给我。这本书的出版历程可以再写一本书。从秋天到春天，历经二十多家出版社，有时几乎大功告成了，但是到最后总是由于出版社细读此书后害怕遭中宣部查处而致夭折。《自由的悲歌》的遭遇是大陆出版自由的悲歌。书中几十篇文章，深刻剖析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专制的政治传统，其水准之高，倍受读过书稿的朋友的称道。即使那些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称赞不已。中国华侨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是流着眼泪读完全书的。怀着平常心，傅国涌求索着，他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做事风格，他那“不能日日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执着，是他的最好写照。目前，傅国涌已经冲破了当局对他设置的种种藩篱，以他才华横溢的文笔和睿智的思想，成为大陆思想界的一位大家。
八九一代的崛起把民主维权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令人欣慰的。虽然八九一代里也是鱼龙混杂，也有投机分子，也有叛徒，也有品德卑劣者，但是，八九一代毕竟是一座宝矿，正如一个朋友的两句诗所言，“千淘万滤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除了江棋生、刘贤斌，除了王天成、傅国涌，还有许许多多我熟识的八九战友无法一一提起，甚至包括还在狱中的陈卫、赵常青、郭飞雄。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良知、正义、信念、希望和坚守。因为他们，我感到自豪。
八九一代的优秀者，他们还在坚守着，没有怨言，没有奢求，只有责任与使命。即使为此而忍受苦难、承受迫害，他们也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起一个民族的苦难。这也是他们一生都无可回避的宿命。
是为序。
来源：网络
4、滕彪：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
——在香港维园六四二十五周年烛光晚会上的发言
我叫滕彪。 1989年我在东北一个小县城读高中，两年后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干了眼泪的、被禁止说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亲。
六四死难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们每一个幸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包含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中国。因此，我们有责任记住那场屠杀，我们有责任要求真相与正义，我们有责任接过早早就倒下的英雄们的火炬。
而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六四之夜来到维多利亚公园，来之前，国保和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警告我：不能参加任何六四纪念活动。但我必须来，我必须告诉香港的朋友们，我们多么感激你们纪念六四！
我必须告诉全世界：
25年过去了，但屠杀并没有在1989年结束。以运动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以维稳的名义，以国家统一的名义，杀人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身当坦克的王维林被人间蒸发了。更多的「王维林」被判处死刑。从被枪毙的所谓六四暴徒，到莫名其妙死于劳教所、看守所、监狱和各种黑监狱的访民和囚徒，从翻越雪山的藏族逃亡者、和平抗议的维族妇女、法轮功修炼者，到拒绝强拆的公民、抗议污染的市民、拒绝强制堕胎的孕妇，从孙志刚、力虹、李旺阳，到夏俊峰、曹顺利、果秀洛桑。
镇压也从来没有停止。六四政治犯苗德顺已经被关押25年，他经常被毒打、关禁闭，至今还在监狱服刑。我们的生命里，包含了1989年的苦难。每一天都有争取自由的人们失去自由。从王丹、陈子明，到高智晟、刘晓波，从秦永敏、刘贤斌到伊力哈木、许志永。
从去年3月到现在，被捕的人权捍卫者已经超过300人。中共压制民间社会，已经从稳控模式升级到清洗模式。他们抓记者，然后抓替记者而呼吁的记者，然后为抓替记者而辩护的律师，然后再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的辩护律师。但是就像香港人喊出的口号一样：You can't kill us all。 「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就像李旺阳生前所说的：「就算砍头也绝不回头」！
对遗忘的反抗没有停止，对压迫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公民维权运动发展起来了。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作家，街头活动家，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像参加完今晚的烛光晚会之后就要赶回大陆的中国人一样，向你们致敬！
因为我不断推动维权运动，不断发表反动文章，十多年来，被停课，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软禁，被绑架，被关押，在被关押期间，秘密警察们气急败坏地骂我、打我，但我绝不后悔，也绝不后退！
因为退无可退。
香港，也退无可退。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香港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普选。香港的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各种自由也会被慢慢地渗透。
我们必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
就像1989年我们所做的那样！
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和平的八九民主运动和惨绝人寰的「六四」屠杀。
再来一次八九！但绝不要再来一次「六四」！
来源：博讯
5、余英时：共产党对六四的恐惧已超乎常情
六四25周年全世界都在注意，共产党决定在25周年的时候使全国的人都不能发出任何有关六四的声音来。
每年六四当然都很紧张，差不多 从四月中， 1989年4月15号是胡耀邦死，因为纪念胡耀邦引起大规模的游行运动一直延续到六四屠杀。所以每年差不多都是四月中开始，尤其是北京，对异议分子的控制 加严，让他们不能外出或者把它们送到别的地方去，今年很特别2月份就开始了。胡佳进过监牢的，就告诉记者他今年从2月份开始就不许外出。另外还有别的人也 是异议分子，案情比较轻的，警察就给他800块人民币让他出外躲开六四，所以他就跑到西北去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今年中共当局对于25周年的六四是非 常重视。也可以说是惊慌失措。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几个人被逮捕。有些抓了问了以后释放的也有，比如说像张先玲。另外就是浦志强从来没有被抓过。他是一 个最有名的人权律师，为各种人权辩护。包括艾未未事件都是他辩护的。所以他是一个很主要的目标。他被逮捕以后家里的东西也被抄，另外还有郝建，他是因为家 里举行谈话会也被抓起来了。
最可笑的是这次逮捕这些人罪名，他们叫‘寻衅’就是找麻烦，‘滋事’就是引起事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成为罪名 的，这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比从前中国人说的‘莫须有’还要糟糕。这个滋事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罪名呢？同时，是在人家家里面又不是在外面，如果在外面还可以 说他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一个郝建在家里谈话，10几个人也没有外出，顶多网路上有些报道，如此而已，何以变成一个很大的罪名？
这就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异议分子的害怕，对六四的恐惧已经超乎常情了。我们可以看出六四在中国潜在的力量非常大。我们都说共产党消灭记忆是非常有效的。25年来国内任 何学校年轻人都碰不到谈六四的题目。可是这个六四的记忆在人心中是不可能消失的，而且往往越推越广。年轻人中间一代一代传下来，总是要有流传的。总会有人知道的，而且会有关心的人大家都会知道，因为都会知道所以会有不断的异议分子出现。你抓了一批又来一批。年纪大一点的被抓了，年纪轻一点的又出来了，永远不 会断，所以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恐惧。这个恐惧他们知道，民心不在他们这边。中国人讲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主要是看一般老百姓支不支持？所以共产党的人心已 经光了，它不但不收拾而且还用更残忍的、更直截了当的镇压来解决问题。希望通过它大量的金钱和无数新的科技技术、武器来镇压老百姓。让他们不敢反抗。比如 说广州工人罢工、温州教会被拆、无数的基督徒起来抗议，再加上新疆、再加上西藏。所以到处都是人心幻灭。人心不但是幻灭而是对立，跟共产党越来越走向对立 的一面。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局面。正是在这种局面之下才造成共产党对今年六四25周年如此的惊慌失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应该好好地注意。
（根据作者6月4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6、傅国涌：守护记忆，就有未来
一个人生命中有几个二十五年？倖存者还要等多久？记忆比等待更重要，守护记忆，一个个的记忆，连起来就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的未来就是从共同记忆中复活。
二十五年了，可怕的不是血迹早被抹去了，而是有人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历史的记忆，如同那一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然而，即便没有那些摄像机、照相机记录的真相，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出的那则加框新闻《北京这一夜》，也以春秋笔法将历史记录在案了。全文只有二百多字，却白字黑字，字字如铁：
“【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六月四日社论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了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当天的日记可知，这本来是现场回来的两位记者起草的特写，经在场的同事（白班的和夜班的）一起反复修改，从一千多字压缩到二百多字，在电话里念给王维澄听了，最后的答复是：“就这么用吧！”（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160—161页）中共中央机关报终於以这样的方式，为史无前例的“六四”杀戮留下了公开见证.这则整个人类史上最重大的新闻之一，可谓句句玄机，显示了汉语的表达力和穿透力，特别是最后一句，用“突进”一词，画龙点睛，已逼近真相。
守护记忆：六四后最挑战性的工作
从那一刻起，中国也就进入后“六四”时代，我们也成了“六四”的倖存者，“六四”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更像一个不可触碰的地雷阵，或者这个红色渐渐转成五颜六色的帝国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抹去记忆，就是后“六四”时代权力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或者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只要有记忆在，只要铁铸般的事实在，他们就不能安心，他们就无法睡踏实，在血泊中浮起来的荣华富贵总是带着血腥气。无辜的死难者以他们鲜红的血液，成就了多少人血馒头的期待，等候倖存者的注定是一条漫长而逼仄的历史通道。邓小平以他的老谋深算，打开了古老民族通往欲望之海的潘朵拉盒子，他认为，有限的鲜血敌不过源源不绝的欲望，只要把这个民族引入发财享乐的欲望当中，多数人很快就会忘掉那惨烈的一幕，奔着他设定的方向而去。在相当的程度上，他没有算错，也可以说，二十五年来，他一直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他内心深处却未必全盘收下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守护记忆，也许成了后“六四”时代最具挑战性、也最有建设性的工作，在抹杀记忆与守护记忆之间，因此成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较量，一场中国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的持久战。尽管很多人已习惯了回避，乃至有些人因为发财梦的意外满足而为此辩护，认为邓小平英明果断，成就了二十五年来的高增长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神话。有那么多人为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叫好不是偶然的，“六四”的血确实成就了不少人的财富和功名，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场杀戮带来的，他们在心底里几乎将之视为人生殷红的祝福，如同遇到了一场血色盛宴。
在美国作家劳里（Lois Lowry）的科幻小说《记忆传授人》中，一个乌托邦世界有专门的“记忆传授人”负责掌控记忆、筛选记忆，关於过去发生的事，所有人只能知道该知道的，不能知道不该知道的。失去了记忆，也就无能眺望未来。我们这里也有“记忆传授人”，然而，二十五年来，除了那些嗜血者、吃人血馒头者、为流血辩护者，在这片浸透了死难者鲜血的土地上，许许多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各自的记忆。日记、回忆录、影像、口述、旧体诗？？
钱锺书和李慎之的记忆
几乎不问世事的钱锺书先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也没有保持沉默，他曾在北京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的联名呼籲书上签了名。一切善良的意愿都被践踏，无辜者的血染红帝都之后，贯通中西、学问渊博而在处世上相当谨慎乃至精明的钱先生，那一刻陷入了深深的惊惧之中。他留下的纪事诗在朋友圈流传、直到公开发表，可以看作是向来不大过问时政的一代学问家对“六四”的公开记忆：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与他同乡、同事、对他学问颇为仰慕的李慎之先生，与他心意相通，这首诗曾引发其内心的共鸣.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他去世后第六天，李慎之在追思文章中想起了九年前的那个夏天，自己去看他，第一次读到这首诗——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的一九八九年唯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命运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二十世纪回眸》，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
李慎之本人则以“检查”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六四”记忆，在他身后出版的《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中收入了他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写下的三份“检查”。在这些写於大清查时期的文字中，他承认在“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中”，自己“犯了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具体事实包括那年五月十七日晚上与丁伟志一起发起了北京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的“紧急呼籲书”。五月十八日上午，胡乔木来中国社科院接见外宾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力请中央不可出兵镇压。戒严后思想仍不通，曾向人讲过“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并追溯到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一日在费孝通召集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肯定学潮，认为“民气可用”，鼓吹新闻自由和中间力量。在对一九八九年的反思中，他一向直认不讳：“我强烈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强烈反对五月十九日国务院发佈戒严令，强烈反对六月三日部队进城”。（《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
李慎之先生殁於2003年春天。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二十五年后，仅仅为了守护记忆，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被投进了牢狱.二十五年了，烛光将只在“一国两制”的香港点燃。二十五年了，在坚持记忆与反抗记忆的角逐中仍要付出自由的代价.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绝望，因为记忆仍在持续，大地的每个角落、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二十五年前的记忆。这不是专横冷酷的国家机器可以剥夺的，权力有它的局限，有它办不到的事情。权力掌握者并不是人类文明史的主体.我不知道，一个人生命中有几个二十五年？我不知道，倖存者还要等多久，这个民族还要等多久，但我相信，记忆比等待更重要，重要的是守护记忆，一个一个的个体记忆，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唯有记忆的力量足以洞穿时间，也唯有记忆的力量可以超越空间，在记忆的持久坚守和不断恢复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将渐渐复苏，使“记忆传授人”的一切图谋化为无有。我相信，一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从守护记忆开始的。如果说，记忆是黑夜中的一条河流，也只有它可以穿越幽暗，在时间和空间上。我更相信，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二○一四年五月十五至十六日
来源：开放
7、胡平：要抗争不要等待——纪念六四25周年
今年6月4日，是六四25周年。
25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民主绝不只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用超乎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镇压民运，导致了中共统治集团空前的大分裂，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就在这一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民主的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在那时，人们普遍相信，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
然而，25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它站住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超出一般人的预料，被不少人称为“中国奇迹”。但同样超出很多人预料的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它甚至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相反，最近一轮的打压表明，中共政权变得比以前更专制更蛮横，并且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却遭遇到种种麻烦。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所谓中国模式构成了对民主的严峻挑战。在25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六四屠杀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它也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邪路。六四之后，由于民意遭到严厉的打压，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诡异的是，中共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轨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因为它可以避免那些实行大众私有化而造成的资产过度零碎化，从而避免了经济滑坡，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从根本上不具合法性。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六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成长，中国就会逐渐地走向自由民主。这种观点暗中假定中国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问题是，六四把中国引入邪路。它和自由民主南辕北辙。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我们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25年来，正因为有太多的人相信了这套错误的经济决定论，放弃了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正面抗争，坐视、乃至助长了这个专制怪物的崛起。
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
来源：RFA
8、马英九发表“六四”25周年省思 呼吁大陆尽速平反六四
台湾总统马英九马每年都会对六四事件发表谈话，今年的题目是：“六四”25周年省思。马英九周二在讲话中说，面对六四事件这样的巨大历史伤痛，衷心希望大陆当局能认真思考，尽速平反，确保永远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马英九表示，台湾经验的启示是：只有坚持真正民主与法治，才能够及时抒解社会的焦虑，及时回应人民的诉求，获得广大人民长久、稳定的支持。
另外，周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尔夫也要求中国释放在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日前逮捕的民间活跃人士。哈尔夫表示，中国现在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政府应该建立政治对话机制，而不是采取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纪念六四25周年正是中国政府与民间人士进行对话的好机会。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一直十分高度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情况。
不过，在民间，美国民众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威胁，远超过人权议题。
中央社报道，天安门事件25年后，中国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1989年的民调显示，天安门事件重创美国对中国的观感，但2012年的民调指出，78%的受访美国民众关注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71%指美国工作机会流向中国、61%认为美中贸易逆差严重、中国的网路间谍行动与冲击全球环境生态各为50%。
此外，关切中国军力增长为49%、人权政策为48%，两岸紧张关系降至27%。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国际态度趋势研究主任外克（Richard Wike）指出，如今美国社会关切经济事务主导下的美中关系，两国是贸易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国际社会多认为经济实力发生变化，中国攀升，美国走向衰退。
美中竞合关系反映在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分歧性看法。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调查同时显示，55%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健全的美中关系非常重要，但56%表示，美方应在经贸议题上立场强硬。
回顾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六四事件曾经是重要因素。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Gallup）1989年于事件爆发前几个月的民调显示，72%的受访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但当年8月的好感度急降至34%。
来源：法广
【零八宪章文本】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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