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傥：百年歧途——中国共产党孽生100年祭

（内容概述：本文通过对共产主义理论渊源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刨析，揭示了中共性质的实质和中共夺取政权的真正原因。）

总览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生产工具、生活设施和科学技术是从无到有、从原始到先进、从地下到天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符合文明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进步的逻辑和规律；但是，思想文化、精神意识的发展历程则完全不同，它几乎是在人类初始和刚一进入童年期的时候就瞬间爆发，几近达于巅峰；而之后，有漫长的停滞、大步的倒退，甚至彻底的毁灭——直到今天，中国的先秦文明、世界的基督教文明、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等等，还没有人能够超越和突破、还都是在它们的覆盖和照耀下打圈圈。

一般人很少能意识到上述这一事实，所以总凭空以为近代史之前的人类精神文明是一片荒芜。中国1949年以后长达七十二年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更是企图使人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全都是谬误和邪说；马克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对人类被压迫和不平等深切同情、致力变革和改造社会、为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和解放奋斗一生的革命家。

事实上，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人类社会从一开始运行的同时就伴生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力量，人类努力改造社会的深刻思想和丰富行动自古有之。由于变革主体的不同人格特性和成长际遇以及对客观世界矛盾、冲突剧烈程度评判的差异，变革的方法和手段自始至终存在着温和与激进、左与右的选择。在欧洲，激进左派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理论和行动的激烈、绝决，在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的过程里已经表演的淋漓尽致，绝非无产阶级的革命所独有。马克思主义并非人类历史中第一次诞生的革命理论，而只是欧洲激进左派传统一脉相传、并运用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时代产物。

但是，马克思仍然有自己空前的独创，他最独一无二、骇人听闻的发明，不是“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些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早已被卡尔.波普尔证明和批判为一种理论上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的反科学和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历史定论主义”——，也不是他幻想出的社会改造的目标、方向以及“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和蓝图，甚至不是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是像他自我坦承的那样：“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好像怕光是马克思的自言自语还不足以让世界与人类战栗与颤抖，他的信徒、集大成和实践者列宁，在几十年后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中更明白地断言：“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被马克思及其徒子徒孙们拼命抢注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专利版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确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它的影响空前绝后、深远巨大，让数以亿计的人们付出了生命和头颅的代价。在这个理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暴力革命，自认肩负天赋改造社会使命的阶级，首先必须采取和通过革命、战争等暴力和流血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继续同样暴力和流血的永久掌握和维持权力、彻底消灭自己之外的其他阶级。也即是说，只有通过对另一部分人、另一个阶级经济上、精神上直至肉体上的暴力剥夺，才能完成社会变革、达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和人类大同。

以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一致认同，不同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共生共存，一切理论的宗旨、社会改造的方向、公平正义的目的，都是要努力使一个社会中的各个阶级达到更加和谐、更加融洽、更加均衡的共存状态；以往的所有国家形态，包括权力垄断和专制独裁的国家，目标都是要努力成为一个超越阶级之上、尽力实现所有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保护所有人和所有阶级的政权。而马克思从古至今第一次公然宣布：阶级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在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判定另一部分人是否应该存在、可以而且必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力，一个阶级有权利可以而且必须消灭另一个阶级。同样，马克思从古至今第一次认定而且毫不隐瞒地宣告：他追求建立的新政权，目标和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手段消灭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和一个阶级——由此根本颠覆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国家的作用由保护人变成了消灭人。

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对人类满怀关切的思考家和理想主义者，是像罗伯斯比尔一样不惜用千百万生灵的鲜血引灌一条通往理想彼岸之河、浑身沾满无辜者肝脑的“纯洁无暇的人”，那么列宁则是一个一切目的在于攫取和独霸国家政权的残酷无情和不讲原则的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者——甚至说他激进左倾都抬举了他。除了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里灵光一现的有关民主、人民自治、大社会、反对强化国家权力和对美国社会结构赞赏与向往的思想，明确断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从而把马克思学说中的暴力、残忍、反人权和反人类推向极致和唯一化并在夺取和维护政权时付诸实践外，列宁最大、也是给全世界和全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创造就是他的“建党思想”。

此前，马克思仅仅设想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在1883年给倍倍尔的信中论及建党原则也只是说：“党的现行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而列宁则首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 和“集中制”原则。

列宁坚信：党必须是小规模、特定时期还是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职业革命家是党的骨干和核心；党是“无产者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只有共产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列宁彻底颠覆了现代意义上政党的普遍规则，把党定义为在统一指挥下有严密纪律的组织，党中央靠金字塔型的组织系统分层对成员实行强制性、军事化管理。列宁说：“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党的成员不能自行入党，只能由党的一个组织接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纪律和上级领导，这是“党性”，违反者将党纪处分直至开除。

列宁这些建党原则，被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后来共产党奉为经典和不二法门，称之“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不能不说，列宁的建党原则成功地使共产党成为了一个阴谋、暴力、秘密、恐怖、欺骗的组织，而这类组织在破坏现存秩序、摧毁当前社会、夺取既有政权的行动过程中是非常高效和有力的：这种职业革命家集团，这种阴谋、暴力、秘密、恐怖、欺骗组织，是一个法制、民主或者官僚的体制与机构很难或根本无法应对的。因此，这之后的共产党才能在全世界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夺取政权并造成一场场空前绝后的人类灾难；因此，我们才看到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一次次的黑暗战胜光芒、落后打败先进、野蛮取代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进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列宁的建党原则仍然被中共视为至宝——“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使全党始终保持及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

列宁建党原则的另外一个核心是：共产党必须单独垄断全部政权和领导国家一切政治经济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共产党来领导，不应该和其他政党分掌”。早在俄共篡政之初，列宁就在俄共（布）八大决议中明确要求：“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共产党特别要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同一决议规定：在所有苏维埃组织和一切非党组织中都必须成立党团，“党团的任务是在各方面加强党的影响、在非党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以及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的工作实行党的监督。”

列宁主义另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是创造了二十世纪的一种崭新的国家形态：极权主义国家。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独裁政权、近现代上百年的一党专政党国体制，控制、垄断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而极权主义则是对社会生活和全体人民的一切方面、一切角落、一切领域、一切权力、一切身体与灵魂、一切生理与心理的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全面控制与侵犯。这其中尤其体现在对社会和人民的文化观念、精神生活、思想意识的控制与侵犯：早在俄共刚刚建政还岌岌可危的时候，列宁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发展一种新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充满党的精神的文化、艺术与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而在1924年5月俄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则一口气通过了七个关于思想文化的决议。

极权主义国家固然是列宁的创举，但在马克思那里早就初见端倪。在马克思之前，所有政权更迭——不论通过和平还是暴力途径——的共同点都是只涉及执政集团、统治形式、政治结构的改变，而绝不会用国家权力去强行干预、改变和消灭以往与既有的道德、伦理、人性、观念、文化、传统、风尚、习俗、世界观、精神世界、生活方式、个人权力与私域、经济关系和所有制以及所谓“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绝不去人为的“移风易俗”和“造就一代新人”；而第一次完整阐述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共产党宣言》则明白无误地昭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如果套用顾炎武“亡国”和“亡天下”的概念，旧思想旧道德的蒋介石搞的只是“党国”，而共产党搞的则是储安平说的“党天下”——这种“党天下”和极权主义，远远邪恶过旧时代的传统、道德、伦理甚至专制，以至于一生致力于自由主义和人权、始终与蒋介石保持观念差异和政治距离的胡适，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毫不犹豫地坚决选择了国民党。

当马克思“在儿女的啼哭声中”（鲁迅：《幸福的家庭》语）创作《资本论》、构建革命学说、计划埋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刚刚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知道向西方学习、开始致力于西学东渐。不幸的是，中国人觉悟的太晚了：就在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兴起并蓬勃发展；结果，中国人不但看到了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光芒万丈，同时也看到了对它们的无情揭露与抨击。这种对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批判与攻击，非常容易引起无法去掉对中国文化道德和农业社会的眷恋与温情、缺乏对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与执着追求、对资本主义早期弊端特别敏感的浅尝辄止的中国学界的强烈共鸣；他们和本来就对西方思想和制度深恶痛绝，视为违天理、乱人伦、毁纲纪的洪水猛兽的吹毛求疵、幸灾乐祸的守旧派们殊途同归，在资本主义还遥遥无期的积贫积弱年代的中国，已经看到了被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们放大了的西方文明的缺点，企图另寻一条想象中更佳的中国特色道路。

更不幸的是，恰恰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一战的残酷和毁灭性，给敌视和贬低西方制度的人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口实、使迷信和热爱西方文明的人信念破灭；十月革命及其之后布尔什维克的许诺与宣传，则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无数迷茫、惶惑、绝望的人类感觉找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前提。中国启蒙运动领袖之一陈独秀的著名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很多人都心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应该向苏俄一样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更更不幸的是，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动，在从来没有人权意识和自由主义观念、文化和性格基因中饱含着残暴和冷酷的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中不但不以为忤，反倒大有市场和极易被接受，所以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显露的暴行却一再被中国人赞美与欢呼。最后一个最最万劫不复的不幸是：最早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自我见解和自觉信仰，也尚存自由精神、理性思维、清醒判断、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以及对中国传统道德传统秩序守持的创党知识分子迅速全体退出，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或变为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死敌，或独善其身、潜心治学，或成为共产主义深刻的批判者，如戴季陶、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张申府、施存统、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等等；而留下来的，已经完全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毫无头脑的工具、机器、奴隶以及对一切文明道义、规范纲常都蔑视摒弃、嗤之以鼻的拆白党、流氓、暴徒、恶棍、无赖，于是中国的百年歧途也就呼之欲出了。

布尔什维克像旋风一样崛起、又像疾风扫落叶一样摧毁与横扫一切障碍，轻而易举的统治了整个俄国，证明在列宁政党理论指导下建立的阴谋、暴力、恐怖、欺骗集团在破坏现存秩序、摧毁当前社会、夺取既有政权的行动过程中所向披靡，法制、民主或者官僚体制中的朝野各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在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旧兵器时代，成功取决于哪一方的底线更低，最终的胜者通常是最野蛮、最阴险、最凶残的势力：仁义之师的宋襄公无疑必败于泓水之战中的楚国，关东文明进化的各国注定被残忍嗜血的暴秦吞并，数不胜数的不同类型的各国政府根本无法抵抗共产党武装的背信弃义，正统道德濡染下讲规则、守自律的蒋介石一定打不过流氓成性的毛泽东，中国的百年歧途必定无可逃避。

中国共产党总企图以自己成功地攫取了政权来不证自明是当然的“三个代表”、是历史的必然，其实正像前文所说，社会发展根本不存在直线进步，黑暗战胜光芒、落后打败先进、野蛮取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而今已觉不新鲜”。璀璨绚烂的古希腊被原始的马其顿颠覆、光芒万丈的古罗马被日耳曼蛮族终结、“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市列珠玑户罗绮丽”的南宋被蒙古铁蹄蹂躏、资本主义萌芽已然诞生的明朝被女真部落践踏、洋溢着人文精神和优雅情趣的沙俄被苏维埃粗粝的马刺碾碎……中国共产党窃国僭政，让中国从人间四月天坠入无底深渊、从人间正道沦为百年歧途，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文明的倒退往往在一瞬之间、一念之间、一错之间，而且往往会倒退几百年、停滞几百年、沉寂几百年。中共以为残民以逞七十年就会国祚永续，以为为非作歹一百年就能习以为常，以为暗无天日一个世纪就可以永远黑暗、就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七十年、一百年、一个世纪又算个什么？欧洲还有过一千年的黑暗岁月呢！可一千年的黑暗还是黑暗、一千年的黑暗之后终究还会迎来光明。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现象，是由于当时‘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无非是为中共历史必然论的谎言提出另一种论据罢了。五四运动到1927年南方革命党激进的北伐和反帝运动兴起，中间整整隔了八年；在这八年时间里，启蒙运动的坚决倡导者和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胡适名声持续不断崛起、直至如日中天，五四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负笈出海、长期欧美求学、潜心治学中西，这一切都说明当年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和救亡需求，也没有全国普遍、主流转向左倾的趋势。中共在1921年的成立和其后一直到1927年的迅速坐大，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煽动“世界革命”与颠覆中国的国际战略、孙中山为了统一全国采取的不择手段的策略、五四中尝到风头和名利双收甜头五四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一帮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后续行为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就是这种结果，看似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其实不但在整个中国被警惕和敌视，而且连他们自己内部都忍无可忍，最后在蔡元培、张静江、邹鲁、林森、谢持、吴稚晖、李石曾、冯玉祥等的道义支持下，孤独的先知蒋介石以一己之力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免于恐惧和彻底沦亡整整22年之久。纵观世界战后历史，古巴也好，印支三国也好，共产党的成功从来不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历史选择——如果非要把共产党胜利和国家、民族危亡扯到一起，那就是：共产党永远利用国家危亡、不顾民族大义地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我们祭奠中国共产党孽生100年，不是为了悔恨、不是为了悲戚，也不只是为了控诉、不光是为了存信。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梳理历史、厘清过去、拨开迷雾、拆穿谎言，让中国共产党现了本相、露出原形，让今天的国人了解和明悉中国百年歧途、中共世纪肆虐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以史为镜鉴，反省当今、矫正未来。

一个必须我们反省的事实是：在中国百年歧途的路上，那些第三种势力、那些民主党派、那些进步力量、那些自由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百岁老人周有光暮年说：当年我们去延安、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说自己反对独裁、说自己要实现民主。周有光说了大实话，当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除了一小撮人激进极左、邪魔入脑，绝大多数绝非认同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是蒙蔽于中国共产党拉着民主、自由的大旗蛊惑人心、欺世盗名、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周有光话另外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受了共产党宣传、统战的骗。不错，中国共产党是极其具有欺骗性而且不择手段、翻云覆雨、两面三刀、谎话连天、无耻成性的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狗脸一翻、原形毕露的，从1927年到1949年足足22年中，中国共产党还是在野、还在流亡、还被追杀，还距祸国殃民、荼毒天下差十万八千里，就已然狼性毕露、残贼无遗，就作孽急不可耐，就行恶只争朝夕，就施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能糟蹋多少人先糟蹋多少人。这22年间，血淋淋的事实在那里摆着、白骨成山在那里堆着，富田事变尸河血流，反AB团万人填壑，鄂豫皖赣闽肃反屠刀霍霍，延安整肃王实味身首异处。不算这些惊天动地的，就连周恩来亲手屠灭顾顺章一族无辜几十口的血案暴行也曾闹得动地惊天，再加上赤都苏联大清洗的有如人间地狱——这还只是共产党祸害的自己人，至于它祸害的外人就罄竹难书了——……那时的中国还是中华民国，那时的共产党还不能一手遮天，那时的舆论还独立自由，那时的人们还不用翻墙，那时的外媒还不敢封号禁言；要说共产党欺骗犹可，要说共产党掩盖绝无：它不但做的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而且根本懒得掩饰装扮——《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宣示：“共产党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人家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白纸黑字，你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还一厢情愿的“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最后被坑的家破人亡才大喊上当了，你怨谁呀？

事实是，那些第三种势力、那些民主党派、那些进步力量、那些自由知识分子是有私心的、是想投机的。他们或是遭汰于时势，如龙云、唐生智，或是失势于政争，像陈铭枢、黄绍竑，或是不见爱于前朝，如章伯钧、罗隆基，或是不得志于故主，像张东逊、章乃器；他们有的已然走投无路，像冯玉祥，有的依旧野心勃勃，如柳亚子；他们集体飞蛾扑火、铤而走险、与虎谋皮、附逆新朝，以为能谋富贵、佐君侧。哪想到共产党一是使命不与人共，二是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绝对不招降纳叛，最后只能落得挨整、被罚、受难和横死。

另一个必须我们牢记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中的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基因，使它对权力的执着、对暴力的热衷远远超过一切政党和一切专制独裁者。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和文革教训时把一大原因归结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这实在是玷污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对暴力绝不像共产党那样如此热爱，他们打天下时靠马上、治天下时靠仁政，而共产党自始至终直到坐了七十年江山后的今天还要靠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平安；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一家鸡犬升天足矣，绝不像共产党那样还要把全体国人从田头到炕头从大头到小头统统管起来、绝不去违反和灭绝人性的搞什么消灭私有制——其实毛泽东自己的概括更准确：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共产党对权力的执着、对暴力的热衷以及源自于的极权和恐怖基因，使它毫无办法汲取之前的教训和避免前人造成的不幸，只能一次次的重复灾难：列宁和斯大林的肃反和大清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惨绝人寰的共产主义实验，在苏联党和赫鲁晓夫已经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之后，中共还是要来一次青出于蓝的历史浩劫；在苏联和中国的前车之鉴下，柬埔寨还是要国小志气大的来一场欲与前辈试比高的种族灭绝；苏联和红色高棉早已灰飞烟灭，朝鲜却仍然一往无前的步其后尘……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执着、对暴力的热衷过去如此，今后也永远不会改变。1949年颠覆的枪炮声甫一停歇，中共就自食其言，残杀了无数放下武器的国军将领；新民主主义的誓言犹在耳畔，中共就镇反、三反五反、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批胡适、批《清宫秘史》《武训传》，剥夺了自己之外所有人的政治经济精神权力；1957年，中共篡政仅仅八年，就已经天怨人怒，让人民忍无可忍、在大鸣大放中人人喊打，以至毛泽东说出“执政才八年，意见就三十多万条，看来又得去打游击了”——其实八年算什么，俄共刚刚八个月就背信弃义的处决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党人了呢！反右章伯钧遭到整肃后，一天被罗隆基告知两个人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反右”条目，章伯钧心潮澎拜、彻夜难眠，激动地对章怡和说：“我要向你宣布：反右时的爸爸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国离两院制南辕北辙、越行越远。43年前，中共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的永远正确的执政党的党格向全中国、全世界信誓旦旦地昭告：永远不会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近年的所有倒行逆施，最后一次证明了中共已经无可救药、失去了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人民早已给了它太多的机会，今后再也不会给它另外一次机会。中国的百年歧途、中共的100年孽生，明白无误、一而再三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相信它，不但我们应该看不起自己，连它都应该看不起我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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