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从众的心理，”张说。“都不想输在起跑线。”
这些负担引起了希望夫妇生更多孩子的官员的注意。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一直在试图让教育的运转慢下来。此前它禁止了家庭作业、限制了在线教学直播的时间，并在顶尖大学里创造了更多有吸引力的名额。
上周，中共尝试了更大的举措：禁止私营公司提供校外辅导，这是在针对中国这个1000亿美元的盈利性补课备考产业。第一批限制将在明年生效，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
该措施将要求提供辅导课程的公司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从而让为了教育子女而承受巨大财务压力的家长能轻松一些。然而家长和专家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富人会直接聘用昂贵的私人家教，使得教育的竞争更加激烈，最终扩大本已十分巨大的贫富差距。
对于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销售化学实验室设备的张洪春来说，禁止校外辅导并不能解决他更广泛的担忧。“只要竞争存在，家长的焦虑仍然会存在，”他说。
北京对私营教育的打击，是其加强中国企业监管的又一个方面，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党需要让实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明白，谁才是管事的人。
监管者指责该产业“被资本绑架”。中国最高领导人斥其为“顽瘴痼疾”，并表示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体制里，要在孩子的健康和快乐之间实现平衡的家长面临着两难，这个体制过于看重考试和分数。
教育改革也是更大范围内的一项行动的一部分，意在让绝大多数不愿意生更多孩子的国民组建更大的家庭，从而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今年5月，中国改变了“两孩”政策，允许已婚夫妇生育三个孩子。政府还承诺增加产假，减轻工作压力。
解决不断飙升的教育成本被视为最新的好处。但张洪春说，由于中国注重考试成绩的文化令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他和妻子不可能再要第二个孩子。
中国父母对教育的关注有时会让美国的“直升机式教育”显得过时。考试准备课程从幼儿园开始。年幼的孩子报名参加“MBA早教”。无论家庭贫富，都要不遗余力。
“每个人都被推进这个恶性循环，在教育上能花多少就花多少，”德国哥根廷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和种族多样性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博士后研究员屠思齐说。对于希望进入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生来说，一切都取决于高考，许多孩子甚至在学写字之前就已经在为它做准备。
“如果这种选择学生的标准不改变，具体做法就很难改变，”屠思齐说。她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财富和教育。她说时常听到家长表示，他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在学期开始之前就为孩子们找明年课程的辅导老师。
大部分竞争来自中国俗称“养鸡”的育儿文化，指的是父母过分介入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鸡娃”一词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
官员们指责私立教育机构利用了家长们对“鸡娃”文化的担忧。虽然禁止校外培训服务是为了消除一些焦虑，但家长们表示，新规定只会带来新的压力，尤其是对那些依赖课外辅导项目照顾孩子的家庭。
“课后辅导很贵，但至少这是一个解决办法。现在，中国在不改变问题的情况下，取消了家长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小士兵——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全球成就竞赛》(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n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一书的作者莱诺拉·朱(Lenora Chu)说。在她的书中，莱诺拉·朱写下了她让蹒跚学步的儿子接受中国教育的经历，并讲述了她儿子的朋友如何参加“MBA早教”。
“如果你没有钱、没有手段、没有专业技能，你还剩下什么？”她说。“这为什么会促使你再要一个孩子呢？没门。”
新规定给许多小型课外企业带来了一些困惑，他们不确定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还有人想知道这些规定将如何执行。
中国南方一家英语培训学校的校长贾思敏·张（Jasmine Zhang，音）说，她还没有从当地官员那里听到有关新规定的消息。她说，她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指导，说明如何运营像她这样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工作的项目，而不是关闭机构。
“我们正常给老师办社保，”贾思敏·张说。“突然不准开办了，房租得交，工资得付。”
在她等待了解更多新规定的同时，中国以外的一些营利性教育工作者看到了机会。
“现在，学生们会来找我们这样的人，”在线学校克里姆森全球学院(Crimson Global Academy)的教务长凯文·费隆(Kevin Ferrone)说。他表示，为了规避新规，“该行业将转向在线支付，支付将通过外国支付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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