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伯陶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副教授、系主任，哈尔滨市政协委员，红八月时被红卫兵遊斗，他说：“这让我以后可怎么教书啊？”后被红卫兵关押，百般折磨，用放射性物质照他，最后通知家属说他用眼镜片切断手腕血管自杀。不让家属看遗体。家属根本不相信他会自杀。
我的三叔陶懿1947年是安徽大学法律系学生，参加中共地下党，改名陶榕。投笔从戎，随解放军南下。1956年军阶是上尉，在四川解放军院校当教员，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地方，58年，反对三面红旗，从地方下放到四川农村当农民。文革中，被罚在山中搬石头，在背石头的路上被人从山上推下来。
三婶闻讯，抱着三个月的儿子在山底下找到三叔，三叔还没死，三叔嘴角流着血，看着三婶怀抱里襁褓中的儿子咽了气。
以上是我家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二位亲人，以前我在文章里写过。友琴要出“文革受难者”第二集，一再催促我再写一遍，今早给她写了。
三叔我没见过，听大人说我小时候抱过我，我是1947年11月生的，那时候他在安徽大学法律系读书，我爷爷是安大校长。听我老舅说，三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常和留学德国日本学经济学的爷爷辩论。后来索性离家出走，参加解放军南下了！
大伯伯我见过很多很多次，他经常从哈尔滨到北京开会、出差。从来没住过我们家，都住在宾馆，他给我和弟弟买玩具，并且和我们谈话。我很喜欢大伯伯，他像个大人，对我们和蔼可亲，给我们讲道理。我爸爸则和我们平起平坐，打成一片，有一次，我和爸爸有争论，大伯伯竟然说我是对的，让我腰杆又硬了几分。
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到大伯伯所住的金鱼胡同大宾馆去看他，里面有许多阿尔巴尼亚的旅客。那时候，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好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损失，尤其是人才方面的损失。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在中国重演！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