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216个视频，是中国律师常玮平在取保候审的10个月里录制的生活日记。他说他很珍惜每一个还能被看到和被听到的日子，希望探索一种还有价值的存在的方式。
今年37岁的常玮平，在2020年1月12日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之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取保候审，软禁在他陕西凤翔老家近10个月。
“我当然无罪。记录，就是我的态度。”视频里和生活中，他都多次强调。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律师生存状态、法治及人权状况的调查提供真实资料。2020年10月16日的视频里，他罕见地发表了总结和声明，揭露自己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间遭遇的酷刑：连续10天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能睡觉，导致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至今麻木无知觉，每天只能吃一碗面条汤和一个鸡蛋大小的馒头，疲劳审讯，共做笔录16份。
视频日记在2020年10月21日戛然而止。第二天，他再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于2021年4月7日被逮捕，关押在宝鸡凤县看守所。
“我做的事情，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也是一个公民的社会义务，即便不被奖励，也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常玮平在总结视频里说，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多，对波及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愧疚。
支持#MeToo的男律师
无力感，愤怒感，羞耻感。陈紫娟一口气说出半年来她与陕西省司法部门打交道的感受。
陈紫娟是常玮平的妻子。丈夫2020年10月22日再次被关押后，陈紫娟在推特、微博等平台注册了以“常玮平律师的妻子”为名的账号，声援丈夫，记录自己的维权遭遇。
“这些写着『人民』的机构部门，都无比宏伟壮观，可人民却连门都进不去。”陈紫娟和律师多次去陕西的公安局、检察院、监察委等部门依法控诉常玮平在此前的监视居住中遭遇的酷刑，被无视和驱赶。
过程中，陈紫娟加深了对丈夫的了解。在维权律师群体中，常玮平即便不是最温和的，也是十分温和的。他只是相信并且尝试通过个案维权，逐步有序地推进中国法治。
不是一个反抗者。常玮平多次明确自己的定位。虽然以维权律师自居，但他不仅关注政治敏感性的案子，还把更多精力放在维权圈里不太在意的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等公益案上。
2017年，青年刘元因体验出艾滋病被贵州茅台公司拒绝录用。常玮平作为代理律师，通过媒体动员获得公众支持。同年4月，又推动51名律师联署致信中国人社部和衞计委，建议删除《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里与“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平等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为刘元赢回了工作和精神抚慰金5万元。这个案子也成为2018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以来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
反歧视的案子既可以维护个人权益，又可以激活政府功能，逐步改善政策。常玮平发现这些反歧视案子似乎更能推动人们的权益意识觉醒，更加积极投身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性骚扰等案件中。
2018年，发轫于美国的#MeToo运动蔓延到中国。据端传媒记录，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10月媒体曝光的#Metoo案子就有36例。常玮平和几位女权主义者组成一个反性暴力援助小组，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他成了维权律师中少有的公开站出来支持#MeToo运动的男律师。
后来，这个小组里多人不同程度上被失去人身自由。常玮平取保候审后重新加入，在小组打趣，“这个小组明明在帮人，罪犯成分却有点高，犯罪率都三分之二了。”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维权律师中，常玮平性别意识比较好，也算个另类。律师朋友小茗记得，他们同在的律师群里，每次有关性别的话题，总会有人去@常玮平，“这个问题，常律师怎么看？”有同行直接警告同行，“常玮平是搞#MeToo的，我们离他远一点。”
常玮平不在意，自嘲只是“底气不足的伪女权主义者”。他做过不少职场歧视的案子，了解性别歧视、性骚扰等给女性带来的不公和伤害。
2017年，厨师高晓应聘广州一酒楼时被以“我们只招男的，不招女的”为由拒绝。常玮平指出，中国家庭里大多是女性掌厨，怎么到了酒楼，就说女性不行了？这是职业歧视。刚好，高晓是爱做饭、能吃苦、还能回怼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者，两人一拍即合，先是告了酒楼，后再告广州市人社保的不作为。过程中，常玮平认识了一群穿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文化衫的女权主义者，更加了解了她们行动主义理念。
2018年3月7日，《女权之声》遭遇封号。编辑熊婧找到常玮平，起诉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之后经常跟他谘询和讨论性骚扰案子。她看过常玮平对待幸存者的耐心，也读过常玮平写的“一个女人系列”文章，发现常玮平“是维权律师中难得能用心倾听女性声音的人”。
2018年7月独立记者黄雪琴因报导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张鹏性骚扰事件，被张鹏要挟控告名誉侵权。常玮平第一时间给黄雪琴发去信息，“要是你被告了，我免费帮你打。”
常玮平再次被抓后，20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权主义者把常玮平评为“#MeToo里的男律师”。办案国保（注：全称“国内安全保衞”，是中国人民警察的一种警种）多次提示陈紫娟，“常玮平时常住在别人家”，“常玮平和女权关系亲密”。后知后觉的陈紫娟说起来就笑，“他们想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但我从高中就认识常玮平，太了解他了，他志不在此。”
常玮平坦言，从维权律师转向更为温和的公益律师，一是法律空间被严重压缩，维权律师备受打压，曾经的维权方式不再可行，二是他看到维权圈某些言行举止并不符合人权捍衞者的要求，圈里的性骚扰、歧视、家暴等现象也让他反思圈子文化；三是，他承认自己怂了，并没有做好“将牢底坐穿”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守住底线的同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维权律师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曾经的常玮平没有“怂”和“怕”的概念。在一分享会上，他坦言，即便2015年709大抓捕时近百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或传讯，他也没怕过。当时，发现自己不在抓捕的名单里，常玮平还“感到有些失落，似乎一向以来的工作不被党国认可。”
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同行好友冷林说常玮平是少有的“一踏进律师圈，就做维权律师”。
2011年，常玮平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13年，他取得律师执照。同年，法学家、宪政学者许志永和商人王功权等人提出主旨为“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运动，发起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系列行动。运动刚发起就被中国官方严格监控和压制。当年，许志永和王功权都被刑拘、审判。
为了支持新公民运动，为被抓的公民提供开放的、协作式的法律服务，2013年9月，知名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提议成立中国人权律师服务团，开始风风火火地参与个案维权。冷林和常玮平同时加入，成为第一批的维权律师。人权律师服务团备受关注，一度成为人权、勇气、死磕的象征，最高峰时团里有三百多位律师。
冷林记得，2014年初他和常玮平参加律师陈建刚的孩子的喜酒会，维权律师就有六桌，一桌十人，集中了国内最活跃、最知名的维权律师。大家举杯庆祝律师团的壮大，要推动社会进步，“当时的我们都意气风发，根本不会怕，也没有怕的概念。我们热热闹闹地成立，光明正大地做事，多方协作，代理敏感案子，发表声明，开研讨会，签署联名信，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冷林说。
作为为数不多的八零后青年律师，冷林和常玮平看到那样的景象十分感动。性格里带着乐观因子，从未被残酷现实碾压过的常玮平更是如此。2013年初，北京公民李蔚因与律师丁家喜共同参与 “官员财产公示”活动，并积极组织公民聚餐、营救黑监狱里的访民、接受外媒采访以及组织申请游行示威等活动，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常玮平成为李蔚的代理律师。之后，常玮平介入了近十起公民和访民的寻衅滋事案。
“那时候公民还可以申请游行，可以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现在呢？”冷林感慨，“常玮平一踏入，就是维权律师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除了代理公民案，常玮平曾在2016年7次诉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还把陕西的农业厅、公安局、开发区、看守所、人社局、物价局等部门告了个遍，他自嘲“因告政府而恶名昭彰”。
最开始的几年，常玮平很享受做律师。庭下阅卷找证据，庭上据理力争。线下与同行激烈探讨，线上激情发文，利用自媒体获取公众关注。有些案子，代理费不过2000元，还覆盖不了他多次来回的交通费，他也不在意。2014年代理金哲宏的冤案，发现当时监狱要求两个律师才能会见在押者，他就自掏腰包，帮金哲宏再请了一名律师一起会见。
他还起诉过世界500强公司丰益国际旗下的粮油品牌金龙鱼和中央企业华润万家，因为在其宣传海报上“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他起诉民航陕西机场公安局，原因是机场开临时身份证明要收40元，而同样的服务在火车站是免费的。这一告，虽然一审被驳回，但后来陕西机场取消了这笔收费。
运用法律是常玮平的谋生之道，更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香港资深记者江琼珠在《中国维权律师及其一伙》书中写过这样一个片段，2010年常玮平在北京准备司法考试，同乡到访，问他考律师证后做什么？常玮平说，给天安门的访民当律师。
风云激荡，一切如此热烈，又如此刺痛。2014年，常玮平参加“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70多名律师与警察现场冲突，打了起来。他代理“访民张小玉被指袭警致死案”，因拒绝给警察提供他与张小玉的通话记录，先被警方留置询问，后又被以“涉嫌故意杀人”传唤23小时。1994年被认定为一强奸案杀人凶手的金哲宏坐牢20多年仍在申诉喊冤，常玮平接到案子后尽心尽力找证据，却被强行解除代理，之后仍一直推动着案子发展……他深切地感受着中国刑辩律师的困境。
更刺痛常玮平的是，他发现法律时常失效，司法机构无法为人民提供司法救济反而制造了大量冤案和访民。冤案背后大多是刑讯逼供，访民背后更是民间无处不在的不公和无处可放的愤怒。而应该扮演法治守护者角色的律师——却时常被当作敌人对待。
他内心比我们都乐观
2018年10月，常玮平被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同年11月22日，常玮平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按照中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若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需要在六个月内找到其他律师事务接收，否则律师证将被注销。
半年里，超过十家律所向常玮平伸出了橄榄枝。然而，每到去司法厅申请转所手续这一步，就遭遇挫折，要么是律所打来电话称“受到压力，不能聘请”，要么是开不出转所手续。
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陕西执业的律师表示，他们在饭局或司法局的小型会议上听过陕西省司法厅某工作人员说，就是他盯着宝鸡市司法局，处罚常玮平，注销立刚所。
常玮平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不断地对接新律所，同时向陕西律师协会投诉，也收集证据起诉陕西司法厅滥用职权践踏律师执业权。最强硬的对抗发生在2019年6月4日，常玮平在陕西司法厅门口绝食、静坐了一晚上，一边抗议转律所被刁难，一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
律师小茗至今都觉得荒谬，常玮平代理的案子都不是政治最敏感的，更多是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的公益案，不属于“非要被处理的人”，怎么会成为司法局的眼中钉？最后还被扣上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她感叹，“只能说，一阵妖风刮来，常律师刚好在风口，根本没得选择。”
与常玮平一起代理过两个案子的冷林指出，常玮平十分较真，坚持程序正义，“他做案子是一定要把每一个法律程序都走完走尽的，有着太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估计得罪了不少人。”
2017年，冷林和常玮平代理一起香港商人郭桦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经济案。恰逢后雨伞运动的政治敏感期，这个案子受到诸多刁难。
冷林记得，他们要求会见经办警察被拒绝，开庭时又被逐出法庭，还差点被警察打。温和的常玮平展示了刚烈的一面，他把眼镜和文件夹往地上一扔，指着警察大喊，“来啊，你打我啊，没打死我啊。”
在另一个合作的案子中，合议庭上，常玮平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审判长突然离庭，毫无征兆。法庭上的人都懵了，常玮平很镇定，停下来说“等他回来再继续。”半个小时后，审判长回来了，常玮平又开始据理力争地辩。审判长看不下去，直接问他，“都什么时代了，还这么不听话，还这样抗辩？”冷林的解读是，709大抓捕之后，法庭氛围变了，辩护律师时常遭遇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义正严辞的抗辩也已经很少了，庭审变成各方心知肚明的走过场。但常玮平依旧努力抗辩，让法官都觉得他傻。
冷林说，中国的刑事、民事是两条腿。前腿被打断了，后腿拖着身子艰难地走。案子只分是否触及统治阶层的利益，不触及，按照正常法律逻辑走；若触及，“门都没。”
这些年来，看着同行一个个被吊销执照，一个个入狱，又一一释放，再一次次入狱，冷林说，体制的维护者都被逼成了反对者，“或许，律师应该开始思考改变定位，现在没有体制内改进的空间了，要有准备，真的做个反对者。”
做维权律师越久，冷林越发绝望。常玮平也说自己越发绝望，“但他是虚假的绝望，他还是相信法治，把法律当真在践行，即便被监禁在老家，他还在尝试转所，以法律顾问身份援助案子。他内心还是比我们都乐观积极一点。”
世界曾在他面前打开另一扇门
常玮平的这些经历陈紫娟大多不清楚。她是青年科学家，醉心科研，最近在攻克某种肿瘤研究。常玮平支持女性追求事业。夫妻各自忙碌，尊重也享受独立的空间。
两人是青梅竹马。高一，常玮平就开始追求陈紫娟。但陈紫娟志不在此，只想着学业。常玮平不一样，他是大家眼中的“天才型同学”，是那种上课看金庸小说，下课就坐到喜欢的女生桌上聊天；上学打篮球，放学跟着“小混混”厮混，一考试却总能轻松进入班里前一前二的人。
常玮平一个月给她写一封信，信纸都是精心选的文艺范，从高一到高三，写了近百封。陈紫娟回忆，每封信都是洋洋洒洒好几页。高考填报志愿时，常玮平围在陈紫娟一家人身边出谋献策，说重庆西南大学怎么怎么好——原来他报了重庆大学。那时陈紫娟的父亲就说，“这小子有耐心，也有居心。”
后来陈紫娟报考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开学前，常玮平提前去了重庆，刚把行李放到重庆大学，就先把西南师范大学逛了个透。等陈紫娟来报到，他成了向导。常玮平每周都去看陈紫娟，她周六有课，他就一早去到课室等。4年的坚持把她打动了，两人成了一对。陈紫娟笑：“常玮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喜欢的人和事情都能坚持不懈。”
大学生活里，常玮平参加了校报的编辑工作。他爱看《南方周末》和《经济观察报》，也自己写文章，学摄影和编辑。见到陈紫娟，除了谈情说爱就是讲时事政治，那是青春飞扬的日子。
他还有一副左翼革命青年目空一切的模样，有老师上课姗姗来迟，他就质问了半小时。陈紫娟说，这样的常玮平会做律师，对社会公平正义有追求太正常不过。
“但你若认识读大学时，或者当律师之前的他，会大吃一惊，他是那么积极向上，走路都哼着歌，带着风。”陈紫娟说，常玮平常在耳朵上挂着大耳塞，要么在听英文新闻，要么在听周杰伦，还时常旁若无人地哼出来，“他的快乐是肉眼可见的。”
好友冷林形容2012年刚进入律师行的常玮平是从没被生活碾压过的模样，才气横溢，意气风发，带着年轻人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他有改良主义思想，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本该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期待和未来。”
大学毕业后陈紫娟北上读研，常玮平南下海南做工程师。工作两年后也辞职北上发展。那是2009年的北京，奥运会带来了短暂的开放、包容气息，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学术界百花齐放。用常玮平的话来说，“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开始追着各种名家转。
经济学家马光远开讲座，他去抢位；企业家任志强发表演讲，他去买票；法学家高铭暄开课，他去旁听；作家李承鹏发布新书，他去凑热闹；“公知”罗永浩开英语培训班，他报名学习；艺术家艾未未众筹罚款，他捐上几百，还拿到谢酬两颗雕刻的葵花籽和一张借款条；作家兼赛车手韩寒比赛，他跑去现场和韩寒拍照。一切那么热闹有趣，世界在常玮平面前打开另一扇门。
他白天做证券经理工作，晚上去清华、北大旁听法律课或者自习，雷打不动。陈紫娟说，“他这样一边上班，一边追“星”，一边自学法律。没想到，真的考过了司法考试。”
陈紫娟至今记得常玮平拿到司法考试成绩的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去北师大旁边的小饭馆庆祝，常玮平告诉陈紫娟，他要做律师了。
不完美的丈夫和父亲
做律师是常玮平人生的分水岭。陈紫娟说，做律师之前的常玮平十分舒展，走路带着风，脸上总是挂着几分狡黠的笑，“做律师后，他明显地忧愁了很多，歌也不听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也不追了。”
起初，常玮平也和她诉说见到的不公，陈紫娟看着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老着，偶尔也劝他悠着点。如今想来，常玮平有很强的同理心，“看的苦难多了，他也跟着苦难起来。”
常玮平和她说过，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监督机制，侵害人权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随着政权越发大胆介入司法，操纵法律，打击律师，他越来越少在家讨论案子，709大追捕之后，律师家属也备受波及，他刻意不再与妻子探讨任何案子。
出于对家人的保护，他有意无意对家人表现一种疏离。他曾经在网上写博客，抒发对孩子的热爱，知道国保会收集一切私人资料对付律师后，不再在任何平台谈论家人。作为丈夫，他不爱做家务。作为父亲，他长期出差，较少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然而，孩子却越发喜欢他，得知爸爸再次被抓，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意思，但7岁的孩子写了一张“shi放常玮平”的大字报。释字还不会写，就写成拼音shi。
陈紫娟感到懊恼的是，在常玮平第二次被抓前几天，她还和他怄气，一气之下把他给拉黑了。当时她气常玮平人在凤翔老家，却很少给她发微信或打电话。后来为常玮平声援，微信和手机都被监控，她才懂得生活在监控之下容易导致人失去说话的欲望。
况且，经过牢狱之灾又处于软禁状态的常玮平，内心还有一些未曾厘清和面对的创伤。常玮平和同样遭遇国家暴力的朋友说，自己也有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有时会丧失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
国家暴力碾压过的痕迹
2020年，从被监视居住回来后，常玮平开始恐惧父母房间里的两口棺材，爷爷奶奶在60岁时给自己准备了棺材，两老离世后父母也跟着效仿，常玮平看着棺材长大，原本无畏无惧。如今，他无法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久呆，两、三个小时就是极限。即便是大白天，进进出出，他也总也要把院子、客厅、卧室的门都关上。好些深夜，他开着车去县城溜圈，即便路上也无行人，但看看城里橘黄色的灯火，他都能生起一丝温暖，感觉不那么寂寞。
家人也随着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两通电话没接到，就心惊胆战的，四处打电话寻找他的下落。两个姐姐更是心疼他的暴瘦和憔悴，比赛着给他做饭，送面条和花卷。父亲从深圳回到凤翔老家时，晚上10点一到，就要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常玮平苦笑，“父亲回来了，就像国安法被强行通过，以后我和香港都没好日子过了。”
他偶尔也发泄愤怒。2020年5月中旬的一天，风雨欲来，狂风大作。在闪电雷鸣的时候，常玮平跑出家门，感受大自然的神力，对着风滚云涌的天空喊，“我想要战天斗地”。
牢狱之灾也让他对日常的生活多了一份珍惜。每一次朋友的邀约，聊天、爬山、看电影、喝酒、打球，他都积极地一一应约，总觉得“见一次少一次，吃一餐少一餐，打一场少一场。”说着说着，他语音哽咽，眼里含泪，却唱起了歌，“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他努力链接身边的人。36岁生日，他和篮球场上认识的两个小女孩一起吃蛋糕，女孩们又邀请了自己的小男朋友，篮球场上一片欢乐。他和迎面而来的乡亲们问好，偶尔也一起参与农活。要知道，他从小讨厌农活，还曾对着自己的父亲大喊“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干农活的”。与人建立起真实可触摸的关系，常玮平珍惜这种平常。
为了调节性情，打发无聊，他还开始摆弄花草。院子里种起竹子，修剪蔷薇，给葡萄树搭架子，给橘子树剪枝丫，给绣球花驱虫，抢救小多肉，兴致盎然。
同学周少波医生是他在凤翔苦闷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视频里，每次放声大笑的瞬间，都有周医生在旁。每次休假，周医生都找他，太频繁了，常玮平笑着给周太太保证，“我不是周医生的小三。”
两个好基友还一起拍电影，注册了宝鸡咪咪毛影业有限公司，申报备案，拿到了开发许可证。他们公开招聘女主角，也开了电影说明会，还开始拉广告和赞助商。
“一个前律师，一个医生，三十多岁进入演艺界。但我们不自卑，我们带着深深的感情去拍，你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新晋导演和编剧常玮平在电影说明会上侃侃而谈。合作人周医生再次在常玮平身上看到了活力和阳光。
周少波还记得，2020年1月23日，常玮平取保候审，他陪同常玮平父亲去接人。一见面常玮平就立刻给他们来了个拥抱，笑容满面，然后转身和送出门口的警察一一握手告别，“那精神状态好像比进洞房还要好，我就说，这家伙真行。”
常玮平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他看美国的律政剧《Boston Legal》，相比大多人喜欢的主角Alan Shore，他更喜欢Danny Crane 这个古怪、幽默又有趣的传奇人物。他用Danny Crane的名字在YouTube上发表的“趣宝日记”，其实指的是“取保日记。”
刚做律师时，作为家人和村子的骄傲，父亲常栓明曾想把常玮平和他姐姐一起写进村史，他当时劝父亲，“现在写得多好，以后可能肠子就悔得多青。”取保候审回到家，他对父亲说，“看，我当时多有先见之明。”
只有偶尔的几次，他对着朋友，问得悲哀：做律师，打几个案子，开个会，聚个餐，吃个饭，吹几句牛逼，怎么就颠覆国家政权了呢？
低调到泥土里
持续不断的骚扰、恐吓和问话，是常玮平取保候审的生活主题。他幽默地称定期来访的国保们为“客服”。
取保候审本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强制措施，只是限制而不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常玮平取保候审期间，每天早上要报备行程，三头两天被约谈，甚至连到市区看牙医，也必须由两个国保陪同。他不能离开凤翔老家，即便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深圳生活。
他不是没想过拿起最熟悉的法律手段来维权，但直至今日，他第一次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以及取保候审都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也就是说，即便他想起诉，也没有任何文书证据来证明自己曾被消失、酷刑的10天以及当下的非法软禁。
再次被抓捕前，常玮平和记者聊过那10天的监视居住。当时关他的理由是，他参加了2019年12月初在厦门的聚会。那次聚会有许志永、丁家喜等数十名律师和公民参加。讨论的话题是时事政治、中国未来、律师的执业困境以及公民社会的出路。12月26日，与会的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十多人纷纷被捕。随后，逃亡的常玮平、许志永以及许志永从未参会的女朋友李翘楚也被抓捕，这被称为“12.26公民案”。
没有人想过，后来被取保候审的常玮平和李翘楚又都再次被抓捕。至今，12.26案里，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李翘楚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他人皆已释放。
监视居住的10天里，常玮平做了16次笔录。该说的话，该表达的思想，该理论的，都说了个遍。他甚至反思，站在当权者维稳的角度上看，2013年后以人权律师为首，以弱势群体、宗教人士、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构成这样一个维权网络，确实是对党国统治产生威胁。
但妥协没换来自由，他仍然被软禁在老家。他和朋友调侃，自己在宝鸡市是个“大咖”，做什么事都必须跟国保报备，“他们只需要你活着，呼吸着，其他都不能做。”他说自己都“低调到泥土里了”，不再争辩，面对打压“就地卧倒”，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国保要他每周写思想汇报。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无毒，他写中国抗疫可歌可泣，又称赞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还表扬国保深入基层慰问。他把这一切都如实记录在视频里，笑自己，“绝对是个好演员的料。”
国保们说需要他有“重大改变”，要他“有所作为”。常玮平打趣道，“我也想大有作为，也想弃暗投明，可就是没有料啊。”
常玮平也不是没有挑战过。2020年6月的一天，他把手机关机，扔在一旁，和朋友开车到了与凤翔相邻的千阳县郊区。后来国保来电询问他去向，他也回答得理直气壮，“在郊区，没信号。”
朋友们觉得，荒诞又苦闷的生活，在常玮平的讲述下，总是多了一丝嬉笑讽刺，总能让人苦中作乐，笑中带泪。
对更大的不公不义，他还是无法无视。视频里，他谈自己对香港沦落的悲哀，为维权律师王全璋出狱后仍被软禁感到无奈，担心独立记者江雪因为发表疫情纪念文章被约谈，害怕记录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被重判。每件不公之事都会影响他的心情，让他处于一种“不知道谁明天进去”的状态。
离开中国吧。不止一个朋友规劝他。妻子陈紫娟也提议过，作为青年科学家，她有不少出国深造和工作的机会。常玮平也不止一次地回答，出去多没意思啊。留在这里，说不准还能运用法律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呢，虽然不知道能做多少。说完又如平常一样自嘲，“也许底层老百姓不觉得自己苦呢！”
他很清楚，受制于自己的理念和性格，他无法放下脚下这片土地，他也笑自己真的哪天领悟的话，“可能已经too late”。
后记：陈紫娟的“破罐破摔”
太迟了，陈紫娟很清楚。她担心的是，再次被捕，常玮平会不会又被酷刑，被喂药，万一被虐待到精神失常，或者落下残疾，该怎么办。眼泪总是抢在话语前流出来。
她不再只醉心科研工作，丈夫的再次被捕让她正视这个新标签——为丈夫喊冤维权的女人。
她一边工作，学习考证，一边照顾小孩，一边去各部门控告。这样的日子让她想起2010年左右的常玮平，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法律，一边追各种名家大流，完成公民思想的启蒙。
她感觉自己也逐渐被启蒙了，帮常玮平上诉，写文章声援，要求信息公开，虽然处处受挫，但似乎也越战越勇，“都没时间来伤心绝望，有太多司法机关要去告。”
陈紫娟听过709妻子的故事，知道她们曾被逼迁、被跟踪、被软禁，甚至被打被抓，但她无法放下，“作为人，我无法忍受自己的亲人被如此不公对待，被如此折磨。”
还没开始声援常玮平的时候，陕西省和宝鸡市公安局的人就9次到深圳她的家中和工作单位约谈她，先是安抚让她“相信国家”，后是威胁“将失去工作”。陈紫娟一开始也惊慌失措，听着国保的规劝，却发现，他们的逻辑和作为无法说服她。她开始了“反骚扰”。
宝鸡市高新分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向贤宏主办常玮平的案子，表示会依法办事，给过陈紫娟他的手机号码和办公室电话，希望建立良好沟通关系。陈紫娟一有空就给他发信息：常玮平的身体和精神怎么样？贵局对常玮平实施酷刑的办案人员查不查？他做的案子怎么危害国家了？为什么把常玮平爸爸和二姐夫都监视居住了？为什么不回应？
问题太多太频繁，向贤宏要么以“开会”为由躲避，要么不回答，还一度把陈紫娟拉入黑名单。陈紫娟电话打到公安局投诉：你们之前说要建立良好顺畅的沟通关系，但是你们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怎么建立关系？向贤宏只好继续听她持续不断的质问。
“他们哄不了我，也吓不了我，如果我真的被失业了，那就专职给常玮平维权呗。”陈紫娟说，破罐破摔或许还可以摔出些声响。
她时常做梦，梦里的常玮平偶尔笑嘻嘻告诉她“回来了”，更多的时候是在那坐着，不说话，也不看她。等她走近，才发现他坐在老虎凳上，旁边站着几个警察。
陈紫娟开始一个个地看常玮平的视频日记，缓解思念之情外，她有更重要的目标，要找到参与酷刑的警察的名字，一一去起诉。
2021年3月底去陕西维权时，她特意到常玮平被酷刑的宝钛宾馆住了一晚，近距离感受恐惧。住进宾馆的时候，陈紫娟满眼泪水，“谁能想到，朗朗乾坤，人流不息的市区里，他就被关在这不见窗户、四周都是软包的地下室房间十天？”
恐惧的情绪让人崩溃，她当晚不敢关灯，整夜半睡半醒，她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熬过这不见天日、分分秒秒都存在的恐惧？也不知道他第二次被抓捕又可能承受怎样的酷刑。
但她越发相信丈夫常玮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良知、热爱和自己的专业，连这样的人都不见容于这个国家，那肯定是国家错了。
按受访者要求，冷林、小茗为化名。
文章来源：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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