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从俄国运来的午餐肉罐头及共产主义与中国之命运 - 《一九二七：反共之年》自序

那次会议，那些午餐肉罐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共；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汉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以年轻气盛的瞿秋白取代陈独秀，确立武装暴动对抗国民党的新路线。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上第一次碰面，此刻他们在党内人微言轻，不会料到瞿秋白只是一名昙花一现的领袖，而他们两人未来将分别统治中国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八七会议与会者之一、后来出任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说：“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我们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吃完午饭，又继续开会了。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意见分歧，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陆定一的回忆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与会代表的食物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面包大概是洛卓莫娃现烤的，应当是香喷喷的白面包，而非瞿秋白在旅俄期间无法接受的劣质黑面包；特大号的午餐肉罐头，是从俄国运来的，连见多识广的陆定一都未见过，对于大多数出身贫寒、生活粗糙的与会者来说，是一种相当美味的食物。

午餐肉（lunch meat）是一种经预先烹煮、加工及压缩过的罐头肉类食品，由猪肉、淀粉、盐和香料混合制成。陆定一的这则记录显示，俄国人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将这种食品带到中国，让年轻而激进的中国革命者由衷地对富裕而强大的苏俄五体投地、言听计从。苏俄为遥控中国革命、在东方扶持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卫星国，从出钱、出枪、出顾问到出午餐肉罐头，不惜以举国之力输出革命。

一九二七年六月，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明确主张，为稳住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人，苏联应该给武汉追加三百万到五百万卢布的援助款项。据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临时动议：一千五百万贷款暂时无法满足，但可以“再给武汉政府拨款两百万卢布”，并不拒绝以后重新讨论贷款问题。然而，金钱和武器无法继续笼络武汉国民党人，在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共之后，武汉将如法炮制。反共成为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国大部分地方的关键词。一九二七年，成为反共之年。

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历史也隐藏在细节中。从俄国运来的午餐肉罐头及共产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却不能改变中国人顽固的胃口。

 

跟随共产党，就能从青菜豆腐走向土豆加牛肉？

 

多年以后，改变中国人胃口的是美国食品——文革结束后，曾被毛泽东斥为“邪恶资本主义走狗的鸦片”的可口可乐，在一九七九年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短短十多年间，在中国开设数十家工厂，拥有中国将近百分之六十的软性饮料市场。然后是遍地开花的麦当劳与肯德鸡。

再后来，连苏俄也挡不住作为美式快餐及美国生活方式代表的麦当劳，第一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幕时人山人海。学者瑞秋·劳丹在《帝国与料理》一书中认为，麦当劳在莫斯科开设一事，已然预示了苏联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是加速其终结。然而，俄国人不愿走向“美国化”——二零二二年，普京入侵乌克兰导致西方与俄国脱钩，麦当劳关闭了在俄罗斯的庞大业务，显示新冷战时代降临。看来，吃什么，怎么吃，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瞿秋白大概不记得午餐肉的味道了，他的一生，成也八七会议，败也八七会议。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被国民政府枪决前夕，他写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多余人的话》，哀叹说：“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也是一九二七年，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史迪威到山西考察，阎锡山请他吃饭。阎向来以节俭出名，北洋闻人张廷谔认为，阎在中原大战中失败，鄙吝是一大因素：“激战时，各军分配面粉，阎锡山命傅作义军的军需官照平常一样，把面粉袋如数交还。”但阎锡山在款待外人时很要面子，以西餐隆重款待史：“晚餐时，阎坐在主座上，旁边是他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秘书，餐桌的摆设都是西式的，有缎子桌布、银器、石榴色水晶葡萄酒杯以及叠成玫瑰花、小鸟及塔形的餐巾。晚饭后仆人用长竹竿挑着罩在涂有彩画的薄纱中的灯笼，陪着客人到月光下的花园。”

山东军阀张宗昌在衙门宴请《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时更讲排场，“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与此同时，山东正发生一场饥荒。

阿班笔下的盛宴，还有很多西方记者在中国不同地方享用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最具公信力的报纸《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饥荒被重庆政府勒令停刊三天。重庆政府却不能阻止西方记者的报道，《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走访了人吃人的人间地狱，哀叹“这个国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当他离开河南时，郑州政府长官请他享用盛宴，他留下一份菜单：“这是我平生吃过最精致，最不忍吃的一桌菜”。这张菜单亦可看作是对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的死刑判决书。

从苏俄运来的午餐肉俘获了一群中共党员的心，他们又将土豆加牛肉的愿景许诺给数亿民众。 中国民众受此一愿景吸引跟随共产党，得到的却是亘古未有的大饥荒。一九六一年，大多数中国人在饥荒中挣扎，始作俑者毛泽东却享受御厨为之拟订的西餐菜谱。毛并非只喜欢吃红烧肉的土鳖，他更喜欢吃考究的西餐。其中，仅是异国风味的鱼虾就有若干种做法。

中共政权没有因毛的骄奢淫逸而垮台，也没有因毛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而垮台，毛将中国打造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美丽新世界——正如二零二二年，习近平以抗疫为名，将两千五百万上海人封闭在家中，任其自生自灭，而早已被驯化为奴的民众只能默默等死，不知反抗为何物。 一九二七年，中国人反共未能成功，注定此后百年不会有一天好日子过。

 

他们的爱与怕，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经验与希望？

 

一九二七年，民国已死，共和亦崩溃。国民党与共产党殊死搏斗——国民党方面：蔡元培这位让人如坐春风的谦谦君子，为共党之暴行怒发冲冠，投出一张反共铁票；白发的吴稚晖赤膊上阵，喊出反共最强音；青年书生陶希圣迷途知返、反戈一击。共产党方面：文学评论家瞿秋白当上党魁，如犬耕田，力不从心，死不瞑目；周恩来身穿军装，秀才造反，屡败屡战，死里逃生，杀人如麻；特务头子和工运领袖顾顺章，将革命当成一场五光十色的魔术秀，走向一条不归路。

作为军人，他们全身心投入战场，却很少思考为何而战：阎锡山周旋与南北左右之间，希望将山西治理成模范省，让山西成为酵母，发酵大中国这团死面；唐生智是北伐的导火线，将两湖作为战利品，企图拉拢共产党，与蒋介石争锋，却才德皆不配位，兵败如山倒；张发奎在战场上如钢如铁，在政治上却像棉花一样柔软，若干身为共产党秘密党员的部属发动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让其一世威名付诸东流；夏斗寅的副手和参谋长万耀煌推动了一场奇袭武汉政府的兵变，虽未攻入武汉城，却为武汉政府敲响了丧钟。

作为文人，他们多半明白“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道理：民国第一诗人杨云史对穷途末路的吴佩孚不离不弃，与失败者同行，未尝不是一种大勇；民国第一女词人吕碧城在环球旅行的路上，将一路见闻熔铸在古典诗词中；自诩为历史学界新宗师的顾颉刚南下追求“进步”，要融入“工人阶级”，却丧失了知识人独立人格，历史研究沦为政治之婢女；旅居北京的黄尊三从报上看到北伐军势如破竹，却对新发于硎的南京政府毫无好感，如先知般预见到国民党“国未治而党先崩”之结局。

作为海归，回到故国，他们或如鱼得水，或格格不入：留法的李璜，以青年党领袖和大学教授身份，在北京、上海和四川处处反共，在国共两党血腥缠斗中，却找不到第三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作为一名英国律师和“无根游士”，不会华语的陈友仁成了战狼外交部长，对帝国、殖民、租界皆恨之入骨，失败后偏偏逃到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作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第一个女律师和女法官的郑毓秀，游走于玫瑰、枪与法典之间，后来成为并不受台湾人欢迎的第一任台湾省主席夫人，晚年寂寞地在美国去世。 与今日中国数百万海归一样，他们未能改变中国，却被中国所改变。

作为商人，他们在一个商业大大受制于政治的时代里，一度多财善贾，最终却折翼坠地：张元济在焚书时代印书，打造出民营企业的旗舰——商务印书馆；穆藕初“商而优则仕”，由纺织大王成为南京政府财经高官，却因抵制腐败文化而出局；吴鼎昌以报纸打造“第四权”，造就舆论重镇《大公报》，进而主政贵州，让贫瘠之边陲焕发生机；林献堂为台湾的独立和自由寻觅出路，踏遍五洲，殚精竭虑。

还有一些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槛外人”：二十二岁的前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备受民国政府和民众霸凌，与中国断绝关系、重建满洲帝国的理想日渐丰满；释太虚希望通过与蒋介石结交，在革命与杀戮的时代，为佛教留下一方净土；《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一路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目睹了这场辛亥以来最大的变局，沐浴在“血的蒸气”之中，但中国之于他，仍宛如一幅朦朦胧胧的水墨山水画；日本政府驻南京武官、军部“第一支那通”佐佐木到一，热情支持党军北伐，却没有想到北伐带来赤潮与新军阀，使中日互为敌国，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囚至死，他是中国的朋友，还是敌人？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追寻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恩怨情仇。我向他们献上赞美、爱慕、批评、谴责。我写他们，也是在写我自己。我写历史，也是在写现实和未来，如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真正的反共、反独裁、反极权，乃是夺回书写历史的权利。

 

赤潮汹涌，凛冬将至

 

一九二七年的反共之役，表面上成功了，实际上却失败了。二十二年之后，中共卷土重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反共失败，不是因为国民党人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斩草除根，而是没有明白这是一场观念之战、思想之战、信仰之战。靠杀人不能取得终局之战的胜利，正如二十九岁的共产党人夏明翰（一九二七年初，他服务于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并兼任毛的秘书）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国民党捕杀前宣称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信奉的主义并不“真”，他却以为是“真”的，并愿意为之而死，而且确实有很多“后来人”。可见，要消灭共产党，必须在观念、思想和信仰上压倒并摧毁它。

然而，蒋介石直到被共产党赶到台湾之后都未明白这个道理，他用半吊子的极权主义无法击败中共升级版的极权主义。历史学家高华指出：“以俄为师”这个思路是孙文定的，孙文对苏联革命的总结是，苏联最成功的经验是建立了党军，这是一支由党和党的领袖完全控制的军队，而蒋介石在到苏联考察后也基本认同孙文的看法，就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蒋介石以后虽然反共，但“以党治国”的思路并没有改变。 国民党以半吊子的苏联经验对抗共产党全套的苏联经验，失败的结局可想而知。孙文漏洞百出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无法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抗衡，看看今天在台湾仍声称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沦为共产党的随附组织，道理不言自明。

只有奠基于加尔文神学、清教秩序和英美保守主义的强大而整全的观念、思想和信仰体系，才能对抗并打败共产主义。然而，这个普世道理，不仅自称虔诚的基督徒的蒋介石不明白，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明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十周年之际，争取印度独立的国大党总书记尼赫鲁访问这个遍布列宁塑像的国家，观察到：“这里没有明显的贫富悬殊，也难以觉察阶级与种姓制度”，“与资产阶级国家相比，苏联对工人、农民、妇女、孩童，甚至是犯人的待遇更好”。他看到苏联工业的奇迹，认为国有制比私有制好，国家计划经济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他的苏联游记以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作为开头：“活在此等黎明之中如此幸福，但拥有青春则是无限美好。”尼赫鲁对苏联的迷恋超过此时正在莫斯科受训的邓小平。幸运的是，印度独立之后没有像中国那样成为共产国家，这不是因为尼赫鲁比蒋介石更聪明、更强大，而是因为印度被英国殖民百年，为印度留下自由与法治的制度和精神遗产。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个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香港和包括上海租界在内的少数几处租界，不足以像阎锡山使用的“酵母”与“面团”的比喻让中国发酵，文明的孤岛很快被野蛮暴政吞噬），不是中国的幸运，而是中国的悲剧。

一九二七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土耳其等崩解后的东方帝国游荡，也在西方蠢蠢欲动，在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断定不会有共产主义的美国如野草般生长。黄尊三在八月十一日记载：“报载美工党二人处死刑。”旅行英国的林献堂八月十一日记载：“新闻载，昨夜十一时有一万之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运动，美国有一社会主义者，七年前曾犯杀人罪逃亡，月前被拿，判决死刑，今朝将在美执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要求死刑执行停止，故英国亦为响应，闻已决定延期十二日，未知此后作何处置。”两人之记载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所指的是同一件事。

比尔·布莱森在《那年夏天：美国一九二七》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此一事件：信奉无政府主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的意大利裔移民萨科和万泽蒂因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被捕受审。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经过五个小时审议，陪审团宣布两人有罪，处以死刑，处决方式是电刑。为抗议这一判决，美国各地爆发各种抗议活动，包括多起炸弹袭击，其中仅对摩根公司的一次炸弹袭击就造成三十八人死亡和一百四十三人重伤，未来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亦在现场，受了轻伤。两人的死刑判决拖延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才执行。随即，抗议活动席卷全球。 许多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德国有九人丧生；在伦敦海德公园，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四十人受伤。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被炸。在宁静如世外桃源的日内瓦，骚乱者袭击国际联盟大厦，砸破商铺和酒店的窗户，混乱中有人开枪，致使一名男子死亡。这不是单一事件，对两名证据确凿、身负多条人命的恐怖分子的同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暴事件显示，一种邪恶幽暗的意识形态已跃出潘多拉的盒子。多年后，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纽约双子塔倒下，世界各地有更多人为恐怖分子本拉登叫好——最多叫好者的地方，除了伊斯兰世界，就是共产中国。

在这年夏天的烈日之下，很少有人意识到，赤潮汹涌，凛冬已至。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