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严：坚定信念，迎接大变

有必要再论证从政局变更，到文明转型的正义性、可行性、紧迫性。

先说正义性。

天道从不因尧存，不因桀亡，此为她的冷酷无情，也是她的公正无私。人道就不一样了，需要对天道作出一定修正。乃因文明为智慧生命独创，非人道不能使文明长存和发展。因此，人间自有了文明，不同于天道的人道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人道并不限于怜悯心，善恶感，在于文明的最高原则是为自身的整体利害而战，此事无商量。所以，文明越发展，越需要人道来保护自身。这个人道的核心内容发展到今天，就是谓之的普世价值。

而要切实实现普世价值，前提必要坚决反专制反暴政。道理是如此浅显，专制暴政乃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再演再现，是动物行为，不是文明人的行为。

但是反专制反暴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反对反抗专制暴政，世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此为人类的伟大之处。不幸，实践中人类行为几乎都成了空话，也就使得伟大一说沦为了自诩。

几十个世纪的换汤不换药、觅不着出路的僵局终为英、法革命打破。英国人破天荒地开创了俗权政体新纪元，法国人则勇敢地开启了社会制度新纪元。美国人充当了及时的接棒者，且对英、法革命原则另有补充。她们共同闯出了一条新的文明通道，为此各自付出了相当代价。从迄今为止的社会功效看，英、美方式做到了理性与情感并行，极大地助力了科学技术及生产力发展，饥谨不再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新知识使教会的专断威信下降。法国行为更多体现在人道精神上，鼓励了受压迫被损害者奋起向命运抗争，她的人人生来平等信念是自然科学技术给不了的。抬高或贬低她们的各自作用，皆偏颇。这条新的文明通道上，今天仍任重道远，但使文明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越来越多人受益，尤其可望为文明的长存觅到新出路。现今几个硕果仅存的反动政权避谈这一切，不奇怪，但不乏其人诋毁法国大革命广泛的世界意义与久远的历史意义，根本上属于夏虫不可语冰。

不妨重温《悲惨世界》作者的几句话。（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以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第49、50页）。

“我要坚持下去，”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您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让我们在这上面求个一致的见解。我们是不是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天真无辜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呢？我会和您一道哭的。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追溯到九三年以前。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如果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第51页）。

“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依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里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第54页）。

次说可行性。

可行性的先驱无疑是英、法、美革命，他们的过程就不说了，有一点却仍应强调：从政局变更到文明转型，思维、思想及依附的权力架构的改变与生产力大提升，二者缺一不可，尔后的德、日两国之所以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缺的不是生产力大提升，缺的是举国思维、思想及依附的权力架构的不曾改变。此情况说明：仅靠生产力大提升，国家成为魔鬼比成为天使的几率大多了。其实这是个常识，但在墙国竟是个新鲜。它同时说明：有志于文明转型的政局变更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专制条件下经济结构无从为继，专制权力与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不能再共存的基础上，胜算才大。一般来说，这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的演化。以此来比照“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现实意义已不言而喻。

事实上，英、法革命并非一蹴而就，反复尤其不免。例如，初开三级会议时，当国王入场，他受到普遍拥戴并非虚言。他并非禀性残忍、嗜血，一直致力于改革，也是公论。他倚重的几任财政部长并非草包。但是，改革失败，信任无存，民众再也没了耐心，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势不由人了。既然王权专制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再让步，革命的逻辑就只能是你死我活。今日中国就到了这一天。习近平新时代本来可以轻松维持十几年甚至一代人时间，谁知他这位无所不知的大博士，不断地加速了裂缝的扩大，外战美帝，内战众生，却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终于陷入内外交困，他怨得了谁呢？他痛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他遗留了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烂摊子，殊不知正是这个烂摊子才使他顺利三连任，因为大厦将倾，那帮子心虚的权贵对换马没了信心，也就没了兴趣，而他还以为全仗自己手段高明，但愿他不会落得路易十六的下场。

二战后东亚有三个国家实现了政治变革后文明转型，日本、南韩、台湾。日本情况自有特殊性，作为二战战败国，初期被强制作用极大。迄至80年代，日本变化无妨说是歪打正着。80年代以后，似可视为知耻而后勇的模范。南韩和台湾也各有特点。作为与北韩政权针尖对麦芒的南韩政权，政治上只能亲美欧而不能亲苏、中，南韩大学生的血性也要大大地记上一笔。台湾实现和平转型乍看是奇迹，实因国民党政权不敢想象再拖下去，因为它只要在民进党和中共的夹击下失败，它将在台湾和大陆皆无容身之地。诚然，这三个国家如今都回不去旧路上，主因还是民主政治、自由化经济使新生代大尝甜头，旧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结构、民意基础一步步崩塌，陈腐教条只会被新生代唾弃。

苏、东情况另呈特点。东欧出来一批社会主义政权，任谁都知道是苏联坦克的作用。此情况本身就是陈旧的地缘政治唱大戏，剧名变了，但毫无创意，注定了宗主国期望的凝聚力，敌不过仆从国必定的离心力。尔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乃至罗马尼亚与苏联的不和睦关系，见证了苏东阵营权力纽带的先天脆弱。

事态不止如此。苏联就国体而言自身就是一锅质料差的大杂烩，它不同于美国那锅大杂烩，质料和工艺皆大不同，成品也就大不同。苏联的民族关系本就脆弱，中亚那几个加盟国家可不是奔着马克思主义而来，而是奔着强大的俄罗斯会给予他们利益而来。事实上，前苏联对于落后加盟国家一直是这样承诺以及这样做的。关于承诺是否都兑现，是另一回事。这是不能与中国如若组成联邦国相比拟的，因为中国已形成了三千年的文化文明认同。中国即使不存在了，文化、文明的纽结仍在。而苏联只要不存在了，苏维埃这个名词就完全成了历史。看来，列宁没有看见海权与陆权的对国家结构要求的大不同，斯大林更不行了。这样的帝国必须采用集权专制才能把藤上的瓜强扭在一起，怎奈强扭的瓜从来不甜。

然而好事坏事从来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韧性一朝定势便转为了僵化和自负，苏东阵营和苏联国体在海权时代注定了不能持续，却相应地帮助了解体后政治转型的可能。诚然，苏维埃各国的文明转型仍名不符实。而东欧各国争得自主权后把目光投向欧美，是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综合作用，这个综合作用力可不是政客们轻易抗拒得了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另有两大因素相当重要。1、截止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共产党仍贯注着相当的理想，不论这个理想的实践表现多么不堪。同时，苏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整体上的素质强于中国城市的民众，乃因苏联的工业化比中国起步早规模大，毛泽东时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大多数人，其思维、价值观乃至性格仍停留在小农时代。前苏联时代的政治笑话似能折射这一点。那些政治笑话不乏辛辣，但以幽默、批评为主，激烈的元素不多，极少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中国式元素。习总书记认为苏联解体时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实在说来要怪就要怪那个梁家河大学，它何曾有过世界史课程。2、前苏联七十年历史，一党专制决定了政治反动、吏治不堪，乃至特权横行，权力运作不透明，但程度尚在社会心理的容忍度内，远未发展到六•四后中国的极严重程度。例如三十余年来的官比赛贪，吏比赛腐以及全民互害。不消说的，此情况为政治转型的良好助力。进一步说，古今的改朝换代，莫不因仇恨积累太久，尖锐的矛盾无解而发。当社会沉疴陷入无解阶段即你死我活的阶段，冷静的理性是说服不了愤怒的情感的。笔者甚至敢于断言，苏联解体前的社会生活，如果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转型决不会基本上不流血。事实上。自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再也无人具备邓小平在六•四时表现的大无畏勇敢。之所以赫氏不及邓氏勇敢，只能是高层人物尚存基本的良知和底线，只能是苏联红军较之中共解放军多了点现代意识。

上述二十世纪由政局变更走向文明转型的众多国家例子，于今日中国当然存在参照意义，却少指导意义。拿日、韩、台湾来说，中国不是二战战败国，是否政局变更与文明转型，不存在日本那样的被强制因素，将主要由自身决定。中国也不同于南韩和台湾的体量小力量薄，强权世界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内政外交并重。其实北韩也是如此，乍看与南韩反向而行，实则异曲同工。若非抱紧了前苏联和中共国两条大腿，北韩金家王朝势难日子过得悠闲。关于前苏联的变迁故事，于中共国的作用，使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作比照则不免肤浅。因为这两棵社会主义大树叶相似，根不同。东正教乃至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俄国人从来不曾与欧洲切割。它与欧洲的爱恨情仇，皆源自西北欧一直不肯把缺教养的俄罗斯人视作自家人。而中国早就自成一体，历史上几度解体后的回归，最高目标九九归一，总是“中原”，官民的价值观皆严重缺失文明转型的基因。这肯定不是一个小问题，清末民初的变更成果难以巩固，乃至发展到了又一个更过分的皇朝复辟达七十余年，其中深刻、复杂的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纷，鲜见能令人信服的见解，它势必为文明转型带来困惑。例如鄙视港人“数典忘祖”，认定为了祖国统一而不惜武力“解放台湾”，除了官家误导的原因外，分明另有广泛的民意支持。所以，大变不可避免，不等于文明转型顺利。不排除中国政局变更到文明转型，会有较长时间乃至可能是一代人的反复，此反复过程若果出现决不会轻松。从来如此，主要由社会怒火引发的政治变更，一经成势，既阻挡不了，一定时空内也扭转不了方向。实际，今日红朝权贵们已高度关注这一点。六•四后他们便开始了向海外移民和转移掠夺来的财产，今日习当局的维稳行为无所不用其极，近来又高唱所谓的改革开放，皆反映了他们早就感知到了山雨欲来。这方面，需要承认他们智商并不低。

幻想不经过反复和流血就能让中国实现政局变更再走向文明转型，极不现实。此为中国的特色与宿命。之所以前面略述了一些国家的转型例子，认为它们的经验于中国少指导意义，理由就在这里。事态已显然，中国的老路只能是死路，走新路和新路如何走，希望在新生代身上。要相信新生代较之以往三代人多勇气多智慧，终究时代不同了，全球化、互联网、普世价值，只会越来越发威。

今天官家唯一能推迟山火喷发的法宝是经济状况快速好转，然而这叫做梦。所谓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严重名不符实。自1978年到1993年的十五年，中国经济只不过偿还了恢复阶段的农业、工业、科研、教育的历史欠账而已。城市里工人、职员乃至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的原始数据摆在那里，中国人充其量吃上了饱饭罢了，这事造不了假。象征经济进入快车道、渐成世界工厂的三资企业的全面兴起是什么时间，是93年、94年，一样造不了假，否则，邓小平便犯不着又急于再倡改革开放。尔后到2018年，这个二十五年视为经济大发展当然可以成立，但主要借助于外力。从一个方面看，此为一应贫弱经济体的明智之路，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经济基础的脆弱一看便知，决不可以对此好了疮疤忘了痛，习大帝却偏不信邪。官家和西方白左谓之的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于80%人的表现乃是肥皂泡吹大的美丽。房地产业一垮，肥皂泡便纷纷破灭，实在不是诋毁谁。即使不谈政治只谈经济，此种一味靠债务驱动的经济和民生也一定会迎来痛苦时期。一切都晚了。高科技救不了红朝的命。例如，数控技术可帮助它随时扑灭火苗，大变后数控技术同样可帮助民选政府对作恶者天涯追踪。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到了今天，并非如一般人理解的首推刺刀加谎言的作用，主要功于它利用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二十余年，通过对一大批精英的收卖，突出如国企改制让厂长、经理一下子变身为一夜暴富的资本家，而这个二十余年正是滚滚外资助力下规模经济大发展时期，纵然规模不等于质量，但也使中共有余力不断提高公务员和军队官兵的收入；纵容公检法司强力部门变身黑社会后很自然地更加作恶多端，相应地使他们更加依赖于各级政府；房地产业培养了仅靠收租便活得潇洒的有闲阶层；一大批知识人运用专长得以经济自由；畸形经商环境下，大量坑蒙拐骗者需要巴结官场；另加民营企业的应运而起等，使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拥护改革开放、也就是拥护共产党的中产阶级。使权力的第一要素得以丑陋又完美地体现。整体上这个中产阶级贪婪也务实，守底线者成了傻帽，与中共是个有奶就是娘的关系。既然有奶可吃，喊娘便自然。再现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文明共相。有了这个阶级的拥护以及他们对下层社会的强大影响力，缺乏组织的民间反对行为便成不了气候。不能不说，邓三科这一手很成功，民主运动、公民运动自然也就难成气势。钟情于原教旨的习近平新时代不满此种顶层权贵与中产阶级的苟合关系，追求藤与瓜共存共荣关系，便予以打压，又一次再现了英、法革命前王权的本性共相。它堂皇的口号谓之反腐和打黑除恶，但拙劣的手法可以糊弄愚民，休想糊弄官场上的中产阶级代理人；愚蠢又狂妄的战狼外交使得本来就不能持续的经济结构雪上加霜；先隐瞒疫情真相后不讲章法的疫情封控招来了天怒人怨；大撒币和一带一路，见证了独裁者为满足野心的任性；遂使中产阶级的很多人从忧心忡忡到不免不寒而栗。此为英、法革命前所走过的原理上相同的政治经济路径。整体上看，完全归罪于习当局的“左转”多为情绪化语言，认为邓小平路线强于习近平路线，是个短视的功利性语言。把中产阶级的很多人逼上对政权从不满、寒心、恼怒，到不合作再到进反对阵营这条路，乃是专制统治的宿命。中共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必须转型，不过是再演历史旧戏，但这出历史剧仍值得看。

进一步说，只要改革开放的神话在中产阶级身上也不灵了，红朝任怎么自救都将是徒劳。这一天不会远了。今日当局又弹改开高调，黔驴技穷是次要的，首先是诱使中产阶级安心。依得不变权力架构就无从谈改变经济结构，这剂安神补脑药的药效充其量还能管用三五年。没准儿，不久后胡锡进也反水，他与张维为之流有点不一样，张维为届时想反水只恐都没了资格。几年来已不乏专家教授发微言乃至反水，预告了这一点。这样的剧情固然老掉了牙，那些留了一手的高论无非尔尔，作为我们仍应耐住性子看。毕竟，中国的大变到文明转型，离不开能量大的中产阶级的参与，某些领域仍需要他们挑大梁。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应有度量。使和理非不沦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是一大理由。说到底，此为红朝高端家族的死穴，他们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可施以恩惠，如果手头宽松的话，但绝无可能让渡宝贵的顶层特权，而中产阶级可不是笨伯。红二代习近平能登大位，平民官僚李克强只能做陪衬，利害就在这里。不失为魅力型领袖的邓小平尚且化解不了这个死穴，权力近亲繁殖出来的低能儿又怎能奈何宿命。愤怒的平民大众与觉醒的中产阶级的联手，加上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群体的冲锋陷阵，才是也一定是红朝的死刑判决书。

那么，大变是否导致另一种局面，最大的实力派军队走上前台，以救国名义实施全面军事管制？

这样的事例几十年来屡见不鲜，中国近邻缅甸的情况是个证明。一般来说，军政府皆倾向于维稳优先于建设，在于军人基本素质使然。不能排除此可能性也在中国发生，进而引发长时期的例如一代人时间的军方内部派系的权力争夺战。此期间内，一定是经济和各项民生建设陷于停滞与更加倒退。纵然可能因军方顾不过来而趁机出现言论控制有所松动，根本上仍在刺刀容忍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二战后所有军人独裁政权，尚无主动提出和平移交权力的事例。若中国陷此局面，便只能说赶走了狼迎来了狈。不过，中国陷此局面的概率似不大。我的依据是：1、军政府统治在城镇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方显效率，在城镇化高的国家便不免力不从心。中国内地城镇化程度已经算高了，这也许是改革开放的实绩吧。住着高楼但是没有收入没有失业救济的青年人眼下还可以“啃老”，当老人纷纷蹬腿，他们将作何想作何行？中国的军方将领，未必不识这一点。2、迄今尚无迹象表明军队有此行动准备，那大量的通过买官卖官而发迹的将领，早就消磨掉了意志。口头上的硬话大话，说明不了内心活动。将领们习惯了在后台做和平官、享乐官，去前台操不尽的心不免痛苦。举一个小小例子，大陆有多少中层军官酗酒成性，早就不是新闻，这已不是口欲之欢，而是需要麻醉自己。那些审核项目、验收成品的师团级军官，如今不便公然索要金钱美女，晋级将军又极难，不喝点小酒，干活哪来劲儿？因此，中国大变即使招来全面军管，时间也不会长。只要中共仍在台上，还是让党中央唱大戏靠谱。而中共只要在台上待不住了，军方的上策便是宣布政治中立，让既得利益有保障。

大变的基本条件业已具备，即使离达到火候的要求还需要等上几年。其标志是改革开放的神话在既得利益阶层仍影响相当大。不能指望这一批人会改变思维思想。当局重弹改开高调，笔者以为这一批人的存在是主要考量。因为这一批人仍相信改开才是正道，改变根本制度也就是动乱于国家、社会及个人皆弊大于利。这样的鼓噪当然合当局口味。实际，这一批人懂得什么历史哲学上改开的要义，但定势思维从来可怕。不过，他们事业、地位的接力人，思维相对开放，感情上是向往一流文明的。今日中高层内心里“躺平”的人，便是他们。他们未必欢迎大变，却也明白中国经济、政治的趋势不由人的意志而转移。“总加速师”的瞎闹腾当然也是个重要契因。他们不会接受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固然大变形势未明嘹之前，他们不会轻易行动。此为历史和生活法则。

笔者认为，英、法革命于今日中国仍具有相当大的现实借鉴意义。经济方面，结构和趋向与革命前的英国相似，突出如“羊吃人”换成了“房吃人”。政局方面，习近平时代与路易十六时期的走向几乎相同，甚至个人禀赋上面这两位君王也相差不大。面对只增不减的社会怨恨、糜烂的权力场上的软抵抗，任换什么人上来都救不了的经济，不容他们行为不变态，结果当然是加速了革命到来。较之当年的英、法两国，今日中国大变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可喜之处，在于无须担心外敌干预，只会招来同情、支持乃至一定规模的援助。

大变也意味着考验民主运动、公民运动的意志和智慧。几十年来，多少人饱尝痛苦、辛酸、子女被株连，直至不为国人理解。但事物另有一面，很多人自身的素质仍有待提高，墙内如此，墙外亦然。因为大变到来，民主运动、公民运动无疑责任更大，任务更重。例如，和理非是我们的奋斗方向，却不能是非常时刻的某些行为准则。说远一点，依得基督的登山宝训是出不来英、法、美革命的，文明也就无新路可言。说近一点，孟加拉新生代若拘泥于和理非，只会让权贵们及一帮子党棍酷吏恶警偷着乐。现时不可以回避这一点：当他们的子女受到伤害，他们一定怒不可遏，但他们包括他们的亲人会对杨改兰一家人以及成千上万类似家庭掬以真情吗？几年来成千上万跳楼、投江者之中，可有他们的亲人？当某些悲剧不可避免，人道的天平还是要向无数的受压迫者被侮辱者倾斜一点。明确地说，休说中国了，就是美西方也尚未到达和理非唱主角的时代，良知不能欣赏这样的时代，但逃避也不是办法。否则，将无从解释需要武力支持乌克兰反击俄国侵略者。在中国，和理非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大变后的制度建设上面，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中共建政流起。

需要补充几句的是：开启政体新纪元和社会制度新纪元的英、法革命，失误和错误在所难免，哪里有开辟新路者不跌跟头的事例。不过，她们的经验与教训于后人又是宝贵的财富。哪些经验与教训应当吸取或否定，后人没有理由不重视。拿中国来说，建立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于国境之内也可视作在开启新纪元。或者说，民国只是开了个头，今天才叫主体工程。这就要求国人，仍然要从原理上重视英、法革命的内在逻辑，演化规则。再参照一应转型成功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虚心做学生。事实上，丑陋的党文化就不去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乃至国民性格，是乐于做先生而不屑做学生的，结果是害不了别人只会害自己。此为以往三代人的生态共相，幸而很多新生代不再接受自欺欺人。

再说紧迫性。

七十余年暴虐、盘剥、党文化的统治，中国大陆血泪斑斑的历史，因篇幅原因就不再说了。但是它给这个古老文明造成的严重内伤及可怕趋势，却不可忽视，自崖山以来，儒教的生命力便走上了下坡路，拖累华夏文明也走上了下坡路，它论证了文化、文明若不肯吐故纳新便不免衰败直至不可救药。其实，这道理适应于一切古文明的演进，但中国的儒教文化和皇权专制出自私利拒不承认这道理。这情况已经够可悲可怕了，红朝统治竟把这情况再推向新高度。

今日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决定民以食为天的经济。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特别六•四以来，庙堂从未就经济发展是通向天使之路还是通向魔鬼之路作过思量，智力跟不上是次要原因，主因乃是那个一党私利和顶层权贵私利不允许未雨绸缪，终致收不了场后，竟全然不问民族未来。认为源自意识形态，可谓扯淡。今天的中共庙堂，如果要说什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也是“老子活不好，你们谁也别想好过。”权贵们的阴暗心理早就堕落成了严重反人类，就这么简单。

而眼光只要跳出半个世纪，泡沫经济当然俨然毒瘤，文明的基础病却是国仍是国，民已不民的人人互害。文明的一应正常准则已近荡然无存，十四亿人里面至少十二亿人，已然主动和被动的人形动物。由人形动物来打造中国梦，只能是高科技、全球化时代的天方夜谭。其实，什么武统台湾，东升西降，压根儿就不需要多理会那些假、大、空口号。理由简单不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块土地已基本上没了精、气、神，没了原创力，没了善与爱，拿什么打造和承重中国梦？相反，这情况若由得发酵，真正的问题将是这个国还值不值得救。

今天仍不会有多少人敢直面这个可怕局面。有什么奇怪，有几个人形动物的眼睛里有明天，更别说后天了。当然，他们眼睛里并非全无明天和后天，那便是红朝还能存在三百年，也就不必去操闲心，去惹麻烦，相信党和政府好了，如果他们的眼睛里真有经过脑子的明天和后天，怎么会有面对泡沫经济的如动物发情般的亢奋，以及泡沫经济破灭的茫茫然不知所措？

进一步说，眼下已到了危险时刻，但还未到最危险时刻。几十年形成的规模经济，从根基动摇到雪崩，有一个过程。这过程的完成，看来还要三五年。城镇化反映了曾经的盛世，只因每个人口袋里靠各种借贷有几个活动钱，当口袋彻底光光，索债电话不停，进账无着，盛世就成了炼狱。实际，多少曾经的百万、千万富翁，资产皆表现在账面上和预期上，当年虚浮的面子，如今需要里子来填空，里子从何来？此种炼狱生活，今天已在不少于两亿人身上得以体现，而事儿可不会到此为止。这是不是紧迫性呢？

结语。

究本溯源，中国人要不要走新路，已不言而喻。强调一句，全球化时代，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荒岛，但树挪死，人挪活，也是至理。否则，世界将会对你敬而远之，让你孤芳自赏乐个饱。一如辉煌过去的伊斯兰教世界一样，守着祖宗自娱自乐吧。然而海湾有石油，当然中国多人矿。这是需要迎接大变的最大理由。所有的其它理由，都要服从这个最大理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