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林昭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为纪念这位因呼吁民主而蒙冤近三十年的思想者，《波士顿书评》刊出艾晓明在十二年前对黄政先生的访谈和她的按语《三个月接触、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同时附上未曾公布于世的黄政平反判决和迟到的讣告。
黄政的名字和证言曾收录在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通过以下访谈，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林昭蒙冤的案中案。回顾他的思考和公安利用线人酿造冤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原文于12月23日首发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12月25日凌晨被删。此为波士顿书评艾晓明专栏文章。
前记：从1962年8月1日，到1964年11月4日，林昭两次被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起诉。第一次起诉的“罪行”主要与甘肃的《星火》案相关。第二次起诉，林昭升级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二十年，黄政以同犯身份受到指控，判刑十五年。
在1965年5月31日的判决书中，对林昭被“保外候处”期间的活动有如下描述：
“更恶劣的在保外候处和第二次收押后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及在监狱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实属重大。”
有关这个“反革命集团”，这份判决书中三次提到黄政的名字，指控林昭“乘机在苏州拉拢右派分子黄政，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组织，并书写反革命政治纲领十条。同年九月，又书写内容十分反动的《我们是无罪的》等四篇文章，竭力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企图翻案，并勾结本市外侨何诺.纽门要求予以寄往国外扩大其反革命宣传。”
这个“罪行”还包括，林昭已经被关押后依然与黄政联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将被告林昭依法收押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监狱内发展将要刑满释放的女犯人张如一参加其反革命组织，并布置张如一释放后至苏州与黄政如何联系活动。”
黄政是林昭冤案中一个重要的同案和幸存者，根据林昭所写的《思想历程》，再来看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那么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一.林昭在《思想历程》中已经表示拥护党的路线，她也并不赞成《星火》同人创办刊物、建立组织的主张；为什么在出狱后的几个月里她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二.如果说林昭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样的人员构成？
三.林昭已在狱中，监狱对政治异议者的看管不可能不严密，林昭怎么可能身在狱中而指挥狱外的同仁行动？
有关第一个问题，可以在林昭二所期间所写的文字与她后来的遗稿里找到答案。有关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我在十二年前，请教了林昭的同案黄政先生。他是林昭升级为“首犯”的同案，但他得到的关注很不够。我在赵锐写的《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中读到一部分记述，也在胡杰的纪录片中看到和听到他的证言，但对他自己的全部经历并不了解。2013年4月30日，我和友人M陪同北大反右幸存者王书瑶先生在苏州灵岩祭奠林昭，次日，我们访问了黄政先生。2025年10月，得知黄政先生去世后，我还与他的亲人们做了访谈，其家事追踪将另文撰述。
黄政在回忆文章开头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祖籍皖北砀山，1935年出生，从小生长在苏州。16岁参军，去过朝鲜，当过志愿军。1956年复员回苏州，被安置在苏州防疫站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中参加大鸣大放，对共产党肃反、工资改革、少数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等提了些意见，于1957年11月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2月7日被宣布“开除军籍，剥夺荣誉，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1958年8月，黄政被武装押解到苏北弶港农场。1960年12月，黄政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在场部综合加工厂搞运输。1961年12月底黄政得到释放，他和难友朱红一起回到苏州，等候重新安置。
由于工作单位迟迟不得落实，他回到安徽老家寻觅谋生之路，然而他所看到的是，皖北大饥荒后农村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他借粮和挖野菜捱过两个月，维持不下去，1962年7月返回苏州。通过难友介绍帮助，做搬运，打零工维生。
与此同时，他的难友朱红，因为无业糊口，在位于闹市区的他家门口摆了个旧书摊。林昭在旧书摊翻书时认识了朱红，朱红回忆说，这大概是在1962年的6—7月间。黄政从老家回来以后，朱红介绍黄政认识了林昭。（来源：黄政《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许觉民编《走进林昭》，第119页。）
黄政与林昭的单独交往始于9月7日，持续到9月27日左右，前后二十天。此时，林昭第三次接到法院传票，不得不回上海应诉。黄政和林昭就此别过。他们之间还保持了通信联系，到11月25日后，黄政就收不到林昭的回信了，他因此估计到，林昭已再次被收监。
11月8日林昭再次被收监，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亲人不许探监。1963年8月8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直至判刑后被送提篮桥的上海市监狱。
从黄政的回忆文章来看，他与林昭见面后，彼此有强烈的思想共鸣，对现实的看法高度一致。由此产生的思想结晶就是关于“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和组织形式的设想。他们形成文字的手稿包括《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行动计划》《初期组织形式》。他们之间还约定了以同一本书的页码、行数和字序为密码的联系方式。
同时，林昭的内心里还有一个信念：她深信《星火》案中的灵魂人物张春元已经逃出囹圄，他一定会再来与她联络。张春元在林昭被捕之前的1960年7月被捕，但他在1961年8月10日—9月6日短暂地逃出监狱医院，并且去过上海。他找到顾雁和林昭的家，得知了两位挚友被捕的消息。
林昭1962年保外就医期间，从母亲和顾雁的妹妹那里得知张春元来过家里。因此她在顾雁父母那里和黄政这里，留下了一个纸盒，并委托他们，如果张春元再来，请将纸盒里的东西交给他。这个纸盒中，有一张黄政的军装照，反面写了她给“大哥”的联络线索。然而张春元在逃出四十多天后，已于1961年9月6日被抓捕归案，林昭并不知道，他再没有机会见到他的朋友们。
林昭与黄政的想法和文稿，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流和决定，没有其他人参与。在黄政和林昭直接交流的二十天以及前后将近三个月里，纲领也罢，行动计划也罢，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如果说有这个组织的话，它只是一个设想，还谈不到发展成员。在林昭被捕之后的半年多里，黄政没有进行其他联络活动。
尽管黄政知道他与林昭的设想和计划，具有政治风险；但他并没有对至交保密。这位至交是黄政的难友朱红，他们曾经在苏北的劳教农场共患难，他也是介绍林昭认识黄政的人。黄政在回忆中说：从1962年8月到11月底，朱红一直在北京他弟弟处：“这段时间我与他一直保持通信，因为我信任他，所以我和林昭在苏州的活动情况，全都在信中告诉给他，他也从没有在回信中表示过反对或劝阻。”
林昭在苏州和黄政结盟的计划，是她再次被捕和加判重刑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7月，上海公安局派出了一个线人。此线人在《星火》案中顾雁的回忆里出现过，她的名字叫张如一。而她来到苏州，又和黄政在苏州的密友朱红联系起来。这期间发生了林昭冤案里的案中案，黄政被网罗其中。
黄政被抓捕的过程，与线人张如一和朱红的协从配合有关，在当年来说，公安是打了一场漂亮仗。而按照1985年的平反判决来说，则是制造了又一桩大冤案。其中安插线人的做法与难友的协从，注定也是一桩难以被抹去的公案。感谢赵锐在对朱红的采访，对照阅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那个时代专政机器是怎样运作的。（赵锐《祭坛上的圣女》，第200-208页）
黄政先生和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下文记录以他的讲述为主。他说话语速很慢，显得断断续续的，似乎不流畅，有时候会停顿下来，颇为吃力。这应该是属于脑供血不足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思维停滞。他停顿后继续讲述，语句通顺，意义明确。
为方便阅读，整理时增加了小标题。
一 我与林昭的交流与共鸣
黄政：岁数大了，有时候思维很迟钝的。我现在脑子里有些地方昏头转向，糊涂的。说话要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的啊。我先把1962年的情况说一下。
我是1961年8月下旬放回来的，我从农场（苏北弶港农场）返回原籍。1962年8月下旬，我那时还在上班，在服装厂搞统计。我住的地方在苏州的闹市区，小公园（观前街），这是苏州很有名的地方，像上海的城隍庙一样。1962年，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其中有一个人，他名字叫朱红，他在我家门口摆了一个书摊。我和他在农场是同一个中队的。他也是右派，我们两人同一天被释放回苏州，所以大家比较熟识。他利用我在闹市区的住处门口，摆了一个书摊。
林昭那时在苏州养病，她家就在观前街的北边，乔司空巷15号，离观前街也很近的。她经常出来转转，到那个旧书摊来看，就和朱红先认识了。有时候，我下班回来，也看到林昭在书摊那儿。有几次我就问：朱红，我看到你们书摊旁边有个女人经常来，你还跟她聊聊说说的。
他说：哦，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她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她跟谭天荣、跟人大的林希翎这些右派，都挺熟的。现在她在苏州自己家里面。他说这个人思想境界和你挺一致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她什么时候来，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那么这样几次以后呢，他就说，关于你的情况，我也给林昭讲了，她对你好像也挺感兴趣的，她也很愿意和你认识，见面。
这样讲了以后，大概到9月上旬，大概五六号还是七八号，林昭就到书摊来，找到我了。林昭也知道我的情况了，林昭的情况，她怎么划右派的，这个过程，朱红也跟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朱红在我认识林昭、正式见面以前，他们也有十天八天的接触了。林昭把她编辑过的几本《红楼》送给朱红了，说明他们以前已经有接触，谈得也有一定深度。林昭跟我见面以后，大家互相介绍了情况，彼此都知道。林昭家里的情况，在现有的材料当中，文字上都有的，我的家庭情况也是一样的。那这一段，我讲给你听，你可以删掉的
艾：您放开讲，没关系。
黄：我要把我的家庭背景也讲一讲。我的家庭就在1951年通过部队政治部门给我定的，那时不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吗？社会上是“镇反”，在解放军部队里面，搞“审干”，审查干部，叫审干运动。因为我父亲在旧社会，国民党时期，也算是县团级的干部，现在说起来算是县团级的中层人员。国民党北伐到南京以后，要巩固政权，在每个省都办了警官学校。
那么江苏省不是有首都吗？在南京办了一个中央警官学校。我父亲考取了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期，这个学校跟黄埔军校相差不到两三年。后来他就在江苏省盐城、昆山、江浦、苏州等地，任警察分局的分局长、警察局局长、督察。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县团级干部，就这样一个背景。部队审干运动的时候，我也讲了。当时我还小，很多过往的事我也不太清楚。
我十六岁当兵，以高中毕业的学历报考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校在南京。报考时经过政治审查、文化考试，要考文化常识的，最后公榜录取。我从1950年2月份报考以后，参军入伍了。那么到1951年审干，我说我那时很小，十六岁就当兵了，对父亲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在部队里给我定的家庭出身：旧官吏。解放初期，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和我的继母住在苏州，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家属留在苏州。朱红大概也知道这些情况，点点滴滴我都跟他讲过。
林昭的情况我也知道了，她也有家庭成分问题，在学校反右时，这也作为一个审查内容，引起思想上的波动。我当时还好。
1955年，你们这个岁数大概体会不深，1955年不是整胡风反革命集团吗？现在这些都是冤案，都是假案，都是毛泽东一手搞的。我不会上网，但是我会揿几个按钮，这在凤凰网、中华网、新浪，搜狐……他们教给我，我上网都能看到。解放以前我们学的都是注音符号，解放以后，1952年以后我们才学拼音符号，所以我不会电脑，搞不清楚了。有时上网看看还能做到。
谈到北京反右、她们学校的具体情况，她也给我讲了一下。大家谈起来，互相之间的经历都一样。她家里的情况，她的父亲也是这样，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官吏，官吏家庭。都因为家庭背景问题，搞得在思想上、精神上，怎么说呢？对现实不满，我们也不好这样讲，在精神上总有一点疙疙瘩瘩。因为我们都是一腔热血，在我们的青年时代都是，感觉解放以后是好，国民党旧的统治，不值得我们去（摇头）。抱着这样的想法，不说现在的新名词，就想为国家、为社会出些力，做点好事。这是我们青年人应该追求的，并没有其他的什么。
林昭跟我讲了以后，因为我们家庭情况都差不多，一讲起肃反、镇反，都感觉有些东西都过了，太过分了。我们也不是说反对，没有这个想法，总感到自己心里窝窝囊囊的，很郁闷的。
我从部队回来，是作为复员处理。我个性很强，在部队最后的职务是代理副连长。正式的副连长是天津人，生肺病，他的工作全部交给我了。新兵训练的教学大纲，都由我制定。我是在特殊部队，炮兵指挥连，有侦察兵、测绘兵、通讯兵，有无线电台，两瓦的、十五瓦的，还有有线电通讯兵……技术兵种的教学大纲，安排、计划，每个礼拜上课，每个月的课，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教学大纲，都是我来编排。
1955年开始义务兵，新兵来了，有特种兵，还有工兵，来了以后都要训练……因为我从军大毕业以后在教导团，也是搞教学工作的。所以我在部队里，用现在的话来说：黄政这个人是有能力的，是个干将，是个人才。正因为自己有这些资本，有能力，性格比较犟。人家就说，你没什么问题，就是态度对抗。最后给我八个字：对抗组织，对抗运动。这是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出来以后，对我的审查结论。那时我们都要参加学习，战士可以不参加，干部一定要参加。
学习嘛，给你弄个房间：你不要出来了！外面的人，上了刺刀的。就这样对待你啊！你说，我们九死一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现在这是干什么呢？我十六岁就当兵了，为祖国、为党的事业，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我们不要命，拼了命地干。可你不相信，就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审查来审查去，关来关去，所以思想上激起反感了。
二 关于“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
艾：您当时跟林昭交流了这些吗？
黄：交流了，不交流这些，我们不会一步一步走到、淹到脖子根，几乎快要淹死了。
艾：成立组织不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吗？你们怎么会有胆量去做呢？
黄：这个，你说，一个人到了一种程度以后，其他的东西都在脑后了，不去计较了。
艾：那年您多大年纪啊？
黄：1962年已经是二十八岁了。讲了这些以后，我和她思想上，都沟通了。大家的思想倾向都很一致的，因为经历几乎都近似，家庭背景也相像，以后的遭遇……类似。
那么林昭就讲了：我有一些右派同学的通讯地址。因为她离开学校也这么多年了，这么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把他们的大概地址给你。地址都很模糊，大概是某某地点、某某单位，并不确定。她说你以后有机会，可以和他们联络。1957年民主运动当中，有些人能够坚持的，还在继续斗争。有些人还是承认了，思想转变了。应该把这些敢于斗争的右派分子，今后应该加强联络。不是组织起来吗？要加强联络。
在林昭来讲，她有这样一个很大的愿望，一个远景，有这样的打算和想法。觉得哪怕是暂时性的，也要有一个名义。那么林昭讲，我们是为自由奋斗的，就起名“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是林昭……她的脑子比我活。
艾：当时你们有多少成员呢？这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
黄（摆手否定）：这个名字是文字上的，实际上就是林昭和我两个人。她为了以后，便于和其他的一些右派，如南京的右派、北大的右派联系，所以有这个组织的名义。那些右派，有的摘帽了，不管怎样，有过这段经历，受过这些运动的迫害，大家思想基础肯定是有的。她希望，今后把这些人都联络起来。那以什么名目呢？林昭她知道：“我随时都要进去的”，还要被收监执行的。那她就写了一个名单，这是后来了，我把后面的说到前面了。
我们互相之间交流以后，觉得这样的现实应该有所改变，但是，光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一定要把其他的民主运动当中的骨干，这些人员联络起来，还不算组织起来。林昭仅仅是有这个想法，她把名单给我，上面大概有六到八个人。她说，以后你有机会，可以和他们联络。
艾：您还记得名单有哪些人吗？
黄：记不得，那个东西给了我以后，我就包好，放在朱红家里了。一次两次，一回两回，我跟你还解释不清。
那天，胡杰来了，给我录像录了四个小时。他那个小的录像带，大概录了八片还是几片。我讲了一些，你下午的车次，挺紧张的，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讲。
艾：不着急，慢慢说，我还会再来的。您把林昭的东西、名单就放在朱红那里了。
黄政：对。因为跟林昭思想观点一样， 就谈到这个观点，今后怎么样改变社会。
三 八条纲领
艾：还有八条纲领是吧？
黄：那八条是（跟旁边正在翻黄政纪念文章的朋友说：你不要翻……）我这个头脑，到我进棺材，我都不会忘记的（笑起来）。这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努力的方向，是吧？尽管我现在老了，不知道今天明天……我现在血压也高。有时高到两百，送到救护站里面也许就走了（拍脑袋）。
第一，六一年六二年那个时候，中国不是给苏联“九评”吗？(*“九评”发表时间为1963年9月—1964年7月。以下加*号者均为编者注），就评到南斯拉夫。首先，国家这个形势，我们不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你现在共产党也是啊。你这个什么民主党派，不是白白泡啊，说得俗气一点，做个样子看看，实际上共产党还是一党专政啊。某些地方你统治的力度要比国民党强大多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控制得更严了，对不对啊？所以第一条，国家要实行联邦制、实行总统制，吸收了南斯拉夫那套。
你不要批判人家南斯拉夫，你跟人家苏联斗。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南斯拉夫也是。你汉族地区跟维吾尔地区，跟蒙古地区，跟西藏地区，不同的。那么，应该采取联邦制。西藏有西藏的情况，维族有维族的情况，蒙古族有蒙古族的情况，你不能拿东部地区、汉族地区去比。所以那时候就想，我们国家应该是这样，联邦制，地区应该有它的高度自治。现在我们的自治区，仅仅是文字上的。现在有人不是讲了，新疆，你不要什么自治区不自治区了，就叫新疆省。西藏也不要说什么西藏自治区了，就是西藏省……内蒙省。现在文字和实际是相矛盾的。那么提出，这是第一条。
第二.我这脑子（翻到书中纪念文章的那一页）。
第三.军队国家化，这是我提出来的。这个军队不是哪一个党的军队，不是党军，是保卫整个国家的，不是为了保卫哪一个政党的。我又不是希特勒党卫军，你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以前，你跟兴登堡斗，跟政敌斗，成立党卫军。我们国家是人民共和国啊，你过去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国军它还叫国家军队啊，国民革命军。共产党的军队，叫人民解放军，应该是国家的军队，不应该再次成为党军。军队应该国家化。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不是共产党也提出来了吗？你国民党一党专政，你国民党军队应该变成国家军队。你对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你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现在你坐拥天下了，军队还牢牢地一切都要听党指挥啊。还有，你用全国老百姓的税收、钱，国家的钱、百姓的钱，去养你的军队，对不对？说不通的是吧？因此提出军队国家化。
艾：还有经济的私有制？
黄：私有制那是我提的。我回来的时候不是在爱委会（*爱国卫生委员会）的市防疫站吗？看到卫生系统的情况，过去1954-1955年的时候，地方上都是私人诊所，联合诊所。外地的我不清楚，只说苏州地方上的，那时候公家的医院，苏州就是以前的博习医院，后来改名为第一人民医院，还有第二人民医院。那么真正小街小巷、街道里，还有联合诊所，过去都是那些民间医生联合组织起来的。还有小商小贩，过去开个小店，后来公私合营都被并掉了。我提出这个意见就是，应该允许私人开业。你不能把小商小贩、个体经营控制得太死。那时全部取消了，不利于国计民生。那现在你也允许小部分的个体私有制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争取友好国家援助。孙中山不是有句话吗？遗嘱中的第一段：“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是孙中山孙先生提出来的。那就说我们光靠自己的国家不行，像建国初期那种情况，你苏联不是帮助建设了一百多项吗？不靠苏联帮助的话，光靠我们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比农奴制稍微强一点的农村经济，你怎么来发展国家的大工业呢，是不是？所以，应该像建国初期那样接受友好国家，苏联不是帮助我们搞了一些工业吗？在东北，是不是？应该联合友好国家，帝国主义不接受的。有附加什么政治条件来约束我们而支援我们经济的，这个我们不接受。我们要接受的是友好国家援助，不附加其他任何条件的，搞经济建设。
大概，几条了？（拿起书来继续翻阅）对，农村里，土地还给农民。农民，在解放初期欢天喜地，土地回家了，兴高采烈。解放战争为什么打赢？山东、北方、东北的那些农民都说：共产党好！毛泽东万岁！我家过去是贫农，一亩地都没有的，现在给了我十亩地八亩地，因而我保卫土改成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参军！拼了命了。
这样，东北解放了，华北解放了。农民有了土地，踏踏实实，才跟你走。结果没几年，合作社全部把土地合进去了。小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搞人民公社。那么中国老百姓，不说民族意识、政治头脑，都不讲这些；中国是很封建的，很愚昧的。农村的那些队长、大队长，乃至公社书记，他的品质是相当恶劣的。素质和水平，根本谈不到，土皇帝啊！村霸，队霸。这些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你老百姓是真的过不了好日子的。所以说，那时提出，农村一定要给老百姓土地，不给土地的话，今后再怎么样……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几十年，我们都看清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共产党为什么今天那样腐败啊，腐败不是今天才有的，不是二十一世纪才有。五十年代也有，没有这么严重。建国初期嘛，各方面虽然初创，但是还比较严啊。我们看历史嘛，朱元璋上台，杀了多少贪污的。
*黄政文章里如此写道：我们互相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产生了共鸣，看法比较一致。在此基础上，主要由林昭提出并由我们两人共同商定后，起草了一份《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计有八项政治主张：
1.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
2.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
3.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
4.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
5.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6.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
7.国家应对富有民愤者实行惩治
8.应该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的援助
四 理想与行动
艾：你们刚刚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她被关押后出来，您从劳教农场回来，怎么还有勇气提出一些和共产党完全不同的看法呢？而且是纲领？
黄：对，我们是有这样的理想。过去是懵懵懂懂的，我们没有真正说要反对共产党，要反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我们一心要把国家建设好，为老百姓——不说是谋福利吧——做点好事。我们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分子，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国家怎么才能够富强。大家都在寻找和追求，怎么个途径、道路，到底往什么方向。不是说我政治上受到打击就这样，我们看到社会，逐步反省到，这里有些东西不太合理，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不应该的。应该走这条路，应该这么做，这样比较有利。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十几年政治上的各种运动，我们都经历了。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很黑暗的，很野蛮的；也感觉到，有些东西真是没有人性。
我自己，有些具体事例我们亲眼看到的。我抬死人就抬了几十个啊！这是真实的，我在农场里遇到的人，这个是南京大学的、新华社的、徐州航空学校的，那些军队的中尉上尉，某个飞机场的调皮兵；还有那些记者、中小学教员、小学校长，都是右派。接触到这些，看到了这些，你说怎么改变这现状啊？
我和林昭两个人，没事就去这个园林——那时也没有别的地方——那个山上，大家都是苏州人嘛，互相交流，那时谈了很多啊。
艾：你们9月份认识的，怎么两个月后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林昭是11月份入狱的。
黄：是重新把她收进去了，放她出来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保外就医的。她也知道最近要被收进去，她写了给陆平的信，陆平北大校长。
艾：信写的什么内容呢？
黄：我记不起来了。陆平是校长，他是党内的人。她就是质问陆平，在反右中，你把学生搞了这么多右派，不应该，这是错的。中心思想是批判他，就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就把它放起来了。这个东西不好随便乱放的，也不好光天化日你看我看，都是很秘密的。
那我们走到这一步，自己也知道，估计到了。以后的人生道路，自己也就这样规划了，自然而然的。也没有人来强迫你，感觉应该向这方面努力。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这些民主斗争中的中坚分子联合起来。那么这一步也没有做啊，没有做。因为没有具体地址，你知道，那个时候控制得很严的。
艾：那么后来她被抓了，您觉得震惊吗？
黄：不震惊，她本来1960年已经逮捕了，对不对啊？到1962年保释出来，当然通过其他关系的，让她保外就医。那么有关方面、公安局是不是有别的企图呢？也很难说的了。他不是要钓张春元吗？张春元你知道吗？
艾：我知道，您觉得把她放出来是为了要抓张春元？
黄：对，张春元后来不是枪毙了吗？
艾：那您有什么根据说把她放出来是为了把张春元钓到上海来呢？
黄：这是我的判断。林昭临走的时候，给我张春元的地址，大概的，模模糊糊的，当中还有给张春元的一封信。
艾：林昭有给张春元的一封信？
黄：嗯，给我的。叫我以后，张春元路过时，到苏州来能找到你的话，你就给他。这封信都被苏州市公安局搜去了。
她是9月底去的，10月，还有一个半月，她又住了五十天。我最后的信大概是11月下旬，25号以后，就没有回信了。
艾：哦，您还给她写信了？
黄：写信。
艾：写信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黄：写的就是我们在一起谈论的东西，一些补充啊，有些思想交流一下，交换些看法和意见。
艾：您觉得那些信，她收到了还是被公安截获了？
黄：很难说。她反正，公安局早就监视她了。
五 劳教与难友
艾：那大饥荒，饿肚子最厉害的时候，您是在农场劳改？
黄：不是劳改，名义上是劳动教养；劳教和劳改没有多大区别，一样。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地还是那个地，荒滩还是那个荒滩。住的是半地下室，苏北海边上。进去你不是进去，是下去，跟东北和西北的地窝子一样的，半地下室状态。
艾：现在那种地方还在吗？
黄：到六几年的时候，不是知识青年下乡吗？改成了江苏省建设兵团，滨海、响水，那是江苏省的西伯利亚。苏州这边暖和，那边最冷的时候是零下十七度。怎么十七度呢？就是说，它河里面，那个冰，就能拉北方那种元宝车，两个牛拉四个大轱辘的车。那个冰有多厚？起码三四十公分厚。那样河上才可以拉元宝车。我们是二十五人一个小组，五十人一个大组。
艾：当时江苏省有多少右派在那儿？
黄：当时不是一个农场，我告诉你，过去，1958年，一个大农场，里面还有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四分场，每个分场又有五个大队，每一个大队，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二百多人。
艾：全是右派？
黄：不，劳教的、什么人都有。有所谓坏分子，所谓贪污那么个一两百块钱的，你看看那些人：有两个硕放机场的上尉飞行员，山东人，身体都很好的，很魁梧的。因为啥？调皮捣蛋，有个性。你什么中队长、大队长，不在他眼下。这些人资格比你老，技术比你好。在我们部队来讲，老兵油子。这些人打仗一等的，但平时吊儿郎当的。你什么中队长，你是上尉我也是上尉。好了，你藐视我大队长中队长。嗯，你明天出差！到哪里？你到东台，那个弶港农场。到滨淮，那个什么大有农场。这份公函，你把它送过去。送到以后，一看，好，你是某某某？现在你们部队决定送你劳动教养。武装带、军装你脱下来！就这么，骗你去的！这种，飞行员也有，记者也有。大学生就不要讲了，南京大学的、农学院的、工学院的。还有什么小学教师啊，小学校长啊，工厂的会计，车间主任、厂长、支部书记啊，这些基层党员干部，都有。对抗组织的，劳动纪律松懈的……小偷小摸的啊，有的搞个男女关系的啊，还有会计，贪污个三四百块钱的。1958年不是全国搞安全运动吗？扫清以后，要搞人民公社，要搞大跃进了。他每一次搞运动的，都要找各种理由，把社会上的都要扫一批，清一批。
我告诉你，右派劳教回来，我算是最受优待的了。说来话长，因为农场这四年，我是被他们评为改造积极分子的，属于上游，五八年不是争上游吗？我是上游积极分子代表，不仅是积极分子，而且是积极分子代表。我在农场，因为我是当兵的，复员军人，有组织能力，有指挥能力，又是党团员，又是机关干部。我们这些右派，都是被利用来当小队长。
艾：您那时候是党员还是团员？
黄：团员。到入党，就差那么一步；因为部队审干啊。在农场里是被当作管理人员使用的，一个中队两百多人，只有一个队长，一个办事员。
艾：您就在农场认识了朱红？
黄：朱红这个人是1955年苏州中学高中毕业的，因为他家庭成分也不好，父亲大概也是工厂或者企事业单位的一个管理人员，长期在上海。母亲、他几个兄弟姐妹在苏州，自己有房子。解放以前，大概是有家底的，殷实一点。因为没有考取大学，最后就安排他去苏北师专。在扬州，现在扬州大学的底子，五十年代叫苏北师专，像进修班一样，在那边搞了一年，算速成。高中毕业生，读一年师专，毕业就分配到苏北，在洋河大曲那个镇（*泗阳县洋河镇）上当老师。他划右派，他说，我就讲了几句话，说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时候，把我们东北厂里面，机器什么的都拆掉了，都搬了去，所谓赤色帝国主义啊。把我们中国好多机器都拆到苏联去了。这个言论在五十年代是绝对不允许讲的，包括苏联红军有人强奸妇女，这些反面的东西，当时都是不允许讲的，一讲就给你扣上帽子，说你反苏，可能还有其他的。大概是这一类问题，再加上家庭成分不是劳动人民。
艾：这个我看到您写了：你们是好朋友，在劳动教养农场里，您还经常照顾他。
黄：因为我是队长之下，这二百多个人之中，算是他们最看中的一个。因为我的管理什么的，他们都很满意，不说优秀，好的。他们每年给我评什么先进。1959年1960年那么困难，他队长还跟我说：“黄政你身体不好，你要注意，带好你这个大组。”他偷偷给我一大瓶鱼肝油啊，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买不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吃油，才给你几两啊。他那个鱼肝油，那么大一瓶，他私下给我，可能他是内部买的，都给我，很信任我的。因为你想想看，我又不是偷鸡摸狗，又不是贪污腐化，就是发表了一些意见。给你党员干部，给支部提意见，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些干部对我们右派，还是另眼看待的。
艾：那时朱红就在你这个队里头？
黄：对，那么我在队长面前说句话，在大队政委、教导员面前说句话，他们都是肯听的。农场的干部大多是25军75师转业下来，变为江苏省军区的。然后他一看，你是华东军大的？他嘴上不讲，要跟我划清界限，但是都是当兵的，华东军大的；所以他说，我现在是管理干部，我管理你我专政你，但你毕竟只是右派，也不是别的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他，朱红，戴眼镜的，文弱书生。我们毕竟是当兵出身的，体格上、能力上都是最强的吧。你要叫他下大田，他不死在地里面？干不了的，苏州出生的文弱书生。
我说队长啊，朱红身体差，人长得又不高。他会画画写写，你就叫他看看工棚。一个大的工棚，几十米，两百人都住里面的，一长溜的。这边地铺，那边地铺，当中摆工具，锹啊镐啊，从这头到那头。我说你叫他看看工棚吧，出出黑板报吧。
那这样，他混了几年，没有吃过苦。要不是我黄政在队长面前说些好话，帮你遮住一点，把你拉住一点，你不就死在里面了，死在农场了？农场里死了多少人啊，还在乎你一个人？所以他这些东西他都不记得，最后出卖还是他出卖的。
六 藏东西与上海来的卧底
艾：后来你们那个事又怎么把您抓进去的？你跟林昭谈完了，把纲领定下来了，然后您把东西藏起来了？
黄：（笑）对。林昭给我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住的是闹市区。我本身也没有房子，没有住的地方，还没有这半间大呢（指如家宾馆的房间），这么一小间。是人家一个服务社的地方，一个缝缝补补的小店，我在后面搭一个铺，就睡在那里。开门就是大街，不安全的。我就把东西包起来，放在朱红家。
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认为？怎么您和林昭，您把东西藏在他那里，后来发生了事情？
黄：林昭走了以后，我还跟她通信。
艾：林昭走到哪儿去了？
黄：回上海了，她上海不是有家吗？茂名南路159弄啊。
艾：林昭几月走的？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情况？
黄：大概到9月底，她说黄政，上海来传票了。法院还是公安，这个我不清楚。她说上海来了三次传票了，叫我回上海，我没办法了。可能重新要收监了吧，保外就医已经半年多了，她三四月份出来的嘛。大概在9月底，二十八九号，她就回上海了。回上海以后，她给我的那些资料，我也不能随便乱放。我就包好了，放在朱红家里。
那时，他大妹妹已经二十岁了吧，二十一二岁，也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
1963年，大概是夏天时候。有一次朱红跟我讲，上海有人来，叫张如一。那时总有二十多岁，一个女孩子，圆脸，胖胖的，她是跟林昭同一个监狱、一起坐牢的。她现在好像释放了，她受林昭委托，到苏州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联系。那么，就叫我到火车站去接。我说你也不认识……到了火车站以后，看看周围情况，我觉得有几个脸似曾相识，但是也不能确定，也很难说。她是什么身份，也搞不清。
那么接她的那天，就说回去，不在火车站见她。我们就往回走了。她知道朱红家的，苏州肖家巷4号。我说回去，火车站不行，有些人我看上去不对劲，这种也就是一种感觉了。到了火车站以后，他是坐车去，朱红后来坐车，她知道要到朱红家去。因为五十年代，到朱红家也没有公交车，都要靠两条腿跑的，走路不是十分钟八分钟，要半个小时还不一定走得到。看她上了三轮车，我说朱红你先去吧，到你家去。
那么我走，等我走到朱红家，他们已经在楼上谈好了。朱红下来，给我看林昭写的一首诗，小条子，大概5-6公分宽，十几公分长。一首诗词吧，内容我现在不记得了，看字迹，是林昭的。那就见见面吧。
他说，我们在楼上也谈了一会儿了，你陪她出去吧。他还要去看书摊。我说，行啊。我就带着张如一，到公园里面。这是第一次和张如一见面，实际上张如一是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现在来说，现在的用词，就是卧底了。
艾：您有什么理由觉得她是卧底？
黄：现在你去找她，找不到。找到她母亲，也不肯讲张如一在哪里。她那时给我的地址，她说我是上海市宝山县罗泾公社， 不是芦甸，是在罗泾公社农机厂做什么工人的，她是这样一个通信地址。倪大姐，听她的口气讲，不止一次了，大概总有两次三次，倪竞雄去找她母亲，她母亲不肯讲。那么在上海现在找不到她，不见面。说得确切点，不敢跟我们见面，她怕报复她。
实际上，就是监狱做她的思想工作：你，有意去接近林昭，把林昭有些什么事情，你向政府报告，向监狱报告。监狱、上海市公安局，派她到苏州来，跟我们联系。实际上，苏州也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苏州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朱红，跟我长时间的接触，早就把我的情况和林昭的情况向苏州市公安局告密了。整个这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是朱红，我们不说他是什么叛徒不叛徒，他就是告密者。
他告密的动机，一个呢，就自己胆怯了，不要再送劳动教养了，以后不要再弄点什么事情了，家里面还有弟弟妹妹。还有，要找工作。因为他工作不好找，这里有个区别，因为我们是苏州本地的，不管哪个学校、工厂、机关单位的右派，都由苏州市市委统战部安排。我们从农场出来，先报到，也是到统战部挂钩报到。安排，就是给生活出路，给饭吃，也是苏州市统战部发的介绍信，介绍你到哪里当工人或者干什么。
他，因为是外地的，他属于开除公职，遣返回原籍。作为社会的闲散人员，遣返回乡，是到居委会去报到。跟苏州一般的无业人员一样看待，因为不是苏州本地处理的。我们都安排工作，给了生活出路；他没人管，你居委会也不管他。公安局就利用他这样一个愿望，要找工作，有饭吃；他也想利用为公安局做事情，能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他们互相有需要。
艾：这是您的猜想？还是您有根据？
黄：有根据的。不是写了吗？到我被捕以后，他们问我说：黄政你这个人受党教育那么多年了，你这个，啊……经过考验的，怎么……
我说这要感谢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他说你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我说你问朱红啊，朱红都清楚的！这个人谁介绍的？朱红介绍我认识的。
然后，公安局就这么一句话，预审科，两个预审员，说：“朱红的问题不要你谈，我们清楚。”这就很明白了，他不叫我谈朱红！朱红实际上是他们控制的人员，他们利用他。朱红把我的每一个细节都跟公安局告密了。我被捕了，朱红没有。
那天不是要刻钢板，我说我不会刻，我的字写得不好，钢板的字，朱红刻的。那两张传单，蜡印，都是朱红刻的。不是你把我推下去的吗？不是把我往陷阱里推吗？还是你挖好了陷阱叫我跳的？
七 刻印传单的内容与经过
艾：您当时写的传单，内容是什么呢？
黄：一个是《告人民大众书》，一个是《给统治者的公开信》。两份传单。
艾：当时是以“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名义？
黄：对。
艾：那个时候林昭进去没有？
黄：进去了，已经进去了。上海的张如一来了以后，张如一就讲了：林昭的意思是，你们联系人，既然有这样一个组织，应该有些作为，有些活动。我说那这样，我就写两份传单吧，写好印好以后，你带到上海去发，我们在苏州发。我不是散发，我是邮寄。给政协某某委员、人民代表某某某、市委书记某某某、市长某某某、区长某某某、某某厂党委书记，或者什么地方、什么单位……我们通过邮寄去散发，不是一般的在大街上散发的，不是这样的。
刻的时候，就是到第二次跟张如一见面。1962年9月底，叫张如一来，这是我提出来的。我跟朱红说，你就给上海的张如一发信吧，叫她过来，说国庆节的时候，我们见见面吧！上次见面很仓促，我们也没有带她在苏州玩玩转转。9月底，过两天就是国庆节。八月半，我记得，大概是10月2号。我说我来写两份传单，写好了叫她带到上海去。
印传单那些纸，买了二十张大油光纸，油墨，这都是朱红去买的。那时说得难听点，给我的28块钱，也就是吃饭，穿衣是没有的。跟你说，我在农场那么多年，亏得我还有旧军装。那时布票，最厉害的时候给你一尺六寸。说得难听的话，买两双袜子差不多，我要换短裤、衬衣，这些根本没办法。要把整个家庭的都拿出来，还要问人家要，人家也只有一尺六寸。你想要做点衣服，根本不可能。连个寄邮票的八分钱我都有困难。我没有钱，我说我穷呢。他说不要紧，我摆书摊的，还有点钱，经济上比你宽裕。我说，好。
那么白天他和张如一出去转转看看，晚上回来印。印就在我住的房间，我说我不会刻，钢笔、铁笔、钢板，都是朱红拿来的。他说，我家里都有，拿来刻。他说你刻，我说我刻不行，字写不好，刻也不会刻。“那么就我来刻。”朱红刻的。那么番号名称，就叫中国……后来不是改了吗？“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
艾：为什么改名？
黄：这是张如一讲的，林昭跟她说，她说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跟黄政和朱红讲，我们组织的名称要改，改成跟南斯拉夫一样。
艾：您认为这个是林昭的意思呢，还是张如一编的？
黄：现在来讲，可能是林昭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下面番号，我就不写“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既然林昭有这个意思，我就改成“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番号。朱红说番号要你自己写吧，我说我写。番号这几个字都是我写的，上面全文都是朱红刻的。
刻了以后，不是要油印吗？我说也没有油印机啊，他说不要紧，有玻璃板，刷点油墨，把蜡纸覆上去，再把那个白纸放上去，拿橡皮刷子一刷，就印出来了。一开始印得不好，前面十几份都丢掉了，后来慢慢印顺了，以后就可以了。
我一看已经快下一点了，很晚很晚了，那么我说，你回去吧。这是1963年10月2号，晚上半夜里，也就是说到10月3号的凌晨一点左右。这么个时间，他就回去了。
八 临别、被捕与审判
黄：他回去时还说，黄政，你没钱吧？他知道我穷。他说我这儿还有点儿钱，你拿着。我说不要，你也不宽裕，有时比我好，跟我没什么两样。临走的时候，我说这么老晚了，也没有饭吃的。张如一来的时候，带了一盒子月饼。我说：这个月饼你拿几个去吧。
就这样他带了两个月饼，钱我没有要他的。刻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回家了。我就收拾，不然都摊在桌面上。印废的我烧掉，印好的十几张，后来他们公安说19份是好的，就和那个油墨，刮不掉的，连玻璃，一直放在我的铺底下。
那么到早晨之后，阴天，服务站他们都不上班。我睡得懵懵懂懂，有人敲门，敲旁边隔壁理发店的，问有没有一个叫黄政的人？五十年代没有手机，有公共电话就不错了。哦，我说好的，我起来。我以为是张如一打电话来了，我走出门口，出去听公共电话，公安局四个人上来，把我逮住了，就逮捕了。
艾：他们说了什么话呢？
黄：没说话。四个人把我胳膊抓了之后，就把我推到汽车上了。吉普车，那种老的美式吉普车，到了珞先（音）饭店，到了那里以后，又把我推到车子上，一直开到司前街看守所，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
马上，立即审讯。一排桌子坐了四个人，还有站在边上的。就当苏州市一个大案。那个老毛不是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就是1962年嘛。
艾：您的传单都还没有寄发出去，怎么就变成大案了？
黄：那个时候作为大案，这是我后来平反回来以后，听我的同事、朋友、战友，还有我妹妹他们讲的。那报纸写的啊，黄政怎么怎么，好像堕落成为反革命，什么什么，有政法宣传栏呢。等我1978年出来以后，他们给我讲的。
那个时候审讯我的不是一对一、两对一，是四个、五六个人的。看那个场面，当了个大事情。
就逮捕了，之后不就是审讯，问我怎么认识的，前前后后……
艾：他问你怎么认识谁啊？
黄：就是林昭，你怎么认识的？你们有什么活动？后来……这些东西呢，回忆起来我也头疼，伤脑筋。我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放到这脑子里啊。这个东西不是幸褔和愉快的，说句通俗的话，都是很伤感情，影响情绪的，很伤感的事情。
再说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的来路，到底怎么个情况？我跟你谈了，谈得好，你可能不告密。谈不好，你要是又跟朱红、类似张如一这些人，再去告密呢？所以我都拒绝了。那么这一次是倪竞雄打电话来说，她们难得来，你见一见吧。我说好吧，我见。
唉呀……有时候思路连贯不起来，你提问一下。
艾：还好啊，我听得很清楚。
黄：我还可以接着讲……你提出什么问题。
艾：当时您就是说进去的时候，预审的什么，好几个人啊，就是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林昭？
黄：就是林昭，直截了当就是问林昭。别的都不问了，我的事情也就是和林昭的事情，别的没事啊！其他的小事情，这个你认识吗，那个你认识吗，这个你们什么关系，这是案情的小插曲嘛。到后来他们理一下，分析分析，判断一下，和黄政没什么关系。像苏康成那样，关几个月，没事。不牵扯你就不错了，放掉就放掉了嘛。
艾：您怎么会判这么重呢？判十五年。
黄：反革命啊，现行反革命啊！还要重判呢，你右派这么多年，你还没接受教训啊？还这个……
艾：您当时认罪吗？
黄：什么叫认罪不认罪啊！你问我，我答了，你问我林昭，我也答了。我不讲你们也很清楚啊！这就是形式。你们从朱红那里都完完全全地清楚，你们掌握我每天的活动、言论和行为，你们都清楚了。我不说这句话，我弄到这个地步，也就是你们公安局早就利用了朱红这个线人，给我设了这个套嘛。怎么不清楚，他们都清楚，他们实际上心里都很清楚，不过是手续形式，过一过堂：你叫什么名字？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早就知道了。不过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这些废话，他还要问我一遍，走个形式。都知道啊！
到后来，公安局审讯完了交给检察院，检察院不是要给法院吗？在临判的前两天晚上，公安局的预审员把我叫出去：黄政啊，你的案情也差不多了，都清楚了，你待了一年多。我在看守所就待了十四个月，一年两个月，十四个月。 如果判的话，你看看，自己想想，掂掂这个分量，应该判多少年？
艾：您自己心里有思想准备吗？
黄：我想都没想，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们给我十五年。我有数的，根据你们现在定性的尺寸，十五年。结果，宣判就是十五年。待的时间长了，听也听过，自己也判断了，掂量这个尺寸：你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艾：您后来有没有想办法把您的卷宗要出来？
黄：要不回来，绝对不会给我。给你个人干什么啊？他作为案情档案。
艾：但您有十五年是被他们消耗在里面啊！
黄：不会给你的。不睬……不会给你个人的。绝对不会给你的。我给你说，我回到原单位人事科，他说你以前的档案我们不知道，没有了，找不到了 。遗失了，弄不到了，这是我现在单位的人事科说的。那么，干部档案，你什么时候当兵，什么时候的干部登记表，这些东西，几十年积累来，每人都要有一大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鉴定，现在你这些档案，都没有了。你黄政的档案不在我们单位。但是我知道在哪里的。
艾：您怎么知道？
黄：一逮捕以后，公安局马上就调我的资料，到单位调资料，公安局拿去了。
艾：那您平反以后，有没有退回给您，比如说当时写的东西啊？什么传单啊？这些……
黄：没有，一张也没有。就给你一张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判决书，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的，不会给你的！他作为他们内部案情的档案资料，绝对不会给你的。
他们后来，平反的时候，法院就说：黄政，你别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平反，但你有这一句话就很难了。就那个，你讲“罪恶的毛泽东集团”，你不是针对一个人，你这句话是最重的了。
艾：那个是传单里的？
黄：对。我写的。
艾：林昭判了二十年，您知道吗？
黄：林昭判了二十年，这个不知道，以后出来才知道。林昭最后被判死刑，这个情况，我一概不知。关在监狱里面，每天到工厂……不知道，不知道。
后记：
在黄政的另一篇回忆文章《故乡人民的骄傲》中，他写道：
1978年秋，我终于刑满释放出狱。虽极想打听她现在何方，在何地处境如何。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活，使我犹如来到一个陌生世界，加之这“三类人员、刑释分子”的身份和无形枷锁，还是难以深知和证实林昭同志确切的消息。仅只听到一些似信似疑的传闻，心里却总希望这仅仅是个传闻而已。
直到1981年1月27日，他读到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终于得知林昭已被杀害的确切消息。1981年3月刊的《民主与法治》上，刊出陈伟斯关于《林昭之死》的专题报道，黄政写道，他为之悲愤痛泣，彻夜无法入眠：
在静静的夜晚里思索，我徘徊在她生前我们一起走过的街头和与她一起踏过的旷野，寒春的雨幕中，我独自一人又奔上当年我们一同攀登过的山巅，我又去过我们一同走过的河边，一起去过的园林。我努力地细心地在处处点点寻觅着她当年留下的脚印，犹如能慰藉和寄托我无限的怀念和哀思。虽然分别这许多年月，别的许多往事都会渐渐被淡却遗忘，但唯独林昭那种倔强性格和对真理执着追求的无畏精神，她那种待人真诚热情的态度，谈吐中显露出来的博学多艺才华，还有她那常爱唱的《五月的鲜花》歌声，以及她那充满智慧而又饱含刚毅纯真无瑕的眼神，却常浮现在我眼前，她的音容和形象深深印入我脑中而毕生难以忘却。
我关了摄像机以后，黄政先生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记得的是，他说，有一次在一个书店碰到朱红，他们俩，一个上楼梯一个下楼梯，两人都看见了对方，但什么也没说。
与我同行的M却记得，黄先生说，他是打了招呼的，他说：朱红，你现在很风光啊！朱红说：以后我到你家里去说。
后来我在赵锐对朱红的采访里看到，朱红是这样讲的：
平反之后，我知黄政已回苏州，便想告诉他内情，但不知是否允许。到公安局一问，负责此案的人都调离了，没有答复。后与一位姓许的公安干部有工作接触，他知道此事。我告诉许公安报上有文章纪念林昭，他说上级对此事还没有正式的说法，并问我是否与黄见过面，两人说了些什么。据此迹象，我觉得还是不要找黄为好。
我为黄政先生拍了文章开头的那张照片，我一直想着要亲手送给他；但没想到，我将它交给黄政先生的夫人陈淑玉女士时，它已成黄先生灵前遗照。
2025年3月23日整理第一稿
2025年12月1日第二稿
附录一：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5）刑字第185号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黄政，男，现年五十一岁，安徽省砀山县人，原系苏州华星服装厂统计员。
申诉人黄政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经原苏州市人民法院（64）刑字第100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对此，申诉人不服，以主犯林昭已纠正平反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改判。
现经本院重新审查查明：
一九六二年八、九月同，原北京大学学生林昭（原因现行反革命判刑，现己纠正平反）自上海保外就医来苏经人介绍与申诉人黄政相识后，两人都对被打成右派有不满情绪。申诉人在林的影响下，参与了林的一些活动，书写了两份传单准备散发。对此，本院认为，申诉人黄政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苏州市人民法院(64)刑字第1005号刑事判决；
二、对黄政宣告无罪。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审判长 丁兴山
审判员 何奎林
审判员 施XX （*复印件上二字不清楚）
书记员 （因名字在复印件公章处，看不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备注：复印件上有黄政亲笔：1985年12月19日上午11点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由丁兴山宣读。
根据黄政生前保存的复印件录入。
附录二
讣 告
2025年9月29日22点18分，1957年反右/劳教幸存者、林昭的战友和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去世，终年九十岁。
黄政，祖籍皖北砀山，1935年10月1日出生于一个官吏家庭。父亲黄尔恒（1906一1961）早年在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期受训，此后在江苏盐城、常熟、南京等地任职。黄政的生母葛春华（1914一1938）在他三岁时故世，五岁时他离开砀山到苏州生活。父亲黄尔恒续娶方英、张素两位夫人，黄政由继母抚养成人。
1950年2月，新中国建立之初，黄政未满十五岁，以高中学历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录取后参军入伍，同年12月加入共青团。从军校毕业后，随志愿军部队入朝参战，至1955年回国。
1955年肃反运动前，黄政的父亲因历史经历被捕，黄政在部队中受到隔离审查。黄政时年二十，对父亲历史知之不详；被认为态度不好，对抗组织，被开除团籍。经过他的抗议，保留军籍，作复员处理。1956年黄政回到苏州，在卫生防疫站工作。1957年鸣放期间，他对复员军人参加工会资格、工资定级和肃反中的问题提出意见，结果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
1958年8月，黄政被遣送位于苏北东台的弶港农场，1959年3月到滨海大有农场四分场（潮河农场），在那里亲历劳役和大饥馑人祸。
1960年12月，在农场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派到场部综合加工厂搞运输。从1960年冬到1961年春，连续数月负责从卫生所里抬死人掩埋，亲见饥民争抢劳教饿殍遗物充饥避寒。种种惨绝人寰的情景，使他痛心疾首。与此同时，1961年，黄政父亲在不审不判长期羁押的状态下瘐死常熟大步道看守所。
1961年底劳教释放，1962年1月1日，黄政与农场难友朱红一起回到苏州。因失业，生活无着，4月-6月，黄政回砀山祖居之地寻找出路。此时砀山大量村民饿死或外出逃荒。黄政靠向亲友求借粗粮、挖野菜充饥。在安徽农村，黄政目睹了大饥馑更惨烈的后果。
1962年7月初，黄政回到苏州打零工，大约在8月间因朱红介绍，认识保外就医回苏州的林昭。9月7日后，两人经过深入交流，思想上产生强烈共鸣，决心联络同道，改变现状。此时主要由林昭提出，两人共同商定，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提出了国家实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的八条主张。两人还共同制订了《行动计划》《初期组织形式》。
林昭回上海应诉前，将自己的《答辩书》《给陆平的公开信》等文稿，还有蒙难同学联络地址，交由黄政保存。两人彼此交换了各自手抄的文件，以志同心，患难与共。
1962年10月，黄政被安排到苏州华星服装厂就业，当统计员。11月，林昭被收监关押。因黄政没有私人住所，为安全计，将林昭手稿与二人制定的组织纲领等文本以纸包密封，交朱红保管。
1963年7月27日，上海公安部门安排的线人张如一来苏州，联系朱红、黄政。朱红继而被苏州公安部门控制，要求他按公安布置行动，立功赎罪。
1963年10月1日，黄政起草了《给统治者的一封公开信》和《告人民大众书》两份文稿。10月2日，由张如一和朱红协助，将上述传单印出。10月3日清晨，黄政被捕，传单成为“罪证”。
1965年5月底，林昭被判二十年；黄政作为林昭在苏州同案，被判十五年，在江苏省第三监狱服刑。
1978年10月2日，黄政刑满释放，干过炊事员、搬运工等临时工作；半年后安排到服装厂做辅工。1979年底，调入一家集体所有制的水电安装公司。
1979年，黄政开始冤案申诉。1981年底，上海市高院宣告林昭无罪，彻底平反。黄政此时仍在申诉路上跋涉，一再受挫，前后长达六年。直至1985年9月，黄政冤案终于得到复查重审；12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黄政无罪。
1986年8月，黄政回到原工作单位苏州市卫生防疫站，在总务科工作。1995年退休后，因单位需要还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
少年时代投身军旅，一再受挫后依然勇敢探求变革之路；黄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历半生坎坷，他在天命之年找到终身伴侣。此后四十年，黄政得到爱妻陈淑玉的精心照顾和陪伴。生活安定之后，他与妻子多方寻找线索，终于在1994、1995年，将当年因政治变故、家庭困难而失散的四位弟妹一一找到。被政治风暴席卷而分崩离析的大家庭骨肉手足，睽隔四十多年，因着兄长的仁爱和责任感重聚在一起，亲情延续。
晚年的黄政，得见爱女成家立业，外孙女健康可爱；众多弟妹和亲眷，对他无不敬重爱戴，这一切带给他极大的安慰。
黄政先生是追求民主的思想先驱，也是践行理想的志士。他正直的形象和沉重的证言，将随着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永远流传。直至生命最后的岁月，他都从未遗忘过去的苦难，也未减少对现实的关注。他始终相信，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牺牲将产生持久的反响。在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中，他写道：“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无不证实：凡立志变革者必定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残酷迫害。但历史也同样证实，立志变革者是推动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动力。”
当年遭友人背弃的经历，在他内心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使他对人际关系保持着警觉，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与外人深交。亲人尊重他的个性，也考虑到至交友好都在皓首垂暮之年，未通知他们。时隔四十多天，我们才知道黄政去世，未及时在灵前致敬，深感遗憾。
出席黄政先生告别仪式的主要是他的亲人，还有他生前工作单位苏州市疾控中心的代表。如今，他已在苏州一家公墓长眠。
黄政先生安息，我们永远怀念您！
黄政之友 敬上
2025年11月21日
文章来源：波士顿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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