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我的五本书终于在美国由“博登书屋”出版了，心中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感谢荣伟和责任编辑 的辛劳和担当，感谢欧阳劲以及其他朋友对我一贯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妻子赵燕英和家人无条件的支持与陪伴，你们大家是我最宝贵的财富，远胜亿万金钱。可惜我被边控，不能亲临现场聆听诸位新朋旧友的赐教，令我倍感遗憾。
1989年的“政治风波”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从一个学界、商界、政界路路通，几乎注定会“飞黄腾达”的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顿时变成了路路不通的“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被监禁了将近一年（1989年6月底到1990年5月初），意外获释后又时松时紧，一直被警方监视管制了37年，不但直到此刻依然没有解除监视，而且还被禁止出境（边控）了，原因是我在境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仅在国内没有出版自由，甚至没有在国外出版著作的自由，而外交部发言人居然声称“中国是法治国家”——没错，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今天呈献给各位的这五本书，可以说都是“六・四”反思的结果。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震撼全世界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什么以惨败告终？这是必然的吗？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从这个案例研究必然要扩展到现代化理论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大、更加复杂艰难，令人望而生畏：中华民族未来的道路怎么走？“民主化”转型（现代化转型被普遍误解为民主化转型，所以加上引号）如何才能代价小、成果确定？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继续推进吗？渐进与激进孰是孰非？……等等，全都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而当今的学术规范并不鼓励这种研究。加上必然会与目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打击镇压是不可免的，组织民间智库、维持长期稳定的集体性学术合作是不可能的，于是，研究者稀罕如凤毛麟角，相关成果自然也就令人很不满意。于是，这五本著作就全都只能是我苦心孤诣，独自一人完成的研究成果。
被卷入1989“政治风波”的风暴中心，两次幸免于难后坐了三十余年的冷板凳（注：“两次幸免于难”是指，第一次是从广场清场中死里逃生，第二次是免于判刑坐牢），除去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和主办《烛光工程》那几年之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思考，笔耕不辍，警察就在家门口24小时监视跟踪，时不时被请走软禁，一度全靠妻子一人的收入生活，这种境遇是我六・四前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不知我者道我痴——每次回文革中插队落户的白洋淀农村，我当民办教师时的学生都说，“您有那么多朋友，好好做点生意多好，干嘛非干这种没用还自找倒霉的事！”——但是，知我、助我、赞我的朋友也不在少数，而且越来越多——我没有夸大其词，真的是越来越多。这些理想相同、三观一致的、贴心过命的朋友是我此生收获的最大一笔财富。不像当官发财出名的所谓“成功人士”身边那些真假莫辨的朋友那样，这些甘冒政治风险与我交往的朋友都是真朋友，足见吾道不孤，鄙人三生有幸。
我说“三生有幸”不是阿Q精神、自我安慰，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感受。周边环境是一回事，精神享受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有可能是反差巨大的；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毋宁说是正好相反。甚至，一些专门派来“监管”我的警察（过去归属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现在属于昌平区国保支队）和我相处时间长久之后，也都或多或少成了我的朋友；至少，他们对我是以朋友相待的，几乎没有过态度恶劣的时候；即便偶尔有这样不知趣的警察，也都被我一通臭骂骂跑了，再也不露面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人际关系是互动的结果，不是单方面或单一因素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说明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恍若两个世界。
1990年获释之后，负责审讯我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负责人还时不时请我聊天吃饭，在一次聊天时，一位付处长告诉我，他们内部对我有三点评价：第一聪明过人，第二是条汉子，第三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它说明了什么呢？
在“作为爬行动物的人”一文中（见拙著《周舵读书报告》），我引述了《仇恨的本质》一书作者转述的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士兵由于在战斗中拒绝开枪，被送上军事法庭。法官问他，指挥官不是命令你见到敌人就开枪吗？那你为什么不开枪？他回答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见敌人呀，我看到的只是人。这则故事或许是编造的，但它传达的精神和《六二绝食宣言》中“我们没有敌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它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儒家的仁恕之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敌我二分截然相反。改革开放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人道主义、儒家和基督精神得到了广泛传扬，就连专政工具公安部门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它说明了，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恍若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的差别在哪里呢？简单说，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中共从极权主义向普通专制和平演变，虽然远非自由民主，但也决不再是极权主义。这个和平演变是一段漫长、艰巨的转型期，不可能一帆风顺，其间一定有挫折、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总体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并且——这一点更重要——中华民族的各界精英、“仁人志士”应该努力促成这个渐进式的、改良主义的渐进转型。这个转型一言以蔽之曰：全面实现现代化——既不是什么“四个现代化”，也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是局限、狭窄的现代化，不是全面现代化；而我一听“特色”两字就头大，“特色”掩盖之下的，通常都是上帝都看不懂的什么莫名其妙、扭曲变形的畸形怪物。说穿了，所谓“特色”，其实就是拒绝，特色现代化就是拒绝现代化。
在有关前共产党国家的左翼极权主义主流叙事中，“持不同政见者”“异议分子”全都被描画成苦大仇恨、惨不忍睹的摸样，概莫能外；如有例外，一定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变节投降了，充当了政权的奸细。以我所见，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当下中国并非如此。与我有交往的持不同政见者为数众多，其中确实有境遇相当悲惨的，包括入狱和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境况多种多样，很难黑白二分。自由受限，受监视、被骚扰当然不可少，当官发财出名根本别想，但日常生活基本上还过得去，甚至过得很好——比如鄙人。事实上，我的物质生活境况好于大多数中国人。如果让我自我定位，鄙人似乎是处于“阶级敌人”与“统战对象”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老实”点，就靠近统战对象一点；“不老实”，随时变成阶级敌人；什么叫“老实”或“不老实”，主权者说了算，而你碰巧归哪个主权者监管，只有天知道。这不是极权主义——绝对不是；也绝对不是法治rule of law，甚至连法制rule by law都算不上，而是人治色彩浓厚的专制。
总之，中国这种转型中的制度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很难在政体类型学上准确归类，我只好笼统地把它叫作“后极权”。一定不是自由民主，也一定不是极权主义，是拖着一条粗大的极权尾巴的普通型专制。
许成钢教授学术功力深厚，但他的“极权基因”论与美国对华鹰派的“改革开放是中共的大阴谋大骗局”论相呼应，断言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没有区别，这显然违背经验事实与大众常识。我本人就是改革开放的全程参与者，并且曾经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我熟识的体制内外的各界（学界、商界、政界、法律界……）改革精英绝对不在少数，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改革派是怀有美国鹰派断言的那种意图的，正相反，“趋同论”是改革派的普遍共识。坚持反美仇美反西方、不忘埋葬资本主义“大阴谋”的人不是没有，但他们不是改革派，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倒退派，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错误。极左派曾经势力强大、根深叶茂，但我坚信，他们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占据主流地位，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主张违背民族利益、民众意愿和历史潮流，既不合“道”，又不得人心。
今日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了高收入国家的下线，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虽然远不达标，但比起毛泽东时代称得上是天渊之别。依照毛泽东时代的标准，不要说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认真说来，当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够格打成“资产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阶级敌人”“卖国贼”，就算不枪毙，也要交给“革命群众”批倒批臭、监督改造。这样的变化还不够大吗？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标准衡量，确实变化还不够大，关键是很不稳固，随时可能被扭曲或倒退；但是，就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而言，那是天翻地覆般的变化。除非对毛泽东时代一无所知，否则，我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否定这种变化，这种进步性质的，好的、良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取得的所有成绩，都要由体制内外改革派背离极权主义旧体制的坚持奋斗，而不是极左派的大阴谋大骗局，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敌我二分，不区分改革派与极左派，这种二元对立思想方法是西方特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华民族从来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仅仅区分改革派和极左派依然过于简单，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还有一种假改革、真极左，或者根基不牢，在两边摇摆的人。这些身处灰色地带的两面人并不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漏洞百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幻梦，但他们除了极左那一套之外，没有受过现代文明的教育，缺乏极左之外的知识来源，对现代文明（所谓“资本主义”）要么茫然无知，要么充满误解和敌意，因此从骨子里不理解、不认同现代文明；他们更因为狭隘的利益驱动而拥护“举国体制”，很不幸，举国体制短期看确实具备相当显著的竞争优势，他们不可能知道，“举国体制”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早就遭受了惨败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老路、邪路。因为不可能做可信的社会调查，没法知道这些灰色两面人的比例，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他们很可能是大多数。
半吊子的改革开放成批量地造就了这种假改革真极左的人，他们不是无知，也不是无能，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在西方一流大学拿到了学位，除了利益驱动和道德堕落之外，他们是落入了“系统性偏见”，而偏见比无知更难纠正。他们是糊涂虫，根本没有什么大阴谋，连小阴谋都没有。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反而是：当今的西方人就不糊涂吗？
总之，仅仅区分中国和中共是不够的，还必须区分中共的改革派和极左派，进而区分中共党员与中共的现行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事实俱在，决不是超过一亿人的中共党员全都笃信极左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拥护现行的一党专政制度、反对改革开放，他们更没有、也决不会全都支持什么大阴谋大骗局。把这上亿人推到对立面上去，连同他们的亲友，意味着与近半数的中国人为敌，那决不是一种高明的办法。
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胡耀邦说了很多，毛哈哈一笑说，“政治嘛，很简单啦，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就叫作“统一战线”，中共打天下的“三大法宝”之一。非常有效，非常好用，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对华鹰派偏偏不用，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至于这上亿中共党员、乃至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当下的改革派在内，内心是不是希望中国超越美国，甚至，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反美，那是另一回事，需要专文讨论——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即便是实现了全面现代化、融入了世界文明主流，中美两大国能不能友好相处、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依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不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从自己身边的经验事实，以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而是仅仅从抽象的理想标准出发，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受欧陆理性主义影响太深、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修养欠缺的中国知识人普遍存在的毛病。理性主义一定是与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紧密相连的；经验主义则相反，注重的是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是罗素开启了我的心智，又精心研读科学哲学多年，故而“吾道一以贯之”，一言以蔽之曰：走英美的自由宪政现代化道路，先自由后民主。为此就要补足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与英美宪政历史的课，问题导向（而不是主义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事不怕事，没事不找事”；而中国各界精英里，没事找事、永远不嫌事大，事一来却躲得远远的，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顾准先生应该是最早看到这个关键问题的大智者，可惜至今影响有限。
实话实说：在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当中，比我受到的限制打压更严、时间更长的不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比我更好的则几乎没有。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有错吗？在我看来不但没错，而且应该是每一个成年人最初级的能力——当然，以改革开放为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在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想过好日子意味着走修正主义道路——“穷则思变，变则富，富则修”，过上好日子就不想干革命，想走修正主义道路了，所以，绝对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类穷凶极恶的“理想主义”竟然至今没有被批倒批臭，竟然至今拥趸众多，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多自由派民主派不希望、不喜欢中国人（包括异议分子）过上好日子？主要原因应该是，近代中国人崇马忘祖，激进毒素深入骨髓，把儒家经典《大学》八条目忘到了九霄云外。八条目的前六条是后两条的必备条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一条都没有做到，就想治国平天下，可得而乎？“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
比较一下邓与毛的家庭生活，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为什么同为共产党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差别有如天上地下。无论邓在六・四事件上做得多么错误，我对此公的评价还是以正面为主。 没有邓，十之八九不会有改革开放，中共大概率会走回陈云邓力群等极左反改革派主张的一五计划那条老路、邪路，说不定，还可能走上北朝鲜或古巴的死路、绝路。邓小平的道路选择没有错，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朝鲜和古巴或许就是我们的今天，这两个国家至今也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前苏联解体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道路又如何呢？俄罗斯毕竟是半个欧洲国家，应该说比我们的转型条件更好，但前苏联-俄罗斯的转型并不成功。我们和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更没法比，它们之所以转型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原本就是欧洲国家，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王天成等人讥笑我，说什么“渐进主义的黄昏”；我想反问他们一句，激进主义的漫漫长夜一定好过渐进主义的黄昏吗？不见得吧。如若不信，请你们给出激进革命缔造出自由民主和现代文明的成功案例来看看？还不要说代价有多大，代价由谁付，付得起付不起。
赌徒和莽汉之所以多半要赔光老本，就因为“一厢情愿”四个字，一心只想好事，从来不计代价，不考虑风险。这种人通常都心肠很硬，不太在乎他人的苦难；他们认定，“为了实现某某伟大理想，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就因为王若望先生这句话，我在1993年就和他爆发过激烈争论。二位王先生这些高论要不是“党文化”，不是共产党历来教育灌输结出的硕果，还能是什么呢？中华文明里何曾有过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都是孙文、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从西方舶来的，国共两党都有份，两党都没走正道，谁也别说谁。
中华民族大不幸，自孙先生“联俄联共”以来，有实力的不走正道，走正道的没实力——走正道的是所谓“民主党派”，中间势力，胡适、费孝通、黄炎培之辈，美国人真心支持的是他们。然而不幸，他们赤手空拳，没有枪杆子。
更不幸的是，胡适等先生也并不知道宪政和民主不是一回事，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就必须推行普选——恰恰相反，普选是民主，和宪政以及法治没有关系；强推普选的结果，一定是国民党下台、共产党上台，蒋介石怎么可能同意？所以才会是排除中共后再举行大选，国民党才可能实行宪政，但这已经既不是宪政，也不是民主，比不搞宪政更授人以柄，实属自作孽不可活。
更更不幸的是，当年的美国人和西方人也不知道区分宪政和民主，因而由于国民党不愿推行普选而同情共产党、疏远国民党；更更更不幸的是，现在的美国人和西方人还是不知道区分自由与民主、宪政与民主、法治与民主、好民主与坏民主，不知道区分三代人权， 不知道自由与民主之间是存在矛盾冲突的，不知道人权与人权之间也是存在矛盾冲突的（那位大名鼎鼎、去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西莫格鲁就在去年的一次访谈中宣称自由与民主没有冲突），不知道政治现代化不等于民主化，不知道必须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等等。这些认知模糊和程序错误，是导致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化频频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我的价值体系当中，人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激进分子们认定的、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好东西，每一样好东西都是和其它好东西紧密相连的，这些好东西之间是存在永恒的、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的，你越是不顾一切地死命追求一种好东西，就越是把其它好东西妨碍得越多、损害得越深，你和受你影响的人付出的代价也一定越高，你也就因此而失败得越惨——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说的不就是这回事吗？
究其实，不走中道，不知平衡诸价值，不顾死活、不计代价地把某种价值推向极端，这种极端主义的天国理想也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本质上，它是一种幼稚病——这不奇怪，西方文明就是一种幼稚文明，或者说，一种十分年轻的文明；原因是，西方文明有过三次大的中断，中断后又重新来过。这种幼年病也和中华民族没有关系，我们可千万不要搞错了，误把现代化不顺利都归罪于我们的祖先，归罪于中华文明。
顺便说说：亨廷顿把中华儒家文明扯进他的文明冲突论之中，实在是错得离谱。中华儒家文明何曾招惹过西方文明？当下的中美冲突、中西冲突和儒家有什么关系？那是共产党从西方引进的西方异端文明与西方主流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自身内战的扩展和延伸。
众多“有识之士”其实并不知道，所谓“普世价值”在二战结束前的西方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时的西方国家只是因为率先现代化了，所以对内比较文明，对外却是十足的野蛮。是二战后全人类、特别是西方人痛定思痛，汲取了西方文明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清理了殖民帝国主义、白种人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思想糟粕，普世价值（普适价值）才逐步创立并普及开来的。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思考，我主张西方民主很有必要从现在的3.0版升级为4.0版，还为此冒昧开出了十几味药。然而细思之下，我担心他们恐怕一味药也吃不下去。因为西方人太自负，而他们自负得有道理，因为西方现代文明实在是太成功了；不幸，成功乃失败之母，他们背上了成功的包袱。还因为西方人欠缺文明比较的视角，很难跳出自身文明的框框看自己，而那些专门拿批判否定西方文明当饭吃的西方左派极左派，却是一大帮（大得不得了！）为了走极端的理想而飘在半空中、脚不沾地的空想家，他们实际上既不懂西方文明，更不懂非西方文明，他们擅长的，只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思想方法还是对立二分的幼稚病那一套。看多了他们的所言所行，我私下里认为，这些大好人好是好，但他们根本就是蛮不讲理，同时——非常可怕——比谁都傲慢，仿佛正义化身，基督再临。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上这种人的当，从而走上极左的邪路？或许和中华儒家道德至上，“欲借道德解决一切问题”（林毓生）的特质有莫大关系。同时期的古代希腊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是智慧至上，认为愚蠢就是恶，无知就是罪，而我们历来认为好人好政府是可欲且可能的，并且好人一定干好事，干坏事的一定是坏人。大错特错。认真读一读历史，不难看到，历史上干出最大恶行、制造出人间浩劫的，多数都是好人，特别是愚蠢无知的好人。掌权之前的共产党人不是大好人吗？可是，你想一想他们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命。基督徒不是最好的好人吗？可是，大家去看看十字军东征，看看猎巫，看看宗教裁判所，看看三十年宗教战争，看看基督徒曾经怎样迫害异端吧！人世间根本就不存在好人一定干好事这回事，“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
所以，在强调自由优先、民主居次之外，我还要强调真伪优先、善恶居次。无真相则无正义，左派极左派的通病，恰恰是戴着一副厚厚的玫瑰色眼镜看人看世界，为正义无视真相。
说到“无真相则无正义”，我感觉不得不再次澄清一则广为流传的谎言，所谓“天安门大屠杀”。1989年6月3日夜半至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确实开枪杀害了多达两千余各界民众，但都是发生在军队往天安门广场推进途中，恰恰不是发生在天安门或天安门广场，原因显而易见，并不复杂——我们四个绝食的知识分子组织、动员滞留在广场的两、三千人及时撤离了广场，军队动手清场时广场已经空了，他们屠杀谁去？如此彰明昭著、见证者多达数千人的事实真相，37年了，居然至今还被谎言淹没，说明了什么问题？如此荒诞的现实，国内的人不了解有情可原，海外的许多人、包括自媒体和西方国家的传统媒体却也至今毫无检讨反思，你们难道就从不感觉一点点羞耻吗？说什么“正义事业必胜”，照此下去，正义事业恐怕只会自乱阵脚，自毁长城。请不要再苛责当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灰心丧气、理想沦落，庸俗市侩和极端自私的现实主义泛滥成灾，这是因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这整个世界事实上全都并不令人欢欣鼓舞。
一口气写了五千字，修改时又加了三千多字，太长了，就此打住吧。
别人以为在受苦受难，自己却不以为苦还甘之如饴甚至洋洋自得的傻二百五周舵，在中国海南遥祝各位新朋旧友顺遂，吉祥，健康，成功，更切望各位不吝赐教，尤其欢迎最严厉的批评。
周舵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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