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访谈：用言论自由在专制制度里打进一个楔子

（China Change Interviews, No. 6 // 访谈时间:  2019年11月23日）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jUlkWw6wQ&t=188s

我 是1947年8月5日出生于北京，当时叫北平，所以我的名字“平”是从这儿来的。我上头有一个姐姐，下头一个妹妹。我父亲原来是河南许昌一个农家子弟，因 为小时候比较聪明好学，家里送他念书，后来念了免费的中央政治大学。出来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时代，做过一些什么县长、专员，诸如此类的。后来在48年的时 候，他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可是这个军队在49年初，所谓起义,就成了共产党的军队了，成了解放军了，所以他也就成了解放军了，是个团级、营级军 官，部队一度驻扎在湖北的大冶。那时候我妈妈因为怀上了我妹妹，那是50年，就带着我们回到北京，因为北京买的有房子，就回到北京去了。可是到了1952 年，共产党搞镇反，我父亲就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就被判处死刑。

那 样一来当然我妈妈生活就非常困难了。我妈妈原来学过统计，没结婚之前已及结婚后一段时间，还做了很长时间的统计工作，一般在什么各地的包括什么陕西省的财 政厅这些地方做统计。后来怀了我之后就没有工作了。【父亲死后】在北京这个日子就比较困难，所以在55年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妹妹去了四川成都，投奔她的大哥 或者大舅。

大 舅当时在四川成都京剧团当导演。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二舅住在一起，二舅一家人。

在50 年代的时候和后来气氛不一样，50年代不是那么特别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问题，在学校里你好学生、听话的孩子，那总还是受老师受各方面的肯定的。所以当时我 们并没有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黑五类的问题而感到什么压力。我小时候，从上幼儿园起，到上中学都是好学生，评三好学生、评优秀学生每次都拉不下。我们小时候都 挺老实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你看我念的幼儿园，那时候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幼儿园，府学胡同幼儿园，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那。府学胡同幼儿园，文天祥祠堂就在那 儿，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幼儿园。念到大班毕业的时候，全园评比什么模范儿童，那时候兴模范，评了九个，其中就一个是男孩子，人家全是女孩子。就说明我们挺 老实的，那时候。 

整 个小学初中中学都过得应该说是相当的顺利。所谓顺利，就是你自己很努力，周围人也都给你很多的肯定。一直到了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1963年了，那时候 要争取入团了，写入团申请书，就是说第二天团支部要开会讨论是不是批准我入团的事了，结果头一天，我的入团介绍人，一个老师，就跑来跟我说，说决定要把这 个事搁下来，说他们调查我们家里，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给耽误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比较清楚的知道我父亲的情况。 当 然那个时候我当然很不高兴了，就觉得你看我的表现这么好，你们也都知道的是吧？怎么会因为一个家庭问题再考验呢？理由就是要再考验、考验。当然我就非常不 高兴。觉得不公平嘛。

这 次是事情还小，就到年考高中。考高中，后来据我的老师说，我考的成绩在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成都那些好学校、重点中学，我填表都填的这些好学校，一个 都没有录取我，而把我分到一个离我们住家非常远的一个很差劲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在成都的完中，就是有高中的中学中间，排名是垫底的。

把 我分到那个学校，我非常生气生气，气得不得了，因为以前都是一帆风顺的，觉得得了这样、得了那样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自己很努力，是吧。结果那次让我非 常气愤，就觉得太不公平。我觉得太不公平。当然你后来没有办法，只有去啊。最初去的时候还好，因为你是好学生，所以一去学校班上老师还是非常重视，推举我 去做什么学生会的干部等等。可是紧接着到64年，那么所谓阶级斗争就越讲越凶，在学校里头所谓讲究家庭出身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 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搞什么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候我们学校也是搞什么阶级路线辩论会，辩论会上结果三天半的辩论会，两天半是在批判 我，后来当然我当时就很不服气，我上台都去就去据理力争。

后 来我在一个同学那儿，看到北京市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当然感到这就引起很强烈的共鸣，觉得他所文章所谈到的那些原来我想的。

当 然只是我很清楚，以我当时那种表达能力肯定写不了那么好，但这个文章本身，确确实实观点跟我原来思考是完全一致。所以当时读这篇文章就像在读自己的思想， 有那么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在办了一个小报，就转载遇罗克的文章。这个事情后来到了文革后期也遇到一些麻烦。那么这个问题对我早年的生活经历影 响是比较大的。

文 革发生那一年，我们正好高中毕业，1966年。当时我们已经结束了毕业考试，准备考大学，所以教室里已经贴满了各个高校的招生广告。我们在选学哪个专业、 考哪个学校。正在琢磨这些事。但其实我对考上大学觉得希望很渺茫，因为当时非常讲究出身，我们同学都很清楚。我们班一个同学就讲，他说以胡平的成绩，全国 哪个大学都考得上；但是以胡平的家庭出身，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他。当然情况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学校高年级有一个同学，他是他们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 他的父母不过是右派而已，按性质，比我们家还要轻一点，结果居然把他分为一个什么农机学院去了。另外还有几个同学家庭出身比他更糟一点的，根本就不被录 取。

文 革期间，一开始我们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响应号召，因为当时，第一你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接受的都是官方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另外像这种出身不 好的人，参加运动的时候尤其还想证明，其实我们也是革命的。

但 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有一些疑惑，比如说你看到报纸上批判这个毒草那个毒草，但发现毒草都是自己原来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吧？你心里当然会觉得这是自己思想不 对，你看居然对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共鸣。所以当时大家都是这种思想，都是这种想法，批判的东西都知道是自己原来比较喜欢的东西，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但是正因 为这样想，反而觉得自己思想有问题，是应该通过运动，参加革命，改造自己。就抱这么个目的。

一 开始我和大家一样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可是后来很快我就对这种对那些老师、学校的什么主任、校长，他们遭受的那种很严厉的很残暴的那种对待感到不满。 当时很多学校都是学生自发的，或者是在工作组的某种暗示、鼓励之下，把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关入牛棚，也就是不让他们回家，叫他们居住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叫他 们去劳改，做些扫厕所这种最脏、最烂的活，而且还对他们放肆的打骂侮辱。对这个事情我就有些不满了，因为从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些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是应该的，我们也去批判，但是对人的这种折磨，我看不下去。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政策，党的政策也没说要这么做。所以当时，你像 当时那个情况下，你要反对一个东西，你总需要一定的思想资源，你凭什么去反对他是吧？我们觉得这个不符合党的政策，因为你不可能有自己单独的标准。那么你 还是根据党的那套标准。问题是，你就发现，按照党的标准，你这么做也也是胡来，也讲不过去。所以最初是从这儿反对的，按照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的标准，然后 看你生活中很多具体做法不符合标准，这样子才有底气去反对，因为你开始不可能站在一种连这个标准本身都加以反对，不可能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就对学校这 些老师遭到这种粗暴对待很不满，对这种残暴性很不满。

后 来到了秋天, 不是中央、也就上面毛【泽东】变了政策，是吧，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突然反过来了，居然号召大家对前阶段工作组领导做的那些事情加以批判。文革中 的最大一个特点，以前搞运动都是领导整大家，而文革中间居然出现这么一个插曲，毛泽东居然号召群众去批判领导。所以这么一来，像我们这些原来就受压的、前 段时间受压抑的，当然就觉得很受鼓舞。

所 以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我们就贴大字报呼吁，所谓造反的大字报。就是要求把被关进牛棚的老师统统解放出来，给他们平反。所以我在我们学校文革做两件事情，一个 是带头把这些关到牛棚的老师都解放出来了；第二就是反对血统论，就办小报批判这个东西。

那 是1968年年底，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所谓走上正轨，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要是工宣队、解放军军宣队进来, 实际上接管了学校。然后开始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因为在运动前期曾经一度把那些所谓有问题的老师都解放了，都从牛棚放出来了，可是到了 运动后期又来算账了，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很多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又重新关进牛棚，打入另册。另外也开始清理学生中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成了清理 的对象。学校办一个学习班，美其名叫学习班，其实等于强迫你天天去叫你去检讨。当然我们不检讨，就僵持在那。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们，把我送去学习班的就是两 条。一条说是我为牛鬼蛇神翻案，就是总是为老师打抱不平，把老师解放出来了。当时解放出来了，后头有些老师又被当成牛鬼蛇神又抓进去了，所以就说我们挺牛 鬼蛇神。另外我办小报登遇罗克的文章。当时曾经一度遇罗克的文章很流行，可是后来很快中央文革小组讲话，说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受到批判。因此在工宣 队、解放军那里，肯定我们办的小报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又调查了一下，同学也告诉军宣队说，胡平跟北京那些人办遇罗克小报的人，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因 为我根本没有去北京，属于单独的行为。所以就没有特别当个事来追究。

中文录音1

遇 罗克, 1942年5月出生于北京。因父母均为右派，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7年1月，与朋友创办《中学文革报》，发表《出身论》。1970年3月5 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排山倒海的 “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判处死刑。

这 些事情对我后来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追求，其实最早就是来自于这种残暴现象的不满。不管人他思想有什么问题，人家还是应该把人当 个人来对待，如果是思想问题，更应该就从思想上去批评，不要去整人。简单而言就是对整人这种现象的反感，这和后来人们确立要保护基本人权的概念，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

因 为这点事实上也是西方他们发现言论自由、发现自由主义的一样的，和我们共同的一个轨迹。他们最初也是对这种以一种理论意识形态为理由，对异端、异教加以残 酷打压的不满，以及对于别人思想信仰的不同就进行人身迫害，对这个事情的不满，由此产生了自由主义，由此人们认为有些东西、有些领域是必须保护的；人们思 想的领域，信仰的领域，言论的领域是不能够侵犯的，不管别人想什么、信什么。那么同样，文化革命正是在这点上给人们一个很严峻的教训。

然 后这个时候，那就是【1968年】12月21号报上登出毛泽东 -- 伟大领袖毛主席 -- 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号召一来，全国各地当然就必须得响应，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开始。当时我们也都去报名。我们学校是下在 四川最南端的渡口，现在的攀枝花。那个地方一部分在云南，因为58年的时候在那发现了很多铁矿，所以后来就成了一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

我 们有大概20个同学分到一个集体，分到一个生产队，这个算是很多的了。一个集体户。有的知青是一个人、两个人去一个生产队，我们这20个人文化革命中算是 一个战斗队的，关系比较友好，这么一起分在农村。那么开头大家都挺努力的。我们那个队还算比较富裕的，一人每天的工分值，一开始下的时候大概八毛多钱，到 第二年第三年就变成九毛多一块钱了，这在当时中国农村算相当富裕的。

当 我们说某个地方的工分值是多高的时候，意思就一个全劳力干一天可以挣那么多钱。我们去的同学不但能够经济上能够自立，就是说吃和穿这些用项都能够自己负 担，而且很多人还能攒点钱。当时我们干活都很卖力，而且有的同学在当地做赤脚医生，帮农民看点病，学点针灸，有时候回到城里买点药，那时候农村根本没有 药。或者给农民办夜校，教他们认字。或者是做点别的事情，比如说种地种庄家需要农药，知青毕竟懂点知识，就去研究怎么样配置好的农药，诸如此类。这些我们 都干得很努力。但是在那段时间之后，因为你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离开了城市，那么什么事情就有一个更不同的思考的角度。

除 了干活之外，当时我们也尽量找些书来看。可是那时候能找到书非常少，有时候偶尔听到哪个朋友有一本书，跋山涉水跑人家那儿去看，看完马上就得还。或者偶尔 能借个一两天，赶快把好句子抄下来。很辛苦。大部分书你看不到，一些理论性的书，你根本就看不到。西方的原著，根本看不到。我记得包括哲学方面的书，包括 经济学方面的书，那都是只有看共产党的教科书。共产党的教科书，有时候它把有些东西所谓资产阶级的一些理论当做反面教材，它会引几句在上头。然后你就使劲 猜：那句话什么意思？它又只引几句，片言只语，又没有论证在里头，所以你自己琢磨半天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后来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原著后，才发现其实跟我们想 的一样，等于我们自己补充了那些细节，它等于给了你的思想一个提示。所以后来我们这种读书的本事很大，给你一点片言只语，别人一个论点，你就知道他是怎么 论证出来的，他从哪来的。所以这种思考能力就变得特别强。那么到了那时候，我已经对共产党整个制度有了很强的批判。我记得在70年的春天的时候，我们跟几 个好朋友，也插队一块，聊天，我就很清楚跟他们表达说，我们生活的制度，是历史上最暴虐的一个制度，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暴君。对他们这点认识是 非常的清晰。但是最大的苦恼就是，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那 个时候我们只知道很多人是因为思想而受到严酷的迫害，很多被枪毙的，但是他们思想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让我们看见。布告只是说某某某思想一贯 反动，疯狂攻击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怎么个疯狂法，他说了什么话，没有的，都看不到的。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看阿伦特，一个思想家，研究极权主义的说， 极权主义使得殉道变成不可能。很多人为一种思想去死，在过去，再坏的时代，人家至少还让你说出你的思想，我们还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思想去死的。中国古代杀 头，还准你在临刑前喊两嗓子，人们还知道你是为什么死，对不对？现在根本不让你说话。像张志新死的时候，把她的喉管给割了。是这个样子的。像林昭，我们知 道林昭是很偶然的，她在监狱中很偶然地允许她可以写，很偶然的她写的东西被留下来，很偶然的她留下的东西传到了外界。而大部分被抓进监狱的人，根本不让你 写东西，写的东西就给没收了，早销毁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统治以来，很多人为思想、为言论而死，但是他们的思想言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外面根本不知道。所以你 当殉道者都当不成，你当不了。

张 志新, 1930年12月出生于天津, 三个孩子的母亲。文革期间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68年对同事透露对文革「很多事情不能理解」，遭秘密举报。因拒绝认罪，1969年9月18日被 捕入狱。在狱中遭到殴打，头发几乎被拔光，遭到强奸、轮奸。1975年4月4日被枪决, 44岁。临刑前被割断喉管，“脸扭曲得没了人形”。

林 昭，1932年1月出生于苏州。1957年是北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 1962年因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 ，被关押於上海市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市公检法 军事管制委员会 下令枪决，36岁。林昭在狱中用血书写，在《告人类》中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 最最恐怖 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 比死亡本身 更千百倍的 更惨痛的死亡。”

像 我同学，我认识的人，好多好多，有的只是零敲碎打的一段思想，很偶然地写了封信，或者悄悄的写了个匿名大字报，或者是同学中间、亲友中间写信，透露出所谓 反动思想，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被当局查获，那一关就是多少年，有的就被枪毙掉。这种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要成这个样子，一定要开辟出一条 道路出来，而我相信一定有这条道路存在。我说，在极权主义构筑的这个围墙中间，一定有这么一两块砖是可以移动的；它不是铜墙铁壁，一定会有的，不可能有全 能万能的这么一个统治者，它的制度是天衣无缝，使得任何反抗者都只有碰壁，只有失败。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有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言论自由它 的重要在这儿，除了它是整个自由社会的一个基础，除了本身这个道理外。后来我的《论言论自由》其实很大程度是讲这个问题。当然一般人读的不是很注意，光是 注意我对言论自由本身的阐述，是吧，为什么言论要自由等等。其实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说，它是我们反对极权主义、反对专制制度一个突破口。

70年左右出一个事情， 刚好成都一个地方发生了抢劫银行杀人的事件。成都市的公安局就把那段时间刚好回了城知识青年当成重点嫌疑犯，而我们好几个同学，包括我在内，刚好那会儿都 回到成都。然后调查，一直调查到我们生产队那去，当然都没什么问题。

但 是他们那时候叫什么一案带多案，就顺便问你们这里知青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样那样的？同学就说胡平读那些书马列的书。公安局就很警惕，说这些读马列的书 就是要反对毛主席的。然后跟公社的一交换意见，公社的人就知道我们家庭出身有问题，就觉得我问题很大。所以后来就组织了一个批判会，在生产大队开我的批斗 会，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虽然那段时间我确实有很多“反动思想”，但只是跟特别要好的同学才有交流，跟一般同学交流并不太多，所以他们也批判不出个 什么名堂。

但 是我就觉得就很艰难了，这样子一来你在农村就永远不能翻身了，这个状况等于成了候补牛鬼蛇神了。处境就非常恶劣，所以我想我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才行，要不 然就全毁掉了。所以也就是在批斗会的当天晚上，我就想出一个计划。那时候我想我只能以病残的名义才能离开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有同学冒充病残的了，找朋友 熟人医生开个假证明，冒充什么肾炎，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我肯定不能那么做，我只能来个货真价实的才行。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个计划，就是制造一起事故，制造 一个残废，这样子就可以回城了。

因 为这件事一个人不见得能完成得了，我就跟最好的朋友交换看法，提出我的考虑。他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太残忍了点，说有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当然有这个必要了。 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多，我记得很清楚，71年9月12号晚上，刚好一个朋友，在远地的知青，到我们队里来。大家一块宵夜，我就跟同学按照原来的计划，大家一 块吃饭，在厨房里头，我在那烧火，他就准备-- 水烧开了，他准备给温水瓶灌水，然后倒水的时候，就故意…我这边砍柴，他把水就撒在我身上，这么一烫一惊，我就趁这个机会砍我的手，砍断我的手。旁边他们 在吃饭，也没谁注意，我就拿那个刀砍到手指头上。结果砍了一下觉得不行，又砍了两下，砍了三下，当然骨头都看见了是吧？

然 后同学一看，以为我不小心让开水给激了，所以砍到手上了，赶快跟同学们说，我们赶快，赶快去找医生。我们队附近就挨着渡口市的市级机关五七干校，我们跟五 七干校的人很熟。我就跟我要好的同学一块，就离开厨房，到附近五七干校去。在路上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行，我这还得补不补火才行。当然因为我们早就有商量， 我这个同学刚好在队里当兽医，他有把很好的小手术刀，就把手术刀带上，我们一块走。快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小河沟，我就下去，我把手搁河边石头上，我说你拿 刀夹上去，拿石头敲一下。他就把刀搁上来，敲了一下。他不敢敲，有点紧张，我说你得使劲敲才行，结果也是敲了两下，敲了三下，指头都弹起来了，马上就要掉 了，因为刚好底下石头不平，有个小缝，所以就有那一点皮连着。我说行了，可以了，然后赶快上来，还赶快用水把周围的血迹冲掉。

然 后我们就到了医务室。医务室说赶快打个针止血，说我们这看不了，赶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五七干校有辆小吉普车，就载着我和我同学，一块把我们送到附近的医 院。路上还出事。路上过河的时候，车轮打滑半天出不来，结果还到附近很远地方找农民什么来帮忙，一块把车推出来。这样路上耽误两三个钟头。

完全出于幸运，胡平断 指再植成功，避免了拇指截肢。即使这样，公社还是不放他走，医生仍然不敢给他开证明。

结 果省医院的一个医生就给我开了个证明，说你这当然是不行了，因为你大拇指功能丧失。你看看都是红的吗？对不对？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就从这里砍断的，是吧？ 它这是接的，所以颜色不一样。他说你丧失了对掌功能。 他说，手的对掌功能占一半，因此你手的主要的功能就丧失一半了，是很严重的残废了，所以他就给我开一个不宜重体力劳动的证明。就这样子，还经过两年之久， 一直到73年11月，公社才给我开了一个证明，就是转户口，转回成都。

回来之后就是当临时工。 开头就是代课，给小学代课，给中学也代过课。代语文代数学代英文。还有的时候去冰棍厂做冰棍、做汽水，夏天的时候做汽水。还参加过街道的什么修缮，给人家 修房子。修缮，做冰棍，时间都很短，几个月。主要是代课，因为我比较喜欢代课，对我来说很轻松。

《论 言论自由》第一稿和第二稿

回 到成都之后，首先生活压力减小了，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朋友交谈，思考。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小了，毕竟城里人多,鱼龙混杂，不像在农村，以我那种 处境，是生活在高度监视下。

在 这种思考之下，我就对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兴趣。在我看来，专制制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钳制人们的言论，而我们所经历的，尤其是文化革命，它对思想对 言论的严禁和打压又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反过来，它也会激起更多的人对自由的一种渴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言论自由是很好的一个突破口。因为第一你谈这个问 题，既然连中共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包括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都能找到很多支持言论自由的观点。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 历、整个国家的经验给我们领悟言论自由的原理，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基础。

当 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要写得特别尖锐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写得特别尖锐，根本就没有任何流传的可能性，而且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所以我最先还是从言者无 罪这个角度谈起，因为这首先是个中国的概念；第二，毛泽东本人也讲过言者无罪。这个词本身就能够使人们很容易了解到言论自由的含义。言者无罪是什么意思？ 统治者当然不会对自己赞同的言论兴师问罪。所以言者无罪，尤其是针对统治者不喜欢的言论。你反感的言论也是无罪的。这就和人们谈言论自由是一个道理，言论 自由肯定是指的不同政见的言论自由，异议者的言论自由。相同政见的，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一定是指的异议，指不同政见。

我 开头写的比较短，也是苦于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能够发表。

这 整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要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去争取言论自由，首先你得争取到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空间，而在当时几乎没有给你提供任何这么一种空间。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伤脑筋，就是以什么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1976 年4月5号清明节，北京发生了规模浩大的以悼念周恩来为名义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成都不可能知道，等我们从《人民日报》知道了，那就已 经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了。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很快就明白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感到非常振奋。而且你就感受到人同此心，有这种想法的人，有 这种愿望的人，有这种要求的人，虽然很多人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但确实已经相当广泛，这点和我们自己原来的预期比较吻合。像我们，虽然很早就有了自己的 想法，但一直感到非常孤独，哪怕你的好朋友中间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人都非常少。

我 是75年开始写的《论言论自由》，到了76年，我们知道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整个中国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很大变化。这个时候，我就写了 一篇大字报，就是谈言论自由，当时贴在成都市委的门口，还是托朋友帮我贴的，帮我抄的。我们家离成都市委很近，离成都市委、省委都很近，但省委那条街叫商 业街，是很漂亮的一条街，两边都是梧桐树，但来往人很少；成都市委那条街则热闹一些，来往人多，所以就把这个大作贴在那去了。

在 此之前我有很多思考，也从《参考消息》上的只言片语极力去了解比如在苏联、在东欧发生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是怎么回事，那些不同政见者提出一些什么主张等等。 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我想当时很多人、比较有思想的人都会意识到，毛泽东总会有一天会死掉，而毛泽东一死,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像苏联在斯大林死了之后那种所谓 政治解冻的局势。那会是必然的，因为毛泽东和当年斯大林一样，在他们的统治下做得太过分，以至于引起体制内部、包括最高层的极度不满，因此新的领导上台之 后，不可避免地至少要推行一定程度的、有限的自由化。当时我考虑那一天肯定会到来，会给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历史时机。 

在 这个意义上，我再次考虑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我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而且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所以我一直就抓紧这一个问题，反反复 复就强调这一个道理，让这一个理念尽可能地深入人心。

77 年的时候，我就又重新写了这篇文章，就写的比较长一些，还跟朋友一道，把它印成了油印的小册子。可是当时也是苦于没处散发，你散发给谁呢？

经 过十年中断后， 中 国1977年 恢复了高考。

77 年恢复高考，我们很高兴，赶快去报名。可是成都很可恶，出了个土政策，就是病残知青都不准报名。说不是要体检吗？你们既然身体都不合格，省得报名了，因为 报名的太多。这么一来77年就没让我考。

到 了年底了，我看报上登要招研究生，然后有个同学就跑到我家找我。他头一年参加了高考，成绩不理想，他就想考研究生。他说我们一块考研究生。我就心动了，考 研究生。当然我们也不懂研究生情况如何，我们没上过本科，朋友中也没有谁当过研究生，不知道研究生是什么意思。但是不考白不考，就这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才五毛钱的报名费，而且他又不管你病残不病残了。

我 选了半天还是选择西方哲学，因为以前这方面功夫下的比较多，另外觉得也只有西方哲学才能满足我那么广泛的兴趣。不管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在里头找得着。当时 招西方哲学研究生，全国只有两三个大学，我本来想找个差点的大学，就图考上嘛，哪敢去高攀？但差学校还没有招的。因为一个中学老师的关系，我认识四川大学 哲学系的老师，他们说他们今年不招。没办法才填的北大。78年5月份参加初试，在成都参加初试。结果初试考的成绩非常好，后来知道是我们专业的第一名。7 月份又到北京去参加复试。

通 过复试之后【北大】已经决定要录取我了。这时候调档案一看，有这么多问题，就不知道该不该收。有些人坚决反对，说哲学系不能收这种人。有的老师就说，不收 这种人，你就不要人家来考；让考了，而且人家知道考的是最好的，你怎么不收人家呢？相持不下。哲学系派了两个老师专门到成都调查我，问我的左邻右舍，居委 会老太太，问原来学校的高中同学，学校的老师。好在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好话，所以这一关就算过了，就录取我了。

1978年10月 进入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并在西单墙期间发表《论言论自由》第三稿。

到 了北京，我本来是带着手稿去的，就想着到了北京之后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在 这种情况下，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民主墙的出现。我看了也非常振奋，就赶快想办法和民主墙的人联系。联系了后，先是认识的北岛，我就给他谈了言论自由的想法。

北 岛说，他们的《今天》刊物是文学刊物，政论性的他们不登。然后他介绍我给另外一些朋友，说这些朋友在准备办一个新的刊物，一个综合性刊物，这样我就认识了 姜洪他们。后来他们就一起办了叫《沃土》的一个民间刊物。我和他们交谈了我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当然他们都欣然接受，所以我就又赶着重新写了这篇文章，这 次我写的题目，就是《论言论自由》。

其 实我到了北大也就只有两个来月。那两个月阅读了很多东西，因为毕竟对付学习，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我们专业，教授不怎么管你。到了 北大之后，当然能阅读的书就特别的多。特别是研究生，可以进内部书库，很多不对外开放的阅览室，研究生可以随便在里头看。所以包括一些西方很有名的自由主 义论著，都是在那个时候才阅读到的。也包括中国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才阅读到。这些对于我写作《论言论自由》毫无疑问是很大帮助。这是79年民主墙发表的那 一篇《论言论自由》。

第 一它的篇幅比原来几稿，要长得多，已经有4万字左右，而且论证的扎实、引经据典各个方面都要比原来强很多。我现在手里没有这一稿的原稿，不过台湾当年出版 过一套，大概有十几本甚至二十几本，就叫《大陆地下刊物汇编》，把民主墙时期全国各地民间刊物上的文章几乎搜罗殆尽，我的《论言论自由》也在其中。这套书 我想现在不要说在台湾，包括在美国，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概都有收藏。

这 个文章发表之后，当时也确实引起不小的反响，只是这个反响离我的期待、离我的预期差得太远，因为我本来想，既然中国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么深重的灾难，一定会 有很多人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很多人的呼应。而且事实上在那段时间，哪怕在官方的报刊里，都也确实有些文章很明确地谈到言论自 由的问题。

至 于民主墙的人，民间刊物里几乎个个都提到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特别着力的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很多文章中都会提到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就不一 样，我觉得就要现在集中精力，就谈这一个问题，把这个事情给谈透彻，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如果它一旦成为公共话题了，这种理念深入人心了，那么以 后共产党想关上这道门就不容易了，或者就做不到了。

因 为到后来《沃土》办的比较有声色了，先是中国青年杂志社开过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些民间刊物的人一块座谈，因为团派那时候对民主墙是特别支持的。另外，中国 青年报社还曾经给我们提供一个会场，开过一个讨论会。当时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待遇，也就是在民主墙没有被拒绝之前，民间刊物的地位一直是妾身未明，是吧。共 产党不说你是反动的，把你取缔；也不承认你合法。一直是这么个状态。你到街上、到西单墙去张贴小册子，他们都不管你。但是官方还是跟你保持距离，和你不接 触。所以像那两次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邀请我们去，那一定程度上等于承认你的合法地位。因为当时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体制内有一批人主张要制定《新闻 法》、《出版法》，也就是说给这些刊物一个合法的机会。但是没有搞下去。后来我们知道，陈云讲过话，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国民党的时候就有《出版 法》，我们就利用这个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可不能让别人钻我们空子。他有这么露骨的一个内部讲话，因为他知道，一旦有了法，哪怕这个法有很多毛病，但是毕 竟有很明确的一个叙述，有个很明确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总有文章可做，对不对？

我 们都知道人类是由几个关键时刻塑造成的。在大部分时候它就跟高速公路似的，沿着一个既定的路线在走。只有几个时候它遇到转折，遇到很多路口，这时候他可以 选择走这样还是走那样。一旦走进一个路口之后，好坏都要走下去，没办法了。这点我在《论言论自由》中都讲到了，因为我们都有很深的体会。我当时为什么觉得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错过这个时机就不行了？别的不用说，也只有那个时候，我想你都会有这个记忆的，就是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乃至于整个 80年代，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这么严肃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

现 在人们一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对整个社会氛围的描述。这使得人们对这个时代就没法有正确的把握。最难描述的就是氛围。不是台上几个人怎么 跳，而是底下观众是什么心态。人们总是在描述台上的人物，忽略了观众。但观众才是最要紧的。我老讲，我说，什么叫启蒙时代？启蒙不在于有人讲，而在于有人 听。任何时代都有人讲，对不对？但是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代，才会有很多人竖起耳朵听。

所 以思想有时候可以发生非常大的作用。历史上为什么有些思想起到那么大作用，你说那思想特别高，也不见得，别的思想也不差，它就赶上那个时候，在历史转折时 刻起到那种作用了。我觉得毛去世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历史契机，使得我们有可能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但是我觉得非常失望，就是没有那么多人重视言论自由这个问 题，以至于让大好的机会白白流失。所以当民主墙后来被取缔的时候，我真的感到非常失望，因 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年，不光是为了写一篇让后人看一下你这文章写得好。不是为了这个；我 们希望改变历史的。我能想到的事情，别人也应该能想得到啊。

中 文录音4： 

1978年 秋冬，西单民主墙出现，多个大城市出现大规模民众聚会活动，大量民间刊物相继出现。1978年12月18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改革开放”路线。1979年1月1日，中国与 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18日，胡 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数百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干部参加，议题广泛，讨论活跃，被称为“党内民主墙”。1979年1月29 日，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政府签订科技交流协议。2月至3月，中国对越南发 动战争, “教训越南”。3月，北京开始查禁民间异议出版物； 3月27日， 魏京生和多位异议人士被捕，后被判刑15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专政体制。4月初，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前结束。40年 后回顾，1978年秋天到1979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已经包含了中国后毛泽东 时代的基因图谱。

1980年 北大选举

关 于选举,应该是79年年底或是80年初，当局推出了新的《选举法》。在中国，直接选举，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代表，只限于县一级和区一级；省市级，更不用说全 国人大代表，选举是间接选举的。

新 的《选举法》做了一些重要改革。第一它把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放宽了。要怎么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呢？只要有三个人附议就算数，三个选民同意就算数。这么一来，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候选人。而以前虽然也没有规定说必须得官方确定候选人，但是他不给别人提供一个成为候选人的机会。另外一条就是新的《选举法》规定了 候选人可以自己宣传自己，这等于给竞选提供了机会。文革之前我们也参加过选举区代表的选举，学校贴出红榜，说某某某是候选人，大家投他的票，排着队，写谁 我们就投谁。 

选 举当年全国各地不是同步进行的。北京市最后进行的，北京各选区也不是同步进行的。海淀区最后进行。所以全国的那一届选举，海淀区是最殿后的。我想当局这么 考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知道海淀区大学多，你们如果带个坏头，别人都跟着你们学了; 我先让别人选，对不对，选完了你们再花哨，这出戏都完了。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在北大选举是11月开始，11月12月进行的。在这之前，比如在四川，就已 进行了选举，在上海也已经进行了选举，而那些地方就已经有一些人，特别是高校，有学生毛遂自荐搞起了竞选，也组织了竞选班子写大字报，举行讲演会，答辩 会，已经有这个形式了。而上海复旦大学竞选，中国青年报甚至做了正面的报道。当时人们普遍的感觉说，文革之前那种选举算什么选举，都可笑。人们认为，既然 是选举，当然该有超出席位名额的候选人，才有的可选吗？等额选举不是笑话吗，这话都不通了。

80 年9月份的时候，刚刚开学，当时陈子明、李盛平、闵琦等 一批原来民主墙时代的活跃人物，就到北大来找到我，找到王军涛，因为他们筹划在即将开始的北大、北京高校选举中，希望这些参加民主墙的人，有些还是参加过 四五运动的人，都能站出来。那个时候就做了筹划，说北大选举我们就推王军涛出马代表我们大家。

后 来说北大学生选区有两个名额，我说我也出马吧，这样子我才出马了。北大选举它有不同之处，就是它从一开始，在正式选举日还没开始前，就有几个同学率先在北 大三角地贴出了竞选宣言。其中一个是经济系的夏申，一个是物理系的王军涛，还有一个国政系的房志远。这三篇竞选宣言的最大特点什么？它们都站得很高，谈的 都是大问题，谈的都不是学生选人民代表的问题。

这 么一来，一下把高度哄起来了。就谈政治改革，金融改革，谈对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看法，谈这些大问题。换言之，谈的都是和区代表毫不相干的问题。这等于一 开始就把选举区代表这件事当成了发表自己政见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也正因为如此，一下子吸引了大家关注。相反，如果大家光是谈论一些一个区代表权限之内 的问题，暖气是不是要搞暖和点，澡堂、食堂是不是好点，那就没人感兴趣了，对不对？

另 外有学生，主要是本科生，成立了四个所谓中立的机构。其实等于就成立了媒体，报道竞选中的各种动态新闻，还进行采访，做一些民意调查，就跟真的一样。所以 人家说北大学生选区人民代表，跟选总统似的，谈的都是宏观大事。而且所有参选人都是那种姿态。

我，胡平，北京大学哲 学系欧哲史专业研究生，自愿并获得所在选民小组及其他若干选民的附议，决心参加这次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

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 当前这场活动有着好几种不同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除非我们及时地、有力地抓住事变中最关键的一环，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美 好机会。

这关键的一环中，首先 是关于竞选这种形式本身。

这次选举所以如此引人 入胜，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第一次采用了公开竞选这一形式。在这里，形式胜过了内容。历史将会证明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次选举，让竞选这一方式保持下来，发扬下 去，是决定这场活动是否真有价值的关键之点。

第二个（但绝非第二重 要的）的目标是推进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从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到“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政治学的重要规律：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 而出现；恰恰相反，他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象，垄断舆论是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此，我将努力推进言 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实施，有力地敦促符合民主精神的新闻法、出版法的制定。

1980年11月7日

然 后我还举行了两次答辩会，在学校办公楼礼堂，不算大，但是在北大是最正经的一个礼堂了。两次答辩会来的人都非常多，下午7点钟开始，提前一个多钟头就水泄 不通挤不进去了。第一次讲言论自由，第二次讲民主和法制。很多人在答辩会上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比较好应对，所以两次答辩会产生的效果比较好。另外本科 生同学自愿把我的《论言论自由》-- 是经过修订的,在《沃土》之后，我又修订过一次 -- 刻蜡板，油印出来大概200份，每个班发两份。所以那时在北大的学生中间，几乎每班都能看得到。6万字，好长。另外他们还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也有油印 的贴出来，所以那次影响面肯定比《沃土》、比民主墙更大。

33岁的胡平成为北京 大学学生选区唯一当选的海淀区人民代表。任期三年，每年一月参加一次区人大会议。在中国，人大会议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参 选之后，80年我又重写了一遍《论言论自由》，在《沃土》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内容，增添大约2万字。其中更多的强调在现阶段我们争取言 论自由的意义。另外也谈到了-- 其实上一稿就已经提到过 -- 民主和现代化，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这 个问题,很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国改革大潮之所以能够兴起，朝野呼应，纯粹是鉴于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国力衰败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有共同的要求，改 革的要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对自由民主的要求。

“历 史上有很多这种先例，一直有人公开的或者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发达的起飞过程中，有一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的紧握大 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听了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够取得直截了当的 成功。这种见解曾经还相当的流行。在近代史上，中国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之所以一再出现被富国强兵的主张所压倒，和这些想法有很大的关系。”

“那 么如果一旦中国走向了这么一条路，就是后患无穷。这种不要民主的现代化本身有很大弱点，第一它经济的发展必然是残酷的，因为它伴随着不断的政治迫害，它毕 竟是畸形的，也会产生很多内部的问题。”

那 么这一点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预言。当然这也和整个形势发生很多变化有关系。但是我指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们到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依 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竞 选后

竞 选完之后，第二年不到春天，人大的几个同学想把竞选的成果巩固下来，再发展下去，因此就想召集全北京各个高校的竞选活跃分子，包括选上的人、出来竞选的候 选人和一些竞选班子的人，串联在一起，在人大一个教室开了个会。

结 果开到一半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一个记者就来找我了。这个记者在民主墙的时候跟我比较熟。他说胡耀邦那边听到消息，觉得是不是这些学生要搞什么反党活动 了？把这个事儿想得很严重。我说不是，我们就是开一个座谈会，我说有录音的。我把录音交给他了。他带回去了，是不是给胡耀邦听了，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事最 后就算了。也就是说，你看当时竞选完之后，开那么一个自发组织的座谈会，都会引起最高当局那么紧张，说明他们对整个竞选是非常厌恶，非常反感的。

这 样到毕业的时候, 别人都没受什么影响，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 尽管在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学生，看起来在北大选举中间，王军涛算是激进派，张炜算是温和派，那我算既是激进的也是温和的，两派之间的，但我当然知道，在 当局眼里，可能我算是最激进的吧。果然到后来我知道，上头最最在意的就是我，而且认为竞选中就是我的思想特别有系统等等，反正是把我看得最紧。

在 选举之前我其实在北京学术界这个圈就已经小有名气，所以我们这专业的前辈们很多人都认识我，很多人都巴不得我去他们那里工作。但是每次都是要下调令的时 候，总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给挡住。那时候北京各单位，除了北大之外，人民大学、师范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北京二外，还有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等，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等等，凡是和我专业对得上口的北京的单位，几乎都联系、都找a过我。  

这 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们肯定就把我上了内部黑名单了。包括我们老师都知道。那时候马上要出文集，就是外国哲学研究的文集，他们新创刊的。本来收了我一篇论文 的，说你是不是换个笔名，哄上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写的，就换个笔名。所以有段时间，81年、82、83有两三年时间，我发表文章完全是用的笔名，全都 不能用真名。

等 到了84年85年，整个气氛变得进一步活跃，我的处境也有了好转。武汉《青年论坛》是84年底成立的，成立之初他们就到北京来，几个人到北京来，想拉拢一 些作者是吧，跟我们一块吃过饭。他们都看过我那篇文章，非常感兴趣，说现在他们不敢发表，等过段时间再说。一年之后他们就登了我的《论言论自由》。接着马 上就在北京搞了一场座谈会，讨论我那篇文章。当时来了很多人，不要说陈子明、王军涛，也包括厉以宁、甘阳这些比较活跃的人。自由派的人更不用说了，何家栋 等等。

到86 年，那时候进行政治改革讨论， 气氛格外活跃。那年我被请到各处开会。我去每个地方开会，就只讲一个问题，只讲言论自由，在广东、武汉、四川。那时候形势非常好。那时候好几个出版社说要 出版《论言论自由》，包括人民出版社、三联，广州的花城，还有湖南出版社等等。我就催他们， 我说你得快点，弄不好将来会气候就会发生变化。他们都不信，果然还没出版的时候，胡耀邦就下台了，就反自由化了。这是86年年底的事，字形都弄好了，但是 就没有出成。 

1986年底，中国多 个城市爆发高校学生大规模游行，要求政治改革。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 去”中共总书记职位，邓小平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我 在87年1月7号来到美国，在哈佛读政府系的博士研究生。读了一年我就停学到纽约来了，加入了海外的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后被选为主席。后来基本上 全时参加海外民运。从我参加的时候，海外民运就是为了推动中国大陆的民运。过去我在中国因为自己有参加民运的经历，另外认识人很多，因此我来了之后和国内 的联系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另外我对国内情况也比较了解，知道国内需要什么，能做些什么、能说些什么。

再 后来我实际上主要在办杂志上头，特别是在早些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纸质媒体，当时在海外，我们办的《中国之春》、《北京之春》是影响力最大的。所以在那么多 年里，可以说国内的老中青自由派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律师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刊物基本上是他们 发表言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场地。

我 可能是和国内各种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民运人士联系最多的，跟他们都有很多联系。确实海外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是我想这一点、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 没这一块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特别是你要想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海外民运这一摊的话，特别是在过去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国内的异议根本就没有任何表达的一个场 所。

中 文录音5：

胡平1996年至 2014年担任《北京之春》主编。此外，他还是一位多产作者。但是，他多年之间的洞见，现在才开始出现在研究中国的专家、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大众当中。

1999 年母亲病故，胡平没有能够从中国领事馆获得签证,回中国和母亲辞别。

我 母亲是99年去世的，在她病重的时候，当然我也非常想回去看望她。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跟领馆联系。当然我知道领馆批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我还是试图去联系一下。后来果然没批准。这时我母亲来信说，你不要回来，你回来了 我会更不放心。

“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虑？ ”“当然她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多年不信任。”

那 么多年其实我母亲是非常和气、非常豁达的一个人。她从来不在子女面前流露任何痛苦，任何哀怨。从来不这样子。所以我们小时候是在一个非常亲切、和睦的环境 下长大的。

只 是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到别的地方去，和我母亲到别的地方去，包括我们母亲带着我们从北京到成都，在路上，没有火车，那时候中间还有点路程还要坐汽 车。坐汽车，晚上就得住旅馆。我就记得有几个夜里，我突然醒了，我发现我妈妈坐在床那，背着脸在哭。当然小孩也不懂什么，看着然后回过头就又睡了。但我有 这个印象。

我 父亲去世是52年。开始，因为我们在北京，他们没有通知家里，我们家都不知道。后来我妈妈自己就担心，就知道，我父亲他们军队本来都住在湖北大冶那儿，然 后说给开除军籍，遣返原籍了，就很不放心。本来以为遣返原籍了，顶多就是当农民是吧，就是退役，无非如此而已吧。后来好长时间都没有音信，我妈妈就着急 了，然后一个人就到我父亲的老家河南许昌去探望。还没有走到，然后他们的亲戚就告诉她这个事情，说我父亲已经被处死了。 然后她当时就都没有到家，赶快又回来了。所以当时给我母亲打击非常大。她曾经就动过这个念头，想自杀的念头。已经都说好了，把我的姐姐就送给我二舅。那时 候我在北京住，刚好跟二舅一块住；把我就送给大舅，我大舅有个女儿没有儿子，正好；把我妹妹送给我们一个大表舅，在保定的。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他们这些 家里也都答应了，他们不知道我母亲是在托付后事，也想着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也不容易，每个人都以为她只托付了这一个孩子，以为这一个孩子我帮着看挺好 的，都喜欢我们嘛。这样子都托付好了，然后她就回到她们老家河北保定去，说北方农村有些井，很大很深的，跳下去谁也不知道，就死了是吧。她本就打算那样做 的。当然后来还是狠不下心，主要就是想着这三个孩子不能没有了父亲，再没有母亲。所以就咬着牙活下来，就是这么几十年。我刚才跟你讲，我母亲那么多年，她 一直在孩子面前从来没有任何流露，非常坚强。一直到1984年85年的时候，我们收到许昌法院的平反通知书。然后我和我妈妈又回到老家，给我父亲上坟。在 坟前我母亲捶胸顿足的哭。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从来没见过母亲那样子。我母亲是个非常坚毅的人，从来不在孩子面前、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痛苦，这次真是让我 看的非常难受， 30年她一直压抑着这种痛苦。所以她自己也说了，那次回去之后，整整病了一个多月，起不来，压抑太深太长了。

你 看我到美国之后，她基本上一个月至少两封信，所以我这里厚厚的一沓子的信。

你 看我妈一个短条子，炒茄丝儿是北方菜.... 就怕我一个人在海外，不会做饭做菜，还专门写个怎么做饭做菜的。

你 看这是她写给我三个孩子的几十年埋在心中的悲痛心腹话。“我是一个多么美满的一个家庭，突然遭到极大的让人难以接受的打击”等等。这是她98年写的。因为 我跟我母亲说过，我说你把它写出来。她的信写的非常好，她写了几万字，我们家里的整个的，像家史一样的。 

这 些我有空都要好好整理。我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你看我写了一辈子东西，结果这些我最该写的东西，我还没写。

写给我三个孩子的几十 年埋在心中的悲痛的心腹话

我 是多么美满的一个家庭呀，突然遭到极大的让人难以接受的打击。52年农历九月九日，我的最亲的人，丈夫蔡大同被镇压了。46岁，正在英年的生命。丢下了我 及三个孩子，艳十一岁，平五岁，敬还不满两岁。这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女子死了丈夫是人生最不幸的事。但是我更难受的是气愤不平。主要的罪，就是政校毕业 后、抗日前，干过警察局长，江苏县份的和上海的分局。但解放时从军起义的。凡是起义人员，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毛主席的命令发下的，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 咎。可是拿着这个命令他被镇压了。

当时还不敢声张，连哭 都不敢哭。实在不能活下去，太难受了，只有一死才能解脱这非人所能经受的痛苦。

我 一直瞒着没和孩子们说。我不愿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受这打击。后来我想好了，先安排三个孩子。艳就留给二哥嫂。平给大哥嫂，他们没儿子。敬给大表哥嫂，他们无 儿女。于是就把小敬送到保定。我只说我要工作，带不了她，如她习惯了，你们也喜欢她，赶明就给你们吧。大表兄嫂可高兴呢。回北京过了约一个月，又去看看， 小敬已习惯了，他们对待的可好，我放心了。

我就准备去重庆看大 哥，送小平。稍住住，把小平留下，当然也是说要工作。回来时过许昌。乡下大井多的很。门口不远就有一个大井，晚上趁人不备跳下算了，发现了又有人管。我再 写下遗书，让他们寄北京。

主意就这样打定了。那 时我半年多来，白天强打精神，不显露的生活。晚上半夜半夜的无声哭泣，又怕惊醒孩子，又怕二哥嫂听见。

后来我又千思万想，看 看孩子们，不行不能死，我一死解脱了，但三个孩子无父已可怜，怎么能叫他们再无母，还要把他们分在三处。既然生了他们，就得负责养育他们。咬牙活下去。我 一个人要用两个人的爱，抚育他们。这样一想好像眼又亮了，坚决咬牙活下去。

我先卖西安的房，后卖 手饰。卖什么都不心疼，只要不让孩子生活过的苦。

没想到闹文化大革命， 平、敬下乡真正吃了苦，家被抄的一贫如洗。就那样我咬牙坚持受着，没哭过，也没看到过我愁眉苦脸，也没和任何人述过苦。

我真没想到我还能高 寿。这十多年我可说不操心不劳力，儿女们都孝，境况也都不错。

我有专长，工作能力也 好，但一直未工作。我心中对这社会仇恨，不愿工作。也怕工作了孩子们生活过不好。弟弟和景也不同意我工作，说遇上运动，我受不了。幸未工作，所以未受打骂 和批斗。

我不能当面说。如说， 我就忍不住伤心；所以写，也是几起几落才写了这一篇。

这篇东西平看了，只当 看别人一个故事，不要往自己身上想，就不难过了。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