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脸书 2026-6-5
北明按:八九六四后,我被北京政保一处收容审查,关押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与我关押在一处受审的,还有参加八九民运的北京知名知识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八九期间我任编辑的中国当代第一份独立报纸《新闻快讯》主编包遵信;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原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大陸知名的改革派理論家李洪林;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中國首部《企業破產法》起草人曹思源;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河殇》总撰搞人、中国文化学者、后来的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王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与李克强同窗共同完成译著《法律的正当正序》的杨百揆;以及一位的国家体改所女士(不知名)等。
八九六四距今三十七年了,包遵信、李洪林、曹思源、杨百揆已先后辞世。我把当年逃亡中写的有关他们关押期间的故事放在这里,谨示缅怀和纪念。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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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1946 -2014)江西景德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家,宪法、企业破产法学者,自由派知识分子。1980年代他曾主持起草中国首部《企业破产法》,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反复提出几十项修宪建议,而被称为“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
我与好汉们九个月邻居,却至今未曾谋面。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互不知道谁与自己关押在一起。
日子一天天地拉长了自己没奈何的面孔,神经一点点地从紧张中松弛下来。便有了关于邻居们的消息和趣闻。
“那个大胖子回来了。”
“是吗?”
“那家伙一回来就去餐厅海吃了一顿。”
“怎么去餐厅了?”
“可不是!小于子领他去的,一下车就照直奔食堂了。小于子说那边吃得特差。”
“那家伙那么胖,还吃!”
“没治。说那家伙狼吞虎咽,足吃了有二斤包子。”
“包子呀,真逗!”
“小于子说端来端去费事,干脆让他去餐厅了,小于子陪着他。”
这是张汨和王江丽在房间里聊天。听起来好像是他们从派出所里新调来的同事。不料继续说下去,却不太像了。
张汨接着说,“小于子去了就问他还敢不敢了?他说,‘不敢了,让我回去吧。’”
“哈哈。”
“哼,不老实,去一阵就老实喽。”
后来我得悉此人是曹•思源,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高级顾问,《企业破产法》一书的作者。一位警察私下里告诉我,“你们几个人里,去了秦城又回来的,就他一个。”“为什么去了,又回来?”“唉!他态度不好呗!有一次问他的时候,他发脾气,跟人家拍桌子蹬眼睛,吵起来啦。那还不把他送秦城!”
“曹思源是不是满脸长着大胡子?”我问,我这个印象其实很没有来由。
“大胡子?”
“关在这儿又送到秦城一去不复返的有几个?”
“就包遵信一个。”
那大胡子一定是曹思源了。十月二日那天,坐在同一个小面包车上游览市容,坐在我右后方的那位,满脸大胡子。我只在上下车时有机会顺便转过脸去,看看我的两个同车难友。虽然都不认识(他们当然不可能让相互认识的人同车),但大胡子给我印象深刻。因为车刚一开上大街,他就开口了:
“啊嗬,今天整好是我在这儿第一百天啦!一百天没出来过了。”
我暗中掐指算算,他是六月二十二日被抓的。已经比我多“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十二天啦。
至少在那一天,曹思源情绪良好。他不断与坐在他身边的警察相互让烟抽。一路上,不断指着路旁新建成或正施工的豪华饭店、酒店,说这楼,那楼是跟哪儿合资的,几月动工的,耗资多少多少等等。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
车过东单,他说:“这进去不远就是我家,真他妈的想回家!”也不知他在跟谁讲,也不管是否能如愿,他一路上放松自己,不断自说自话,表达胸臆间的愿望。
“哟,饺子馆,这是饺子馆嘛,进去吃一顿?”
“你请客?”警察们搭荏儿问,“想吃饺子了?”
“想吃。我请,怎么样,真的。”
“二十多人呐。”
“我请啊!怎么着?不就百十来块钱嘛。啊?”
车不停,连速也不减。没人理他的饺子。
他开始沉默下来。车却在前边停了。一辆靠一辆,排着队,停在柏油路边。
并不是什么饺子馆,而是公共厕所。
没人要进食,有人要出恭。
能真正地上一回公共的厕所,也颇具诱惑力:可以下车走几步路,左右扭动一下脖子,看看大街、蓝天、行人,呼吸几口外面世界的空气。最主要是可以重温一下作一个“公民”的幸福。只是想,箭一样地窜进去,弓一样地摇出来的,差不多全是他们的人。
车开之后,无线电对讲机再三地传来问话:“谁还有什么要求,想去哪转转?可以提出来。怎么样,有没有?有就讲话。”
我极想的是在路边的书店停下来。不知什么缘故,忍了又忍,终于没说出来。
曹思源没这么多顾虑:“想回家!”简直是嚷着说的。
“不行!”小面包前排坐上的一位立即回答了,声音颇为严肃,冰冷。其实早在刚才路过东单时,大胡子就表达了他的愿望。“停停车,哪怕二十分钟也行。”没人理他。
曹兄自此始再不讲话了。车进入小停车场,一个警察说:“北明先走吧。”另一个则说,“一块走吧,反正差不多一块下来的。”没一块走,大约不乐意让我们互相知道对方的房间号。
不过,我知道曹思源、周舵、李洪林、包遵信住在四楼。那时包先生尚未被押送秦城。大约他们人物大,事情重,所以住的楼层相应的也就高。要想逃走,得多下两截儿楼梯;要想跳楼,得多摔断一条胳膊腿。
审讯基本结束以后,大部分警察都撤回北京了。留下一组人员专门看守我们。随着气氛的松弛,报纸的样式增多了,有了《人民日报》,有时还有《参考消息》。仍然是传阅。常有警察前来找寻前两三天的报纸。“没有呀,”我有时说。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裁剪报纸。有些消急,比方外交部关于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的严正声明啦、抗议啦,以及一些不得不报导的东欧国家的消息什么的,看着就让人高兴。“没有,”我大声说。
“唉,那是人家老曹的报纸。”
“咦,他怎么还会有报纸?”
“订的呗。”
那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世界共产主义体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着空前的大崩溃,大瓦解。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消息从电视上传来。先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紧接着是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事变。再后是那个“大家庭”的家长苏联解体。
以改革开放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曹思源当然就想到了订阅报纸。据警察们说,他每日忙于研究报纸,剪裁粘贴报纸。还给去聊天的警察们讲述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他研究报纸上那些变形新闻的心得。他说:《参考消息》所刊登的有关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消息,显然将人们对苏联局势的了解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当我们从《参考消息》上林林总总关于苏联的报导中,得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困境,无法进行下去的结论时,却传来了苏共党代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取消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有关条文的消息。据说,曹思源愤怒地指出,《参考消息》对此做了大量旨在歪曲事实,掩盖真象,混淆视听的报导。
图: “生得立法破產有,死不甘心憲政無。其實,他一生的精彩不止這兩個亮點。”——丁东悼念曹思源 2015年1月2日 明报月刊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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